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何归隐田园

　　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形象大概立刻就会浮现出来：这是一位遵从自己心愿而归隐田园的诗人。

　不过，就一定是这样的吗一般，人们记忆之中，诗人的归隐，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渊明正在彭泽令任上，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诗人一听，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挂印而去。可这个生动的场景，出现在后代史书《宋书》里，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他的那篇名文《归去来兮辞》的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穷，要钱，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深愧平生之志”。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挂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从今天九江那儿的彭泽，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说法，道理其实简单：人们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实，而事实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许多可议。其实诗人之率性而不负责任，不是头一回了。陶渊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泽令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谓“江州祭酒”，这官名很可能是“祭酒从事史”的省称。据《宋书·百官志》这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职事琐屑得很。加上这时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与这个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缘，《宋书》里记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少日”就是没多久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短过彭泽令的八十天。诗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兴就甩手而去，当然有他的资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凭，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归隐田园的时候已很落拓，也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诗人熬到差不多三十岁出来做官(陶渊明的年寿有许多的不同说法，从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头计，生年在公元365年)，担任的却是事务琐杂的职位，在当时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还有一节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渊明丢开彭泽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诗人的家不是在庐山脚下吗他的这位程氏妹(过去一般认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也有学者认定他们就是亲兄妹)怎么远嫁到武昌了说起来，武昌当时属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尽显荣光的地方。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晋一代，更可谓举足轻重，以其踞长江中游之势，往往与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对峙。那个时候，曾任荆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东晋最后那些年的乱局时期不计，大抵都是东晋秉执权势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占有该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着据有十年，桓氏更断续有四十余年。这些人物里面，除作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势力，与时据中枢的名相王导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温、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历史上，陶渊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间，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说，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甚大的所在。虽然我们不清楚陶渊明的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渊明本人，荆州也是他一生经历中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得说到诗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

　在枭雄桓玄、刘裕手下任职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当时的枭雄桓玄手下任职的经历，过去人们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韬武略都十分了得，在东晋晚期历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发迹不妨从公元398年说起，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联合对抗朝中摄政的司马道子，结果北府军名将刘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败被杀，桓玄和殷仲堪本来就是玄学辩友，这次事变他们是站在一边的，此时乘机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杀殷仲堪，再一年(400)为荆州刺史，兼领了江、荆二州。而大约就在桓玄先后据有江州和荆州的这一期间，诗人陶渊明进入桓玄麾下任职。

　对此，最确实的证据是陶渊明自己的几首诗。公元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其中有“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诗人当时人在仕途无疑;诗中的“都”指东晋的都城建康，而“规林”应在寻阳附近，由此可知，这两首诗写于诗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离家乡不远处遇风停留之时。那么诗人“从都还”，是要“还”哪里呢当然不是回“规林”附近的家，哪有当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销差。去哪儿销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01年有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现了“怀役”二字：“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这与诗题中“赴假”、“夜行”显然是相应的，那么，诗题透露的信息乃是诗人在休假之后返还江陵，经过距武昌不远的涂口。这回销假返回的江陵，理应就是前一年“从都还”的目的地，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99年攻杀原荆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据有该地的桓玄的府中。鉴于桓玄398年开始领江州刺史，或许有理由推测，陶渊明早在399年桓玄攻灭殷仲堪之前、其据江州时就已投身桓玄麾下。无论如何，由诗人的这三首诗看，可以肯定，大约在401年及之前的两年甚至三年，陶渊明便在桓玄处任职。

　桓玄

　毫无疑问，这该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经历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诗人有何作为呢我们已经知道，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显示他为桓玄担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现代研究陶渊明最深入的学者之一逯钦立先生觉得，诗人很可能是在为桓玄上疏朝廷请求领兵讨伐孙恩而奔走。孙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乱起事，为被司马道子所杀的叔叔孙泰复仇，一时声势浩大，攻入会稽，杀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诸郡动荡不已。这次孙恩虽然被刘牢之率军击退，回据舟山一带的海岛，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请求讨伐孙恩，固然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复杂的，背后未必没有隐藏着桓玄借机东下的意图和野心。如果陶渊明担任的是这么一个代桓玄请求东下的使命，那还真是颇关紧要的。

　陶渊明结束这段为时最久的仕途经历，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样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亲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这在诗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说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可见，陶渊明是在江陵桓玄荆州刺史门下得到母亲去世消息的。

　或许会有疑问，诗人生平最久的这段仕途经历，何以千年以来颇为隐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随后的情势变幻，大概可以悬揣一二。

　就在陶渊明离开桓玄返回故乡为母亲守孝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02年晋安帝下诏罪桓玄，桓玄因率军东下，几乎有反复倒戈习惯的刘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戏，投降桓玄，桓玄顺利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总揽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晋，改元建楚;接着的404年初，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枭雄、后来代晋而立的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双方在寻阳附近便有战事，而与刘裕站在一边的就有当时的江州刺史、刘牢之的儿子建德将军刘敬宣。最后的结果，桓玄兵败伏诛。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前半场，诗人是看客，后半场，则进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渊明在这时候有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诗人虽怀着留恋，但还是告别故乡，一路向东，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去了;这位镇军将军，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确定，就是刘裕，他当时驻京口，陶诗题中提及的曲阿与之相距不远。

　陶渊明在刘裕处不久便离开了，因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已表明他担任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从刘裕麾下转往刘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弄不清楚，但从刘裕和刘敬宣当时合作密切的关系来看，也并不很奇怪：这位刘敬宣乃是刘牢之的儿子，我们前面提到，402年桓玄东下进攻建康之时，刘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复之人随即又与儿子刘敬宣蓄意袭击桓玄，事败自经，而刘敬宣则奔窜到北方去了;过了两年(404)，作为刘牢之旧部的刘裕起兵讨桓玄，正是刘裕“手书召敬宣”回来的。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有“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诗句，已表示他要归去田园了。确实，就在这年(405)，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恢复了帝位，刘敬宣随即上表解职，陶渊明这次“使都”大约就是为此而去的。离开刘敬宣之后大约半年，才有了诗人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泽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渊明就职桓玄、刘裕麾下的始末，或许便能了解这些曲折何以有意无意被隐晦的缘故了。诗人之服务于桓玄，在刘裕这里，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是应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刘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态;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数认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人那里，实在也是难以面对的——这两位虽是敌手，可在颠覆东晋王朝方面，则并无二致，可谓前仆后继的枭雄。

　回顾陶渊明这些年的经历，知晓他曾在东晋晚期桓玄和刘裕两位大枭雄手下谋事，见证了他们翻天覆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和想象诗人的内心波澜。他会是对现实政治毫无深切感知的凡夫吗他会是乐天知命简单纯粹的田园诗人吗

　毫无疑问，诗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诗中或隐或显有所表露;然而这种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实之处。对陶渊明来说，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经有过一个真正实现的机会，当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泽令，甚至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也谈不上——如前边谈到的，这或许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获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诗人一生最久长的一段仕途。

　回到陶渊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诗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为诗人设身处地来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桓玄当时据有江、荆二州，势力之大，人所瞩目;而荆州正是诗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其次，从陶渊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当有相当的亲切感。东晋是所谓门阀时代，陶渊明与桓玄的关系，似乎也很有必要从这样一个视野中加以观测。桓氏家族，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考，东汉大儒桓荣为其先人，中经曹魏时代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激烈斗争，桓范被杀，此后家族孤单势弱;桓彝渡江，为东晋功臣，其子桓温权倾一时，为桓玄最终代晋为楚确立基础。虽然如此，桓氏当初仍很受高门世族的鄙视，《世说新语》里记载桓温为儿子向当时在自己手下为官的王坦之提亲，王坦之不敢自主，答应回家去问问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桓温相中的儿媳的爷爷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气急躁的王蓝田，曾想吃鸡蛋，筷子夹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还踩不着，于是就地抓起来，直接放进口里咬开再吐出来。这回，王述还是很暴躁，本来他是很喜欢王坦之这个儿子的，儿子虽然是大人了，还抱着靠在自己的膝盖上，但一听桓温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开儿子，骂道：“你犯浑了吗怕桓温吗他不过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将女儿嫁过去!”王坦之于是回报桓温说：“卑下女儿家里已为她定了婆家了。”桓温当然是明白人，说：“我晓得了，这是你爹不答应啊。”王述以桓温为“兵”，当时这是强烈蔑视的表现。至于陶氏家族，陈寅恪先生认为本来出自溪族杂处地区“业渔之贱户”，因而士族胜流视同异类，只因东晋初年以军功致显，但仍受到歧视。《世说新语》里记有一则故事：王胡之住在会稽东山的时候很穷，当时陶侃的儿子陶范送一船米给他，结果竟然被拒绝了，王直截了当地说：“我王家的人没米下锅，自会去找谢家的谢尚讨，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说新语》极为精深的余嘉锡先生对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陶侃)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说新语》的这条记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但对这条文字，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的时候引了另外一本史书《续晋阳秋》的记载：

　(袁)宏为大司马(桓温)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之父桓彝)。”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

　显然，这两则记述极为相似，我们不必追求两者之间究竟是张冠李戴了，还是都曾发生过，桓、陶两家故事可以有这样的纠葛，透露出两家在彼时高门世族视野中彼此地位相侔。就陶渊明而言，其家族从曾祖陶侃开始，为国家勋臣，到诗人这代已然衰落，作为旧家子弟，陶渊明的自我认同或许是很以祖先为傲的，但实际环境之中则远非如此，其不受高门世族之尊重，与桓氏颇为类似。这或许是陶渊明与桓氏之间一种精神合契的基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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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介绍

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晚年更名潜。一说名潜，字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63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63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1]

文学成就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与散文家。陶诗今存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陶文今存12篇，计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

陶渊明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说来，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诗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因此，陶渊明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田园诗派的鼻祖。他的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1、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2、咏怀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3、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历史评价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土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萧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到了隋唐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土传》，

最佳陶征君，

目耽田园趣，

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唐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最后写道：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空余墟里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中写道：

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

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到了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已”。

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他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晚年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居高声自远”，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现代，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或极品。其中《少无适俗韵》，曾编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诗的抒情沁人心脾；诗的写景，豁人耳目。读过后叫人终生难忘。什么时候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却未必志同道合。仔细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的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的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道、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渊明诗文的精华所在。

作品目录

陶渊明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后人编为《陶渊明集》。目录如下广东佛山陶艺大师封伟民刻画作品“陶渊明”：

卷之一 诗四言

停云并序

时运并序

荣木并序

赠长沙公族祖并序

酬丁柴桑

答庞参军并序

劝农

命子

归鸟

卷之二 诗五言

形影神并序

形赠影

影答形

神释

九日闲居并序

归园田居五首

游斜川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乞食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答庞参军并序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连雨独饮

移居二首

和刘柴桑

酬刘柴桑

和郭主簿二首

于王抚军座送客

与殷晋安别并序

赠羊长史并序

岁暮和张常侍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悲从弟仲德

卷之三 诗五言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还旧居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己酉岁九月九日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饮酒二十首并序

止酒

述酒

责子

有会而作

蜡日

卷之四 诗五言

拟古九首

杂诗十二首

咏贫士七首

咏二疏

咏三良

咏荆轲

读《山海经》十三首

拟挽歌辞三首

联句

卷之五 赋辞

感士不遇赋并序

闲情赋

归去来兮辞

卷之六 记传赞述

桃花源记并诗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五柳先生传

扇上画赞

读史述九章并序（夷齐、箕子、管鲍、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贾、韩非、鲁二儒、张长公）

卷之七 疏祭文

与子俨等疏

祭程氏妹文

祭从弟敬远文

自祭文

代表作：

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中国文联、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前不久正式授予河南省汝南县“中国梁祝之乡”称号。一石激起千层浪，刚刚归于平静的梁祝文化源流之争，再度沸沸扬扬。 空前热闹的“梁祝”之争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在全国多个省份都有民间传说和历史遗存，全国多个地方都在倾力打造这一文化品牌。因此，关于梁祝源流之争，多年来一直未平息过。尤其是近年来，浙江的宁波、杭州、绍兴；江苏的宜兴；山东济宁、河南驻马店等四省六市先后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报“梁祝”为世界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梁祝源流之争愈演愈烈。 2004年4月，在有关部门协调下，四省六市在宁波召开研讨会，达成“宁波共识”，四省六市联合申报世界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至此，这一长达数十年的源流之争才告一段落。 2005年，安徽六安舒城县也提出“梁祝申遗”，四省六地变为五省七地。 河南汝南成为“中国梁祝之乡”，将稍有平息的梁祝源流之争战火再度点燃。从去年12月5日起，国内多家媒体、各大网站竞相报道各方人士的意见和观点，其中来自浙江宁波等梁祝文化遗存地的声音尤为强烈。 “一身江南学子装束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怎么成了河南人？”对于梁祝的归属权问题，梁祝文化研究专家、宁波市鄞州区文联主席麻承照说，根据对鄞州县志的研究，梁山伯本身就是鄞州人，祝英台是上虞人，两个人的祖籍都已经搞清楚了。2004年，宁波市从华东师大请来专家组进行考察，确定了宁波市为梁祝故事的发源地，“我们有梁祝墓，有梁祝的故居，甚至当初祝英台从上虞坐船到宁波的码头渡口我们也原样保留着。”麻承照告诉记者，早在2004年，鄞州区梁祝文化就已经成功地申报为国家级历史文化保护遗产，得到了“梁祝发源地”的称号，“梁山伯庙婚俗信仰文化空间”国家级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也即将取得成功。 宁波市中国梁祝研究会会长周静书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此次授予汝南‘梁祝之乡’是个比较轻率的行为。” 江苏宜兴华夏梁祝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路晓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从历史记载看，梁祝故事的文字记载最早在宜兴，把“梁祝之乡”的称号授予汝南，似乎不太合适。 遭到多方质问的河南省驻马店市文联副主席、梁祝研究会会长刘康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向中国民协申请‘梁祝之乡’与共同申遗不矛盾，我们从未说过汝南是发源地。” 针对各地的强烈反响，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党组书记白庚胜解释，“‘中国梁祝之乡’并非判定梁祝文化发源地，授予河南汝南县‘中国梁祝之乡’，授予的是其县域保护权。凡是有梁祝遗存的地方，只要申报，都会授予一个保护权。” 梁祝传说的两个“版本” 记者了解到，在各地关于梁祝的源流之争中，宁波与汝南之争较为突出。 从两地故事传说来看，按汝南民间传说，在晋代，梁山伯与祝英同窗3年，却未能看出祝英台是女儿身，后来祝英台被许配马家，梁山伯求婚不成，一病不起，临死前，要求家人把自己葬在祝英台婚轿经过的路边，让自己看到祝英台出嫁，祝英台得知后，身穿孝服出嫁，轿子经过梁山伯坟时，下轿拜祭撞死在柳树前。 而宁波的故事传说版本是，梁山伯是晋代鄞州县令，是个清廉的好官，由于得罪了权贵，被残害致死，老百姓为他修了一座大墓。而祝英台是明代来自上虞的侠女，劫富济贫，后来被权贵杀害。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就把两个人合葬在一起，结了“阴婚”。 从文物古迹方面来看，在汝南县，至今留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墓，分列于马庄乡古官道两侧，尽管墓里面早已被盗空，但出土的墓墙证明两座均为晋代墓。梁山伯与祝英台并没有订婚，二人不可能合葬，这种分葬墓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在梁山伯家乡梁岗村，至今还留有梁山伯故居和二人学习的学堂。最令汝南人深信不疑的是，无论是故居、墓地、二人经过的草桥遗址以及学堂遗址，其距离与梁祝故事中所描述的完全相同，都是十八里路。 而在宁波，至今留有梁祝二人合葬墓。 从两地民俗风情来看，汝南县马庄乡，姓祝人家的女儿与姓马人家的儿子绝对不通婚，这个风俗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因为梁山伯不能领会祝英台暗示从而酿成悲剧，梁岗村村民们把梁山伯称为梁傻子。所以，梁祝戏从来不在梁岗村演，这被村民们看作是揭梁姓人的家丑。 而宁波有一句老话，“若要夫妇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当地人已经把梁山伯视为爱情忠贞不渝的象征。 还是利益在作怪 记者来到宁波市鄞州区的高桥镇，在梁祝文化主题公园前，一名当地村民得知“中国梁祝之乡”花落河南，很惋惜，他告诉记者：“可惜了！这么好的一块牌子，就这么拱手让给了河南。”公园门前，一商贩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他最为担心的问题是，梁祝文化主题公园周围的商业氛围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他的生意还能不能做下去。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梁祝之乡”之所以引起纷争，表面看是各“梁祝”遗存地保护各自文化品牌的口舌之争，而事实上一些地方成名心切，抢占商机的内在动因非常突出。近年来，一些地方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力度很大，但并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而是啃食老祖宗留下的文化名牌。 据了解，2004年4月，宁波的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召集四省六市召开研讨会，达成共同申遗的“宁波共识”，而在随后不久的2004年6月，宜兴的华夏梁祝文化研究会也召开会议，达成了“宜兴备忘录”，确定六地轮流坐桩研讨梁祝文化，但是时至今日，“共同申遗”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有知情人介绍，各地都在做各自的事，而“申遗”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目前“共同申遗”的申报报告至今尚未进入商讨阶段，而轮流召开的研讨会几乎成了各地竞相进行梁祝文化品牌商业运作的平台。“联合申遗”声势虽造出去了，但徒有其名。 杭州市、绍兴市文化局等有关人士提出，如果把具体抢救、传承、保护和弘扬工作束之高阁，一味地去争名夺利，就会显得滑稽可笑，既无颜于先人，又愧对于后人。 “梁祝”属于全人类 “梁祝花落河南只是学术派的不同意见而已。”宁波市文化局副局长孟建耀告诉记者，宁波为“申遗”做了很多努力，为此，宁波市在10年间已投入了5000万元人民币。 “在自己国家里争来争去，没有什么意义！”江苏宜兴华夏梁祝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路晓农认为，梁祝是全中国人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遗产，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越剧《梁祝》的上演、**的拍摄再到《梁祝》小提琴曲的创作演出，梁祝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精品走向世界，上海的艺术家做出了贡献，但是上海从未争过什么“名分”。因此，各梁祝遗存地要以更高的姿态，以实际行动保护、弘扬这份遗产，而不是狭隘地争名分、争利益。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文物保护好，共同做好申遗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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