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姓蒙古族的历史名人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公元1474～ 1517年)，蒙古族，又称察哈尔·巴图蒙克，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阿寨台吉次子阿葛巴尔济济农之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朝时期蒙古大元可汗，亦称察哈尔蒙古达延可汗，察哈尔氏鼻祖。

据清朝康熙内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蒙古源流》记载，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六岁即汗位，称大元可汗。一说他在位七十四年，终年八十岁。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的父亲孛儿只斤·巴延蒙克和其叔孛儿只斤·满都鲁结成联盟，本来要拥立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为大汗，但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主张拥立孛儿只斤·满都鲁为大汗。不久，孛儿只斤·满都鲁即大汗位，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为济农(辅政、副汗)。后来，因部族之间的纷争，二人同败，相继而死。

孛儿只斤·满都鲁可汗逝世后，他的遗孀满都海福晋执掌汗廷大权，统辖着蒙古各部。她在寡居期间，拒绝非黄金家族贵族的求婚，精心抚育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之子孛儿只斤·巴图孟克，两部联合，加强实力。

在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六岁时，满都海福晋扶立他即汗位，尊称察哈尔蒙古达延汗，并同他结婚。她辅佐年幼的达延汗，执掌政事，发誓报仇，维护黄金家族统治。

在明朝时期的蒙古史上，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满都海福晋，另一位是三娘子(忠顺夫人)。满都海福晋曾率军出征，驰骋大漠，打败枭雄，消灭仇敌，巩固了蒙古察哈尔部的统治地位。

在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年长后，亲自执政，厉行改革，废除太师制度，恢复济农，强化汗权，重分领地。据史籍《李朝成宗大王实录》记载，当时孛儿只斤·巴图孟克为人“贤智卓越”，控弦十万骑。

在稳固了同志权以后，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分封诸子，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部万户、兀良哈部万户和喀尔喀部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部万户、土默特部万户和永谢布部(哈喇慎、阿苏特)万户。左翼三万户由孛儿只斤·巴图孟克自己直接统辖，大汗驻帐于察哈尔部万户；右翼三个万户由济农代表大汗行使管辖权，济农驻帐于鄂尔多斯部万户。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的这些举措，为后世蒙古各部落形成的起源，重新划定蒙古各部的行政版图等，均影响极为深远。此后，察哈尔成为蒙古重要的部落姓氏。

察哈尔·巴尔斯博罗特：(公元？～1519年)，蒙古族，达延可汗的三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塞音阿拉克可汗。

察哈尔·图鲁博罗特继达延可汗之后，统领蒙古察哈尔部。

察哈尔·博迪：(公元？～1547年)，蒙古族，又称卜赤，图鲁博罗特可汗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博迪阿拉克汗。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博迪台吉带领左翼三万户官臣到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并威胁其叔叔。

巴尔斯博罗特看局势不妙，给博迪让位。十七岁的察哈尔·博迪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即汗位。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察哈尔·博迪去世，终年四十四岁，在位二十八年。

察哈尔·阿剌克：(公元1519～1547年)，蒙古族，达延汗长子图鲁博罗特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阿剌克可汗。

察哈尔·达赉逊：(公元？～1557年)，蒙古族，又称达莱逊，阿剌克可汗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库登汗。

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二十九岁的察哈尔·达赉逊即汗位，统领蒙古察哈尔部。

察哈尔·达赉逊继可汗位后，举部东迁，驻牧于蓟、辽地域(今辽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地区)。他的迁徙之举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冯瑗在《开原图说》中记述：“辽左始有虏患”。日本学者和田清在《明代蒙古史论集》一文中认为：“率领所部十万东迁，移牧于兴安岭东南半部，不仅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罕有事件；由于移动的结果，在蒙古内部引起了重大变化，并使明廷辽东大为疲敝，不久便形成了清朝兴起的基础。”

蒙古察哈尔部东迁后，与明朝长期反复、激烈地厮杀，损失惨重，两败俱伤。明军大将李成梁守辽，重点就是针对着蒙古的察哈尔部。而当时满洲后金的佟·努尔哈赤则隐藏于赫图阿拉地区，暗自发展，形成气候。所以，辽东地区明朝与蒙古的厮杀，为满洲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

公元1557年，察哈尔·达赉逊去世，终年三十八岁，在位十年。

察哈尔·图们：(公元1539～1592年)，蒙古族，库登汗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札萨克图汗。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 察哈尔·图们在二十九岁时即汗位。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察哈尔·图们五十四岁时去世，在位三十五年。

察哈尔·布延：(公元？～1603年)，蒙古族，札萨克图汗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薛禅汗。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察哈尔·布延即大汗位。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去世。

察哈尔·林丹：(公元1592～1634年)，蒙古族，又称陵丹、灵丹，打来孙可汗的四世孙；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呼图克图汗，简称林丹可汗。

在史籍《明史·靼鞑传》中，记载察哈尔·林丹则取谐音为“虎墩兔憨”，是满族对他带有轻蔑的意思。

据清朝康熙内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蒙古源流》记载，林丹汗是蒙古察哈尔部首领，也是蒙古最后一位大汗，出身于蒙古黄金家族，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黄金家族指的是大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后裔。

察哈尔·林丹于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即察哈尔蒙古大汗位，时年十三岁，后驻帐广宁(今辽宁北宁)以北。十二年后，比察哈尔·林丹年长三十三岁的佟·努尔哈赤登上后金政权的可汗位。后来继承汗位的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与察哈尔·林丹同岁，他成了蒙古察哈尔·林丹的致命克星。

其时，蒙古察哈尔部实力雄厚，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洮河，拥有八大部、二十四营，号称四十万蒙古。在史籍《明神宗实录》中记载，林丹汗有“帐房千余”，牧地辽阔，部众繁衍，牧畜孳盛，兵强马壮，自称全蒙古大汗。

察哈尔·林丹自称：“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因而，察哈尔·林丹冀图继承大元可汗的事业，南讨明朝抚赏，东与后金争雄，号令漠南蒙古。

察哈尔·林丹即位后，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察哈尔·林丹极力争取黄教僧侣封建主的支持，接受沙尔巴呼图克图的灌顶戒教，称“林丹呼图克图汗”。又下令将一百零八函的《甘珠尔》经典译成蒙古文，用金字抄写在蓝纸上。继而编纂蒙古文《大藏经》，并兴建了著名的寺院“察干召”(白寺)。在察哈尔·林丹的积极倡导下，黄教在蒙古左翼诸部传播开来，寺宇林立，僧众遍地，每个家庭都派一子出家为僧，喇嘛教迅速为蒙古贵族和民众所接受。喇嘛们用千金铸造嘛哈噶喇金佛。传国玉玺、嘛哈噶喇金佛、金《甘珠尔》经被视为三大法宝。不过，在察哈尔·林丹改奉红教后，信奉黄教的漠北喀尔喀和右翼三万户的各部汗、济农、诺延、台吉，与林丹汗逐渐有所疏远。

由于漠南蒙古东介于明朝与后金之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成为后金与明朝的争夺对象。在明朝、后金与察哈尔部之间鼎立的矛盾中，明廷与后金的矛盾是主要的。明朝主要采取“以西虏制东夷”的策略，联合林丹汗，共同抵御后金。林丹汗向明廷提出“助明朝、邀封赏”。明朝政府则每年给林丹汗的赏银先为四千两，后增至四万两，再增至四万两，尔后增至十四万两。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命大臣王象乾与袁崇焕共商对策。在《明史·鞑靼传》中记载：“象乾至边，与崇焕议合，皆言西靖而东自宁，虎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糜。”就是明朝政府以牛羊、茶果、米谷、布匹、金银为抚金，换取察哈尔林丹汗不犯边，而求得西边安靖，明廷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后金政权。

察哈尔·林丹接受了明朝的抚赏，显然妨碍了后金攻明的大政方针，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决定首先征抚察哈尔·林丹。因此，后金天聪汗与林丹汗之间的争战根本就不可避免。结果，爱新觉罗·皇太极先后三次出兵进攻蒙古，察哈尔·林丹势穷力竭，最终死在青海。

察哈尔·林丹对明朝索要抚赏，忽即忽离。而对待后金政权则由轻慢而迅速转为畏惧。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农历10月，察哈尔·林丹遣使至后金，狂称“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云云。后金的诸贝勒大臣见了察哈尔·林丹来书，皆勃然大怒，要将其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劓鼻馘耳放归。当时佟·努尔哈赤说：“使者无罪，暂加扣留，待派使臣返回后再做处理。”随后，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遣使赍书报察哈尔·林丹。察哈尔·林丹把后金使臣也关了起来，并对佟·努尔哈赤的国书做出了傲慢的回答。

佟·努尔哈赤误闻自己派遣的使臣被察哈尔·林丹所杀，怒斩蒙古使臣，但后来，后金使臣却却买通了蒙古看守，逃回了后金。不久，在佟·努尔哈赤成功地攻占了明朝的沈阳、辽阳后，后金政权同察哈尔蒙古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察哈尔·林丹在蒙古实行错误政策，加速了察哈尔内部的分崩离析。他自己掠土地、劫牛羊、穷奢极欲、暴虐无道，“炰休悖慢，耳目不忍睹闻”。察哈尔·林丹自恃士马强盛，横行漠南，破喀喇沁，灭土默特，逼喀尔喀，袭科尔沁。史载察哈尔部属五路头目的妻子，被林丹汗重臣贵英强占，受害头目含愤投巴林部首领炒花，“炒花不能养，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广宁”。因此，察哈尔蒙古的许多部落因对察哈尔·林丹不满，逐渐背离而转而依附于后金政权，与后金盟誓。例如科尔沁等部在后金军队的及时援助下，打退了林丹汗的军事进攻。

之后，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凭借有利的形势，开始向漠南蒙古发动军事攻势。在此次战役中，后金大军扫击巴林、巴岳特、乌济业特三部牧地，俘获五万六千多人畜。这是后金政权大规模进攻蒙古的开始。此后，又有许多蒙古部落依附于后金政权。

在爱新觉罗·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后，开始重点进攻蒙古诸部，并直接威逼到察哈尔部。据史籍《崇祯实录》中记载：后金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农历6月，察哈尔“拔帐而西，骚动宣、云，已逾半载”。察哈尔·林丹率察哈尔部开始西迁到宣府、大同塞外。

察哈尔·林丹西迁之后，明朝中断了抚赏，因此其内部困难加剧，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在这种情况下，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对察哈尔部连续发动了两次军事进攻。

第一次，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农历9月3日，爱新觉罗·皇太极亲率大军，会同归附的蒙古诸部征讨察哈尔部。爱新觉罗·皇太极第一次以“盟主”的身份发号施令，统率蒙古诸部军队向察哈尔·林丹发起进攻。9月6日，皇爱新觉罗·皇太极率领大军离开沈阳，西征林丹汗。9月8日，联军经都尔鼻(今辽宁彰武)时，敖汉、奈曼等部兵来会。尔后，喀尔喀、科尔沁、扎鲁特部、喀喇沁各部兵来会。随后，爱新觉罗·皇太极指挥满蒙联军，乘胜前进，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在史籍《清太宗实录》中记载：“遣精骑追捕败军，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爱新觉罗·皇太极亲征察哈尔大军，于农历10月15日回到沈阳。是役，为后金政权第一次由天聪汗亲自统率，会集蒙古诸部兵马，共同进击察哈尔部林丹汗。爱新觉罗·皇太极通过对察哈尔部的第一次进兵，确立了对漠南蒙古东面诸部的盟主地位，建立了蒙古归附各部对后金政权的臣属关系。察哈尔·林丹在受到爱新觉罗·皇太极威逼后，再次西迁，于是，爱新觉罗·皇太极对察哈尔部发动了第二次征伐。

第二次，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农历4月1日，爱新觉罗·皇太极发动了第二次对察哈尔部的进军。4月9日，大军到西拉木伦河时，沿途蒙古各贝勒率所部兵来会，共同大举进攻察哈尔部。据史籍《天聪朝臣工奏议》中记载，这次满蒙联军出征的目的：“一欲为我藩国报仇，一欲除却心腹大患。”察哈尔·林丹闻警大惊，“遍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遣人赴归化城，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察哈尔部众散处黄河河套及套西一带。

在史籍《清太宗实录》中关于皇太极第二次亲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役，是历时四十天，仅斩一人、获六人，又获马一匹、骆驼一峰。满蒙联军始终未同察哈尔部的军队相遇，无果而还。爱新觉罗·皇太极在深入察哈尔境地后，遇到的主要困难一是缺水，其时，以一只黄羊换水一碗，可以看出水之珍贵。二是缺粮，大军“分道而猎，及合围，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时军中粮尽，因脯而食之”。

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农历4月，察哈尔·林丹抗清失败，自己也“发痘”病死在青海的打草滩阿拉他拉。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拥众过万，仍驻扎在河套地区外围。

经过后金政权两次大的打击和西迁，察哈尔部人心离散，势不可为，“食尽马乏，暴骨成莽”。为了逃窜，舍弃故业，西奔图白忒部落，牲畜死得很多。许多部民没有吃的，彼此“杀人以食”。察哈尔部的许多部众已经不愿再随察哈尔·林丹继续西迁道吐蕃、青藏一带地方，许多部落首领纷纷投归后金政权，就连他的一位妻子也率其八寨桑，以一千二百户归降爱新觉罗·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鉴于形势发生变化，谕率兵诸贝勒大臣曰：“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撄我军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回返，趋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满蒙联军经宣府、张家口等地时，大肆抢掠，饱欲而返。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农历7月24日，爱新觉罗·皇太极率军回到沈阳。

爱新觉罗·皇太极征蒙古的最大收获，是得到了察哈尔·林丹的传国玉玺，他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天命所归，于是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定：改“后金”国号为“大清”。

察哈尔·林丹，这位成吉思汗以降的最后一位蒙古帝国大汗，成为了满清王朝爱新觉罗氏族立朝统世的最大奠基石。

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生卒年待考)，蒙古族，呼图克图汗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汗。

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农历闰8月，爱新觉罗·皇太极连续得到来自察哈尔的奏报：察哈尔·林丹出病痘，殂于打草滩地方阿拉他拉。又得到奏报：察哈尔·寨桑噶尔马济农等送察哈尔·林丹的窦土门福晋，带着人来归附。于是，爱新觉罗·皇太极决定三征察哈尔。

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农历2月26日，爱新觉罗·皇太极命属下多尔衮、岳讬、萨哈廉、豪格为统兵元帅，率骑兵万人，三征察哈尔，往收察哈尔·林丹之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农历3月，爱新觉罗·多尔衮等在宣府水泉口，招抚了察哈尔·林丹的遗孀囊囊福晋，从她口中得知了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等人的驻牧地。

爱新觉罗·多尔衮等迅速率领后金大军继续前进，前往黄河河套一带，收抚察哈尔部众，并寻找苏泰太后及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等人的下落。苏泰太后是爱新觉罗·皇太极母舅、贝勒叶赫·金台石的孙女，台吉叶赫·德尔格勒之女。3月28日，后金大军进抵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等人所驻牧的托里图地方。其时，天雾昏黑，额哲没有防备。爱新觉罗·多尔衮等议商决定，派遣随军的叶赫·金台石贝勒之孙叶赫·南楮等，先见叶赫·南楮之姐、林丹汗遗孀苏泰太后及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

叶赫·南楮等受命后，急驰至苏泰太后大营。到大营后，叶赫·南楮高声喊道：“尔福晋苏泰太后之亲弟南楮至矣，可进语福晋！”苏泰太后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后，既惊又喜，但怕有诈。苏泰太后遂令她的旧叶赫部随从亲自加以辨认，回来报告说：“是真的！”苏泰太后恸哭迎出营帐，与久别的弟弟抱头相见。随后，苏泰太后令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率领众寨桑，归附后金政府。这是爱新觉罗·多尔衮巧妙地利用姻亲关系，取得了政治与军事“一石二鸟”的生动史例。

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农历3月29日，苏泰太后偕同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设宴，奉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等驼马、雕鞍、貂裘、琥珀、金银、苏缎等物。除了驼、马外，多尔衮等把其余礼品都收下。爱新觉罗·多尔衮等亦设宴款待，并赠以雕鞍、马、黑貂裘等礼物。

到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农历8月3日，爱新觉罗·多尔衮偕同贝勒岳讬、萨哈廉、豪格等完成了征察哈尔部的任务，同时获得了历代传国的玉玺，玺文为“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玙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洵至宝也”。(本书按：后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玉玺”，纯系为无聊的伪造赝品。)

爱新觉罗·多尔衮等见到宝玺后大喜道：“皇上洪福非常，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农历9月，爱新觉罗·多尔衮率后金大军凯旋回到沈阳，把察哈尔·林丹偷偷持有的传国玉玺献给了爱新觉罗·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将蒙古察哈尔部安置于义州，分设左右翼察哈尔八旗，设都统和副都统管辖；再封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为察哈尔亲王，并将次女爱新觉罗·马喀塔格格嫁给了他。

当察哈尔·林丹的“八大福晋”归顺后，满洲贝勒济尔哈朗娶了察哈尔·林丹的大福晋苏泰太后(额哲之母)为妻，皇太极娶窦土门福晋和囊囊福晋为妃。后囊囊福晋生下了察哈尔·林丹的遗腹子察哈尔·阿布奈。在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因病去世后，其弟察哈尔·阿布奈承袭为亲王，又尚爱新觉罗·马喀塔格格为妻。

综观察哈尔·林丹，他不仅是蒙古察哈尔部的大汗，而且是蒙古各部的宗主。因此，蒙古察哈尔部的灭亡，既是漠南蒙古全部归于后金政权统治的标志，也是成吉思汗所创立之大蒙古帝国在其故土最终覆灭的标志。

蒙古察哈尔部被爱新觉罗·皇太极征服后，明朝失去了北面屏障，入塞通道被完全打开。在史籍《明史·鞑靼传》中记载：“明未亡，而插(林丹可汗)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察哈尔·林丹之死，他的儿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降附后金政权，标志着漠南蒙古完全归入满清，满蒙已经结成联盟，扩大兵员和实力，囊括了自东海到青海的版图，具有更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与明王朝争夺天下。明与清的力量对比，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当时，明朝的力量仍然强大，实际控制着长城以南大约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满清王朝兴起之后，持续对明朝发动攻势，将明朝打得焦头烂额。蒙古自从元顺帝北退之后，始称北元，亦从未间断向南骚扰，把明朝折腾得二百多年不得安宁，仅一个蒙古瓦剌部(蒙古卫特拉部)，就在土木堡打了胜仗，还俘虏了明英宗皇帝。后来俺答汗又带军队打到通州，威逼北京。满蒙两个拳头联合起来打明朝，明朝处于了一种明显的劣势。佟·努尔哈赤和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高明之处就是积极建立满蒙联盟，以语言、习俗相近来说服蒙古，宣称明朝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报仇。不仅如此，爱新觉罗·皇太极还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加强满蒙联盟。

爱新觉罗·皇太极在统一蒙古过程中，对蒙古各部，颁政策，定制度，封官爵，重管理，加强满蒙联盟，合力对付明朝。

联姻。早在后金天命时期，佟·努尔哈赤不仅娶科尔沁两贝勒的女儿为妻，他的儿子也相继纳蒙古王公的女儿做妻子。仅在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佟·努尔哈赤的四个儿子，次子爱新觉罗·代善娶扎鲁特部钟嫩贝勒女为妻，第五子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娶扎鲁特部纳齐贝勒妹为妻，第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莽古思贝勒女为妻，第十子爱新觉罗·德格类娶扎鲁特部额尔济格贝勒女为妻。尔后，第十二子爱新觉罗·阿济格娶科尔沁部孔果尔女为妻，第十四子爱新觉罗·多尔衮娶桑阿尔寨台吉女为妻。在佟·努尔哈赤在位时，同科尔沁部联姻十次，其中娶入九次、嫁出一次。爱新觉罗·皇太极在位时，同科尔沁部联姻十八次，其中娶入十次、嫁出八次。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皇后就是莽古思贝勒之女，两位爱妃是寨桑贝勒之女，其中庄妃辅育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定鼎中原，功在社稷。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儿子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两位皇后也都出自科尔沁部。蒙古科尔沁部与后金政权通过联姻，巩固了同盟，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在对抗察哈尔部的争斗中占据了上风。总之，由于蒙古科尔沁部归附后金政权最早，且博尔济吉特氏与爱新觉罗氏世为懿亲，清太祖佟·努尔哈赤、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和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先后有四位皇后、十三位皇妃，皆出自蒙古科尔沁等部。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影响了清初五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四帝(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的政治与血缘，而以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尤为突出。

在后金天聪一朝，满洲与蒙古察哈尔部联姻也是一例。爱新觉罗·皇太极先娶察哈尔·林丹的遗孀窦土门福晋巴特马·璪，后封为衍庆宫淑妃。又娶其遗孀囊囊福晋那木钟，后封为麟趾宫贵妃。囊囊福晋先生下察哈尔·林丹的遗腹子察哈尔·阿布奈。她后来又为爱新觉罗·皇太极生下一子，名爱新觉罗·博穆博果尔。爱新觉罗·皇太极还将第二女爱新觉罗·马喀塔下嫁给察哈尔·林丹之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为妻。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逝世后，爱新觉罗·马喀塔再嫁其弟察哈尔·阿布奈。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察哈尔·阿布奈之子察哈尔·布尔尼乘吴三桂反乱时发动叛乱，遭满清王朝击溃，察哈尔·布尔尼被杀。康熙大帝命诛戮察哈尔·阿布奈及其诸子，后裔女子皆没为官奴。蒙古察哈尔可汗的嫡系后嗣至此遂绝。

当时，和硕贝勒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妻子已死，继娶其妻妹、察哈尔·林丹的遗孀苏泰福晋为妻。大贝勒爱新觉罗·代善娶察哈尔·林丹之女、额哲之妹泰松格格为妻。皇太极之子爱新觉罗·豪格娶察哈尔·伯奇福晋，皇太极七兄爱新觉罗·阿巴泰也娶察哈尔·俄尔哲图福晋。此后，满清政权与蒙古察哈尔部由昔日之仇敌，成为后世之亲家，结成了坚固的政治联盟。

此外，爱新觉罗·皇太极还通过编旗、册封、赏赐、重教、会盟等一系列措施，不仅加强与密切了满清政府同蒙古诸部的关系，而且为以后的清朝入关后对蒙古诸部的政治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模式和经验。

　　“满蒙联姻”与“备指额驸”制度

　　清代满洲皇室和贵胄与蒙古王公实行的世代“满蒙联姻”，是清代的一项重要的国策，为清王朝柔服蒙古部落、巩固统治的羁縻措施之一，在清史中占有重要一页。所谓“北不断亲”是为清皇室与蒙古王公的姻戚关系延续不断。

　　“满蒙联姻”的涵义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清朝皇室娶蒙古王公之女为后为妃。二是皇室公主和宗室格格下嫁蒙古王公贵族。道光初年，清王朝又制定了“备指额驸”制度。在漠南蒙古早期归附清朝的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土默特、敖汉7部王公子弟和下嫁的公主、格格的子孙内，从15岁以上到20岁以下，择聪明英俊者注册，呈报清廷理藩院，以备额驸（满语，意为女婿）之选。年节时由父兄带到京城朝觐后，留在宫内教养，备作公主、格格的额驸。这一制度，加强了清朝统治者更好地控制蒙古各部。

　　公主、格格们的身份不同，额驸相应称作不同等级的额驸。一般皇后所生之女，是为固伦公主，其夫婿称固伦额驸；皇妃所生或宫中养女，是为和硕公主，夫婿称和硕额驸；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和辅国公所生之女，是为格格，其夫婿分别称郡主额驸、多罗额驸、郡君额驸、县君（固山）额驸、乡君额驸五个等级。公主和格格们下嫁时，皇室按照身份的高低，分别赏赐不同数量的俸银和俸缎，对不同级别的额驸和在朝为官的额驸，都要赐给为数可观的俸银，享受优厚待遇，以拢络蒙古王公。

　　据史料统计，清代皇帝的蒙古后、妃数为：努尔哈赤2位，均为科尔沁部；皇太极7位，为科尔沁、扎鲁特、察哈尔和阿巴嘎部；顺治9位，为科尔沁、阿巴嘎、浩齐特部；康熙2位，乾隆1位，均为科尔沁部；道光1位、同治2位，均为八旗蒙古王公之女。漠北、漠西蒙古没有。皇室公主、格格下嫁蒙古各部共48人，其中公主为32人（下嫁给科左中旗蒙古王公的公主就有7人），占总数的667%。各朝所选的额驸也以科尔沁等漠南蒙古7部为主，皇帝赐嫁漠北、漠西蒙古王公的公主、格格只是个别现象，完全是出于巩固边疆之目的。

　　建州女真（满洲）与科尔沁等部联姻结盟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蒙古叶赫、科尔沁等九部联合攻打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虽然取胜，但对九部中勇猛善战、不屈不挠的科尔沁部深感敬畏。因而对被俘的科尔沁部首领翁果岱、莽古斯及部众20多人，非但不杀，还赠送锦衣、战马相送，以表友好姿态。这样感动了科尔沁部，第二年，科尔沁部首领之一明安率先遣使，带战马百匹、驼十峰等献给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也以盔甲、弓箭等兵器回赠。此后，两部开始修好。

　　万历四十年（1612年），努尔哈赤遣使前往科尔沁部求婚，明安贝勒将次女嫁给努尔哈赤为福晋（满语，意为贵族正妻），揭开了“满蒙联姻”的序幕。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又娶了明安弟洪果尔贝勒之女为侧福晋。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蒙古福晋升为皇后，蒙古侧福晋立为妃。万历四十二年，努尔哈赤的四贝勒皇太极娶明安兄莽古斯贝勒之女哲哲为大福晋。14年后皇太极登极，年号崇德，哲哲册封为五宫之首中宫孝端文皇后。这样，在短短的5年里，科尔沁首领明安弟兄3人各有一女嫁与清王朝最早的两位皇帝。之后还有努尔哈赤的大贝勒代善娶蒙古扎鲁特部钟嫩贝勒之女；三贝勒莽古尔泰娶扎鲁特部内齐贝勒之妹；努尔哈赤十子德格类也娶了扎鲁特部额尔济格之女。从此后金皇室与科尔沁等部蒙古贵族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婚媾关系，为清王朝的“满蒙政治联盟”奠定了基础。

　　以后“满蒙联姻”有了进一步发展，仅皇太极的一后四妃中有三位是科尔沁部贵族姑娘。天命十年（1625年）八月，皇太极又娶莽古斯之子斋桑之女布木布泰为侧福晋，登极后册封为庄妃。她12岁入宫，历经四帝，躬助三朝、两扶幼主，成为手握皇权50多年的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其子福临继位后的孝庄文皇太后。崇德八年1634年）十月，庄妃的姐姐海兰珠26岁时也嫁给了皇太极，被册封为宸妃。后金期间，还有努尔哈赤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滚、皇太极之子肃亲王豪格等均娶科尔沁部蒙古姑娘为福晋。

　　满洲皇家贵族也将公主、格格下嫁蒙古各部。后金天命二年（1617年）二月，努尔哈赤为争取蒙古喀尔喀诸部归附后金，将其弟舒尔哈齐之女下嫁喀尔喀巴约特部恩格德尔为福晋，恩格德尔成为满洲贵族的第一个蒙古额驸。天命九年（1624年）二月，科尔沁部台吉奥巴因不满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强霸，率科尔沁、扎鲁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四部归附后金。努尔哈赤将公主赐嫁奥巴。天命十一年五月，奥巴率部属并带貂裘、驼马等厚礼，前往盛京（今沈阳），感谢努尔哈赤去年帮助他击退林丹汗。努尔哈赤亲迎，又将侄孙女肫哲配嫁奥巴，受封图什业图汗。

　　皇太极继位后，将宫中抚养视为已女的克勤郡王岳托的长女指嫁给庄妃之四哥科尔沁台吉满珠习礼，并封为和硕额驸；将四女固伦雍穆公主赐嫁庄妃之大哥乌克善之子弼尔塔哈尔、三女固伦端靖公主下嫁科左中旗第一代多罗郡王奇塔特。皇太极还将其弟阿巴泰贝勒的格格嫁给科左中旗绰尔济台吉等等。

　　皇太极与漠南蒙古的联姻，指定额驸是以蒙古各部与后金的关系亲疏来决定的。科尔沁两翼最早归附，为建立后金立过大功，理当作为首选。皇太极对归降的其他各部也及时在他们中间选择额驸，以巩固对蒙古各部的统治。在敖汉部归顺半年后，他就将哈达公主下嫁给旗扎萨克琐诺木杜棱；七年后，又将其长女固伦端敏公主下嫁琐诺木杜棱之子班第郡王。期间后金皇室之女也相继嫁与蒙古各部王公。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极把兄三贝勒莽古尔泰的格格下嫁喀喇沁部郡王喇斯喀布。还有苏尼特部腾机思贝勒、阿鲁科尔沁部穆璋贝勒等也都成了皇室的额驸。

　　皇太极在与蒙古各部联姻中，还尽量选择在蒙古各部有影响的王公为额驸。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亲征察哈尔部，林丹汗不战弃地而逃。天聪八年，林丹汗在青海途中病死于大草滩地。次年，林丹汗之子额哲降金。因林丹汗是蒙古大汗，地位显赫，皇太极就毅然将二女固伦温庄公主马喀塔赐嫁，额哲荣成固伦额驸，拉近了与察哈尔部的关系。

　　据《清实录》统计，清朝入关前，是皇室与漠南蒙古诸部双方联姻的鼎盛时期，仅与科尔沁部多达33桩，居二十四部之首，其中娶蒙古王公21女，下嫁公主、格格12人。

　　清皇室与蒙古各部一直维系“北不断亲”

　　崇德元年（1636年），蒙古十六部四十九王公聚会盛京，尊皇太极为“博克多彻辰汗”，改国号后金为大清。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定都北京，继续与蒙古各部维系“北不断亲”的联姻关系。孝庄文皇太后对自己皇儿的婚事忠实地执行“满蒙联婚”国策，于顺治八年（1651年），她将自己的侄女、国舅乌克善的女儿与顺治大婚，册封为皇后，3年后黜为静妃。第二年六月，孝庄文皇太后又将娘家两个侄孙女、二哥的儿子绰尔济贝勒的两女同时召入宫，姐姐被册封为孝惠章皇后，妹妹被册封为淑慧妃。此前，绰尔济的另外三个女儿，分别嫁给简亲王杜度以及阿巴泰亲王的两个孙子。这样，仅顺治一朝，绰尔济贝勒的五个女儿全部嫁给皇室。孝庄文皇太后的四哥满珠习礼的两个女儿，一个幼年入宫准备做顺治帝的妃子，未嫁先死，一个做了顺治帝之弟博果尔的福晋。这些联姻都是在孝庄文皇太后的力主下促成的。

　　康熙帝的后妃中，有两位是蒙古姑娘。一位是科左前旗郡王洪果尔之孙的女儿，幼年入宫，不幸早逝，康熙追封为慧妃。另一位是科左中旗亲王满珠习礼的孙女，册封为宣妃。

　　从顺治初年到乾隆中后期，已经进据中原，逐渐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封建统治秩序。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完成统一基业，清皇室与蒙古各部的联姻，重点转向皇室的公主、格格下嫁，选择蒙古额驸范围除了在漠南蒙古重点选驸外，逐渐扩及到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

　　顺治朝，先后将皇太极的七公主下嫁扎鲁特部铿吉格尔贝勒；十一公主下嫁阿巴嘎部贝勒；五公主下嫁巴林右旗色布腾郡王；八公主下嫁科右中旗雅斯祜朗亲王。顺治帝宫中的两个和硕公主均下嫁科尔沁部郡王、贝勒；还有科尔沁的四位蒙古王公成为额驸。

　　康熙朝，有康熙帝的三公主下嫁巴林部乌尔衮郡王；五公主下嫁喀喇沁部噶尔臧郡王；四女静宜公主下嫁漠北喀尔喀四部之首土谢图汗部葛尔旦多尔济郡王，因公主不愿北去，遂在归化城北建了公主府第长期居住。自公主下嫁后，漠北喀尔喀四部一直臣服清朝，保持了200多年的和平安定。康熙帝还将十公主赐嫁漠北赛音诺颜部策凌亲王；十三公主赐嫁翁牛特部仓津郡王；十五公主及帝弟恭亲王之女均赐嫁科尔沁部台吉。

　　雍正朝，有帝兄理亲王之六女、帝弟庄亲王之长女都下嫁科尔沁部郡王；帝弟怡亲王之四女下嫁喀尔喀部亲王。

　　乾隆朝中后期，有三公主、四公主均下嫁科尔沁部两亲王；七公主下嫁漠北拉旺多尔济亲王。帝弟和亲王之女下嫁巴林部辅国公。

　　嘉庆帝将三公主赐嫁科左后旗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四公主赐嫁土默特部玛尼巴达拉郡王。

　　道光帝的四公主下嫁奈曼旗德穆楚克扎布多罗郡王。光绪朝，肃亲王善耆之妹是喀喇沁部贡桑诺尔布亲王的福晋；慈禧太后娘家侄女成为巴林部扎噶尔王爷的福晋。

　　清入关以后至乾隆朝中后期的联姻开始从漠南蒙古向漠北蒙古、漠西蒙古发展，所有蒙古额驸都为清王朝奔走效力，从而巩固了对蒙古的统治。从乾隆朝中后期到清末，由于康熙平定了漠北噶尔丹蒙古，解决了准噶尔部叛乱之后，对蒙古各部的统治更加巩固，蒙古王公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与蒙古王公的关系变得疏远。与蒙古王公的姻亲，表现为皇室选择蒙古额驸数量的锐减和地域、部族范围的缩小。“备指额驸”也把选额驸范围限制在漠南蒙古的7部13旗。

　　清代实行“满蒙联姻”和“备指额驸”政策，是清王朝怀柔蒙古各部的重要举措。满蒙两族通过婚姻亲情关系的建立，形成了政治联盟，安定了北部边疆，巩固了国家统一和清朝的统治。清朝皇室贵胄和蒙古王公的血统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满蒙两民族之间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两族有了广泛的交流，促进了社会进步。如努尔哈赤在学习蒙古语文的基础上，主持创制了满文，才有许多“满文老档”以及后来创造的“新满文”书记的大量文献流传于今，成为研究清史的珍贵史料。

历史上有这些公主：

1文成公主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吐蕃英主松赞干布。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负责护送公主到吐蕃。文成公主从长安大明宫出发后，沿丝绸之路西行至西宁，折而向南，过黄河源，至拉萨，这是丝绸之路的一条新的支线。此后不少人通过这条线前往尼泊尔、印度。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批谷物种子、书籍和能工巧匠，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西藏高原，为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沿丝路直到西藏拉萨，至今仍留传着许多关于文成公主的传说和遗迹。如日月山、拉萨大昭寺等。据统计，在文成公主进藏的丝绸之路上有关文成公主的遗迹约有200处之多。

2弘化公主

弘化公主，唐宗室女，贞观十四年，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入吐谷浑与国王诺曷钵完婚。这次合亲促进了唐与吐谷挥人民的友好关系，后弘化公主又鼓励自己的儿子与唐联姻，结成世代亲戚关系。 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吐谷浑被吐善所灭，诺曷钵携弘化公主，率数千帐牧民，越过祁连山，投奔凉州。唐王朝又在凉州、灵州一带设置“安乐州”。武则天曾封弘化公主为“大周西平公主”，希望她在平定西域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武威出士的《大周故西乎公主墓志》记载，弘化公主曾活到76岁，死后葬在灵州南阳辉谷冶城山岗(今武威南营青嘴湾)。 金城公主，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唐宗室女金城公主入西域，与苏度摸末完婚。苏度摸末乃弘化公主与土谷浑王诺曷钵长子，此后，唐高宗封苏度摸末为左领军卫大将军。

金明公主 ，苏度摸末死后，弘化公主次子闼卢摸末来唐朝求婚，高宗又将宗室女金明公主下嫁给他，并封闼卢摸末为左武卫大将军梁汉王。多次联姻维持了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这一段的畅通，唐与吐谷浑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对于唐王朝西北边疆的安全，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3江都公主

张骞出使乌孙之后10年，即公元前109年，当时居住在新疆伊犁河流域一带的乌孙王昆莫为了结好汉朝，以良马千匹为聘，迎娶西汉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不几年，乌孙王昆莫老去，又将江都公主，即细君嫁与其孙岑为妻，这虽不合汉习俗，但为了民族团结的大义，公主最终与岑结成夫妻。两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4解忧公主

江都公主病故后，楚王戊的女儿解忧公主赴孙乌，与岑结合。解忧公主的长女后来成为龟兹王绛宾的夫人，曾数次进中原学习先进科技文化。两位公主的联姻，使汉与乌孙的关系日趋亲密。 公元前72年冬，匈奴进攻乌孙，汉王朝派出15万骑兵北渡大漠，与乌孙5万骑兵联合，夹击匈奴。匈奴遭到出其不意的突袭，大败北徙，丝路复现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