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风俗问题

我经历过：昔阳一般需要给女方3种钱,订亲钱、看家钱和采购新娘衣物首饰钱,订亲一般6000---10000不等，看家比订亲少点，衣物首饰钱一般2万左右，现在也有一次性全包给3--5万不等，不过这些钱都用来采购新娘衣服、首饰和其他嫁妆，其他人听起来体面，女孩子找了个殷实的婆家

订亲就是订婚，男孩子到女方家，和女方家亲戚一块吃顿饭，认认亲

看家是女孩子和她家一个长辈到男方家认亲，以前的意思是看男方家庭经济状况如何，（要给来的长辈准备个红包，一般168、268元）

其他就是娶亲时需要的红包，每个6或者8元

娶亲还有包袱钱，新娘衣服里娘家包的红包，里面有多少，婆婆再放进去多少（这钱是留给小夫妻的，一般提前问好多少钱） 。

其实：

自古以来，山西和全国各地一样，婚姻礼仪都遵循着周代即已确立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种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仪式和礼节。随着社会的发展，“六礼”的程序不断得到简化。尽管山西各地区之间的婚俗不尽相同，但其总的演进趋势都是由繁到简。近、现代以来，山西各地的婚姻礼仪大致为以下几个阶段：

---议婚---

议婚，又称“议亲”，是商议男女婚姻之事的最初阶段，旧时包括“求婚”、“过帖”、“相亲”等几道程序，到准备定婚为止。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由男女双方父母根据对方的门第、家境及品貌等条件决定婚事成否，男女当事人是没有多大发言权的。

“无媒不成婚”，议婚初始，一般是由男方家长委托媒人或托靠亲友、邻里前往女方家中求婚，又叫“提亲”。这一程序相当于“六礼”中的“纳采”。

---定婚---

经过议婚阶段，男女两家对婚事都持肯定意见，便可正式定婚，即“许亲”、“定亲”了。男方往女方家中郑重地送去聘礼，数量多少，一般因时因地，视家境贫富而定。这一程序相当于“六礼”中“纳吉”的后一部分内容和“纳征”，雁北一带称之为“下茶”，晋南一带则称之为“过大礼”。

男女双方订婚，一般选择夏历三、六、九等吉日，双方家长要在选定的这一天分别设筵款待亲友，名为“定亲饭”。主食一般是面条，表示男女两家已经成为情深谊长的儿女亲家，所以又称为“吃面”。晋南襄汾等地，男家筵席上必备饺子，意取“捏嘴”，表示希望不要再讨财礼了；女家设筵则以“臊子面”回敬，取其长，表示财礼少了可不行。在翼城一带，“吃面”则仅限于女家，称为“吃许口面”。

定亲这一天，晋东南陵川等地，男家要送面粉给女家。女家用所送的面粉夹上小米煎成油饼，再送给男家。男方以之分送亲友、乡邻，称为“通知”。在晋南的闻喜，男方送给女方的聘礼，除各色衣料、金银首饰、酒肉糖果外，还有90个花馍。女方的回礼，除衣装鞋帽，各种文具外，也有几十个花馍。男女双方把花馍切成薄片，分送亲友、乡邻，称为“散喜馍”。

晋南襄汾一带，男方送给女方的的东西要凑足十件，表示“十全十美”。女方“回奉”给男方的东西中，还要有十包掺有盐末的麦麸。这十包麸盐要分别撒在未来的公婆和妯娌头上，表示大家都有福（麸）、有缘（盐）分。晋中祁县等地，男女双方还要互送“四色礼”。男方送给女方“定亲衣”、戒指、耳环、手镯等物，女方回送男方文房四宝、扇子、荷包、裤带一类。其中裤带尤不可少，隐喻“从今以后我把你拴住了”，或者“我将为你侍奉巾栉，脱衣解带”。

山西的许多地区，在定婚时还讲究互换“龙凤帖”，即一种印有龙、凤的大红纸贴。男方给女方的“龙帖”上写有“求吉”字样，又叫“恳帖”，大致书写内容为：“愧乏玉田，仰祈舍诺。XXX鞠躬”。女方给男方的“凤帖”广写有“允吉”字样，又叫“允帖”，大致书写内容为：“德愧比凤，愿切乘龙。姻愚弟（兄）鞠躬”。“龙凤帖”一般以大红销金全柬制成，太原、大同等地要叠成九折，以表示婚姻天长地久（九）。祁县、平遥一带则为对折式，男女的生年、月、日、时“八字”写在中缝左右，折起来正好合在一起。

在订婚之日，晋南一些地方，女方还要由亲戚陪同去一次男家。返回时，男家除送给姑娘一定数量的钱外，还要送一捆棉花，称为“沾亲棉”，又叫“粘亲花”，表示从此沾亲带故，情谊绵绵不断。

---出嫁---

定婚以后，如果男女双方都已到当地认可的结婚年龄，男方家长便设筵邀请女方家长和媒人，一块选定迎娶的日子，寿阳一带称为“会择”，大同等地则称为“择期”。早先一般要事先请阴阳先生看黄道吉日。由于民间认为迎娶之期关系列男女双方的一生，所以非常慎重，双方家长往来磋商，往往从定亲到成婚要迁延一年以上，甚至更长时间。

迎娶的日子最后选定以后，男方要正式写帖通知女方。雁北一带称为“通书”，晋南等地则称为“送好日”、“下知帖”。这一程序相当于“六礼”中的“请期”。吕梁一些地方，到此时才正式送财礼给女方。以前定婚行聘，为“小送”；现在临娶“纳币”，为“大送”。

山西大多数地区在迎娶前几天或头一天，也有的在迎娶当天早上，男方要打发人往女方送钗钏首饰、衣装、酒肉等礼物。这一仪式叫做“催妆”，意为催促女方做好出嫁准备。太谷等地把“催妆”称为“饷飧（sun孙）；寿阳一带称为“送嫁妆”，同时把女方陪送的妆奁叫做“陪随”。在迎娶之前，大同一带，男方要送面粉和肉给女家，面粉叫做“离娘面”，肉叫做“离娘肉”。

出嫁前一天，女方要把陪送女儿的妆奁送往男家，称为“送嫁妆”。嫁妆旧时一般为桌椅箱柜、衣服被褥及梳妆用具，都要贴上大红喜字或扎上红布。忻州、雁北等地讲究在嫁妆中的面盆里放核桃和枣，然后用大红剪纸盖上；晋南襄汾一带则讲究在枕头里装上筷子、核桃，鞋里放上麸子，被子四角缝上枣和花生。这些习俗都是表示希望新婚夫妻早生贵子，儿女双全及夫妻感情和美、有福有缘。

收到妆奁后，男方要回送女方一些礼物。太原一带，男方回送女方的是清酒、猪头和蒸卷，称为“上头盒”。

出嫁前夕，女家还要给女儿“上头”和“开脸”。“上头”，即改变头发式样，把辫子盘成发髻。“开脸”又叫“开面”，其实是新娘进行美容修面，并以此表示少女时代的结束。一般是请一个“全福人”，即公婆、父母和丈夫俱在，儿女双全的年长妇女，由她用细丝线绞去姑娘脸上的汗毛，并修细眉毛，剪齐鬓角。“上头”，“开脸”之后，女方要宴请本族尊长和邻里乡亲，同时款待即将出嫁的女儿。民间认为，女儿一上头，就是人家的人了，娘家须以客相待，所以筵席非常丰盛，女儿也被安顿在筵席的首位。尊长、邻里除对待嫁的姑娘表示祝贺外，还要嘱咐她一些尊敬公婆、侍候丈夫以及处理好妯娌、姑嫂关系的道理。

---迎娶---

迎娶，又叫“迎亲”、“娶媳妇”，等于“六礼”中的“亲迎”。通常是由新郎亲自到女家迎娶新娘，但在忻州、吕梁的一些地方，也有媒人或小叔子带领迎亲队伍前往迎娶，而新郎在家坐候的。

迎亲的队伍，旧时讲究要用各种仪仗，从前到后，有炮手、开道锣、开道旗、“肃静”、“回避”朱牌、宫灯、金瓜、斧钺、朝天镫、龙虎旗、团扇、日罩……吹打鼓乐更是不能少的。花轿一般为两乘，新郎、新娘一人一乘。去的时候，新娘之轿例不空行，晋南一带要放花糕，青馍作为镇物；晋中有的地方则由一个与新娘属相相同、父母健在的小男孩坐着压轿，称为“压轿喜倌”。

山西各地的迎亲队伍中，都要有陪伴新郎的人。左权一带，是从年长亲友中找两个人，称为“冰人”；再从新郎的子侄辈中找一个年龄与新郎差不多的，称为“引婿”。雁北平鲁等地讲究“女一男二”，要新郎的妗子和两个兄长随花轿同去同回；回来时，女方自然也以“一女二男”相陪送亲。大同一带娶亲、送亲则专要双方女眷中娴熟礼仪的相陪。对陪伴新郎的人，太谷一带称为“伴客”；对女方陪伴新娘的人，则称为“送客”。“送客”之外，女方再去人，便是“吃客”了。

女儿在出嫁前，山西各地大多有“哭嫁”的习俗，人称“媳妇哭，娘家富”。据民俗学专家研究，这一习俗的起源与远古时代的“抢婚”有关，后来女子被掠夺时的哭诉才逐渐演化为婚俗中的“哭嫁”。这不是乐极而悲，往往有其真实的内容。一般是感叹无忧无虑少女生活的结束，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眷念兄嫂弟妹及与女友的友好相处之情，同时对为人妻、媳的人生转折甚感惶惑不安。如果对婚事不太满意，感到委屈，更要借机发挥，大哭而特哭一场。新娘的母亲、女友与家族中的女眷，一般都要陪哭。

迎娶的队伍到来后，女方的家门往往由新娘的妹妹或女友们紧闭、关锁。一方面显示女方家族的尊严，另一方面是故意捉弄迎亲者。迎亲者怕误了时辰，只有付“开门钱”了事。吕梁柳林一带，迎娶队伍到女家门口时，要把一只羊赶在前头进门，俗称“撞门”。

迎娶队伍进门后，女方设筵盛情款待。晋中榆次等地，招待女婿时，除一应酒菜外，还有薄饼一样主食，当新女婿的一定要“偷”十几张饼、几双筷子和一些酒器，当地人称为“得富贵”。晋南襄汾一带讲究新郎、新娘同吃“合婚饼”。晋东南沁县等地，女儿临行前要吃鸡蛋饼，俗称“三颗鸡蛋一壶酒，打发闺女上轿走”。

撤席后，新郎再次向岳父、岳母叩头辞行。晋中祁县一带，岳父此时要为女婿披红、簪花。然后乐声大作，迎娶队伍再加上女方陪送人员，以更为盛大的气势起程了。“婚”、“昏”同音，晋南一些地方还保留着新娘晚上出嫁的古老习俗，娘家筵请新郎，一直要到初更才打发闺女出门。

女儿出嫁离家时，山西各地都有不带娘家土的习俗。民间认为“土能生万物，地可产黄金”，怕带走了土会带走娘家种庄稼的好运气。这自然是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女儿出嫁时，要在炕上换上新鞋，然后由哥哥或舅舅背上或抱上轿；或者坐在椅子上，由人抬上轿；有的地方是以红毡或红布铺地，女儿脱去脚上的旧鞋，进了轿再换新鞋。不管怎样出门，反正是脚不沾地。

女儿临行时，晋东南沁县一带，母亲要含着眼泪绕轿二圈，默默祝愿女儿幸福吉祥；父亲则象征性地护送“百步”，然后由其舅、叔、兄、弟等四人伴行送亲。

迎娶路线一般讲究走大回环，回时不走来时路。晋中祁县一带依据村落位置，有玄武（北）入，朱雀（南）出；或白虎（西）入，青龙（东）出的说法。迎娶队伍要随带红毡或红布，除了供新娘上下轿踩踏外，路经寺庙、井台或石碾、石磨时，还要用来遮掩轿窗和新娘，意在防止白虎星等鬼崇邪怪相扰。路遇别人家的嫁娶队伍时，双方要互换“针线”，即新娘的女红消灾。现在迎亲队伍相遇时互赠手帕，即此遗风。

迎娶旧时多用轿或轿车，除此而外，吕梁山区有些地方新娘出嫁骑驴；长治、屯留等地，新娘、新郎都要骑马。雁北平鲁一带还有“骡驮轿”的特殊交通工具，即两头骡子一前一后驮着一乘长轿。娶亲这天，“骡夫”最受人尊敬，他们身着黑色新衣；头缠白色毛巾，装束得精精干干。据说他们既能把“骡驮轿”赶得稳稳当当，又能使人饱受颠簸之苦，所以喜钱是不能少给的。

迎娶这一天，新郎、新娘的妆束因时因地而异。新郎旧时头戴宽边黑色硬礼帽，身穿马褂长袍，后来改为制服，现在则大都是西装革履了。晋中、晋南等地，新娘着装比较特殊，要头戴凤冠，身穿蟒袍，腰扶玉带，宛似戏台上皇后娘娘的形象。后来不穿蟒饱了，改套红棉袄；不戴凤冠了，改戴茶色眼镜，一律改穿时装。

---婚礼---

迎娶队伍回到男家以后，鼓乐大作，鞭炮连声，男方亲友、邻里一拥而出，迎接新娘。晋东南沁县一带，新娘花轿讲究落在一床红被上，新娘索取“下轿钱”后，由一“全福人”相搀，踩着红毡进门。婆婆随后用笤帚在轿内象征性地扫三下，并取土一把，拿回家放在新房炕角席子下。这叫“扫轿土”，大约是和“不带娘家土”的习俗针锋相对，你怕带来娘家的土，影响娘家种庄稼；我偏要想方设法扫一些，以有利于自家的农事。

山西有些地方在新娘出轿后，要把谷草秆、麸皮、瓜子、花生、核桃、栗子等物大把大把地往新娘身上撒，同时念诵赞辞。这一习俗叫“撒草”或“撒喜果”，起源甚为古老，相传早在汉代即已流行。早先叫做“撒谷豆”，意在压避青羊、乌鸡、青牛三煞神。后来逐渐演化，从赶煞神转为求吉利，晋南一带尚保留古意，翼城叫做“打五鬼”，浮山则叫做“摔新人”。

据史料记载：“和氏璧”是平圆形中心有孔的玉器，具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杜光庭《录异记》），“色混青绿而玄，光彩射人”的特征（陶宗仪《辍耕录》）。和氏璧触手生温，不染尘埃，能在夜中发光，所以又称夜光之璧。它不仅价值连城，而且凝聚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内涵。

关于和氏璧的来历，在《韩非子•和氏篇》中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中得一珍玉，献给楚历王，正使玉工辨识，说是石头，以欺君之罪断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仍以欺君之罪再断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泪尽而继之以血。文王见状，派人问其故，和答道：“吾非悲别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斑。”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遂名之为“和氏璧”。因感其忠、怜其别，文王封卞和为零阳侯，然和辞而不就。卞和献玉的故事从此被传为千古佳话。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

自楚国卞和献璧后，从楚文王到楚宣王的大约四百年间，和氏璧一直是归存楚国王室，世接代传，为楚国镇国之宝。楚威王时，和氏璧被赐给伐魏有功的令尹（相国）昭阳。某日昭阳大宴宾客，将和氏璧拿出给大家观看，结果和氏璧在宴席上离奇丢失。昭阳四处搜查，牵连了无数人，却是一无所获。张仪便是因此获罪，被迫逃去了秦国。日后张仪反而受秦惠文王的信任，当上了秦国相国，连横霸秦。

和氏璧失踪五十年后，突然在赵国出现，为赵国宦者令缪贤在集市上购到。卖璧的人不知道是自己不知道，还是怕惹祸上身，总之是什么都没说，价钱也不是特别昂贵，所以缪贤买回家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和氏璧。后经玉工鉴定为天下至宝和氏璧后，缪贤喜之若狂，爱不释手。赵惠文王得到消息后，向缪贤索要和氏璧，缪贤推托没有璧。赵惠文王趁缪贤外出打猎，派人冲进缪贤府中，夺走了和氏璧。缪贤怕赵王降罪，打算逃走，舍人蔺相如劝阻了他。缪贤肉袒求罪，赵王果然原谅了他。缪贤趁机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蔺相如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演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完壁归赵的故事。

秦国统一中国后，和氏璧到了秦王嬴政手中。秦始皇命人将和氏璧琢成传国玉玺，李斯亲书八字小篆于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形呈龙凤鸟虫之状。公元前229年，秦始皇巡幸，乘龙舟至洞庭湘山，骤起风浪，龙舟顿有倾覆之险。为祭神镇涛，于是抛宝玺于湖中。8年后，有使者过华阴平舒道，遇一人持璧曰：“为吾遗滈池君。”从此传国玺失而复得。秦始皇崩后，子婴将玉玺献与汉高祖刘邦。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当时的皇太后拿玉玺去打前来讨印的王寻、苏献，崩掉了玉玺的一角，后来以黄金镶之。东汉光武帝刘秀得此玺于宜阳，三国孙策得此玉玺于新殿南井中妇人死尸项下，曹操得此玉玺于许昌，唐高祖得此玉玺于晋阳，宋太祖得此玺于陈桥兵变中，元人得此玺于崖山之下。元顺帝被逐出中原远遁大漠后，此玺再未见到。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多次对蒙古用兵，始终未能如愿找到玉玺。

和氏璧琢成的传国玉玺一直是中国至高皇权的象征，许多人梦寐以求，苦苦争夺，也因此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赵惠文王(～前266) 战同时赵国国君。名何。赵武灵王子。公元前299～前266年在位。继位初以年幼，由相国肥义辅政。前295年，公子成和李兑派兵围抄丘宫，杀死叛乱的公子章，饿死主父(即赵武灵王)。后李兑为相，与公子成长期专断国政。前292年，赵惠文王于南行唐筑城。前288年左右，魏昭王在强秦进攻之下，将葛孽(今河北肥乡县西南)、阴成两地献给赵惠文王为“养邑”，欲联赵抗秦。同年，赵国派董叔联合魏军攻宋。次年，赵国与燕、韩、魏、齐五国联兵攻秦，迫秦废除帝号，并使秦将先前夺取的王公、符逾归还赵。前285年，赵惠文王与秦昭王于中阳相会。次年，赵与秦、燕、韩、魏五国举兵伐齐，赵惠文王并以相国印授燕将乐毅。五国破齐后，赵、燕军仍联合攻齐。秦国却早将大军调回攻三晋，其中赵国的蔺(今山西离石西)、祁(今山西祁县东南)两城为秦将白起所攻取。齐国衰败后，七国中除秦以外，比较强大的国家为赵。赵惠文王是继赵武灵王后比较有作为的国君，他曾任用乐毅为相，蔺相如为上卿，廉颇、赵奢为将，对外以理折服强秦，对内整顿税收，使得“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军事上不断攻取齐魏两国土地，前283年廉颇攻取齐国昔阳(今河北晋县西北)。后三年，赵奢攻取齐麦丘(今山东商河西北)，前276年，廉颇攻取魏的几(今河北大名东南)。当时人称赵国“尝抑强齐40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战国策•赵策三》)。前270年，秦军越韩的上党向赵地阏与(今山西和顺县)大举进攻。赵奢率赵军先是慢行军使秦军麻痹，后急行军赶至阏与据高临下，大破秦军。此后，廉颇又于几大败秦军，赵国在赵惠文王期间为秦国兼并战争中的唯一能与之抗衡的国家。

廉颇

廉颇

廉颇，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军事将领。主要活动在赵惠文王(前298—前266)、赵孝成王(前266—前245)、赵悼襄王(前245—前236年)时期。

赵惠文王初，东方六国以齐最为强盛，齐与秦各为东西方强国。秦围欲东出扩大势力，赵国当其冲要。为扫除障碍，秦王曾多次派兵进攻赵国。廉颇统领赵军屡败秦军，迫使秦改变策略，实行合纵，于惠文王五十四年(前258年)在中阳(今山西中阳县西)与赵相会讲和。以联合韩、燕、魏、赵五国之师共同讨伐齐国，大败齐军。其中，廉颇于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带赵军伐齐，长驱深入齐境，攻取阳晋(今山东郸城县西，本为卫国领地，后属齐)，威旗诸侯，而赵国也随之越居六国之首。廉颇班师回朝，拜为上卿(上卿为当时最高级的文官，相当于后来的宰相)，秦国虎视赵国而不放贸然进攻，正是慑于廉颇的威力。此后，廉颇率军征战，守必固，攻必取，几乎百战百胜，威震列国。

周赧王三十二年(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曾得和氏壁，强秦愿以十五城换之，赵派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仅仅是宦官缪贤门下的“舍人”。经缪贤向惠文王荐举，身携“和氏璧”，充当赵使入秦。蔺相如以他的大智大勇完壁归赵，取得了对秦外交的胜利。

其后秦伐赵，占领了石城。赵惠文王十九年复攻赵，杀了二万赵军。这时秦王欲与赵王在渑池会盟言和(今河南渑池县西)，赵王非常害怕，不愿前往。廉颇和蔺相如磋商认为赵王应该前往，以显示赵国的坚强和赵王的果敢。赵王与蔺相如同往，廉颇相送，与赵王分别时说：“大王这次行期不过三十天，若三十天不还，请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要挟赵国的希望。”廉颇的大将风度与周密安排，壮了赵王的行色，同时由于相如渑池会上不卑不亢的与秦王周旋，毫不示弱地回击了秦王施展的种种手段，不仅为赵国挽回了声誉，而且对秦王和群臣产生震慑。最终使得赵王平安归来。

会后，赵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地位竟在廉颇之上。廉颇对蔺相如封为上卿心怀不满，认为自己做为赵国的大将，有攻城野城，扩大疆土的大功，而地位低下的蔺相如只动动口舌却位高于我，叫人不能容忍。他公然扬言要当众羞辱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后，并不想与廉颇去争高低，而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为了不使廉颇在临朝时排列自己之下，每次早朝，他总是称病不至。有时，蔺相如乘车出门，远远望见廉颇迎面而来，就索性引车躲避了。这引起了蔺相如舍人的不满，蔺相如解释说：“强秦与廉颇相比，虎狼般的秦王相如都敢当庭呵叱，羞辱他的群臣，我还会怕廉颇吗强秦之所以不敢出兵赵国，这是因为我和廉颇同在朝中为官，如果我们相斗，就如两虎相伤，没有两全之理了。我之所以避他，无非是把国家危难放在个人的恩怨之上罢了。”廉颇听后，深受感动，他选择蔺相如家宾客最多的一天，身背荆条，赤膊露体来到蔺相如家中，请蔺相如治罪。从此两人结为刎颈之交，生死与共。

“将相和”的故事，后人以各种不同的文艺形式加以表现，它强烈的爱国情感催人泪下，感人奋发。而廉颇勇于改过，真诚率直的性格，更使人觉得可亲可爱。

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8年)，廉颇向东攻打齐国，破其一军。赵惠文王二十年二(前276年)，再次伐齐，攻陷九城。次年廉颇攻魏，陷防陵(今河南安阳南二十里)，安阳城(今河南安阳县西南四十三里)。正是由于廉、蔺交和，使得赵国内部团结一致，尽心报国，使赵国一度强盛，成为东方诸侯阻挡秦国东进的屏障，秦国以后10年间末敢攻赵。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卒，孝成王立。这时，秦国采取应侯范睢“远交近攻”的谋略，一边跟齐国、楚国交好，一边攻打临近的小国。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秦国进攻韩地上党。上党的韩国守军孤立无援，太守冯亭便将上党献给了赵国。于是，秦赵之间围绕着争夺上党地区发生了战争。这时，名将赵奢已死，蔺相如病重，执掌军事事务的只有廉颇。于是，赵孝成王命廉颇统帅20万赵军阻秦军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参见长平之战)。当时，秦军已南取野王(今河南沁阳)，北略上党(今山西中部地区)，切断了长平南北联系，士气正盛，而赵军长途跋涉而至，不仅兵力处于劣势，态势上也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面对这一情况，廉颇正确地采取了筑垒固守，疲惫敌军，相机攻敌的作战方针。他命令赵军凭借山险，筑起森严壁垒。尽管秦军数次挑战，廉颇总是严束部众，坚壁不出。同时，他把上党地区的民众集中起来，一面从事战场运输，一面投入筑垒抗秦的工作。赵军森严壁垒，秦军求战不得，无计可施，锐气渐失。廉颇用兵持重，固垒坚守三年，意在挫败秦军速胜之谋。秦国看速胜不行，便使反问计，让赵王相信，秦国最担心、最害怕的是用赵括替代廉颇。赵王求胜心切，终于中了反间计，认为廉颇怯战，强行罢廉颇职，用赵括为将。虽然蔺相如力谏，指出只知纸上谈兵的赵括不适合担此重任，但赵王不听，任用赵括为将军。赵括代替了廉颇的职务后，完全改变了廉颇制定的战略部署，撤换了许多军官。秦国见使用赵括为将，便暗中启用武安君白起率兵攻赵。大败赵括军于长平，射杀赵括，坑赵兵四十余万。赵长平之战，赵国损失四十五万人。

长平之战后，秦国趁势包围赵都邯郸(参见邯郸之战)，持续一年多，幸有魏公子信陵君窃取兵符相救得以不灭，但国力已大减。

燕以赵大伤于长平，以丞相栗腹为将，针对赵国“壮者尽于长平，其孤未壮”的状况，于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年)举兵攻赵。赵使廉颇为将，指挥了著名的鄗代之战。他将全军分为两路，一路由乐乘率领直趋代地，抗击西路燕军，一路亲自率领，迎战燕军主力于鄗城(今河北柏乡县北)。廉颇指挥为保卫乡土而同仇敌忾的赵军，采取集中兵力打敌正面的战法，首战告捷，挫敌兵锋，打掉了燕军的嚣张气焰。接着，他率领赵军大败燕军主力，阵斩栗腹。燕军主帅被斩，惊慌溃退。廉颇抓住燕军败退之机，立命赵军乘胜追击，长驱500里，于前250年进围燕国都城蓟(今北京市)。燕王喜眼看燕国危在旦夕，只好答应赵国提出的割让5城等全部要求，向赵国求和。廉颇因功封信平君，为相国。廉颇任相国前后约六七年，多次击退入侵敌军，并伺机出击。前245年，带兵攻取了魏地笼阳(今河南内黄县西北)，说明赵国国力又有恢复。

廉颇从长平免职回家，失去权势的时候，原来的门客都离开了。等到再被重用当将军，门客们又都聚拢上来。廉颇很是感慨，要他们退去，门客告诉他：这没什么奇怪。现在是以市场上的买卖方式交朋友，您有权势，我们就跟随您，您没有权势，我们就离开，这本是买卖常理。又有什么埋怨的呢

秦始皇二年(前245年)，赵孝成王卒，其子赵悼襄王继位。襄王听信了奸臣郭开的谗言，解除了廉颇的军职，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因受排挤而发怒，攻打乐乘，乐乘逃走。廉颇于是离赵投奔魏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廉颇去大梁住了很久，魏王虽然收留了他，却并不信任和重用他。赵国因为多次被秦军围困，赵王想再任用廉颇，廉颇也想再被赵国任用。赵王派遣使者宦官唐玖去带着一副名贵的盔甲和四匹快马到大梁去慰问廉颇，看廉颇还是否可用。廉颇的仇人郭开却唯恐廉颇再得势，暗中给了唐玖很多金钱，让他说廉颇的坏话。赵国使者见到廉颇以后，廉颇在他面前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披甲上马，表示自己还可有用。但使者回来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饭量还很好，可是和我坐在一起，不多时就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颇老了，就没任用他，廉颇也就没再得到为国报效的机会。

楚国听说廉颇在魏国，就暗中派人迎接他入楚。廉颇担任楚将后，没有建立什么功劳。他说：“我思用赵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流露出对祖国乡亲的眷恋之情。但赵国终究未能重新启用他，致使这位为赵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一代名将，抑郁不乐，最终死在楚国的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十几年后，赵国被秦国灭亡(参见秦灭赵之战)。

廉颇的陵墓在今安徽省寿县城北7公里的八公山之放牛山西南坡上，墓面西，周长300米，西临淮河，南北东三面环山，一代风流领山川之胜，英风浩气激荡千秋。

点评：廉颇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其征战数十年，攻城无数而未尝败绩。为人亦襟怀担白，敢于知错就改。他的一生，正如司马光所言：“廉颇一身用与不用，实为赵国存亡所系。此真可以为后代用人殷鉴矣。”这一结论，既概括了廉颇一生荣辱经历的史实，又揭示了人才与国家盛袁兴亡的重要关系，确实值得后人深思。

蔺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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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相如，战国时期赵国上卿，相传为山西安泽、古县北宝丰村人，其墓在村之附近。

时势造英雄。在纷繁变幻的战国时代，涌现出大批文臣武将，他们各展其才，在那丰富多采的英雄画廊里，位置显赫，映照千古。

蔺相如原本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家中的一名舍人，按正常升迁，很难位居国相地位，但秦赵之间的尖锐斗争，为其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战国后期，强秦加紧了东出兼并六国的攻势，而三晋当其冲要。经过几大战役后，韩魏国力锐减，慑于秦威，逐渐不敢做正面相抗。赵国自武灵王(前325-前229年)胡服骑射、大兴改革以来，奋发图强，比之其他中原各国，实力强盛，成为秦向东发展的劲敌。到了赵惠文王(前307-前251年)后期，秦的攻势加剧，秦、赵之间的外交、军事斗争日趋复杂起来。

秦昭王(前307-前251年)于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向赵提出以15城易赵之“和氏壁”。这是强国对弱国进行的一场政治讹诈。一块壁玉，无论多么宝贵，也不能与15座城池相抵质，强秦不过借机试探赵之虚实而已。消息传来，赵君臣明知是讹诈，却无如之何。如作应允，显然“秦城恐不可得”，拱手送璧入秦，定使赵国徒受愚弄，而强秦更求索不已，如不应允，秦便轻易得到出兵赵国的借口，赵便面临战争的威胁。这种被动情况，正是弱国外交难以为计的必然形势。

蔺相如在这紧要关头，出面打破僵局。他对比秦赵实力，说明赵虽不能以武力相抗，但可从道义的曲直着眼，采取“宁许以负秦曲”的策略，来揭穿秦的骗局，使秦得不到出兵的借口，而赵在道义上取得主动。

策略得到赞成，蔺相如自报“愿奉壁往使”，井保证“城入赵而壁留秦，城不入，臣请完壁归赵。”

秦素称“虎狼之国”，此次出使的艰难可想而知。但蔺相如事前已有周密考虑，充分准备，所以临事应变，处处主动。秦王便殿接见，轻慢赵使，接玉后又无意偿城。蔺相如智索国宝，严辞揭穿骗局，气势上占了上风。秦人欲以武力夺回壁玉，蔺相如“怒发冲冠”，“举壁睨柱”，表示了与国宝共存亡的决心，以生命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取得了“完壁归赵”的胜利。

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年)的秦赵“渑池会’，是秦对赵的又一次政治胁迫。当时，秦已连败赵国，故赵王畏秦，在秦约赵王赴会时，赵王“欲毋行”。蔺相如认为；“王不行，示赵弱胆怯也。”故自报奉陪赵王赴会。在会谈中，以其机敏和雄辩，阻止了秦的欺侮，挫败了秦的胁迫，再次获得外交斗争的胜利。

廉颇为赵之良将，屡立战功，威震诸侯，拜为上卿。蔺相如的两次外交斗争的胜利，与廉颇的统军镇守密不可分，秦仅以外交活动试探虚实，也正是慑于廉颇的武力。对此，蔺相如有清醒的认识，而居功自傲的廉颇却不识大体，在相如因功大拜为上卿，且位在自己之上时，极为气愤，公然宣言：“吾见相如，必辱之。”拉开了较量的架式。

针对廉颇的挑战，蔺相如的对策是：每遇上朝，常称病不去，不与廉颇争位次；道遇廉颇，多引车避匿，以免发生冲突。当门人认为受到侮辱，纷纷要求离去时，蔺相如向他们表白了心迹：“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相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这顾全大局、感人肺腑的剖白，不仅使门客恍然大悟，深受感动，就是畜意折辱相如的廉颇听后，也顿觉无地自容。他悔恨交加，立即负荆请罪，于是二人成刎颈之交。将相之和，保证了赵国在尔后15年内，团结一致，共同抗秦。

赵惠文王死后，赵孝成王继位，年少，太后用事，赵国的另一上卿赵奢已去世，蔺相如病重。秦国于赵孝成王四年(前262年)动用大军进攻赵国之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为避开秦军的强大攻势，廉颇屯兵固壁不战。在双方相持3年之久后，秦派人离间赵王，促使赵王起用毫无作战经验的赵括代替持重稳健的廉颇，这一阴谋逃脱不了蔺相如的慧眼，他带病劝说赵王：“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但赵王不听，终于导致了长平惨败，损兵45万，元气大伤，从此赵国每况愈下，于代王嘉六年(前222年)为秦国所灭。

蔺相加的一生，是在维护祖国的尊严，保卫赵国政权的斗争中度过的。就其行事来看，显然是一位有着深厚政治素养和卓越识见的政治家，而他与廉颇“将相和”的故事，又谱写了一曲公忠爱国的赞歌。这支歌，人们世代相传，激发着强烈的爱国情感，起着净化人们心灵世界的重要的教育意义，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花未眠 嘿嘿~~~

其实高中看过的他的书里面当时最喜欢的是《古都》 带着浓浓的日本气息 日本的美学体现的非常好 情节相比《雪国》看着要舒服些~~O(∩_∩)O~

清馨、淡雅的情感

幽深、玄妙的眷恋

——川端康成的《古都》解读

沈洪泉

淡淡哀愁诉姐妹悲欢离合，悠悠深情写古都昔阳晚照。川端康成作品中的幽玄理念、虚无思想和审美情趣在他的中篇小说《古都》体现的再明显不过了。

相对于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的确属于隔了好几代的日本作家。时下，“小资情调”已经没有了许多年前的那种让人唯恐避之而不及的贬义。而是一种风雅的时尚。那么，川端作品中的那种日本文学自《源氏物语》以来就固有的物哀情趣和幽玄理念就真的应该离我们远去了吗？

说起村上，我不敢妄自置喙。曾经有人借我一本《挪威的森林》，在我桌子上放了几个月，一直到被主人要回我也没有读上一页。他的《奇鸟怪行录》我买来有几年了，看了一点便不能卒读，现在还在书柜里放着。我真的悖时了吗？是不是该补上村上那一课？

但我确实曾经是一个日本文学的爱好者。川端康成、森村诚一、松本清张还有许许多多日本作家的作品我都读过。川端的作品更是我的至爱。我尤为喜欢看叶渭渠老先生的翻译的川端作品和他写得有关川端的研究和评论。我这篇文章是我1988年我在读研期间为了参加在广州举行的日本文学年会而写的。现在拿出来说声“献丑“绝不是谦逊之辞。

在川端的小说中，川端的《古都》不如他的《雪国》和《千鹤》名气响亮，但我觉得在表现日本文学的古典美方面，它却是独具一格的。且听我慢慢道来。

1968年，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雪国》、《千鹤》和《古都》“以其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他带来这一崇高荣誉的的三部代表作品之一的《古都》，是代表着川端康成后期更加成熟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的一部力作，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中篇小说《古都》发表于1962年，在这部近十五万字的作品中，川端康成通过千重子和苗子这对孪生姐妹的悲欢离合，千重子父亲太郎追求古典美的艺术理想的破灭和绸缎生意的衰败，把渗透在这位作家一生创作中的虚无思想、幽玄理念以及物哀、自然美的审美情趣的艺术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

川端康成是以描写男欢女爱的爱情生活，塑造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艺妓、舞女、女艺人等艺术形象而见长的。在《古都》中，他也着意刻画了千重子和苗子这两个纯真美丽的少女。她们是川端康成美学理念的体现者，是他艺术世界的女儿国中又一对心怀淡淡哀愁和幽幽深情，具有鲜明柔和的女性美的形象。

千重子和川端的其他女性形象不同的地方是她身为富门闺秀，不必为自己的温饱和家庭的生计而奔走。她本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作为“弃儿”的失落感和悲情却时时袭上她的心头。无论是养父母的亲切安慰还是良辰美景的赏心悦目都不能排遣她心头之痛，而只能加深她失意和哀愁。在小说的第一节“春花”中，千重子从寄生在老枫树赶上的紫花地丁的开花“感受到春天的明媚”,⑴ 绚烂的春景固然能给正值怀春妙龄的她带来醉意，但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春色更能“勾起‘孤单’的伤感”。她由树洞里的紫花地丁联想到养在丹波壶里的金钟儿，一样都生长在狭小的天地里，自生自灭，无人留意。她不得不发出感叹：“这就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吗？”由物度己，弃儿的命运也同样是不能自主的。

作为千重子的孪生姐妹的苗子，她的容貌虽然几乎和千重子一模一样，但由于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氛围中，她的内在气质、性格却和多愁善感的千重子大相径庭。千重子的弃儿感主要是精神上的，作为佐田家的独养女儿，她在生活上一直是养尊处优的，而苗子却是实际生活中的“弃儿”，父母在她还是婴儿时就已逝去，全靠别人把她抚养成人。悲苦的生活经历，使她的眼睛里“蕴含着深沉而忧郁的神色。”她是一个“健康的劳动者形象”，“能干”、“结实”、“坚强”，她比千重子要多几分阳刚之气和自立意识。在山中遇雨时，她用自己的身躯庇护千重子，自己却被淋得湿透。她看重自己的人格，只是在千重子的反复请求和秀男的一再解释后，她才接收了千重子委托秀男为她织成的腰带。她为自己的骨肉至亲，“无论有什么困难”，“都高兴帮助解决”，“纵然冒死也要掩护”，但绝不愿意闯入她的生活，给她带来麻烦。自己宁愿过着清贫、劳苦的生活，也要把幸福和安宁留给千重子，她不想当千重子的替身，打算拒绝秀男的求婚，趁着刚刚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像“幻影”一样逝去之前，摇头拒绝了千重子要她再来的请求，毅然离去，“始终没有回头。”

作者在小说中着意刻画的另一人物形象是太吉郎。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太吉郎在年轻时放荡不羁，老来还时而狎妓取乐。他一生都在都在追求古典的美，但从未成功过。他不肯为迎合时尚去“画些时兴的画样，”“没有天才，难以进步”，，却想“借助麻药的魔力绘出奇怪的友禅画稿”，因而被其父送进医院。他那孤僻的“名士气质”从来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为了得到一些构图上的灵感”，躲进尼姑庵里深居简出，咬着有长年手垢的数珠，从西洋抽象派画家的画中得到启发，为女儿设计出体现自己父爱的腰带图案画稿，“但画面虽然新颖、有趣，可是同温暖的心却不大协调”，“仿佛给人一种荒凉的病态的感觉”。在小说中，作者有意安排太吉郎同青年织工秀男各执不同的审美观进行争论，使他们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一个苍白无力，似灶中余烬，一个血气方刚，如炉火熊熊。太吉郎为了追求他的古典美惨淡经营，秀男为了将传统的纺织工艺发扬光大而苦苦奋斗，但由于他们的苦心孤诣都局限在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之中，只好听任无情的现代生活潮流将他们的理想淹没。他们在各自美的追求中殊途同归，这就加重了作品的悲凉、惆怅之感。

二

川端康成《古都》这部小说中的思想基调是虚无和幽玄。他把这对孪生姊妹襁褓中的分离和成人后的重聚加以情感化的处理，使两个人物始终陷在缥缈、缠绵的感伤之中。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她们微妙、细腻的感情变化和思想活动来突出虚无思想的主旨。千重子每每出现，她心头总有种解不开、剪不断的“一缕淡淡的寂寞情绪”，“一股难以名状的的痛楚”。她对生活的前途毫无信心，养母向她提起婚事，她“面带愁容，久不言声。”姐妹的团聚，没有冲淡她心头的寂寥和悲愁，却给他增添了“新的哀伤”。苗子总是为一种“幻灭”感所主宰，就连自己的双胞胎姐妹也被她看成“幻影”。虚无思想在太吉郎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他无法忍受尘世的烦扰，总想找一处清净的地方躲起来。他的思想是贫血的，他的志趣是颓废的。面对娇艳的郁金香，秀男赞美它“开花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它整个生命却是灿烂的”，而太吉郎却无法理解秀男“花是活的”这句话的含义，一再强调，“花太多了，我有点厌烦”，并得出“色彩过分鲜艳，反而令人感到索然无味”的结论。他把自己自嘲为剥落的土墙，“倒塌的倒塌，倾斜的倾斜”。这是一个一生都不得志的失意老人的顾影自怜，是一个追求古典美的失败者和生意萧条的经营者的自怨自艾。总之，作品就是通过这些人物感情和思绪的描写给人一种时世无常、缥缈无迹的感觉，体现出作者的虚无思想和颓废情感。

川端曾说过：“有的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⑵

作为一个“接收西方近代文学的洗礼。自己也曾经进行过模仿的尝试”⑶ 的作家，川端在创作中不能不说丝毫不受西方虚无主义的影响。在他一生的创作中，他都抱着强烈的兴趣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理论和作品，将其创作手法借鉴过来，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感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虚无思想和颓废感情也不无相通之处，毕竟西方和日本的现代文学所反映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生以及由战争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所造成的人的心理的畸形和人格的异化。在《古都》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给人的心理造成的压力和人物感情的畸变同这种压力之间隐隐约约的联系。太吉郎感情上的种种亏欠和苗子如同幻影般的隐去，仿佛都在诉说作者对失去外部现实和内心世界中一块块净土的痛惜和颓丧之情。那“大樟树的枝桠以奇异的弯曲伸展着，而且互相盘缠，仿佛充满着一种使人危惧的力量”，不正是象征着严酷的社会现实对人物心理的巨大压力吗？

从早年参加新感觉派的创作活动起，到后来以女性美、人情美和自然美为创作主调的川端，他的作品很少涉及社会生活的主流，但他的《古都》却有些例外。小说中太吉郎的绸缎批发生意的“日渐惨淡”是由于日本战后商业集中垄断的大规模经营造成的，太吉郎自己也感到自家时代相传的生意经已经不灵了，不得已只好让新兴商业资本家批发商水木的儿子来插手自家店铺的经营。西阵纺织业由于产品过剩只好停工，在现代工业的倾轧下像秀男家那样的手工作坊“也许用不了二、三十年就会被淘汰”，“就算保全下来，充其量成为国宝罢了”。作品中的这类描写虽然用墨不多，但也多少让人感到一点时代气息，使作品中的种种感情冲突多少与社会矛盾联系起来。然而川端的创作风格就是把“人和社会意识分开，致使现实和个性支离破碎，然后以理智、感觉加以苦心构思。”⑷ 时代生活的新潮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艺术情趣的矛盾加剧了作品的悲苦感，让人们为传统美的渐渐消逝感到惋惜，追今抚夕，激发起思古之幽情。显然，令川端怀念不已的是战前的日本，使他魂牵梦萦的是旧时的生活。从这部小说的题名《古都》到书中对京都古城古朴典雅的名胜古迹，城里城外的秀丽风光以及各种极富日本传统特色的节日和生活习俗的描写，处处都流露着作者对这个千年古都的深情眷恋和对现代文明给这座城市的古色古香的传统美带来的侵蚀的切肤之痛和痛惜之情。太吉郎在观赏古城景色时看到附近大街上的住家已变成能接待大旅行团的饭店和旅馆，由此而联想到这幽静、古雅的京都风光不久就要被喧闹的工业区所取代，不由得发出了阵阵感伤，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末路之叹和不可挽回的惋惜之痛，这恐怕就是那位一辈子都在探求日本传统美的川端老人在夕照晚年的悲凉情感的真实写照吧。

川端的虚无思想虽然同西方现代主义有着种种联系但却更多地带有东方或者说日本的色彩，也就是他自己一贯称颂的“东方古典的虚幻”⑸ ，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种“无”不是西方的虚无，相反，是万有自在的空，是无边无涯无尽藏的心灵宇宙。

川端深受禅宗以“轮回转世”为中心的无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一直渗透着“无常”、“虚幻”的“幽玄”精神。在《古都》中，无论是人物的性格体现，情节的构思发展，主题的展示显现都不过是这种理念的艺术体现。川端所崇尚的“无”并非主张什么都没有的状态，而是认为“无”是最大的“有”。是产生“有”的精神实质。所以他在作品中表现的消极隐退的思想倾向并没有完全否定自然生命和人世生活，而是珍惜它们的暂时存在，痛惜它们的倏忽湮灭。出于这种艺术理念，千重子从紫花地丁的又复重开“感受到春天的的明媚”，她喜欢那“平凡无奇的野花”，“她最感亲切的”是“真一坐在彩车里的那副童男的形象”；苗子“最讨厌厌世这种思想”，每天都“高兴、愉快地劳动”。川端在《古都》中纵笔泼墨抒写林林总总复杂的情感，表现的不只是“出世”的消极精神，还有“人世”的积极态度。他曾借一休的手迹“入佛界易，进魔界难”表明自己的精神境界。他说“没有‘魔界’，就没有‘佛界’。”⑺ 他把禅宗的“悟”同真善美的艺术追求联系在一起，在其创作中体现为“古雅幽静”，“闲寂俭朴”的幽玄理念，创作出空灵、幽深而又返朴归真的艺术意境，从而达到日本传统文化中美的极致———“虚无”。

三

川端以虚无幽玄为神髓的艺术思想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以日本传统美为主旨的物哀和把自然美同人性美结合起来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

川端幼时曾连遭丧亲之痛，孤儿的感情深植在他一生的心灵之中。在他的《十六岁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我的心呈于一种静静的悲伤之中，没有一丝笑容，带着哀怨的心情一句一句地写着。”⑻ 实际上，川端康成就是以这种“静静的悲伤”为出发点走上了创作道路，“奏出了其文学中的低音主调”，⑼ 正因为有了这种切身感受，再加上他深得其旨的日本古典文学素养，川端才得以不露痕迹地把传统的“物哀”融会贯通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塑造出一个又一个优美动人的形象；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中的失意、无常、和哀怨的情感才那样真切动人；在《古都》中，那种淡淡的哀愁，幽幽的悲情才不只是通过对弃儿千重子和孤儿苗子的心理刻画表现出来，而且还渗透在全篇作品中，成为极为自然的感情流露。

传统的物哀和作者自身的孤独悲感水乳交融的契合使川端小说中的少女形象获得富有情感的艺术生命并具有鲜明柔和的女性美特征。在《古都》中，作者把同情、怜悯和哀伤的感情寄予千重子和苗子，在突出她们楚楚动人的美貌的同时，又着意刻画她们内心的悲情苦绪。她们“美丽的脸蛋”既使“绽开了微笑”,也“流露出一缕淡淡的哀怨”。正如叶渭渠先生所说的那样：

他以客体的悲哀感情和主体的同情哀感来赋予人物的悲剧情调,构成感人的美的艺术形象。⑽

表现少女的单纯、温柔、纤细的女性美是川端的艺术特长，是他一贯坚持的艺术追求。在《古都》中，作者对美丽少女千重子的形体和姿态的描写并不多，而是让她或低首于春光明媚的庭院，发出将自己飘零的身世比作孱弱孤单的紫丁花的感喟；或徜徉于盛开的“女性化”的樱花丛中，忘情于美好春光，春心萌动，向真一倾诉自己作为“弃儿”的衷肠：或与女友结伴而行，观赏新叶的嫩绿，驻足于挺拔秀丽的杉林之前，心沉郁绿之中；或与同胞姐妹相聚于杉林，在骤雨中与苗子拥抱相偎，倾诉骨肉离合之情。作者通过自然景物对两个美丽少女的衬托，通过她们在良辰美景中感情的喃喃低诉。通过她们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风光中的彳亍流连，使她们的姣好容貌和美丽的景色交相辉映，如置读者眼前。她们或泣、或诉、或笑、或嗔，那“纯真、清朗的声音”，通过读者的审美通感，不绝于耳。

川端说过：

文学中优美的怜悯之情，大都是玄虚的。少女们从这种玄虚感情中培植了哀伤的感情⑾

善于捕捉少女的感情的细微变化，用她们优美动人的体态和声音来突出她们内心的哀感，用这种艺术手法塑造少女的美丽形象，体现了他崇尚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形成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感人之深的艺术特色。川端在《古都》中除了用充满感情的笔触描写日常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和秀丽典雅外，还用了很大篇幅着意描绘人物所处环境中的自然美，而且还特别重视人对自然美的主观感情和意识作用，把表现人物感情的自然流露的心理刻画同表现自然景物的内在气韵的描写手法巧妙地结合起来，把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造成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具有东方审美特点的优美意境。可以说，在体现人物美和自然美的和谐统一的东方－日本传统审美情趣方面，《古都》在川端的作品中，是最为突出的。

运用日本传统的“四季感”的艺术手法，以春夏秋冬时令的明显变化，来衬托人物感情的波动变化，是《古都》的另一重要艺术特色。小说从“春花”起，经过“秋色”、“深秋的姐妹” “冬天的花”以及其他各节，在时序的转换，景色的变化中，让人物一个个相继出现，他们的种种悲情苦绪在四季的交替中缓缓流动，在这种兼具日本美学传统和川端个人特点的审美时空中，给人以一种人生无常、玄妙幽苦的悲剧美感。

由于作者在写作中力求达到的是感情的深沉含蓄和气韵的生动流畅，他在结构安排上就重感情抒写而轻情节铺叙，重整体意境的创造而轻故事发展的完整交待，但其优美的写景写情语言表述却蕴含着深沉的底气，表面结构的呈现似连非连却包孕着余味无穷的深沉美学意境。作者有意将这部小说诗化、散文化，读起来“却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⑿

川端一生走过的创作道路是非常曲折的，他的作品中的思想艺术内容是十分复杂的，其作品渗透着浓厚的虚无思想和颓废情绪，却也表达了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者尤其是下层妇女爱悯之情，而且更是包涵着能够打开读者心扉的人情美和自然美。诚然，作为一个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作家，他总是让他的艺术眼光远离社会生活的主流，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将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生活的犄角旮旯和感情的微妙纤细变化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艺术天地。他用一个个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激发起我们的爱心，用种种微妙复杂、朦胧难辨的意趣、形象和情境拨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看到他在心灵和感情的世界里探微索奇时独步孤行的心路历程。他将西方现代主义的种种手法和日本文学的传统技巧熔为一炉，在人物心理刻画之细腻、感情表现之纤细，在自然美中体现人情美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新颖别致的效果。《古都》中并无他的某些作品中表现官能享受和违背人伦的变态心理的描写，而是像他在《伊豆舞女》、《篝火》、《春天的景色》中那样，描写少男少女们善良、纯真的感情和青春的萌动，唱起了又一支既歌颂隽永、深沉、温馨的人生情感又宣泄悲凉、幽深、玄妙的末路怨悔的咏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