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的用途

古人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古典诗文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资源。妙用古诗文可以激活语言表达、彰显文章底蕴，使文章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和文化气。 诗句的引用就是在文章的局部位置直接嵌入古典诗文名句。如文章的标题、题记、首段和末尾等。在文章开头嵌入诗词佳句。以此领起全篇，则能够使语言显得凝练精辟，更能让阅卷者立刻“窥”到作者的文化积淀和人文素养，给他们留下较佳的第一印象。在文章收尾处引用古典诗文，则具有画龙点睛之效，能够启人心智、升华主题，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令读者掩卷沉思，回味无穷。

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

杨万里“为童子时，从先君宦学四方”（《诚斋集》卷126《曾时仲母王氏墓志铭》），其父杨芾“隐吉水之南溪，号南溪居士云。家无田，授士以养，暇则教子”（胡铨《杨君文卿墓志铭》），最初接受的是父亲的教育。14岁时，“拜乡先生高公守道为师，与其子高德顺为友，同居解怀德之斋房”（卷39《赠高德顺》诗序）。后有《夜雨》诗云：“忆年十四五，读书松下斋。”便是回忆师从高守道的这段生活。如果其父亲不计在内，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位老师就是王庭珪。自17岁进拜王庭珪为师以来，杨万里就和王庭珪之间建立了一种越来越密切的师生情谊。

王庭珪（1180—1172），字民瞻，吉州安福县人，政和八年（1118）进士，调茶陵县丞。“以上官不合，弃官去，隐居卢溪者五十年，自号卢溪真逸”（卷81《卢溪先生文集序》）。自宣和五年（1123）辞官茶陵之后，隐居安福家乡，著书吟诗，设帐授徒，“主庐陵文盟者六十年”（周必大《跋王民瞻杨廷秀与安福彭雄飞诗》）。同时，“虽不仕，常怀经世心，事苟宜民，必告于当路”，从未忘怀世事。由于“蚤忤上官，晩复流窜，官簿所以不进”（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以左承奉郎、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而终。王庭珪学问渊博，著述颇丰，“有《卢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经讲义》十卷、《论语讲义》五卷、《语录》五卷、《杂志》五卷、《沧海遗珠》五卷、《方外书》十卷、《校字》一卷、《停停山丛录》一卷。公学无不通，而尤䆳于《易》”（同上）。

进拜而师

杨万里至安福师从王庭珪而问学，时在高宗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其《杉溪集后序》（卷84）说：“予生十有七年，始得进拜卢溪而师焉，而问焉。”王庭珪已是64岁的老人。17岁开始师从，为时几年，却不得详而知之。由其《送刘景明游长沙序》（卷78）所云：“始予生二十有一，自吉水而之安成，拜今雩都大夫公刘（安世）先生为师。”可知其于21岁之前已回吉水，师从王庭珪问学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年。又由绍兴二十九年王庭珪《答杨廷秀》（《卢溪文集》卷32）云：“某去岁获见清矩，慰十年怀想之诚。”知杨万里后于绍兴十七年至十九年在安福师从刘安世期间，与王庭珪仍时有师从来往的。

那么，所学内容又主要是什么呢？对此，杨万里曾说：“其所以告予者，太学犯禁之说也。”（《杉溪集后序》）所谓“太学犯禁之说”，其在《杉溪集后序》中有具体说明：“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在仁宗时，则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时，则有若东坡先生，传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时，则有若山谷先生，续国风、雅、颂之绝弦。视汉之迁、固、卿、云，唐之李、杜、韩、柳，盖奄有而包举之矣。中更群小崇奸，绌正目为僻学，禁而锢之，盖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庐陵有卢溪之王、杉溪之刘（才卲），两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学，刘公继至，触犯大禁，挟六一、坡、谷之书以入，昼则庋蔵，夜则翻阅，毎伺同舍生息烛酣寝，必起坐吹灯，纵观三书。逮暇，或哦诗句，或绩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辇毂，脍炙荐绅，纸价为贵。嗟乎，若两先生，当妖禽群啾而发紫鸾之鸣，抑扬骤歌而奏清庙之瑟，鹬冠毳服之竞丽，而觌黄收纯衣之制，其有大勋劳于斯文，其伟乎哉！”可见，其所学主要是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古文和诗歌。

作为独出机杼、自成一体的诗人，杨万里曾经走过一条曲折而漫长的探索之路，他曾总结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卷81《诚斋荆溪集序》）又说：“予少作有诗千馀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同卷《诚斋江湖集序》）绍兴三十二年壬午（1162）杨万里36岁以前，作诗学江西诗派，所作“大概江西体”，与老师王庭珪崇尚黄庭坚恐怕不无关系。当然，诚如钱钟书所云：“北宋末、南宋初的诗人里，有些是瞧不起江西派而对黄庭坚却另眼看待的，例如叶梦得和王庭珪；他们的态度恰好像元好问的《论诗》绝句所说：‘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西江社里人。’”（《宋诗选注》）对于王庭珪的诗文，杨万里也曾如此评价：“先生诗句得法於杜子美。自江西而下不论也。”（卷126《王叔雅墓志铭》）又说：“少尝见曹子方，得诗法。盖其诗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刚浑大云。”（卷81《庐溪先生文集序》）王庭珪崇尚黄庭坚的诗，然而却“不作西江社里人”，“自江西而下不论”，不步江西诗派之后尘，其诗近学黄庭坚，远承杜甫，走出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始学终弃，既学习前人，转益多师，又追求“笔下何知有前辈”（《迓使客夜归》），追求“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杼，创造了独具一格的“诚斋体”，这一点，与王庭珪也似乎不无关系。

王庭珪又是一位刚正爱国、颇具胆识和骨气的诗人。在南宋朝廷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激烈斗争中，一直坚定地支持抗战，反对和议。绍兴十二年（1142），也就是杨万里至安福师从的前一年，王庭珪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不但热烈赞扬了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乞斩桧罢和议”（王庭珪《跋曾世选三贤论》）的爱国壮举，而且直接指斥了秦桧的卖国罪行。“时先生年七十矣。于是先生诗名一日满四海”（杨万里《卢溪先生文集序》）。后被乡人欧阳安永告讦，朝廷以为“谤”，十九年贬辰州（属湖南）编管。在王庭珪因诗送胡铨而获罪遭贬之后，也有人谓乃“先生之过”者。杨万里后来在《卢溪先生文集序》写道：“里之士爱先生者，谓诗之祸从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适以济权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祸也，亦先生之过也。或曰：先生何过哉？先生言直而诗工耳。言不直，诗不工，世无传也。世有传矣，不见媚于明，必见媚于幽，故庭草随意之诗，空梁燕泥之诗，飞燕昭阳之诗，不才多病之诗，言非直也，诗工而已耳。诗工而非直，犹且小者逐、大者死，况先生之诗工而言直耶？先生何过哉？济权臣之威，亦稔其恶，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过哉？未几，时相殂，先生得归。又未几，今上践阼，初召，除国子监簿，再召，除直敷文阁。年馀九十，耳目聪明，赋诗作文，不见老人摧颓之气，朝廷想闻其风采，天下诵传其诗。祸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王庭珪获许自便，于次年春回乡。孝宗即位，召对，他乘机极言时政，建议“诚宜赫然奋威权，震动天下，委任贤相良将，以扫除宿愤，恢复中原”，力戒“和议断不可用”（《卢溪文集》卷26《上皇帝书》）。王庭珪坚定的爱国精神、刚正气概和无畏的人格，给正处青年的杨万里以震撼、以濡染，在杨万里心灵深处刻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又，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云：“公学无不通，而尤䆳于《易》。少尝师乡先生张汝明，晚自得于言意之表。汉上朱先生震、文定胡公安国、芗林向公子諲见其解，皆叹赏以为必传。公亦不轻示人，欲献公车。会诗狱兴，郡守议收公，理掾汪公涓奋曰：王君刚介，勇于义，一纸书招之，必来。他掾变色云云，自请提禁卒、挟廵尉捕公，守唯唯。他掾遂行，至则突入公家。公谈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鐍箧中，卒疑其货也，挈以去。他日，公叹曰：天厄吾书。或谓今藏掾家云。”王庭珪《易解》20卷虽因诗狱而遭亡厄，未得其传。但是，后来杨万里自62岁始，用去十年时间，潜经覃思，作成《易传》20卷。这是否也受到老师的影响呢？

在王庭珪之后，杨万里还师从过安福刘安世、刘廷直，师从过庐陵刘才卲，然后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初赴任赣州司户参军。值得注意的是，正值“而立”之年，才刚刚走上仕途，杨万里便萌发了“弃官”之念。四十四年后，74岁的杨万里在《与南昌长孺家书》（卷67）中曾提及此事：“初仕赣掾，庀职一月，有所不乐，欲弃官去，先太中怒挞焉，乃止。”若非其父之“怒挞”，杨万里竟真的“弃官”而去，那么，其所为与其师王庭珪弃官茶陵、长隐卢溪又将何其相似乃尔！由此可见，在为学、为诗、为人、为仕等方面，杨万里所受王庭珪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勤相往来

杨万里进士及第、初入仕途之时，王庭珪还远在湖南辰州。而王庭珪获自便回安福之后，杨万里却一直在赣州任职。因而，两人重新见面，只能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绍兴二十九年（1159）十月，杨万里赴任永州零陵丞。当年，曾两度至安福拜谒王庭珪。王庭珪《答杨廷秀》手简（《卢溪文集》卷32）云：“某去岁获见清矩，慰十年怀想之诚。少年登科，未足为左右贺。一日相见，词学骤长，语有惊人，兹可贺也。去冬之官，再经敝里，失于侦伺，辱留手墨，追见不及。家仆回，又辱惠字，何其勤也。”第一次应是专程前往拜谒，两人相别十年，今“一日相见”，王庭珪喜其学成，故贺其“词学骤长，语有惊人”。对照王庭珪后来于乾道六年所作“益能为文，以显于时”（《卢溪文集》卷45《故左朝奉郎刘公墓志铭》）之评，可见此贺并非客套、溢美之语。第二次则是赴任途中取道安福，因未能谋面，故留下“手墨”，留下遗憾。至零陵后，又有书信命回吉水的家仆送致，可惜已佚。由“慰十年怀想之诚”一语可知，在王庭珪于绍兴十九年七月被贬辰州离开安福之前，两人之间该是常相见的。杨万里有《题代度寺》（卷2）云：“一别重来十五年。”代度寺在安福，诗写于隆兴元年（1163）八月，前推15年，正是绍兴十九年（1149），足证杨万里于绍兴十九年确实到过安福。也许正是特地赶往安福为老师贬窜辰州送行呢！师生情谊，于此可见一斑。

杨万里离任赣州，时在绍兴二十八年，其《达斋先生文集序》（卷80）云：（绍兴二十四年）“甲戌……后四年，某自赣掾辞满，乃归南溪”。第二年，便赴任零陵。那么，其专程前往安福拜谒老师，首先当如师所言，为“慰十年怀想之诚”，其次或许亦为赴任零陵为政之需。因为王庭珪曾任丞茶陵，两地同属湖南，虽隔时已久，然风俗民情，毕竟可以咨询。

隆兴元年夏，杨万里离任零陵归至吉水，九月，赴调至临安。时王庭珪已在临安任国子监主簿，两人开始又一度密切交往。

杨万里到达临安后，王庭珪是其首先谒见的人物之一。九月就有《为王监簿先生求近诗》（卷2）云：“林下诗中第一仙，西风吹到日轮边。杜陵野客还惊市，国子先生小著鞭。拈出老谋开宇宙，本来清尚只云泉。新篇未许儿童诵，但得真传敢浪传？”诗中将王庭珪称为“清尚只云泉”的“林下诗中第一仙”，誉为“杜陵野客”杜甫；祝其来到皇帝身边做“国子先生”，只是小试马力，虽年已84岁，仍当“拈出老谋开宇宙”，大展宏图；最后表明“求近诗”以“得真传”之意。其中“杜陵野客”之誉，与后来《卢溪先生文集序》中“其诗自少陵出”之说是一致的。王庭珪则有《次韵杨廷秀求近诗》（《卢溪文集》卷17）诗：“闻说学诗如学仙，怪来诗思渺无边。自怜犹裹痴人骨，岂意妄得麻姑鞭？曾似千军初入阵，清于三峡夜流泉。只今老钝无新语，枫落吴江恐误传。”紧扣“诗仙”一语下笔，说“学诗如学仙”，只要修炼到了家，便能“诗思渺无边”，虽然自痴于诗，也曾被誉为“似千军初入阵，清于三峡夜流泉”，但毕竟今已“老钝”，无有新作，只是误传诗名而已。一者诚以求之，一者谦以答之，师生授受之意彰显。

当月，杨万里又有诗曰《宿徐元达小楼》（卷2）：“楼迥眠曾著，秋寒夜更加。市声先晓动，窗月傍人斜，役役名和利，憧憧马又车。如何泉石耳，禁得许喧哗？”王庭珪也有诗《次韵杨廷秀临安小楼不寐之什》（《卢溪文集》卷10）：“坐待银蟾上，寒禁酒力加。霜清群动息，雁过几行斜。楼角犹吹笛，天街又走车。客眠终未稳，人语已争哗。”两人不但吟诗唱和，而且共宿徐元达小楼，师生亲和之情深在。

十月，王庭珪“以老求去，主管崇道”（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10），离临安回安福。杨万里为其送行，作《送王监簿民瞻南归》（卷2）诗：“潮头打云云不留，月波泼窗窗欲流。夜寒报晴岂待晓，天公端为卢溪老。卢溪在山不知年，卢溪出山即日还。黄纸苦催得髙卧，青霞成癖谁能那？诏谓先生式国人，掉头已复烟林深。路旁莫作两疏看，老儒不用囊中金。”对王庭珪因“青霞成癖”、清尚烟林而“黄纸苦催”、再“得高卧”倍加钦赏，深致敬意。两人在临安的交往就此结束，为时一个多月。

隆兴二年正月元宵后，杨万里因父病，离临安回吉水。当年八月父亲去世后，又在家守制三年。服除后，直至乾道六年（1170）四月赴任知奉新县以前，基本上都在家乡。王庭珪自回安福后，除去世前一年即乾道七年冬因胡铨力荐、孝宗两诏而赴临安、“对内殿”（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外，也一直是在家乡。这六七年之中，两人当时应有来往。乾道七年冬，王庭珪因赴临安“锡对便坐，富有嘉言”，十二月二十二日被“特授依前左承奉郎、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卢溪文集》附录《除直敷文阁诰词》）。时杨万里已在临安任太常博士，两人当时也应有来往。只是这两段交往皆未见诗文记载，无法考实而已。

晚复托婚

回到安福后，王庭珪于乾道八年“三月己丑（二十一日），乃得微疾启手足”（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走完了他93年的人生历程。三年后，其子王頔（字叔雅）也“坐而云逝，实淳熙二年闰九月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卷126《王叔雅墓志铭》）。杨万里《王叔雅墓志铭》有云：“某少出先生门下，与叔雅有五十年之旧，晚复托昏焉。于谊宜铭。”两家“晚复托昏（婚）”一事，应该发生在王頔去世之前。《诚斋集》卷52有《回王敷文民瞻家定亲启》，全文云：“贤者有后，仰玉树之森然；儒冠多贫，顾席门而陋甚。云何犹子之二女，得配执事之两孙？伏承某人第一令孙，乃吾家忠襄之甥，生而独秀；而某侄子第五女孙，为诗人泸溪之妇，愧其非宜。发币载欣，挥毫莫叙。”此定亲启既称王庭珪为“敷文”，而王庭珪在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才被除“直敷文阁”，则最早也应作于八年初之后。

由启文所述，“某”“犹子之二女”，得配王庭珪家之两孙，而此启所定之亲，乃“某侄子第五女孙”配王庭珪“第一令孙”。又由《王叔雅墓志铭》可知，王頔比王庭珪去世才后3年，却已有“男二人，詹、澹”和“孙男五人”，则此次定亲之“第一令孙”，绝非早已生儿育女的王詹，而是叔雅“孙男五人”中第一人，即王庭珪第一曾孙。《卢溪文集》卷39有《詹孙定婚启》和《澹孙定婚启》，后者有云：“不揆蓬蒿之室，素钦忠义之门，久接英游，敢求婚对。”其“忠义之门”之称，与杨万里启之谓“吾家忠襄之甥”相符，则此“第一令孙”或应是王澹之子？但是，问题却远非如此简单。

今据乾隆壬寅重修安福《冷溪王氏族谱》载：“詹，頔长子，字岩鲁，行八，配东冈刘氏，子四：澄、洄、澜、涛。澹，頔次子，字无极，行九，秀才，常（尝）与侄澄编次祖《卢溪集》。配吉水湴塘杨忠襄先生女。子三：潜、溉、湜。”再据杨万里《宋故赠中大夫徽猷阁待制谥忠襄杨公行状》（卷118），杨邦乂只“生女一人”，“归新淦进士陈敦书”，则王庭珪次孙澹之所娶，并非如族谱所说为“杨忠襄先生女”，而其实是杨忠襄先生之孙女。又据《冷溪王氏族谱》载：“澄，詹长子，字见可，行二，秀才，尝编次祖《卢溪集》，配吉水湴塘杨诚斋先生女。”“潜，澹长子，字时可，行七，配湴塘杨诚斋先生女。”再据杨万里于庆元四年（1198）所作《同王见可刘子年循南溪度西桥登天柱冈望东山》诗（卷38）：“亲交久别忽相从，饭罢相将柱瘦筇。”称王澄（见可）为“亲交”，庆元五年（1199）所作《赠王婿时可》诗（同上）：“忠襄先生有贤甥，卢溪先生有贤孙。只今二十能缀文，超然下笔如有神。”则杨万里之二女，分别配王庭珪之澄、潜二曾孙，当属实无误。又据杨长孺《诚斋杨公墓志》（载吉水《忠节杨氏总谱》），杨万里有“女五人，长季蘩，嫁进士刘价，皆先卒；次季蕴、季藻、季苹、季菽，嫁进士王徽、刘亿、从仕郎新荆门州司法参军陈经、进士王潜”，则第五女季菽嫁王潜，应相合无疑，而次女季蕴嫁王徽，徽、澄则字异。杨万里于淳熙十五年（1188）所作《庐溪先生文集序》（卷81）有云：“先生之孙澹及曾孙徵及其门人刘江诠次先生之诗文凡若干卷，将刻枣以传。”然而王庭珪曾孙七人之名，字皆从“水”，将徽、澄、徵三字相比较后，完全有理由相信，杨长孺墓志之王徽、王氏族谱之王澄及杨万里序文之王徵其实是同一人，而徽、徵则皆为澄之因形近而字误耳。而《卢溪文集》卷首所附杨万里序文，“曾孙徵”则正作“曾孙澄”！又据《冷溪王氏族谱》，王庭珪曾孙七人，澄行二，洄行三，澜行五，涛行九，潜行七，溉行十三，湜行十六，可知《王叔雅墓志铭》之云“孙男五人”依次应指澄、洄、澜、潜、涛，而溉、湜则出生于頔去世之后。王庭珪于乾道八年去世后，周必大所撰行状和胡铨所撰墓志铭载其有“一男，頔；一女，嫁将仕郎彭飞。孙男二人，詹、澹，皆世其业，孙女二人”，虽皆未言及曾孙，而王頔去世才仅仅后王庭珪三年，却已有“孙男五人”，不可能全在王庭珪去世之后出生。但王潜至庆元五年（1199）尚被岳父在赠诗中称扬为“只今二十能缀文”，却可以说明他应该出生于曾祖王庭珪去世之后。则定亲时间，也应在王庭珪去世之后。

至此可以明白，启文中“云何犹子之二女，得配执事之两孙？伏承某人第一令孙，乃吾家忠襄之甥”，所称“执事”、“某人”，原来不是指王庭珪，而是指王頔。还可以认定，杨万里这篇定亲启应该是以他的一位叔父的名义写的，也就是说，杨万里二、五两女各婚配王庭珪两孙之长子这门亲事，是由他的那位叔父出面料理的，所以启文中称杨万里为“犹子”、“某侄子”。同时也可以发现，启文中“第一令孙”其实应是第一、四令孙，“某侄子第五女孙”也应是某侄子第二、五女儿。或许，季蕴婚配王澄之亲已先定，此启所定只是杨万里第五女季菽与王頔第四孙王潜之亲事。然而今存启文何以误为“第一令孙”和“第五女孙”？则无从考证，姑存疑耳。

杨万里与王庭珪两家“晚复托昏（婚）”，结为姻亲，将自己二女许嫁给老师两曾孙，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其师生之间无比亲密的情谊。

师恩永铭

在王庭珪去世三年以后，其子王頔也于淳熙二年（1175）闰九月一日去世，且“将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于安福县翔鸾乡青陂之原”（《王叔雅墓志铭》）。杨万里牢记“某少出先生门下，与叔雅有五十年之旧，晚复托昏焉，于谊宜铭”，为作《王叔雅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中，杨万里由子及父，写王頔“六经、百氏，悉钩其深，尤邃于《春秋》，初，文定胡公（安国）过泸溪先生草堂，与先生讲《春秋》，叔雅从傍听之，即能陈说大义”，写王頔“少从先生，赋《早行篇》，先生惊喜曰：吾子亦能诗乎！遂授以句法”；写先生送胡铨诗狱发时，王頔“愿以身代之罪，若笞死、庾死，唯命，翦之市朝，亦唯命”，写先生已谪辰州贬所后，王頔不顾“狸嗥鼯啸，非人所居，崖路攀天，下则入阱，距家二千余里”，“徒步省觐，胝足血指，一岁再行，行不可至，至不忍归”；写王頔“一再试于有司，即弃去，曰：持古晞今，可乎”；写孝宗“即位，闻先生名，两诏召见，先生往来道途，叔雅皆侍行，礼部侍郎周公（必大）嘉叔雅之勤，欲白之朝，有以旌宠之者，叔雅力辞焉”，等等。择事谋篇，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先生父子的深厚情谊和诚挚敬意。

至淳熙十五年（1188），王庭珪“先生之孙澹及曾孙澄，及其门人刘江，铨次先生之诗文凡五十卷，将刻枣以传，而太守朱公（晞颜）子渊复刻其诗于郡斋，澹属万里序之”，杨万里深感自己“尝侍先生之杖屦，闻先生之诲言者，欲辞，敢哉”，故于当年“九月晦日”为作《卢溪先生文集序》，且不忘署名时自称“门人”。序从绍兴十二年先生以诗送胡铨贬新州而“诗名一日满天下”写起，对先生的壮举加以充分肯定和赞扬，接着对先生的诗文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盖其诗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刚浑大云。清江刘清之子澄评先生之文，谓庐陵自六一之后，惟先生可继闻者，韪焉。”表达出杨万里对自己老师的真诚推崇。

对老师的恩谊，杨万里可谓永生难忘。在王庭珪去世三十年以后的嘉泰二年（1202）壬戌，76岁的杨万里重新读到其《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仍激动得难以平静，因而于正月十二日为之题写跋语。《诚斋集》卷101有《跋王泸溪民瞻先生帖》，全文云：“泸溪先生以诗取老桧之嗔，二沈希其意，出力挤老先生，以策元勋，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果若其言。又四年，桧亦殪。古语云：前车覆，后车戒。嘉泰壬戌后五日，门人杨万里敬书帖尾，而归之其宅相彭梦协云。”考《卢溪文集》卷31《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六幅之一有云：“己巳冬，作书与彭彦直、王十五迪洪时云：（沈）昭远欲陷我而进身，我非凡人，二沈不出三年，必有大咎。彦直以示同僚，端修亦闻之，莫不笑以为狂言。近方知端修死状与昭远无异，皆不出三年。天道如是，我又何憾！当有归日矣。”故知所跋“王泸溪民瞻先生帖”即《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又《卢溪文集》附录有《杨文节公诚斋跋王泸溪手简》云：“嘉泰壬戌人日后五日，门人杨万里敬书帖尾，而归之其宅相彭梦协云。”故知集载跋文“嘉泰壬戌后五日”中，“壬戌”后脱“人日”二字，人日为正月初七，后五日，当为正月十二日耳。师亡已三十年，仍不忘自称“门人”，师恩永铭之心，可鉴！可叹！

问题一：阮籍是哪个朝代的人物？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r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A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 ，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问题二：嵇康和阮籍是哪个朝代的人？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诗人。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r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嵇康：（224－263，一说223－262），字叔夜，汉族，三国时期魏国谯郡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人。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玄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曾娶曹操曾孙女，官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40岁。

问题三：阮籍是哪个朝代的诗人有3个选择唐代亟待汉代那个事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诗人。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建安七子之一阮r之子。

问题四：魏晋的诗人有哪些之阮籍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诗人。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r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阮籍的父亲阮r，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阮籍的族父阮武，也是阮籍的族兄，是位学问渊博，通达之士，是阮籍的知己兼老师。阮籍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哥哥名叫阮熙，做过武都太守，他的儿子就是与阮籍同入竹林的阮咸，阮籍的妹妹史书上少有记载，故不知其名。阮籍有一子一女，子名浑，字长成，女不知其名。[1]

少年时期

阮籍，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父亲死后，家境清苦，阮籍勤学而成才，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终日弹琴长啸。在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下慕荣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阮籍在习文的同时还兼习武，其《咏怀诗》写到：“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阮籍性格孤僻，轻荡，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其叔父阮熙到东郡，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

阮籍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

正始时期

当时明帝曹币淹觯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正始三年（242）左右，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之后，蒋济准备证辟阮籍做自己的椽属。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奏记》中说自己才疏学浅，出生卑微，难堪重任。婉言表示谢绝。蒋济原先担心阮籍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阮籍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阮籍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这是阮籍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2-3]

正始八年（247）前后，阮籍与王戎的父亲同时任尚书郎。阮籍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招为参军，阮籍婉言拒绝之。这是阮籍第二次出仕。（注：关于阮籍是否担任曹爽的参军，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晋书・阮籍传》的记载为：“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即阮籍没有做曹爽的参军。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写到“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这里参照《晋书》上面的记载。）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竹林时期

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

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阮籍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嘉平三年（

阮籍

251）是司马懿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254）。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贵乡公曹髦即帝>>

问题五：阮籍时代有姓杜的诗人吗 代表人物 :「嵇康」重要著作 :《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释私论》核心思想 :1,自然名教 :「越名教而任自然」针对司马氏集团用以篡权的名教工具,尖锐地指出儒家经典所宣扬的礼法名教,司马氏所提倡的「以孝治天下」,本身就是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甚至是社会上一切伪善,欺诈等种种恶浊现象的根源故不应为名教所拘,而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2,声无哀乐论 :声音和人的感情是两种不同的事物认为声音和人的感情是不同的两种事物音乐所发出的只是客观的音调,它不含有哀乐的感情,哀乐则出于人的内心,完全是主观的3,明胆论 :元气陶铄,众生禀焉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人性的善恶和才能,是由赋受的气质决定,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才性两者截然不同重要成就与影响 :代表人物 :「阮籍」重要著作 :《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核心思想 :1,自然名教 :「折衷名教与自然」阮籍反对虚伪的名教而崇尚自然,对司马氏的篡夺表现消极不合作阮籍的鄙弃名教,也和嵇康一样,但他并不是主张真正废弃名教,在他内心是要维护真正的名教他崇尚自然,却不愿完全放弃名教,说明他的名教与自然调和的折衷思想重要成就与影响 :阮籍的思想,由儒,而老,而庄,都有成文的专论发表他能将庄子的思想消化,而成功地运用于现实的世界中他对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地位认识都很透辟,使他不独能享盛名,还能不为盛名所累

问题六：朝代诗人有哪些？ 魏晋南北朝：

曹操、曹植、曹丕、阮籍。谢灵运、陶渊明、庾信。

唐朝：

王勃，骆宾王（写鹅、鹅、鹅的），宋之问，陈子昂，王维，孟浩然，贺知章，王昌龄，崔灏，王翰，王之涣，李白，杜甫，孟郊，贾岛，李贺，韩愈，刘禺锡，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李煜

宋:

苏轼，欧阳修，陆游，秦观，晏几道，李清照，辛弃疾，秦观，杨万里，范仲淹 ，柳永，王安石，朱熹

元朝：

马致远，王冕，

明朝：

于谦，袁宗道

清朝：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纳兰性德，袁枚，龚自珍，郑板桥

问题七：阮籍是唐代的人吗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诗人。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建安七子之一阮r之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问题八：竹林七贤是哪个朝代的人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p阮籍p刘伶p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o“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p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o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p阮籍p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p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o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o但40岁後出仕o投靠司马师o历任尚书吏部郎p侍中p司徒等o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o功名心最盛o入晋後长期为侍中p吏部尚书p司徒等o历仕晋武帝p 晋惠帝两朝o至八王乱起o仍优游暇豫o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嵇康(224―263)

三国时谯国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於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210－263)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A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山涛(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

问题九：我国各个时期著名的诗人 诗人通常可指创作诗歌作品的人。而严格意义上的诗人，则是能创作诗歌作品，通过诗歌文字艺术的形式对社会、文化有较大影响力的人。属于文学家、艺术家。

[编辑本段]“诗人”的来源

“诗人”一词，战国时就有了，何以为证，《楚辞・九辩》注释说：“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正字通》注释说：“屈原作离骚，言遭忧也，今谓诗人为骚人。”这便是“诗人”后一词的最早提法。从此以后，“诗人”便成为两 习用的名词。辞赋兴起之后，又产生“辞人”一词。扬雄《法言・吾子篇》说：“诗人之赋以则，辞人之赋丽以*。”用“则”和“*”来划分诗人与辞人的区别，足见在汉代是把“诗人”看得很高贵，把“辞人”看得比较低贱。

现在“诗人”和“辞人”是平等的。

六朝以后，社会上很看重辞赋，认为上不类诗，下不类赋，以此又创立了“骚人”一词。从战国至盛唐，“诗人”和“骚人”的称号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

[编辑本段]中国历代著名诗人一览表（先秦至现代）

先秦

屈原 宋玉

两汉

枚乘 贾谊 司马相如 王逸 东方朔 朱穆 王褒 刘彻 班婕妤 赵壹 秦嘉 班彪 班昭 班固 扬雄 张衡 蔡邕 蔡琰 祢衡 曹操 孔融

魏晋

曹丕 曹植 王粲 陈琳 刘桢 徐干 阮r 应璩 应` 繁钦 曹 嵇康 向秀 阮籍 何邵 潘尼 潘岳 张翰 张华 张协 张载 傅玄 陆机 陆云 石崇 孙楚 左思 曹摅 陶渊明 郭璞 刘琨 卢谌 袁宏

南北朝

谢惠连 谢灵运 鲍照 谢I 鲍令晖 孔稚 萧衍 江淹 沈约 范云 何逊 阴铿 徐陵 庾信 江总 朱超

隋代

杨素 薛道衡 陈子良 卢思道 孔德绍 孔绍安

唐五代

虞世南 上官仪 王勃 卢照邻 杨炯 骆宾王 陈子昂 杜审言 朱弯 沈缙 宋之问 张说 张九龄 常建 储光羲 李颀 高适 岑参 王昌龄 孟浩然 王维 李白 杜甫 刘长卿 韩愈 柳宗元 韦应物 寒山 拾得 顾况 李益 卢纶 钱起 王建 张籍 孟郊 元稹 白居易 刘禹锡 贾岛 许浑 李商隐 杜牧 李贺 薛涛 皮日休 陆龟蒙 杜荀鹤 罗隐 僧皎然 僧贯休 僧齐己 温庭筠 韦庄 王翰 崔道融 刘希夷 徐氏 张谓 张继 崔曙 苏味道 马戴 刘叉 崔颢 王湾 王之涣 贺知章 崔护 朱昼 刘方平 于良史 聂夷中 于鹄 祖咏 杨师道 赵徵明 张若虚 袁郊 崔涯 张仲素 秦韬玉 李约 王涯 胡令能 卢汝弼 戎昱 崔珏 王驾 黄巢 崔国辅 于武陵 捧剑仆 施肩吾 花蕊夫人 李郢 皇甫松 张祜 綦毋潜 张南史 徐彦伯 李 冯延巳 李煜

宋辽金

潘阆 范仲淹 苏舜钦 欧阳修 张先 晏殊 晏几道 柳永 王安石 苏轼 黄庭坚 秦观 陈师道 李之仪 张耒 晁补之 贺铸 陈与义 吕本中 毛滂 周邦彦 李纲 朱敦儒 李清照 朱淑真 舒 韩元吉 胡铨 叶梦得 张元干 张孝祥 范成大 陆游 杨万里 陈亮 辛弃疾 刘过 姜夔 吴文英 史达祖 刘克庄 元好问 蒋捷 文天祥 王沂孙 刘辰翁 吴激 蔡松年 段克己 戴复古 李祁 黄裳 朱熹 王观 赵佶 林逋 张泌 周密 李克 岳飞 李重元 康与之 魏承班 曾觌 徐俯 阎选 孙光宪 黄公度 周紫芝 赵令

元代

萨都剌 刘因 关汉卿 狄君厚 范康 高文秀 金仁杰 宫天挺 孔文卿 王实甫 白朴 马致远 孟汉卿 尚仲贤 石君宝 张养浩 刘致 张可久 贯云石 卢挚 郑光祖 高明 纪君祥 郑廷玉 张国宾 岳伯川 杨梓 武汉臣 王伯成 赵孟\ 王冕 洪希文 杨载 杨维桢 元好问

明代

刘基 高启 汤显>>

1 关于射洪的诗句

关于射洪的诗句 1射洪有那位著名诗人

金华山读书台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射洪）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

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

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 陈子昂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

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

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

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

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

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

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

陈子昂死后，其友人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10卷。 今存《陈伯玉文集》是经后人重编的。

刻本中以明弘治间杨澄校刻杨春本《陈伯玉文集》10卷收辑作品比较多，并附录《新唐书》本传等有关材料。《四部丛刊》本即据此本影印。

《世界文库》本，曾据明、清各本作过若干校订。今人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等书，补入诗文10余篇，成为较完备的本子，后附今人罗庸《陈子昂年谱》。

今人彭庆生有《陈子昂诗注》。后附其所编《陈子昂年谱》及“诸家评论”。

2射洪是哪些古代名人的故乡

陈子昂

陈子昂（约公元661~公元702），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汉族，梓州射洪（今属四川射洪）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光宅进士，历仕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右拾遗。受武三思所害，冤死狱中。其存诗共100多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20]谢东山 谢东山，字阳升，号高泉，射洪县太和镇城南谢家坝（今城南王爷庙村）人。他于明世宗嘉靖七年考中举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登辛丑科进士及第，授兵部主事，后迁郎中，累官至右佥都御史，山东巡抚。经历仕宦20年，颇负名望。他勤奋好学，居官时每到一处，都要召集当地名流学究座谈，搜录奇闻，研讨学问。由于他广征博采，勤积资料，所以著述颇丰，计有《近譬轩集》40卷，《诗抄》40卷，《诗话》4卷，《中庸集说启蒙》1卷，《贵阳图考》26卷，《明近体诗抄》29卷，还删正《嘉靖贵州通志》12卷。[21]赵燮元 赵燮（xiè）元，字衡轩，清代射洪人，嘉庆丁卯科举人。学识过人，主讲金华书院，多所培植，有功后学。任云南永平县令，除盗息狱，颇有政声。著作有《性原》、《阻海遏盗数策》、《屯田遏盗海运三策》、《诸易管见》2卷、《知非斋文集》2卷、《虎帐元机》4卷、《澹远轩文钞》4卷、《澹远轩诗稿》2卷等。[22]钟体志 钟体志，字泽生，射洪县怀德乡（今东岳乡）人。生于清道光二十（1840）年。曾任江西浒湾县丞六载，继任德化、新喻、奉新诸邑知县。凡任中均兴利除弊，施行德政。当地民间有歌谣称颂：“钟青天，古循吏。视国事，如家事。视民事，如己事。折狱民决，恤灾周至。除莠安良，诚一不二……”致仕后卒于光绪末年，著有《藻雪堂诗钞》1卷，《藻雪堂文钞》10卷，《柴桑佣录》4卷，《筹海蠡言》、《锦江别话》、《藻雪堂联语》各1卷。[23]夏肇庸 夏肇庸，字京珊，同治七年（1868）进士，射洪县太和镇西郊人。工诗善书，曾任山西交城、和顺两县知县。同治、光绪年间，曾组织修筑太和镇城墙。著有《清江擢秀集》、《蓉村诗稿》4卷、《京珊文钞》等。[24]杨焕之 杨焕之（1850—1932），四川射洪金山乡人，后迁居于官升乡塔子沟。以教书为业，兴绪帝二十三年（1879）任《潼川府志》射洪采访，光绪帝二十六年（1882）列岁贡。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慈禧西逃，杨愤然感慨：“秀才当以天下为己任。”遂于次年春束装奔赴西安，欲“觅路请缨”，求伸报国之志。抵秦时，闻朝延已与列强签订和约，痛感国事难为，遂落居陕西宜君，名其居曰“北山草堂”，以耕读自娱。民国二年（1913），经友人推荐作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后有鉴袁野心勃勃，加之时局混乱，知国事不可为，乃托辞离去，寄友人处襄办公务，并纵情山水，吟咏唱和，抒发情怀。其诗“言澹旨远”，“逸兴淋离”，“皆出于腑而不能已于言者”。归里后，成立达山坡儒坛。所著诗词甚丰，有《北山草堂诗记》10卷、《北山草堂诗集》2卷、《北山草堂文集》2卷传世。[25]刘光谟 刘光谟（1846-1916），字文卿，射洪县洋溪镇高石阶村人（今洋溪镇岱钦桥村）。曾在自贡、合川等地的书院任教多年，晚年回乡，继续教书并整理校刊著作。当时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有志之士，都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为求有助于挽救危急的时局，他进一步扩大治学范围，开始研究欧美的自然科学。在自流井曾请机器局一个技术人员为师，学习科技知识。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学而不厌，对农政、水利、军事等均能学有所得，以期能为国效力。在外患频仍，国家多难的时候，表现出了可贵的爱国热忱。[26]文映江 文映江（1874—1950），字岷山，清末四川射洪蟠龙寺坝人，善诗文，轻写字，平身生活清苦，秉性孤傲，诙谐放荡，玩世不恭。一生能诗善文，往往出口成章。因才高气盛，放纵不羁，作文说话，妙趣横生，吟诗作对，尖酸刻薄，民间所传趣闻轶事不少。射洪人称他为“文麻子”。庄重之余，即兴口占的一些谐诗趣对，不径而走，至今民间亦流传甚广。临终前作《独清先生墓志铭》，谓生平“惟傲独穷，惟穷故，不染世风，不悖名教，不喜事功。”并谓“有诗两千首，文一千多篇。”其诗文稿今尤存。1996年，射洪县政协文史委选取其中精华部分，收录诗文370余篇（首）编成《文映江诗文稿》公开发行，引起广大读者的极大兴趣。[

3关于射洪的一些,有谁知道的啊

射洪县隶属于遂宁市。

而在唐代，遂宁、射洪都隶属剑南道。 在唐代，“射洪春酒”以“寒绿”著称，名驰“剑南”。

杜甫到射洪游历时，这里的“射洪春酒”让热爱喝酒的诗圣赞叹不已，挥笔写就“射洪春酒寒仍绿”，永载历史。 比起杜甫赞美沱牌前身的时间更早一些，中国伟大诗人陈子昂，就带着他心醉的家乡美酒射洪春酒，昂首走进了大唐的主流社会。

史载，武周光宅元年，唐朝一代文宗、诗歌改革旗手、射洪人陈子昂赴洛阳设“金樽绮筵”，以从家乡带来的射洪春酒宴请八方故老。随着清冽，甘甜，芬芳，悠长，沁人心扉的美酒一饮而尽，“射洪春酒”亦名震京华！ 从此，射洪春酒由小量生产的“小缸封酿”到批量生产的窖池酿造。

由此可想当时受欢迎的情景。 射洪春酒——沱牌曲酒，舍得酒的前世，然而，熟悉酒文化的人们都知道，剑南烧春，是唐代著名的酒，遂宁和射洪在唐朝时就是属于剑南道，“可以认定，射洪春酒就是属于‘剑南烧春’系列。”

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推测，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就是喝着“剑南烧春”系列中的射洪春酒，写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这些瑰丽诗篇的；中国最富有哲学头脑的诗人，就是喝着家乡的春酒，写下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千古绝唱的。

再往里延伸，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射洪春酒促进和繁荣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唐朝的诗酒文化，射洪春酒，组成和成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段最华彩的乐章。 如果说唐诗是中华文化的灿烂王冠，那么盛唐诗歌则是这顶王冠上最辉煌、最硕大的珍宝。

盛唐诗歌之所以这样光彩夺目，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这些最伟大的诗人们热爱美酒，其中就包括了射洪春酒——也就是与她一脉相传的，今天的沱牌曲酒，舍得酒。 盛唐因子，这在今天的遂宁，射洪和柳树，都保留了太多的遗迹。

在遂宁，更多的是关于观音文化的遗产，对于射洪，则更多的是诗酒文化的遗产。由唐而来的诗酒文化因子弥漫在射洪的每个角落中，诗人贺敬之对此曾仰慕之极，感叹：“天公多情还兼美，安排诗酒是同乡！” 射洪县碧水青山，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拥有了上述美酒诞生的一切要素，所以这里自古就名酒迭出，在历史上赫赫有名。

酿酒技术，在射洪有着更久远的历史。 据考证，早在西汉时期，射洪就开始有酿酒历史，以“稻、粱、黍等为原料，药曲发酵，小缸封酿”，从而酿出色绿而味寒的“射洪春酒”。

在柳树镇通泉坝一带出土的、今藏于射洪县文管所的汉代耳杯、陶甑、陶罐、勺、灶等饮酒器皿、酿酒工具就是历史物证。 到了宋代，“春酒”酿造已很盛行，酿酒作坊达200余家，射洪春酒成为县财源创增之大宗，县设酒丞司酒政、征酒赋。

至明代嘉靖年间，射洪人谢东山巡抚山东时，学得“易酒法”，解官归田后，用涌泉山——今天的沱牌厂区附近的山下之水，将“易酒法”融于“春酒酿造技艺”之中，酿出的美酒更是芳香四溢，古窖池酿酒再度兴盛。“谢酒”继承、融合射洪春酒之精华而名闻遐迩。

在2007年泰安作坊出土文物中，一只有些残缺的紫砂陶杯，依然能清晰辨认出上面刻印的铭记号款“谢寿林记”。 清乾隆年间，射洪酿酒作坊多达百余家，其中“家传秘法”的谢酒老酒坊独占鳌头。

至民国初年，酒商李明方继承老酒坊并更名为泰安作坊，其后，他的儿子李吉安继承酿酒事业，邀请前清名士 从此，“沱牌曲酒”酒名沿用至今。 央视到来的契机：珍爱我们的文化遗产 跟随着《国宝档案》的镜头，我们走进泰安作坊，遭遇了历史，从中领略到了中华国宝文物传奇不朽的永恒魅力。

在两千多年的悠悠岁月中，遂宁射洪的沱牌曲酒，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不愧为一个典型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灿烂结晶。 从观音文化到宋瓷，从宝梵壁画到高峰山，从陈子昂读书台到诗酒文化……遂宁这里到处都是文化遗产，这里的人民都司空见惯了。

当泰安作坊被旨在为中华国宝文物建档立案，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央视四套《国宝档案》摄进镜头时，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骄傲，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全体遂宁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我们自身文化和文化遗产的视界，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去了解我们的酒文化及一切深厚文化的历史渊源，在树立更加强大的城市自信心的同时，考虑如何更好、更多、更深、更有力量地来保护好我们母亲城的不朽历史和文明，在世界大舞台上，使我们的文化遗产不失形、不失声、不失神。

4关于潘安的诗句

南北朝徐陵 洛阳道 一

绿柳三春暗红尘百戏多

东门向金马南陌接铜驼

华轩翼葆吹飞盖响鸣珂

潘郎车欲满无奈掷花何

唐白居易《不准拟二首》

篮舆腾腾一老夫，褐裘乌帽白髭须

早衰饶病多蔬食，筋力消磨合有无

不准拟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

忆昔谪居炎瘴地，巴猿引哭虎随行

多于贾谊长沙苦，小校潘安白发生

不准拟身年六十，游春犹自有心情

唐岑参《东归晚次潼关怀古》

暮春别乡树，晚景低津楼

伯夷在首阳，欲往无轻舟

遂登关城望，下见洪河流

自从巨灵开，流血千万秋

行行潘生赋，赫赫曹公谋

唐杜甫《花底》

紫萼扶千蕊，黄须照万花

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

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

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

唐李白《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

与尔情不浅，忘筌已得鱼

玉台挂宝镜，持此意何如

坦腹东床下，由来志气疏

遥知向前路，掷果定盈车

唐李峤《李》

万里盘根植，千秋布叶繁

既荣潘子赋，方重陆生言

玉花含霜动，金衣逐吹翻

愿辞湘水曲，长茂上林园

唐李贺《贾公闾贵婿曲》

朝衣不须长，分花对袍缝

嘤嘤白马来，满脑黄金重

今朝香气苦，珊瑚涩难枕

且要弄风人，暖蒲沙上饮

燕语踏帘钩，日虹屏中碧

潘令在河阳，无人死芳色

唐李商隐《拟沈下贤》

千二百轻鸾，春衫瘦著宽

倚风行稍急，含雪语应寒

带火遗金斗，兼珠碎玉盘

河阳看花过，曾不问潘安

唐骆宾王《和李明府》

传闻叶悬履，飞向洛阳城

驰道临层掖，津门对小平

霞残疑制锦，云度似飘缨

藻掞潘江澈，尘虚范甑清

讵怜冲斗气，犹向匣中鸣

唐卢纶《中书舍人李座上送颍阳徐少府》

颍阳春色似河阳，一望繁花一县香

今日送官君最恨，可怜才子白须长

唐孟浩然《送桓子之郢成礼》

闻君驰彩骑，躞蹀指南荆

为结潘杨好，言过鄢郢城

摽梅诗有赠，羔雁礼将行

今夜神仙女，应来感梦情

唐沈彬《阳朔碧莲峰》

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

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

唐鱼玄机《迎李近仁员外》

今日喜时闻喜鹊，昨宵灯下拜灯花焚香出户迎潘岳，不羡牵牛织女家

唐温庭筠《哭王元裕》

闻说萧郎逐逝川，伯牙因此绝清弦

柳边犹忆青骢影，坟上俄生碧草烟

箧里诗书疑谢后，梦中风貌似潘前

他时若到相寻处，碧树红楼自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