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与文绣离婚后，文绣是如何一个人生活的？

文绣深明大义，一直反对溥仪投靠日本人。

看到劝溥仪不成，文绣登报声明，要和溥仪离婚。

离婚后的文绣离开了人们的视线。

那么，晚年的文绣生活过得咋样？

文绣乳名大秀，出生于1909年12月20日（宣统元年农历十一月初八），文绣的家世，是满州八旗中的鄂尔德特色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名锡珍，父亲名端恭，曾任内务府主事。文绣为端恭的继配汉族蒋氏的长女，其妹名文珊。

1916年9月初，蒋氏将8岁的文绣送入花市的私立敦本小学读书。上学后的文绣改名叫傅玉芳，傅玉芳天资聪明，在学校里无论是国文、算术、自然，乃至图画和音乐等功课，都学得极好，深得老师的喜爱。

1922年，以照片入选皇妃，早婉容一日迎娶入宫，以便大婚时跪迎皇后。初期，与溥仪感情尚好。1924年被逐出宫之际，袖藏利剪，自尽殉清，未果。反对溥仪投靠日本人、以图复辟大业，加之后妃争宠，与溥仪感情疏离、龃龉不断。

1931年10月22日，在林棨、林廷琛的天津律师事务所里，有文绣出席及其三位律师在场，溥仪与文绣双双同意，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共三条：

一、离婚后，溥仪付给文绣生活费55万元。

二、允许文绣带走穿用的衣服和日用品。

三、文绣回北平母亲家生活后，不得做出有损溥仪声誉的事情。

协议共四份，溥仪与他的律师各执有一份协议，文绣与她的律师也各执有一份。

离婚后的文绣回到了北平，原本想再回到母亲身边，以自由人身份同家人团聚在一起，得享天伦之乐。遗憾的是母亲蒋老太太早已去世，“黑大姐”也已经出嫁远走，从前的老房子竟被一个本家人擅自卖掉了。文绣只好同已经离婚的妹妹文珊另在北平租房安家了。文绣从溥仪那里所得的生活费，先是支出一大笔钱还清了聘请律师的薪金，给清了打官司所用的开销，最后又被玉芬骗走了一笔，手里所剩的也就不多了。

1932年的暑假刚过去，文绣恢复了傅玉芳的名字，在北平的府右街私立四存中小学当上了一名教授国文和图画的教师，这是文绣离开溥仪，回到北平后第一个风光的职业，心情特别愉快。因文绣粉笔字写得好，嗓音清亮，讲解国文课透彻明白，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位老师。没想到不多日后，有人查知新来的女教师傅玉芳本名叫额尔德特·文绣，出身满洲贵族世家，原本是清末皇帝溥仪的皇妃，在宫中称做淑妃。宣扬出去之后，顿时成为学校里和北平市面上的一大新闻轶事。北平各类报社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尔后即以绯闻艳事登载于报端，几乎使北平家喻户晓了。于是有众多好事之人，前来四存中小学门前等候，观瞻昔日皇妃的风采。来人越聚越多，使文绣处于活人遭展览的难堪处境中，不得不于1933年底辞掉她心爱的教师职业。因皇妃身份暴露，她租下的房子也不能再居住下去了，便拿出最后的一笔钱，在北平刘海胡同买下一处平房，与妹妹文珊一起隐居下来。

后来文珊改嫁，另安新家，独自居住的文绣开始向皇室后人——画家傅儒专心学习国画技艺，生活有了寄托也有了乐趣，绘画技艺也很有长进。不久，又有一些军官、小吏与富商、或个别官僚，以为皇妃乃是奇货难得，暗想家中必定有众多天价的文物古宝，便相继以求婚为名，登门讨便宜。文绣都以巧妙的言语或强硬态度拒之门外。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于日本铁蹄之下，文绣更加不得安宁了。倚杖日本人势力的警察、保长或狗腿子们，接二连三地登门向文绣敲诈勒索，甚至逼迫文绣为“大东亚圣战”贡纳重金。如此几年下来，文绣真正成为穷困的平民百姓了，不得不卖掉她在刘海胡同的宅院，另找地方租房住下来，以出卖体力劳动讨生活。先是在家里以糊纸盒挣钱度日，一度还去到瓦工队里当苦力工，因经不起重体力的劳累，最后在街头巷尾里，以叫卖香烟为生，饱尝了人世间的饥寒困苦。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国民党统治北平。文绣经过友人的介绍，在华北日报社当上了报纸校对员。因工作认真尽职，外加才学出众，深得社长张明炜的器重。张社长非常同情文绣苦难的一生，出于关怀之情，亲自出面将文绣介绍给刘振东做妻子。

刘振东是河南人，生于穷苦人家，读过几年书，17岁时入国民党军队，因作战勇敢，由小兵一直升到了少校。他为人爽直，不惹事生非，40多岁仍未成家，当时在国民党军北平行营里负责管理中南海库房。文绣与刘振东经过半年的了解与相恋，于1947年夏季在北平结婚，并在北平西城白米斜街租房安了新家庭。婚后夫妻感情融洽，使文绣享受了完满的家庭生活。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国***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接管了北平市。出于革命的需要，时过不久即发布通令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警宪特人员，都要进行登记。刘振东在文绣的劝导下，如实地登记并坦白交代了历史问题，人民政府决定不对刘振东追究刑事责任，不逮捕、不关押，只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给群众监督管制。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因刘振东表现较好，解除其监督管制，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清洁队当工人。有了工作挣到工资，一家子生活有了保障，文绣和刘振东也搬迁到清洁队附近的西城辟柴胡同，住进约有10平方米的小房里。

1953年9月18日，文绣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于家中，终年44岁，一生未育有子女。当时只有刘振东守在身旁。事后，由刘振东所在清洁队帮助钉了一具木板薄棺，埋葬在北京安定门外的公义墓地里。

文绣乳名大秀，出生于1909年12月20日（宣统元年农历十一月初八），文绣的家世，是满州八旗中的鄂尔德特色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名锡珍。父亲名端恭，曾任内务府主事。文绣为端恭的继配汉族蒋氏的长女，其妹名文珊。

1916年9月初，蒋氏将8岁的文绣送入花市的私立敦本小学读书。上学后的文绣改名叫傅玉芳。傅玉芳天资聪明，在学校里无论是国文、算术、自然，乃至图画和音乐等功课，都学得极好，深得老师的喜爱。 1921年春，居住在北京皇宫、保留清室帝号的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已是16岁了。宫中的敬懿、荣惠、端康三位太妃与旧有的王公大臣，以及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决议要给逊清小皇帝溥仪选个皇后，举办大婚。傅玉芳的五叔华堪见此良机，竟幻想借机光耀已经很没落的额尔德特家族，便自做主张，将傅玉芳的相片，再袭用额尔德特·文绣的名字，伴同众多待选皇妃的姑娘照片，一起送到清室内务府，等候皇命中选。历经太妃和宗室权贵多次争议之后，方于1922年3月敲定由逊帝溥仪亲自阅看相片“钦定”。不曾想17岁的郭布罗·婉容得选为皇后，14岁的额尔德特·文绣得选为皇妃。

文绣被选定为皇妃之后，未曾与文绣见过面的溥仪，当即颁下谕旨，要内务府给文绣母亲蒋氏在北京地安门后海的南沿，买下一处大院落做为新居处，另外赏赐紫檀木家具一套，立刻使蒋氏一家的生活大为改观。只读了5年书的文绣也不再上学了，傅玉芳的学名更不许再用，整天在家里由五叔华堪负责讲授君臣大礼，或繁琐的宫中清规戒律，并要文绣熟读《女儿经》。

1922年11月30日，文绣先于正宫皇后婉容一天，被溥仪以隆重的婚礼娶进皇宫，皇宫里称她为淑妃。文绣在皇宫养心殿首次晋见溥仪，恭行三拜九叩之后，溥仪竟冷冷地开口说：“下去歇息吧！”新婚之夜，溥仪也未住进淑妃的新房。次日，溥仪再娶进皇后婉容，也是不与皇后同房，都是单身一个人独寝养心殿。

文绣自入宫之后，并未获得溥仪的宠幸。她每天早上梳洗完毕，就先到溥仪的寝殿问安，再到婉容皇后和四位太妃的寝宫中依序请安，之后回到她所居住的长春宫并关上宫门，过着简单朴素的日子，她或刺绣或教导长春宫的宫女认字，四位太妃和宫中仆役都对文绣的娴静有礼赞誉有加，但这并未能改善溥仪对她的冷落。

后来溥仪特给文绣聘请一位女教师凌若雯，专门教授英语。文绣学习很用心，进步极快，思想也随之开放，进而开始酷爱文学，竟把静心读书当成乐趣。 1924年11月5日，进宫做妃子还不到两年的文绣，赶上了冯玉祥的“逼宫事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带领警察总监张壁，奉冯玉祥之命进入皇宫，强令溥仪与后妃及宫内人等立刻全部迁出皇宫外，去到醇王府居住。后来，经过多次交涉，得鹿钟麟的宽容下，在溥仪离宫后特许他从宫中带走大内藏银——历代元宝6333斤，运至盐业银行兑换成袁大头银圆，做为溥仪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婉容和文绣及皇太妃们日常用品和平日所穿衣服，也允许全部带出宫外。在运送这些物件时，宫中人特将众多的金银珠宝、乾隆瓷器、名贵书画与手卷以及举世无双的古玩佳品等，乘机夹藏衣柜中带出宫外，暂存于醇王府里。

溥仪一家人离开皇宫，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的尊号，都自然废止了，如平民百姓。溥仪要为今后自身前途多加考虑，文绣也想以“平等”的身份，凭藉自己的学识，为丈夫溥仪出谋献策，改变寄人篱下的窘境。可是20多天之后，溥仪一家又赶上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京，赶走了冯玉祥，溥仪既解了对冯氏之恨，又得以自由行动了。

就在张作霖统治北京之初，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暗地里向溥仪献策：“欲复辟清帝王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文绣知之，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溥仪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诤言劝告，反倒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偷偷地进入了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溥仪的家人慌张恐惧至极，认为溥仪被劫持“失踪”了。几天之后，溥仪来信要婉容和文绣一起去到日本公使馆，与他团聚。为了知道溥仪是否一切安好，文绣匆忙来到了使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将他所居住的一座二层楼房收拾干净，让溥仪同家人及随行人员居住。文绣和婉容则由公使夫人芳泽幸子亲自殷勤款待。

日本政府向溥仪许诺，承担保护溥仪一行的安全责任，于是溥仪便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里组成了以郑孝胥、罗振玉、商衍瀛等亲日分子的工作班子，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的梦想。

1925年2月24日，溥仪一家人及亲信们，在罗振玉和芳泽谦吉的合谋下，离开北京的日本公使馆，迁移到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在张彪从前的别墅——张园住下，后来又搬迁到日租界协昌里的静园居住。在天津，溥仪下榻在张彪的私人花园中的一幢三层楼的白色小洋房里，他跟婉容住在二楼，而把文绣抛在楼下。 文绣面对溥仪的错误行为，屡屡向溥仪建言日本不可信，郑孝胥之流的话不可听，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文绣良言相劝，反倒厌恶起文绣了，以冷眼回之。他天天与婉容在一起，上街时也只带着婉容一个人，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同文绣一桌同吃。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所施的赏赐，也没有文绣的份，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绣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绣还不时因婉容寻机起事，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歧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在以泪洗面中过日子，天津的静园皇室家庭已经是容不下文绣了，她开始设法奋起挺身离开。

在一个农历除夕的晚上，溥仪与婉容在寝宫嬉戏，这时，有宦官奏报淑妃用剪刀捅自己的小腹，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而这件事也造成日后“刀妃革命”的导火线。 正当文绣在天津静园无法生活下去时，文绣的远房表姐夫毓璋的女儿玉芬来到文绣身边。当玉芬得知文绣婚姻不幸、处境悲惨时，立刻坦诚地对文绣说：“现今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而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是平民一个，不是什么‘皇上’了，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就是玉芬这一席话，使文绣决意要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权利。

1931年8月25日，文珊来到静园。午后3时左右，文珊对溥仪说，她姐姐心情郁闷，她想陪姐姐一起出去散散心。溥仪勉强答应，令一名太监跟随她们出去。

文绣乘车离开静园大门后，即指令司机将汽车开往天津民国饭店，下车后住进了37号房间，随即正告太监赵长庆：“你先自个儿回去吧。”赵太监不解其意，文绣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件，要赵长庆交给溥仪，并转告说：“文绣要向法院控告皇上，决定同他离婚。”

赵太监回到静园如实禀报后，溥仪当即慌神了，急忙命下人赶去民国饭店，一定要把文绣追回来。可是文绣与文珊早已有准备，快速离开了民国饭店，转移到非常同情文绣遭遇、家境富有的张姓寡妇所提供的花园洋房里。通过玉芬和文珊出面跑动，文绣聘请了张绍曾、张士骏、李洪岳三位律师，向法院提出诉状：“控告溥仪虐待文绣，使其不堪忍受。溥仪生理有病，同居九年，未得一幸。决意离婚，索要个人日常所用衣物和赡养费50万元。”

对于文绣的控告，溥仪极端恐惧，认为这太有伤皇室的脸面，也大失“皇上”的身份了。当时又是溥仪与日本人密切勾结，幻想得其助力，完成复辟王业的关键时刻，这时距离1931年“九一八”事变尚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京津两地的各类报纸，纷纷登载文绣要同溥仪打官司、闹离婚的报道，说什么这是“皇妃革命”，而且支持文绣者极多，大家奔走宣扬，终使溥仪处于极端尴尬的境地。

溥仪无奈之下，也聘请了林棨、林廷琛两位律师，全权代理他同文绣的调解工作。1931年10月22日，在林棨、林廷琛的天津律师事务所里，有文绣出席及其三位律师在场，溥仪与文绣双双同意，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共三条： 一、离婚后，溥仪付给文绣生活费55万元。 二、允许文绣带走穿用的衣服和日用品。 三、文绣回北平母亲家生活后，不得做出有损溥仪声誉的事情。 协议共四份，溥仪与他的律师各执有一份协议，文绣与她的律师也各执有一份。

文绣的族兄文绮为此写了一封信，并将之登在报上指责她：“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谬万分矣！”

而文绣也不甘示弱地回了一封信给文绮：“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惟妹所受祖宗遗训，以守法为立身之本：如为清朝民，即守清朝法；如为民国民，即守民国法。逊帝前被逐出宫，曾声明不愿为民国国民，故妹袖藏利剪，预备随逊帝殉清。嗣因逊帝来津，做民国国民一分子，妹又岂敢不随？既为民国国民，自应遵守民国法律。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违背祖宗遗训也、被一般小人所骗也、为他人作拍卖品也 种种自残之语不一而足，岂知妹不堪在和解未破裂以前不能说出之苦，委托律师要求受人道待遇，终必受法律之保护。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诉罪。检察官见报，恐有检举之危险。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这封义正辞严的回信，和“皇妃与皇帝离婚”一事传开后，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刀妃革命”。淑妃文绣的妹妹文珊，是她家族中唯一一位支持她与溥仪离婚的人。

在经过两个月的双方律师签字和谈的结果是；淑妃文绣和溥仪皇帝完全断绝关系，溥仪必须支付五万五千银元作为赡养费，而文绣终身不得再嫁，双方互不损害名誉。 离婚后的文绣回到了北平，原本想再回到母亲身边，以自由人身份同家人团聚在一起，得享天伦之乐。遗憾的是母亲蒋老太太早已去世，“黑大姐”也已经出嫁远走，从前的老房子竟被一个本家人擅自卖掉了。文绣只好同已经离婚的妹妹文珊另在北平租房安家了。文绣从溥仪那里所得的生活费，先是支出一大笔钱还清了聘请律师的薪金，给清了打官司所用的开销，最后又被玉芬骗走了一笔，手里所剩的也就不多了。

1932年的暑假刚过去，文绣恢复了傅玉芳的名字，在北平的府佑街私立四存中小学当上了一名教授国文和图画的教师，这是文绣离开溥仪，回到北平后第一个风光的职业，心情特别愉快。因文绣粉笔字写得好，嗓音清亮，讲解国文课透彻明白，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位老师。没想到不多日后，有人查知新来的女教师傅玉芳本名叫额尔德特·文绣，出身满洲贵族世家，原本是清末皇帝溥仪的皇妃，在宫中称做淑妃。宣扬出去之后，顿时成为学校里和北平市面上的一大新闻轶事。北平各类报社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尔后即以绯闻艳事登载于报端，几乎使北平家喻户晓了。于是有众多好事之人，前来四存中小学门前等候，观瞻昔日皇妃的风采。来人越聚越多，使文绣处于活人遭展览的难堪处境中，不得不于1933年底辞掉她心爱的教师职业。因皇妃身份暴露，她租下的房子也不能再居住下去了，便拿出最后的一笔钱，在北平刘海胡同买下一处平房，与妹妹文珊一起隐居下来。

后来文珊改嫁，另安新家，独自居住的文绣开始向皇室后人——画家傅儒专心学习国画技艺，生活有了寄托也有了乐趣，绘画技艺也很有长进。不久，又有一些军官、小吏与富商、或个别官僚，以为皇妃乃是奇货难得，暗想家中必定有众多天价的文物古宝，便相继以求婚为名，登门讨便宜。文绣都以巧妙的言语或强硬态度拒之门外。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于日本铁蹄之下，文绣更加不得安宁了。倚仗日本人势力的警察、保长或狗腿子们，接二连三地登门向文绣敲诈勒索，甚至逼迫文绣为“大东亚圣战”贡纳重金。如此几年下来，文绣真正成为穷困的平民百姓了，不得不卖掉她在刘海胡同的宅院，另找地方租房住下来，以出卖体力劳动讨生活。先是在家里以糊纸盒挣钱度日，一度还去到瓦工队里当苦力工，因经不起重体力的劳累，最后在街头巷尾里，以叫卖香烟为生，饱尝了人世间的饥寒困苦。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国民党统治北平。文绣经过友人的介绍，在华北日报社当上了报纸校对员。因工作认真尽职，外加才学出众，深得社长张明炜的器重。张社长非常同情文绣苦难的一生，出于关怀之情，亲自出面将文绣介绍给刘振东做妻子。

刘振东是河南人，生于穷苦人家，读过几年书，17岁时入国民党军队，因作战勇敢，由小兵一直升到了少校。他为人爽直，不惹事生非，40多岁仍未成家，当时在国民党军北平行营里负责管理中南海库房。文绣与刘振东经过半年的了解与相恋，于1947年夏季在北平结婚，并在北平西城白米斜街租房安了新家庭。婚后夫妻感情融洽，使文绣享受了完满的家庭生活。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国***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接管了北平市。出于革命的需要，时过不久即发布通令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警宪特人员，都要进行登记。刘振东在文绣的劝导下，如实地登记并坦白交代了历史问题，人民政府决定不对刘振东追究刑事责任，不逮捕、不关押，只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给群众监督管制。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因刘振东表现较好，解除其监督管制，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清洁队当工人。有了工作挣到工资，一家子生活有了保障，文绣和刘振东也搬迁到清洁队附近的西城辟柴胡同，住进约有10平方米的小房里。

1953年9月18日，文绣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于家中，终年44岁，一生未育有子女。当时只有刘振东守在身旁。事后，由刘振东所在清洁队帮助钉了一具木板薄棺，埋葬在北京安定门外的公义墓地里。

西汉和唐代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文化昌明、武功强盛、国威远播，是汉唐两朝的共同特点。但是，两个王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路径。西汉王朝在汉初地方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 道路，唐王朝则在初期高度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走的是地方分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道路。

西汉

文景之治

汉唐盛世

西汉初年，经济萧条，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二十三岁。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见云梦秦律）。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

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进程

　　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背景是西汉初期广泛存在的分封制和诸侯王国，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实质上也是分封制不断被改造、诸侯王国权力不断被限制的过程。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争取胜利，曾先后分封异姓功臣七人为王。刘邦称帝后，又逐个清除异姓王，并先后分封了九个同姓王。这样，汉帝国的版图以朝廷直辖15郡为中心，形成了“诸侯比境，周匝三垂”的基本格局。汉初，一方面在部分地区推行由中央直接管理地方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在许多地区推行由中央间接控制地方的分封制和建立诸侯王国，造成了地方权力结构的复杂局面。郡县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直接统辖和直接管理的关系，以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单一制的范畴。分封制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间接统辖和间接管理的关系，以地方分权为主要特征，属于复合制的范畴。汉初，诸侯王国的地域大于中央辖郡，地位高于中央辖郡，这表明汉初地方的基本性质是分封制为主郡县制为辅或曰复合制为主单一制为辅的地方分权制。这就是汉代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背景。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西汉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采取过一系列改造分封制和削弱诸侯王权力的措施，如剪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颁布“推恩令”等。这些措施，人所周知，耳熟能详，笔者不拟重复，这里只想从诸侯王国政区性质变化这一侧面来谈西汉推进中央集权化的历史进程。　西汉诸侯王国政区性质的变化过程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汉高祖初年分封异姓王时期，诸侯王国是一种高度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具有完整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几乎所有的王国官员。王国向中央承担的义务似乎只有定期朝贡和不定期提供兵役。这一时期，在中央权力结构方面，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则是地方分权的分封制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结合而以地方分权为主。　在汉高祖分封同姓王至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以前，诸侯王国是一种基本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封国内具有不完全的行政权，可以任免大多数王国官员，除中央代置丞相外，诸侯“得自除内史以下”、“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拟于天子”（《史记·五宗世家》）。这一时期中央虽然采取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某些封国的实力遭到削弱，但依然存在“夸州兼郡、连城数十”（《汉书·诸侯王表序》）的强大封国，诸侯王国的总体实力依然如初。因此这一时期汉代的政体性质基本类同前一时期。当然，中央集权因素具有某些量的增加。　在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至汉武帝前期，诸侯王国是一种有限自治的政区实体。诸侯王在本封国内只有部分决策权，可以任免部分级别较低的王国官员。《史记·淮南衡山王列传》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衡山王刘赐犯有过失，“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史记集解》引如淳语：“《汉仪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调除国中。今王恶，天子皆为置之”，在此之前衡山王至少有除置四百石以下官吏的权力。这足证吴、楚乱后诸侯王仍有任免中下级王国官员的权力。这一时期，在地方权力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比重基本是平分秋色。地方分权为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汉武帝后期以后，诸侯王国完全失去了行政权。诸侯王“官职皆朝廷为署，不得自置”（《后汉书·百官志五》），官员的任免权完全被剥夺。“诸侯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序》）。诸侯王之号除了仅表示政治身份和获取经济利益外，已不再具有其他政治意义。从此，诸侯王国的自治实体色彩消失殆尽，尽管形式上仍与郡县制并存，但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性质完全变成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封国只是地方政区制度的一个特殊形式而已。至此，西汉王朝完成了推进中央集权化进程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地方政体由复合制向单一制的转变。

唐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有贞观王朝。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能做到“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开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贞观年间，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

开元盛世

　　唐玄宗李隆基一心想仿效唐太宗，也做一个英明的君主。即位以后，唐玄宗励精图治，开始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和治国才能。　首先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并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核。经过一番精心整饬，官吏队伍面貌为之一新，充满了健康、向上的活力，使国家机构这架机器正常地运转起来了。　从开元九年(721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检田括户运动，意即检查“黑地”和豪强荫庇的“客户”，经过查检，把检括出来的土地全部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的农民使用；对于帐外人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检田括户历时4年，经过辛勤努力，中央政府增户88万，检出大量土地，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数百万。　玄宗还从自身做起，大开节俭之风，凡宫中乘舆服御、金银器物、珠玉锦绣等奢侈的东西统统焚毁，后宫嫔妃自后妃以下者都不得佩珠玉、刺锦绣；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罚一百。　通过玄宗的一系列措施和努力，农业大大向前发展，农民不再因过重的赋税举家外逃，而是积极性很高地从事耕作，四海之内，无论山川还是沟壑，都出现了一派牛耕农作的兴盛景象。粮食获得大丰收，当时一斗谷物，多则一二十文钱，少则几文钱，天下户口猛增至840余万。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业、手工业及文化科技事业也随之繁荣发达起来。许多海外商人、使者慕大唐盛名而来，最远的波斯、大食(伊朗)都派使节来参观、访问以示友好。当时的唐朝已成为亚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唐玄宗把国家治理得不仅国富民强，而且响誉世界，经济达到空前的繁荣，大唐达到了极盛时期。人们把唐玄宗统治的这一时期称为“开元盛世”。

唐王朝的地方分权化趋势

　　与西汉的中央集权化趋势相反，唐代则呈现出明显的地方分权化趋势，即唐代初期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趋于弱化，地方拥有权力的范围和强度不断增强，形成了唐后期藩镇林立，叛乱频仍的局面，最后演变成为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唐代地方分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政区“道”或曰藩镇（方镇）的形成，二是地方权力的扩大。　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本来是州县两级制或郡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以前为州县两级制，天宝年间为郡县两级制），但安史之乱以后又出现了凌驾于州郡之上的藩镇，当时的藩镇往往被称为“道”，因此道成为最高一级地方政区实体，唐代的地方政区制度于是由前期的州县两级制变成了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　唐代前期的地方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在人事权方面，不仅州县主要官员由朝廷任免，其他僚佐的任命也一概权在中央，西汉以来通行于魏晋南北朝的僚佐辟署制，在隋文帝时期早已废除，“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有辟署之事”（《文献通考》卷39《选举·辟举》）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唐前期。在财政权方面，由于唐朝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当时财税制度主体的租庸调制，无论是税种、税率，还是征税时间、输纳方式等等，全由中央制定，“国家税收由中央统收统支，地方政府只有依法征税、纳税和输税的义务，没有制税的权力和擅自支用国家税收的权力”（李治安等《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第40页）。在军事权方面，除了纳入地方政区序列的都督府、都护府具有一定权力外，地方在平时既无统兵权，也无调兵权，根本就没有置兵权。　到了唐后期，地方权力与前期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在人事权方面，且不说割据型藩镇“文武将吏，擅自署置”，即使非割据型的一般藩镇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空间。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在西幸途中曾下令“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218），“任自简择”官属和郡县官虽是战争期间赋予地方节度使的临时权力，但实质上这种权力在战后仍得到相当程度的保留。藩镇节帅不但可以辟署幕僚，也可以通过差遣的形式任命管下州县的官吏，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6《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就称泽潞镇“缘地贫俸薄，无人情愿，多是假摄”。潞磁等四州的县令和录事参军“多是假摄”就是差遣，而且“以前并是积久之弊”，说明相沿已久。唐后期藩镇人事权的扩张于此可见一斑。在财政权方面，唐前期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也被打破，地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赋税分割权。建中元年（780年）实行的两税法，以大历十四年（779年）为基准，确定各州府征税总数以及送使、留州的数量，启动了唐王朝建立中央与地方赋税分割制度的进程。至元和年间，唐宪宗“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新唐书·食货志二》），标志着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分割两税和中央对两税收支实行定额管理的新体制的全面建立。至于军事权方面，唐后期的藩镇，无论是拥兵一方军政自专的割据型藩镇，还是以向朝廷提供财源为主的财源型藩镇，或者是以防止边地少数民族骚扰为主要任务的御边型藩镇，以及以牵制对付割据藩镇为目标的防遏型藩镇，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有学者统计，唐后期全国军队近百万，藩镇军约占其中的80％，是当时武装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藩镇的军事权构成了唐后期地方权力最鲜明的特色。　当然，唐后期地方权力的扩大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即便如此，从以上所述也足以看出在中央集权衰弱的同时，地方拥有越来越广泛的权力，在地方和国家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这样说，地方分权化是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运动的基本趋势。

群星荟萃，百花齐放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

史学方面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卅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卅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纪”，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 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都有偏差，学术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科技方面

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丝絮和麻造纸，是纸的远祖，而东汉时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造纸术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东汉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预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中华“医圣”、中医之祖。而史书记载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其真实性现在受到陈寅恪等的质疑）。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其中，《九章算术》是对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汉代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瓷器烧造的时代。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此外，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此时发现。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臻于完美。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　汉朝也是中国宗教的勃兴期。佛教在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白马寺是中国第一间佛寺。道教也是在东汉时期宣告形成的。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

唐朝

唐诗，唐三彩，佛教的传播发展，成就飘逸灵动的敦煌艺术，绚丽多姿的唐代乐舞，如《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舞》。　1、雕版印刷术 我国在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隋唐时，已经有雕版印刷的佛经，日历和诗。现在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我国印制的《金刚经》 卷子。它的发明，大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2、僧一行 他是我国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一行从实测得了子午线的长度。这是世界上测量子午线的第一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对测知地球的大小有很大关系。　3 、孙思邈的《千金方》 他是良朝最著名的医学家。经过不断的努力，写成了杰出医学著作《千金方》。被后世尊为“药王”　4、唐诗，李白、杜甫、白居易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诗歌的繁荣时代。流传至今有近五万首诗歌。这些诗，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其中有不少诗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和较好的思想内容，到今仍为人们所喜爱。　5、散文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朝著名的散文家。韩愈提倡继承存贷散文优良传统，强调写文章不受形式的束缚，要言之有物，有创造性。柳宗元的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寓言。　6、阎立本和吴道子 画家，擅人物故事画。他画的＜步辇图＞生动描绘了唐太宗从在步辇上接见松赞干布派来的求婚使者的情景。吴道子的画立体感强，所画人物形态逼真，“吴带当风”被后世称为“画圣”。 7、敦煌莫高窟 甘肃敦煌东南鸣少山断崖的莫高窟，又称千佛洞，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现在四百九十二窟，多是隋唐时开凿的。多娄画的是佛经故事，也有一部分反映了唐代的经济繁荣、统治阶级生活的豪华和劳动人民辛勤操作的艰苦。其艺术创作，深刻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卓越才能。

意义

汉唐两朝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选择的不同路径，对我们思考地方权力在两朝盛世形成、持续中所起的作用极富启发意义。我们知道，西汉盛世的顶峰是汉武帝时期，但被后代史家津津乐道的“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盛世局面，就主要出现在作为西汉盛世组成部分的“文景之治”时期以及汉武帝即位的初期，而此一阶段恰值汉代地方权力最为活跃和比较活跃的时期。

在演艺圈，秦海璐属于较早成名的一个，22岁便凭借在《榴莲飘飘》中的出色表演摘得香港**金像奖的影后桂冠。年纪轻轻就能将角色演到骨子里，秦海璐被圈内人评价为“很会演戏很懂戏的难得人才”，而这一点从她塑造的多个“小人物”角色中便可见一斑。

出道以来，秦海璐几乎成了文艺片专业户，《钢的琴》《桃姐》等口碑之作都少不了她的角色贡献。外表清新脱俗加之表演出神入化—秦海璐将片中那些温暖的小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文艺女神”当之无愧。

虽然有人认为秦海璐外表很普通，但直奔30岁而去的秦海璐确实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聪慧。虽然对人到三十的现实看得透彻，不过，却仍然信心爆棚地憧憬自己的30岁，并执著地要将为所欲为坚持到底，俗话说，三十而立，对秦海璐来说，她是三十而丽，这种丽，是因智慧而获得的美丽。（广州日报评-2008年）

　　吴提死，子吐贺真立，号处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车贺北伐，高凉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儿出西道，车驾与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贺真别部帅尔绵他拔等率千余家来降。是时，军行数千里，吐贺真新立，恐惧远遁。九月，车驾北伐，高凉王出东道，略阳王羯儿出中道，与诸军期会于地弗池。吐贺真悉国精锐，军资甚盛，围那数十重。那掘长围坚守，相持数日。吐贺真数挑战辄不利，以那众少而固，疑大军将至，解围夜遁。那引军追之，九日九夜，吐贺真益惧，弃辎重，逾穹隆岭远遁。那收其辎重，引军还，与车驾会于广泽。略阳王羯儿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自是，吐贺真遂单弱，远窜，边疆息警矣。太安四年，车驾北征，骑十万，车十五万两，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贺真远遁，其莫弗乌朱驾颓率众数千落来降，乃刊石记功而还。太武征伐之后，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窜，不敢复南。

　和平五年，吐贺真死，子予成立，号受罗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称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镇游军大破其众。皇兴四年，予成犯塞，车驾北讨，京兆王子推、东阳公元丕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云等督军出东道，汝阴王赐、济南公罗乌拔督军为前锋，陇西王源贺督诸军为后继。诸将会车驾于女水之滨，献文亲誓众，诏诸将曰："用兵在奇，不在众也。卿等但为朕力战，方略已在朕心。"乃选精兵五千人挑战，多设奇兵以惑之，虏众奔溃，逐北三十余里，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旬有九日，往返六千余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颂》，刊石纪功。

　延兴五年，予成求通婚聘，有司以予成数犯边塞，请绝其使，发兵讨之。帝曰："蠕蠕譬若禽兽，贪而亡义，朕要当以信诚待物，不可抑绝也。予成知悔前非，遣使请和，求结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诏报曰："所论婚事，今始一反，寻览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礼聘，君子所以重人伦之本。不敬其初，令终难矣。"予成怀谲诈，终献文世，更不求婚。

　太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貂裘。比拔等称："伏承天朝珍宝华丽甚积，求一观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比拔见之，自相谓曰："大国富丽，一生所未见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贡，寻复请婚焉。孝文志在招纳，许之。予成虽岁贡不绝，而款约不著，婚事亦停。

　九年，予成死，子豆仑立，号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称太平元年。豆仑性残暴好杀。其名臣侯医垔、石洛候数以忠言谏之，又劝与魏通和，勿侵中国。豆仑怒，诬石洛候谋反，杀之，夷其三族。

　十六年八月，孝文遣阳平王颐、左仆射陆睿并为都督，领军斛律桓等十二将七万骑讨豆仑。部内高车阿伏至罗率众十余万西走，自立为主。豆仑与叔父那盖为二道追之。豆仑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盖出自金山。豆仑频为阿伏至罗所败，那盖累有胜捷。四人咸以那盖为天所助，欲推那盖为主。那盖不从，众强之。那盖曰："我为臣不可，焉能为主"众乃杀豆仑母子，以尸示那盖，乃袭位。

　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魏言悦乐也。自称太安元年。

　那盖死，子伏图立，号他汗可汗，魏言绪也。自称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伏图遣使纥奚勿六跋朝献，请求通和。宣武不报其使，诏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远祖社仑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暂时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损畴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汉，跨据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权宽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许。若修蕃礼，款诚昭著者，当不孤尔也。"永平元年，伏图又遣勿六跋奉函书一封，并献貂裘。宣武不纳，依前喻遣。

　伏图西征高车，为高车王弥俄突所杀。子丑奴立，号豆罗伏拔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称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丑奴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延昌三年冬，宣武遣骁骑将军马义舒使于丑奴，未发而崩，事遂停寝。丑奴壮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贡。熙平元年，西征高车大破之，禽其主弥俄突，杀之，尽并叛者，国遂强盛。二年，又遣使俟斤尉比建、纥奚勿六跋、巩顾礼等朝贡。神龟元年二月，明帝临显阳殿，引顾礼等二十人于殿下，遣中书舍人徐纥宣诏，让以蠕蠕蕃礼不备之意。

　初，豆仑之死也，那盖为主，伏图纳豆仑之妻候吕陵氏，生丑奴、阿那环等六人。丑奴立后，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屋引副升牟妻是豆浑地万，年二十许，为医巫，假托神鬼，先常为丑奴所信，出入去来。乃言："此儿今在天上，我能呼得。"丑奴母子欣悦。后岁仲秋，在大泽中施帐屋，斋洁七日，祈请天神。经一宿，祖惠忽在帐中，自云恒在天上。丑奴母子抱之悲喜，大会国人，号地万为圣女，纳为可贺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赐牛、马、羊三千头。地万既挟左道，亦是有姿色，丑奴甚加重爱，信用其言，乱其国政。如是积岁，祖惠年长，其母问之。祖惠言："我恒在地万家，不尝上天。上天者，地万教也。"其母具以状告丑奴。丑奴言地万悬鉴远事，不可不信，勿用谗言也。既而地万恐惧，谮祖惠于丑奴，丑奴阴杀之。

　正光初，丑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绞杀地万。丑奴怒，欲诛具列等。又阿至罗侵丑奴，丑奴击之，军败还，为母与其大臣所杀，立丑奴弟阿那瑰为主。阿那瑰立经十日，其族兄俊力发示发率众数万以伐，阿那瑰战败，将弟乙居伐轻骑南走归魏。阿那瑰母候吕陵氏及其二弟寻为示发所杀，而阿那瑰未之知也。

　九月，阿那瑰将至，明帝遣兼侍中陆希道为使主，兼散骑常侍孟威为使副，迎劳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继至北中，侍中崔光、黄门郎元纂在近郊，并申宴劳，引至阙下。十月，明帝临显阳殿，引从五品已上清官、皇宗、藩国使客等，列于殿庭。王公已下及阿那瑰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谒者引王公已下升殿，阿那瑰位于藩王之下，又引特命之官及阿那瑰弟并二叔升，位于群官之下。遣中书舍人曹道宣诏劳问。阿那瑰启云："陛下优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预会。但臣有从兄，在北之日，官高于二叔，乞命升殿。"诏听之，乃位于阿那瑰弟之下，二叔之上。

　宴将罢，阿那瑰执所启立于座后。诏遣舍人常景问所欲言。阿那瑰求诣帝前，诏引之。阿那瑰再拜跽曰："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诏曰："朕已具知。"阿那瑰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诏曰："卿言未尽，可具陈之。"阿那瑰又言曰："臣祖先已来，世居北土，虽复隔越山津，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时宣者，正以高车悖逆，臣国扰攘，不暇遣使以宜远诚。自顷年已前，渐定高车，及臣兄为主，故遣巩顾礼等使来大魏，实欲虔修藩礼。是以曹道芝北使之日，臣与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诏命。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彻。但高车从而侵暴，中有奸臣，因乱作逆，杀臣兄，立臣为主。裁过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仓卒轻身投国，归命陛下。"诏曰："具卿所陈，理犹未尽，可更言之。"阿那瑰再拜受诏，起而言曰："臣以家难，轻来投阙，老母在彼，万里分张，本国臣人，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过天地，求乞兵马，还向本国，诛翦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赐借兵马，老母若在，得生相见，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报雠，以雪大耻。臣当统临余人，奉事陛下，四时之贡，不敢阙绝。陛下圣颜难睹，敢不披陈但所欲言者，口不能尽言。别有辞启，谨以仰呈，原垂昭览。"仍以启付舍人常景，具以奏闻。

　寻封阿那瑰朔方郡公、蠕蠕王，赐以衣冕，加之轺、盖，禄从仪卫，同于戚藩。十二月，明帝以阿那瑰国无定主，思还绥集，占请切至，诏议之。时朝臣意有同异，或言听还，或言不可。领军元叉为宰相，阿那瑰私以金百斤货之，遂归北。

　二年正月，阿那瑰等五十四人请辞，明帝临西堂，引见阿那瑰及其叔伯兄弟五人，升阶赐坐，遣中书舍人穆弼宣劳。阿那瑰等拜辞。诏赐阿那瑰细明光人马铠一具，铁人马铠六具，露丝银缠槊二张并白眊，赤漆槊十张并白眊，黑漆槊十张并幡，露丝弓二张并箭，朱漆柘弓六张并箭，黑漆弓十张并箭，赤漆楯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锦被二领，黄被褥三十具，私府绣袍一领并帽，内者绯纳袄一领、绯袍二十领并帽，内者杂彩千段，绯纳小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紫纳大口袴褶一具内中宛具，百子帐十八具，黄布幕六张，新乾饭一百石，麦麨八石，榛麨五石，铜乌錥四枚、柔铁乌錥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马五百疋，驼百二十头，牸牛一百头，羊五千口，朱画盘器十合，粟二十万石，至镇给之。诏侍中崔光、黄门元纂，郭外劳遣。

　阿那瑰来奔之后，其从父兄俟力发婆罗门率数万人入讨示发，破之。示发走奔地豆干，为其所杀。推婆罗门为主，号弥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静也。时安北将军、怀朔镇将杨钧表："传闻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瑰同堂兄弟。夷人兽心，已相君长，恐未肯以杀兄之人，郊迎其弟。轻往虚反，徒损国威。自非广加兵众，无以送其入北。"二月，明帝诏旧经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罗门迎阿那瑰复藩之意。婆罗门殊自骄慢，无逊避之心，责具仁礼敬，具仁执节不屈。婆罗门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瑰。五月，具仁还镇，论彼事势。阿那瑰虑不敢入，表求还京。

　会婆罗门为高车所逐，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于是蠕蠕数万，相率迎阿那瑰。七月，阿那瑰启云："投化阿那瑰蠕蠕元退社、浑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镇，云国土大乱，姓姓别住，迭相抄掠，当今北人，鹄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赐给精兵一万，还令督率领，送臣碛北，抚定荒人。脱蒙所请，事必克济。"诏付尚书、门下博议。八月，诏兼散骑常侍王遵业驰驿宣旨慰喻阿那瑰，并申赐赉。九月，蠕蠕后主俟匿伐来奔怀朔镇，阿那瑰兄也，列称规望乞军，并请阿那瑰。

　　邬君梅

　　作品：《幻影密码》《铁与丝》《龙在中国》《喜福会》《枕边禁书》《末代皇帝溥仪》《青春万岁》《黑蜻蜓》《玖瑰漩涡》

　　勇气

　　邬君梅出生于上海的**世家，她的母亲是上海著名演员林曼芳。她十六岁从影，曾演出《青春万岁》、《黑蜻蜓》等片。 移居美国后，在夏威夷就读，期间获贝托鲁奇邀请，在《末代皇帝溥仪》（1987）中演出文绣的角色，而此片令她获意大利**节的最佳女配角提名。她的演出事业中的重要突破是英国片《枕边禁书》（《Pillow Book》），她在片中有全裸演出。

　　性感

　　邬君梅被美国知名《A》杂志选为最性感的华裔女星。

　　在华裔女星邬君梅的心目中，则认为"沉默是金"的女人最性感。相反喋喋不休的长舌妇，没人会喜欢。

　　运气

　　成名于好莱坞，并嫁给了好莱坞制片兼导演奥斯卡·克斯可(Oscar Casco)，邬君梅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曾心满意足地说：“我真是个很受神明眷顾、很幸运的女人。”

　　邬君梅与奥斯卡是在拍环球影业的电视**《Vanishing Son》认识的，奥斯卡是制片兼编剧，她是前面四集的女主角，在片厂里，邬君梅就被他的才华吸引住，后来进一步作男女朋友，有关**方面的事情，邬君梅一定请教他，**成了他们爱情急速升温的媒介。什么戏该接，什么戏不该接，奥斯卡都给她最中肯的忠告，像《枕边禁书》(《The Pillow Book》)，当初经纪人把剧本送给她看后，邬君梅原本是想要推掉的，个性很保守的她从来不肯演脱戏，但是奥斯卡却劝她接戏，他说彼得·格林威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大师，能找上门已经是邬君梅的幸运，怎么可以不问为何“脱”就先推却？这就是邬君梅认为奥斯卡的可爱之处，他是从**专业的角度想事情，而不是从男人自私的角度出发，后来答应他的求婚，邬君梅觉得对**的共知共鸣是最主要因素。《枕边禁书》导演彼得·格林威(Peter Greenway)后来又找邬君梅拍了〈《八又二分之一个女人》〉，邬君梅是他导演纪录里，头一个重复使用的女演员，可见邬君梅是多么幸运。

　　是指秦国第一相--五羖大夫百里奚么？

　　百里奚，（公YUAN前724？—约前624年？），姓百里，名奚，字井伯，春秋时期春秋时虞国(今山西平陆北)人。记述春秋期列国大事记的《左传》称他为百里，司马迁《史记》等书中称他为百里傒或百里奚。百里奚有才学而家境贫寒，三十岁才娶妻杜氏，生一子叫孟明视。为了度日，杜氏劝他出外找事。临行前，备了些酒菜，没有肉，宰了老母鸡，没有柴，烧了破门闩，又煮了米饭，熬了些白菜，饱餐一顿。杜氏再三叮咛：“富贵了，勿相忘！”

　　谁知事与愿违，百里溪到齐国，没找下事，钱也花光了，又害了病，只好讨饭，又到了宋国，已四十多岁了，还没找下事。这时，他结识了一个朋友，名叫蹇叔，拜为兄长。他们又先后到了周地，仍然大失所望，不免想念家小，意欲还乡。正好蹇叔也想到虞国去看望他的老朋友——虞国上大夫宫之奇，二人便同路回到虞国。百里溪回到家乡，却不见妻子，邻人也没有知道其下落的，因而伤心掉泪。只好和蹇叔一起，请宫之奇引他们去见虞君。蹇叔知道虞君贪小利，不是有作为的人，不愿在这里做官，便回家去了。百里奚不愿再奔跑了，就留下当了个中大夫。

　　公YUAN前655年冬，晋献公用荀息之谋，以千里马和白璧作诱饵，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虞国南边的虢国，这就是“假虞伐虢”。宫之奇劝阻虞君说：“虞虢如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虢亡虞不能幸存。”但虞君不听，宫之奇料定虞国必亡，便携带全家老小逃到外地去了。百里奚见宫之奇的话虞君都不听，知道自己说了也无用，便不作声。晋国大军在灭虢的归途中，顺便把虞国也灭了。白璧和千里马自然又回到了晋国。虞君和百里奚都当了晋国的俘虏。

　　后来，秦穆公向晋国求婚，晋国用很多奴隶陪嫁，百里奚也是其中之一。他觉得可耻，半路逃跑到楚国。楚国人把他当作奸细抓了起来，他说是难民，楚国人见他上了年JI就放了他，问他会干什么，他说会看牛，楚国人就叫他看牛。他却有一套养牛的本领，很快把牛喂肥了，名气传到楚王那里，又叫他到南海去牧马。

　　秦穆公见陪嫁奴隶中有百里奚之名，而不见其人，便追问起来。有人说百里奚有才能，引起了秦穆公的重视，便派人打听到百里奚的下落，准备用重金向楚王去求。有个大臣提醒秦穆公说：“楚王不用百里奚，是不知道这个人的才能，我们如果用重金去求，就等于把百里奚的才干告诉了楚王，他必然留下自用，岂能放走。”于是，秦穆公按照奴隶价格派人到楚国，用五张羊皮把百里奚换了回来。这已是秦穆公婚后的第二年，公YUAN前654年的事了。

　　百里溪一到秦国，秦穆公就派人迎接。穆公见百里奚满头白发，便问：“多大岁数了？”百里奚说：“才七十岁。”穆公叹道：“可惜老了！”百里奚不服气地说：“要我上山打虎，我确实是老了，要我坐下来商量朝廷大事，我要比姜太公还小十岁哩，怎么能说老呢？”穆公觉得有理，就和他谈起富国强兵的大事，一连谈了三天，越发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便请他当上卿，委以国政。因是用五张羊皮换来的，所以被称为五羖大夫，又因他曾在楚国看牛，所以又说他举于牛口之下。他又介绍骞叔来到秦国，也被重用。骞叔当了右庶长，他当了左庶长，位皆上卿，谓之“二相”。

　　有一天，百里奚在家里请客，乐工在堂下演戏，相府一个洗衣服的老妈子说她懂得音乐，也来弹琴唱歌。百里奚正在兴头上，就允许她唱歌，只听她唱道：

　　百里奚，五羊皮！

　　忆别时，烹伏雌春黄韭，

　　炊门闩，今日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五羊皮！

　　父梁肉，子啼饥，

　　夫文绣，妻汗衣，

　　嗟乎！富贵忘我为？

　　百里溪，五羊皮！

　　昔之日，君行而我啼，

　　今之日，君之而离我，

　　嗟乎！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听了发愣，叫过来一问，竟是自己的老妻杜氏，就抱着她哭起来。杜氏是怎样到这里来的呢？原来，百里奚走后，和儿子勤俭度日，不幸遇上灾年，只好和儿子逃荒，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秦国，她每天给人缝缝洗洗，将就过活。儿子孟明视听说国君新用一相，名叫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的，心想或许就是父亲。回家对母亲一说，杜氏也起了疑心，便想尽办法，到相府去洗衣服。相府的人见她勤快利落，都喜欢她，可是相国的面又怎么能见到呢？恰好，相府设宴请客，就乘机演唱，得以夫妻相会，全家团圆，儿子孟明视也在秦国当了大夫。

　　百里奚受到秦穆公的重用，便尽心力辅佐秦穆公，把全部才能都发挥出来。他出以公心，荐贤选才，推荐蹇叔位于自己之上，而百里奚却情愿作助手，这表现了他的高尚情操和宽广胸怀。他有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当了六、七年的相国，“东伐郑，三置晋军，一救荆祸”，中原诸侯个个佩服，西方小国都来归附。他还注意睦邻关系，公元前647年晋国遭到荒年，向秦求助，秦穆公征求大臣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行道有福。”促成了秦输栗于晋，“自雍及降相继”，史称“泛舟之役”，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执政后，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减轻兵役，不乱用刑罚，叫老百姓安居乐业，使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百里奚个人生活非常俭朴，工作非常勤恳，平易近人，毫不特殊。史称他“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从不车乘，不操不戈。”全国上下都很信任他。由于百里奚和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共秦政，使秦国在短短六、七年功夫，变成了春秋的霸主。因此，史家称百里奚为秦之贤相，对他的功勋给予很高的评价。虞王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重用百里奚而霸。是对人才作用的最好说明。

　　由于百里奚建树了不朽的功勋，所以他死后，“秦国男女流涕，如丧考妣，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史家评论他“膏泽下于民，令闻传于后。”确是个杰出的人物。

　　对五羖大夫的评价：

　　春秋初期，距秦始皇统一中国尚有四百余年。那时的秦国，只是一个半开化的西部小国，外忧内患，国力低下。面对中原诸侯咄咄逼人的称霸气势，缺少治国良相的秦穆公，将视线投向了一位年过半百的楚国奴隶——百里奚。百里奚不负众望在在被秦穆公以五张羊皮买去之后，改天换地，实现了秦国的第一次飞跃，秦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此后的两千六百多年里，孔子、庄子、李斯、司马迁、李白、诸葛亮等等大家不时地会提起他，

　　百里奚才能出众，历经磨难，终成一代名相，他的成功有一定运气的成分，但真正成就了他的是他优秀的品质，其中最闪亮的本人认为有三大点：

　　一、识人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百里奚出身卑微，但正因为他的识人，创造了良好的“人和”条件，使他一步一步成就价值

　　A、贤妻：百里奚的妻子杜氏是个很有见识的女子，她一直鼓励百里奚出游列国求仕，在百里奚出游那天，杜氏宰杀了唯一的一只下蛋母鸡，劈了门闩炖母鸡，煮小米饭，给丈夫饯行。

　　B、益友：蹇叔曾举荐百里奚当上虞国大夫，后来又和百里奚同心治理秦国，共同出谋化策，成就了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也成就了百里奚。

　　C、明主：崤之战，秦军惨败，百里奚与西乞术和白乞丙归来秦穆公不仅没有问罪，还身穿孝服到城外迎接，哭着自责，并力排众议，继续重用百里奚，可见秦王的贤明。

　　二、安命

　　百里奚在苦难中养成了坚韧的性格，他不断与命运抗争，又能在无力改变现状时安于现状，他既能做奴隶把牛养得骠肥体状，又能做一国之相把国家治理得强大富足，这种既能扫屋又能扫天的人委实不多。

　　三、仁义

　　秦国遇到灾害，晋国落井下石，当晋国遇到灾害，百里奚劝说秦王以德报怨，送粮接济，并协助重耳成为晋国国君，重耳即是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事实上正是因为秦穆公推行的仁政，为以后秦国的强大打下坚实的基础。

1外貌：关于外貌描写陈寿的三国志中是这样写的（见丁原背后一人，生得器宇轩昂，威风凛凛，手执方天画戟，怒目而视），再无其他细致描写。不过其他文献提供的资料都显示吕布人高马大，身材魁梧，高鼻梁 ，眼窝深陷颇有西域之人的特点。而且古时男人以蓄须长髯为美，（像关于那样）。据说他身高8尺（古时一尺应为25CM，现在为333CM)也就说应该2米左右。

2性格特点：吕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色，轻举妄动，妄动以后又很后悔，反复无常，忘恩伏义的人（个人见解）。关于好色三国志中写的是吕布与董卓（吕布义父）的一个侍女比较暧昧，但惟恐事情败坏，便起意杀掉董卓（当然这个女的并不是貂禅）。

轻举妄动，妄动以后又很后悔，反复无常：建安2年时，袁术称帝，吕布表示拥护。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袁术的儿子。但当自己的女儿走了以后他又很后悔，当即又把女儿接了回来不嫁了！而且还把前来提亲的人（袁术部下叫韩胤）交给了曹操让曹操问斩。

3忘恩伏义：其实我第一段就有说明，这是描写他因为这个原因而死的事例。后汉书中写道吕布在白门楼一战中被曹操和刘备所击败俘虏。当时吕布是这样对曹操说的：明公所顾虑的，只有我吕布一人。以后，您自己统率步兵，派我统率骑兵。平定天下一定没问题。曹操当时就想放了吕布一起打天下，但是刘备却拿自己和董卓举例（刘备曾经和吕布联过手，但是被吕布偷袭以至惨败）告诉曹操此人当斩才是。曹操思忖良久最终还是处死了吕布，也就是吕布悲剧得结局。

以上观点皆为我自己的想法，不代表任何人。诚然都是一些批评吕布的地方，但吕布作战还是很英勇有谋的（虽然三英战吕布各史料没写，但演义也说明了他在平民百姓心中的地位了）。总的来说我认为他是缺点比优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