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中篇小说

1、《草原》：1888年，他把中篇小说《草原》（Степь）发表在严肃的文学杂志《北方导报》（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上。这部作品颇得好评，标志着他告别了喜剧性小说的创作，是他成熟的标志。

2、《没有意思的故事》：1889年2月，《伊凡诺夫》在彼得堡皇家剧院演出。然后，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接着，他写成了独幕笑剧《求婚》和四幕喜剧《林神》。已经成为一名知名剧作家的他，加入了由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创办的剧作家协会。

3、《第六病室》：1890年4月到9月，契诃夫只身一人，先坐火车，后骑马、乘船，来到政治犯流放地库页岛进行实地考察。库页岛上地狱般的惨状和西伯利亚的城市的贫穷给契诃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黑暗的现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逐渐改变了不问政治的心态，开始著述揭露沙俄专制制度下的内幕，著名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Палата №6）和报告文学《库页岛旅行记》均是这次考察之后的产物。这一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贼》、《古塞夫》，创作了独幕笑剧《被迫无奈的悲剧角色》、《结婚》。

4、《决斗》是文学史上第一部向列夫·托尔斯泰的“勿抗恶”观点进行挑战的文学作品。

5、1894年，他创作并发表了中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天地》、《黑修士》、《大学生》，以及报告文学《库页岛旅行记》。《库页岛旅行记》直指沙俄的专制统治和对政治犯的压迫。

6、1895年，他创作并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凶杀》、《白额头》。

7、1896年，喜剧《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失败，在舆论的批评声中，失望的契诃夫曾一度发誓永远不再创作剧本。接着，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我的一生》。

8、《姚内奇》（Ионыч），对“人变庸人”的过程作了深刻的艺术展现。

契诃夫的著名作品：

短篇小说《给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皮靴》、《马姓》、《凡卡》，《迷路的人》、《预谋犯》、《未婚夫和爸爸（现代小品）》、《客人（一个场景）》、《名贵的狗》、《纸里包不住火》、《哼，这些乘客们！》、《普里什别叶夫中士》、《猎人》、《哀伤》，《胖子和瘦子》、《喜事》、《在钉子上》；

《胜利者的得意洋洋（一位退休的十四品文官的故事）》、《小公务员之死》（Смерть чиновника）、《不平的镜子》、《谜一样的性格》、《站长》，《文官考试》、《戴假面具的人》、《变色龙》（Хамелеон）、《外科手术》。《太太们》、《幸福的人》、《在别墅里》、《大提琴的浪漫故事》、《一件艺术品》、《白嘴鸦》，《苦闷》（Тоска）、《凡卡》（Ванька）和《食客》、《校长》，《伤寒》、《吻》、《沃洛嘉》、《祸事》、《婚礼》、《逃亡者》、《无依无靠的人》；

《精神错乱》，《贼》、《村妇》、《古塞夫》,《跳来跳去的女人》、《邻居》,《匿名氏的故事》和《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一个女人的天地》、《黑修士》、《大学生》，《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凶杀》《农民》、《贝琴涅格人》、《在故乡》、《在大车上》“短篇三部曲”：《醋栗》、《套中人》（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有关爱琴的故事》。《在圣诞节节期》、《在峡谷里》。《补偿的障碍》、《没出嫁的新娘》《主教》。

剧作：《论烟草的危害》，喜剧。喜剧《蠢货》和四幕喜剧《伊凡诺夫》，独幕笑剧《求婚》和四幕喜剧《林神》。独幕笑剧《被迫无奈的悲剧角色》、《结婚》。独幕笑剧《纪念日》四幕喜剧《海鸥》（Чайка）。四幕剧《万尼亚舅舅》（Дядя Ваня）喜剧《海鸥》（Чайка）四幕正剧《三姐妹》（Три сестры），悲喜剧《樱桃园》。

小说集，《在黄昏》，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署上了真名，并把这个集子献给了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果罗维奇。

中篇小说：《草原》（Степь），《没有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Палата №6）,《决斗》《我的一生》《姚内奇》（Ионыч）。

报告文学《库页岛旅行记》。

扩展资料：

契诃夫所获荣誉

随着文学的发展，世界文学评论家喜欢把那些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说成是某方面的“契诃夫”，以致一些优秀的作家往往被冠以“契诃夫”称号，比如，美国短篇小说家约翰契弗就被公认为是“美国郊外的契诃夫”，而爱尔兰短篇小说家威廉特雷弗则被称为“爱尔兰的契诃夫”，美国作家卡佛、耶茨，捷克斯洛伐克的赫拉巴尔亦在不同程度被人称为契诃夫。

会产生此种现象主要是契诃夫的小说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直面现实的笔触，契诃夫一生以短篇小说为主，他创作态度严谨，重视文学的写生，笔下一草一木无不栩栩如生，刻画心理亦往往入木三分，是世界短篇小说巅峰之一，并成为短篇小说的代名词。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Аnton chekhov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 齐名为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严格来说，契诃夫不是在“写”小说，或者像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作家在编小说，他是在“吐”小说，“流”小说。他无需编故事，他甚至也不要构思，他的故事在空中四处荡漾。他能从任何角度开篇，又能从任何章节断流，但都是天衣无缝，都是自然胶合。他的人物不请自来，他的情节随手拈来。他仿佛只要拿起笔，就像拧开了自来水龙头，小说便如水源源流出……

　　契诃夫之所以能随意地“流”小说，在于它独特的叙述方法。这种叙述方法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处理，用眼睛和耳朵去追寻，文字像画笔的音符那样流动。快节奏，简捷，自然，质朴构成了清纯的文风，单刀直入，不拖泥带水，高度浓缩与深入浅出的表现，更增加了作品的韵味。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年)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年)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年），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年），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年），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年）。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凡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年)和《公爵夫人》(1889年)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年；《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年；《在昏暗中》，1887年；《天真的话》，1887年；《短篇小说集》，1888年）。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年)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年)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年)、《蠢货》(1888年)、《求婚》(1888～1889年)、《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年)、《纪念日》(1891～1892年)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年)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年)和《在流放中》(1892年)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年)。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摘抄及赏析，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变色龙》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

　在这篇著名的小说里，他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专横跋扈、欺下媚上、看风使舵的沙皇专制制度走狗的典型形象，把讽刺的利刃对准沙皇专制制度，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爪牙们的无耻和丑恶。

　小说的内容富有喜剧性。

　一只小狗咬了金银匠的手指，巡官便来断案。

　最突出的是奥楚蔑洛夫这一人物，从他对下属、对百姓的语言中表现他的专横跋扈、作威作福;从他与达官贵人有关的人，甚至狗的语言中暴露他的阿谀奉承、卑劣无耻;从他污秽的谩骂随口喷出来揭开他貌若威严公正里面的粗俗无聊。

　同时，作者故意很少写他的外貌神态，令人可以想象：此人在说出这一连串令人难以启齿的语言时，竟然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常态，由此更突出了这一人物丑恶的嘴脸、卑劣的灵魂。

　奥楚蔑洛夫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经历了五次变化。

　善变是奥楚蔑洛夫的性格特征。

　作品以善于适应周围物体的颜色，很快地改变肤色的“变色龙”作比喻，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如果狗主是普通百姓，那么他严惩小狗，株连狗主，中饱私囊;如果狗主是将军或将军哥哥，那么他奉承拍马，邀赏请功，威吓百姓。

　他的谄媚权贵、欺压百姓的反动本性是永远不变的。

　因此，当他不断的自我否定时，他都那么自然而迅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

　人们经常用“变色龙”这个代名词，来讽刺那些常常在相互对立的观点间变来变去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

　对他们说来，毫无信义原则可言。

　万物皆备于我，一切为我所用。

　他们这一伙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吗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

　它没有风花雪月的景物描写，也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安排，作家在描述一个警官偶然审理一件人被狗咬的案情中，只用寥寥几笔，就极其简练、锋利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灵魂丑恶，面目可憎，看风使舵的沙皇走狗——警官奥楚蔑洛夫的形象，寄寓着一个发人深思的主题。

　《变色龙》使我了解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沙皇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黑暗。

　理解以奥楚蔑洛夫为代表“变色龙”似的政府官员正是这种黑暗统治的产物。

　《苦恼》

　《苦恼》是契诃夫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曾被托尔斯泰列为作者的“第一流作品”。

　当时，俄国正处于沙皇统治下的黑暗时代。

　由于七十年代兴起的“民粹派”采取暗杀手段成功地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却未能推翻专制制度，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人民。

　革命者成批地被绞死和流放，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绝望情绪。

　窒息的政治空气使许多人变得麻木、冷漠，充满庸俗习气。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更是贫苦不堪。

　契诃夫目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群众思想的麻木，以深广的忧愤投入创作。

　他除了用讽刺的批判的笔触写下了大量揭露社会丑恶的作品外，还写了不少同情受侮辱受损害的小人物形象，用以控诉造成小人物不幸命运的社会的黑暗。

　作品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即第一自然段，用一个街头即景画面，写车夫姚纳和他的小母马。

　姚纳被失去儿子的痛苦折磨得麻木了，小母马也在默默地想心事，他们可怜地伫立在风雪之中，与周围喧哗、熙攘的世界格格不入。

　第二部分从“姚纳和他的小马”到“就会呜呜地哭起来”。

　这部分是小说的主干，主要写姚纳向人倾吐内心苦恼时的种种遭遇，它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层，他拉军人到维堡区去，写军人对他的冷漠;第二层，他拉三个寻欢作乐的青年上巡警去，写青年人根本不听他的苦诉;第三层，他遇到看门人，想跟他攀谈，可看门人指责了他;第四层，他和住处的小伙子诉说，小伙子却蒙头睡着了，写他遇到那么多人，竟没有一个人同情他。

　于是他向马诉说他的心里话。

　第三部分从“出去看看马吧”到全文结束，描写姚纳只能向马倾诉苦恼，马成了他唯一可以得宽慰的动物。

　全篇作品以题记“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为情节线索，依次写出了姚纳与马各怀苦恼与心事，姚纳向人诉说苦恼的连续失败，向马倾吐内心感情的成功。

　所有的情节内容都紧紧围绕着姚纳深怀苦恼倾诉苦恼的动机和行为展开。

　首尾互相呼应并形成对照，首尾人与马的关系又与中间部分人与人的关系构成对比，因此全文结构紧密、中心突出，又如行云流水，浑然一体。

　这篇描写小人物悲剧命运的忧愤深广之作，读来令人震颤而又耐人寻味。

　它的思想内含，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作品表现了黑暗现实中的小人物悲惨无援的处境和苦恼。

　车夫姚纳身处社会的下层，军人可以向他发脾气，青年们随意取笑漫骂他，扬言“给他一个脖儿拐”边看门人和他的同行都对他的痛苦无动于衷、缺乏同情心。

　他的生计也很艰难。

　午饭前出来到“黄昏的暗影笼罩金城”，他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奔波到晚上十点钟，竟然“连买燕麦的钱还没挣到”。

　他的遭遇又极其不幸，老婆早已去世，唯一可寄托希望的儿子又新近病逝。

　作者真实地刻画了一个地位低下、苦苦挣扎、命运悲惨的小人物形象。

　他的不幸，正是当社会压迫的结果。

　然而，对姚纳来说，最苦恼的还不是他的现实境遇，而是他的痛苦无处诉说，无人理解和同情，心灵的孤寂和折磨比现实生活的不幸更难以承受。

　作者写出了他在浩大无边的苦恼摧残下的内心麻木;他一动不动地任凭风雪的袭击，他无心拒绝不公道的车价，他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

　但作为一个活人，他毕竟还有向人倾吐苦恼、与人交流情感的渴望。

　然而在偌大的社会中，他却找不到一个关心同情、能分担他的苦恼的人，他只能在马身上实现他那小小的可怜的心愿。

　一个小人物孤单寂寞，压抑滞重的心态由此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他的麻木、忍受和不觉悟，既是生活的赐予，也是他无法通过斗争改变自己命运的心灵桎梏。

　作者哀其不幸之余，也不无怒其不争的意味。

　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昏聩和人与人关系中的自私、冷漠。

　作者通过马车夫姚纳一心想倾诉他的苦恼而结果却处处碰壁的情节，写出了现实生活和社会心态的一个缩影。

　人们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人际关系被市侩意识支配，难以沟通感情、互相理解，从而显示出整个社会的黑暗和冷酷无情。

　军人与追求享乐的青年对小人物的不幸漠不关心，这里有社会地位的隔膜。

　然而，与穷车夫处于同一阶层的看门人和青年车夫也无动于衷，这就更深刻地提示了当时社会人与人关系中的冷漠无情已到了何等地步。

　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终于把姚纳推向小母马，他在对马的倾诉中得到了人间得不到的安慰和同情。

　作品凸现了人不如马的昏聩现实。

　作者以深沉的感伤和强烈的愤慨，对此加以无情的揭露和否定。

　三、抒写了作者自己的无处言说的苦恼心境。

　当时，契诃夫正为探求真理不得而苦恼。

　他的这种心境，反映在《没意思的故事》的情节之中，也寄寓和流露在姚纳这个形象的塑造上。

　在叙述马车夫不幸遭遇和内心苦恼的过程中，尤其在姚纳只得对小母马倾吐悲苦的描写中，作者本人的那种苦闷、悲哀和默默之情是溢于言表的。

　题记：“我拿我的烦恼向谁去诉说”更具有一种自我表白的意味。

　小说写道：“那苦恼是浩大的、无边无际的。

　要是姚纳的胸裂开，苦恼滚滚地流出来的话，那苦恼仿佛会淹没全世界似的，可是话虽如此，那苦恼偏偏没人看见。

　那份苦恼竟包藏在这么渺小的躯壳里，哪怕在大白天举着火把去找也找不到……”这既是客观写实，也是主观移情。

　作者在同情小人物命运、抨击社会的黑暗的描绘中，又表现出自己的那种看不到前途和光明的无可奈何的态度，那种还在黑暗中摸索而苦无出路的心境。

　一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

　作者在作品中，将“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马”的关系相对比。

　用人的冷漠、自私和不耐烦和小母马“听着，闻闻主人的手”形成强烈的反差，用人的悲苦和小母马的凄苦相对双，形成相互间的一种比衬，更显示出人马相同的悲苦命运。

　最后姚纳与马相依为命，更加比照出姚纳牛马般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具有强烈的震憾人心的力量和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

　二是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态。

　契诃夫与其他一些俄国作家不同，他笔下的人物对话精当简练，毫无见长罗嗦之感。

　人物对话不仅符合特定环境和场合下人物的性格逻辑，而且能恰当地映射出人物此时此景的内心活动。

　三个青年的对显示他们寻欢作乐、玩世不恭的性格，姚纳挨了他们一巴掌还说：“嘻嘻!……好有兴致的`几位老爷……”。

　内心正转着这样的念头：他们有兴趣和他打玩，大概也有兴趣听他谈谈儿子。

　同时，姚纳的对话也反映了他老实巴结、逆来顺受的性格和急于倾诉愁苦的心情。

　这对刻画马车夫的性格特征和深层心理状态起了很大作用。

　三是富有深刻内涵的细节描写。

　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列宾曾就契诃夫小说赞叹道：“简直无法理解，从一篇如此简单、平淡、甚至可以说是贫乏的小说中，怎么弄到最后竟会浮现这样不可抗拒的深刻庞大的具有人类意义的思想……我深受震惊，无限神往……您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大力士”。

　(《契诃夫作品、书信全集》第8卷第92页)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小见大，平淡中见深刻的出色的细节描写。

　《苦恼》中没有巨大的场面和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

　它的整个故事都建立在马车夫想找人倾诉儿子死了这一细节描写上。

　但这件日常小事和小人物小小的可怜的心愿却折射出整个社会遭遇和悲剧命运。

　小说结尾姚纳对马倾诉衷肠的细节描写，更是强烈地突出和深化了主题，给读者以巨大的震惊和长久的回味。

　此外，以二十个戈比坐一趟车既写出了三个青年的耍懒，又刻画出姚纳为苦恼压倒而无心讲价钱;关于“娘儿们”的评价，写出了姚纳轻视妇女的传统思想弱点，以及当时小人物虽孤苦无援，但地位还在妇女之上的社会现实;这些都是内涵深刻而丰富的细节刻画。

　《套中人》

　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小说主人公别里科夫是一所中学的希腊语教师，他性格怪僻，思想守旧，行为可卑又可笑。

　他惧怕生活中哪怕是极微小的变动，凡是他认为脱离常规、违反法令的事，都使他闷闷不乐。

　他还盯梢、告密，全城的人都怕他，十多年来人们一直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当有人好心成全他与活泼开朗、爱唱爱笑的瓦连卡的婚事时，他竟忧心忡忡，彻夜难眠，生怕闹出什么乱子来，迟迟不敢求婚。

　"自行车事件"后，他被吓得生了大病，不久便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