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三十年之名词解释（4）？

　　民族主义文学：是属于国民党的一个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等。文艺主张鼓吹要建立“文艺的中心意识”，声称“文艺的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主要刊物《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代表作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黄人之血》。“民族主义文学”的中心意识“民族意识”，实质上是封建意识与法西斯思想的混合，以此否定阶级意识，抹煞阶级斗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着文揭露其“屠夫文学”、“杀人放火文学”的实质及丑恶表现。现代派与现代诗派：现代派得名于1932年出版的《现代》大型文学杂志，主要负责人为施蛰存、苏汶、戴望舒三人。《现代》发表各类作家的作品，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现代》上发表诗歌的人很多，一批诗人从思想到艺术有许多共同倾向，称之为“现代诗派”。现代诗派的首领是戴望舒，主要成员有徐迟、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后又编《新诗》杂志，推进这股现代派诗潮。现代诗派的诗作表现了幻灭中的追寻、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意识和孤独寂寞的心态，追求语言的自然质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异的手法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这股现代派诗潮，因后期新月诗派向现代派转化，而汇成一股不小的潮流。被人称之为新诗的黄金时代和成熟期。除现代派诗外，还有现代派小说，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创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说和新感觉主义小说，称之为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觉派

心理分析派：(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家施蛰存。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此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庐隐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压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性心理描写作为其中的因素、成分。而施蛰存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石秀》等。心理分析派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内容和手法。

新感觉派：(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还提出了“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孤岛文学：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文艺工作者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进行抗日文学活动，称“孤岛文学”。孤岛文学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爱憎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活动特别活跃，于伶和《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小说：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战国策派：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发生在抗战中期。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已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学习和讨论中发生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向林冰的观点。向林冰的观点是：①“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认为喜闻乐见应以习闻常见为基础，而民间形式是大众习闻常见的②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形式。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①对旧形式全盘否定②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时，否认新文艺在形式上存在缺点。郭沫若、茅盾、胡风等在撰文讨论中，都从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论述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把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大众化问题联系起来，见解独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茅盾指出新文艺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学习吸收中外文艺的优秀之处，要继续发扬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民族现实，提炼熔铸新鲜活泼的素质。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现实之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现实主义与主观战斗精神论争：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胡风的理论是有深度的、见解独到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虽不能说他在宣传文学“与抗战无关”，但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却不无偏颇之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判。郁达夫的《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讲话》精神在文艺上显示的初成绩。文艺工作者改变了轻视民间文艺秧歌的态度，与群众一起，指导改造了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内容，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1943年春节秧歌闹得热火朝天，涌现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秧歌剧，如“鲁艺”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向工农兵普及的实践。

“随感录”作家群：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向其撰稿的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具代表性。这些杂感作者被称为《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陈独秀的泼辣明快，钱玄同的汪洋恣肆，刘半农的爽直幽默与鲁迅的犀利凝重，展现了这一作家群的不同风格。而立论坚实、短小精悍、富于战斗力，则是其共同倾向。

问题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潮流，出现在1919年的下半年到1922年间，代表作家有冰心、许地山、叶绍钧、庐隐、王统照等。他们以五四新文化作为参照，重新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并过小说的形式加以艺术的表现。文学研究会作家的“问题小说”广泛地涉及婚恋、教育、就业、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作家们对社会弊端的敏锐感悟，使五四文学具备了强烈的启蒙色彩和理性批判精神。主要不足是由于急于要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生的思考，社会功利的倾斜使其不免带有观念化与抽象化的陋病，人物形象被社会问题冲淡，削弱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代表作有冰心《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

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这些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代表作有彭家煌《怂恿》，王任叔《疲惫者》，许钦文《疯妇》，台静农《地之子》等。

自叙传抒情小说：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零余者：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小诗体：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徘句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主要作者有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等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小诗体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过渡的意义。

纯诗：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穆木天所谓的“纯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忌说明的”。早期象征派诗人提出的“纯诗”概念，在其更深层面上，意味着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美文：周作人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于1921年发表《美文》，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王统照、傅斯年、胡适等曾撰文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徐志摩和周作人自己等一大批作家富有成效的拓荒，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

春柳社：1906年冬由中国留日学生组建于日本东京，因从事演剧活动而在中国早期话剧创始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成员有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等。1907年正式公演《黑奴吁天录》。这是春柳社有代表性的一次创作活动，演出在东京引起了轰动，其影响达于国内。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员陆续归国。1912年初，陆镜若在上海邀集欧阳予倩等人成立了新剧同志会，正式从事职业演剧。它始终保持着春柳社的宗旨和传统作风，因此可算作“后期春柳”。

上海民众剧社：”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陈大悲、欧阳予倩等十三人。5月创办了《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杂志。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和负担社会教育的任务，认为它”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总的说来，是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此外，他们还介绍了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的小剧场运动，以助长”爱美剧“的声势。民众戏剧社的主要贡献是将”五四“革命精神在戏剧理论方面作了充分的发挥，也强调舞台实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爱美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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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简

笔名芦荻、师陀。河南杞县人。1931年到北平学习写作，后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历任上海苏联广播电台文学编辑，上海戏剧学校教师，上海文华**制片公司特约编剧，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剧本创作所编剧，上海作协专业作家。

中文名：王长简

别名：笔名芦荻、师陀

职业：教师、编剧

代表作品：《谷》、《里门拾记》、《野鸟集》

职务：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

笔名芦荻、师陀。河南杞县人。中学毕业。1931年到北平学习写作，后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历任上海苏联广播电台文学编辑，上海戏剧学校教师，上海文华**制片公司特约编剧，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剧本创作所编剧，上海作协专业作家。河南省第一届人大特邀代表，上海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上海文联、作协历届理事。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马兰》、《结婚》、《历史无情》、《雪原》，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野鸟集》、《落日光》、《无名氏》、《果园城记》、《石匠》，散文集《江湖集》、《看人集》、《上海手记》、《黄花苔》，散文诗《夏后记》，话剧剧本《大马戏团》，历史剧《西门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