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和部队》的题材如何？

“情节编织得再巧妙，都不如贴近真实战事生活来得更可贵。年轻人走出去，到危险的地域去执行真实的作战任务。他们会抱着怎样的心态去完成复杂的任务？支撑他们的理想和信念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维和步兵营》要触及到的最真实的问题。”在宁海强看来，如果离开了真实，把国外大片中各种吸睛的套路搬到中国的维和部队上，维和这个题材就失去它的本质意义。

如此对照，维和题材的特殊性便凸显了出来。“在南苏丹，我们的维和官兵每天要穿着40斤的防护装备来执行任务。这是我们在国内训练、执勤的军人无法想象的。维和发生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下，军人真正要面对的是生死考验。

这种情境下人所能迸发出的力量才会更耀眼，他所必须要拥有的勇气、血性、理想、信念才能体现得更深刻，同时亲人对他们凯旋的期盼才显得更殷切感人。而维和步兵营所担负的核心任务的多样性、复杂性，包括强化态势感知、人道主义救援、协助解武与复员、开展联合行动等等，又给创作带来了无限的灵感与惊喜。”

我们国家不仅是一个礼仪之邦，更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因为我们经历过战争，深知战争所带来的痛苦。

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国家非常有大国的风度；在维护世界和平，这件事情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过去的30年来，仅派遣的女兵维和人数，就达到了上千名。这些女兵，在维和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别看她们是女儿身，却也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魄力；在维和任务中，担任着医疗保障、扫雷排障，以及一些妇女儿童的保护工作。

将这些女英雄们的工作任务分开来讲，主要有下面这几个方面：

一、提供了强有力的医疗保障

女兵对于我们很多人的印象，来源于三军的仪仗队；而这些被派遣出去维和的女兵，可不是花架子，她们每一个人，都有着不俗的能力，每一个都是巾帼英雄。

在维和的过程中，不论是我们国家的士兵，还是当地的一些穷苦百姓，都可能面临疾病的折磨。

而她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保障我们士兵身体健康情况下；帮助当地的穷苦百姓，摆脱疾病的折磨，改善他们的医疗卫生条件。

二、也会执行一些高风险的任务

女兵们除了担任医疗救援以外，也会执行一些危险的任务；比如扫雷清除障碍，以及保护一些当地的妇女儿童，在他们受到不平等对待时候，来帮助他们脱离苦海。

对于生活条件富裕的我们来讲，可能体会不到难民的心情；这些帮助他们的女兵，在他们的内心，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来拯救他们了。

也正是在我们国家，无数维和官兵的共同努力下，才使得我们的维和部队，得到了联合国的高度赞扬，也为我们国家赢得了掌声和荣誉。

　　中国维和部队，是中国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法准则，派出的军事部队。

　　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

　　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了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从南非独立的进程。

　　1992年4月——

中国第一支“蓝盔”部队—军事工程大队赴柬埔寨执行任务。1992年5月，驻柬埔寨军事观察员刘鸣放在柬埔寨执行任务时，感染脑疟疾，医治无效不幸牺牲。

　　2003年4月—— 中国赴刚果(金)维和。部队包括工兵连和医疗队。

　　2003年11月—— 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部队由运输分队、医疗分队、工程兵大队组成。

　　2004年10月—— 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员赴海地维和。这是我国第一次派成建制的防暴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

　　2005年5月3日中午，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3班班长付清礼，在基武湖畔一个临山半岛上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时突然晕倒，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2005年10月——中国维和部队赴苏丹。部队有工兵分队、运输分队和医疗分队。

　　2005年10月24日7时15分，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士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

　　2006年3月——中国维和工兵营开赴黎巴嫩，这是我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出维和部队。

　　截至2013年11月底，

　　中国“蓝盔”部队已参加了中国共参与联合国18项维和行动，共派出维和士兵九千多名，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1名军(警)官和5名士兵在执行维和任务中牺牲。我军共有10支维和分队1546人部署在4个联合国任务区，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官兵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军人特有的政治素养不仅丰富和拓展了“蓝盔”使命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友谊中得到了强化和提升

中国维和医疗分队外科医生郝天智在2006年9月2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心情就像连日的阴雨一样未能‘放晴’——患儿未能如约前来复查，出院时带的药品恐怕已经用完了。队领导指示，组织医护人员再次到患儿家里探视病人……”

让郝天智牵肠挂肚的，是一名臀部、后背烧伤导致严重感染的9岁利比里亚儿童。他忘不了眼前那个营养不良的孩子，身上沾满了脓液和血水。撕心裂肺的哭声令郝天智的心一阵阵颤动，他和朱雄龙、韩春红等医护人员立即对患儿进行救治。没有成品药可用，就根据记忆中“银锌霜”的配方，利用现有药品自己配制，护士长和厨师还为这个不幸的孩子准备了特殊的营养膳食。

10多天后，患儿未能如约来复查，郝天智和战友们就带着药品和营养品，沿着崎岖、泥泞的小路找到了他家。见到中国军医，患儿全家人都很激动，他的祖母挨个儿拥抱了中国的维和“天使”。全面检查后发现，患儿后背的烧伤创面已经愈合，臀部的大部分创面也明显缩小。在这样炎热、潮湿的环境下，创面愈合得这样快，中国军医调制的药物让当地人感到特别神奇。

按说，到患儿家里巡诊，已经超出了联合国赋予的维和任务范围，但是中国维和医护人员想的是，如果不去巡诊，那名被烧伤的非洲儿童生命就没有保证。正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和对非洲人民的情谊，中国维和部队在利比里亚做了大量“额外”的工作，用真情丰富和拓展着蓝盔部队使命的内涵与外延。

在利比里亚与科特迪瓦边境，有两个分别叫作比海和尼克的小镇，长年战乱使得两个镇子没有一个像样的学校，仅有的两间用茅草和木棍搭建起来的简易校舍早已被风雨吹得摇摇欲坠。得知这一情况后，正在附近施工的中国维和工兵分队主动联系两镇的政府官员，表示愿意帮助修建一所学校。当10余台机械车辆迅速展开作业，官兵们手持砍刀铁锹砍伐灌木，挥汗如雨地平整场地时，数百利比里亚人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围着中国工兵在欢快的鼓点下跳起了民族舞蹈……

中国军人所传递的深厚情谊，在利比里亚人民心中打造的是中国的良好形象和大国风范。维和运输分队战士赵飞飞说，饱受战乱之苦的利比里亚人，见到拿枪的人，哪怕是维和部队的军人，也会下意识地往后躲；惟独见到中国维和官兵，他们却会主动接近。

在联合国特派团第四战区总部所在地绥德鲁通往渔镇的道路旁，住着凡利一家人。自从第四批赴利维和工兵大队将道路修到那里，凡利一家人每天都会拿着香蕉和橙子站在路边，盼望着有中国维和军人路过这里。

原来，中国维和工兵施工时，发现一个十多岁男孩怀中的小女孩已经饿得哭不出声了，官兵们把每人一袋饼干的午餐省下，送给了两个孩子。过了几天，一位当地妇女领着两个孩子，头顶香蕉和橙子在施工点不远处站了整整一个上午。见中国工兵暂停施工，这位妇女走上前来热泪盈眶地说：“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女儿，是你们给了她生命。”

另一个故事同样涉及“等待”。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段，毒辣辣的太阳像火炉一样炙烤着大地，几名中国维和军人却耐心地等候在路边。原来，维和工兵分队桥梁中队副队长魏同辉当天中午捡到了一个上了锁的黑色皮包，他立即喊来两名战士和翻译宋殿义一起在原地等候。一个下午过去了，太阳底下，大家还是坚持守候在那里。

终于，一对满脸愁容的利比里亚青年夫妇来到了他们面前，宋殿义见男青年说的情况与实情完全吻合，便将皮包递给青年夫妇。两个人看到自己丢失的皮包完好无缺时，一下子惊呆了。男青年激动地说：“皮包里装的10万元钱，是借来买小货车的。如果丢掉了，我们20年也还不清。太感谢中国军人了！”宋殿义告诉这对夫妇：“即使是一包黄金或钻石，我们也会想方设法还给你们的。”

利比里亚人民心目中的“中国情”，并不仅仅限于维和部队所做的工程、运输和医疗方面的一切，还有他们传递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和谐理念所表达的情谊。官兵们通过多种形式传播中华文化，利用执行任务中车队休息、装卸之机，将反映“名胜古迹、国家建设成就”和“中国风情”的宣传画册分发给当地群众，让利比里亚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特别是在参加联合国特派团组织的“世界和平日”纪念活动和联合国向中国维和部队授勋仪式上，官兵们以自编的武术等节目精彩亮相，令友军官兵拍手叫绝，为增进国际友谊、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战火与灾难无法阻挡的名字———国际红十字会标志的故事

伴着“哪里有战争，哪里有饥荒，哪里就有红十字会”的标语，这个源自瑞士的非赢利性机构成为了当今世界上与“奥林匹克”，“W T O ”等齐名的认知度最高的名字。

□战火中催生的和平组织

1859年6月，有个名叫亨利·杜南的瑞士商人，亲眼目睹了拿破仑皇帝率法军和撒丁军与奥地利陆军为争夺伦巴第地区，在马根塔和索尔弗利诺两地血战的过程。索尔弗利诺之战，双方伤亡4万多人。大批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在烈日蒸晒下无人救护，状况十分凄惨。杜南出于同情和怜悯，当即出钱购买药品，号召该地居民同他一道不分国籍地抢救和看护被遗弃的伤兵。

回到日内瓦后，1863年2月9日，杜南和瑞士陆军总司令杜甫尔将军、莫瓦尼埃律师、阿皮亚和莫诺瓦两位医生等一道，组成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被后人称为“五人委员会”。到1880年，五人委员会正式易名为“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此后的100余年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个组织。

□从红十字、红新月到红水晶

该组织以白底红十字作为识别标志，采用了倒转的瑞士联邦国旗的颜色。1876年，土耳其与俄罗斯战争时，土耳其通知瑞士政府，红十字标志冒犯了该国穆斯林军队的信仰，因此，该国即改采用红新月标志。这种单方面改变日内瓦公约条款的做法，是对红十字运动统一性的破坏。由于战争正在进行，考虑到救护伤兵的紧迫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暂时接受红新月标志，战争结束后，这个标志随终止使用。可是，这样一来不少穆斯林国家公开表明支持土耳其，应该把“红新月”标志作为伊斯兰国家使用的标志。1929年召开的国际外交会议采取了妥协的做法，红新月从此与红十字在国际上取得了同等资格。

最近，为了“照顾”对“红十字”和“红新月”长期怀有抵触情绪的以色列人，《日内瓦公约》的192个缔约国在会议上通过了增加新的红水晶标志的附加协议书。伴随着“红水晶”标志的生效使用，以色列加入国际红十字会指日可待，国际红十字组织正在走向更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

（据《世界博览》）

夏洛蒂·勃朗特 (April 21, 1816 – March 31, 1855)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的豪渥斯，父亲是当地圣公会的一个穷牧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夏洛蒂·勃朗特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即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也是著名作家，因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常有“勃朗特三姐妹”之称。

夏洛蒂·勃朗特的童年生活很不幸。1821年，即她5岁时，母亲便患癌症去世。父亲收入很少，全家生活既艰苦又凄凉。豪渥斯是山区的一个穷乡僻壤，年幼的夏洛蒂和弟妹们只能在沼泽地里游玩。好在父亲是剑桥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学识渊博，他常常教子女读书，指导他们看书报杂志，还给他们讲故事。这是自母亲去世后孩子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乐趣，同时也给夏洛蒂以及两个妹妹带来最初的影响，使她们从小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24年，姐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被送到豪渥斯附近的柯文桥一所寄宿学校去读书，不久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也被送去那里。当时，只有穷人的子女才进这种学校。那里的条件极差，教规却非常严厉，孩子们终年无饱食之日，又动辄要受体罚，每逢星期天，还得冒着严寒或者酷暑步行几英里去教堂做礼拜。由于条件恶劣，第二年学校里就流行伤寒，夏洛蒂的两个姐姐都染上此病，被送回家后没几天都痛苦地死了。这之后，父亲不再让夏洛蒂和艾米莉去那所学校，但那里的一切已在夏洛蒂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她永远忘不了这段生活，后来在她的小说《简·爱》中，她又饱含着痛切之情对此作了描绘，而小说中可爱的小姑娘海伦的形象，就是以她的姐姐玛丽亚为原型的。

夏洛蒂回到家里后，生活又像过去一样，但她和妹妹们的兴趣却更加广泛了。她们一起学音乐，弹琴、唱歌，画画，而最使她们感兴趣的却是学习写作。勃朗特一家一向离群索居，夏洛蒂姐妹自幼性格孤僻，在豪渥斯这个孤寂的村落里，她们所能找到的唯一慰籍，就是面对荒野任凭想象力驰骋，编写离奇动人的故事。当时夏洛蒂14岁，已写了许多小说、诗歌和剧本，据她自己开列的书单，她共写了22卷之多，每卷60到100页。这些习作尽管还很幼稚，但已表现出相当厚实的文学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这样的习作，可以说为她往后在文坛上一举成名作了充分准备。

15岁时，夏洛蒂进伍勒**在罗海德办的学校读书。几年后，她为了挣钱供弟妹们上学，又在这所学校里当了教师。她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写作，但至此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1836年，也就是在她20岁时，她大着胆子把自己的几首短诗寄给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然而，得到的却是这位大诗人的一顿训斥。骚塞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对她说：“文学不是女人的事情，你们没有写诗的天赋。”这一盆冷水使夏洛蒂很伤心，但她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仍然默默地坚持写作。

1838年，夏洛蒂离开伍勒**的学校。第二年，她到有钱人家里担任家庭教师。这一职业在当时是受歧视的，而夏洛蒂更是亲身体验了作为一名家庭女教师的辛苦与屈辱。她在当时给妹妹艾米莉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私人教师……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根本不被当作活的、有理性的人看待。”所以，她很快就讨厌甚至憎恶家庭教师这一行当了。她在1839年和1841年分别当过两次家庭教师，但每次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她忍受不了。

也就是在这两年里，有人向夏洛蒂求婚：一次是她的一个女友的哥哥，另一次是一位年轻的牧师。但是，这两次求婚都被她拒绝了，原因是她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爱她，只是按传统要娶个妻子而已。

夏洛蒂和艾米莉都不愿离开家到外面去谋生，但仅靠父亲的收入又无法生活，于是她们便想在本村办一所学校，教当地孩子读书，这样也许能维持生计。她们都想教法语，可是她们的法语并不好。这时，在她们家里帮助照料家务的姨妈挺身而出，拿出她所有的积蓄，让姐妹俩到布鲁塞尔去攻读法语。

这样，她们就进了布鲁塞尔的一所法语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一对姓埃热的夫妇办的，并由埃热先生亲自教授法语。埃热先生的法国文学造诣很深，勃朗特姐妹俩在他的教诲下，仅用一年时间，就掌握了法语基础知识，还阅读了大量法国文学名著，了解了各种流派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点。但是，对夏洛蒂来说，在布鲁塞尔的一年间，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埃热先生本人。他不仅学识渊博，聪明过人，还有一种对年轻女子非常有吸引力的男性气，即容易激动，有点粗鲁，但十分率直、爽快。夏洛蒂内心已爱上这个有妇之夫，但她始终没有明确表露。埃热先生对她则全然无心，所以她就把这种微妙的情感一直压在自己心里。

从布鲁塞尔回国后，夏洛蒂便和两个妹妹一起开始筹办学校，还挂出了“勃朗特姐妹学校”的招牌。可是，她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几个月里竟然没有一个学生来报名入学，等来的只是上门收税的官员。

办学的理想破灭了。夏洛蒂觉得，写作也许还有出路。1845年秋天，她偶然读了妹妹艾米莉写的一些诗，突然想到她们三姐妹可以合出一本诗集。于是她们商量之后，每人拿出一些诗合在一起，用当时已去世的姨妈留下的一些钱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她们没有署真名，而是分别用了三个假名：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尽管她们的诗写得很美，却没有人注意，出版后只卖掉了两本。

但是，不管怎么说，诗集的出版对她们来说总是一件大事。她们的创作热情受到了激励，于是三姐妹又开始埋头写小说。这时，夏洛蒂已三十岁。她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取名《教师》；妹妹艾米莉和安妮则分别写了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她们把三部小说一起寄给出版商。不久，出版商回复她们说，《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已被接受，但夏洛蒂的《教师》将被退回。

这对夏洛蒂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打击。但她没有退缩，反而憋着一股气又开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简·爱》。

《简·爱》中的人物和情节，大多是她在生活中经历过或者非常熟悉的，再说她又充满了激情，所以写作进度很快，不到一年就脱稿了。稿子交出去后，令出版商大为惊喜，通宵不眠地审读。最后，出版商认定它是一部杰作，决定马上出版。就这样，两个月后，《简·爱》（1847）就问世了，而两个妹妹的作品此时还在印刷之中。

不久，三姐妹的三部作品全部问世。当时的英国文坛大为震惊，因为三姐妹的三部长篇小说都非常出色，尤其是夏洛蒂的《简·爱》（初版时作者署名为柯勒·贝尔），更是引起轰动，大街小巷里都在谈论这部小说，人们还到处打听和猜测，作者到底是谁？

勃朗特三姐妹出了名，为全家带来了欢乐。但是不久，家里就发生了一连串不幸事件。1848年9月，她们的弟弟患病去世。三个月后，艾米莉染上结核病，相继去世。夏洛蒂担心小妹妹安妮也会染上，不巧事情正是这样。安妮得病后拖了5个月，也离开了人间。

夏洛蒂深受打击，她只有全身心投入写作，才能暂时遗忘内心的悲痛。她埋头写长篇小说《谢利》，于1849年8月完成，10月出版。《谢利》使她再一次获得巨大成功。这之后，她便去了伦敦。在伦敦的几年里，她结识了不少作家，其中最有名的是萨克雷和盖斯凯尔夫人。萨克雷对她的作品评价很高，而她则把《简·爱》第二版题献给萨克雷，以表示对这位著名作家的敬意。盖斯凯尔夫人成了她的挚友，两人过往甚密。

1852年，当时夏洛蒂已36岁，他父亲的助手尼古拉斯牧师向她求婚。尽管她父亲并不同意，但夏洛蒂认为尼古拉斯是真心爱她的，她自己也喜欢尼古拉斯，于是说服了父亲，于1854年6月和尼古拉斯结婚。在此期间，她还完成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维莱特》。

他们的婚后生活相当幸福。夏洛蒂在照顾丈夫和父亲之余，仍花大量时间从事写作。她在写长篇小说《爱玛》。可是，命运多舛，只过了6个月幸福的家庭生活，《爱玛》也仅写完两章，夏洛蒂就一病不起了。此后，她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了3个多月。1855年3月31日，这位性格刚强、才华出众的女作家与世长辞，是年39岁。

夏洛蒂·勃朗特虽然一生仅写了四部小说（即：《教师》、《简·爱》、《谢利》和《维莱特》，其中《教师》在她去世后才出版），但她在文学史上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她的小说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女性要求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这一主题可以说在她所有的小说中都顽强地表现出来，而将女性的呼声作为小说主题，这在她之前的英国文学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她是表现这一主题的第一人。此外，她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物和情节都与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女性主题加上抒情笔调，这是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基本特色，也是她对后世英美作家的影响所在。后世作家在处理女性主题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她的影响，尤其是关心女性自身命运问题的女作家，更是尊她为先驱，并把她的作品视为“现代女性小说”的楷模

5月，435名来自胶东半岛的中国维和军人，告别祖国和亲人，陆续奔赴苏丹，执行为期8个月的维和任务。

抵达任务区后，这群身着中国军服、左右臂分别佩戴中国国旗臂章和联合国旗臂章的军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忠实履行着和平使命，在短短的时间里，便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中国军人的风采。联苏团总司令加斯比尔·里德尔中将在视察中国维和部队的营地后，称赞道：“中国军人的过硬作风和敬业精神值得其他维和部队学习。”

中国维和军人在苏丹

本报记者 曙笑华 通讯员 刘先庆 姚南通 李璐 摄影报道

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维和部队的装备物资及人员，分别采用水路和空中输送的方式，陆续抵达苏丹任务区。由于这是中国军人首次赴苏丹维和，维和部队在任务区内没有营房和干净的水源、电力等基本生活保障条件。营地设在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中，为了尽快建设营区，来自胶东半岛的维和工兵们每天要顶着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工作10小时以上。

这次赴苏丹维和，是济南军区首次组队执行维和任务，也是我国首次向苏丹派遣维和部队。

推土机“请”走两条蛇

虽然苏丹政府和南部反政府武装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目前苏丹国内总体形势较为稳定，但长期的战乱使得大量的武器流落民间。光是100万枚无记录、无规则埋设在地下的地雷，就对维和军人们的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在中国维和部队所处的苏丹南部，大街上时不时可以看到携带武器的武装人员，他们将枪支背在身后或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执行此次维和任务的官兵们要面对的威胁。苏丹南部地处热带雨林地区，气候炎热潮湿，多蚊虫。目前正值雨季，蚊虫肆虐，被叮咬后易患疟疾。先期到达的25名先遣组成员先后有10余人患了疟疾，目前已全部治愈。据了解，与中国维和部队相邻的肯尼亚的维和部队，每星期都有一、二十人患上疟疾。

除了蚊虫之外，出没在帐篷周围灌木丛中的毒蛇、蝎子等，更具危险性。苏丹有20余种毒蛇，其中有几种是致命性的。维和官兵们刚抵达营地时，便在帐篷旁边干枯的树枝上发现了两条长约2米、通体呈绿色透明状的蛇，没有一人见过这种蛇，也不知是否有毒。为了安全起见，维和官兵只好调来推土机，将干枯的树枝连同两条蛇一起“请”到了远处的灌木林里。

没到苏丹之前，维和官兵们便从各种渠道获知苏丹的蝎子特别厉害，到了现地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帐篷的周围不时可以发现通体黑色、尾部带有长长毒钩的大蝎子，体长大都在10公分以上。更让人害怕的是，5月19日在整理卫生时，居然在驾驶员徐磊床铺的褥子下发现了一只大蝎子。据先期到达的维和队员介绍，肯尼亚维和部队的一名队员，不幸被蝎子蛰了，整整哭叫了一晚上，凄惨的叫声让周围的人都身上发糁。

污水喝了一周整

在距离苏丹瓦乌机场约4公里、处于茂密灌木丛中方圆135平方公里的区域，是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划定的第二战区维和部队的营地。隶属于联苏团第二战区的中国、印度、肯尼亚、巴基斯坦四国的维和部队，全部居住在这个区域。联苏团用砖垛将四个国家的营地，进行界定。各国的维和部队也分别在各自营地四周布设了铁丝网。

由于是首次赴苏丹维和，中国的维和部队在任务区内没有营房、干净的水源、电力等基本生活保障条件。较早部署到任务区的印度及肯尼亚两国维和部队的营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目前已初具规模，各种生活设施较为完善。与他们相比，我维和部队由于刚刚部署到位，营地目前只搭建了一些帐篷供居住，其它基础设施尚未完善。

苏丹的运输设备比较落后，没有安装发电系统为恒温冷冻集装箱供电，中国维和部队储藏在集装箱内的鲜肉和蔬菜全部变质腐烂，他们只能就着粉丝、腐竹下饭。而生活用水问题则是中国维和部队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由于苏丹南部地区道路条件极端恶劣，供中国维和部队使用的4台水净化设备在运输途中损坏。在技术人员专程前来修理设备前，包括饮用水和做饭在内，中国维和人员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分到4．5升瓶装水。 没有电，维和官兵们自己动手发电，但解决水的问题，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运输过程中严重损坏的净化水设备，自己根本无能力修复，在刚开始的一段日子里，维和官兵们只能饮用经过药物净化、但依然十分浑浊的水。这种水泛着**，喝到嘴里涩涩的。官兵们都知道饮用这种水不卫生，但干渴难耐的时候，不得不喝上几口，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好在，联合国很快供应了饮用水。在来自国内技术人员的昼夜抢修下，严重受损的净化水设备，终于在技术人员抵达后的第七天修复出水。

据工兵分队的建筑工程师李文圣介绍，工兵分队的营地目前已平整完毕，营房建设也将很快展开，官兵们有望在两个月之后住进装有空调的钢结构板房。他还说，中国维和部队的营地建设完毕后，将会成为第二战区一道亮丽的景观，这在赴刚果（金）、利比里亚的维和部队里已有目共睹。

中国工兵分队还将进行第二战区司令部，第二战区文职、参谋、警察和观察员营地，巴基斯坦维和部队航空分队营地以及各营地之间道路的建设，然后再启动营区外的建筑工程，包括修建环营区重型车辆专用车道、瓦乌机场以及瓦乌至伦拜克和瓦乌至乌维勒的简易公路等，这两条公路的长度达数百公里。因此，工兵分队今后的工作将异常艰巨。

维和部队里的七枝花

在中国首批赴苏丹维和部队里，有来自济南军区总医院的七名女护士，她们是维和部队里仅有的七名女性，被誉为维和部队里的七朵金花。

别看她们是女同志，但在维和部队里，她们与男队员只有性别上的差异，没有工作上的不同。刚抵达营地的时候，她们顶着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整理搬运物资、修挖排水沟，承担着与男队员一样繁重的体力劳动，迷彩服不一会儿便变了颜色。这对平日在家里很少从事体力劳动的她们来说，无疑是一个考验，但她们早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护士长郭志红的话语非常朴实：“我们是中国派往苏丹维和的第一批女军人，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中国女军人的形象。在这里，最主要的是把维和任务完成好，吃点苦受点累无所谓。”让七名女队员最为苦恼的是，刚到任务区的头3天没水洗上澡，连上厕所的地方都没有，真是该方便的时候不方便啊。

在离祖国离亲人万里之遥的苏丹，思念家人是队员们共有的情结。与男队员相比，更想家的恐怕就是这7枝花了。七名女护士中，有四人已当上了妈妈，孩子是她们放不下的牵挂。在她们四人携带的笔记本电脑里，装满了孩子的照片，有空的时候她们就打开电脑，看看孩子的照片，尽管无法及时得知孩子的近况，但总可以慰藉一下思念之情，享受“面对面”的亲情。

抵达任务区后，最让她们七人难忘的是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当时，领导通知她们，每人特许打一分钟的海事卫星电话向家里报个平安时，她们一个个手舞足蹈，特别兴奋。相对国内便捷的通信来说，这个电话可谓是异常珍贵了。她们好希望这一分钟的时间长些再长些，多和家人说上几句话，但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不知不觉时间就超了，我打了快两分钟了！但觉得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护士宋少艳在幸福之余，话语中透着几分无奈，“真的希望有机会能给家里多打几个电话，免得家人整日挂念。

现在，中国赴苏丹维和部队工兵分队已经开始在瓦乌营区内进行建设中国部队营房和一所二级医院的工作。工兵分队首先必须将原是一片荒地和灌木丛的土地弄平整，再从别处运来红土，铺在地面反复压实，才能在上面修筑营房和其他建筑。据了解，这所医院除了将负责对第二战区伤病员进行救治外，还将接待和治疗当地病人，医院的所有设备、器械和药品都由中国提供。 ·相关链接·

国土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的苏丹，是非洲大陆面积最大的国家。南部地区约占苏丹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联合国驻苏丹维和部队由来自63个国家的大约1万名军人和715名警察组成，分别部署在苏丹中部和南部地区的6个战区。

联合国驻苏丹维和部队第二战区营地位于苏丹南部瓦乌市的郊外。在地图上，瓦乌被标注成一座城市，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贫穷的部落村寨。在中国维和部队进驻瓦乌营地之前，一支肯尼亚维和部队和一支印度维和部队已经在营地内驻扎下来。29日，最后一批中国维和人员部署到位，由于营房还没有建起来，目前中国维和人员全部住在帐篷里，每顶10多平方米的帐篷内住着8到9人。

苏丹是世界上年平均气温最高的国家，被称为“世界火炉”，而南部地区不仅常年炎热，而且潮湿，是“架在炉子上的笼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