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经济学家发文称,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8‰;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龄大幅推迟。
他就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建议: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法定婚龄降到18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其中,“建议法定婚龄降到18岁”这一观点引发网友热议,并登上了微博热搜。有网友表示“建议的几条前面说挺好,早婚的这条就算了,糊里糊涂结婚,离婚率只会更高”。
还有网友认为“不支持改,20岁都早了”、“法定结婚年龄降了有啥用,生育率又不会提上去”、“年轻人不结婚是因为生活压力,还是应该尽快提高居民收入”。不过,也有人持赞同观点,认为“确实应该降低”、“支持18岁结婚”……
随后,该专家再次发文称,最近建议法定婚龄降到18岁,引发社会讨论和争议,其实这是很常识的问题,中国法定结婚年龄男性22岁、女性20岁,日本男性18岁、女性16岁,美国男性18岁、女性18岁,印度男性21岁、女性18岁,德国、法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男性18岁、女性18岁,可见中国法定结婚年龄偏大,影响年轻人婚姻、生育等一系列问题。
他表示,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要提升生育率,政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我国面临出生人口减少等现实问题
事实上,“法定婚龄降到18岁”的建议并非第一次出现,此前也有人提及,如今再次引发关注。这背后,是我国生育率的走低和出生人口的减少。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据悉,这也是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分析表示,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略有下降主要是由于出生人口减少。
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另外,已公布人口数据的部分省市去年出生人口数较2021年也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具体来看,甘肃省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211万人;重庆为192万人;江西为325万人;青海为63万人,贵州省出生人口为425万人。2021年上述5省市出生人口分别为2416万人、2083万人、3770万人、67万人和4692万人。
“出生人口下降的最根本原因是育龄人群规模缩小,特别是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群大规模缩小。”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崔树义在接受中国网财经采访时表示。另外,宏观环境的变化,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生育成本偏高等现实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育率。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面对生育率下降等问题,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地方层面,更多省市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1月10日,深圳市卫健委发布《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按照差异化递进式对市民发放育儿补贴,生育第三孩累计补贴19万元。
济南市发布公告,落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稍早之前,云南省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对新出生并户口登记在云南的二孩、三孩,分别发放2000元、5000元的一次性生育补贴,并按年度发放800元育儿补助。
湖南省长沙市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夫妻双方共同依法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三孩及以上每孩可享受一次性育儿补贴1万元。
中国网财经注意到,在各地生育补贴政策上,虽然也有部分地方叠加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但更多的是进行现金补贴。
对此,崔树义分析称,因为现金补贴的方式最直接,看得见摸得着,操作起来也更简单,大众也更容易接受。
对于现行的生育补贴力度所能起到的效果,崔树义表示:“目前很难判断,至少短期内不会起到很明显的作用。”他分析,一方面,考虑到目前实际的生育成本和所投入的精力,一般的家庭不一定会因为每月几百元的现金补贴就去生育孩子;另一方面,延长产假、增加陪护假等措施对于大量自由就业者、个体户上的打工人来说,作用并不明显。此外,政策的显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过,崔树义也表示,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下降,是一个自然规律。及时关注生育率下降问题并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是好的,但不必过于担忧。
经济学家任泽平2月5日在公众号“泽平宏观”发布育娲人口研究的最新文章《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下简称“报告”),报告分析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包括年轻人数量下降,适婚人口男多女少等。
报告还为提高生育率给出了建议,包括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法定婚龄降到18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真的能提高生育率吗?
“这一建议理论上扩大了适龄婚育人群的范围,使潜在的生育人群范围更大,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生育率。”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鹏2月6日对时代财经分析,在当前人口负增长的形势下,把婚姻年龄下调有利于鼓励生育。
“对不想早结婚的人没有影响,对想早些结婚的人是福音。”上述《报告》的作者之一、人口与未来网主编何亚福对时代财经指出。他强调,法定婚龄降到18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生育率,而是对法律体系逻辑统一的尊重。
针对这个问题,时代财经也采访了近日风靡互联网的ChatGPT。“从理论上说,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可能会导致年轻夫妇生育的愿望增加,从而提高生育率。然而,这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例如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因此,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不一定会直接导致生育率的提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证实。”ChatGPT如此回答。
就网友们讨论较为集中的“18岁还在校园,不怕影响学业吗”。王鹏认为,目前社会对人们婚育选择更加包容,上了大学也可以结婚生子,通过休学等多元化的方式方法来实现。同时还要进一步夯实国民教育、基础教育,妇女即使结婚生孩,如果有意愿进一步提升能力水平,无论高中、职高还是高等教育都应该尊重其受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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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法定结婚年龄降低至18岁合适吗?
任泽平等在前述报告建议把法定结婚年龄降到18岁,给出的理由包括:当今世界主流的法定婚龄是男女均为18岁;法定婚龄降到18周岁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也有利于社会和谐。
法定婚龄具体是指可以结婚的最小年纪,事实上,当前社会人们结婚越来越晚。
据原国家卫计委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女性的初婚平均年龄从2006年的236岁上升到2016年的263岁,10年间上升了27岁。据安徽民政局,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上升至男3189岁,女3073岁。
同时,结婚登记数也在持续下降。据国家民政局数据,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曾对时代财经指出,目前正在经历的结婚率下降与初婚年龄加速推迟有很大关系。陈卫解释,目前生育政策不断调整,这代表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社会竞争激烈、工作与经济压力大。
何亚福对时代财经强调,法定婚龄降到18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生育率,而是对法律体系逻辑统一的尊重。
何亚福称,《民法典》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代表结婚也是一种民事行为,如果不允许结婚,意味着还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就有人认为18岁结婚太早了,何亚福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有些人到18岁已经成熟了,但有些人即使到28岁也没有成熟。对于部分人来说,他(她)们已经成年了,想早些结婚,应该尊重其权利。
“降低结婚年龄,有助于一些打算及早结婚、生育的人群科学准备。”公共关系专家、专栏作家黄涛也对时代财经指出,我国西部某些区域、偏远山区、部分农村,青年人较早进入社会,20岁左右准备结婚生子,30岁左右已经生育二胎,整体婚育较早。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也认同在法理上法定结婚年龄所规定的是一种权利,但他也心存担忧:“如果法定结婚年龄降低为18岁,那么男性、女性在有足够心智生理成熟度的基础上,有权利选择自己结婚与否,但是此阶段是学业的重要时期,其个人也应进行充分考虑,慎重决定。”
3月28日,梁建章等在育娲人口研究发布《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报告称当今世界主流的法定婚龄是男女均为18岁,中国现行的法定婚龄是世界最高的。而当前我国的生育政策已经转向鼓励生育,有必要降低不合时宜的、过高的法定婚龄,将法定结婚年龄统一到18岁。
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年下降到12286万人,比2013年下降485%。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
梁建章表示,结婚人数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80后(1980-1989年出生人口,依此类推)、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23亿人、21亿和163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
我国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二十岁,女十八岁。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接受能力相适应。1980年修改婚姻法时,一方面考虑适当提高法定婚龄有利于广大青年的身心健康、工作和学习,以及计划生育工作;同时也注意到法定婚龄过高,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也脱离群众、脱离农村实际。因此规定“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这次修订婚姻法,有的同志建议将男女的结婚年龄统一为一个标准,或均为二十二周岁,或均为二十周岁。也有的同志建议降低法定婚龄。考虑到1980年确定的婚龄执行情况基本是可行的,因此没有作出修改。
目前的法定结婚年龄是在“鼓励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制定的。我们不谈结婚是成年人的基本人权,不谈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仅从迅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看,“鼓励晚婚晚育”已经明显不合时宜。而且1980年提高法定婚龄那些搞笑的理由也根本站不住脚:“有利于广大青年的身心健康、工作和学习”“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也脱离群众、脱离农村实际”
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是不可行的:
1、 经济能力不足。
在中国,16 岁就可以合法工作。如果可以工作,22 岁的人就有可能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来支撑家庭。当然,反对者可以说 22 岁的人挣得不够多。但如果以此作为反对理由,那么,是不是拿低保的人也没有资格结婚失业的人没有资格结婚月收入 500 元以下的人没有资格结婚
2、身心不够成熟。
既然公民到了 18 岁可以参军,可以选举,可以完全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难道结婚比参军打仗更危险吗或者说,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政治选票负责,可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但独不能为自己的婚姻负责
3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政策,从人的基本权利角度来说,本来就是是错的。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这个政策就该改了,再拿来说事,就是典型的闭眼不看路了。
很多过早结婚的男女生活并不幸福,由于他们的思想还不够成熟,在性格和生活方式方面还有很多摩擦,于是经常吵架,最后导致离婚。晚婚的男女已经有了足够的生活经验,并且在思想上也足够成熟,做事情懂得包容和分寸,能让夫妻双方生活幸福,并且经过长期的奋斗,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家庭的稳固性很大,这样的家庭生活会更加幸福。
家庭教育对于子女来说非常重要,一个早婚家庭,父母都是思想不够完善的人,那么对待孩子的教育也不会很全面,而且年轻的父母还要为抚养子女承担很重的经济压力,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教育子女,而晚婚的家庭更有利于子女的成长,首先,父母都是富有生活经验的人,能很好地教育子女,同时,晚婚家庭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父母可以多花时间在教育子女上。
据每日学点经济学报道,近期知名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在鼓励年轻人生育、婚恋这一问题上,除通过派发生育补贴来降低生育成本外。还可以将法定结婚年龄下调至18岁,以此降低成婚门槛促进单身男女建立家庭。
此外根据国家民政局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
据时代财经报道,近日风靡互联网的ChatGPT回答了此问题“从理论上说,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可能会导致年轻夫妇生育的愿望增加,从而提高生育率。然而,这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例如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人口老年化等。因此,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不一定会直接导致生育率的提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证实。
民政局公布2021年结婚人数共计7643万,对该数据对比于2021年来讲下降了61%,尽管数据显示离婚率大幅度下降,但是结婚的年纪越来越迟,其中大半的年轻人都是超过30岁之后才领证。可见整体来讲,愿意结婚登记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从数据中也不难发现,自从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实施,也让离婚人数大幅度减少。早前在2021年1月1日之时,就颁布了离婚冷静期制度,主要是民政部考虑到当下大多数年轻人在争吵上头的情况下容易冲动离婚,为了减少离婚率,所以要求夫妇二人必须在提出离婚之后,延迟一个月才能领取离婚证。当时该项政策在颁布之时还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吐槽,认为当下的年轻人越活越困难,就连离婚都没有自由权,但是如今的数据却表明离婚冷静期的制度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但同样,结婚年纪的推迟也不容乐观,之所以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当下的年轻人所承受的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已经苦不堪言。谈谈恋爱就好,如果真要将结婚提上日程,将要面对的实际问题更像是一座无形的大山一样,压在年轻人的肩膀上。同样年轻人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逐渐认识到婚姻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宁愿选择高傲的单身生活,也不愿意组成拖累的家庭。
尽管小编也建议在经济条件不充裕的情况下,尽量不要结婚生子,但是有时在看到身边的亲朋好友步入婚姻殿堂之时,也难免心生羡慕。所以小编认为结婚除了要考虑遇到经济因素之外,更应该考虑双方之间的感情。要抱着强大的自信心,相信两人组建家庭之后一定会越过越好。
先来看几个最近几年同结婚相关的数据:
1、2020年我国结婚率为58‰,说明现在的年轻人普遍不愿意结婚,而导致年轻人不愿结婚的原因有结婚成本高,男多女少,竞争压力大,以及观念改变等原因。
2、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7636万对,要知道2013年的这个数据为134693万对。
3、2019年,我国30-34岁的男性中未婚比例为1816%,相同岁数的女性未婚比例为87%,这一数据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这同年轻人受教育时间较长有关,也同结婚成本较高有关,另外年轻人婚姻观念的改变也是导致晚婚的原因。
4、家庭规模方面,从1953年的43人下降到2020年的262人,家庭规模的缩小说明现在年轻人结婚越来越晚,年轻人生孩子越来越少,造就了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独居老人家庭。
更直观的数据是,2021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死亡人口为1014万人,自然滋长人口仅38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34‰。
从上面几个数据不难看出,当下我国年轻人普遍存在“恐婚”、“恐生”的问题,而且这种恐婚、恐生问题已经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我国距离人口零增长、负增长已经为期不远。
为了让年轻人结婚生孩子,专家真的是“煞费苦心”。
近日,梁建章、任泽平两位“专家”在各大媒体平台发布了《中国婚姻家庭报告2022版》,对于当下年轻人恐婚、恐生的问题,两位专家给出的建议是:
1、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子的家庭购房补贴;2、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3、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4、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5、法定婚龄降到18岁;6、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7、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
其中争议比较大的就是第五条,法定婚龄降到18岁。
目前我国男性的法定婚龄是22岁,女性的法定婚龄是20岁,看似法定婚龄降低了之后有助于缓解当下年轻人恐婚问题,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吗?
现在的年轻人不结婚同法定婚龄的早晚恐怕没有任何关系,法定婚龄只是允许结婚的最低年龄限制,并不是必须结婚的年龄。
数据显示,2021年湖北襄阳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安徽省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3189岁,女性为3073岁。
通过这几个数据我们就可以大胆推断,将法定婚龄提前到18岁,对于缓解年轻人的恐婚毫无帮助。
将法定婚龄提前不仅起不到好的作用,反而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目前国内小学、中学、高中三个阶段的教育共需要12年,要想在18岁高中毕业就要在6岁上学。
而18岁仅仅是高中毕业,学习成绩好的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学习不好的即使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也才打工三年,以每年净剩3万的收入,3年也才9万,别说房子、车子这些大件,甚至连一些地方的彩礼都不够,倘若按照专家的建议结了婚,后续的房贷、车贷、彩礼、抚养孩子的费用只能是双方的家长来承担,那家长的养老问题又如何解决?
即使双方家长给力,孩子在18岁结了婚,他们本身就还是个孩子,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他们拿什么去教育孩子,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成才的概率可想而知。
要想解决现在年轻人恐婚、恐生的问题,应该从导致年轻人不结婚的根本原因着手,我认为导致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的主要原因是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因为房价太高、彩礼太高,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
1、降低房价,可以通过结婚、生孩子返还住房贷款利息,或者直接打折房价的形式来刺激年轻人结婚、生孩子。
2、减轻养孩子的负担,现在二三线城市一个普通上班家庭一个孩子的抚养费用就在2、3万元,这可能是一个名成年家庭成员一年的纯收入,要想让年轻人生孩子想办法降低养孩子的负担才是关键,比如对于低收入家庭可以直接补贴现金,对于高收入家庭可以减免个人所得税。
3、对于彩礼出台相关规定,当下很多地区的彩礼轻则几万,重则十几万、几十万,普通上班族都难以承担,更别说农村家庭了,反而在攀比之风的影响下,一些农村地区的彩礼比城市还要高。
制定控制彩礼上限的可行性方案也是促进年轻人结婚的一个有效手段。
文:任泽平 李晓桐 华炎雪实习生张晋对本文有贡献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但近年来,多种选择和无奈之下,中国人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婚姻现状、原因及影响,并提出建议。
1 中国婚姻现状
11 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离婚率持续攀升、初婚年龄推迟。具体来看,
一是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2013年开始下滑。2013-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813万对,2020年同比下降122%。2013-2019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66‰。其中,初结婚人数从2386万降至13987万人,再婚人数从3079万升至4559万人、复婚对数从299万对攀升至619万对。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25-29岁接替20-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05-2019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97%,25-29岁从343%升至346%,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177%、81%和199%。
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1987-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攀升至373万对。1987-2019年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4‰。
12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下滑越明显
2013年以来,中国多数地区结婚率出现下滑。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与GDP大体呈负相关关系,也受人口流动、老龄化等因素扰动。具体来看,
一是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2019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福建、天津结婚率全国倒数;其中,上海、浙江、山东排名倒数前三,分别为41‰、50‰和53‰。此外,北京结婚率60‰,在全国排名倒数第八,低于全国平均66‰水平。
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2019年贵州、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云南、四川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超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排名前三,分别为99‰、96‰和88‰。
三是受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影响。中国“深度老龄化”省份分别为辽宁、上海、山东、四川、江苏、重庆、浙江、安徽。老龄化严重的省份,适婚年龄人口相对较低,如果长期存在人口流出,则导致结婚率下滑更加明显。山东、辽宁结婚率分别为53‰和59‰,全国排在倒数第三、七位;2013-2019年山东结婚对数下滑近40%。而人口流入的老龄化省份,结婚“主力军”相对较高;四川、重庆、安徽结婚率分别为73‰、76‰和85‰。
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也会影响离婚率,往往经济发展较弱、人口流出严重的地区,离婚率相对较高。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动摇感情基础,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黑龙江、吉林、辽宁离婚率分别为45‰、45‰、36‰。
2 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社会包容
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在校学生人数攀高,受教育年限增加引发“初婚推迟效应”。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2019年博士在校学生数3267万人增至4242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15847万人增至24395万人,硕士及博士学历占比1081%增至1406%。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16年的254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72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8-2017年,在读女生占比从383%增至522%,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2000-2015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154万攀升至590万;其中,2015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占比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2015-2018年审结一审离婚纠纷案件近600万件。根据司法大数据报告,2017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为140余万件。离婚纠纷案件数增加,感情不和(775%)、家庭暴力(149%)为主要原因。其中7340%的案件原告为女性,婚后2-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夫妻双方仅一方意愿离婚的案件占比为9109%。
22 无奈:社会压力、婚育成本
在中国传统观念下,结婚意味着,婚前彩礼、房产,婚后还房贷、生育等一系列问题。而当前高房价、高教育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大城市尤为明显。
房价快速攀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8544元。2004-2018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258万亿元,增长161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为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
教育成本明显攀升,“教师减负、家长增负”,接送、育儿压力增大,导致家长承受时间、精力、财力三重负担。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2001-2019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601%降至384%,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831%降至438%。此外,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并讲解错题,“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
23 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出生率降低、性别比失衡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出生率下滑,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出生率下滑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进而导致结婚对数下滑。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90后比80后少约3100万,00后比90后少4100万。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90后)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结婚率的计算公式,结婚率=某年结婚对数/某年的平均总人口数×1000‰,分子下滑影响结婚率下滑。
未来十年的结婚主力持续减少,或影响结婚率持续下降。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出生人口升至1786万,但2017年下滑至1725万,持续下滑,2019年为1465万。1979-2019年人口出生率从178‰降至105‰。在长期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分别在2010、2013年见顶,结婚主力人口见顶。
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进而影响结婚对数。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女性=100)为1076,1990年超过110,2000年接近118,之后长期超过120。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00后男女性别比达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达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
3 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
31 正面效应:促进单身经济兴起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约为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其中超过7700万名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9200万人。
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单身消费者中97%会选择网购,62%更倾向于点外卖。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同时,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分别有16%和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健身多花钱”。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就餐、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报告,2019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2024亿元,较去年增长185%,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消费规模达4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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