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的生平

苏雪林（1899～ ）现代女作家、文学研究家。曾用名瑞奴、瑞庐、小妹，又名苏梅，字雪林，以字行。笔名绿漪、灵芬、老梅等。原籍安徽太平，生于浙江瑞安。1917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翌年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次年赴法国留学，先后在吴稚晖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和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和文学。1925年回国。1928年起任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9年到香港真理学会工作。翌年赴巴黎研究神话。1952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台南成功大学教授，1973年退休。其间于1964年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她的著作颇丰，其中有小说散文集《绿天》，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自传体长篇小说《棘心》，散文集《屠龙集》，散文评论集《蠹鱼生活》、《青鸟集》，历史传记《南明忠烈传》，回忆

录《文坛话旧》、《我的生活》、《我与鲁迅》，戏剧集《鸠罗那的眼睛》，专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论著《唐诗概论》，论文集《蠹鱼集》，以及《苏绿漪佳作选》、《苏雪林选集》等，另有一些译作。苏雪林的创作常写个人生活经历，笔致秀丽畅达，不乏女性作家温婉、幽丽的气质。

1895年农历十月初一，章伯钧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6岁那年，章伯钧的父亲不幸溺水身亡，他与二弟章伯韬（3岁）、三弟章伯仁（5个月）由叔叔抚养成人。

幼年的章伯钧先入私塾，一年后才进入乡间的育才小学读书，他自幼喜欢作文，每日放学以后，便在牛背上吟诵华章、潜心写作。小学毕业后，他报考了省内有名的桐城中学，由于数学不及格，差点落榜，只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漂亮，才被一位桐城派文人校长破格录取。学校离他家有九十多华里，章伯钧只能在校寄宿，他每月趁假日归家，肩挑大米、菜油长途步行到校。当时，他的叔父经济上也非常拮据，为资助侄儿求学，不断变卖家产，由此更加激励了章伯钧刻苦学习的精神。

1916年，20岁的章伯钧赤脚穿草鞋来到武汉，考入武昌高等师范英语系。时值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章伯钧的思想也受到了巨大的震荡。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用科学和民主的态度去重新审视历史。他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结交有志之士，其中就有他毕生视为知己的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恽代英是江苏武进人，与章伯钧同龄，他早在武昌办起了利群书社、互助社、共存社，章伯钧常去书社读书，两人相交甚洽。经恽代英介绍，章伯钧又认识了湖北汉阳籍的萧楚女，他也是中共早期的著名革命家。在恽、萧的影响下，章伯钧在武昌高师也发起组织了读书会，继而又参与组织了学生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作为武昌高师学生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组织武汉学生开展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1920年，刚刚从武昌高等师范毕业的章伯钧，回到安徽后立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宣城师范改名为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章伯钧出任该校校长。

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章伯钧为了把学校办成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他先后聘请好友恽代英、萧楚女、陈霞年（陈独秀之侄）到校任教，恽代英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月薪与校长相等，亦大洋一百元。他们一起商议革新教育方针、内容及教学计划，决定先从教材入手，充实教学内容，用进步思想去影响学生，不仅使学生学习书本知识，而且还要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革命理想。他们利用课堂作宣传民主、科学思想的场所，还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社会，加强实践锻炼。有次，恽代英带学生到较远的黄山远足，沿途进行社会调查，数日未返校。学生家长见孩子不归，遂起疑心，纷纷围住章伯钧校长，指责他把学生引入“歧途”。章伯钧再三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被人告到芜湖市政当局和安徽省教育局，闹得满城风雨。半年后，恽代英被迫离职，由章伯钧通过高语罕介绍到设在芜湖的省立第五中学教书。随后，章伯钧又邀萧楚女来校任教，萧楚女继续将课堂当作抨击封建思想、传播革命真理的讲坛，结果又被旧势力迫令去职。章伯钧见自己的教育革新理想难以实现，也愤然挂冠而去。但是，他在任校长一年中播下的进步种子却开花结果，宣城四师后来成为皖南新文化运动中心。

1922年，安徽省省长许世英以公费送章伯钧赴德国留学。到柏林后，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有幸与正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朱德相识，他们同住一室。章伯钧还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担任党小组副组长。1925年，著名政治家邓演达到欧洲游历，他与章伯钧一见如故，两人常促膝长谈，探索中国社会进步发展之路，章伯钧从此深受邓演达思想的影响。

章伯钧在柏林大学学习了四年，他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法的黑格尔哲学，获博士学位。章伯钧的奋发精神，也对他的两个弟弟起着表率作用。二弟章伯韬曾赴法国留学，为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语文部主任，加入中国***，后因为操劳过度不幸英年早逝。三弟章伯仁曾留学日本，后赴苏联，成为***员，继王明（陈绍禹）之后担任过远东区伯力学校校长，在斯大林时代的肃反中被错杀。 1926年，在德国学成的章伯钧与好友孙炳文同船回国。这时，郭沫若在中山大学文学院任院长，孙炳文与郭是同乡，船抵广州后，两人便去找郭沫若。郭沫若很高兴地欢迎他们，并聘章伯钧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哲学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块大洋。章伯钧将薪水中的二百块大洋每月缴了党费，八十块大洋自己用。当时在中山大学管理党费的徐彬如先生（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晚年时常对章诒和感叹：“你父亲这二百块大洋的党费，在当时可管用啦！”

北伐时，章伯钧从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九军党代表（军长是朱德）。大革命失败后，章伯钧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但只有很短的时间。不久，起义军受到挫折，章伯钧遂与郭沫若、茅盾等一起离开军队，他到了香港，过着流亡生活，从而脱离了***组织。

1933年11月，章伯钧到了福建，与国民党左派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人一起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脱离蒋介石，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章伯钧被推举为政府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提出：“为完成农工民主革命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前途着想，应实行‘计口授粮’试点。”他的办公室也成为福建人民政府内最拥挤和繁忙的地方。正当章伯钧大展宏图之际，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下失败了，章伯钧被迫第二次到香港流亡。 章伯钧生前曾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是1921年，由他母亲作主，在安徽桐城老家给他娶了一位农家女林氏为妻，后生子章师明（曾为全国人大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组织部长）。

第二次婚姻，是在1927年，章伯钧与郭沫若一起参加北伐战争时期发生的。章伯钧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这时，一位名叫李哲民的年轻姑娘闯入他的生活。李哲民系河北怀安县人，她的父亲也是一位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当地最早兴办新式学堂、女子学堂，开教育之先河。李哲民从小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因而与章伯钧一见倾心，两人遂于同年结为伉俪。1932年，李哲民在北京女师大化学系任助教，兼附中化学教师，不幸患肺结核病逝。章伯钧与李哲民女士的婚姻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是幸福的，因为这毕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由恋爱，直到晚年，他还曾拿出李哲民的照片来给章诒和看，并说：“你好好看看，是你母亲漂亮还是她的姐姐（指李哲民）漂亮？”

第三次婚姻是与李健生女士结合。李健生原名李淑娴，1908年生，是李哲民的妹妹。李健生女士也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及良好的教育，在河北宣化中学初中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女师大附中，入学不久就提任了学生会《学生月刊》主编。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她仅带六枚铜板南下参加革命。李哲民临终前，曾将自己的妹妹托给丈夫，希望他们能结合。1933年，章伯钧正式写信向李健生女士求婚，当时李健生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三年级，她在异常复杂的心绪下，允诺了这桩婚姻，他们于当年暑假时在上海结婚，并生下章诒学、章诒和姐妹俩。 当章伯钧与邓演达第一次在德国见面时，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悲剧似乎就已经决定了。邓演达的思想以及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观点，全部为章伯钧所接受，他们之间的私交亦十分密切。邓演达善于作鼓动性的演说，讲话时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他从德国一返国，便与章伯钧一起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当时被称为继国民党、***之后的“第三党”，其主要骨干力量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另一部分是从***中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等。第三党从建立那天起，就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视为讨厌的“第三者”。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戴季陶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而是邓演达这个人。”加之邓演达在黄埔系将领中颇有威望，蒋介石也很忌恨，遂于同年11月29日下令将邓杀害于南京。

章伯钧、李健生夫妇得知邓演达被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悲痛。章伯钧将邓演达生前常戴的一只金表作为婚后最珍贵的礼物，赠给了自己的妻子李健生女士，他发誓说：“要像寡妇守节那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

邓演达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即“前资本主义”。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这一思想，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章伯钧，而且成为章伯钧毕生实践的思想出发点，也是他们共同创建第三党的思想基础。邓的思想甚至影响到章伯钧被划“右派”的政治主张。邓演达被杀害后，章伯钧一直继承着邓演达的这面旗帜。 1935年，章伯钧在香港时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建为农工民主党，同年，中共中央发表有名的“八一宣言”，章伯钧的抗战热情被鼓动起来，他再次回到内地投身抗日，曾奔走于重庆、武汉及广东等地。1939年起，他开始筹建民盟。1941年，正当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第三种势力也获得很大发展，它在当时处于国共两党之间，能够起到一些调停的作用，为此，当时的“三党三派”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起来，于3月29日秘密组成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他们的宗旨是：“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合作。”章伯钧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

抗战胜利后，民盟为促成国共谈判、筹建政协奔走，章伯钧是积极的。1948年9月12日，章伯钧作为知名民主人士应中共邀请赴东北，并于1949年2月25日抵达北京，参加人民政协的筹组工作。6月15日到19日，新政协举行筹委会，章伯钧是21名常委之一。从此，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作为民主党派，都成为中国***领导的人民政协的一个组成部分。

1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死于进攻西西里岛的罗马敌兵之手，死前他还在主:“不要弄坏我的圆”。 人们为纪念他便在其墓碑上刻上球内切于圆柱的图形，以纪念他发现球的体积和表面积均为其外切圆柱体积和表面积的三分之二。

2伽罗华生于离巴黎不远的一个小城镇，父亲是学校校长，还当过多年市长。家庭的影响使伽罗华一向勇往直前，无所畏惧。1823年，12岁的伽罗华离开双亲到巴黎求学，他不满足呆板的课堂灌输，自己去找最难的数学原著研究，一些老师也给他很大帮助。老师们对他的评价是“只宜在数学的尖端领域里工作”。

3德国著名大科学家高斯(1777～1855)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高斯在还不会讲话就自己学计算，在三岁时有一天晚上他看着父亲在算工钱时，还纠正父亲计算的错误。 长大后他成为当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他在物理的电磁学方面有一些贡献，现在电磁学的一个单位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数学家们则称呼他为“数学王子”。

4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花了毕生精力，把圆周率算到小数后35位，后人称之为鲁道夫数，他死后别人便把这个数刻到他的墓碑上。 

5瑞士数学家雅谷·伯努利，生前对螺线(被誉为生命之线)有研究，他死之后，墓碑上 就刻着一条对数螺线，同时碑文上还写着:“我虽然改变了，但却和原来一样”。这是一句既刻划螺线性质又象征他对数学热爱的双关语。

620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的冯·诺依曼众所周知，1946年由他发明的电子计算机，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进步鉴于冯·诺依曼在发明电子计算机中所起到关键性作用，他被西方人誉为"计算机之父"。1911年一1921年，冯·诺依曼在布达佩斯的卢瑟伦中学读书期间，就崭露头角而深受老师的器重在费克特老师的个别指导下并合作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此时冯·诺依曼还不到18岁。

因为陈赓的资历比其他授予元帅人的资历相对较低，所以陈赓没有封为元帅。

1952年，毛泽东主席点将陈赓筹建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中央特科重要***之一。

1922年加入中国***。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

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历经北伐、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扩展资料：

1926年，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陈赓遇见王根英。陈赓便决定利用这次会议向王根英求爱。陈赓瞅准机会，坐在王根英附近，掏出纸笔，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字："王根英同志，我爱你，我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嫁给我！"然后他让身边同志传给王根英。

王根英对这种求爱方式没有好感，把纸条贴在墙上。陈赓更加喜欢这位泼辣爽气的姑娘。他马上写好第二张纸条。

王根英只看了一眼，便又把纸条贴到了墙上。陈赓便又写了第三张纸条。姑娘连看都没看，就把纸条贴上去了。会议休息，大家都注意到了墙上的纸条。会议过后，两人便开始谈起恋爱，直至结为伉俪。

—陈赓

1927年是一个平年，是农历丁卯年（兔年）；同时也是民国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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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月

正在加载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

1月1日，中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改为临时法院。

1月3日，汉口游行群众与英国水兵发生冲突，拥入汉口英租界，随后国民政府接管该租界。

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月7日，中国国民政府接管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

1月16日，尚小云主演的《摩登伽女》，轰动京城。

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国***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2月

2月6日，龙云发动云南政变。 

2月8日，奉军南下入豫。 

2月12日，翁文灏首次提出“燕山运动”的概念。 

2月18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 

2月21日，国民党决定：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为北平。 

2月，中国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3月

3月7日—3月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 

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暴动，配合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华界。 

3月19日，国民党发表对农民宣言。

3月21日，郭沫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

3月22日，《中央日报》创刊。

3月24日，南京事件，占领南京的国民革命军攻击外国机构，打死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文怀恩等人，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镇江英领事将镇江英租界管理权交还中国。

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去世。

4月

4月2日，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等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开全体紧急会议，决议清除***势力。 

4月6日，张作霖在北京搜查苏联使馆，逮捕藏身其中的李大钊等数十名国共两党人士，并获取大量苏联计划颠覆中国政府的资料。

4月12日，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杀害中国***员。 

4月12日，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建立。 

4月18日，蒋中正在南京另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分裂。

5月

5月1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到会代表60余人，代表团员5万多人。会议选出新的团中央局，任弼时当选为书记。

5月20日，沙特阿拉伯独立 

5月21日，在蒋介石、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5月，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继续发展，两省农会会员增加到700多万人；有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起来插标分田。许多地主出身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更加仇视农民运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后，两湖的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

5月21日，美国航行家查尔斯·林白独自驾驶单翼机“圣路易精神”号首次完成从纽约到巴黎的不着陆飞过大西洋，历时33小时39分。

6月

6月，韦纳·海森堡发现不确定性。 

6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余人的职务。

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门 岂）、唐生智等在获知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后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密谋反共。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6月13日 任弼时同陈独秀的一次斗争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400余人，代表会员290余万人。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

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决议表示“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7月

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被停职。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员声明脱离***，否则停止职务。 

7月27日，鲍罗廷逃亡回苏联。

8月

8月1日，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共党员发动兵变占领南昌，史称南昌起义。 

8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汉口主持召开八七会议，清算陈独秀，改由瞿秋白主持中共，决议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 

8月15日，第二次东方会议。

9月

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暴动。

10月

10月，宁汉战争。 

10月27日，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

11月12日，里昂·托洛茨基被革除苏联***籍。 

11月13日，黄麻起义。

12月

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 

12月11日，中国***党员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发动广州暴动。 

12月14日，英国承认伊拉克独立。

参考资料来源:-1927年

苏雪林（1897-1999）女，作家、文学家。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7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祖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

苏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当过县令，父亲受过高等教育，母亲出身于士宦之家，素以贤慧著称，给苏雪林以较大影响。她幼时富有男性特点，好动、爱玩，凡男孩所爱的一些玩艺儿，抡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等她都爱玩，整日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们厮打在一起，玩得很开心。而同样年龄女孩子所喜欢的--擦脂抹粉、穿针引线之类的事情，却毫无兴趣，偶尔做一两件这样的事也是笨手笨脚，不像样。人们都说：苏雪林是一个男性化的女孩，被称之为“野丫头”。 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她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她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1967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引人注目。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以了此一生。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她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 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北京；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她在《已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中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同时，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

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苏雪林，抱着去大千世界闯一闯的梦想，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苏雪林在法期间患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 回国后，遵照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本国文和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恬静的自然环境和平静的独居生活，使她赏心悦目，心广体胖，事业有成。她勤奋刻苦，一方面以爱心、耐心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一方面又在教书之余，努力著书立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与凌叔华、袁昌英一起被戏称为“珞珈三剑客”。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此时，她虽潜心写作，但难以控制自己对民族遭难——“国将亡”的忧虑和担心，她同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一样，愿将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战一开始，她便将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出来，买了五十两黄金，献给危难中的国家。还不断地拿起笔记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乐山敌机轰炸记》、《敌人暴行故事》等，激发同胞们对侵略者斗争的决心。在抗战后方，人民生活极其艰苦，苏雪林和其它教授们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饭，维持温饱；穿的是旧衣、棉布；住的是潮湿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与之做伴；行的是十几里乃至几十里也“安步以当之”。艰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边两亩左右的空闲土地种菜、栽瓜，自己买了锄头、镰刀、扁担，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种、施肥、锄草，终于开出了一片菜园。她种芥菜种类繁多，长势良好，此外，还种了莴苣、苋菜、萝卜、蕃茄和葱、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个人的生活环境却是一派田园风光，苏雪林也怡然自得。她在《灌园生活的回忆》（收入《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中写道：我本是一个用脑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个一向安坐书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变，觉得别有一番从未尝过的新鲜滋味，于是兴趣大为浓厚。田园生活对她来说，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过后却又十分悔恨：我那时脑力在一生中为最强，若专心研究学问，也许可以获得几种专门知识；若全力来写作，两年内也许可以写出二三十万字的文章，但因为我的愚妄无知，太受兴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阴精力都白费了。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1949年到了台湾，离开了她为之奋斗半生的土地。离开大陆后，苏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1950年第二次赴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巴黎，她依靠从国内带去的工薪节余，省吃俭用，但为时不久，便因经济拮据，身体欠佳，又由于与之朝夕相处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1974年退休。

苏雪林赴台后，长期患眼疾，视力极差，严重时濒于失明，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1968年是她在大学执教的四十周年，台湾“教育部”向她颁发了奖金。1978年，是苏雪林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诞辰，在台的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师范大学、成功大学校友代表前来为她祝贺，并出版《庆祝苏雪林教授写作五十周年暨八秩华诞纪念专集》。全书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录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对她生平的记述和浩瀚著作的评价。既有热诚的祝贺，也有久别重逢的真情。

苏雪林是一位勤奋的作家，其执笔时间之长，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是少有的。她的作品有小说、散文、剧本、诗词、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及多种学术著作。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天文、地理、科学、历史、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山川河流、月夜星空，全部囊括其中。苏雪林从少年练习写作诗词起，直至古稀之年，辛勤笔耕不辍。 苏雪林十一二岁时，便模仿林琴南的笔调用文言写了一厚本日记。其内容都是一些家庭琐细和少女观察社会的感想，其中蕴藏着无数的快乐、透露出天真烂漫的童心，充溢着荒唐、奇妙的幻想，正如苏雪林自己所说“可算是开笔，也可算是我踏上写作生涯的第一步”。十九岁她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诗，继又将其写成短篇小说，名曰：《始恶行》。小说用文言写出，当她念给家里人听时，婶婶、姐姐等女人竟为之流下了无数的眼泪。这篇小说1919年刊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年刊后得到同班好友冯沅君的赞赏，并寄给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友兰，亦受到好评。 二十年代初期，苏雪林还不时地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文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政论杂文，刊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此时她对国家政治、社会诸问题，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以寓言的形式发表对时局、人生的看法，还抽时间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

1925年，苏雪林从法国归来后，创作欲望更加强烈，速度惊人，出版的文艺创作有散文集《绿天》（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和自传体小说《棘心》（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这两部书是苏雪林文艺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绿漪”署名。书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绿天》收录散文《绿天》《鸽儿的通信》《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我们的秋天》《收获》《小猫》六篇，该书出版后，于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书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婚后生活，热烈而甜蜜，表现手法细腻，犹如一幅柔美的工笔画。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鸽儿的通信》，作家以书简的形式，描写并抒发了主人公对旅居海外丈夫的怀念之情，富有诗意。在描写手法上，既不同于冰心写意的柔婉，也有别于丁玲火山爆发式的浓烈。

《棘心》共十五章，主要是以作家赴法后的生活为素材，展现了女主人公的全部生活经历以及思想性格，因此说《棘心》是一本自传小说，也是作家为她的母亲而创作的。苏雪林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书中的主人公林醒秋是一位“五四”时代的女性，她内心充满了痛苦、矛盾、失望和悲愤。她相信科学，却又皈依宗教；她追求爱情的甜蜜，却又遵从父母之命。作家围绕着这位平凡女性的内心搏斗展开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画面。其中有顽固家庭的崩溃，有农村民不聊生的惨剧，有少年的爱国悲愤，也有青年男女在追求中的彷徨和苦闷。整个故事贯穿着一条爱的主线，有对母亲的爱，对异性的爱，对自然的爱。作家在《自序》中写道： 该书的主旨在介绍一个生在中国政局蜕变时代，饱受“五四”思潮，以后毕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知识青年，借她故事的进展，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各方面的动荡变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烦恼苦闷、企求、愿望的状况；更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恋爱问题的处理，立身处世行藏的标准，救国家、救世界途径的选择，是采取了怎样不同的方式。

作品出版后，“绿漪”的名字及其作品引起文艺评论界的关注，贺王波、方英、钱杏郊、草野、王哲甫等人纷纷撰文，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上加以肯定，并指出其不足。虽然评论者的意见不尽相同，但对于小说技巧的批评意见却是一致的。文字偏于说理，议论式的叙述常有所见，布局和结构也有些松散。

苏雪林在文学方面的创作还有三幕话剧《鸠那罗的眼睛》（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5卷5期），内容取材于印度文学故事，作家通过深受礼教束缚的青年王子--鸠那罗和其父王、王后的种种纠葛，表明爱情力量的伟大。苏雪林在此之前从未写过戏剧，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个剧本呢？她在《我怎样写鸠那罗的眼睛》（1936年5月6日《大公报》）一文中说：去年冬天，这个故事又隐隐在我心灵深处呼唤，我想还是把它表现出来吧。不过这个故事用短篇小说体来写，恐怕不能写得如何痛快，打了几回腹稿，总觉不相宜，最后才决定采用戏剧体。我对于戏剧虽然没什么研究，为了这好题目，不妨冒一次灵魂的险。

《青鸟集》（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和《屠龙集》（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写于抗战的初期和中期。《青鸟集》收集的多是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剧评、文评、诗评和画评，以及苏雪林对其它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梅脱灵克青鸟的眼睛》，故该书取名为《青鸟集》。《屠龙集》写于抗战后方--四川乐山，多是作家在艰苦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家对战时生活的动荡不安、物质的极度匮乏、物价的扶摇直上，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精神的苦闷和煎熬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但幽默和风趣洋溢在字里行间。作家说：“若不想出个法子骗骗自己，混过这些讨厌的岁月，不死也得发疯。”书名取为《屠龙集》，是作家“预先替那猖狂的毒龙画出了悲惨的结局，……希望明年就是我们伟大的‘屠龙年’”（《屠龙集·自序》）。

《蝉蜕集》（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由几个短篇历史小说合集而成，其中多数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传》，成书于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作家以历史故事，借古寓今，对抗战中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态度鲜明，笔锋锐利。她在《蝉蜕集·自序》中说：历史小说也和历史一般，其任务不在将过去史实加以复现，而在从过去事迹反映现在及将来。……抗战时期内种种可恶可悲的现象与过去时代相类似者却也未免太多了。本书在此等处极力加以揭发，也无非想教读者触目惊心，消极的戒惧，起而为积极的矫正与补救。

苏雪林在自己写作的同时还不断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情况，写了《论李金发的诗》《论闻一多的诗》《论朱湘的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华》《胡适的诗》《我论鲁迅》《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结集为《文坛话旧》（1969年，传记文学出版）。从中不难看出，活跃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苏雪林都一一进行论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褒或贬，不免失之偏颇，一些过火的言辞也时而流露于笔端。

苏雪林晚年写了大量的个人生活及写作回忆录，计有《我的生活》（1967年，文星书店）《己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及《归鸿集》（1955年8月，畅流出版社）。她的回忆笔法极其细致入微，儿时影事，写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后，觉得苏雪林确是一位记忆超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