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成员的家世及其影响

 　　对复社成员来说，家世背景具有特殊意义。按世家来分，复社成员可分为四类。家世对复社成员的社交能力、成名速度、文化素质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复社内部关系的伦理化和经费来源依赖于世家，使其仅仅成为世家官僚子弟谋取名利、发表政治见解、参与社会生活的媒介，而未能获得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复社；家世；世家 　复社起于崇祯二年（1629），由当时江南地区几个著名的文人社团合并而成，经过数年的发展，至崇祯后期，该社成员总数达3000人左右，成为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人社团，进而将传统文人结社的影响推至颠峰。前辈学者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对复社进行考察，仅有少数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对复社成员的家世有所涉及，但不够系统。①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复社成员的社内地位由其家世背景所决定，而复社成员的家世构成则极大地影响了复社的发展方向。 　复社成员的分类 　笔者以《复社姓氏传略》为线索，参考其他史志资料，以家世出身为标准，将复社成员分为四类： 　东林子弟吴愚甫《复社姓氏传略》共收录复社成员1240人，其中65名复社成员与35名东林党人有血缘、姻亲或师生关系。这些复社成员又可分为两类：复社兴起时父祖已经被害，以黄宗羲、周茂兰、魏学濂为代表；复社兴起时父祖尚在，且在朝中任要职，以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为代表。崇祯初年阉党集团覆灭后，前者多以“为父祖伸冤”的方式出现于政治生活中，并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除顾杲等参与发起《留都防乱公揭》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复社的发展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后者凭借父辈的声望权势动辄以栋梁豪杰自诩，广结宾客，播扬声望，逐渐成为复社内部的核心人物。 　世家子弟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批科名鼎盛的世家望族，其子弟往往能够引领风气，并在各类文人社团中居领袖地位。复社成员中亦有这样的世家子弟。以松江府为例，此地共有复社成员140人，其中：徐孚远为徐阶的后人，陆庆臻、庆衍、庆绍、亮辅兄弟为陆树声、树德兄弟的后人，潘桓为潘恩的后人。据叶梦珠《阅世编》载，松江地区有望族20个，其中有7个家族的子弟参加了复社。另以嘉兴府为例，此地钱氏、李氏等大家族均有子弟多人参加复社。潘光旦先生以吴扶九《复社姓氏录》为统计对象，得出：嘉兴府共有复社成员140人，其中59人出身望族，占全府的42。1％，全国的2。6％。［1］（P97）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国，12个世纪以来，由教育，特别是考试规定的出仕资格，远比财产重要，决定着人的社会等第。［2］（P159）正是基于此，世家子弟多乐于参加社盟，切磋时文，而复社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人社团，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 　地方贤达子弟明末，各地均有一些聚族而居的大族，他们的子弟亦热衷于参加复社。以丹阳县为例，该县共有复社成员26人，其中荆氏10人，贺氏11人，共占总数的2／3强。从县志上看，荆氏、贺氏为丹阳县内两个聚族而居的大族，且一直保持着耕读传家的良好家风，因而其子弟在地方社会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与世家望族相比，这些大家族缺少文化上的优势，长期无人在科举考试中获得较高的功名，不能为子弟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本，其子弟在复社中亦难以发挥重要作用。 　出身单寒者此类成员的总数应相当可观。因成员本人及其父祖均无功业事迹可言，故多不见于记载。复社成员沈泓进士及第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臣家世世单寒，故父文？业儒未遂，年二十三岁而亡。臣生止五月有八日，家徒壁立，只遗田七亩。”［3］（卷31）所谓“单寒”有两层含义：家庭经济状况拮据，生活比较清贫；缺少宗族戚党、或师生故旧等社会关系的支持。这类成员在复社中处于从属地位，若无卓异之处，或受到复社领袖的特别垂青，很难脱颖而出。 　家世对复社成员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复社成员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从数量上来看，两类成员各占复社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左右，但他们在复社中的地位却相去甚远。大体说来，家世背景对复社成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交能力明清之际，士人的社交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实力。王亚南先生认为：“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4］（P112）官位和权力转化为经济特权，而这种特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则为官僚子弟的社交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据现有资料来看，出身于官僚家庭的复社成员，其经济状况要明显好于平民出身的复社成员。以冒襄为例，冒氏在明朝世代为官，冒襄则藉此广结宾客： 　方是时，虽秦晋楚豫摧陷，而大江南北尚自宴然。南中名流才士，以迄太学诸君，并会留都，相与立坛餣，刻名字，敦尚气节，蒿目时事，称量公卿无所忌。上江，刘伯宗、吴次尾、沈眉生、方密之诸公主之；江南，杨维斗、张天如、顾子方、陈定生、钱吉士诸公主之；而先生与郑超宗、梁湛至，立坛餣于广陵之影园，联络上下江，驿骑东南八省。故云间之几社，魏塘之忠孝，以及豫章、南海、归德、秦晋、闽蜀无不为先生倾诚结纳于其间。［5］（卷3，《冒辟疆先生八餪乞言》） 　明末士人要具备怎样的经济实力才能维持基本的社交需要，已经很难确定。据张杰先生估计，清初一个童生仅参加县府两试的费用，就要用去10两银子。在清初，10两银子通常可以买到10石粮食，相当于一个三口农民之家的全年口粮，甚至是全部家产。因此，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贫苦农民一般是负担不起的。［6］（P69）考虑到由于战乱引起的经济衰退，明末的物价水平要高于清初，明末士人的资产应不少于2000两银子，才能满足其参加科举考试和应付基本社会交往的需要，这是普通士人难以承受的。李香君曾提醒侯方域：“王将军贫，非结客者”。［7］（卷5，《李姬传》）可见，养客在家，策划大规模聚会，只能是少数宦囊丰厚者的特权。 　成名速度在传统社会中，官僚子弟拥有更为雄厚的社会资本，容易成名，而复社名士中亦绝少出身贫寒者。冒襄十四岁即因有陈继儒、董其昌等人的奖掖、提携而迅速成名，后来又有史可法等名卿大僚与之交往，很快便成为望重东南的复社名士。在所有复社成员中，东林后裔最易成名。顾宪诚的族孙顾杲加入复社不久，就在驱逐阮大铖的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复社名士。侯恂之子侯方域，迟至崇祯十二年方加入复社，但很快就声名雀起： 　侯方域，字朝宗，生有异质，读书数行下，虽广座中，五官互用，而神明不分。家世清流，门阀贵显，幼随父宦京邸，习知中朝事，而于君子小人、门户始终之故尤熟悉，喜结纳贤豪，与贵池吴应箕、宜兴陈贞慧尤友善，常论议国家大事，分别流品，激昂慷慨，一时比之元礼、孟博。游南都，时奄（阉）儿阮大铖屏居金陵，谋起用，吴、陈诸名士共为檄，檄其罪，大铖患之。餴方域善吴、陈，密使其客交欢方域，欲因方域以通吴、陈，方域峻拒之，且于大会中唾骂不绝，大铖恚恕，衔此三人者次骨。［8］（卷9） 　一般说来，东林后裔多怀有浓厚的政治情结，热衷于提倡清议，评论朝政，因此复社这种声应气求的文人社盟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而复社也需要这样的清流子弟来提升自己的地位，所以一有东林子弟入社，复社领袖即为之制造声势，使其很快成为能够代表复社形象的名士。此外，家族成员间的互相推誉也有助于迅速成名。张溥之弟张王治即赖其兄而少年成名：“少游太学，高门著姓，贵游慕之辐辏，无文士干谒奔走之劳”。［9］（卷39，《张敉餫黄门五十序》）可见从成名速度来看，官僚世家子弟拥有绝对优势，这是平民出身的复社成员所难以企及的。因此，若非特殊机缘，大多数平民出身的复社成员只能在“名录”上留有姓氏，对复社发展并无实质性影响。 　文化素质复社成员的文化素质与其家世出身有很大关系。明清之际，莱阳地区有左氏、姜氏、宋氏等望族，其中以宋氏的文学成就最为显著，宋玫及复社成员宋琬、宋璜等均享有盛誉，世称“莱阳之学”。［9］（卷59，《补遗·宋玉叔诗文集序》）又如云间宋氏，膏粱世族，其子弟大多擅长诗赋，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此地的诗文风尚。［9］（卷28，《宋尚木抱真堂诗序》）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复社成员，由于学有根柢，大多科名早成，是社内学风的引领者。平民出身的复社成员中虽也有博学能文者，但其求学经历则要曲折得多。陈际泰出身于没落的商人家庭，其父对读书应试不感兴趣，他靠自学完成学业，很晚才接触到时文，但却在时文写作和评论方面颇有造诣。［10］（卷9，《陈氏三世传略》）综观陈氏治学较少束缚，不主张复古，可能与其求学经历有关。然其文学创作八股气十足，并无多少艺术性可言，足见其学无渊源，难以得到时人更广泛的认同。可见，时至明末，那些世代科甲鼎盛的望族，极易为世人所钦羡，因此，是否有家学根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读书人的被认可度，也决定了其在文人社盟中所能达到的知名度和地位。 　成员家世对复社的影响 　现存的复社名录均以明代行政区划为单位登记成员姓氏，这使我们误以为复社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对其成员进行管理，或其成员因地缘关系而进一步结成小团体。事实上，地域认同仅构成考察复社的大背景，成员的家世构成对复社的影响更为直接、显著。 　首先，复社内部关系的伦理化倾向一直十分明显。血缘是维系复社内部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兄弟多人一起参加复社的情况十分普遍。除张溥外，太仓张氏中还有张深、张泳、张灏、张源、张王治、张浚等六人为复社成员。在莱阳则有姜餬兄弟、左懋第兄弟同时列名复社。此外，宣城县的沈寿民、沈寿国，苏州府的张立平、张立廉，无锡县的王孙兰、王孙芝、王孙蕙等亦均为兄弟同社。复社中还有父子同社的例子：秀水冯延年、冯首川父子，华亭夏允彝、夏完淳父子，长洲许元溥、许洄父子，刘城与刘廷銮、刘廷鏊父子，潘凯与潘柽章父子，淮安张致中、张餭父子。然而，相对于兄弟同社，父子同社的比较少见，这一方面是由于父子在年龄、功名等方面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从传统伦理关系的角度来看，君臣、父子同属一个伦理层次，而兄弟、朋友则属于另一个伦理层次，一般来说不应混淆。此外，同宗也包含在血缘关系范畴之内，复社成员吴伟业、吴继善、吴克孝、吴国杰即同属太仓吴氏。考虑到当时各地均有许多世代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因此，若以同宗关系计，大部分同地同姓的复社成员间将会存在血缘关系。 　姻亲关系是维系复社内部关系的又一重要纽带。首倡复社的吴扶九、计青麟即为儿女亲家。徐餯与吴昌时，杨枝起与吴昌时亦为儿女戚。而王崇简尚在少年就已是梁门快婿。另有一部分成员间的姻亲关系，是在加入复社后结成的，黄宗羲就曾替弟弟黄宗泽向同社成员刘应期求婚，于是黄宗羲与刘应期就成了姻亲。据刘城记载：“友生吴生应箕，孺人女婿也。”［11］（卷10，《李母金孺人哀辞》）金孺人乃复社成员李源尝的母亲，可见吴与李亦是姻亲。此外，葛云芝为张采之婿，侯洵为夏允彝之婿。缔结姻亲进一步扩展了血缘关系，是士人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不论是因亲入社，还是因社结亲，都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密切了社内成员间的关系，使复社因亲情的存在而更为稳定。 　师生关系亦是一条维系复社内部关系的纽带。以《复社姓氏传略》计，复社 有25对师徒。此外：戴之隽为杨廷枢弟子，沈士柱为万茂先弟子，沈尧章为张采弟子，张拱乾为周镳弟子， 叶襄为杨廷枢弟子，龚琨为张溥弟子，陈瑚、陆世仪皆赵自新弟子。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师生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一个获得科举功名的士人，必然有多位老师，然而，复社的情况则比较特殊，除个别成员间存在受业、受知关系外，大多数成员间的师生关系是一种互相推誉的关系。归庄于此种师生关系有形象的描述：“然世之北面于人者，不必诚服其贤且智，而求进于三者也，大率借资以为名，系援以为利，且以夸耀于人曰：‘某先生我师也。’人亦因而重之则曰：‘某子，某先生之弟子也。’问之以传道授业，讲古今，穷文辞，则茫乎未有得。”［12］（卷5，《与张十翰林书》）随着复社影响的扩大，投在复社领袖门下，无疑是一条成名获利的捷径。士人不仅在中第前为之积极奔走，中第后亦津津乐道，吴伟业及第后刊刻考卷，竟违背惯例只列张溥之名，而舍房考官李明睿，以致引起轰动，即是此种师生关系的集中反映。 　可见，父子、兄弟、翁婿、师徒等关系构成了复社内部关系的基础。而这种极具伦理色彩的社内关系，对复社的日常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复社成员之间多互称“社弟”，这种称呼方式，以朋友拟兄弟，极易为广大士人所认同。在各种应酬活动中，复社特重其成员父母的寿诞、丧礼，并以之为契机举行 。钱谦益描述了张氏寿宴的盛况：“崇祯丁丑（1637），翰林院庶吉士太仓张君天如之母金孺人年六十矣。是岁十月初度之辰，天如偕其兄弟稽首上寿。于是天如之友张君受先与其及门之徒，合吴、越数十州之士，相与铺筵几，庀羊酒，称觞于孺人之堂下，而请余为介寿之词。”［13］（卷39，《太仓张氏寿宴序》）崇祯十二年张溥嫡母去世，前往吊唁者达数千人，丧事过后，在虎丘举行大会，规模盛大。此外，张采母亲寿诞、周钟母亲寿诞、许德先母亲寿诞，都有大量复社成员前往祝贺，进而使寿宴变为复社的一次小规模 。在复社领袖的大力提倡下，社内关系的伦理化色彩日趋浓重，这使得复社在缺少相应规章制度的情况下，仍能够得以维持，并开展某些政治、学术活动。然而也正是这种伦理化色彩使得社内关系与家族关系出现某种重合，甚至引发社内矛盾，金坛周氏兄弟五人不睦，各自号召门生互相攻击，张溥等人多次在文章中提到此事，俨然成为复社内部的一桩公案，复社的内部团结亦因此受到影响。参见徐餰《小腆纪年传》卷第十九。从而限制了复社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复社的活动经费由家境殷实的世家子弟提供，呈现出极强的依赖性。复社由时文社脱胎而来，其本身也热衷选刻时文，《国表》一至四集就汇集了其成员的大量时文作品。崇祯一朝，复社成员多有及第者，吴伟业、陈名夏等人甚至名列鼎甲，由此可以断定当时坊间必定流行复社的选文，而当时选文获利丰厚，复社因此所得的钱财应不在少数。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载，崇祯十二年，徐孚远再次落地，张溥同情其生活窘迫，将选政移交给他，可见复社的这笔收入，绝大部分归掌握选文权的某些成员所有，而并未用于复社的 或日常活动。早在复社尚未形成时，为扩大社局，吴扶九就“出白金二十镒（400两或480两），家谷二百斛，以资孟朴”，［14］（卷21）此后，吴扶九还曾出钱资助复社，因此其婿计东称其为支持复社而“破家输赀”。潘耒曾回忆道：“复社创自吾邑，娄东首与相应和。其时先府君与沈介轩、吴扶九两先生实主持其事。三君之家，名贤辐辏，倾盖班荆，文酒之宴无虚日，里人至今能道之。……先生家故饶于资，所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约略如仲长统所云，以喜事结客，其家中落。”［15］（卷10，《沈介轩八十寿序》）吴扶九、沈应瑞即吴梅村《复社纪事》所说“吴、沈二大姓”。此外，另有许多家境富足的成员为复社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经费支持。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四十八《许节母翁太孺人墓志铭》云：”初吾师张西铭以社事兴起东南，而勿斋、维斗为同志，尝大会武丘，舟车填咽，巷陌为满。其有倾身接待，置驿四郊，请谢□宾客，则推吾友德先。德先者，元恺字也。当是时，孺人方持家秉，德先挥斥千金以为顿舍饮食之费，孺人无几微吝色。‘鄞县董守谕’家本素封，用以待宾客，赈亲旧，遂致日落。”［16］（卷28，《隐逸·董守谕》）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风气大变，奢侈性享受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由此导致了士人交往成本的激增。由于大部分结社属民间行为，不可能得到官方支持，而当时的社盟本身又比较松散，缺乏共有产业为其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因而经费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文人结社所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晚明时期，大部分社盟通过“凑份子”的方式来筹集经费。刘宗周等人发起的证人社即以此种方式解决经费问题。另有少数社盟通过对违反社规的成员进行罚款的方式来解决一部分经费。不管是“凑份子”也好，还是“罚款”也罢，所能募集的钱财毕竟有限，不能满足大规模 和选文的需要，而复社 少则上百人，多则千余人，显然不能依靠上述方式获取经费。复社的活动经费主要依靠少数富裕成员提供，数量颇为可观，足以支持其举行大规模的 。而那些为复社提供经济支持的世家子弟，在整个社盟中拥有部分决策权，复社中的许多事务要征得其同意，因此他们亦是复社的领袖人物。但个人所有终究有限，仅靠几个人很难保证复社经费来源的稳定。崇祯六年以后，复社不再举行全国性的社集，也有经费难以为继的因素。 　最后，家世还影响着复社成员的政治取向和生活方式，进而决定了复社的政治形象。复社内部没有统一的政治见解，明末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言论在复社中均有赞同者。但由于官僚子弟，尤其是东林子弟拥有社内话语权，因此从外部来看，复社继承了东林党人的衣钵，以东林继起者的名义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充当领导者。从生活方式上看，世家子弟有能力召集宴会，征歌度曲，部分文名在外者，还结交秦淮名妓，这一生活方式为大多数复社成员所艳羡、模仿，俨然成为社内的一股潮流，故而时人谈到复社所代表的生活模式时则曰“风流倜傥，照耀一时”。 　总之，至明末，经济实力、科举功名、父祖功业三者扭结在一起构成了新的家世评价标准，并决定着士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在复社内部，那些家世清华的官僚世家子弟在社交能力、成名速度、文化素质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他们掌握着社内话语权，控制着复社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是复社的核心成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复社的主体构成为生员，就认定复社是中下层士人的组织，代表中小地主及工商业者的利益。事实上，社内关系的伦理化和经费来源的依赖性，使复社无法摆脱传统文人结社的局限，并最终成为世家官僚子弟谋取名利、发表政治见解、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媒介。 　参考文献： 　［FL（K2］［1］潘光旦。明清两代的嘉兴望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2］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嘉善县志［Z］。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4］王亚南。中国官僚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冒襄。同人集［Z］。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 　［6］张杰。清代的科举家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侯方域。壮悔堂文集［M］。清末刻本。 　［8］商邱县志［Z］。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9］吴伟业。吴梅村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陈际泰。已吾集［M］。台湾伟文图书公司，1978。 　［11］刘城。峄桐集［M］。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12］归庄。归庄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4］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5］潘耒。遂初堂文集［M］。济南：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 　［16］宁波府志［Z］。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