探求中苏关系始末！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 1949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的“亲热”期。当时,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但在1958年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两党之间,特别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明显裂痕。 1960年到1968年,是中苏关系的“冷战”时期。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异常猛烈。 1969年到1978年,是中苏关系的“热战”时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还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接连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点贸易和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趟列车。 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也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邓小平就是在这个时候,捕捉到了有利信息,并牢牢地抓住时机,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 中苏会谈,改善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1979年4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2月14日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建议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对此,苏方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谈判于1979年9月25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在长达70天的谈判中,中方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始终要求苏方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苏方则避重就轻,只泛泛地谈论了一些两国关系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交往。谈判虽无果而终,但在双方长期中断往来的情况下,两国政府特使能坐下来举行政治谈判,这本身就蕴涵了重大的政治意义。 中苏关系改善的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当时,苏联最高***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距在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他在讲话中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又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于是这个讲话被称为“勃氏绝唱”)。 “葬礼外交”,推动两国关系改善 11月14日中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飞抵莫斯科。这是中国高层***近20年来首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在中苏间人员往来长期断绝的情况下,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黄华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半时间,受到了苏方超规格的礼遇。他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友好交谈,还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这是20多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这场因葬礼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对中苏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表明两国之间的“政治气候”从“乌云密布”开始逐渐转“晴”。 消除“三大障碍”,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从1982年10月起,负责与苏方谈判的中方工作人员就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政治磋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副外长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善两国关系。双方的这种各持己见的“聋子对话”整整进行了三年。 1985年3月,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1986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的一番讲话,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为边界谈判的重新启动打开了大门。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特意跑到远东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考虑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称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还表示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江的原则。这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但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了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同他见面……我已经82(岁)了,早已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了。但如果消除了这方面的障碍,我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很有意义的。”1987年2月,中方与苏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边界谈判。政治磋商同时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两国边界谈判总共举行过三次:1964年和1969年的两次实际上都是政治谈判,并未真正触及两国的划界问题。1982年这次谈判则有别于前两次谈判,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边界谈判。中方的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第三次谈判气氛与前两次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双方都总结吸取了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平心静气地具体讨论解决边界线走向问题。谈判一开始,苏方就爽快地赞同中方提出的划界主张。紧接着,苏方又同意中方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划界专家工作组,在地图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划定边界线走向。 最高***会晤,中苏两国重修旧好 在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取得重大突破,中苏高级会晤的时机业已成熟。中苏双方经过商定,两国外长分别于1988年12月初和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做准备。 在两国外长的互访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件事是1988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钱其琛外长时主动表示: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最高***第一次正式向中方承认自己有过错;第二件事是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两国外长的互访,被邓小平称为中苏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邓小平庄重地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邓小平也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接着,邓小平扼要地回顾了中俄、中苏之间百年来的风风雨雨。在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邓小平说,20多年后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邓小平接着强调说:历史上的账已讲过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了,我们都应该“把重点放在未来”。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这个条约取消了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中国和苏联以前的俄国没有传统友谊

所以和俄国的“传统友谊”都指的是苏联时期

中苏曾经结盟

我国当时的口号是“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事例数不胜数

1中国派了很多学生前往苏联学习

2苏联派专家援建中国

3中苏结盟对抗美国的核讹诈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这个条约是以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基础草拟的。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当时的缔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对反击美国的“冷战”攻势起了积极作用，它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但是，即使在50年代前半期中苏友好交往期间，在条约执行中就已发生一些使中国人民不甚愉快的事情。如在关于无偿移交日本投降后在东北留下的财产问题上，苏军在撤离东北时，实际上已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厂矿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部搬走，只移交了一些空房子；在两国贷币的比值问题上，苏联不顾中国政府的异议，将卢布比值定得很高，将人民币的比值压得很低。这些情况，暴露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以后的中苏交往中更有所发展，从而使同盟条约不可避免地蒙上阴影，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同盟条约在1980年期满后未再延长。

(1）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关系:结盟（同盟）关系。有利于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包围和封锁，保障新中国的国防安全，有力地支援了新中国经济建设。

（2）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中苏之间出现重大分歧，并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原因：一是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已经成为苏共领袖地位的强有力的挑战者，二是中苏两党在对国际形势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两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认识。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分歧从何开始，一般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创举。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表面上的思想意识分歧，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十年谈判。中国坚持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是为国家建设创造外部环境的战略考虑。

“结盟”在国际关系上是一个专用术语，一般具有军事意义，即：

若A与B结盟，则与A的战争就是与B的战争

这和你提到的“经济”“防止美国独大”没有关系。

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相对强大的综合国力使得美国必然在中美战争中损失惨重所以不会轻易发动战争

另外结盟的国家在外交政策等方面通常要保持一致，这对奉行独立自主外交的中俄两国来说难以接受。

目前，中俄属于更加灵活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加上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地区合作组织，实际效果好于单纯的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