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婚的意思解释

求婚的解释

[make an offer of marriage;propose]

要求与己结婚 她的求婚者足有一打 详细解释 亦作“ 求昏 ”。男女中的一方请求对方与己结婚。 《晋书·姚兴载记下》 ：“今来求婚，吾已许之。” 唐 李复言 《续玄怪录·定婚店》 ：“ 杜陵 韦固 少孤，思早娶妇，多方求婚，不成。” 宋 孔平仲 《孔氏谈苑·杨大年不愿富贵》 ：“﹝ 王旦 ﹞卒时，属其家事一付 大年 。 丁晋公 来求昏， 大年 令绝之。” 清 王韬 《淞滨琐话·魏月波》 ：“﹝ 魏月波 ﹞丰姿娟丽，有 如初 日 芙蓉 。远近咸啧啧艳其美，争求婚焉。” 庐隐 《 海滨 故人 》 四：“在路上 玲玉 告诉 露沙 ，这次 剑卿 向她求婚， 已经 不能再坚执了。”

词语分解

求的解释 求 ú 设法得到：求生。求成。求知。求索。求证（寻求证据，求得证实）。求实（讲求 实际 ）。 求同存异 。 求全责备 。求贤若渴。 实事求是 。 恳请，乞助：求人。求告。求乞。求医。求教。求助。 需要：需求。供过于求 婚的解释 婚 ū 男女结为夫妇：结婚。新婚。 已婚 。 婚姻 。婚约。婚礼。婚变。婚娶。婚外恋。离婚。 部首 ：女。

　　孙中山在英文回忆中提到The Young China Party时，用的字眼是“join”（加入，投身），如果这个The Young China Party就是兴中会的早期英文名称，那么，它显然不是孙中山创办的。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很可能才是这一组织的创办者。

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他于1893年在澳门知悉有一旨在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其组织英文名称为“Young China Party”；孙氏“投身为彼党党员”（Joining it），同时还承认“Young China Party”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些自述文字，与“檀香山兴中会是第一个革命团体”的定论严重背离。寻绎史料，只有一种解释能符合孙中山的自述，那就是：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澳门加入兴中会；郑观应定居上海后，将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后来，郑观应退出了这个组织，由孙中山接续下去。一个重大疑问1897年，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说：“兴中会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武之地，则定于广州。”（The head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 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对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也未看到学界先进作过合理解释。众所周知，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11月，香港兴中会则成立于1895年2月。两个兴中会的关系如何，未经彻底研究。香港兴中会章程称：“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页22。）檀香山、香港两会似是平行分会，然则“总会”何在？香港当日不在中国管治范围，故“总会设在中国”，意味着不在香港；从《伦敦被难记》的措辞看，总会也不在广州。那么，只有设在上海，才符合孙中山的夫子自道。《檀香山兴中会员及收入会银义捐时日进支表》称：“共进银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支孙逸仙汇单通用银二千元（五二算），支孙逸仙自带一百元，支附电信回上海电资二十元〇八毛。”（《革命文献》第64辑，页207）据学者陈明远的研究，清末一标准银元合2009年人民币200元（《历史上银圆的购买力》，《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4期）。孙中山往上海打电报花了20。8美元，按1：0。52折算成标准银元为40元，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8000元！孙逸仙是广东人，花这么多钱打电报到上海，究是为何？若是兴中会总部设在上海，问题就涣然冰释了。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又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孙中山全集》第六卷，页230）宋跃如（宋耀如）上海来信，与支付“上海电资”相呼应；这封信，相当于上海总部给孙中山的指令。孙文接信之后改变行程，显示他听命于某个更高的权威。据冯自由记述，1894年孙中山到上海找郑观应，“郑……政见颇与总理吻合。职是之由，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宋跃如二人”（《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页13——14）。从“职是之由”一语，可知孙中山结识宋耀如是经由郑观应介绍的。郑观应浮出水面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回到香港；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成立，但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陈少白却未出席。原来，陈少白受孙中山的委派，到上海专程找郑观应，而且住了近一个月。陈少白回忆：“在正月十几，又要我到上海来找郑陶斋。当时还有一两个人也找回去帮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个月，所找到的人，还有一个陈廷威，陈廷威是在水师学堂毕业，以前在小兵船当大副，这时适在赋闲，所以我就带了他回来。”（《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陈少白稍后又说：“陈廷威幼习水师，甲午前曾充某军舰大副，卸职闲居。甲午年在沪，由郑官应介绍结识孙先生。乙未年， 到香港，使入广东内地，联络绿林。”（《兴中会革命史别录》，《辛亥革命》第一册，页77）郑观应推荐了曾任“广乙”军舰枪炮大副的陈廷威，由陈少白把他带回广州。此时找来个“枪炮大副”，不会是为了开农学会；后来广州起事，另有程璧光、程奎光两个海军军官参与。显然，郑观应对广州举事的内情一清二楚。陈廷威跟郑观应交情很深。1894年8月，甲午战争刚开始，郑观应向盛宣怀推荐陈廷威；8月12日，陈廷威向盛宣怀递交了一封求职信（《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页141）。8月14日，郑再发一信，询问“大副陈廷威，能用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轮船招商局》，页553）过了三天，郑又催促：“月初有‘广乙’前大副陈廷威颇有胆略，极愿投效，已有禀求差使，不悉已邀尊鉴否。其人如何，询李云龙便知详细矣。”（同上，页555）郑观应反复推荐，盛宣怀却没有回音，恐怕是通过李云龙了解到陈廷威人品极差。果不其然，广州起义失败，陈廷威成为第一个叛徒，受清廷委派负责“跟踪缉办”孙中山（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图版“墨领密件”）。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廷威到北京找军机大臣廖寿恒，自告奋勇要到日本缉捕康有为、孙文（谢俊美《营救维新志士的军机大臣》一文所引廖寿恒日记）。1894年初，孙中山计划上书李鸿章。陈少白回忆：“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官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它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辛亥革命》第一册，页29）陈少白的说法，有掩盖，也有“泄密”。孙中山到上海，不是“找着”郑观应，“碰到”王韬，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事先安排好的。王韬曾上书太平天国，为此逃亡香港多年，郑观应偏要找一个有反清经历的人来见孙中山，双方又“一见如故”，岂非早有默契？《上李傅相书》“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二十字纲领，借鉴自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篇长文的重心落在最后三段，目的在于取得李鸿章的支持，申请“游历泰西各国护照”，回国后组织农学会，招集农民垦荒。具体的项目，包括用新技术种桑养蚕、对土产**进行深加工等。隐藏在这些表面文章背后的真正目的，似是以开发农业为名，向海外华侨集资，（清朝历史 ）组织兴中会的海外分会，为日后举事储备资金和人才。可惜此次北上，碰到中日冲突酿成甲午之战，李鸿章无暇接见。孙中山等待无果，只好回沪，最终凭借郑观应为他在江海关弄到的一张护照（《兴中会革命史要》），到夏威夷去了。郑观应绝非普通商人。1884年中法战争初起时，郑观应投笔从戎，入钦差大臣彭玉麟幕，充湘军营务处；6月11日，郑观应潜往法占西贡刺探敌情，再转往暹罗面见国王，希图说动暹罗与中国夹攻法军（见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郑观应此行虽未能达成“合纵抗暴”的目的，但可看出他为人“好奇计”，对军事冒险活动极有兴趣。1895年2月初，当看出日军有向北京进军的趋势时，郑观应寄密函给信盛宣怀，请盛氏“回籍仿西法创办民团，以保护苏松沿海一带地方”（《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96）此说在当日可谓惊世骇俗，暗示在京城不保、清廷被彻底击败时，在江南地区另举义兵，带有将南方从满清独立出来的意味。陆皓东是牵线人孙中山和郑观应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何时建立起来的？学界以往的研究，多上溯到1887——1892年香港学医时期，但都未能还原具体的场景。夏东元、易惠莉从事郑观应研究数十年，成果丰硕，已将球带到门前，尚欠最后一脚，至为可惜。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自述：“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趋，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 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 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括号中“按即兴中会”5字，为1912年中文版译者甘永龙所加，事后未见孙中山对此译文提出修正的要求。）英文原文为：“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a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中略）后来学界对Young China Party的译法迭有争议。邹鲁据此认为兴中会于1892年在澳门成立；冯自由及其他学者则竭力加以否认。《孙中山全集》编者据多数学者认为兴中会1894年才在檀香山成立的意见，断定译为“兴中会”不妥当（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0页下注）。笔者以为，《伦敦被难记》还记述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oung China Party”之事，此时香港兴中会已经成立，足可证明“Young China Party”为兴中会早期英文名称。我以为邹鲁的解读是对的，惟时间应是1893年。据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所载，郑观应以招商局帮办身份，从1893年2月起，从上海携招商局文案吴瀚涛巡查长江各分局；5月19日，接到其父郑文瑞在澳门病逝的消息；5月22日，自汉口回粤奔丧。在澳门“守制”一段时间后，9月9日，与吴瀚涛一起经香港回沪。又据《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1892年12月18日前到澳门行医，1893年9月25日在《镜海丛报》刊登《声明告白》称“本医生有事晋省”赴广州（《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61、65）。按当时航速估计，从汉口乘船到澳门应不超过一周时间，5月底可抵达。从1893年5月底至9月8日，孙、郑二人同在澳门时间超过3个月，至少会面两次。郑观应第三子郑润燊转述乃父回忆：“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页348）他在澳门受郑观应的感召，开始从事政治活动。郑随后将孙中山有关自种**的建议，写进了《盛世危言·农功》篇中。此时坐在郑观应身边的秘书吴瀚涛，是1895年广州起义中预定的四大“统领”之一。（《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页82）他们的会面，介绍人就是陆皓东。1911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我的回忆》中说：“正当我在澳门为开业而奋斗，而我的奋斗又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一天晚上，有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来访，……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48）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1897年、1911年两次回忆此事时，用的是同一个词“加入”（join）。也就是说，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都不说自己创立了兴中会。陆皓东自上海回乡以后，在顺德杏坛投资经营“兴利蚕子公司”（丁身尊：《关于孙中山在顺德县创办蚕子公司的调查材料》，《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3册，页240——241），在顺德大良开设绸缎庄（李伯新：《孙中山史迹忆访录》，页90），与孙氏所述“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年轻商人”吻合；此事发生的时间，是“由于葡萄牙医生的歧视而四处碰壁的时候”，也即1893年夏秋之间。“那一晚我加入了Young China Party”，即加入兴中会，介绍人正是陆皓东。据黄健敏所引陆灿手稿《陆皓东公事略》：“前沪宁铁路总办、旅沪邑人郑陶斋钦仰其人，认为谊子”（《翠亨村》，文物出版社，页214）。“认为谊子”一说，证明了郑、陆两家存在特殊关系。陆皓东在上海出生，到12岁父亲去世后才回乡，后又到上海电报学堂读书，而郑观应曾任上海电报局总办。陆皓东之嗣孙陆玉昆、陆玉良在《对〈革命第一烈士——陆皓东传〉的几点补正》中谈到：“郑陶斋与先曾祖父晓帆公在上海合资经营生意。”（台湾《近代中国》1989年第8期）郑观应曾在《致梁纶卿道友书》（《郑观应集》下册，页35）中自言：“弟昔与阁下及陆晓帆兄同盟，善相劝，过相规。不幸晓帆已先逝世。自愧福薄多难，靡所成立。”陆晓帆即陆皓东之父。此函受主梁纶卿，是郑观应几十年的老朋友。1914年，郑观应立遗嘱时，梁是唯一的“知见人”，即此可见交谊之厚。郑、陆、梁三人“同盟”，陆氏早逝，故郑以陆子皓东为“谊子”，且多有照拂，也在情理之中。郑、孙的首次见面，由兼有郑观应“谊子”、孙中山“死党”双重身份的陆皓东引介，最为合适。正是有陆皓东的牵线和事先铺垫，两人才能一见面就谈到政治改革甚至反清这样敏感的大问题。郑观应销毁证据在1894年初版的《盛世危言·农功》篇中，赫然出现了这么一段话：“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文中“吾邑孙翠溪西医”，必是孙中山无疑。等到1895年郑观应修订该书时，则改称“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郑氏用新的八个字换掉原来的八个字，用的是传统刻书行业常用的“挖补”方法。显然，郑观应要掩盖他与孙中山非同寻常的关系。郑观应若在1895年10月26日起义失败以后删改此文，毫不稀奇。但是，种种迹象表明，郑观应早在1895年5月前就已作了改动。当年4月20日，江苏布政使邓华熙派人将此版《盛世危言》抄写后恭呈御览，5月14日接到朱批：“知道了，书留览。”光绪帝阅后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发给臣工阅读。设若该书中赫然出现“吾邑孙翠溪”字样，10月26日广州事败后郑观应必定难逃风险。事实上，10月26日之后并无告发之事发生。据此，似可作如下推论：在4月20日这一进呈本中，“吾邑孙翠溪”已被删改。《盛世危言》进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若能加以核对，真相不难大白。189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会见了回澳门奔丧的郑观应，加入了兴中会（Young China Party），冬初到广州联络同志，召开了“抗风轩会议”；年底，孙中山按照与郑观应商定的计划，起草《上李傅相书》；年底或1894年春，郑观应将孙中山有意往海外学习农业技术、自种**的设想写进《盛世危言》中；1894年春，他到上海，经郑观应介绍，认识了王韬、宋耀如、陈廷威，遂请王韬润饰《上李傅相书》；郑观应致函盛宣怀，为孙大力吹嘘，希望安排面见李鸿章，并申领出国考察农业护照；李鸿章碰到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无暇也无心接见；孙中山回沪，郑观应为他向江海关领到护照前往檀香山，并安排将《上李傅相书》刊登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在1895年初香港兴中会成立前的重要关头，孙中山派陈少白到上海“总部”谒见郑观应，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不久，邓华熙将《盛世危言》进呈给光绪皇帝，获得嘉许，郑观应因此燃起了和平改良的希望，决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但他仍在5月份专程到香港，呆了一个月（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中册，页457页下注）。两人是否又在香港、广州见面？迄未看到相关记载。易惠莉早已注意到：“郑观应1895年5、6月份在广东，对孙中山革命党人准备广州起义的活动不可能毫无所知，从当时何启等在港中西方人士较深地涉及孙中山的起义活动看，再就此前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关系看，革命党人此时曾与郑观应有所联系也不无可能。”（《郑观应评传》，页485）遗憾的是，易惠莉未能继续深挖下去。郑观应的重要书信，都收录在《盛世危言后编》中，后来他自己曾反复加以删改。刊印该书的翰华阁书店老板冯廷襄1912年称：“……此前已修改过三次，现因辛亥后形势变化，还须再改。”（《郑观应年谱长编》，“编辑说明”）夏东元采访过郑观应三子郑润燊后，在采访札记中也称：“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别后有书信来往，但不多。说其父对孙中山有过资助，孙中山还留下借条。这些书信和借条，早就被其父烧毁了。”（《郑观应年谱长编》，页384）恰恰是这些物证的被毁以及《盛世危言》的删改，使得事情愈发扑朔迷离，难获真解。改良与革命，或许只有一纸只隔综上所述，笔者推导的结论或许令人惊讶：郑观应才是兴中会的创始人；兴中会在澳门创立，并将总部设在上海；但郑观应本人在1895年选择退出；孙中山1893年在澳门加入了兴中会，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被上海总部召回准备举事，在郑观应退出后接过这面旗帜，走上激进革命之路。改良与革命之间并无鸿沟，或许只是一纸之隔。

角直镇隶属于苏州市吴中区，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的东部，北靠吴淞江，南临澄湖，西接苏州工业园区，东接昆山市。距苏州市区十八公里，上海虹桥机场五十八公里，苏沪机场路穿镇而过。

角直有一个难识的地名，也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地方。角直的“角”字有三横三竖，左上角加一撇构成，这正是历史上本地区的河流形状。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风光优美，是太湖流域水网地区的一块宝地。素有“五湖之厅”、“六泽之冲”的美誉。

走进角直，就如同穿梭一道悠久的历史长廊。梁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保圣寺，白莲寺的兴建，加速了集镇的形成，逐渐形成了一里见方的市镇，时称“甫里”。宋、元时期(11世纪)，角直已初步形成了现在的格局。明代(14世纪)正式设里甫镇，为长洲县五镇之一，成为“郡东乡镇之首”，商贾云集，居民近万户，是繁盛的水乡市镇。清代(17世纪)改称角直，属元和县，以后一直是苏州东郊的重要城镇。

因此，2500多年的历史沉积为江南古镇所仅见，悠悠的河水、曲曲的河、弯弯的桥、窄窄的街、深深的巷、长长的廊、斑斑的粉墙，沉沉的黛瓦，参差万户人家，纷陈百号商贾、体现了经典的江南水乡文化，无怪乎，费孝通先生称角直为“神州水乡第一镇”。

角直古镇景区

水乡水乡，水是水乡古镇的灵魂。角直地处太湖流域，是水分水析、水系水萦、水抱水环的泽国典型。弯弯的河道似玉带环绕着古镇，碧波荡样的河道两旁是精美的、形态各异的缆船石雕驳岸，这也是古镇辉煌历史的写照。

因为有了水才会建桥，角直不但水秀，桥更美。在古镇区内五点六公里长的河道上，横架着形式多异的江南小桥七十二座半，有多孔的大石桥，有独孔的小石桥，宽敞的拱行桥，狭窄的石板桥，双桥、姐妹桥、钥匙桥、还有小溪上的半步桥，可谓“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七十二半桥”；角直古镇因此被茅以升喻为中国古代桥梁的博物馆，这些古桥把一平方公里的古镇装扮得精美绝伦。

建于公元503年的角直保圣寺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的半堂罗汉是缺憾美的极品，是国之瑰宝。这幅代表中国雕塑史上精湛技术的罗汉塑壁是唐代塑圣杨惠之先生的毕生性灵之作，他把干巴巴的泥土化作有情有思、有欲无欲、把无情叹息中的有情世界表现的如此酣畅淋漓。

角直古镇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文物众多，人文景观棋布。1917年，誉满中外的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先生踏上社会的第一站就来到角直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从此与角直古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1917年到1921年离开角直的近四年时间里，他与同事们自编教材，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实践，他带领学生创办了意含先生、学生共同努力的“生生农场”，他深入底层、贴近农民、使他的文学创作获得了大丰收。他先后发表了近百篇的小说和散文。在角直期间，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以及著名的以角直米行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等作品，他为中国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国人的一代师表。1988年12月8日，叶老不幸在北京逝世，根据叶老的个人意愿，他的骨灰在其亲属和各有关领导的护送下，归葬在第二故乡角直，这也是角直镇的光荣。目前由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题写馆名的“叶圣陶纪念馆”已成为了江苏省学校德育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古镇内还有角直澄湖“出土文物展览馆”，有“水乡服饰馆”、“万盛米行”、“农具博物馆”、“王韬纪念馆”和“萧芳芳演艺馆”等景观，让您在充分领略江南水乡风情风貌的同时，还能更多的赏析小镇深深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您能更加钟爱这座历史悠久的小镇。

被誉为“江南少数民族”的水乡妇女服饰是小镇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是一幅美丽的水乡风情画。小花布、老土布、绣花鞋、高管裤、对襟衫，配以束裙、束腰、包头巾，把水乡妇女的勤劳、美丽、淳朴、善良尽情地展示在您眼前。当您徜徉在古镇的街头巷尾，您一定会被这美丽的民族服饰所倾倒。悠久的历史，积存了众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使广大游客赏心悦目。水上迎亲表演，水乡服饰展示，刺双面绣、编草鞋等表演都是角直旅游区为广大游客精心准备的文化大餐。今年参加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各国官员观看后，盛赞这些表演是真正的江南民族文化，也是能够走向世界的文化。

角直古镇经过长期以来的努力，现在已是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地，是国家AAAA级旅游区。2003年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命名为首批“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目前，角直旅游配套设施基本齐全，有宾馆、度假村、特色餐馆，有琳琅满目的各种旅游纪念品，有规范的游客中心和一支高素质的导游队伍，旅游发展公司并已导入了ISO9001的管理。角直人民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正将角直古镇建设成理想的旅游目的地和华东旅游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导游词

欢迎各位来到角直古镇观光游览。角直古镇位于苏州东南约25公里处。古镇周围湖泊众多，河网密布，古镇上“小桥，流水，人家”到处可见。因此，可以说直是—个典型的“水乡泽国”。

角直，古称甫里。到清代才改称角直。角直；来源于“六直”。所谓“六直”，是指古镇东边的大直、小直、直上泾三条河道可以通达六处的意思。而“角”，则是占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吉祥的独角兽，叫角端。就是大家眼前看到的这尊雕塑上的形象。据说它具有行走速度快和懂各种浯言、信息灵通的特异功能，能够保证风调雨顺，护佑—方平安，所以取“川”与‘‘六’’在吴语中的谐音，将此镇命名为“角直”，同时，把角端作为古镇的镇标，立于此地，充分表明古镇人向往美好生活的良好愿望。

角直古镇隶属于苏州市吴中区。古镇面积仅为1．1平方公里。古镇北靠吴凇江，南临澄湖，境内水域宽阔，河道纵横，自古盛产稻、麦、淡水鱼类以及席草、菱藕等水生植物，堪称地道的“鱼米之乡”。

古镇不仅有丰富的水乡物产，而且与其它江南古镇相比，它更有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气息。古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吴王阖闾、吴王夫差都曾先后在这里营造过离宫。镇西南的张陵山是西汉丞相张苍的墓葬处；唐代诗人陆龟蒙曾隐居于古镇白莲寺西，至今仍保留着他的衣冠冢。古镇自元代创办了甫里书院以来，—直重视教育，培养的秀才文人不计其数。到近代民国初年，古镇更是率先兴办新学，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以及王伯祥、沈柏寒等均在此任教，为古镇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古镇留下了徐多的历史遗迹和名人足迹。从古寺、古园、古街到历史名人的古宅，整个占镇宛如—座琳琅满目的历史古物馆。其中，不仅能感受到历史的沧桑，不仅能得到文化的滋养。现在古镇—上保存着古堡圣寺、陆龟蒙词、叫圣陶纪念馆、沈宅、萧宅、万盛米行、王韬纪念馆等古迹和人文景观。尤其古堡圣寺中所保存的彩塑罗汉像是江南古镇中唯一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来古镇视察后，为古镇题写了“神州第一水乡”几个字。今天“神州第一水乡”已作为古镇人的骄傲，成了角直古镇的代名词。镇于1994年被命名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同时被列为太湖风景名胜区十三个景区之一。下面就请各位随我一同进入古镇去领略“神州第一水乡”的独特风姿吧。

[保圣寺]

角直古镇之所以有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镇上有一处新中国成立后进入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圣寺古物馆。至今为止，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江南古镇，恐怕也只有角直吧。

保圣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天监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和著名的“姑苏城外寒山寺”一样，同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历史上，屡次兴废。宋代是其香火最盛期，当时寺内殿宇达五千多间，僧众有千人之多，寺庙范围达半个古镇。到民国初年，寺内建筑几乎全部倒塌，部分寺基改建成了学校。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雄宝殿倒塌时，毁坏了殿内西壁的罗汉塑像，后经蔡元培、顾颉刚等著名学者文人的倡修，于1932年，在大雄宝殿的遗址上建造了古物馆以保护罗汉塑像。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古寺进行了整修。现存的古寺山门是

1994年时，按清乾隆年间的山门原貌重修的。山门—卜“保圣寺”三字是当代书法家费新我先生所题写的。

穿过题有“辅扬显秘”的山门，就可看到天王殿立于院子正中。天王殿建于明代，清末同治年间重修，但仍基本保留着明代风格，其昂嘴斗拱结构就是明代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其步柱的覆盆式柱础，则是北宋遗物。据考证这座天王殿是明崇祯年间在末代殿址上重建起来的。据说，建筑天王殿时未用一根铁钉，连接处完全以榫头相接，可见木工工艺之精巧。殿内原有四大金刚泥塑像，抗日战争时期均毁于日军之手。1956年，天王殿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天王殿庭院北面，就是在大雄宝殿遗址上建立起来的古物馆。院中有古寺的两件镇寺之宝。立于西侧的是一青石经幢，它原立于天王殿前东侧蟠竿夹石旁，用以驱邪降魔。经幢和夹石均为北宋遗物。其实经幢是从唐代开始出现的一种佛教石刻，一般由盖、柱、座三部分组成。柱体上刻有佛像、佛名或经咒。现存青石经幢上的字迹已看不清楚了。在庭院东侧有一只铁钟，高约1．5米，直径1米，此钟铸于明末清初。钟上铸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吉祥语。

古物馆中有著名的塑壁罗汉。馆前廊檐下有厂引任先生所题写的“保圣寺古物馆”匾额。古物馆门楣部上的“九罗汉圣迹”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汀所书，：据《吴郡甫里志》记载，原大雄宝殿建于；1013年北宋年间，殿内供奉有释迦牟尼佛像和十八尊罗汉，系唐代杨惠之所摹到之处。杨惠之是唐代吴县人，是与唐代“画圣”吴通广齐名的“塑圣”。由于泥塑作品不象石刻木雕那样容易保存，所以杨惠之的真迹作品千年不巧，实属不易。

1918年，史学家顾颉刚应叶圣陶、王伯祥之邀来宾游保圣寺，一堂保存基本完好的唐代圣手之作引起了史学家的注意。到1922年，顾颉刚发现罗汉部委员塑像严重受损兵折将，急待保护，于是四处奔走呼吁，要抢救“一千一百年前的艺术品”。后来在胡适、蔡元培先生的关心和倡导下，成立了“保存用直唐塑委员会”，集资并邀请了徐悲鸿、刘海粟、江小鹳、滑田友等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来考察研究，拟订保存方案。鉴于原大雄宝殿已倒塌，于是决定在殿址上建造一座古物馆来保存这批珍贵的艺术遗存。

古物馆动工于1930年秋，于1932年秋落成。古物馆原为平顶的罗马式红砖建筑，由于平顶容易积水，五十年代初发现屋顶漏水，于是对古物馆进行了修整，改平顶为坡顶。改成坡顶后，虽能泻水，但与寺庙整体建筑不协调。于是1987年再次对其进行改造，将屋顶改为歇山单檐式。

进人古物馆，迎面可以看到一堂座北朝南的塑壁罗汉。罗汉塑像，在许多寺庙都能见到，或为五百罗汉，或为十八罗汉，但他们几乎都没有任何背景衬托，而着这里则不同。塑壁上除了九尊罗汉塑像外，有山石、云朵和浪花，给人一种如临海上仙山和洞天福地的感觉，九尊罗汉塑像，除两尊像在讨论佛经外，其余均分散而坐，且形态、表情各异，给人以非常形象、逼真和自然的感觉，使整个图案少了一点宗教气息，添了几分人间的亲和力。

高居正中的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因十六罗汉和十八罗汉中都没有他，所以也有人认为正中的这尊像是梁武帝萧衍，是他被困台城时听天由命的写照。在达摩洞东面的是迦犀那尊者，也叫“望雁罗汉”，浓眉大眼，一看就是印度人。他的衣饰是众罗汉塑像中最华丽的。

在“望雁罗汉”下，有一对罗汉。东面的是诺矩罗尊者，慈眉善目的，像在讲经说法，所以他也叫“讲经罗汉”。那么他在讲经给谁听呢请看西面这一尊，一副认真听讲的神态，这就是“听经罗汉”，他的名字叫阿氏多尊者。

在“讲经罗汉”东面的是跋陀罗尊者。因为他面部表情奇特，所以也被叫做“尴尬罗汉”。

在达摩祖师西面的是难提密多罗尊者。瞧他那心宽体胖、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人称“袒腹罗汉”。

在“袒腹罗汉”西面那尊怒目圆睁的是戍博迦尊者。从他怒不可遏的神态上，他被俗称为“愤怒罗汉”。在他的下方是“寂寞罗汉”苏苹陀尊者，一副表情木然的样子。

在整个塑壁中坐在最西头的是半托迦尊者。他表情深沉，仿佛在思考什么问题，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沉思罗汉”。

我们现在看到的九尊罗汉像，只是原来保圣寺大雄宝殿中供奉于东西两侧的十八罗汉的一半，而且有多处残损。另外，关于它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唐代“塑圣”杨惠之，史学界从唐末以前没有十八罗汉，只有十六罗汉以及大雄宝殿建于北宋等方面分析也多有争议。但不管是出自杨惠之之手，还是末人仿杨的风格塑造而成，它那高超的雕塑艺术向人们展示了我国古代艺术家的智慧和才华，极具艺术感染力和文物价值。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它被列入了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罗汉塑壁前，还有两块青石雕刻而成的四面石造像，是六朝时的古物。以前一般置于街心，喻佛无所不在，观照众生。

[叶圣陶纪念馆]

现在各位来到的院子是叶圣陶纪念馆。这里最初是甫里书院的遗址。1906年兴办新学，把甫里书院改成了甫里小学，后来又改组成为“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校”，简称“五高”。叶圣陶先生于1917年春，应同学吴宾若、王伯祥之邀到“五高”任教，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四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他进行了教育改革的实验，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如：《寒晓的琴歌》、《低能儿》等，都是直接取材于角直古镇而创作的作品。因此，叶老一直深情地把角直比作自己的第二故乡。1988年2月叶老在北京逝世后，古镇人民为了表现对他的崇敬和怀念，将叶老当年执教的几处旧址重新修缮一新，辟为叶圣陶纪念馆。纪念馆正门门楼上镌刻的“叶圣陶纪念馆”，是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所题写的。

院子东侧的这幢两层楼建筑是当时“五高”的女子部。1919年，叶圣陶夫人胡墨林应“五高”之聘，曾在此担任过三年女子部教师。

院子中部是一间很像方亭的四面厅建筑。这是当年“五高”的博览室，也就是阅览室。现在四面厅当中的桌上放着一只花篮，花篮前安放着叶老的遗容面模，供人们瞻仰。

四面厅西侧是一间鸳鸯厅。当年是“五高”外地教师的宿舍兼办公室。靠北的一侧现已恢复了当年“五高”教师办公室的原貌。

院子北面是一字排开的七间平房，以长廊贯通，这就是纪念馆的展览厅。从东边的序厅开始，分八个部分，以照片、实物、文献资料等展品向人们介绍了叶圣陶先生的一生，以及在教育、文学、出版和社会活动方面的卓越成就。尤其突出介绍了叶老在古镇的工作和生活初情况。

从纪念馆北门出来，我们就来到了叶圣陶墓园。由花岗岩砌成的墓台坐西朝东。碑墙上镌刻着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叶圣陶先生墓”六个鎏金大字。墓台东面有座六角亭叫未厌亭。亭中匾上“未厌”两字是叶老遗墨。叶老早年曾将自己的住所称作“未厌居”。“未厌”二字就是学而不厌，不断追求，积极进取的意思。

[陆龟蒙祠]

从保圣寺西门出来，这里有一片空地。它的北面是创建于南北朝时期的白莲寺遗址。在白莲寺遗址以西，就是陆龟蒙祠，也叫甫里先生祠。这里原为陆龟蒙的宅园，北宋时建为甫里先生祠。

陆龟蒙是晚唐文学家，苏州人，别号甫里先生。家世显赫，祖上出过两任宰相。陆龟蒙从小刻苦读书，以期学成报国。然而运气不佳，应试不第。在这种怀才不遇的情况下，来到角直古镇买田隐居了下来。他不顾封建世俗观念，亲自下地干活。这在当时实属可贵之举。务农之余，他也经常泛舟出游，出入江湖之间，写下了许多反映吴地水乡生活的诗歌。作品有《甫里先生集》、《笠泽丛书》等诗集传世。他与唐代诗人皮日休最为要好，世称“皮陆”。另外，陆龟蒙对农具也很有研究，他写的《耒耜经》是研究我国古代农具的重要资料。

陆龟蒙衣冠冢占地约一亩。墓前立有清康熙和同治年间的石刻碑。

衣冠冢边有一清风亭，意思是称颂陆龟蒙“清风亮节”的高雅人品。清风亭旁有一水池，这是当年陆龟蒙养绿鸭的水池。因绿鸭善斗，所以水池又被称为斗鸭池。

清风亭、斗鸭池最初建于北宋年间，明、清时曾经重修过。清同治年间重修清风亭时还在亭中挂了“清风亮节”匾，并立了陆龟蒙的塑像。文革时，再次遭到破坏。现存的清风亭、斗鸭池均为一九八一年以后陆续修复的。其中陆龟蒙衣冠冢和斗鸭池均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斗鸭池东西两旁种有三棵古银杏树，据说是陆龟蒙所植。它们就像三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苍然屹立于此，见证着古镇的沧桑变迁。

[万盛米行]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叶圣陶先生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所写到的万盛米行。它的原型是万成恒米行。这家米行是民国初年由镇上沈、范两家富商合伙经营的，也是角直古镇上一家大米行。以前每到新谷上场时，这里门口的河道就会汇集起许多卖谷买米的船，装谷卸米的热闹场面可想而知。

这里五十年代曾改为粮食收购站和粮食仓库。现在为了适应旅游市场的发展，开发古镇的人文旅游资源，将其重新修葺为“万盛米行”，向各位游客再现民国年间小镇米市“前店后场”的风貌。面对河埠的三开间门面是卖米的店铺。高高的木制柜台上挂着“万商云集”的广告牌。店铺后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地上铺着石板，南北两边廊下陈列着各种种稻用的农具和加工稻米的器具。院后大厅叫“耒耜堂”，“耒耜”原指农具，也借指耕种。

[王韬纪念馆]

王韬(1828—1897)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改良主义先行者。他出身于角直古镇上的一个书香门第，十七岁就中了秀才。1849年，他接替父亲进了美国教会办的。

上海墨海书馆，从事文字润色工作。—一千就是十三年。正当他乏味于平庸无聊的书馆生活时，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他认为这是他出世报国的机会，于是积极上书“平贼”和“御戎”的方略，希望能得到朝廷的赏识和起用，但终究未能如愿。后来他因化名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一事被李鸿章以“通贼”罪名加以通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逃到了香港。在香港他主要从事翻译和办报活动。后来又到美国实地考察了两年多时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深深感到中国要强大，必须实行改革。1874年，他创办了我国新闻史上第一家以政论为主的报刊《循环日报》，并亲自担任主笔。这期间他还写了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论文，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王韬的变法主张比康、梁要早二十年，因此，可以说他是近代史上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王韬晚年生活在上海，曾担任过《申报》的编辑主任，而且还在上海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生活期间，他曾多次返回古镇。我们从他晚年的作品《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都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那份浓浓的眷恋之情。

现在辟为王韬纪念馆的这座清式建筑是王韬去上海墨海书馆做事之前的旧宅。占地约800平方米。其中主厅蘅花馆是一间面阔三间的鸳鸯厅。所谓蘅花馆就是杜衡花。古代常被用来比喻君子和贤达的清高。这里题作馆名是要表示主人的高雅志趣。蘅花馆正中有高大的木刻屏风，上面刻有王韬的主要生平事迹。屏风前有王韬半身铜像。

蘅花馆后有一小巧雅致的后花园，点缀有池水、假山，种有桃、柳、青枫、石榴等植物，给饱经历史沧桑的古宅平添了几分绿意和生气。

[吴东水乡妇女服饰展(沈宅)]

古镇上塘街上有一座石库门宅院，门前有一座青砖装饰的照壁，上面镌刻着“漪韵”二字，点出了水乡枕河人家的清雅风范。这里原来是民国时古镇名人沈柏寒先生的故居，俗称“沈宅”。

沈宅建于清末同治年间，占地约2500平方米，共分五进。建筑结构精巧，雕梁也极为精细，具有清代建筑的特点。尤其三开间主厅乐善堂是其精华所在，高大宽敞，梁柱凭栏间遍饰雕刻，而且前后重轩，冬暖夏凉，称之为古镇上最豪华的古建筑也一点不过分。

沈家在古镇上是以兴办教育起家的。其祖父沈宽夫于清光绪年间在镇上重建过甫里书院，而沈柏寒本人年轻时曾留学日本，专攻教育学。回到家乡后，把甫里书院改为甫里小学，成为古镇上创办新学的第一人。他还曾经为保护保圣寺唐塑捐过善款，受到古镇人的尊敬。

沈宅第二进现辟为“吴东水乡妇女服饰展”展厅。吴地水乡妇女的服饰以手工土布为材料；凭其特独的裁剪样式和素朴的颜色搭配，显得朴素而娟秀，乡野而淡雅，在江南水乡独树一帜。连穿戴这种服饰的水乡农家妇女也被戏称“水乡少数民族”。

这里展出的服饰，有形状和系法独特的包头巾，有大襟、纽襻、紧袖并且三色拼接的上衣，还有自腰齐膝的短作裙，以及展示水乡妇女灵巧手工的绣花百衲鞋。这些设计独特的服饰，既方便妇女的生产劳动，又能体现出一种水乡妇女健康的美，堪称独特的实用艺术品。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水乡的经济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人们的审美观也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而逐步发生着变化，水乡妇女的传统服饰正逐步从日常生活中淡出，但不管怎样，它作为吴地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对研究吴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萧宅]

古镇上除了刚才看过的沈宅外，其实还有一处富家宅院，这就是位于中市街的萧宅。萧宅虽没有沈宅那么华丽，却也有几分“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幽深感觉。

建于清光绪年间的萧宅，占地1000多平方米，有五进之深，是古镇上现存最完好的清代民居。原为镇上姓杨的武举人所建，后来卖给了萧冰黎，故称为“萧宅”。萧冰黎是镇上“五高”的教师，还曾与沈柏寒等人一起创办电灯厂，曾任乡议会副会长，为古镇的地方公益事业作出过诸多贡献。其孙女萧芳芳是香港**演员。现在萧氏老宅中设有“萧芳芳演艺馆”，介绍她的从艺经历以及艺术成就和社会活动等。

萧宅自门楼起，茶厅、楼厅、厢楼和饭厅都整齐地按规制建在同一中轴线上。楼厅虽为主厅，但却不算最高的建筑。萧宅的建筑特点之一是从门楼起，一进比一进高，寓意“步步高升”之意。在茶厅和楼厅前还各有一座砖雕门楼，上面分别刻有“积善余庆”和“燕翼治谋”的门额，都是由清末名士尤先甲题写的。“积善余庆”的意思是积德行善方保五福齐全；“燕翼治谋”则是说要善于为子孙后代谋划人生。

萧宅中原来也有不少雕饰，可惜在文革中遭到了严破坏，现已很难欣赏到其精巧的工艺了。

[古镇水乡风光]

用直古镇地处江南水乡地带，自古有“五湖之汀”之称，“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景观自然是随处可见。尤其是作为水景观主体的河道，曲折蜿蜒，宛如血脉一样，流到古镇的每个角落，给古镇注入了几多的活力和阜无限的生机。河道两侧石驳岸上至今还留有许多雕刻精美的船缆石，也叫系船石。它们不仅具有系缆拴船的实用功能，而且本身也都是一块块内涵丰富的石雕艺术品。那栩栩如生的如意、寿桃、蝙蝠等精美图案至念仍淡淡地透着古镇昔日的繁华。

与血脉般蜿蜒于古镇各处的河道水巷紧紧依偎的是一条条古老的石板街以及街道两边依街傍水的水乡民居。古镇人大多临水或面水而居，家与河之间也就只是几步石阶的距离。古镇人从日常的淘米洗菜、浆洗衣物到以舟代步，无一离得开水，似乎一天不下几次河埠头去洗洗刷刷，心里就总觉得空落落的。在这里，家与河的共存，人与水的亲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果说石板街是古镇的“骨架”的话，那么，一座座跨河连街的石桥，便可以说是古镇的“关节”了。它们不仅沟通了古镇的陆路交通，而且那多姿的造型、画龙点睛的桥联还为古镇的水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古镇上现存各种形状的小桥四十座，均为自宋到清乾隆年间所建的古桥。宋、元古桥一般采用质地松软的武糠石建造，而明代则采用青石造桥，至于用质地坚硬的花岗岩造桥则是丛明末清初才开始的。造桥石材的这种变化，客观上反映出古代水乡造桥技术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古镇上还有多处“双桥”，即建在河道交汇处，呈“L”形连在一起的两座桥。因其形似古代的钥匙，因此也称钥匙桥。许多游客一讲“双桥”，就会想到周庄，以为只有周庄才有双桥，其实不然。双桥在江南许多水乡古镇上都能看到，角直古镇上就有五处之多，尤其以古镇中心的三元桥和万安桥为代表。双桥又称“三步二桥”，即三步跨两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