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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表哥和表妹结婚很多，对子孙有一些影响。 但近亲结婚只是说患病的风险大，而不是说全是怪胎，关系越亲风险越大 。
欧洲皇室和清朝皇帝都是表哥和表妹结婚，导致接连绝后。唐宪宗和皇后郭氏是表亲，生的子女都才活了20多岁。 当然，也有近亲通婚生出聪明儿子的。如白居易的父母就是舅甥婚配。
为什么不提倡近亲结婚？
近亲结婚的话题是遗传咨询开设以来最多内容之一。我国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中第一章、第六条有明确的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婚姻法是国家大法之一，是每一个公民必须遵守的。
有人羡慕国外的自由，说：“人家国外就不管你是否近亲，你愿意就可以到教堂举行婚礼，……。”他不能算是对自由的含义有明确的认识。国际著名的人类学家，专门从事近亲通婚研究的Alan Bittles教授曾经称赞地说：“中国的婚姻法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法，政府立法对人口质量关心。英国就没有这样的法，这是一个遗憾。”
还有人说：“我们家族世世代代没有过遗传病，我坚信我们根本不会得遗传病。”但是提问的人毕竟还是拿不准，想问一下如何进行遗传病的检测，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愿意花钱去检测，请教您我们到哪家医院检测最好？”对此，不用谈婚姻法，让我们用科学的计算来表明为什么不提倡近亲通婚。
根据专家估计，每个正常人身上可能携带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有害的隐性等位基因，近亲通婚会使得这些隐性等位基因有更多的相遇机会，并且产生遗传上的异常。人类的核基因组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在近亲通婚的情况下，两个相同有问题的基因结合到一起的机会远远大于非近亲通婚的人。近亲通婚的风险到底有多大？让我们从以下婚配模式来计算：
如果在一级表亲和二级表亲之间有一级隔代表亲和一级隔山表亲通婚，则近亲指数就是1/32 ＝ 003125，其他类型依次类推。假设一种遗传病在人群中的比例是1/1000：
非近亲通婚的后代患病风险为1/500 × 1/500 × 1/4 = 1/1000000(百万分之一）；
二级表亲通婚后代患病风险为1/500 × 1/64 × 1/4 = 1/128000
一级表亲通婚后代患病风险为1/500 × 1/16 × 1/4 = 1/32000
兄妹通婚的后代患病风险为1/500 × 1/4 × 1/4 = 1/8000
与非近亲结婚相比，二级近亲的风险增大78倍；一级近亲的风险增大31倍；兄妹通婚的风险率则是正常随机婚配的125倍！
如果按照专家的提示，每个人可能携带有几个甚至10几个隐性的有害基因的话，近亲通婚后代患病的风险还会更高。比如糖原储积症这一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它的可能类型很多，其基因由17个以上的外显子构成，不同外显子发生突变的人结婚后代不会产生异常，而两个完全相同的外显子的配对，通常是产生于近亲通婚。
有人说不同民族之间通婚会增加癌症的发病率，这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现代人类没有生殖隔离，也没有种之分，白人、黑人和黄种人都是血缘关系十分相近的同种。用谁都能看得懂的例子来说，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之间的分子上的差异，可能比一个北京人和一个上海人之间的遗传差异还小。这就是遗传学上所定义的族内个体之间的差异可能大于族间个体的差异。
还有人用我国的某些少数民族来举例，说那里的近亲通婚使得那里的人个个长得漂亮，双眼皮大眼睛等等，并以此来论证近亲通婚的好处。这种想法是自然的，但是这种宣传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双眼皮的特征本身是一个重要的遗传特征，由于南方少数民族大都带有这个遗传特征，因此不论近亲通婚与否，都会表现出这个特点，而与近亲结婚毫无关系。
人的漂亮与否是由更多内在的因素决定的。眼睛的大小是人群特异性的一个标志。从我国的华北地区向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辐射，眼睛形状的差异逐渐呈放射状变化，你看多了单眼皮，你觉得看腻了，你可能就认为双眼皮好看；但是很多外国人却有相反的想法，他们说把这种特点形容为东方美。你细想会承认，自然美和心灵美是最好的美。
亲缘相近的个体间的通婚。一对夫妇，如在曾祖父以下世代有共同祖先，就算是近亲结婚。表兄妹结婚，就是较常见的近亲结婚。大多数国家都不鼓励近亲结婚，甚至禁止近亲结婚。近亲结婚，后代的死亡率高，并常出现痴呆、畸形儿和遗传病患者。这是由于近亲结婚的夫妇，从共同祖先获得了较多的相同基因，容易使对生存不利的隐性有害基因在后代中相遇（即纯合），因而容易出生素质低劣的孩子。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人群中每个人约携带 5 ～ 6 种隐性遗传病的致病基因。在随机婚配（非近亲婚配）时，由于夫妇两人无血缘关系，相同的基因很少，他们所携带的隐性致病基因不同，因而不易形成隐性致病基因的纯合体（患者）。而在近亲结婚时，夫妇两人携带相同的隐性致病基因的可能性很大，容易在子代相遇，而使后代遗传病的发病率升高。下表列举了几种隐性遗传病，表明近亲结婚后代的发病率是非近亲婚配后代发病率的数倍。
此外，高血压、精神分裂症、先天性心脏病、无脑儿、癫痫等多基因遗传病，在近亲结婚所生子女的发病率也明显高于非近亲结婚。为此，许多国家通过法律禁止近亲结婚。中国婚姻法第六条规定： “ 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 直系血亲指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之间的关系。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包括同胞、叔（伯、姑）与侄（女）、舅（姨）与外甥（女）之间，表兄弟（妹）、堂兄弟（妹）之间的关系。据调查，近亲结婚率，城市约为 07% ，农村 12% ，有的高达 28% ，某些山区农村、海岛由于交通不发达，近亲婚配更高，因而遗传性疾病就较多。因此禁止近亲结婚是降低以至消除隐性遗传病发病率，提高人口素质的有效措施，是优生的主要内容之一。 还有人说：“我们家族世世代代没有过遗传病，我坚信我们根本不会得遗传病。”但是提问的人毕竟还是拿不准，想问一下如何进行遗传病的检测，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愿意花钱去检测，请教您我们到哪家医院检测最好？”对此，不用谈婚姻法，让我们用科学的计算来表明为什么不提倡近亲通婚。
根据专家估计，每个正常人身上可能携带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有害的隐性等位基因，近亲通婚会使得这些隐性等位基因有更多的相遇机会，并且产生遗传上的异常。人类的核基因组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在近亲通婚的情况下，两个相同有问题的基因结合到一起的机会远远大于非近亲通婚的人。近亲通婚的风险到底有多大？让我们从以下婚配模式来计算：
如果在一级表亲和二级表亲之间有一级隔代表亲和一级隔山表亲通婚，则近亲指数就是1/32 ＝ 003125，其他类型依次类推。假设一种遗传病在人群中的比例是1/1000：
非近亲通婚的后代患病风险为1/500 × 1/500 × 1/4 = 1/1000000(百万分之一）；
二级表亲通婚后代患病风险为1/500 × 1/64 × 1/4 = 1/128000
一级表亲通婚后代患病风险为1/500 × 1/16 × 1/4 = 1/32000
兄妹通婚的后代患病风险为1/500 × 1/4 × 1/4 = 1/8000
与非近亲结婚相比，二级近亲的风险增大78倍；一级近亲的风险增大31倍；兄妹通婚的风险率则是正常随机婚配的125倍！
如果按照专家的提示，每个人可能携带有几个甚至10几个隐性的有害基因的话，近亲通婚后代患病的风险还会更高。比如糖原储积症这一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它的可能类型很多，其基因由17个以上的外显子构成，不同外显子发生突变的人结婚后代不会产生异常，而两个完全相同的外显子的配对，通常是产生于近亲通婚。 下表所列是不同等级的近亲婚配中的所患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的近婚系数。
近亲婚配类型及其近婚系数
近亲婚配类型 亲缘级别 近婚系数（ F ）
父母与子女之间 一级 1/4
同胞兄妹之间 一级 1/4
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半同胞之间 二级 1/8
叔侄女之间 二级 1/8
舅甥女（或姑侄）之间 二级 1/8
表兄妹之间 三级 1/16
堂兄妹之间 三级 1/16
半表兄妹之间 四级 1/32
二级表兄妹（从表兄妹）之间 五级 1/64
如果是 X 染色体上的隐性基因，由于女性有两条 X 染色体，可能从共同祖先处获得纯合性基因型，而男性是半合子，不存在纯合的问题，故近亲婚配对所生男孩没有影响。或者说，如果确定某致病基因属 X 连锁隐性遗传，姑表兄妹或堂兄妹的婚配不会将该病遗传给他们的子女，但舅表兄妹或姨表兄妹婚配后 X 连锁基因的遗传风险较常染色体大。
近亲婚配对后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增加隐性遗传病的发病率，而且先天畸形、早产和流产、幼儿夭折的风险也增加。在评价近亲婚配对群体的危害时，通常需在调查各类近亲结婚的基础上，计算出平均近婚系数（以 a 值表示）。 a 值越大，对群体的危害越大。一般以 a 值为 001 （即 1% ）为高值。通常在发达、开放的社会中， a 值较低，封闭、隔离或有特殊风俗的社会中 a 值较高。 1980 到 1981 年，我国对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口调查表明，其近亲婚配率为 14% ，平均近婚系数为 0067% 。
遗传咨询中，最常见的有关近亲结婚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
1 如何判断是第几代近亲结婚？
从有共同祖先的那一代计起，算第一代，依此类推。如表兄妹结婚，双方的外祖母属第一代，双方的母亲属第二代，表兄妹结合就是第三代。我国婚姻法规定三代以内血亲禁止结婚。
2 近亲结婚的风险有多大？
上表所列的近婚系数就是其遗传风险。对于发病率较低的疾病，如白化病，这种风险率一般高于随机婚配；如果是发病率较高的疾病，如我国南方的地中海贫血或蚕豆病，这种近亲结婚带来的风险并不一定高于当地人群随机婚配引起的发病风险。
3 一方为近亲结婚的后代时，能否与其结婚？
虽然为近亲结婚后代，如果其家族和本人没有明显的遗传病史，与其他非近亲的配偶结婚后，不应担心近亲结婚带来的后果。或者说，对后代的影响与正常婚配没有明显差别。
结婚是喜事，而且舅舅和外甥虽然是亲戚，但是不是一家人，所以不用考虑间隔时间的，如果考虑亲戚忙不过来，可以间隔三天以上的时间。如果是特别讲究的人间隔100天足够了。我们这里舅舅结婚和外甥结婚没有要间隔多久的说法，至少我是没见过。
陈国公主是契丹辽景宗的孙女，她之所以会跟自己的舅舅萧绍矩合葬，是因为她嫁给了舅舅萧绍矩。因为契丹皇族世代只与契丹箫氏通婚，而且契丹皇族有维护血统纯正的传统，所以在契丹没有**一说，因此陈国公主才会嫁给舅舅，死后与舅舅合葬。
世代与箫氏联姻辽国的开国帝王是耶律阿保机，他是个极其仰慕中原汉文化的帝王，他效仿中原，在契丹内部进行改革，将契丹的皇权高度统一。他在改革的过程中，他羡慕汉朝刘邦与忠臣萧何共同创业的经历，于是他就将皇族耶律氏自诩为刘氏，而将与耶律氏世代通婚的契丹贵族乙室和拔里世改为汉姓箫氏，并且规定耶律氏皇族只能与契丹箫氏通婚。也就是说契丹箫氏从此以后便垄断耶律氏皇族的姻缘，箫氏就成为辽国独一无二的外戚。辽国终其一朝，箫氏出过十三位皇后，十三位王爷，以及二十多位驸马。
少数民族保护血统纯正的传统历史上很多国家的皇族，为了保证皇家血脉，常常族内通婚。在现代医院中，大家都知道近亲通婚，必然会有家族遗传病，其实并不是诞育优秀子嗣的最佳方法。但古时候科技落后，且神权思想严重，很多国家的皇族为了利用神权统御万民，因此故意将皇族给神化。于是不与平民百姓通婚，就成为保证皇族神化血统的一个有效方法。
当然像表兄妹两姓通婚，在古代严格说起来不算是近亲通婚，不过中原地带很早就有了伦理观念，所以甥舅通婚在中原地带已经被禁止，皇族间也禁止近亲通婚。可像契丹这样的少数民族，他们比中原地带落后很多，所以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是默许这种族内通婚的。再加上契丹非得与箫氏通婚，适龄男女人数较少，于是出现这种甥舅两姓结合的情况也比较多。
正是因为契丹辽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以及契丹皇族固定的通婚家族，所以才会出现中原地带不为接受的族内通婚。但在契丹，陈国公主下嫁亲舅舅是正常现象，所以她死后与丈夫，也就是自己的舅舅合葬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唐与土蕃等民族
中国历史上唐与吐蕃的关系
一、唐蕃关系的渊源及其历史墓础
吐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是在公元七世纪初年。那个时期，正是松赞干布（《唐书》上称弃宗弄赞，盖译名之异）在位的年代。吐蕃在此以前，原是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国内地并无往来，因而也不见于汉文记载。只是有个东女国在隋时间与隋王朝通贡使，唐高祖武德中也向唐人贡。这个东女国，或即以为唐旄。在隋末庸初时，吐蕃先后统一了在那个地区的唐旄、羊同、苏毗、附国等由羌族或其它族组成的部落，逐步把现在青藏高原上分散居住着的一百几十个原始羌族部落和西域一些非羌族部落等合并在一起，这就是吐蕃。松赞干布在位的年代，正好与唐王朝第二个皇帝太宗李世民同时。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松赞干布遣使来唐聘问，唐派使臣冯德遐前往逻安（今拉萨）通好。这是中国史上建立在中原地区的统一王朝与吐蕃建立往来关系的开始。看来当时双方之间都不够怎样了解：因此都在各自的史册上记载着“来朝”或“来贡”的字样。
通过冯德遐的回聘，松赞干布以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唐公主，因而也向唐请婚。随着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遂揭开了唐与吐蕃之间往来与争夺的序幕。中国立国虽然比吐蕃还要早两千多年，但与吐蕃建立正式往来关系，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尽管如此，吐蕃先世与中华民族的渊源和与商、周、秦汉等王朝的间接关系，仍是一直不可分的，同时自唐初开始，正式成为组成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要成员之一，更是有其深厚的民族、历史和地理各方面因素做基础的。若要说它是中途以新的成分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是不够全面的；至于民族渊源方面的西来说，则更是别有用心的不根之谈。
从民族渊源来说，根据近年考古发掘资料，今天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属于蒙古人种。而1983年在横断山区首次发现第四纪脊椎动物化石和古文化遗物，更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就有原始人在这一地区活动。至于中国西部最古老的民族羌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则具见于甲骨、金文和古籍的记载。同时羌族中发羌、唐旄等部，在秦汉间就已由河源进入今藏北地区；汉武帝时，又传说有羌族的六牦牛部进入今西藏地区。在隋以前，活动于本地区的部落国有附国、吐谷浑；隋时则有女国、宝髻、苏毗、羊同、党项等部落，这些都是组成当时吐蕃的主要成员，其中最众多的氏族，还是以秦汉以来的羌族为主的。吐蕃的民族成分，可以说是融合了羌族多种部落和其他西部古民族而出现于史册的，而南来、西来两说，一出于印度佛教传入后的宗教性附会；一出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东来后政治性煽惑，并无史实根据可言。
吐蕃族的形成，以中国西部古羌族为主体，这从今藏族的地区分布和语言渊源上也不难窥见一斑。说起羌族，它的先民在传说中是炎帝族。炎帝族很早就进入中原地区与黄帝族形成为后世汉族的最早祖先。所以现代中国汉人的老祖先，最先是通过黄炎联盟的形式，后来又经过姬、姜联姻等方式，才成为从汉以来被称为汉族的主体。汉以后虽然又有分有合，甚至成为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素质各异的共同体，但从族源来讲，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实质。除了黄炎联盟时期未进入中原或后来秦穆公、秦献公等在与西戎争霸时，又被驱入中国西部地区的羌戎，由于交通的阻隔和文化上的趋于落后，便仍然处于聚落游牧的社会阶段。等到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地区自秦汉魏晋以来一直分散不相统属的羌族各部落，而建成以羌族为主体的第一个统一王国时，它的奴隶社会性质和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仍未得到改变。但这种长期由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等所形成的社会状态，一旦在政治上得到了统一而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组织后，便在形势的促使下，原来那种落后的社会、经济而貌，必须急速地要加以改变了。
吐蕃社会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是要和它周围的国家与地区相沟通。在这方面，它若向南方的泥婆罗、天竺地区发展，则显然要受气候、风上、民情等方面的限制，因为一旦从高寒地带进入湿热的高温地带，在短期内是难以适应的。它们只能是在文化、经济上有所往来，乘其新兴之势，顶风冒雪，盘马弯弓，以剽急强悍的骑兵部队进入地势与气候相适应的地带，并进而掠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这就是吐蕃当时东北进以并吞吐谷浑、党项，东进松州以掠取唐所羁縻的诸羌州，北进于阗以与唐争中西交通要道上的四镇的根本原因，也是吐蕃当时历史发展的形势。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吐蕃的东进、北进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便是当时的天山南路和青海、甘肃、四川的西南地区，都是当时羌族、氏族及吐谷浑、鲜卑（秃发、乞伏、乙弗等）等非汉族而与吐蕃族在生产生活上相接近的诸族活动的地区，和它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这就更促成了吐蕃向这些地区进军和发展的必然策略和趋势。因此吐蕃在合并唐旄、苏毗后，使为向东北进攻吐谷浑铺平了道路；在征服羊同后，便为向北进攻于阗创造了条件。这样便在今青海、四川境内和在当时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地区与立国中原的唐王朝相冲突了。不仅是如此，它同时还与葱岭以西的波斯、大食和在它东南方的南诏也都相互形成了威胁的局面。在这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冲突与交涉的关系中，比较起来，唐与吐蕃之间关系，既有联合，又有争夺，而以和平往来与文化交流为历史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也就是汉藏两民族在黄炎、姬姜、汉羌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凝结成的民族历史关系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的新成果。
但是也必须指出，我这样看这个问题，却并不是在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作用中，把唐与吐蕃等量齐观，无所区别的。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总的或主要的趋势看，无疑地唐王朝在松赞干布的时代，不仅是与吐蕃比，同样地也是正处于它的兴盛期；而且在当时的东方和世界历史上看，唐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深入到高丽、日本及天竺（今印度）、狮子（今斯里兰卡），而且还远及大食（今阿拉伯）、拂林（今东地中海一带）。同时唐代继汉之后所开辟的东西方陆路交通大道（今或称丝绸之路），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唐代版图的广阔，也是中国史上所仅有的。从声威方面来说，当时西域诸国都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称东西交通大道为朝天可汗道；而当时的唐首都长安，又是华夏文化与西域文明荟萃的中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吐蕃王国最初与唐王朝建立往来关系时，还只能居于藩属地位，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吐蕃王朝崩溃后，终于在元初正式成为组成祖国统一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可说就是基于这种历史因素和因缘的，否则的话，不可能由于萨班·贡噶坚赞和他的侄子八思巴两人的努力，而使西藏地方的人民如水就下地归顺大元王朝的。西藏当时的顺时趋势，主要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相适应的。与此相反，元代虽然曾地跨欧亚两洲，而且蒙古骑兵的铁蹄，踏遍了中亚及东欧大地，但并没有促成翰罗思等国家和地区的归顺，即是显例。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言以蔽之：民族文化的因素不一致，而历史关系又无基础，只想用武力进行扩张是不行的。
唐与吐蕃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在同种同文的基础上，但在这种关系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是有一定曲折，这也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在唐太宗贞观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唐便在陇右和西域方面受到了威胁，这样唐王朝便与吐蕃处于对峙或联盟的局势。联盟是为了加强内部经济、文化的往来和共同对付大食势力东来的威胁，而对峙则是双方势力消长的表现。等到安史乱起，唐在河陇的边防军相继东调守御潼关，吐蕃势力的发展，便逐步趋于优势。但双方之间仍以和好往来的联盟为基本关系。如公元七三○年，，唐玄宗李隆基遣使到吐蕃讲和，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上表说：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进和同为一家。
又如公元八二三年的长安《唐蕃会盟碑》文中说，
商议叶同，务会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
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义一为此大和矣。……使其两界烟上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诸万代，赞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
这种在封建社会具体历史条件卞）两个不同民族的政权之间所建立的和好往来关系，对唐蕃双方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广大人民的安居乐业是有利的。真的是“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吐蕃由于与唐之间先后持续了约二百来年的往来，吐蕃的文化、经济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逐步扫除了氏族社会残余．但最终由于吐蕃社会奴隶制残余的作崇，贵族阶级的兼并土地和增收租税，宗教徒之间的互用残杀，更加上连年用兵，促使贵族内部各个集团分崩离析，当唐王朝趋于衰亡时，吐蕃也早一蹶不振了。宋代人修唐史时，对唐与吐蕃在历史上的关系，曾这样的评论：
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巳。唯吐蕃、回鹘号雄强，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吐蕃和唐王朝的争夺，虽使它们同归于衰亡，但这主要是指统治者而言，而吐蕃地方和那个地方的广大人民，通过二百多年来和中原地区人民的往来与唐王朝政权的联系，遂使双方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此便密不可分了。这种历史关系，从吐蕃来说，是祖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在发展中向内地的扩张和掠夺，这在把中国西部地区分散存在的以羌族为主的众多部落统一起来，从部落群体向单一的民族政权形式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唐王朝来说，它与吐蕃的争夺，却并不是象近代有些帝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具有扩张征服的历史因素，而是为了保障那时内地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免受破坏，并力争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畅通无阻。特别是和亲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贯彻了唐王朝和平往来的意图。这同样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中，做出了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贡献。这无疑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一支主流。曲解了这两点，便完全抹煞了当时历史发展的真象。
二、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其与吐蕃的关系
中国自周、秦以来，开始形成为东方的一个古文明大国。这个所谓大，便是指地大、众而言。古代的人类，（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交通条件等的限制，自始就存在着习性各异的多数族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不同族系的东西南北之人，由于互相接触，互相混合，便逐渐趋向于统一。这就是中国自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历史因素。在中国这个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民族间的同化与融合和文化上的递嬗与演变，都在不断地相互产生着影响。前面已经提到黄、炎的联盟和姬、姜的联姻，先后孕育了仰韶（彩陶）、文化、龙山（黑陶）文化所汇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在这种统一文化的基础上，才促成了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这种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出于那一个民族单独的创造，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的结果。其后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再一次民族与文比的汇流，便出现了隋唐大一统的新局面。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出现，正由于是植基于中国境内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因而他们的民族观念和立场，和秦汉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李唐这一族姓虽自称是陇西郡望，然其先世颇染少数民族血统。就李昞、李渊、李世民三代而言，其皇后如独孤、长孙、文德等，均属胡（胡字在其时的含义是泛指中中国北方各少数族）姓。而唐代汉族“胡”化，其事。又颇普遍。因此，唐人的种族观念，较前代为淡薄。有唐一代，蕃将最多，举凡突厥、高丽、回纥、沙陀及吐蕃诸族中的武士材官，很多是唐军的统帅或偏将。正因为隋唐是国家疆域最广阔的时代，为了要抵御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各民族骑兵的进犯和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长于骑射的蕃将，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方面不可或缺的人材。用人不分畛域，也是大一统形势下必然的趋势；民族歧视和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虽然还不可能全盘化除，但也必须相应地有所改变和克制。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一再说过：
目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
还有一次，边将报告獠人反叛，请发兵征讨。他批驳说：
獠依山险，当拊以恩信，胁之以兵威，岂为人父母意耶？
这种对边地少数民族不加歧视的观点，看来并不完全出于策略性或一时权宜之计，也不仅是唐太宗一人为然，而基本上在整个唐代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在这方面所采取和执行的政策，包括吐蕃在内，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和亲政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当不同民族的几个政权相互对立的情况下，以相互间的联姻关系．作为双方谋求并保证和平友好往来的纽带，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和亲政策的来由和实质．若把它看成是屈辱或者欺骗，那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这种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联姻形式和相互和平往来关系的建立，早在周代就已如此，其与后世所不同的只在于地域范围仍在中原地区而已。后来汉公生的远适异国，是在国家疆域有了大的开拓下才产生的。虽然公主琵琶，在后人的想象中别具哀怨，但汉代与乌孙、匈奴主室的联姻，确乎在相互往来和安定国防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其历史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无论是乌孙王或是匈奴单于，也都是向汉廷上书礼聘，却并没有要挟或威胁。而汉公主们也只是感到语言不通，习俗各异，最初颇不习惯，但到后来，还能在老王死后从其子辈“妻其后母”的国俗。这种联姻关系，只存在于双方王室之间，因此后世称为和亲政策。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局面形成之际，中原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突出。产生这种交往的方式，显然是为了适应当时新的形势所需要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必须先要得到充分的了解。
在唐开国之前，隋文帝杨坚即曾先后以宗室女大义、安义两公主嫁突厥可汗，又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浑夸吕可汗的儿子伏。同时伏也请以女备文帝后庭，为文帝所辞却。可见当时不同民族王室间婚姻往来，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也不仅汉公主出嫁少数民族。当唐开国之后，未待吐蕃请婚，唐公主已分别出嫁到突厥、吐谷浑等诸国去了。在初唐来说，吐谷浑尚不成为唐王朝的威胁力量，可见和亲只是当时一种和平缔交方式，是为了沟通双方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友好，并不存在大国、小国，谁强谁弱以及什么相互利用欺骗等问题。
松赞干布即位后，吐蕃势力方盛，他本人也正有志于四方，对唐王国自然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他听说突厥、吐谷浑都尚唐公主，便也奉表遣使向唐求婚。请婚自然是一项结好的表示。从当时情势看，除了这是一种带有传统性的和平缔交方式外，还有对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羡慕与向往的时代因素，并不单纯是效法他人的时髦做法。因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华夏文化的中心所在．东方诸国的观瞻所系，也是西域文明的荟萃之处。吐蕃当时歆慕上国文化，可从唐书记载中不难看得出来：这种记载，虽出自汉官，不无抑扬。但从文成公主人吐蕃时所带佛像、经书、工艺品，绸缎、农作物种于及乐器、工匠等情况，和随着派留学生来长安学习等史实，说明吐蕃不仅通过和亲自唐传人了佛教文化，也引进了汉族传统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之间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也繁荣了吐蕃的文化。后世有的藏文记载中把逻安建立佛寺、供奉神像的设计蓝图，完全归功于文成公主的星算术和地理风水，这自然是宗教语言，但以文成公主作为大唐文化的象征，是自有其历史脉络的。吐蕃最初向唐求婚的历史因缘，虽如上述，但其结成，却还费了一定的周折。唐与吐蕃初通使后，吐蕃向唐请婚．唐当时对吐蕃还可能缺乏了解，一时未能允如所请，加上吐蕃使者把唐廷的未允联姻归罪于吐谷浑的阻挠，于是松赞干布先出击附唐的吐谷浑，逼它退出湟水和浩门河流域。并迫白兰与党项东移。然后派大兵二十万攻松州，扬言唐若不许嫁公主，即将深入。和亲既是和平缔交方式，当然不能以兵威来强致。因此唐太宗在击退吐蕃军队的这次进犯后，当赞普再遣使来谢罪并请婚时，才允许以宗女文成公主妻松赞干布，吐蕃献黄金五千两和其它一些宝物作为聘礼。唐蕃联盟便从此开始。从此开始的唐蕃关系又和历史上的民族、地缘和文化上并不完全相同，是在既有历史关系上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历史标志，有如下三项：
1．甥舅关系的建立。文成公主入蕃，唐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特使护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黄河源柏海以子婿礼相见。其后赞普对唐帝均自称甥，此种关系，通过金城公主的再度入蕃更形加强。所谓“戎王子婿宠，汉国舅家慈”，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2．册封关系的建立。公元六四九年唐高宗李治即位，册封松赞千布为驸乌都尉（官职）、西海郡王（封爵）。他写信给唐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并以金琲十五种唐太宗昭陵。唐又加封他为賨王（或作宾主），并刻他与其他十三位少数民族王公将领的石像同列于昭陵。在此后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赞普死后一定向唐告哀。新任的赞普，也须经唐朝的册命才算合法。不论其后各个历史阶段内有若何曲折和变化，而吐蕃与祖国中央政权的蕃属关系，早在那时节已明确地建立了。甚至在接受唐的官职和封爵前，赞普就已上书太宗，贺他征辽获胜归来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既然是日月所照，无疑地也把吐蕃包括在内。接着，唐派王玄策出使天竺，途为中天竺所抄劫。王玄策向吐蕃请援，松赞干布即发精兵从王玄策讨破之，并献俘长安报捷。这些都是以从属地位（即现在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出现的。等到安史乱起后，情况有了急剧地变化，双方冲突争夺加甚，上述关系便又以会盟订约的形式出现，显然是相互对峙起来了。但总的趋向是仍以和平往来为主的，建立于公元八二三年的《唐蕃会盟碑》文，把这种社稷如一，各守分疆，友好往来的平等关系正式确定下来，直至吐蕃国内部贵族集团之间的纷争而解体为止。综计自唐贞观时双方通好，其间使臣来往共达一百九十多次，儿乎年年有使节往来。这为以后吐蕃与中央结为一体，建立了稳固的基础，也就是从此迈出了新的一步。
3．汉藏文化交流与吐蕃文化的形成。吐蕃从泥婆罗和唐引进了佛教文化，又从唐引进了汉族文化，这就是吐蕃文化的两大渊源。佛教影响于吐蕃的政治社会，非常深厚，而农工生产技术，历法医药以及音乐绘画，甚至是儒家经典，都成为吐蕃文化的构成部分。唐著的联姻与结盟，文化上相互影响，结为一体，而共同的民族心理状态，在以后对付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过程中，表现得异常突出，这并不是偶然的。
以和亲政策为纽带，而产生这样直接与间接的成果，是为近代西方国家所难理解的，但它却正是象中国这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形成过程中促使互相更加接近的成功方式。
唐王朝与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无论是册封的蕃属或者是对立的敌体，都是在平等友好的地位上进行的。因此，除吐蕃以外，突厥、吐谷浑、回纥可汗，均曾尚唐公主；同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又娶泥婆罗公主，而赤德祖赞赞普为了结好唐属国小勃律，也曾把自已的女儿嫁给小勃律王，以联姻作为结盟的手段和方式。但是西方的有些藏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喉舌们，（却把唐与吐蕃的联姻关系，说成是唐王朝的欺骗与讹诈。他们以为文成公主是宗女，金城公主是雍王守礼的女儿，都不是皇后所生，都冒称公主入蕃。而唐中宗在送别金城公主时，又假意表演了一番怆别之情，以蒙骗吐蕃使者．甚至他们还指责唐太宗和唐中宗都借公主出嫁，索取黄金、珠宝和良马，大做其赚钱的买卖。这种违背历史事实而进行挑拨现代西藏与祖国关系的用心，实在是极端恶毒的。而所谓赚钱买卖云云，无疑是帝国主义面目的自我揭露。须知当时公主的身分，是由皇室出身与赐封决定的。这在前代就已如此，无论是乌孙、匈奴、突厥、吐谷泽、吐蕃、都未曾提出过异议。这个问题是在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鹘骨咄禄毗伽厥可汗时，唐使者为了争执可汗以大礼迎接册命，便说这是大唐天子的真女，合有礼数。可汗也就以聘得真公主为莫大光荣。这说明唐王朝也并不是一定概以宗女嫁外藩，除此之外，唐代宗女儿咸安公主嫁回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唐宪宗女儿太和公主出嫁登罗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等，都是显例。至于一定要是皇后嫡出的才算公主，那恐怕只是现代某些西方学人别有用心的借口；因为依他们说来，唐与吐蕃和元以后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只是大汉族主义的欺诈侵凌而巳。这完全是无视中国历史发展事实的谰言。
（二）羁縻政策
羁縻一词，初见于《汉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联系的意思。后世对羁縻不够重视，只注意于直接管辖和统治。实际上羁縻政策的产生，自有其复杂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应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它的作用。汉代初通西域，那里原存在着鄯善、龟兹、于田等众多的各少数民族的大小王国，加上西迁的大月氏、大夏等国，种落十分复杂。而匈奴又时常出入抄掠，形势很不安定。汉通西域，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和确保与中亚、西亚交通路线的畅通。因此在西域设都护，以至屯田驻军，都为这个目的服务，并不征服和直接统治这一块广大地区。只要当地各属国相安无事，汉王朝只是与它们加强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联系，不要求同内地一样的划一管理。这就是羁縻的由来，也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条件的。隋唐又是我国继汉之后的统一大帝国，当时对外交通，虽然初辟海道，但主要东西往来干线仍为自汉以来的西域通道，即外人所称丝绸之路。唐对西域的经营，较汉又进一步，即在高宗显庆二年（公元六五七年）破西突厥，分其地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并于龙朔元年（六六一年）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隶属安西大都护府。这只不过是在名义上置州府，实际上仍都保持其独立状态。但唐王朝的声威却从此远及西亚、中亚，其影响仍然是很大的。西域方面各羁縻州的设置，与吐蕃的安全，关系颇为重大，这只要看后来唐失四镇，大食东侵，吐蕃受到回纥、南诏和大食三方面的压力，便可了解吐蕃与康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次，关内道羁縻州中如陇右诸胡州、党项、吐谷浑诸府州，及剑南道诸羌州，则后来大都为吐蕃所合并或者内迁侨置。这类羁縻州的设置，是一种有步骤的过渡形式。通过这类形式和羁縻政策加强联系的作用。诸凡突厥、吐谷浑、党项、回纥、羌、契丹以及当时所称降胡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外族的徙入内地者，均被自然地融合或同化。唐末张义潮以瓜沙十一州归唐，吐蕃族内附的也自木少。终唐之世，并未在吐蕃境内设立州县，但通过友好往来和互市，以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比一般设羁縻州显然更进了一步。在唐代的民族政策中，并无强迫同化的意图和措施，这只要看唐对突厥降人和吐谷浑、党项的移徒，即可明了。不强迫而终归自然同化，这是由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此种羁縻政策，在以后元、明、清三朝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便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的历史任务。所谓“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三）宗教政策
吐蕃与唐之间加强联系与往来的另一纽带，是对佛教的扶置与信仰。吐蕃是由唐和泥婆罗、天竺引进佛教的，中国佛教虽然也来自天竺，但到唐时它已通过改造，使之与中土情况相适应了。吐蕃从唐引进佛教，也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吐蕃的佛教文化，即是今天藏传佛教的前身。据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蕃时，所携礼品以释迦佛像为首，还有三百六个卷（佛教）经典。唐德宗时，汉僧良诱、文素二人还曾应邀赴吐蕃讲经；唐穆宗时，吐蕃使臣参观安国、慈恩等内地著名佛寺。吐蕃因慕中土佛教，并曾遣使来求五台山图，览观五台山佛寺的弘规。现在的《大藏经》中有几部经典，还是依汉文翻译成的。唐蕃在佛教信仰方面，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互相有影响的。后来吐蕃为文成公主修大昭寺。西藏僧俗在布达拉宫内塑文成公主像，把她与护法同等看待，可见这一方面影响的深远。
唐代虽然没有订立宗教信仰自由这样的规定，但当时由西亚传入的火袄教、景教、摩尼教和国教（伊斯兰教）等，都在中国内地流行，且在长安建有寺庙。这也密切了唐与西亚、中亚各国的联系。佛教虽曾一度被禁，但那也只限于其影响生产劳动和社会风气的一面，并未触及经典本身。宗教本身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并得到封建贵族和农奴主阶级的利用与扶植下兴盛起来的，但借着宗教的传播，便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唐代长安是西域文明的博览馆，而各种宗教的流行，具体体现了唐人混同夷夏的胸怀与气魄，自然也更促进了与吐蕃团结友好的往来关系。
（四）通商政策
自文成公主入蕃，唐蕃结成甥舅之盟后，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联系便日益密切起来。除了文成公主带去大量蔬菜种子、手工艺品、纺织技术等以外，高宗时赞普又请给蚕种及制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唐朝政府都一一送去。吐蕃的商队，也从内地采购绸缎、缯帛以及军用的弓箭等。唐还大量地赠送给吐蕃以缯帛，有时多至万匹以上。如金城公主入吐蕃即随从大批技艺工匠并携带大批锦缎。
历史上，出现在漠北草原上的族群集团众多。失势的霸主要么是少量统治者西迁，要么是大批底层融入中原。彼此之间的联合与争斗，也与同时期的中原王朝相互影响。从古典是的匈奴再到中世纪前期的突厥，莫不是如此。随着突厥的霸权衰落，新的回鹘势力也就悄然登场。 漫长的蛰伏 回鹘最初源自匈奴时代的丁零人 回鹘也称回纥，由几个铁勒部落联合发展而来。早期两汉时期，铁勒人就生活在西伯利亚南部和贝加尔湖西-巴尔喀什湖一带。当时的他们还臣服于匈奴单于，被同时代的中原称为丁零。随着匈奴霸权瓦解，铁勒部开始南移占据生存空间，与当时的鲜卑柔然部相邻。 北魏时，回鹘作为铁勒部的一支游牧于伊犁河、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流域，依附于新蹿起的突厥汗国。这是，他们的名字又变成了袁纥。公元605年，袁纥部因反抗突厥的压迫，与属于铁勒的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落成立联盟。这个联合体开始被称为回纥。 隋唐之交 回鹘依然是突厥汗国的附庸势力 到了隋唐易代之际，漠北草原上的霸主依然是东突厥汗国。就连初创唐朝的李渊也因兵力不足，曾向东突厥称臣。李世民通过宣武门之变上位后，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已经处于统治崩溃边缘。由于连年征战和霜冻干旱等天灾人祸，使得民疲畜瘦、属部反叛。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开始谋划反击东突厥的战略。通过联合西突厥、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有影响力的部族，一起出兵围杀了东突厥。 公元630年，唐朝在攻灭东突厥汗国后，北亚草原上的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吃进大量突厥遗产的薛延陀和回纥最为强盛，两者共同控制漠北达15年。到公元645年时，薛延陀真珠可汗逝世，其子拔焯自立为多弥可汗。但新可汗残暴无道、大失民心，整个薛延陀因此陷入内乱。唐与回纥又趁此机会合力进攻薛延陀，杀死多弥可汗，直接灭亡了薛延陀。 唐朝对突厥的瓦解 让回鹘有了发展空间 唐朝的漠北盟友 鼎盛时期的回鹘汗国势力范围 此后，漠北之地尽入唐朝的势力范围，回纥也成为漠北最强部落。他们从色楞格河流域南迁，占据了鄂尔浑河流域的哈啦逊。这里也曾是匈奴王廷、柔然汗廷和突厥牙帐的都城之地。首领吐迷度自称可汗，但仍然接受了唐朝的节制，被唐朝册拜为怀化大将军兼任瀚海都督，统属于燕然都护府。 三年后，回纥汗国发生乌纥之乱。唐朝的燕然都护府副都护元礼臣，平定叛乱，改立叶迷度的儿子婆润为回纥可汗，使回纥汗国又重归稳定。在太宗逝世后，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借机起兵，回纥首领婆润请求协助唐朝出征，并出50000骑兵共同讨伐。双方再次联手将老对手突厥人打翻。 师承突厥技术的 回鹘具装骑兵 但在公元7世纪的后半叶，阿史那家族后裔复辟东突厥，建立了后突厥汗国。他们向北进入回纥人的活动中心鄂尔浑河，直接攻陷了漠北。战败的回鹘人大部分归属了这个后突厥汗国，只有少部分迁至土拉河流域。还有部分南投唐朝，被安置在河西走廊一带。几十年后，回纥人因不堪忍受后突厥的残暴统治，将反抗斗争推入了 。最终，利用后突厥内部出现的混乱，再次获得独立。 公元742年，回纥开始向突厥大举反攻。他们与拔悉密、葛逻禄联合，向后突厥进攻，击杀了阿史那骨咄叶护可汗。后突厥余众遂又立右贤王阙特勤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当时的玄宗皇帝想招降这位突厥可汗，但后者去对此无动于衷。唐朝方面只能派出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联合拔悉蜜、回纥、葛逻禄三家，对后突厥势力发起围攻。两年后，这位乌苏米施可汗被拔悉蜜部所杀。其弟白眉可汗即位，成为后突厥的最后一任可汗。但他很快也被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击杀，后突厥势力至此全灭。 阿史那家族的后突厥汗国 是回鹘人崛起的最后障碍 随着阿史那家族彻底丧失草原霸权，回纥汗国真正成为了当时草原北部的最强势力。骨力裴罗开始自称骨咄禄毗伽可汗，将都城设在斡耳朵八里为了使其他草原部落臣服，他遣使赴长安请求册封，获得了怀仁可汗的头衔。依靠这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胜利，回鹘的版图也达到了历史最大状态。从东接室韦到西方的阿尔泰山，手握整个漠北草原。 公元788年，汗国还向唐德宗上表请改「 ”回纥”为「 ”回鹘”，取「 ”回旋轻捷如鹘”之意。我们今天常常使用的名称，就由此而来。 回鹘汗国是和中原关系较好的草原势力 回纥汗国大体上不同于其他游牧草场帝国，并不会对中原的河道农业区进行持久性的掠夺。他们选择与唐朝建立信任，双方一再将彼此说成是甥舅，就是这种友好信任关系的体现。 除了相互通婚，在唐朝发生的不少内外战争中，回纥的军事援助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回纥人的精骑力量，在攻灭东突厥、后突厥的战斗中就已崭露头角。回纥人还曾派兵援助唐朝对高丽的战争，帮助过平定安史之乱和徐州的银刀军兵变。长此以往，回鹘人已经成为了唐朝非常倚重的外族部队。 吐蕃崛起后 回鹘又是唐朝稳定西域的重要助力 此外，回纥人还为唐朝在保卫边疆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安史乱后的20多年里，因河西走廊被吐蕃占领，安西和北庭都两地无法与长安方面取得联系。回纥人就为了保卫北庭的重要力量，常与吐蕃人发生冲突。公元805- 820年，回纥在保义可汗的领导下大破吐蕃，帮助唐朝收复了北庭和龟兹。也让唐朝对外的交通要道再次打开。 公元9世纪时，沙洲首领张议潮等人率领各族军民打败吐蕃占领军。西迁至此回鹘人在其首领仆固俊领导下，也和吐蕃人展开激战，斩杀了吐蕃大将论恐热，并将其首级献到了长安。 正在草原上巡逻的回鹘重骑兵 盛极而衰 黠戛斯人终结了回鹘的草原霸权 公元840年，新的黠戛斯人派出10万铁骑攻打回鹘。在杀死可汗之余，还焚烧了都城哈喇巴喇哈逊。 事实上，回鹘与黠戛斯的恩怨已存在近百年。早在公元755年，黠戛斯人就趁回纥倾巢出兵援唐平定安史之乱时进攻，占领了漠北的一部分。三年后，回纥主力回到漠北，正式和黠戛斯翻脸。黠戛斯人在这场战争中惨败而归，但并没有就此衰落下去。相反，他们一直都在积聚实力。到公元840年，黠戛斯人终于等来机会，出兵攻破了回鹘汗国。 回鹘人的精英重骑兵 原本看似更强势的回鹘汗国，灭亡原因也不难理解。首先是后代统治者因为地位拔高而变得残暴。无能和不得民心，大大削弱了部族的战斗力。其次是长期与附近部落打仗，自身也受到严重的消耗。最后是内部贵族也经常内讧。回鹘汗国武将句录莫贺就因与可汗发生矛盾，向黠戛斯借兵10万，最终导致回鹘灭国。 汗国灭亡后，大部分回鹘人分三路向西域迁徙： 10多个部落迁往西域北部的吐鲁番盆地，史称「 ”西州回鹘”。他们联合这一地区原已生活在这里的回鹘人、铁勒人等少数族群，建立了历史上的高昌回鹘王国。 后来成为死敌的喀喇汗国与高昌回鹘 庞特勤等人率领的15个部落迁徙到西北的楚河、七河流域一带，史称「 ”葱岭西回鹘”或「 ”阿萨兰回鹘”。他们联合当地的葛逻禄等其他突厥语集团，建立了更为强大的喀喇汗国，也称中原称为黑汗王朝。 最后一路迁徙到河西走廊，史称「 ”甘州回鹘”。他们在与当地原有的回鹘、丁零和突厥结合，一度发展到30万人的规模。后来被以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攻灭，部分人演变为近代的裕固族。 今人看到的回鹘形象 大都源自汗国灭亡后 此外，还有少量分回鹘人向南迁徙，投奔到幽州附近的室韦部，后来逐渐被同化。至于，那些停留在漠北的回鹘人，也就只能屈居于黠戛斯之下。公元848年，黠戛斯击破室韦，部分东迁的回鹘部落又被收归故地。在辽国崛起并控制了大半个草原后，专门设置了回鹘国单于府进行管辖。这些回鹘人又和其他突厥融合，成为了克烈部之类新势力。 一直到13世纪，蒙古帝国再次控制了整个草原。无论身处何地的回鹘后裔，大都成为了黄金家族的部众。
一、建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一）追求具有道德或法律权威的权力
中国① 对外关系理论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周代，乃至更远。然而，作为统一王朝构建国际关系体系的实践，则应始于秦汉。秦朝匆匆灭亡，汉初则因社会凋敝而力不从心，所以，汉武帝时代是国际关系体系成型的重要时期。
这个国际关系体系，目标在于建立中国王朝的中心领导地位，确定周边各国同中国的尊卑秩序，以及各国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和礼仪规范。其理想目标是建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君臣关系，不但在国际政治上获得最高的权威，而且获得伦理道德上的巨大支持，成为国际正义的象征。这是把国内政治体制运用于国际关系之上。
然而，国际政治同国内政治有着很大的差别，只要不是征服兼并敌国，就不可能像统治臣民一般统治别国。如果说国内政治的指向是权力的集中，那么，国际政治的指向正好相反，是权力的分散。而且，处于国家权力统治下的社会，可以建立起一种伦理道德规范。然而，在没有统一权力中心的国际社会，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难以建立统一的价值和道德体系。因此，国际关系表现得更加现实，更加凸显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
面对众多国家之间的现实利益关系，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权力中心，首先要有强大的实力；其次要致力建立国际道德和价值准则，它不像国内道德那样繁复而富于理想主义的感召，必须简洁明快，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或国家能够接受或者理解，且具有可操作性。只有国际政治权力与国际道德准则相辅相成，才能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如果无法建立获得广泛认同的国际道德和价值准则，国际体系及其领导者都无法稳定。完全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必然是动荡不安的，一旦实力间的平衡被打破，便是动乱与战争。
把“德化”的原则运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上。其实就是要凭借文化优势，依托国内的政治原则和道德理念去建立国际道德与价值准则，建构国际体系，谋求长期安定的国际环境，这是颇具远见的做法。当然，“德化”并非脱离现实的空想主义，它所依恃的是强大的国家实力，包括军事的、经济的实力，也包括外化为先进制度的文化吸引力。在此基础上，谋求建立君臣式的国际关系体系。换言之，古代中国王朝所追求的是具有道德或法律权威的权力，成为国际体系的领导者，承担领导的责任和保护臣属国的义务，扮演国际争端的仲裁者角色。
因此，中国所谋求建立的以君臣关系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相对接近于西周的共主周王与诸侯国的关系，而非秦汉以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式的君臣关系，这是由国内政治传统与国际关系的现实所决定的。诚然，古代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思想与政策可以放在前述“中国”、“天下”渐次扩大的延长线上，然而，作为统一的国家致力建构国际体系，则始于秦汉帝国。
（二）对外关系的理想目标——君臣关系
秦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摒弃西周以来的封建制，实行郡县制，中央权力直接渗透到地方，君权至上。同时，君权还具有来源于“天”的正统权威，赋予其权力的合法性。把君权贯彻于国际体系之中，不但可以使中国具有至高的政治权力，而且还具有道德的权威。因此，在国际体系中建立君臣关系，对中国来说无疑是最有利的。
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国际体系中建立起君臣关系，得益于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和文化对周边民族或国家所具有的巨大优势，特别是在东亚，当秦汉帝国建立起来的时候，朝鲜半岛和日本尚处于部落国家林立的状态，需要从秦汉输入文化和技术，以提升自我。古代中国所具有的文化优势转化成为政治优势。
然而，国际关系中的君臣，不同于国内政治中的君臣。国内的臣，为直接统治下的人，而国际关系中的臣，却是表示服属的民族或者国家，故统治的方法不同。
“臣”本意为服从。然而，臣有个人，也有以部族乃至国家为单位的，这是重要的区别。《尚书·酒诰》记录了周初戒酒诰词：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可知殷商已有内服和外服的区分，《大盂鼎》铭文记载：“我闻殷坠令，佳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正可相互印证。西周继承殷商的做法，王畿为内服，其外为外服。参照前述五服之说，内外服虽然是空间上的远近之别，但就臣而言，内服为周朝臣下，均为个人，而外服之臣则为诸侯国，故《仪礼·燕礼》唐贾公彦疏称：“诸侯臣在乡遂及采地者为外臣，在朝廷者为内臣。”秦统一全国，朝臣扩大到全国，原为外臣的诸侯国消灭了，个人出仕朝廷，均为内臣。
值得注意的是，以团体服属于秦的情况并没有消失。《法律答问》：“使者（诸）侯、外臣邦”，[1](P229) 可知秦国之外有诸侯国，还有外臣邦。此外，在《法律答问》还见到：
1“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
2“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可（何）为“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他邦而是谓“真”。可（何）为“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
3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这三条关于“臣邦”的定义是相互关联的。从第1条来看，秦之内也有“臣邦”，故臣邦人不满其主而要离去，同时也就离开了夏（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者将“臣邦”解释为“少数民族”，似乎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因为第3条法律显示，属于夷蛮戎狄之类异族者，称作“臣邦真戎”。根据第2条，纯属“臣邦”人者，称作“真臣邦”；臣邦人可以同秦人通婚，所产子属于秦人。由此看来，臣邦有在秦之内的特别政区，也有在秦之外的异族国家。特别政区之人，未必都是异族，应该有一些是土著民。
就实际情况看，秦治下有特别政区“道”，[2] 为县级行政区划。《后汉书·百官五》记载：“凡县主蛮夷曰道……皆秦制也。”西汉规定，道有32个。② 秦代可以找到17个。③ 秦道主要分布于原秦国旧地，尤其集中在陇西、蜀、北地等郡，这些地方正是土著民和异族聚居杂处的地区。[3] 由此可见，秦国对于未开化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特殊的管理办法，以利于他们逐渐适应并融入秦王朝。以后的王朝也继承了这个办法。
秦律对道有法律规定：“道官相输隶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禀年日月，受衣未受，有妻毋（无）有。受者以律续食衣之。”[1](P110) 很明显，道受秦法律管辖。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法律为《属邦律》。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者对此条法律的注释，属邦是管理少数民族的机构，有秦兵器铭文为证。汉代因避刘邦名讳，改称属国、典属国。属邦亦即前引秦律所称的“臣邦”，在秦统一全国之前就已经出现。[4] 所谓“属国”，《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释道：“不改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号属国。”其关键是不改变属国原来的组织结构和生产、生活习俗，而服属于秦、汉王朝。从实际事例来看，汉武帝在打败匈奴之后，“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5](P2483) 表明汉朝大规模征伐匈奴，目的并不是要直接占领其地，而是要匈奴臣服。故匈奴投降，向汉朝称臣之后，汉朝即保留其原来的社会形态，置之长城内外。作为臣属国，由此建立起君臣从属关系。
臣邦可以放在秦国内特殊政区的延长线上理解。当然，以部落或者国家为单位向秦服属之“臣”，不同于秦国家机器中的内臣，而属于“外臣”。外臣并非空间上的内外，而是政治关系上的内外，在许多方面都能够表现出来。例如在礼仪方面，《仪礼·大射》郑玄注说：“献三官于阼阶，别内外臣也。”重要的是在国政上，“外臣不知朝事”，[6](P3185) 只是作为秦汉王朝在边外的臣属国，不介入中国的内政。中原王朝对于臣属国具有保护的责任，同时臣属国对中国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汉书》散见片断记述：
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 （卷94上《匈奴传上》）
会孝惠、高后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卷95《朝鲜传》）可知外臣居于边裔，必须安辑所部，定期入朝，捍卫中国边塞，确保道路畅通，使得周边其他国家能够前往中国朝见。
（三）宗法伦理与血缘纽带
君臣关系是古代中国王朝希望达到的理想目标。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是血缘关系中的父子关系。《尚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已为天下王。”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家长的权力在古代并不大，所谓“作民父母”，强调的是爱民如子，仁慈治天下。直到专制主义强化之后，由于国家权力的积极支持，父权和夫权才大大加强，到明清时期与君权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专制统治的支柱。因此，不同时代的父子关系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早期在君臣的政治关系上加上父子的宗法关系，更多是为了通过血缘的纽带，既强化双方的联系，又使得森严的政治秩序变得富于亲情而柔性化。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很好的说明。汉初高祖刘邦出征匈奴，受挫于白登。忍辱改行和亲，以宗室之女出嫁单于，双方约为兄弟关系。此后历文、景两代，均保持与匈奴的和亲关系。故匈奴单于说：“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7](P3777) 于公，双方约为兄弟；于私，汉皇帝与匈奴单于为翁婿。汉武帝打败匈奴，直到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匈奴单于称臣入朝。汉元帝以王昭君出嫁匈奴单于，双方在国家关系上为君臣，在家庭关系上为翁婿。
从家庭辈分来看，通过宗女出嫁，双方结成翁婿关系，到下一代，就成为甥舅关系。在中国，把血缘关系同政治关系紧密结合，有着悠久的传统。仅就西周的情况来看，其封建制是建立在婚姻宗法关系之上的，范文澜先生归纳道：
周制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这样，各国间同姓既是兄弟，异姓多是甥舅，彼此都有血统关系，可以加增相互间的联系。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诸侯在国内称异姓卿大夫为舅。想见有宗的庶民与无宗的庶民相互通婚姻，同样也保有甥舅关系。上起天子，下至庶民，在宗法与婚姻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组织贯彻着封建精神。[8](P136)西周用血缘宗法关系同封建制相结合，处理同诸侯的关系，也用以处理多民族复杂的种族与政治关系，成功地将他们融为一体，构成西周统治下的“诸夏”。西周成功的历史经验，为后代所借鉴，用于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从君臣、父子、翁婿、兄弟、甥舅等各种关系中，都可以看到历史传统的烙印。
二、册封、羁縻与朝贡
舅舅和外甥是舅甥关系。也就舅父（舅母）与甥男（甥女）之间的关系。舅舅和甥的母亲是兄妹关系或者姐弟关系。甥舅关系在汉语中也是一个词汇，其中的意思是指一个人与他的舅父和舅母的关系。在中国的历史上，传说世代部落首领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即采取和亲的方式来建立政治同盟和利益共同体。唐朝和吐蕃的和亲，所建立的是一种舅甥关系。
男子与其姊妹的孩子特别是她的男儿子的特殊关系。它在许多社会中流行，尤以母系继嗣社会中更为明显。舅父由於对甥男的抚养成长、进入社会和婚姻负有特殊责任，故对甥男有一定程度的权威。
在古代社会，至于甥男，则常常享有取得舅父财产的特权，往往在继承排序上仅次于舅父的孩子。甥男有娶舅父女儿的义务或优先权──一种交错从表婚姻形式，这也并非罕见。
在北方一些地方，新娘出嫁日舅舅的职责很是重大，主要就是陪媒人和男方家的去亲人；而在新娘出门是由哥哥抱着出门直到上轿（婚车）。有些地方，舅舅还要夜里把新娘接回来，俗称“叫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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