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州(敦煌地区的古名)详细资料大全

沙州，古代行政区划，初始范围较大，辖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后来只有今甘肃省敦煌市。

敦煌四周皆为沙漠戈壁包围，位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端边缘。沙漠地带气候干燥，气温变化大，地面缺少经常性流水，植物稀少矮小，为风沙地貌。沙漠多集中在鸣沙山地带和党河两岸及其下游地带。地面物质主要由沙粒构成，地表覆盖大片流沙，广布沙丘，在风力推动下沙丘移动，往往造成严重危害。全市有沙漠765万多亩，占总面积的1636%，所以敦煌又有“沙漠绿洲”之称。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罗布泊荒原，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

基本介绍 中文名 ：沙州 辖境 ：敦煌、晋昌、高昌三郡等 历史沿革,敦煌市,史料记载, 历史沿革 沙州中国小重建效果图 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前凉文王张骏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设定为沙州，州治在敦煌。 唐武德二年（619年）置沙州，武德五年（622年）改置西沙州。贞观七年（633年）改为沙州。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沙州陷吐蕃。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起义归唐，大中五年（851年）建归义军节度于沙州。后张氏宗族内乱。其孙张承奉嗣节度使，叛唐自立“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天子”。此时回鹘也控制了河西走廊中部地区，“金山国”为打通东西交通，与回鹃交战，结果一败涂地。后回鹘攻打沙州，张承奉难以抵挡，只好投降。后梁乾化三年（914年）金山国亡，张氏绝嗣，沙州长史曹议金取代节度使地位，统领瓜、沙二州。宋景佑年间沙州为西夏占据。 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元至元十二年（1277年）立沙州，旋升沙州路，后升为沙州总管府。隶属甘肃行中书省。明永乐三年（1405年）置沙州卫。正德十一年（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1524年）明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 清康熙后期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1725年）建沙州所，次年升卫，采川陕总督岳钟琪奏，以甘肃省（包青海部分）56州县移民至党河两岸屯垦，以原县冠名敦煌县，隶安西直隶州。 民国初敦煌县属甘肃省边关道、安肃道，后隶甘肃省第7行政区。 1949年解放后属酒泉专区，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 敦煌市 敦煌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隶属甘肃省酒泉市管辖。东经92°13′-95°30′，北纬39°53′-41°35′。东西分别与瓜州县、肃北蒙古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相接。全市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其中绿洲面积1400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1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3万人。敦煌市辖5个镇、4个乡：沙州镇、肃州镇、莫高镇、转渠口镇、七里镇、杨家桥乡、郭家堡乡、黄渠乡、阳关镇；国营敦煌农场、青海石油管理局生活基地。市 驻沙州镇， 沙州 史料记载 沙州，炖煌。中府。开元户六千四百六十六。乡十三。 禹贡雍州之域。古戎地也，左传所谓“充姓之戎，居于瓜州”，注云“在今敦煌”，是也。汉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敦煌郡，今州即其地也。前凉张骏于此置沙州，盖因鸣沙山为名。流沙即居延泽也。以西胡校杨宣为刺史，后三年宣让州，复改为敦煌郡。凉武昭王初都于此，后又迁于酒泉。后魏太武帝于郡置敦煌镇，明帝罢镇立瓜州，以地为名也，寻又改为义州，庄帝又改为瓜州。隋大业三年，又罢州为敦煌郡。隋末丧乱，陷于寇贼，武德二年西土平定，置瓜州，五年改为沙州，建中二年陷于西蕃。皇朝以敦煌为炖煌。 州境：东西南北八到：东南至上都三千七百里。东南至东都四千五百六十里。东至瓜州三百里。西至石城镇一千五百里。西至吐蕃界三百里。北至伊州七百里。 贡、赋：开元贡：野马皮，石膏，棋子石，孛羊角。 管县二：炖煌，寿昌。 炖煌县，上。郭下。本汉旧县，属敦煌郡。周武帝改为鸣沙县，以界有鸣沙山，因以为名。隋大业二年，复为敦煌。敦，大也。以其开广西域，故以盛名。 三危山，在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 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在县南七里。今按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山石。四面皆为沙垅，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隋足颓落，经宿风吹，辄复如旧。 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绵历古今，沙填不满，水极甘美。 县泉水，在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汉将李广得伐大宛还，士众渴乏，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即此也。水有灵，车马大至即出多，小至即出少。 盐池，在县东四十七里。池中盐常自生，百姓仰给焉。 寿昌县，中下。东至州一百五里。本汉龙勒县，因山为名，属敦煌郡。周武帝省入鸣沙县。隋大业十一年，于城内置龙勒府，武德二年改置寿昌，因县南寿昌泽为名也。 龙勒水，在县南一百八十里龙勒山上。李陵发兵至遮虏障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所见即此水。 阳关，在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兰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谓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当于此置阳关县，周废。 玉门故关，在县西北一百一十七里。谓之北道，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门户也，班超在西域上疏曰：“臣幸得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恐后代谓臣没西域，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域！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即此是也。 豆卢军，神龙元年置，在州城内。

此时期佛寺建筑有新发展。但经过唐武宗和周世宗两次“灭法”和后代的毁损，除个别殿堂如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等外，没有成组群的完整寺院存留。从唐代道宣所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绘带有理想化性质的佛寺图像，以及相关文献的描述，可知这一时期的佛寺建筑是在通用型即中国宫室型的基础上定型化并有所发展的。特点是：

一、主体建筑居中，有明显的纵中轴线。由三门(象征“三解脱”，亦称山门)开始，纵列几重殿阁。中间以回廊联成几进院落。

二、在主体建筑两侧，仿宫廷第宅廊院式布局，排列若干小院落，各有特殊用途，如净土院、经院、库院等。如，著名的长安章敬寺有四十八院、五台山大华严寺有十五院。各院间亦由回廊联结。主体与附属建筑的回廊常绘壁画，成为画廊。

三、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逐渐变为独立。大殿前则常用点缀式的左右并立不太大的常为实心的双塔，或于殿前、殿后、中轴线外置塔院。僧人墓塔常于寺外别立塔林。这些都与当时佛教界渐趋教理经义的研究而不重视拜塔与绕塔经行有关。

四、此外石窟寺窟檐大量出现，且由石质仿木转向真正的木结构。供大佛的穹窿顶，以及覆斗式顶，背屏式安置等大量出现，这些都表现了中国石窟更加民族化的过程。

五、唐代寺院俗讲、说因缘带有民俗文化娱乐性质，佛寺中并出现戏场，更加具有公共文化性质。

六、寺院经济大发展，生活区扩展，不但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斋堂、库、厨等，有的大型佛寺还有磨坊、菜园。许多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带有客馆性质。

唐长安大兴善寺复原鸟瞰图

唐代壁画中的五台山佛光寺院落

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大量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多是反映西方极乐净土辉煌、欢快的景象。这些壁画虽然只表现了佛寺中主要部分的，但已显示出大唐佛寺的组群布置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整体形象宏大开朗，单体形式多姿多彩，用色丰富但不俗艳。当它们呈现在你眼前时，仿佛你的精神也随之升腾，同众飞天一道融进色彩的漩涡，直上极乐世界，沐浴在佛光之下。这种格调欢乐而华丽的佛寺，无处不洋溢着唐人对现实、人生的积极肯定和健康向上的精神。

敦煌壁画中的唐代佛寺院落 盛唐第48窟南壁弥勒经变

敦煌第72窟北壁 观无量寿经变 敦煌第72窟南壁 观无量寿经变（临作） 敦煌第27窟 观无量寿经变 非常遗憾的是，壁画中瑰丽的唐代寺院在华夏大地上没有任何遗存。日本现存的平等院凤凰堂，建于05年（日本平安时代），其形制尚保留敦煌壁画中唐佛寺之韵味。凤凰堂设计构思仿造极乐世界的净土，形式和色彩力求辉煌欢快。其平面摹似凤凰飞翔之状因之得名。正殿为凤身，左右廊为风翅，后廊是凤尾，平面富于变化和动感。正殿屋顶为重檐歇山顶，两翼檐下加装饰性平坐，转角部分升高作攒尖顶。正殿屋顶正脊两端各置一铜凤，门上和檐下缀各种铜饰，殿内有精美的绘画和雕刻，还用金箔、珠玉、金属透雕等多种工艺手段作装饰。当时贵族向往佛教中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故而这种华丽的唐式佛寺建筑得到了发展。 净土宗佛寺实物――日本 平等院凤凰堂 凤凰堂虽然精制有余，但似乎缺少些正宗唐代建筑的豪劲感。可喜的是，几年前我国和日本在香港合作兴建了一座仿唐佛寺“志莲净苑”，其设计取自莫高窟72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中的佛寺格局――疏朗大气，俊美平和的唐式寺院在000多年后终于重现神州！

仿唐佛寺――香港志莲净苑

志莲净苑天王殿

唐长安大兴善寺复原细部

殿堂

唐建筑单体内质外美，非常强调整体的和谐与真实，造型浑厚质朴，多采用凹曲屋面，屋角起翘十分柔和大度，重视本色美，气度恢宏从容，内部空间组合变化适度，可以“雄浑壮丽”四字来概括，具有可贵的独创精神，堪称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高峰！

西安青龙寺空海纪念堂 （初唐风格，补间用人字拱，为现代复原建筑）

青龙寺空海纪念堂立面图 >此时期建筑歇山顶延续了南北朝的“两段式”形制，但曲线变得更加柔和，同时又不乏力量感 青龙寺空海纪念堂剖面图 >侧立面饱满、稳重，层次丰富；斜撑和人字拱尽显结构之美

唐画《仙山楼阁图》中的楼阁建筑

南禅寺大殿

南禅寺大殿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位于五台县东冶镇李家庄旁。该寺创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主殿面阔进深各三间，平面近正方形，单檐歇山顶，屋顶鸱尾秀拔，举折平缓，出檐深远，明间装板门，次间装直棂窗，转角处额不出头，阑额上不施普拍枋，斗为五铺作双抄单拱偷心造，用材颇大，唐代作风明显。此殿体量虽小，但让人感到内力深蕴；好似一名昂首挺立的战士，蓄势待发，充满自信与力量！

南禅寺大殿

南禅寺大殿复原立面图

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47―499年)。隋唐时期，佛光寺寺名屡见于各种传记，按五代时记载，寺内曾有三层七间高九丈五尺的弥勒大阁,依地势推测，阁可能建于现在的第二层平台上，为全寺主体,当时与东大殿并存，极为兴盛。从寺内遗迹看，宋、金、元、明、清各代也都有修建。现存寺内的唐代木构、泥塑、壁画、墨迹，寺内外的魏（或齐）唐墓塔、石雕交相辉映，是我国历史文物中的瑰宝。东大殿是该寺的主殿，位于最上一层院落，在所有建筑中位置最高，大有俯瞰全寺，压倒一切的气派。

佛光寺东大殿

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总面积677平方米。正殿外表朴素，柱、额、斗拱、门窗、墙壁，全用土红涂刷，未施彩绘。佛殿正面中五间装板门，两尽间则装直棂窗。大殿出檐深远，殿顶用板瓦铺设，脊瓦条垒砌，正脊两端，饰以琉璃鸱吻。二吻虽为元代补配,但高大雄健，仍沿用唐代形制。檐柱头微侧向内，角柱增高，因而侧脚和生起都很显著。殿的平面由檐柱一周及内柱一周合成，分为内外两槽。外槽檐柱与内柱当中，深一间，好象一圈回廊；内槽深两间广五间的面积内别无立柱，内槽大梁（即四椽），是前内柱间的联络材。殿的梁架，分为明和草两大类，明在天花板以下，草不用斧斤加工，在天花板以上。天花板都作极小的方格，与日本天平时代（相当我国唐中叶）的遗构相同，这也是大殿为唐建的例证。平梁上面用大叉手而不用侏儒柱，两叉手相交的顶点与令拱相交，令拱承托替木与脊搏，是唐时期建筑固有之规定。柱头卷杀作覆盆样，前檐诸柱的基础上均有覆盆，以宝装莲花为装饰，每瓣中间起脊,脊两侧突起椭圆形泡，瓣尖卷起作如意头，为唐代最通常的作风。总之，东大殿的表现了结构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具有我国唐代木构建筑的明显特点，它虽然比南禅寺正殿晚七十五年，但规模远胜于彼，且在后世修葺中改动极少，所以国内一般都将东大殿作为仿唐建筑的范例。

佛光寺东大殿立面图

奈良唐招提寺

奈良唐招提寺是著名的鉴真大和尚(688～763)东渡日本后,759年圣武天皇为其敕建。现存金堂是鉴真去世后弟子如宝建立的,它气势雄伟，仍保存盛唐风貌,即日本天平时代的建筑特点,和稍晚的中国佛光寺大殿非常相似:同为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只是其占去一间做前廊，故室内空间显得局促；此外，其屋顶为近代改建，比原有的唐式屋顶陡峻；它的斗拱结构、墙壁处理及其它也与佛光寺东大殿有所不同。

唐招提寺金堂

963年为纪念鉴真大师圆寂200周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扬州大明寺仿照唐招提寺金堂设计建造了鉴真纪念堂。纪念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梭形立柱，柱头施斗拱，单檐庑殿顶，正脊两端饰以鸱尾。堂内有方井仿唐彩绘天花，正中供鉴真大师像。

鉴真纪念堂

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阁式建筑，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各三间，建筑面积35平方米。单檐歇山顶，上布青瓦，通高4米。其大木结构、柱网、斗拱都展示了唐代风格。

开元寺钟楼

五龙庙正殿为唐大和五年（83年）建造，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架椽，单檐歇山顶，柱头斗拱为五铺双抄偷心造，拱瓣棱角显明，内部搁架铺作斗拱硕大，叉手长壮，侏儒柱细短，构成极平缓的厦坡，只有五台山南禅寺可相比拟。殿内无柱，梁架全部露明。

整个建筑结构简练，古朴雄浑，虽然瓦件和墙壁为后世改造，并缺乏修缮，但毅然无法掩盖大唐建筑的风骨。

五龙庙正殿

河北正定文庙大成殿面宽五间，进深三间，面积650平方米。单檐歇山顶，坡度平缓，柱子卷刹明显，柱头不施普柏枋，仅用栏额。柱头斗拱奇大，补间铺作无华拱，只有柱头枋，上面刻影拱。梁架由驼峰及斜柱构成。933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察文庙大成殿后认为此殿为唐末至五代的遗物，并说“建筑构架如此的简洁了当，如此的合理化真是少见”。

正定县文庙大成殿

山西平顺的大云院建于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原名仙岩院，宋改今名。院内的大佛殿系初建时遗构。大殿面阔、进深各3间，单檐歇山顶，配琉璃鸱吻。

大云院大佛殿

山西平遥镇国寺建于北汉天会七年(963年)，系皇家敕建。布局严谨，其万佛殿为五代遗物。万佛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梁架施六椽伏两层，上设四椽伏和平梁，四椽伏对后乳伏，通檐用三柱，柱头斗拱与明次问补间斗拱为五铺作双抄，转角斗拱出斜拱斜昂，圆柱方额，出檐深远，斗拱总高超过柱高的三分之二，形制古朴，手法规整。

万佛殿整体梁架结构严密，用材规格，符合力学原理，工艺精湛，作工精细，000多年来岿然如故。

镇国寺万佛殿

福州华林寺大殿建于北宋乾德二年（964年），为寺内仅存宋代遗构。958年文物普查发现，一度定为南宋建筑，其后几经考察，确认其风格型制颇具隋唐遗风，建造年代不会晚于五代末北宋初。这与宋代《三山志》等史书记载，吴越国占福州时郡守于钱氏十八年（964年）拆除五代闽国宫殿等建筑用于修建华林寺等佛庙相吻合。故笔者认为此殿建造年代虽为宋，但更能反映五代建筑的特征。

华林寺大殿

大殿坐北朝南，高28米，面阔三间，进深四间，殿的前部设了一个敞廊，平面略呈方形，单檐歇山顶，八架椽屋前后乳对四椽用四柱。外檐铺作为七铺作双抄三下昂重拱造，柱头及补间铺作均为七铺作双抄双下昂重拱偷心造，斗底作皿板形，用材硕大。除转角铺作出跳用足材外，其余均用单材。梁、、前檐阑额均为月梁造，以粗大的原木制成，断面近圆形，额上不施普柏枋，前檐补间铺作栌斗直接坐于阑额上。

华林寺大殿立面图

大殿中的8根木柱皆为梭柱，檐柱比例肥短，柱高尚不足柱径的8倍，而且沿用更古老建筑中的柱式，中径大，底径和上径小的两头卷杀的做法。此种形式曾在南北朝盛行，隋唐之后在国内极为少见。不对称曲线形成自由流畅轮廓的云形驼峰在梁上的运用，动态盎然。昂嘴曲线砍作三段，沿曲线轮廓微刻线脚一道，活泼自然。装饰构件与浅雕团窠及彩绘的巧妙结合，线条简洁粗犷，皆具有独特风格，为国内罕见。大殿，材等级高――三间殿所用斗拱断面高度在30至34厘米不等、特殊的达37厘米，实测足材高47厘米，标准足材高45厘米；构件尺度大――前檐柱与内柱径64－675厘米，柱头栌斗68厘米见方，脊檩和月梁的直径均在50厘米左右，外檐转角铺作昂身长达8米多，云形驼峰长者近3米、高在米左右；结构灵活多变――如山面中平檩缝出际梁架，与山面中柱铺里转，处理的大胆巧妙，大量运用插拱和云朵状驼峰等。

大殿保留早期手法多拱头卷杀无瓣，皿斗的应用，梭柱卷杀，形式多样的驼峰造型等等，皆为宋代木构少见，有的可上溯至隋唐、六朝，或在相当于隋唐时代的日本早期建筑中找到先例，有的已不见于北方唐代建筑遗构中，可为国内少有。华林寺大殿系江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其建造手法在中国唐宋木构建筑中独具一格，对日本镰仓时期(2世纪末)的“大佛样”、“天竺样”建筑有很大影响。

下篇：

此时期佛寺建筑有新发展。但经过唐武宗和周世宗两次灭法和后代的毁损,除个别殿堂如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等外,没有成组群的完整寺院存留。从唐代道宣所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绘带有理想化性质的佛寺图像,以及相关文献的描述,可知这一时期的佛寺建筑是在通用型即中国宫室型的基础上定型化并有所发展的。特点是：

一、主体建筑居中,有明显的纵中轴线。由三门开始,纵列几重殿阁。中间以回廊联成几进院落。

二、在主体建筑两侧,仿宫廷第宅廊院式布局,排列若干小院落,各有特殊用途,如净土院、经院、库院等。如,著名的长安章敬寺有四十八院、五台山大华严寺有十五院。各院间亦由回廊联结。主体与附属建筑的回廊常绘壁画,成为画廊。

三、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逐渐变为独立。大殿前则常用点缀式的左右并立不太大的常为实心的双塔,或于殿前、殿后、中轴线外置塔院。僧人墓塔常于寺外别立塔林。这些都与当时佛教界渐趋教理经义的研究而不重视拜塔与绕塔经行有关。

四、此外石窟寺窟檐大量出现,且由石质仿木转向真正的木结构。供大佛的穹窿顶,以及覆斗式顶,背屏式安置等大量出现,这些都表现了中国石窟更加民族化的过程。

五、唐代寺院俗讲、说因缘带有民俗文化娱乐性质,佛寺中并出现戏场,更加具有公共文化性质。

六、寺院经济大发展,生活区扩展,不但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斋堂、库、厨等,有的大型佛寺还有磨坊、菜园。许多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带有客馆性质。

唐长安大兴善寺复原鸟瞰图

唐代壁画中的五台山佛光寺院落

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大量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多是反映西方极乐净土辉煌、欢快的景象。这些壁画虽然只表现了佛寺中主要部分的,但已显示出大唐佛寺的组群布置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整体形象宏大开朗,单体形式多姿多彩,用色丰富但不俗艳。当它们呈现在你眼前时,仿佛你的精神也随之升腾,同众飞天一道融进色彩的漩涡,直上极乐世界,沐浴在佛光之下。这种格调欢乐而华丽的佛寺,无处不洋溢着唐人对现实、人生的积极肯定和健康向上的精神

敦煌壁画中的唐代佛寺院落盛唐第48窟南壁弥勒经变

敦煌第72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敦煌第72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敦煌第27窟观无量寿经变非常遗憾的是,壁画中瑰丽的唐代寺院在华夏大地上没有任何遗存。日本现存的平等院凤凰堂,建于05年,其形制尚保留敦煌壁画中唐佛寺之韵味。凤凰堂设计构思仿造极乐世界的净土,形式和色彩力求辉煌欢快。其平面摹似凤凰飞翔之状因之得名。正殿为凤身,左右廊为风翅,后廊是凤尾,平面富于变化和动感。正殿屋顶为重檐歇山顶,两翼檐下加装饰性平坐,转角部分升高作攒尖顶。正殿屋顶正脊两端各置一铜凤,门上和檐下缀各种铜饰,殿内有精美的绘画和雕刻,还用金箔、珠玉、金属透雕等多种工艺手段作装饰。当时贵族向往佛教中西方净土极乐世界,故而这种华丽的唐式佛寺建筑得到了发展

净土宗佛寺实物——日本平等院凤凰堂凤凰堂虽然精制有余,但似乎缺少些正宗唐代建筑的豪劲感。可喜的是,几年前我国和日本在香港合作兴建了一座仿唐佛寺志莲净苑,其设计取自莫高窟72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中的佛寺格局——疏朗大气,俊美平和的唐式寺院在000多年后终于重现神州！

仿唐佛寺——香港志莲净苑

志莲净苑天王殿

唐长安大兴善寺复原细部

殿堂

唐建筑单体内质外美,非常强调整体的和谐与真实,造型浑厚质朴,多采用凹曲屋面,屋角起翘十分柔和大度,重视本色美,气度恢宏从容,内部空间组合变化适度,可以雄浑壮丽四字来概括,具有可贵的独创精神,堪称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高峰！

西安青龙寺空海纪念堂

青龙寺空海纪念堂立面图此时期建筑歇山顶延续了南北朝的两段式形制,但曲线变得更加柔和,同时又不乏力量感青龙寺空海纪念堂剖面图侧立面饱满、稳重,层次丰富；斜撑和人字拱尽显结构之美

唐画仙山楼阁图中的楼阁建筑

南禅寺大殿

南禅寺大殿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位于五台县东冶镇李家庄旁。该寺创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主殿面阔进深各三间,平面近正方形,单檐歇山顶,屋顶鸱尾秀拔,举折平缓,出檐深远,明间装板门,次间装直棂窗,转角处额不出头,阑额上不施普拍枋,斗为五铺作双抄单拱偷心造,用材颇大,唐代作风明显。此殿体量虽小,但让人感到内力深蕴；好似一名昂首挺立的战士,蓄势待发,充满自信与力量！

南禅寺大殿

南禅寺大殿复原立面图

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隋唐时期,佛光寺寺名屡见于各种传记,按五代时记载,寺内曾有三层七间高九丈五尺的弥勒大阁,依地势推测,阁可能建于现在的第二层平台上,为全寺主体,当时与东大殿并存,极为兴盛。从寺内遗迹看,宋、金、元、明、清各代也都有修建。现存寺内的唐代木构、泥塑、壁画、墨迹,寺内外的魏唐墓塔、石雕交相辉映,是我国历史文物中的瑰宝。东大殿是该寺的主殿,位于最上一层院落,在所有建筑中位置最高,大有俯瞰全寺,压倒一切的气派。

佛光寺东大殿

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总面积677平方米。正殿外表朴素,柱、额、斗拱、门窗、墙壁,全用土红涂刷,未施彩绘。佛殿正面中五间装板门,两尽间则装直棂窗。大殿出檐深远,殿顶用板瓦铺设,脊瓦条垒砌,正脊两端,饰以琉璃鸱吻。二吻虽为元代补配,但高大雄健,仍沿用唐代形制。檐柱头微侧向内,角柱增高,因而侧脚和生起都很显著。殿的平面由檐柱一周及内柱一周合成,分为内外两槽。外槽檐柱与内柱当中,深一间,好象一圈回廊；内槽深两间广五间的面积内别无立柱,内槽大梁,是前内柱间的联络材。殿的梁架,分为明和草两大类,明在天花板以下,草不用斧斤加工,在天花板以上。天花板都作极小的方格,与日本天平时代的遗构相同,这也是大殿为唐建的例证。平梁上面用大叉手而不用侏儒柱,两叉手相交的顶点与令拱相交,令拱承托替木与脊搏,是唐时期建筑固有之规定。柱头卷杀作覆盆样,前檐诸柱的基础上均有覆盆,以宝装莲花为装饰,每瓣中间起脊,脊两侧突起椭圆形泡,瓣尖卷起作如意头,为唐代最通常的作风。总之,东大殿的表现了结构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具有我国唐代木构建筑的明显特点,它虽然比南禅寺正殿晚七十五年,但规模远胜于彼,且在后世修葺中改动极少,所以国内一般都将东大殿作为仿唐建筑的范例。

佛光寺东大殿立面图

奈良唐招提寺

奈良唐招提寺是著名的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后,759年圣武天皇为其敕建。现存金堂是鉴真去世后弟子如宝建立的,它气势雄伟,仍保存盛唐风貌,即日本天平时代的建筑特点,和稍晚的中国佛光寺大殿非常相似:同为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只是其占去一间做前廊,故室内空间显得局促；此外,其屋顶为近代改建,比原有的唐式屋顶陡峻；它的斗拱结构、墙壁处理及其它也与佛光寺东大殿有所不同。

唐招提寺金堂

963年为纪念鉴真大师圆寂200周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扬州大明寺仿照唐招提寺金堂设计建造了鉴真纪念堂。纪念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梭形立柱,柱头施斗拱,单檐庑殿顶,正脊两端饰以鸱尾。堂内有方井仿唐彩绘天花,正中供鉴真大师像。

鉴真纪念堂

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阁式建筑,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各三间,建筑面积35平方米。单檐歇山顶,上布青瓦,通高4米。其大木结构、柱网、斗拱都展示了唐代风格。

开元寺钟楼

五龙庙正殿为唐大和五年建造,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架椽,单檐歇山顶,柱头斗拱为五铺双抄偷心造,拱瓣棱角显明,内部搁架铺作斗拱硕大,叉手长壮,侏儒柱细短,构成极平缓的厦坡,只有五台山南禅寺可相比拟。殿内无柱,梁架全部露明。

整个建筑结构简练,古朴雄浑,虽然瓦件和墙壁为后世改造,并缺乏修缮,但毅然无法掩盖大唐建筑的风骨。

五龙庙正殿

河北正定文庙大成殿面宽五间,进深三间,面积650平方米。单檐歇山顶,坡度平缓,柱子卷刹明显,柱头不施普柏枋,仅用栏额。柱头斗拱奇大,补间铺作无华拱,只有柱头枋,上面刻影拱。梁架由驼峰及斜柱构成。933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察文庙大成殿后认为此殿为唐末至五代的遗物,并说建筑构架如此的简洁了当,如此的合理化真是少见。

正定县文庙大成殿

山西平顺的大云院建于后晋天福三年,原名仙岩院,宋改今名。院内的大佛殿系初建时遗构。大殿面阔、进深各3间,单檐歇山顶,配琉璃鸱吻。

大云院大佛殿

山西平遥镇国寺建于北汉天会七年,系皇家敕建。布局严谨,其万佛殿为五代遗物。万佛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梁架施六椽伏两层,上设四椽伏和平梁,四椽伏对后乳伏,通檐用三柱,柱头斗拱与明次问补间斗拱为五铺作双抄,转角斗拱出斜拱斜昂,圆柱方额,出檐深远,斗拱总高超过柱高的三分之二,形制古朴,手法规整

万佛殿整体梁架结构严密,用材规格,符合力学原理,工艺精湛,作工精细,000多年来岿然如故

镇国寺万佛殿

福州华林寺大殿建于北宋乾德二年,为寺内仅存宋代遗构。958年文物普查发现,一度定为南宋建筑,其后几经考察,确认其风格型制颇具隋唐遗风,建造年代不会晚于五代末北宋初。这与宋代三山志等史书记载,吴越国占福州时郡守于钱氏十八年拆除五代闽国宫殿等建筑用于修建华林寺等佛庙相吻合。故笔者认为此殿建造年代虽为宋,但更能反映五代建筑的特征。

华林寺大殿

大殿坐北朝南,高28米,面阔三间,进深四间,殿的前部设了一个敞廊,平面略呈方形,单檐歇山顶,八架椽屋前后乳对四椽用四柱。外檐铺作为七铺作双抄三下昂重拱造,柱头及补间铺作均为七铺作双抄双下昂重拱偷心造,斗底作皿板形,用材硕大。除转角铺作出跳用足材外,其余均用单材。梁、、前檐阑额均为月梁造,以粗大的原木制成,断面近圆形,额上不施普柏枋,前檐补间铺作栌斗直接坐于阑额上。

华林寺大殿立面图

大殿中的8根木柱皆为梭柱,檐柱比例肥短,柱高尚不足柱径的8倍,而且沿用更古老建筑中的柱式,中径大,底径和上径小的两头卷杀的做法。此种形式曾在南北朝盛行,隋唐之后在国内极为少见。不对称曲线形成自由流畅轮廓的云形驼峰在梁上的运用,动态盎然。昂嘴曲线砍作三段,沿曲线轮廓微刻线脚一道,活泼自然。装饰构件与浅雕团窠及彩绘的巧妙结合,线条简洁粗犷,皆具有独特风格,为国内罕见。大殿,材等级高——三间殿所用斗拱断面高度在30至34厘米不等、特殊的达37厘米,实测足材高47厘米,标准足材高45厘米；构件尺度大——前檐柱与内柱径64－675厘米,柱头栌斗68厘米见方,脊檩和月梁的直径均在50厘米左右,外檐转角铺作昂身长达8米多,云形驼峰长者近3米、高在米左右；结构灵活多变——如山面中平檩缝出际梁架,与山面中柱铺里转,处理的大胆巧妙,大量运用插拱和云朵状驼峰等。

大殿保留早期手法多拱头卷杀无瓣,皿斗的应用,梭柱卷杀,形式多样的驼峰造型等等,皆为宋代木构少见,有的可上溯至隋唐、六朝,或在相当于隋唐时代的日本早期建筑中找到先例,有的已不见于北方唐代建筑遗构中,可为国内少有。华林寺大殿系江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其建造手法在中国唐宋木构建筑中独具一格,对日本镰仓时期的大佛样、天竺样建筑有很大影响。

下篇：

历史上有这些公主：

1文成公主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吐蕃英主松赞干布。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负责护送公主到吐蕃。文成公主从长安大明宫出发后，沿丝绸之路西行至西宁，折而向南，过黄河源，至拉萨，这是丝绸之路的一条新的支线。此后不少人通过这条线前往尼泊尔、印度。

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大批谷物种子、书籍和能工巧匠，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西藏高原，为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沿丝路直到西藏拉萨，至今仍留传着许多关于文成公主的传说和遗迹。如日月山、拉萨大昭寺等。据统计，在文成公主进藏的丝绸之路上有关文成公主的遗迹约有200处之多。

2弘化公主

弘化公主，唐宗室女，贞观十四年，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入吐谷浑与国王诺曷钵完婚。这次合亲促进了唐与吐谷挥人民的友好关系，后弘化公主又鼓励自己的儿子与唐联姻，结成世代亲戚关系。 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吐谷浑被吐善所灭，诺曷钵携弘化公主，率数千帐牧民，越过祁连山，投奔凉州。唐王朝又在凉州、灵州一带设置“安乐州”。武则天曾封弘化公主为“大周西平公主”，希望她在平定西域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武威出士的《大周故西乎公主墓志》记载，弘化公主曾活到76岁，死后葬在灵州南阳辉谷冶城山岗(今武威南营青嘴湾)。 金城公主，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唐宗室女金城公主入西域，与苏度摸末完婚。苏度摸末乃弘化公主与土谷浑王诺曷钵长子，此后，唐高宗封苏度摸末为左领军卫大将军。

金明公主 ，苏度摸末死后，弘化公主次子闼卢摸末来唐朝求婚，高宗又将宗室女金明公主下嫁给他，并封闼卢摸末为左武卫大将军梁汉王。多次联姻维持了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这一段的畅通，唐与吐谷浑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对于唐王朝西北边疆的安全，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3江都公主

张骞出使乌孙之后10年，即公元前109年，当时居住在新疆伊犁河流域一带的乌孙王昆莫为了结好汉朝，以良马千匹为聘，迎娶西汉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不几年，乌孙王昆莫老去，又将江都公主，即细君嫁与其孙岑为妻，这虽不合汉习俗，但为了民族团结的大义，公主最终与岑结成夫妻。两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4解忧公主

江都公主病故后，楚王戊的女儿解忧公主赴孙乌，与岑结合。解忧公主的长女后来成为龟兹王绛宾的夫人，曾数次进中原学习先进科技文化。两位公主的联姻，使汉与乌孙的关系日趋亲密。 公元前72年冬，匈奴进攻乌孙，汉王朝派出15万骑兵北渡大漠，与乌孙5万骑兵联合，夹击匈奴。匈奴遭到出其不意的突袭，大败北徙，丝路复现安宁。

中国古代在原始社会就有戒指了。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已有骨戒指出土，有的戒指上还嵌有绿松石。 甘肃的齐家文化类型遗址中也已发现了铜戒指[2]。此后在考古发掘中续有戒指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新疆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纪年开始，沿丝绸之路，多有铜戒指出土[3]。公元1世纪， 在新疆昭苏县夏台乌孙墓曾出土过一枚嵌宝石金戒指[4]。 此后似乎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出土的戒指要多于其他地区。比如著名的宁夏固原地区，北周李贤墓曾出土过一枚金戒指[5]，隋史射勿墓也出土了一枚金戒指[6]。在东北， 辽宁朝阳市田草沟晋墓（鲜卑墓）一个墓就出土了金戒指19件[7]。这些墓的墓主人大多是少数族， 出土的金戒指中有一些已经专家鉴定为西方传入的手工业制品。

那么，戒指的使用在唐代以前具有何种意义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想指出以下几点。

一、《太平御览》卷718《服用部．指环》引《五经要义》说：“古者后妃群妾礼御于君所。女史书曰授其环以进退之。有娠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著以银环进之”。许多学者都以此作为中国古代戒指出现的最初的含义。但这是十分可疑的。首先，如上所述，戒指早在有君主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且男女都戴[8]。 其次，我们从文献记载上还找不到第二条证明，不知《五经要义》的根据何在，并且考古发现也不能支持这一说法。最后，《五经要义》此段文字只说是“环”也并没有明确说是“指环”。因此我以为，关于戒指用途的这一说法也许是不能成立的。

二、戒指在汉代可能使用的不多，或许仍被视为宝物并用于奖赏。前述《太平御览》又引《后汉书》云：“孙程等十九人立顺帝有功，各赐金钏指环[9]”。 查范晔《后汉书》卷78《孙程传》，没有上段引文，只说给孙程他们“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以《后汉书》名书者，除范晔《后汉书》外尚有四家，即华峤《后汉书》、谢承《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薛莹《后汉书》。这五家《后汉书》，《太平御览》都引用过。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现存范晔《后汉书》中没有这一记载就轻易地否定这条史料。特别是将戒指用作赏物，符合戒指出现后所具有的一种文化意义。据布兰奇．佩尼的《世界服装史》，在罗马帝国时期，金戒指“一变而为国家荣誉的象征，作为献给作战有功的官员的一种奖赏”[10]。因此《太平御览》所引《后汉书》的那段话还是有可能成立的。戒指作为赏物的用法可能为南北朝时的北方朝廷所沿袭。前述北周李贤墓中的金戒指，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北周皇室对李贤的赏物”[11]。

因此有一种推测：在汉代，除北方少数族外，戒指还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的装饰品。孙机作《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12]没有将戒指归入“服饰”类，而是归入了“金银器”类，恐怕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

三、戒指在唐代以前似乎还具有一种神秘意义[13]。这在汉代已经是这样了。《西京杂记》卷1记“戚姬以百炼金为■环，照见指骨，上恶之”。这种能照见指骨的戒指不知是用什么材料什么工艺制作的（也可能是国外传入的），仅其“照见指骨”一点，就已经透出了十分的神秘。或者正是由于戒指所具有的这种神秘意义，因而我们看到关于戒指的记载，大都与神鬼有关。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移动大融合的时代。这时文献中有关戒指的记载激增，并且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与神鬼与死人有关，有些则与少数族有关。由此或可推知，戒指所具有的神秘意义和胡族[14]色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我们举文献上的一例。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8“鲜卑女”条记：“晋有士人买得鲜卑女，名怀顺。自说其姑女为赤苋所魅。始见一丈夫，容质妍净，著赤衣，自云家在厕北。女于是恒歌谣自得，每至将夕，辄结束去屋后。其家伺候，唯见有一株赤苋，女手指环挂其苋上。芟之而女号泣，经宿遂死”。鲜卑人戴戒指，前述辽宁朝阳晋墓出土的戒指可与文献互证。此段史料及其他记载告诉我们，在当时人的观念中，戒指隐含有一种胡族色彩和神秘的意义。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外来文化影响，戒指与婚姻发生了某种关系。前述《太平御览》又引《外国杂俗》云：“诸问妇许婚，下全[15]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引《胡俗传》云：“始结婚姻，相然许，便下金同心指环”。此二条史料当为同源，所述应是中亚习俗，《晋书》卷97《大宛国传》云：“其俗娶妇先以金同心指环为聘”即可为证[16]。我们知道，西方至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戒指已经和婚姻有了固定的关系。前述《世界服装史》就指出，当时金戒指已代替了铁戒指，成为婚礼上新婚夫妇佩戴的装饰[17]。这一习俗经中亚作为“外国习俗”传到了我国（此外可能还有其他途径，详下文），所以在汉魏以后，戒指与婚姻有了某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不确定的（即不一定用于定婚，详后），而且仍然只是一种“胡俗”。

以上所述唐代以前戒指所具有的非装饰品性质、神秘性质、胡族性质，以及与婚姻之间产生的不确定关系，到唐代变得如何了呢？

二

我们先看一下唐代史籍中的记载以及考古资料情况。

唐代史籍中有关戒指的记载极少，且有数的几条也只出现在笔记小说中。例如有：

A、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玉箫化”条记韦皋与玉箫相约，约定五至七年后来娶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后来韦皋违约不至，玉箫绝食而死。再后来韦皋成为西川节度使，知此事后“广修佛像”。最后玉箫托生为歌姬，又回到了韦皋的身旁。

B、《太平广记》卷340“李章武”条记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李章武与华州王氏子妇相爱，临别时“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云云。后来李章武再去华州，王氏子妇已死，二人遂神会于王氏宅中。

C、晚唐谷神子[18]《博异志》“杨知春”条记杨知春与群贼盗墓，为取得墓主人指上玉环，“竞以刀断其指”，结果群贼突然“皆不相识，九人自相斫俱死”。

D、《太平广记》卷339“崔书生”条[19]记唐德宗贞元年间崔书生误入北周赵王女玉姨之墓，与玉姨的外甥女欢爱。又与玉姨赌博，“嬴玉指环二枚”云云。

文献资料之外，考古文物资料中有关戒指者亦少。首先，在唐墓壁画和传世绘画中似乎没有见到戒指的图像。其次，出土文物中，戒指也较其他钗、 簪等为少[20]。笔者限于条件，没能详尽搜罗，仅对《文物》《考古》杂志1990－1997共八年间公布的唐墓随葬品做了个简单统计。结果是，在公布的127座唐代墓葬中，出土有钗者共11座墓、有簪者5座墓，而出土有戒指者只有3座墓。下面是这3座墓的情况：

甲、河南偃师市杏园村YD1902号唐墓出土有金戒指一件，“环体厚重，上嵌椭圆形紫色水晶。水晶上浅刻两字，文字为中古时期的巴列维语”。墓的年代推测为盛唐墓[21]。

乙、辽宁朝阳市双塔区一号唐墓出土铜戒指5件；三号墓出土金戒指一枚，同墓还出土有东罗马帝国金币一枚。墓的年代推测在唐中期以前[22]。

丙、江苏徐州市花马庄唐墓出土金戒指一件。墓的年代推测为唐前期[23]。

上述三墓均无墓志出土，因此墓主人的情况不甚明了。

根据以上有限的资料，我们来看看唐代戒指使用上的几个问题。

一、从文献中有关戒指的记载奇少，以及考古出土实物也不多的情况看，戒指在唐代大部分地区、对大部分人来说，还不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装饰品。作为珍宝作为信物使用而并不戴在手指上的可能性很大。例如D条史料中即以玉戒指为赌资，赢了戒指从墓中出来后，“其赢玉指环犹在衣带”，并没有戴在手指上。同样的例子我们在南北朝时也能看到。前举《异苑》卷6有一条记载说沛郡人秦树在冢墓中与一女子婚合，临别时，“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无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请注意，女子没有将戒指戴在男子的手指上，而是结置于衣带上。说明自南北朝到隋唐，虽也使用戒指，但大部分人并不把它戴在手指上，换句话说，就是当时还没有戴戒指的习惯。前述甲墓出土的金戒指，据发掘报告称，墓主人就是“右手握一金戒指”云云，可见也并没有戴在手指上。当然，不能否认当时也有将戒指戴在手指上的。估计这主要是北边少数族的习俗。前述乙墓出土的铜戒指，发掘报告说就是戴在墓主人手指上的。

二、于是又可指出，戒指在唐代似乎仍是带有浓郁少数族或外来文化色彩的装饰品。前引乙墓除出土了金戒指外还出土有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可知墓主人或是少数族或受外来文化影响甚大。汉代以来，从西北到东北，某些少数族的成员有戴戒指的习俗已为考古发现证明。乙墓所处的辽宁省朝阳市在唐属营州，是与契丹、奚族活动区域相交叉的地区，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还曾“为契丹所陷”[24]，开元以后又是“商胡”云集处[25]。我们知道，契丹族可能是戴戒指的。1992年发掘的辽耶律羽之墓，墓主人死于离唐代不远的会同四年（941年，亦即五代后晋的天福六年），墓中就出土有金戒指5枚[26]。而1986年发掘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墓主人陈国公主“十指戴戒指十一枚（有一指上两枚套叠在一起），驸马戴戒指六枚，均为金质”[27]。这些资料或者可以作为契丹族戴戒指的旁证吧。因此，乙墓的墓主人很有可能属于契丹族当然也有可能属于“商胡”[28]。此外，甲墓出土的金戒指上刻有中古波斯语，无疑也是西方传入的外域工艺品。文献中也能看出些许痕迹。比如《新唐书》卷83《定安公主传》记定安公主回到太原，“诏使劳问系涂，以黠戛斯所献白貂皮、玉指环往赐”。我们知道，黠戛斯“赤发、皙面、绿瞳”（《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是唐代西北的少数族。又，前述C条史料说墓中戴戒指的女子是“绿发稠直，皓齿编贝”，显然也是一位少数族或外国的女子。总之无论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说明，唐代的戒指仍主要为胡族或受胡族文化较深的人所佩戴。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将其视为一种外域文化色彩浓郁的珍宝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三、戒指在唐代，似乎还是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前述汉高祖恶戚姬“■环照见指骨”的说法在唐代仍然流行。假托牛僧孺撰写的《周秦行纪》，说牛在洛阳附近碰见了戚夫人，“夫人约指玉环，光照于座”。刘禹锡更说杨贵妃“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29]。其实史籍中只有杨贵妃戴臂钏而没有戴戒指的记载[30]，刘禹锡这里说“指环照骨明”，不过是借用戚夫人的故事说杨贵妃的首饰珍奇而已。与前代一样，戒指具有的这种神秘性反映在文献中，就是涉及戒指的记载绝大多数都与神鬼与死人有关。前引A、B、C、D四条史料无一例外。这或者也可以间接证明唐代戒指所具有的某种神秘性质。

四、唐代有关戒指的记载又仍然多与婚姻相关。这除了前面所云胡俗的影响外，或者还有佛教的影响在内。现存敦煌文书中有一种被称为《太子成道经》的变文，内容叙净饭王太子的成佛经过。文中说太子长大，净饭王想为他娶妻以使他依恋人间，“太子闻说，遂奏大王，若（与）儿取其新妇，令巧匠造一金指环，（儿）手上带之，父母及儿三人知，余人不知。若与儿有缘，知儿手上金指环者，则为夫妇”。后来摩诃那摩女耶输陀罗说了出来，于是“太子当时脱指环”， 娶耶输为妻[31]。《太子成道经》系根据《佛本行集经》演绎而成[32]，在敦煌文书中有八个卷子，可见在当时广为流传。加上变文那种连说带唱的讲经方式，相信这一故事在大众中一定比较普及。因而我猜测，在唐代戒指与婚姻关系的结合中，佛教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33]。

但是戒指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似乎还不具备西方文化中所有的“定婚”意义。因为戒指在当时虽然成了某些男女交往的一种信物，但却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前代如《太平御览》所引《后魏书》，说元树从梁归魏后，将爱妹玉儿给他的金指环“寄以还梁，表必还之意”。这是取指环的“环”与“还”同音。唐代也是这样。B条史料说王氏子妇赠李章武白玉指环，并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这是取指环的“循环”之意。这样，无论“还”还是“循环”，含义都与西方习俗中的“定婚”不同。这或者可以说明，戒指在唐代虽与婚姻有联系，但相对而言，似乎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五、但是到晚唐，可能一些了解西方习俗的士人知道或接受了西方戒指所具有的“定婚”意义。前述A条史料就是典型的一例。史料说韦皋与玉箫告别，“遂为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这里的指环就有了比较明确的“定婚”的含义。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西方戴戒指的习俗是戴在中指上表示已经定婚（也有说表示热恋者）、戴在无名指上表示已经结婚。古罗马庞培城壁画中画的已婚妇女，已将戒指戴在无名指上了[34]。这种习俗晚唐的某些士人可能也已经知道。前述韦皋与玉箫定婚后，韦皋违约不至，玉箫绝食而死。史记玉箫的主人姜氏“愍其节操，以玉环着于中指而同殡焉”，即视玉箫为已定婚之人，所以才将戒指戴在她的中指上。前述C条史料说墓中的女子“左手无名指有玉环”，说明这位女子是一位已婚妇女。如果说C条史料的作者谷神子（郑怀古）记墓中女子无名指戴戒指尚属不知其所以然的话，A条史料的作者范摅则应该是懂得将戒指戴在中指上所具有的意义的。当然，具有这种知识的人在唐代可能很少见（比如前述乙墓的墓主人就是左手戴2个右手戴3个铜戒指），但文献中明确有将戒指戴在中指和无名指上的记载，还是说明晚唐人对戴戒指的外国习俗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

综上所述，戒指在唐代仍然具有神秘性、胡族性的特点。它虽然可能在北方某些少数族中流行，但就唐朝大部分地区而言，仍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装饰品。此外，戒指在唐代依然与婚姻有关，但其含义仍不固定，传统文化意义可能仍然大于外国文化意义。只是到了唐代晚期，才似乎有些士人对外国习俗中戴戒指的意义（如定婚）以及佩戴方式（如戴于中指或无名指等）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

现在的问题是，戒指在中国可说是起源甚早，但是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装饰习俗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只想就与婚姻发生关系的侧面来谈一谈。按中国古代的戒指很早便与婚姻联系起来了，那么为何到唐代为止，戴戒指却一直没有在社会中流行、并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婚姻习俗呢？我想，其根本原因或者在于，戒指与婚姻发生联系的习俗来自外国，而这一习俗与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格格不入。按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很早即已形成，其基本特征之一是婚姻的结成需要媒人，《诗．豳风．伐柯》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即是明证。此外，结婚过程的“六礼”也早在《仪礼》中已经有了明确规定，而“六礼”中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每一礼，都需要中间人（使者、宾）来完成，其中没有给新婚男女直接见面的机会。上述婚姻制度在后代虽有繁简之分，但却大致为历代所遵守。唐代也是如此，“为婚之法，必有行媒”[35]，婚姻的成立要靠媒人。一般而言，唐代民间的婚姻过程首先是媒人牵头，然后男方提出《通婚书》，由媒人传给女方，若女方也有《答婚书》，婚姻就成立了，一般也就不许悔婚了。《唐律疏议》卷13《户婚律》云：“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36]，“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这就是说，唐代婚姻成立有两种办法：一是女方回报《婚书》，一是女方接受聘财。这两种方法实际都是由媒人穿线，在男女双方家长中进行的。在这过程中，没有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和自由恋爱，恐怕也就没有了男女之间直接交换戒指以定婚的可能。因此我们在笔记小说中看到的有关戒指的故事，就只能与死人有关了。这实际上是当时人对男女自由恋爱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婚姻状况的无奈。或者可以这样说，戒指与婚姻的联系是以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自由恋爱为基础的，只要中国古代的社会不允许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只要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具有定婚意义的戒指的使用就不会发展起来。也许正因为此，因而戒指虽然常出现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但它归根结蒂属于外国文化范畴，不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由此或者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任何一种外来事物及其运用，乃至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如果与接受它的社会的传统制度传统文化相冲突，它就很难融入那个社会中去。但是如果它本身存在有合理的进步的因素，它又能断续存在于那个社会（甚至只在观念上），而不会彻底消亡。据说，戒指起源于古时的中国宫廷，女性戴戒指是用以记事，戒指一种“禁戒”“戒止”的标志。当时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在后宫被皇帝看上者，宦官就记下她陪伴君王的日期，并在她右手上戴一枚银戒指作为记号。当后妃妊娠，告知宦官，就给戴一枚金戒指在左手上，以示戒身。

◇ 后来戒指变成婚姻的信物。14世纪后，欧洲女性戴戒指普遍起来。戴在哪个指头上，也逐渐变成一种约定的习俗：

◆◇ 戴在食指上，表示想结婚即表示求婚；

◆◇ 戴在中指上，表示正在恋爱中；

◆◇ 戴在无名指上，表示已经订婚或已经结婚；

◆◇ 戴在小手指上，表示独身。

◆◇ 大拇指一般是不戴戒指的，戒指一般应戴在左手上，这种习俗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至于右手，在传统上也有一个手指戴戒指时是有意义的：那就是无名指。据说戴在这里，表示具有修女的心性。

当然，当你戴一种戒指的时候，无论你戴在那里都不具备任何意义，这种戒指就是一般的花戒，这种戒指是起一种装饰的作用，可以戴在任何你想戴的手指上，没有任何拘束。

说明：

1）结婚戒指不能用合金制造，必须用纯金，铂金或白银制成，表示爱情是纯洁的。双方的姓名一定要刻在戒指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2）按我国的传统风俗习惯，男女一般都把戒指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