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乃馨的花语是什么

康乃馨花语：热情、魅力、使人柔弱的爱、真情、母亲我爱你、温馨的祝福、热爱着你、慈祥、不求代价的母爱、宽容、母亲之花、浓郁的亲情、亲情思念、清纯的爱慕之情、热恋、热心、伤心与懊悔、伟大、神圣，慰问、心灵的相通、真挚、走运、思念。

不同花色的康乃馨代表的花语会略有差异。

白色康乃馨的花语是纯洁的爱、雅致的爱、真情、尊敬等等；粉色康乃馨的花语是美丽、年青、我永远不会忘了你、祝母亲永远美丽、母爱等等；

红色康乃馨的花语是崇拜、热烈的爱、相信你的爱、思念、祝母亲健康长寿等等；

**康乃馨的花语是你让我感到失望、永远感谢、对母亲的感谢之恩等等。最常见的是红色康乃馨和粉色康乃馨。

为什么康乃馨被当做母亲之花？1907年，美国费城的安娜_贾维斯在母亲去世周年的纪念会上，她希望大家都佩戴白色的康乃馨，并提议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为母亲节。于是，她给许多有影响的人写了无数信。1908年5月10日，她的家乡费城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母亲节的庆祝活动1934年5月，美国发行了母亲节纪念邮票，以母亲河康乃馨为主题。从此，康乃馨越来越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了象征母爱的鲜花。

皖籍女作家 苏雪林

苏雪林（1897年2月 24日 —1999年4月21日）女，作家、文学家。乳名瑞奴、小妹，学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将“小”字省去，改为苏梅。由法回国后，又以字为名，即苏雪林。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天婴等。1897年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自嘲为半个浙江人，原籍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岭下村。三十年代初，苏雪林曾被称为阿英“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其散文除若干写景外，多为记人叙事抒怀的随笔小品。其文语言明快，文白夹杂而多见理趣，虽然未必十分深刻，但也已颇具学者散文风范。只是她曾撰文攻击过鲁迅、郭沫若等左翼作家及发表过反共言论，因此在大陆不为人所喜

半生“反鲁”

苏雪林性格中常常显露出“善争辩”的特点，她曾几次主动在现代文坛上展开论争。从三十年代开始，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接着又在《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与向培良先生关于戏剧的布景和舞台上的表演等问题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这些讨论和论争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问题上，限制在文艺本身的范围内，可以说是学术之争，并且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苏雪林对鲁迅的论争与上述情况则迥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似笔墨形式，但内容的实质却完全脱离学术，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对立状态，而且是单向的，有来无往。因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苏雪林对鲁迅的敌对态度，却是在鲁迅病逝后的一个月内开始的。苏雪林反对鲁迅的时间之长，发表文章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她对鲁迅的看法从赞颂到反对也是众人皆知、举世瞩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苏雪林与鲁迅并无积怨，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绍》中对鲁迅及其《阿Q正传》的评价是：“对中华民族病态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许多脉案和治疗之方”。1934年冬，她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1卷14期），对鲁迅小说的创作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评价说：“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该文中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苏雪林写作的《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收入《文坛话旧》）一文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她对鲁迅的钦佩之情：《阿Q正传》可真把我们闹疯狂了，大家抱着读这一篇，读后又互相批评。当时我们欢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与风趣，……我读了周作人的评价，对《阿Q正传》始获得深一层的看法，更觉得这篇小说的价值之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对鲁迅突然由钦敬走向反对，乃至敌对的态度呢？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什么时候对他观感幡然转变呢？那就是女师大风潮以后。由于苏雪林与鲁迅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女士在女师大风潮中的所作所为看法截然相悖，继而牵涉到对支持杨荫榆的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态度也产生分歧。随着时局的变化，苏雪林与鲁迅在政治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其言辞也愈来愈激烈，真可谓“嬉笑怒骂，兵戈相见”。苏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第二天她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发表于成都《军中文艺》（署名“野隼”）《武汉日报·鹦鹉洲》《文艺》民族专号、《奔涛》等刊物上，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较之前两篇有逐步升级之势。 1949年，苏雪林到台湾后，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从五十年代开始，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鲁迅传论》上、下等，于1967年将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我论鲁迅》加上附录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谈到了出版此书的目的。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出版这本集子？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苏雪林是反对鲁迅的。“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但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样反法？则好像是没有人能知道清楚。……因为这本书代表我个人对鲁迅的“观察”、“感想”、“评价”。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鲁的人， 也应该写一点，所以一口气竟写了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鲁迅传论》和《我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原因》。其三、我见台湾论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著作了。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语言清楚、明白、毫无遮掩，苏雪林与广大读者也算是坦诚相见，从中不难看出她的“勇气”和“胆量”。

从梁实秋、苏雪林攻讦鲁迅的一条“罪证”谈起

枫泾杏花坊 蔡宏伟

鲁迅活着的时候，一般的操觚之徒是不敢与之对垒的。有着清华及留美资历的梁实秋算是一般之上的，故而有幸在鲁迅活着的时候与之走上几个回合，结果弄得心有余悸，到1964年写《关于鲁迅》时还有些忐忑不安。直至梁去世，他对先他去世的鲁迅的评价，始终保持在当日论战时的态度，并无变本加厉的言辞。从这一点来说，梁不失为一位君子。

苏雪林就不同了。鲁迅活着的时候，她似乎怯于挑战，更无机会应战。毕竟她只是一个诞生于温州瑞安县衙里的安徽女人，留洋时尽顾谈些不着边际的恋爱，回国后自家婚姻又有点问题。虽是胡适的学生，有块金字招牌挂着，但在社会上混毕竟有些力不从心。一旦真的让鲁迅揭了画皮，那后果真不堪设想！所以苏雪林攻讦鲁迅的话，几乎都说在鲁迅去世之后。鲁迅听不到，也无法反击。故而让这个安徽女人“风光”“胜利”到了百岁之后翘辫子。与梁实秋比，苏是一个十足的小人！

不过，梁实秋、苏雪林在攻讦鲁迅的言辞中，有一条“罪证”却是不约而同加以援引的，那就是鲁迅的工作环境的多变。换句话说，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频繁“跳槽”说明鲁迅的性格有问题，与同事关系搞不好。梁实秋还只是提到鲁迅性格的缺陷，认为他为人偏激，易感情用事，易被人利用。弦外之音，尚有怜惜之意。苏雪林则上升为人身攻击，说鲁迅人品有问题，故不为周围环境所容纳。

的确，在鲁迅短暂的一生中，他先后从绍兴到南京，到日/本，到杭州，到北/京，到厦门，到广州，到上海一路生活过。进过不少单位（包括政府机关、大学、中学等），与不少同事有龃龉（包括顾颉刚这样的学者）。如果凭此就能说明一个人的性格或人品有问题的话，那株守一地的山民、尸位素餐的蹲坑族岂不成了圣人！苏雪林们赖以吃饭的杜甫岂不成了人品极有问题的“流浪猫”？杜甫的“跳槽”经历可比鲁迅惨多了！

不仅如此，鲁迅一生由吃公家饭到做个体户，在中国知识分子为独立人格而努力抗争的历史画卷上，书写了浓浓的一笔。惟有经济独立，方有言论之自由。鲁迅达到了这个目的。结果生活在体制内的梁实秋、苏雪林反而借此嘲笑鲁迅的丢了“饭碗”。这其实就是“人”与“奴”的区别！

梁实秋忠于职守，一生教书治学，勤勉有成，其译莎成绩及《远东英汉大辞典》编辑工程均能泽被后世，算得上是体制内的好“奴”；苏雪林就不同了，至多是个劣“奴”！她炮制的大量文字垃圾，有时让她的老师胡适也觉着臭气熏天，实在闻不下去。胡有一次写信告诉苏雪林，叫她别去“研究”《红楼梦》了！因为苏的学力实在太浅，功利心实在太急切。我有次硬着头皮翻翻她的《唐诗概论》，结果实在看不下去。真不明白她是在怎样教育别人家的子弟的！

由此，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可贵，梁实秋的可敬以及苏雪林的可鄙。

2007年9月3日于甬之南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感觉比较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