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人物介绍

赵树理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晋城工作。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2019年9月23日，赵树理长篇小说《三里湾》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中文名：赵树理

别名：赵树礼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

出生日期：1906年9月24日（丙午年）

逝世日期：1970年9月23日（庚戌年）

职业：小说家

毕业院校：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院

代表作品：《小二黑结婚》《灵泉洞》《三里湾》《李有才板话》等

流派：山药蛋派

人物生平

赵树理，中国著名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文学的创始人。

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曾在河南笔铺当过学徒，还走村串户卖过中草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农民的艺术。青年时代曾外出流浪求学，一度接触到新文学，受到极大影响。

1920年赵树理考入磕山完小，一次考一九二三年赵树理从磕山完小毕业，去小学教书，因为没有靠山，不久便被解雇了。赵树理的父亲对此耿耿于怀，又向地主借了债，让儿子去长治读书。

1925年夏，赵树理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

1929年春，扩沁水县招考小学教师，他名列魁首，被分配在薪水比较高的西关模范小学教书，引起同行的忌妒。有人告密，说他是***。于是被国民党县党部逮捕，送到省陆军监狱，不久又把他过渡到反底，赵树理到太原，没有职业，卖文为生。史纪言、王中青主编的《山西党讯》文艺副刊经常登载他的稿件。

从1930年底开始，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在抗战前的几年间发表了《金字》、《盘龙峪》等小说。

1932年因父亲一生务农，会编簸箕、治外科、看风水、还是八音会的重要成员。赵树理从小热爱劳动，还常跟他父亲到八音会里凑热闹，在那里他学会了吹拉弹唱。

1936年夏，史纪言、王中青回长治办乡村师范学校。他们邀请赵树理到“乡师”当国文教员。

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加入中国***。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事务，编报纸副刊，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乡师”停办。赵树理回阳城参加了“牺盟会”。当了区长，公道团团长，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因为他出生于农村，对民间戏剧、秧歌小调及农民的口头语言颇熟悉，所以上级调他到《黄河臼报》太南版主编《山地》副刊，专门揭发阎锡山派到各地的爪牙的劣迹。

1939年十二月，阎锡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逮捕牺盟会员。上级把赵树理调到一二九师《人民报》编通俗副刊。不久又把他调到《新华日报》太行版主编专发小报《中国人报》。在这三次办小报的过程中，赵树理写了几十万字的鼓词、小小说、小杂文，可惜都没有保存下来。

1941年赵树理调到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针对黎城县的离卦道暴动，他写过一个批判会道门的戏《万象楼》。还写过一个清算地主剥削的戏，叫《清债》。

1943年赵树理和王春一块调到北方局党校政策研究室工作。他在左权县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民兵队长岳冬至和智英祥搞恋爱，被混进村政权的坏人害死了。经过艺术概括，他写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同年十一月，赵树理又写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这部作品是配合减租苟成息斗争的，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对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1944年赵树理被调到华北新华书店专门从事文艺创作活动。这年夏天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群英会，赵树理采访了孟祥英、庞如林等人事迹，写了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鼓词《战斗和生产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同年他还写了个短篇《地板》。

1945年冬，赵树理回家探亲。他在故居西小楼上创作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这部小说揭露了旧社会地主集团对贫下中农种种剥削压迫，它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的。

1946年赵树理在阳城县见到好多归乡人员到处钻头觅缝找事干，恐我们有些新同志认不清楚，所以写了短篇《催粮差》。此后不久，作者又写了短篇《福贵》。

1947年，赵树理写了三幕话剧《两个世界》，揭露国民党庞炳勋部队在陵川的血腥统治。同年还写了短篇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小经理》。《刘二和与王继圣》原计划反映抗战爆发前后，地主与农民的对抗和斗争的，只写了抗战前的一部份，后因提纲失落，小报停刊，未再续。

1948年赵树理在河北平山县写了中篇小说《邪不压正》，叙述土改后期(平分土地)，一个流氓乘机窃取权力后被整顿的故事。

1949年，赵树理随新大众报社进入北京。新大众报社被全国总工会接管后，赵树理就被调往文化部戏剧改进局曲艺处当处长。不久又调北京市文联，被选为文联副主席。他看到北京市的文艺阵地充斥着封建主义的东西，新老文艺工作者没有很好组织起来，于是积极筹备组织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了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对推动北京市的普及文艺运动作了有益的贡献。

1951年春，晋东南地区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到武乡县监漳村协助建社，还到窑上构、枣烟两个农业社住了一个时期，对农业社成立后农民的思想状况以及劳动组织、经营管理情况作了全面考查。

1952年春，赵树理重返晋东南，到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社蹲点。从秋收、分配、扩社、并社一直到准备开渠他都参加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矛盾冲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年底赵树理回到北京，拟订了长篇小说《三里湾》的创作计划。

1954年赵树理还写过一个短篇叫《求雨》，它说明土地改革虽然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没有清除农民的封建意识。

1955年秋，赵树理参加了高级社运动。来年春写成泽州秧歌《开渠》。反映了在高级社运动中怎样促进人们改天换地的积极性。

1957年赵树理在自己的家乡尉迟村参加了全民整风运动。他看到中农干部中有一种和事佬思想，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这种现象虽不太普遍，却有一定代表性。为了教育这部分人，赵树理创作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

1958年，赵树理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故事为题材，创作了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赵树理说，灵泉洞下集早想好了，等年龄大了、行动不方便时，再去完成它。可惜作者的宏愿没有来得及实现，就被“四人帮”夺走了生命。

1959年十月，赵树理任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他看到干部中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现象比较严重，特意把下边看到的情况反映给中央某负责同志。1959年反右倾时，他成了全国作协重点批判对象。这年九月，赵树理写了短篇小说《老定额》，这部作品是反对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的。

1960年三月，写了《实干家潘永福》，不久又写了短篇小说《套不住的手》，积极提倡实干精神。

1962年一月，赵树理写了短篇小说《杨老太爷》，讽刺有资本主义思想的老人。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赵树理应林默涵之约，写了短篇小说《张来兴》，是通过一个老饮事员之口写二十年的社会变化的。

1963年赵树理写了短篇小说《卖烟叶》，描写一个投机青年的卑污行为。作品一发表，就受到批判。实际上作者的主观意图还是好的，想通过扎火针的办法，教育犯错误青年迷途知返，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年夏天，赵树理到长治黄碾公社曲理大队参加四清运动。一九六四年春，又到陵川县黑山底大队采访董小苏的模范事迹，回到长治以后，写了剧本《十里店》。作者自以为重新体会到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要主题。演出后，争议很大。

1965年春至1966年夏，赵树理在晋城任副书记。工作中他发现学毛著学大寨都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要讲究实效，不图虚名的主张。

1966年春，全国人民都在学习兰考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赵树理亲自到兰考体验生活，回晋城后，着手创作《焦裕禄》剧本，只写了三场，就被打成“黑帮”揪出来了。

在文革中赵树理成为“周扬树立的黑标兵”，遭到长期的迫害、批斗。196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被押着游街示众，曾被打断肋骨，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

1970年6月23日被“隔离审查”，9月17日继续接受批斗，9月22日病危，9月23日含冤逝世，终年64岁。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赵树理的家乡在山西省晋东南的沁水县嘉峰镇慰迟村。从1912年起，祖父就教他认字、写字，念《三字经》、《百家姓》等一些封建或宗教道德格言。所以在青少年时代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占据他头脑的依然是封建礼教的正统思想。

1922年冬天，赵树理与同邻村张家山一位姓马的女子结婚。这位马家姑娘是一个守封建妇道的女人，比赵树理年长一岁，高大结实。刚结婚之初，赵树理的头脑中仍然是夫为妻纲那一套，为了维持纲纪礼仪，他时常摆起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要妻子服从，有时还到母亲那里告状，以婆婆压媳妇。

高小毕业后，赵树理先后在外地上学、教书，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备受辛劳。1929年春马氏夫人不幸病故，年仅24岁。马氏夫人生有一子，取名大湖，学名赵广元。

赵树理的第二位妻子关连中与赵树理共同生活了38年，他们在风雨之中相互扶持，情真意笃。关连中不仅是赵树理家庭里的贤妻良母，也是作家当之无愧的知音。

1932年，赵树理与关连中结婚。婚前两人互不相识，婚后也是聚少别多。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编辑过《中国人》、《黄河日报》等报纸的副刊，四处辗转，在一次日本人的扫荡中，差一点在悬崖掉下，成为烈士。

在赵树理投身革命的几年中，一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关连中身上。她贤良淑德，任劳任怨。虽然赵树理一走就杳无音讯，左邻右舍更是众说纷纭，但是关连中却始终如一，她坚信洞房里俩人曾经立下的“白头约”。

1943年冬，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老人被日本兵抓住，惨遭杀害。关连中满怀悲愤，代丈夫安葬了公爹，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继续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穷苦家庭。

解放后，赵树理有固定的工资，有源源不断的稿费，仅《三里湾》一书，赵树理收到上万元的稿费，加上国外出版机构汇来的外汇，使他有些不安，最终决定不再拿国家的工资。

生活上富裕了，然而，他仍然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在下乡，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妻子、儿女们总是离多聚少。

文革生活

“文革”开始后，赵树理被打成“黑作家”、“周扬黑帮”、“写中间人物的祖师爷”，他的作品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本人也遭到肉体上的残酷迫害。关连中为丈夫吃了不少苦头，但她毫无怨言。当造反派对她进行人身攻击，骂她是“黑帮的老婆”时，她毫不示弱地回答:“做黑帮的老婆是我的本分！”有时候，赵树理的指导关连中读书认字，让她能够读书看报。

1970年9月，赵树理在“文革”动乱中被迫害致死，年仅64岁。

个人作品

写作风格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社会影响

当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他的《小二黑结婚》等通俗小说尚未引起知识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认可时。赵树理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提倡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有巨大影响。

由于赵树理作品与中共其时对文学的要求契合无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学界对赵树理进行了大力推崇，甚至一度还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人物评价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评论家周扬评）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中国作家网评）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1]

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晋城工作。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代表作家是赵树理，主要成员包括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人称“西李马胡孙”。

　　山药蛋派的浮沉

　　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特殊时空环境是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产生的客观基础，作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作家对农民的态度。“山药蛋”派的大众化形式成为政治话语与民间对话的一种交流方式。而“山药蛋”派从辉煌走向衰落正是作家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模式和时代的契合与疏离。

　　40年代的晋冀鲁豫边区和晋绥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翻身农民逐渐成为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人，而且成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一改过去他们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不再是知识分子同情与启蒙的对象，而成为知识分子崇敬与热爱的对象。知识分子开始向农民学习，挖掘其身上的可爱之处。此时农民大众成为作家创作服务的对象。赵树理带着他浓厚的农村生活基础，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怀着他对农民的深厚情感，一往情深地写出了翻身农民喜爱的“山药蛋”派作品。

　　“山药蛋”派作家的农民本位思想，使他们以仰视的目光把农民作为其创作主体，而且把农民的文化价值视为一种审美理想。他们创作的农民视角博得了农民群众的欢迎。解放区的高昂精神面貌传染给作家一种乐观主义哲学观，使他们过分乐观地看待农民，表现人物性格的美与善，忽视其人性上的弱点，完全以农民视角审视问题。但是，农民本位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对问题的深层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在延安这片解放区土地上的作家，表现出了某种停滞，没有及时调整其时空观念，“山药蛋”派作家的思考方式与创作模式便逐渐成为他一种不想摆脱的枷锁。

　　形式有时可以作为内容来理解，有时形式与意识形态有某种潜在的关系。40年代的政治现实引起了一场以弘扬民族意识和本土意识为内涵的政治文化运动。赵树理的农民立场和民间形式的写作在潜意识中契合了这场运动。政治话语找到了与农民沟通信息的方式，而农民也找到了向上传递对生活状况看法的话语方式。赵树理的创作方式成为被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共同接受的一种存在。赵树理的创作不仅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民族特色，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民间意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种创作方式加以肯定，使赵树理的创作被称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一种暗合。赵树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选择大众化创作为其安身立命之地，完全是一种理性的自觉行为。这一方面取决于他来自民间的生活基础，从而有着服务民间的创作思想，更重要的是他读了《讲话》后，认识到农民将在未来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民间文化也将改变命运。他的创作要求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就是要以他的创作方式，向上与政治意识相接通，传达时代精神，向下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反映农民生活，从而使其明显区别于以往作家农民题材的创作风格。50年代，赵树理仍然坚持他的民间意识，完全站在农民立场上观察问题，继续揭露农村干部的阴暗面，这已不是阶级分明的时代政治意识所需要的。文本中的民间话语与时代政治话语产生龃龉，以至赵树理晚年不得不放弃大众化小说的创作，转向传统戏曲。“山药蛋”派的创作方式在《讲话》发表以后戏剧性的命运，可以说是作家农民立场或民间意识创作走过的尴尬道路。

　　半个世纪的“山药蛋派”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写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家被文学界调侃为“山药蛋派”。原因是这些作家都是山西人，作品都涉及农村生活，再加上他们都喜欢用“土得掉渣”的乡土语言，文学评论家们就用山西最有名的土特产给他们命名。

　　最初的这种称呼是带有贬义的，因为用土豆入菜很少有叫得响的佳肴。那个年代的评论家们就用这个词意喻这个流派的作家及作品都比较土，难登大雅之堂。但很快，“山药蛋派”的作品就得到了文学评论家的认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锻炼锻炼》，马烽的《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作品在中国文坛上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山药蛋派”是一个有特点、有成就的重要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的辉煌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这些作家再也不能主宰文坛时，他们仍然发挥自己的特长，继续写作。马烽和孙谦合作的《新来的县委书记》被改编为**《泪痕》，被认为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之后又创作了**剧本《咱们的退伍兵》，这两部**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奖项。

　　如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辉煌成就的“山药蛋派”只留下80岁高龄的胡正。可以说，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这一代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个流派还包括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一批小说家。

赵树理的主要代表作品有五部:

1、作于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

2、作于1943年的《李有才板话》

3、作于1946年的《李家庄的变迁》

4、作于1946年的《富贵》

5、作于1958年的《邪不压正》

赵树理的作品始终以三农为出发点，密切关注农村和农民生活，被称为“人民艺术家”，是“山药蛋”派文学的创始人。

《小二黑结婚》主要描写了抗战时期解放区一对男女为追求婚姻自由，冲破封建传统和守旧家长的阻挠，最终结为夫妻的故事。

《李有才板话》主要讲了抗战时期，李有才与地主把持的村政权、村干部，以快板书为武器，同他们进行斗智斗勇而取得胜利的故事。

《李家庄的变迁》通过把铁锁的个人生活为线索贯穿于整个李家庄的变化之中，将抗日战争作为背景，叙述了农民于地主的斗争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的故事。

《富贵》讲述了一个被旧社会逼的流入下层社会的所谓“下等人”于各种人抗争的故事。

《邪不压正》是一部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