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姓蒙古族的历史名人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公元1474～ 1517年)，蒙古族，又称察哈尔·巴图蒙克，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阿寨台吉次子阿葛巴尔济济农之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朝时期蒙古大元可汗，亦称察哈尔蒙古达延可汗，察哈尔氏鼻祖。

据清朝康熙内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蒙古源流》记载，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六岁即汗位，称大元可汗。一说他在位七十四年，终年八十岁。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的父亲孛儿只斤·巴延蒙克和其叔孛儿只斤·满都鲁结成联盟，本来要拥立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为大汗，但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主张拥立孛儿只斤·满都鲁为大汗。不久，孛儿只斤·满都鲁即大汗位，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为济农(辅政、副汗)。后来，因部族之间的纷争，二人同败，相继而死。

孛儿只斤·满都鲁可汗逝世后，他的遗孀满都海福晋执掌汗廷大权，统辖着蒙古各部。她在寡居期间，拒绝非黄金家族贵族的求婚，精心抚育孛儿只斤·巴延蒙克之子孛儿只斤·巴图孟克，两部联合，加强实力。

在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六岁时，满都海福晋扶立他即汗位，尊称察哈尔蒙古达延汗，并同他结婚。她辅佐年幼的达延汗，执掌政事，发誓报仇，维护黄金家族统治。

在明朝时期的蒙古史上，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满都海福晋，另一位是三娘子(忠顺夫人)。满都海福晋曾率军出征，驰骋大漠，打败枭雄，消灭仇敌，巩固了蒙古察哈尔部的统治地位。

在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年长后，亲自执政，厉行改革，废除太师制度，恢复济农，强化汗权，重分领地。据史籍《李朝成宗大王实录》记载，当时孛儿只斤·巴图孟克为人“贤智卓越”，控弦十万骑。

在稳固了同志权以后，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分封诸子，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部万户、兀良哈部万户和喀尔喀部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部万户、土默特部万户和永谢布部(哈喇慎、阿苏特)万户。左翼三万户由孛儿只斤·巴图孟克自己直接统辖，大汗驻帐于察哈尔部万户；右翼三个万户由济农代表大汗行使管辖权，济农驻帐于鄂尔多斯部万户。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的这些举措，为后世蒙古各部落形成的起源，重新划定蒙古各部的行政版图等，均影响极为深远。此后，察哈尔成为蒙古重要的部落姓氏。

察哈尔·巴尔斯博罗特：(公元？～1519年)，蒙古族，达延可汗的三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塞音阿拉克可汗。

察哈尔·图鲁博罗特继达延可汗之后，统领蒙古察哈尔部。

察哈尔·博迪：(公元？～1547年)，蒙古族，又称卜赤，图鲁博罗特可汗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博迪阿拉克汗。

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博迪台吉带领左翼三万户官臣到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八白室祭祀，并威胁其叔叔。

巴尔斯博罗特看局势不妙，给博迪让位。十七岁的察哈尔·博迪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即汗位。

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察哈尔·博迪去世，终年四十四岁，在位二十八年。

察哈尔·阿剌克：(公元1519～1547年)，蒙古族，达延汗长子图鲁博罗特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阿剌克可汗。

察哈尔·达赉逊：(公元？～1557年)，蒙古族，又称达莱逊，阿剌克可汗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库登汗。

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二十九岁的察哈尔·达赉逊即汗位，统领蒙古察哈尔部。

察哈尔·达赉逊继可汗位后，举部东迁，驻牧于蓟、辽地域(今辽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地区)。他的迁徙之举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冯瑗在《开原图说》中记述：“辽左始有虏患”。日本学者和田清在《明代蒙古史论集》一文中认为：“率领所部十万东迁，移牧于兴安岭东南半部，不仅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罕有事件；由于移动的结果，在蒙古内部引起了重大变化，并使明廷辽东大为疲敝，不久便形成了清朝兴起的基础。”

蒙古察哈尔部东迁后，与明朝长期反复、激烈地厮杀，损失惨重，两败俱伤。明军大将李成梁守辽，重点就是针对着蒙古的察哈尔部。而当时满洲后金的佟·努尔哈赤则隐藏于赫图阿拉地区，暗自发展，形成气候。所以，辽东地区明朝与蒙古的厮杀，为满洲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

公元1557年，察哈尔·达赉逊去世，终年三十八岁，在位十年。

察哈尔·图们：(公元1539～1592年)，蒙古族，库登汗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札萨克图汗。

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 察哈尔·图们在二十九岁时即汗位。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察哈尔·图们五十四岁时去世，在位三十五年。

察哈尔·布延：(公元？～1603年)，蒙古族，札萨克图汗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薛禅汗。

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察哈尔·布延即大汗位。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去世。

察哈尔·林丹：(公元1592～1634年)，蒙古族，又称陵丹、灵丹，打来孙可汗的四世孙；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呼图克图汗，简称林丹可汗。

在史籍《明史·靼鞑传》中，记载察哈尔·林丹则取谐音为“虎墩兔憨”，是满族对他带有轻蔑的意思。

据清朝康熙内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蒙古源流》记载，林丹汗是蒙古察哈尔部首领，也是蒙古最后一位大汗，出身于蒙古黄金家族，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黄金家族指的是大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后裔。

察哈尔·林丹于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即察哈尔蒙古大汗位，时年十三岁，后驻帐广宁(今辽宁北宁)以北。十二年后，比察哈尔·林丹年长三十三岁的佟·努尔哈赤登上后金政权的可汗位。后来继承汗位的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与察哈尔·林丹同岁，他成了蒙古察哈尔·林丹的致命克星。

其时，蒙古察哈尔部实力雄厚，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洮河，拥有八大部、二十四营，号称四十万蒙古。在史籍《明神宗实录》中记载，林丹汗有“帐房千余”，牧地辽阔，部众繁衍，牧畜孳盛，兵强马壮，自称全蒙古大汗。

察哈尔·林丹自称：“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因而，察哈尔·林丹冀图继承大元可汗的事业，南讨明朝抚赏，东与后金争雄，号令漠南蒙古。

察哈尔·林丹即位后，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察哈尔·林丹极力争取黄教僧侣封建主的支持，接受沙尔巴呼图克图的灌顶戒教，称“林丹呼图克图汗”。又下令将一百零八函的《甘珠尔》经典译成蒙古文，用金字抄写在蓝纸上。继而编纂蒙古文《大藏经》，并兴建了著名的寺院“察干召”(白寺)。在察哈尔·林丹的积极倡导下，黄教在蒙古左翼诸部传播开来，寺宇林立，僧众遍地，每个家庭都派一子出家为僧，喇嘛教迅速为蒙古贵族和民众所接受。喇嘛们用千金铸造嘛哈噶喇金佛。传国玉玺、嘛哈噶喇金佛、金《甘珠尔》经被视为三大法宝。不过，在察哈尔·林丹改奉红教后，信奉黄教的漠北喀尔喀和右翼三万户的各部汗、济农、诺延、台吉，与林丹汗逐渐有所疏远。

由于漠南蒙古东介于明朝与后金之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成为后金与明朝的争夺对象。在明朝、后金与察哈尔部之间鼎立的矛盾中，明廷与后金的矛盾是主要的。明朝主要采取“以西虏制东夷”的策略，联合林丹汗，共同抵御后金。林丹汗向明廷提出“助明朝、邀封赏”。明朝政府则每年给林丹汗的赏银先为四千两，后增至四万两，再增至四万两，尔后增至十四万两。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崇祯皇帝朱由检命大臣王象乾与袁崇焕共商对策。在《明史·鞑靼传》中记载：“象乾至边，与崇焕议合，皆言西靖而东自宁，虎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糜。”就是明朝政府以牛羊、茶果、米谷、布匹、金银为抚金，换取察哈尔林丹汗不犯边，而求得西边安靖，明廷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后金政权。

察哈尔·林丹接受了明朝的抚赏，显然妨碍了后金攻明的大政方针，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决定首先征抚察哈尔·林丹。因此，后金天聪汗与林丹汗之间的争战根本就不可避免。结果，爱新觉罗·皇太极先后三次出兵进攻蒙古，察哈尔·林丹势穷力竭，最终死在青海。

察哈尔·林丹对明朝索要抚赏，忽即忽离。而对待后金政权则由轻慢而迅速转为畏惧。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农历10月，察哈尔·林丹遣使至后金，狂称“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云云。后金的诸贝勒大臣见了察哈尔·林丹来书，皆勃然大怒，要将其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劓鼻馘耳放归。当时佟·努尔哈赤说：“使者无罪，暂加扣留，待派使臣返回后再做处理。”随后，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遣使赍书报察哈尔·林丹。察哈尔·林丹把后金使臣也关了起来，并对佟·努尔哈赤的国书做出了傲慢的回答。

佟·努尔哈赤误闻自己派遣的使臣被察哈尔·林丹所杀，怒斩蒙古使臣，但后来，后金使臣却却买通了蒙古看守，逃回了后金。不久，在佟·努尔哈赤成功地攻占了明朝的沈阳、辽阳后，后金政权同察哈尔蒙古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察哈尔·林丹在蒙古实行错误政策，加速了察哈尔内部的分崩离析。他自己掠土地、劫牛羊、穷奢极欲、暴虐无道，“炰休悖慢，耳目不忍睹闻”。察哈尔·林丹自恃士马强盛，横行漠南，破喀喇沁，灭土默特，逼喀尔喀，袭科尔沁。史载察哈尔部属五路头目的妻子，被林丹汗重臣贵英强占，受害头目含愤投巴林部首领炒花，“炒花不能养，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广宁”。因此，察哈尔蒙古的许多部落因对察哈尔·林丹不满，逐渐背离而转而依附于后金政权，与后金盟誓。例如科尔沁等部在后金军队的及时援助下，打退了林丹汗的军事进攻。

之后，后金天命汗佟·努尔哈赤凭借有利的形势，开始向漠南蒙古发动军事攻势。在此次战役中，后金大军扫击巴林、巴岳特、乌济业特三部牧地，俘获五万六千多人畜。这是后金政权大规模进攻蒙古的开始。此后，又有许多蒙古部落依附于后金政权。

在爱新觉罗·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后，开始重点进攻蒙古诸部，并直接威逼到察哈尔部。据史籍《崇祯实录》中记载：后金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农历6月，察哈尔“拔帐而西，骚动宣、云，已逾半载”。察哈尔·林丹率察哈尔部开始西迁到宣府、大同塞外。

察哈尔·林丹西迁之后，明朝中断了抚赏，因此其内部困难加剧，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在这种情况下，后金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对察哈尔部连续发动了两次军事进攻。

第一次，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农历9月3日，爱新觉罗·皇太极亲率大军，会同归附的蒙古诸部征讨察哈尔部。爱新觉罗·皇太极第一次以“盟主”的身份发号施令，统率蒙古诸部军队向察哈尔·林丹发起进攻。9月6日，皇爱新觉罗·皇太极率领大军离开沈阳，西征林丹汗。9月8日，联军经都尔鼻(今辽宁彰武)时，敖汉、奈曼等部兵来会。尔后，喀尔喀、科尔沁、扎鲁特部、喀喇沁各部兵来会。随后，爱新觉罗·皇太极指挥满蒙联军，乘胜前进，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在史籍《清太宗实录》中记载：“遣精骑追捕败军，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爱新觉罗·皇太极亲征察哈尔大军，于农历10月15日回到沈阳。是役，为后金政权第一次由天聪汗亲自统率，会集蒙古诸部兵马，共同进击察哈尔部林丹汗。爱新觉罗·皇太极通过对察哈尔部的第一次进兵，确立了对漠南蒙古东面诸部的盟主地位，建立了蒙古归附各部对后金政权的臣属关系。察哈尔·林丹在受到爱新觉罗·皇太极威逼后，再次西迁，于是，爱新觉罗·皇太极对察哈尔部发动了第二次征伐。

第二次，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农历4月1日，爱新觉罗·皇太极发动了第二次对察哈尔部的进军。4月9日，大军到西拉木伦河时，沿途蒙古各贝勒率所部兵来会，共同大举进攻察哈尔部。据史籍《天聪朝臣工奏议》中记载，这次满蒙联军出征的目的：“一欲为我藩国报仇，一欲除却心腹大患。”察哈尔·林丹闻警大惊，“遍谕部众，弃本土西奔，遣人赴归化城，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察哈尔部众散处黄河河套及套西一带。

在史籍《清太宗实录》中关于皇太极第二次亲征察哈尔林丹汗之役，是历时四十天，仅斩一人、获六人，又获马一匹、骆驼一峰。满蒙联军始终未同察哈尔部的军队相遇，无果而还。爱新觉罗·皇太极在深入察哈尔境地后，遇到的主要困难一是缺水，其时，以一只黄羊换水一碗，可以看出水之珍贵。二是缺粮，大军“分道而猎，及合围，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时军中粮尽，因脯而食之”。

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农历4月，察哈尔·林丹抗清失败，自己也“发痘”病死在青海的打草滩阿拉他拉。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拥众过万，仍驻扎在河套地区外围。

经过后金政权两次大的打击和西迁，察哈尔部人心离散，势不可为，“食尽马乏，暴骨成莽”。为了逃窜，舍弃故业，西奔图白忒部落，牲畜死得很多。许多部民没有吃的，彼此“杀人以食”。察哈尔部的许多部众已经不愿再随察哈尔·林丹继续西迁道吐蕃、青藏一带地方，许多部落首领纷纷投归后金政权，就连他的一位妻子也率其八寨桑，以一千二百户归降爱新觉罗·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鉴于形势发生变化，谕率兵诸贝勒大臣曰：“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撄我军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回返，趋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满蒙联军经宣府、张家口等地时，大肆抢掠，饱欲而返。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农历7月24日，爱新觉罗·皇太极率军回到沈阳。

爱新觉罗·皇太极征蒙古的最大收获，是得到了察哈尔·林丹的传国玉玺，他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天命所归，于是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定：改“后金”国号为“大清”。

察哈尔·林丹，这位成吉思汗以降的最后一位蒙古帝国大汗，成为了满清王朝爱新觉罗氏族立朝统世的最大奠基石。

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生卒年待考)，蒙古族，呼图克图汗之长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清之际蒙古汗。

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农历闰8月，爱新觉罗·皇太极连续得到来自察哈尔的奏报：察哈尔·林丹出病痘，殂于打草滩地方阿拉他拉。又得到奏报：察哈尔·寨桑噶尔马济农等送察哈尔·林丹的窦土门福晋，带着人来归附。于是，爱新觉罗·皇太极决定三征察哈尔。

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农历2月26日，爱新觉罗·皇太极命属下多尔衮、岳讬、萨哈廉、豪格为统兵元帅，率骑兵万人，三征察哈尔，往收察哈尔·林丹之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农历3月，爱新觉罗·多尔衮等在宣府水泉口，招抚了察哈尔·林丹的遗孀囊囊福晋，从她口中得知了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等人的驻牧地。

爱新觉罗·多尔衮等迅速率领后金大军继续前进，前往黄河河套一带，收抚察哈尔部众，并寻找苏泰太后及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等人的下落。苏泰太后是爱新觉罗·皇太极母舅、贝勒叶赫·金台石的孙女，台吉叶赫·德尔格勒之女。3月28日，后金大军进抵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等人所驻牧的托里图地方。其时，天雾昏黑，额哲没有防备。爱新觉罗·多尔衮等议商决定，派遣随军的叶赫·金台石贝勒之孙叶赫·南楮等，先见叶赫·南楮之姐、林丹汗遗孀苏泰太后及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

叶赫·南楮等受命后，急驰至苏泰太后大营。到大营后，叶赫·南楮高声喊道：“尔福晋苏泰太后之亲弟南楮至矣，可进语福晋！”苏泰太后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后，既惊又喜，但怕有诈。苏泰太后遂令她的旧叶赫部随从亲自加以辨认，回来报告说：“是真的！”苏泰太后恸哭迎出营帐，与久别的弟弟抱头相见。随后，苏泰太后令其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率领众寨桑，归附后金政府。这是爱新觉罗·多尔衮巧妙地利用姻亲关系，取得了政治与军事“一石二鸟”的生动史例。

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农历3月29日，苏泰太后偕同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设宴，奉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等驼马、雕鞍、貂裘、琥珀、金银、苏缎等物。除了驼、马外，多尔衮等把其余礼品都收下。爱新觉罗·多尔衮等亦设宴款待，并赠以雕鞍、马、黑貂裘等礼物。

到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农历8月3日，爱新觉罗·多尔衮偕同贝勒岳讬、萨哈廉、豪格等完成了征察哈尔部的任务，同时获得了历代传国的玉玺，玺文为“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玙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洵至宝也”。(本书按：后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玉玺”，纯系为无聊的伪造赝品。)

爱新觉罗·多尔衮等见到宝玺后大喜道：“皇上洪福非常，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农历9月，爱新觉罗·多尔衮率后金大军凯旋回到沈阳，把察哈尔·林丹偷偷持有的传国玉玺献给了爱新觉罗·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将蒙古察哈尔部安置于义州，分设左右翼察哈尔八旗，设都统和副都统管辖；再封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为察哈尔亲王，并将次女爱新觉罗·马喀塔格格嫁给了他。

当察哈尔·林丹的“八大福晋”归顺后，满洲贝勒济尔哈朗娶了察哈尔·林丹的大福晋苏泰太后(额哲之母)为妻，皇太极娶窦土门福晋和囊囊福晋为妃。后囊囊福晋生下了察哈尔·林丹的遗腹子察哈尔·阿布奈。在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因病去世后，其弟察哈尔·阿布奈承袭为亲王，又尚爱新觉罗·马喀塔格格为妻。

综观察哈尔·林丹，他不仅是蒙古察哈尔部的大汗，而且是蒙古各部的宗主。因此，蒙古察哈尔部的灭亡，既是漠南蒙古全部归于后金政权统治的标志，也是成吉思汗所创立之大蒙古帝国在其故土最终覆灭的标志。

蒙古察哈尔部被爱新觉罗·皇太极征服后，明朝失去了北面屏障，入塞通道被完全打开。在史籍《明史·鞑靼传》中记载：“明未亡，而插(林丹可汗)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察哈尔·林丹之死，他的儿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降附后金政权，标志着漠南蒙古完全归入满清，满蒙已经结成联盟，扩大兵员和实力，囊括了自东海到青海的版图，具有更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与明王朝争夺天下。明与清的力量对比，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当时，明朝的力量仍然强大，实际控制着长城以南大约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满清王朝兴起之后，持续对明朝发动攻势，将明朝打得焦头烂额。蒙古自从元顺帝北退之后，始称北元，亦从未间断向南骚扰，把明朝折腾得二百多年不得安宁，仅一个蒙古瓦剌部(蒙古卫特拉部)，就在土木堡打了胜仗，还俘虏了明英宗皇帝。后来俺答汗又带军队打到通州，威逼北京。满蒙两个拳头联合起来打明朝，明朝处于了一种明显的劣势。佟·努尔哈赤和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高明之处就是积极建立满蒙联盟，以语言、习俗相近来说服蒙古，宣称明朝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报仇。不仅如此，爱新觉罗·皇太极还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加强满蒙联盟。

爱新觉罗·皇太极在统一蒙古过程中，对蒙古各部，颁政策，定制度，封官爵，重管理，加强满蒙联盟，合力对付明朝。

联姻。早在后金天命时期，佟·努尔哈赤不仅娶科尔沁两贝勒的女儿为妻，他的儿子也相继纳蒙古王公的女儿做妻子。仅在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佟·努尔哈赤的四个儿子，次子爱新觉罗·代善娶扎鲁特部钟嫩贝勒女为妻，第五子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娶扎鲁特部纳齐贝勒妹为妻，第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莽古思贝勒女为妻，第十子爱新觉罗·德格类娶扎鲁特部额尔济格贝勒女为妻。尔后，第十二子爱新觉罗·阿济格娶科尔沁部孔果尔女为妻，第十四子爱新觉罗·多尔衮娶桑阿尔寨台吉女为妻。在佟·努尔哈赤在位时，同科尔沁部联姻十次，其中娶入九次、嫁出一次。爱新觉罗·皇太极在位时，同科尔沁部联姻十八次，其中娶入十次、嫁出八次。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皇后就是莽古思贝勒之女，两位爱妃是寨桑贝勒之女，其中庄妃辅育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定鼎中原，功在社稷。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儿子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两位皇后也都出自科尔沁部。蒙古科尔沁部与后金政权通过联姻，巩固了同盟，加强了自己的势力，在对抗察哈尔部的争斗中占据了上风。总之，由于蒙古科尔沁部归附后金政权最早，且博尔济吉特氏与爱新觉罗氏世为懿亲，清太祖佟·努尔哈赤、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和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先后有四位皇后、十三位皇妃，皆出自蒙古科尔沁等部。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影响了清初五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四帝(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的政治与血缘，而以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尤为突出。

在后金天聪一朝，满洲与蒙古察哈尔部联姻也是一例。爱新觉罗·皇太极先娶察哈尔·林丹的遗孀窦土门福晋巴特马·璪，后封为衍庆宫淑妃。又娶其遗孀囊囊福晋那木钟，后封为麟趾宫贵妃。囊囊福晋先生下察哈尔·林丹的遗腹子察哈尔·阿布奈。她后来又为爱新觉罗·皇太极生下一子，名爱新觉罗·博穆博果尔。爱新觉罗·皇太极还将第二女爱新觉罗·马喀塔下嫁给察哈尔·林丹之子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为妻。察哈尔·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逝世后，爱新觉罗·马喀塔再嫁其弟察哈尔·阿布奈。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察哈尔·阿布奈之子察哈尔·布尔尼乘吴三桂反乱时发动叛乱，遭满清王朝击溃，察哈尔·布尔尼被杀。康熙大帝命诛戮察哈尔·阿布奈及其诸子，后裔女子皆没为官奴。蒙古察哈尔可汗的嫡系后嗣至此遂绝。

当时，和硕贝勒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妻子已死，继娶其妻妹、察哈尔·林丹的遗孀苏泰福晋为妻。大贝勒爱新觉罗·代善娶察哈尔·林丹之女、额哲之妹泰松格格为妻。皇太极之子爱新觉罗·豪格娶察哈尔·伯奇福晋，皇太极七兄爱新觉罗·阿巴泰也娶察哈尔·俄尔哲图福晋。此后，满清政权与蒙古察哈尔部由昔日之仇敌，成为后世之亲家，结成了坚固的政治联盟。

此外，爱新觉罗·皇太极还通过编旗、册封、赏赐、重教、会盟等一系列措施，不仅加强与密切了满清政府同蒙古诸部的关系，而且为以后的清朝入关后对蒙古诸部的政治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模式和经验。

导读：汉朝公主远嫁西域和匈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汉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战争与和亲是处理对外关系最重要的两种手段。这些女子忍辱负重远嫁西域，经历了种种苦难，为缓解中原王朝的统治危机和汉朝发展做出很大牺牲，也为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公元前200年，与匈奴战争失败的汉高祖刘邦接受了大臣娄敬的建议，实行“和亲政策”，揭开了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新的一页。两汉和亲西域和匈奴的“公主”其实多为从诸侯王室或民间选来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这些有着“公主”名义的女子见于史书的仅有十几位，其余均淹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

细君：满腔愁绪，郁郁而终

汉武帝时，经卫青、霍去病的打击，匈奴远走漠北。后来，汉武帝采取迂回战术、积极打通西域，实施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西域各国夹击匈奴。势力强大的乌孙国，成了汉朝主要的争取对象。

乌孙国原居住在祁连山附近，后被匈奴赶到今新疆温宿、伊宁一带，与匈奴一向是世仇。汉武帝遣使乌孙国，表示愿送公主下嫁，结为兄弟之邦，共制匈奴。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封江都王的女儿细君为公主，下嫁乌孙国王昆莫。细君容貌美丽，气质高贵，乌孙国王喜出望外，封她为右夫人。但匈奴单于也极力拉拢乌孙，昆莫迫于压力，娶了一名匈奴公主为左夫人。

长在深闺、锦衣玉食的细君自然比不上匈奴公主适应塞外的生活。匈奴公主挽弓射雕，驰骋草原。细君公主则度日如年，只能将满腔愁绪化成一首悲歌，整天抱着琵琶诉说思乡之情：“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两年后，昆莫一病不起，由于他的儿子已死，由孙子岑陬继承王位。按照习俗子孙要继承祖父的妻妾。细君公主无法接受，向汉武帝请求归国，汉武帝答复说：“在其国，从其俗，我欲与乌孙共灭匈奴，只有委屈你了。”细君只得含悲忍辱再嫁岑陬。3年后，细君为岑陬生下一女，终于因为产后失调，加上心绪难平，不久便忧伤而死。

解忧：四朝三嫁，七十得还

细君死后，岑陬再次向汉廷求婚。太初年间(约公元前104年后)，汉武帝选派楚王刘戊的女儿解忧，仍以公主的身份嫁给岑陬。

为了在汉和匈奴之间寻求平衡，岑陬也娶了一名匈奴公主。几年之后，解忧没有生育，匈奴公主却生下一子，取名泥靡。后来岑陬暴毙，因为泥靡还小，王位由岑陬的族弟翁归靡继承，此人身材肥胖，乌孙人称其为“肥王”。

按照习俗，肥王娶了解忧和匈奴公主。由于性情相投，解忧与肥王恩爱异常，并生下了元贵靡、万年、大乐三位王子。肥王对解忧关怀备至，言听计从，从而也拉近了汉廷与乌孙国的密切关系，双方信使往还，不绝于途。这激怒了匈奴单于，双方关系紧张，一触即发。

随同解忧远嫁乌孙的婢女冯嫽，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子，还有特殊的语言才能。解忧待她像亲姐妹一样，将她嫁给位高权重的乌孙右将军。解忧与冯嫽在王庭内外连成犄角之势，对乌孙国的政治军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71年，匈奴单于发兵威胁乌孙国，要他们献出解忧公主，并和汉廷断绝一切关系。面对匈奴人的欺凌，肥王与解忧大为震怒，火速遣使邀请汉廷出兵，分进合击，对付匈奴。当时汉廷由大将军霍光辅政，他们立即派兵分五路进击，又派人到乌孙监督作战。

匈奴人不敢和汉军正面作战，一路向西北逃窜，被乌孙国军队截击，迅速败退，死亡4万人，损失牛马羊及骆驼70多万头，从此一蹶不振，汉代北方边疆得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平静。

汉廷与乌孙国通过这次军事合作，双方关系更加水 融，解忧在乌孙国的地位如日中天。冯嫽也被称作冯夫人，活跃在王公大臣之间，受尽礼遇尊敬，而且还代表汉廷，宣抚西域各国。

不久，形势突变。肥王一病不起，王位归还了岑陬的儿子泥靡，也就是匈奴公主的骨肉，解忧的影响立刻下降。

泥靡暴虐无道，大家都称他“狂王”。解忧公主依照乌孙习俗，无可奈何地下嫁给狂王，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国内反对狂王的声浪此起彼伏。不久，狂王杀死了肥王的一个儿子，引起乌孙国的动荡。

汉朝派人率兵前往乌孙国进行军事干预，并利用冯夫人能言善辩的口才以及她对乌孙国内部情形的了解，多方疏通，说服各方派系，揭穿匈奴人的挑拨诡计，使乌孙接受汉廷的安排。最终，解忧与肥王所生的大儿子元贵靡做了大国王，统治六万户，封匈奴公主所生的乌就屠为小国王，统治四万户。双方分而治之，取得了暂时的安宁。

后来，解忧长子元贵靡和幼子相继病死，乌孙国人都归附乌就屠，解忧的处境也不复当年。

解忧公主从汉武帝太初年间远嫁乌孙，到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已在西域生活了50多年。在远隔千里的异域经历了四朝三嫁后，她上书宣帝表示“年老思故乡，愿得骸骨归汉地。”情词哀切，汉宣帝为之动容，便派人把她接了回来。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年已七十的解忧终于回到长安。

昭君：自愿和亲，身葬青冢

王昭君名嫱，公元前52年出生于南郡秭归县宝坪村(今湖北省兴山县昭君村)。她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公元前36年，王昭君被元帝选秀入京。王昭君进宫后，自恃貌美，不肯贿赂画师毛延寿，毛延寿便在她的画像上点些破绽，使昭君被贬入冷宫3年，无缘面见汉元帝。

公元前60年后，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先有五单于争立，后有郅支单于和呼韩邪单于相争。呼韩邪在斗争中失败，于公元前51年南下投汉，留居今河套北面塞下，西汉王朝派兵保护。公元前36年汉灭郅支单于，匈奴中与汉敌对的势力和呼韩邪单于的政敌便被消灭了。呼韩邪单于觉得应该进一步密切与汉朝的关系，于公元前33年，亲自入汉，请求和亲，以结永久之好。汉元帝欣然应允，并召后宫妃嫔议亲。王昭君挺身而出，自愿和亲。呼韩邪临走时昭君参加了送别大会。她丰容靓饰，元帝大惊，不知后宫竟有如此美貌之人，想把她留下来，但已无法收回成命，便赐她锦帛二万八千匹，絮一万六千斤及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并亲自送出长安十余里。汉元帝为纪念这次和亲，改元为“竟宁”，意为边境安宁。

王昭君出长安后，历时一年多，于第二年初夏到达漠北，受到匈奴人民的盛大欢迎，并被封为“宁胡阏氏”。

昭君出塞后，汉匈两族团结和睦，国泰民安。不幸的是，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结婚仅两年(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就去世了。她和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伊屠智牙师。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必须改嫁呼韩邪单于第一阏氏所生的长子雕陶莫皋单于。王昭君不能接受，上书汉成帝，请求返回故土。但成帝令她遵从胡俗，昭君只得下嫁。昭君与雕陶莫皋生有两女，长女即须卜公主，小女即当于公主。公元前20年，雕陶莫皋又死，昭君自此寡居。一年后，33岁的王昭君郁郁而终，厚葬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墓依大青山、傍黄河水，后人称之为“青冢”。

昭君出塞后60年，是汉匈和睦相处的60年，也是包括呼和浩特地区在内的整个漠南和平发展的60年，这里出现了“牛马布野人民炽盛”的繁荣景象。饱经战乱之苦后享受了60年和平生活的汉匈各族人民，深深地爱戴着王昭君。

汉朝公主远嫁西域和匈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汉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战争与和亲是处理对外关系最重要的两种手段。这些女子忍辱负重远嫁西域，经历了种种苦难，为缓解中原王朝的统治危机和汉朝发展做出很大牺牲，也为民族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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