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传说仙点如何转给别人_求婚

背景故事；

故老相传，农历三月三日是王母娘娘诞辰，各路神仙无不腾云驾雾赶往蟠桃园为王母娘娘祝寿庆辰，历年天庭都在这一天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然而有一年的寿宴却打破了这种气氛。

话说那年王母街热闹依旧，天桥云道，水云相间，径直长路通向蟠桃园，两边宫銮金碧辉煌，张灯结彩，金童玉女手持宝剑玉瓶，分站左右两边，笑迎各路神仙。王母街尽头，蟠桃园若隐若现，园中千年桃树，吐露芬芳，七亭七阁玉桌一线排开，仙桃仙酒摆满桌面，数里酒香扑鼻而来。

桃园力士，蟠桃仙子各持仙酒蟠桃行于园中，各路仙佛齐聚一堂，戏说红尘俗事，玉帝王母端坐殿中，举杯笑迎各方贺寿仙家。

可惜好景不长，宴过三巡时，天边乌云笼罩，轰隆声不断，众仙面面相觑，不少神仙心中隐隐有不祥的预感，玉帝眉头微皱，望向云天相连的地方，那里正是天界天碑（天干）所在。太白金星匆忙起身，脸色显得格外苍白，三两步来到玉帝身边，稽首道：“今日王母娘娘大寿，喜庆之日，本不应该提这伤景之事，但如今事态严重，迫在眉睫，臣不得不冒死上报。当年姜尚封神之时，截教麾下十二地支生魔荼毒人间，阐教当时经过商末封神之战之战已经元气大伤，无力阻止，姜尚不得已，不惜消耗七十载天元寿命借来苍穹混沌之力引入天地双碑隔离人魔二界，以阐教无上法宝归元神石定住阴阳二气，以逆转法门将十二地支生魔的肉身化为飞齑，将其神魂封压在九渊绝壁。并立下诫言‘天地生灭，千载回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暗示千年后生魔将会重生扰乱人间。如今正好千载之期已到，离地碑（地支）生灭劫难已近，天碑已经有所感应，看来千年之后，地碑将灭，期间生魔又将出现人世间的情形已经无法避免。

玉帝心中大懔，明白地碑劫的危机，地碑如破，十二地支生魔必将解脱封印，经过轮回转世出现在现世，肯定会让凡间妖魔鬼怪唯其马首是瞻，重新掀起一股血雨腥风。另外十二地支生魔当年与阐教十二真人（曾经的西昆仑十二仙转世）齐名，实力深不可测，经过这千年神魂的修炼，每人实力已经超过当年商末封神之战中截教高人赵公明、十天君等人,更是远远超越十二金仙。千年之前，他们带领妖魔大闹天庭和人间，玉帝寝食难安，无奈只能逃去西方准提道人的须弥幻界，最后姜尚耗尽七十年天元，并花上至尊级法宝归元神石的代价才堪堪将十二地支生魔打压到九渊绝壁，此时天庭凡间早已生灵涂炭，一片狼籍。

瞬时之间，寿宴的热闹气氛已被众神仙的哀叹所取代，劫难临近该如何应对，人人均感束手无策。天碑的震天轰鸣，打破了仙界的宁静，正当天庭一片哗然的时候, 十二真人中的灵宝上人缓缓步出,向玉帝长掬到地,说道：“臣昨夜观天象，已知这事必出，虽生魔法力滔天，但并非无根治之法。臣有一法，可定乾坤！” 玉帝大喜，忙上前扶起灵宝上人，问道：“卿有何计，速速讲来！” 灵宝上人言道：“陛下可记得当年姜尚所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十二地支生魔原身都是截教中天地异兽万年玄幻所化，臣私下以为，要彻底击破十二生魔，当召集天上人间法力高深，属性相克的同源兽族与之相抗，定能澄清万里尘埃。”

姜尚的预言是这次化难的关键，玉帝立刻下令在凡间召集法力高深的十二生灵，封为天庭生肖，来抗击地碑劫。

姜尚的预言真的可以实现吗？地碑劫能化解吗？生肖的排位又是从何而来？《生肖传说》将会带你找到生肖的答案。

基本操作；

鼠标左键功能基本操作

人物行走：玩家通过点击鼠标左键点选场景地面后可以行走。

确认操作：界面上的所有按钮，通过鼠标左键点击进行『确认』操作。

装备物品：在道具界面物品栏，对可装备道具单击鼠标右键，将进行道具自动装备。

使用物品：在道具界面物品栏，单击鼠标右键使用药品道具。

托拽物品：在道具界面上，单击鼠标左键点选道具不放，移动鼠标时物品会跟随移动，鼠标移至物品

栏后松开左键，道具自动放在相应的物品栏中。鼠标托拽物品移动至玩家装备格上即物品装备。

事件触发：触发机关(未开放)、触发NPC对话等等都是通过点击鼠标左键实现的。只是在点击触发

NPC对话时，人物需站定不能进行寻径，否则无法自动触发对话事件。

物品展示：先开启聊天输入框，然后在道具界面上，按住左SHIFT＋单击鼠标右键点选道具，

道具名称自动进入聊天输入框。发送到聊天频道后，其它玩家在聊天频道中鼠标移上这个道具

名，即可看到道具所有属性介绍。

鼠标右键功能基本操作

弹出互动界面：对当前目标对象点选鼠标右键，可自动弹出互动界面，互动界面的内容包括：“交易、

组队邀请、加为好友、私聊、求婚、邀请加入公会、观察、切磋”。

快速关闭界面：利用鼠标右键点选界面上不可选择区域，可快速关闭界面。

唐代的韦执谊本位居宰相，后因故被贬为崖州司户。无奈，他只好远行前往崖州赴任。到任之后，崖州刺史任命他为摄军事衙推，而且还撰写一纸任命书。任命书中这样说：“你在朝廷为官多时，长期担任宰相，因此对公务非常熟悉，希望你能尽心辅佐本刺史处理州中公务，不用过于担心忧虑，心有恐惧，以免束缚了自己的才能。”这纸任命书简直可笑，竟然如此小视韦执谊！一时间此事便被传为笑料，不过这还不算过分，毕竟还没到侮辱、压迫他的地步。卢多逊的遭遇就更为可悲了。他也在担任宰相之时被贬，后被流放到崖州。当时的知州乃是牙校出身，一介武夫，卢多逊虽被贬崖州，却风范不减，其女更是清秀端庄，实乃大家闺秀。知州欲与卢多逊攀亲，便替他的儿子向卢多逊的女儿求婚，卢多逊怎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莽夫之子，所以坚决不同意。知州由此怀恨在心，伺机凌辱欺压卢多逊。此处天高皇帝远，卢多逊一个被贬之人哪有力气反抗？为了不致被害丧命，卢多逊只好忍气吞声，无奈之下，不得不勉强同意将女儿下嫁给知州的儿子，其酸涩可想而知。高宗绍兴年间，胡邦衡被贬至新州，后来又被迁至吉阳，此时的吉阳就是朱崖州。当时担任军守之人名为张生，同样是下层官吏出身，不懂礼节。所以对被贬的胡邦衡甚为蛮横。每次胡邦衡向他上报公务进展的情况时，都要像一个囚犯一样俯首低眉，立于庭下接受他的训斥。胡邦衡忍辱负重，含垢而生，不过他并没有因此积怨在心。而是尽力以上下级的礼节来侍奉他，而且在军守的生日时为他作五十韵诗，为他祝寿。即使如此，军守依然动辄对他横加指责，胡的性命可说是朝不保夕，时刻处于危难之中。当地有一个黎族的酋长，久闻胡邦衡的大名，对他颇为敬仰，而且命令自己的儿子尊胡为老师，潜心求学。一日，酋长邀请胡邦衡前往族中做客，胡欣然应允。酋长居住之地离官衙足有三十里地，待胡邦衡赶到此地时，竟然看到军守被绑于园内的廊屋下，而且身上还带着沉重的枷锁。胡邦衡深感意外，此时酋长指着被绑的军守说：“此人乃一节莽夫，残忍成性，暴虐无常，我今天要为民除害，要了他的性命，您的意见如何？”军守一听，想到平时对胡邦衡的种种所为，不仅冷汗直流。但是胡邦衡却说：“正如您所说，此人暴戾成性，确实死有余辜。不过既然您询问我的看法，我就说说我的不同意见。您命自己的儿子跟着我苦研学问，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我想首先要学习的便是君臣上下的礼仪之道。军守固然凶残无道，但毕竟是一州之主，算是朱崖州的最高长官。如果要惩戒他，一定要到海南安抚司处联名上告，然后再经广西经略司视案情处置。若这两处都不能秉公处理，那就再向中央枢密院申诉，到时他自然会得到应得的惩罚。如果我们动用死刑，擅自将他处决，那就不符合法制，是不应该的了。”酋长听后，心悦诚服，便下令释放了张军守，并让他自己写了罪状。军守有幸捡回一条命，对胡邦衡再三叩谢后急忙退去。次日，胡邦衡从酋长处返回，张军守主动登门谢罪，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对胡邦衡的救命之恩再三言谢，从此之后，带胡为上宾，不再有任意欺压之事。胡邦衡凭自己的一身正气赢得了军守的尊重。至孝宗隆兴初年，胡邦衡重回朝廷，担任侍从官一职，其间曾手抄他自己所作的《生日诗》给我的二兄文安公洪遵看，而且详细地回忆起往昔的艰难时日，不胜感慨。从以上数人的遭遇可以看出，古往今来，被贬斥流放之人，总是离家万里，身陷九渊，每日与死神交手，与艰难为伴，其苦楚皆如出一辙啊！注：朱崖为今海南琼山

张角、董卓的状态并不为　死亡，自然无法从九渊之泉复活

进行游戏到265年前后，可以在平原和西凉找到他们

孙仁比较特殊，其出场的两种途径你都无法满足：

1、孙坚不是在野状态，在209年左右由孙坚推荐加入

2、刘备、曹操、孙权为不同势力君主，通过孙刘联姻事件加入（210年）

所以，也只有等到265年出现

关凤与孙仁类似，必须刘备、曹操、孙权为不同势力君主，通过孙权代子求婚事件加入（220年）

姜维会在219年左右自动投奔刘备所在势力

祝你玩得愉快！！！

玄学影响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通过影响中国文人的处世态度、生活情趣、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到文学。从魏晋士风可以看到，玄学思潮振荡之时，士人性格确实有很多新的特点，主要有任诞率真、以入俗为超俗、淡泊宦情、追求高雅超逸风度几种类型。在玄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中，竹林七贤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

　　《晋书》卷四十九阮籍等传末史臣叙论说：“嵇、阮竹林之会，刘、毕芳樽之友，驰骋庄门，排登李室……至于嵇康遗巨源之书，阮氏创先生之传，军谘散发，吏部盗樽，岂以世疾名流，兹焉自垢？”这是说，任情任诞之风的兴起，嵇、阮领其先。

　　嵇康其实不同于后来的任诞之士。他的不愿受礼法束缚，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不愿入仕。当然生活上也有，如《与山巨源绝交书》讲的七不堪之事，其中就有“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不已”一条。但总体来说，嵇康是任性率真，而不是任诞。另外，他性格比较清峻，这表现出当时文人性格的另一方面。

　　较为任诞者为阮籍。《世说新语·德行》二十三则注引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他在生活方面有很多不拘礼法、不拘细节的故事。

　　《世说新语·任诞》十一则：“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这是说他居丧“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能在某些细节上有出入，但阮籍居丧不拘礼则是事实。

　　《世说新语·任诞》第七则：“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世说新语·任诞》第八则：“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注引王隐《晋书》又说：“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

　　阮籍之不拘礼，带有浓厚的厌弃世俗的色彩。他的《东平赋》、《亢父赋》、《猕猴赋》，借写风土之污秽，写世俗之污秽。他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毫不掩饰地发泄他对礼法之士的厌恶。他的任诞，是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对世俗礼法的极端鄙夷，如他所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他的任诞，也是个性受现实政治压抑，不得伸展，寻找另一途径来表现的结果。他一生处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小心翼翼，靠无是非、入于无何有之乡而得以自全。他的任诞，其实带有某种强烈表现被压抑个性的色彩。

　　不过，阮籍有任诞的一面，也有率真的一面。他居丧，虽不拘礼，却是真悲真哀，他为兵家女哭丧，卧于邻家妇之侧，却终无他意，所以《世说新语》说他“外坦荡而内淳至”。

　　阮籍之后走任诞一路的，有刘伶、阮咸、谢鲲、阮孚、阮裕、胡毋辅之、毕卓、王尼、光逸这些人。刘伶、阮咸就属于竹林七贤。这些文人的行为确实放诞不羁：阮咸、诸阮与群猪共大盆饮酒；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说：“死便埋我。”

　　这些文人的任诞，其实与阮籍已有很多不同。阮籍的不拘礼法背后是厌弃世俗，任性率真。后来这些文人之所为，性情率真之意已很淡，一些行为看似与俗不同，实际原为低俗、污秽。任诞是从厌俗开始的。但在这些文人那里，已经从另一个极端把厌俗重又变为低俗。历代评家都把这些文人的任诞行为和阮籍联系在一起，而其实，联系是有的，但其价值评判已不能同日而语。

　　任诞的某些行为，如裸裎，可能与服药有关。服药是当时又一风气。服寒食散之后，要喝热酒，然后裸体冷浴。饱酒兴奋时，也会脱掉衣服。但这更可能与文人性格有关。道教服药、饮酒，均非魏晋独有，而裸袒之风却以魏晋为盛。而且，当时还有当众露秽之风，文人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乐。文人性格当然也可能与服药有关，服药会引起生理上的变化，也可能引起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如一些士人因服药性情变得暴躁。但文人性格变化的原因，更可能在于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中，玄学任情自然的影响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而这当中，竹林是士风变化的主体。

　　二

　　魏晋一些士人以入俗为超脱，这是玄风之下文人性格的又一特点。竹林七贤身上也体现了士风的这一重要变化。

　　这一特点仍要从阮籍讲起。

　　在处世态度上，阮籍和嵇康不一样。嵇康厌弃世俗又厌弃仕途，避物而处。阮籍虽厌弃世俗却未能弃绝仕途，他是入于仕途而又寻求超脱，在险恶政局的夹缝里寻找空间，因此在入仕为官的问题上，他极为谨慎。入仕为官，必然卷入政治纷争，特别在当时的险恶政局中，容易招致杀身之祸；完全不为官入仕，又会让人觉得你不与他们合作，也容易从另一方面引来杀身之祸。嵇康就因为过于清峻，导致被杀的悲剧结局。在这个问题上，阮籍简直是小心翼翼，一切顺着来，躲得过就躲，躲不过就先依顺，依顺之后再想办法躲。能不做的官尽量不做，躲不过非要做的官则尽量远离政治纷争的中心。总之，既要做官，又要避祸，他一生就是这样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寻找极小的生存夹缝。30岁以前他没有做过官。30岁以后，做太尉的蒋济要辟他为吏，他不是愤而拒绝，而是顺着来，写了一个奏记，虽然拒绝，但说得很委婉，对蒋济大加奉承，让蒋济觉得舒服甚至以为他答应了。当然蒋济最终知道他走了，还是大怒，这时，乡亲们劝他出仕，他仍然是顺着来，不是断然拒绝，而是姑且依顺着答应下来，然后托病辞退。38岁时，曹爽辅政，召他为参军，他已看出曹爽败亡的迹象，于是托病屏居田里，没有应召。不久，曹爽果然败亡，他得以免祸。司马氏当政，要他出仕，他不敢不做，做了从事中郎，又做了散骑常侍，一次也没有公开拒绝，但又在想办法远离政治纷争的中心。他自请去东平为官，说，我去过东平，觉得那里风土很好，能不能让我到那里去做官。其实，他对东平一点好感也没有，他写有《东平赋》，写东平的风土极为污秽，民情极为险诈。他的真实意图，是东平偏僻，远离京师政治纷争之地。后来他又自请为步兵校尉，理由是步兵厨营人很会酿酒，他去那里的目的是想喝美酒；而其实，他的目的也是避祸。司马昭为后来的晋武帝求婚于他的女儿，他从内心厌恶司马氏集团，但他不敢拒绝，也不愿答应，于是便喝酒，一醉60日，让司马氏没有办法开口，这事不了了之。

　　与出仕为官相联系，是与名教礼法之士交往，也是处处小心。他从内心鄙视名教礼俗之人，这从他骂他们是藏在开裆裤里的虱子、从他的青白眼中就可以知道。他所鄙视的人中，包括司马氏。他对司马氏始终保持一种距离，这从他拒绝司马昭的求婚可以知道。但他不敢过分得罪名教礼法之士，特别是司马氏集团的权势人物。他给嵇喜以白眼，但钟会来了他还是要接待。他从内心厌恶司马氏，但他和司马氏交往很密切。应司马氏之召入仕，就是一种交往。即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辞去了官职，他还是“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他的苦心，是让人们看，他对司马氏没有丝毫对立不满的情绪。

　　政治上他非常谨慎。凡政治上的是非得失、时事人物，他决不发表任何议论，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也是他终生遵奉的准则。

　　阮籍为人谨慎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李秉《家诫》，说到李秉和司马昭讨论的一些问题，其中李秉说到：“为官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司马昭非常赞同李秉的看法：“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又说：“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

　　他内心当然一切都清楚，他不愿做的事情很多，但他都做得很顺从。包括他54岁时，为郑冲写劝进表，劝司马昭接受曹魏的禅让，这实际是劝司马氏篡逆，是政治上大是大非的事情，也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但这事是没法推辞的。他想喝醉酒赖掉，公卿们派人找他取时，他正伏案酣眠。使者告诉他，他推辞不了，于是，他还是写了，不但写了，而且当着使者的面，一挥而就，一字未改，辞清语壮，得到大家称赞。可以说，他是参与了司马氏的行篡逆。从写劝进表可看出，即使事涉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只要于自己生存有危害，他也不得不违心地去做。

可以说，他心目中实际上已没有任何是非观。是也好，非也好，作腾飞于九天的大鹏也好，作蓬蒿间飞来飞去的小鸟也好，在他看来，已没有任何区别。世间的一切是非，物累，他都可以不顾，可以超越。正是靠着这样一种处世态度，他才在险恶的政局中得以自全。

　　这样处世，并非阮籍的发明，《庄子》早就作过探讨。庄子说，要“就不欲入，和不欲出”，接近又不要太陷入，和顺又不要太显露。要顺，“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他像婴儿一样天真无知，你也跟着像婴儿一样天真无知；他没有什么限制，你也跟着没有什么限制。要“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心神任随外物变化而遨游，而不强加任何主观作用。要齐同万物。既然万物齐一，何必计较什么是非得失？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得失是非，这就可以无待，可以游于无穷，可以游入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可以与天地为一，可以逍遥游，就成了至人。

　　庄子有傲世的一面，也有顺世游世的一面，阮籍主要走的是顺世游世的道路。或者说，他是内心傲世，而实际处世则顺世游世。他是进入了庄子所说的没有是非、外物无累乎己的无何有之乡。

　　庄子逍遥游的境界，或者说“无何有之乡”，只是一个哲学的境界，阮籍把它变为实有的人生境界，从而找到了在险恶政局中自全的处世之道。后代很多士人如苏轼，受到挫折的时候，都从庄子是非齐一、物我两忘的思想里得到解脱，都表现出这一品格，这实际已成为一种文人性格。阮籍是这类性格的典型代表。

　　三

　　淡泊宦情，冥于自然，是玄学影响士人性格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竹林七贤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性格。

　　嵇康是典型代表。嵇康是厌弃仕途的。曹氏当政的时候，他先为郎中，后拜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是一个仅备顾问的没有任何实权的散职。后来，他再没有任过什么官职。景元二年（261年），山涛将去选官，举嵇康以自代，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愤然拒绝。

　　嵇康为什么厌恶仕途？有人从曹魏与司马氏的关系考察，说嵇康是曹魏集团人，只愿为曹魏效力，而不愿为司马氏所用。根据有二：一、嵇康为曹氏的姻亲，因此心存魏室；二、说嵇康曾参与毋丘俭起兵反司马氏。这两个根据都有很多疑点。《世说新语·德行》十六注引《文章叙录》：“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据此，嵇康为曹操之孙沛穆王曹林之女婿，但嵇康只不过是七品散官，并非曹氏集团重要成员，而且，没有根据说他对曹魏集团人有好感。当时士人对曹魏都没有什么好感。曹魏在曹操甚至曹丕时，士人对他们多有好感，政治上有很强的凝聚力。但后来，曹魏集团中人都腐败无能，如曹爽、何晏辈。当时士人包括嵇康对他们都已失望。

　　说他参与毋丘俭起兵反司马氏，是根据《三国志·王粲传》注引《世说》的一条材料。这条材料说：“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但对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人们提出很多怀疑。嵇康没有任何实权，在军队中他没有任何力量，如何在洛阳起兵策应毋丘俭？还有一些怀疑。比如，前引《三国志·嵇康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大将军是指司马师。司马师欲辟嵇康，当在毋丘俭反前后不久。如在此前，则毋丘俭反时嵇康已“避之河东”，何由参与其事？若在此后，又若嵇康已参与谋反，则在司马氏眼中，显然是反臣，司马师何以还要征辟其入仕？

　　可能有避祸全生的考虑。嵇康《五言赠秀才诗》说：“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巇。”《答二郭诗三首》其二说：“坎凛趣世教，常恐婴网罗。”其三说：“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这当是从险恶的现实政局中得到的切身感受。在嵇康看来，遭司马氏杀戮的那些人，之所以会有如此结果，都因为趋名趋利。

　　但是，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当时的情势是，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真要避祸，最好的办法是投向司马氏，和他们合作。阮籍、王戎、山涛都走的是这条路。这些人不但最终都得以全生，而且有的仕途还相当顺畅。嵇康恰恰相反，不和当权者合作，结果自招祸害，最终被司马氏所害，这一点嵇康不会不清楚。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条路呢？

　　可信的解释是，嵇康从感情上厌弃世俗，他有他的生活追求，在他的生活追求里，没有名位利禄的内容。

　　他在思想上，人格上，与司马集团格格不入。司马集团是以名教礼法自居的，然而却以维护名教之名行篡逆之实，再者穷奢极欲，极端虚伪。

　　嵇康对这一切极为厌恶。他写《太师箴》名义上写的是历史，实际处处写现实，是大家看到的，“夭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沈。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哪一句不是对现实的抨击呢？

　　他“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不过是借以抨击现实中司马氏的篡逆行径。《三国志·嵇康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可见这番话传到了司马氏耳中。这句话是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开说的，而且，他说的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可见他经常这样，也许，他本来就不想隐瞒，或者说，他是要公开宣告鄙夷司马氏的态度。

　　《三国志·嵇康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说：“钟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会深衔之。”钟会为大将军所昵，这一点嵇康应当很清楚，或者就因为他知道钟会是司马氏的得力人物，所以才有意冷落他。不但不为之礼，还问上两句，这无异于当众嘲弄他。嘲弄钟会，实无异于嘲弄司马氏。

　　这一切，都可看出嵇康极为厌恶司马氏的态度。这样一种态度，当然不可能出仕，不可能投向司马氏。

　　他有他的追求，有他所希望的生活。

　　《与山巨源绝交书》说的他有“七不堪”：“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不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简单地说，他厌弃俗务，喜欢自由自在，随性自然。

　　《与山巨源绝交书》又说：“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恬淡而有生活亲情，清俭而精神闲适。他向往的是这种生活。

　　他在诗作里反复写到他这种追求。《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第二章：“鸳鸯于飞，啸侣命俦。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颈振翼，容与清流。咀嚼兰蕙，俯仰优游。”《四言诗》：“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敛弦散思，游钓九渊。重流千仞，或饵者悬。猗与庄老，栖迟永年。”这可能是嵇康实际生活的写照，但更可能理想化了。他写的是他所向往的生活。从他动情的描写可以知道，他向往的，是冥于自然，宁静恬淡，是自由自在，优游自适。

嵇康也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他的任自然，不是走向任诞，也不是走向纵情适性，以入俗为超俗。他的返归自然，是为了保持自己的高洁人格，用《卜疑》里的话说，是“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但事实上，内不愧心他做到了，外不负俗他没有做到，也做不到。

　　嵇康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当然来自庄子。嵇康主要接受庄子傲世的一面。返归自然的人生，庄子早就提出过，但庄子主要是哲学的论证，嵇康把它变为现实的人生，并且有所选择。他想保持高洁的人格，也因此冥于自然，归于宁静，树立了一个高洁的玄学人格，成为这一类文人性格的典型。

　　四

　　玄风下文人性格又一重要之点，是追求高雅情趣和超逸的风度，其主要表现在崇尚风姿气度，爱好雅淡，怡情自然和艺术。这一性格的有些方面，在东晋文人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但竹林七贤也同样体现了这一性格特征。

　　崇尚风姿雅量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物外在风姿气质之美，二是人物内在气度雅量之深。

　　就人物风姿的崇尚来说，东汉末年有对郭林宗等名士风流的崇拜。魏晋时期，对名士风姿的崇尚之风愈盛，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因风姿之美而受到士人推崇。《世说新语·容止》五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注引《康别传》则说：“康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还有王戎，《晋书》本传说他“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而为裴楷绝口赞叹。

　　雅量，是临危不惧，临事不乱，荣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就对雅量的崇尚来说，也始于东汉末年，而到魏晋时期尤为士人推崇，成为他们的一种追求。

　　《世说新语·雅量》说“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便是一个著名的故事。

　　这实际被看作一种高雅气度的修养。这种修养，可能与庄子超然物外的思想有关。《庄子·逍遥游》说：“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石焦而不热。”《齐物论》又说：“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要“死生无变于己”。庄子是以之喻不以物累的人生，而魏晋士人既以其作为一般人生态度，又以之作为性度修养，因此高雅的气度，也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理性格。

　　怡情自然和艺术，是这时文人追求高雅情趣的一个突出表现，竹林七贤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怡情自然，主要是怡情山水。早在东汉末年，山林生活就为士人所向往，与士人生活发生联系。魏晋以来，山水进一步进入士人生活。竹林七贤更是向往自然，阮籍嵇康都曾游赏于山水，他们或旨在隐遁避世，或旨在求仙学道。《晋书·阮籍传》说籍“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阮籍不是隐居，但他在山林中向隐者学过道术；嵇康则有过隐居的经历。

　　表现士人雅趣的，还有对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的爱好。阮籍、嵇康均善弹琴，嵇康临终前一曲《广陵散》，令千古士人赞叹。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

　　音乐、书法、绘画，给人的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上的满足。士人们似乎意识到，显示自己身份，仅仅有世俗的物质享受不行，仅仅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也不行，还要在文化修养上显示出自己的优越地位。因此，怡情艺术和游赏自然山水成为此时士人的一种生活追求，竹林七贤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