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王朝》里，康熙迎娶皇后，当晚为何去找了苏麻拉姑？

苏玛拉姑从小就和康熙一起成长起来，是他最亲近的人。康熙最喜欢的人其实是苏麻拉姑，只不过因为孝庄皇后的懿旨。苏麻喇姑一直当康熙就是自己的亲戚亲弟弟，总不敢越半步雷池。康熙迎娶的皇后是索尼的孙女，这场婚姻完全就是一场政治婚姻。康熙为了扳倒鳌拜，需要联合索尼的势力，所以才会选择和索尼的孙女结婚。所以这个人并不是康熙心中的想要迎娶的那个人，他想迎娶的是苏麻喇姑。

康熙想把自己的开心、痛苦、欢乐、忧愁，都分享给自己最喜欢的那个人，那个时候的苏麻喇姑。康熙还是一个少年。还是一个有感情的汉子，他内心最喜欢的人就是苏麻拉姑。可是地位身份的差距，让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康熙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苏麻喇姑只是一个宫女。而且苏麻喇姑在孝庄皇后的叮嘱之下，从来不敢喜欢康熙，已经形成了这种心理反射。

康熙在扳倒鳌拜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向苏麻拉姑求婚。但是这个时候康熙为时已晚，因为苏麻拉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那个人就是康熙手下的伍次友。苏玛拉姑心里再也装不下别人。他一直把康熙当作是自己的亲弟弟，即使孝庄皇后同意苏麻喇姑和康熙在一起。苏麻喇姑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身为一个国家的君王，连自己喜欢的人都不能得到。但是康熙也不能让自己喜欢人和他人远走高飞。伍次友也懂得这个道理。为了自保伍次友自己离开了皇宫，苏麻喇姑一生都生活在深宫大院中。陪在康熙的身边，是康熙的红颜知己。

科尔沁蒙古地处漠南蒙古的东部，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辽宁省昌图、法库、彰武以北，吉林省四平、怀德、长岭、白城以西，内蒙古自治区科左后旗、通辽、科左中旗、科右中旗及乌兰浩特市以北一带。

清朝时，其四至为：东界扎赉特蒙古、西界扎鲁特蒙古、南界盛京边墙、北界索伦。该部共6旗，与其东部的扎赉特旗、郭尔罗斯两旗、杜尔伯特旗共10旗组成哲里木盟。

科尔沁蒙古领主的始祖为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博尔济吉特氏。清代，诸如科尔沁、扎赉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阿鲁科尔沁、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西套阿拉善、青海和硕特等部蒙古的领主，都是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

上图孝庄文皇后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扈伦四部女真之一的叶赫部，意识到日益强大的建州女真对他们的威胁，于是联合其他女真部落及蒙古科尔沁部，组成“九部联军”讨伐建州女真。科尔沁部中参加些惨战役的是齐齐克之子翁果岱及其子奥巴，纳穆赛之子莽古斯、明安兄弟二人。此役，九部联军大败，科尔沁部诸首领落荒而逃，明安险些被俘。科尔沁部自知不是努尔哈赤对手，遂于次年遣使进驼、马表示友好。而努尔哈赤要继续发展，也需要消除四邻的敌对因素，或者化敌为友，取得他们的支持，科尔沁部便是其争取的对象之一。

上图孝惠章皇后

万历四十年(1612年)，努尔哈赤主动向该部明安贝勒求婚，明安亲送其女聘嫁努尔哈赤。这是努尔哈赤家族与蒙古贵族的首次通婚，从此揭开了满蒙联姻的序幕。据清史研究学者的统计，清廷仅在入关之前，就与科尔沁部联姻33次，其中出嫁12人，娶21人，整个清朝共联姻130次。康熙皇帝曾经亲切的称科尔沁蒙古为“朕的舅家”。

科尔沁部的皇后有四位：

1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布木布泰和敏惠恭和元妃海兰珠的姑姑。

2孝庄文皇后。

3废后，静妃。孝庄文皇后的侄女，顺治的第一位生前册封过的皇后，被废之后降为静妃。

4孝惠章皇后。康熙皇帝即位后，上徽号“仁宪皇太后”。

这个宫女就是大名鼎鼎的苏麻喇姑，她虽然是一介宫女但是死后是以“嫔”位等级下葬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她在康熙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但是在这里我要纠正一点，那就是苏麻喇姑和康熙两个人并没有情，她是康熙的奶奶孝庄的陪嫁侍女，所以说她和康熙有男女私情的都是传闻而已。

她家世并不高，只不过是草原上的牧民家庭出身，因为天生聪明伶俐所以成为了孝庄的陪嫁侍女，跟随她一起进入了后金。初入后金的孝庄本是不懂满语的，于是她就和孝庄一起学习满语，苏麻喇姑天生聪颖不仅仅说得一口流利的满语而且满文写的也特别好。

而且她还是一个特别心灵手巧的人，擅长女红的她对于缝制衣物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后来后金准备缝制后宫的朝服，苏麻喇姑就是其中重要一员。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她在后金宫廷地位还是很高的，因为可以参与如此重要的工作。

满清入关后，她又跟随孝庄一起进入了皇宫，这个时候她已经是孝庄身边的心腹，孝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会交代她去办。而苏麻喇姑一生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养育过康熙，由于那会宫里天花肆虐，身为皇子的康熙也不慎染上了天花。这个时候她自告奋勇带康熙出宫避难，一边照顾生病的康熙一边还传授康熙一些文化知识。说苏麻喇姑是康熙的启蒙老师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康熙登上了皇位，对于她也是异常的尊重。虽然她是宫女的身份，但是后宫没人不尊敬她，她去世后也是按照“嫔”位厚葬的。

清宫四大奇案

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就是说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博尔济吉特氏，她是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缢号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是指睿亲王多尔衮。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弟弟，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汉人的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不合伦理的事。所以就算确有其事，清代正史也不会有记载。

但野史关于这方面的记录很多。如张煌言的《建夷宫词》之一有云：“上寿称为和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公元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当然，野史未必可信。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事实：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妃甍。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掇朝五日。旋既下旨追封为皇后。

有的人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当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莫与伦比，乃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帝不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清世祖福临好佛，宫中延有木陈、玉琳琇二禅师，尊礼备至。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雍正被刺

世传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词。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说来话长，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 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需要将真人真事与野史传闻区别开来，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载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容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无头颅，以证实被刺与否。后因发掘工作过忙，未果，当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发掘，果能得其一二遗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将来再说了。

狸猫换太子

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高宗尝南巡至海宁，当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也有人说，清高宗弘历对自己的身世怀有疑团，所以南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上述这些传说，盛行于前清末年。当时革命排满之风最盛，对清代诸帝极事丑诋。传闻异辞，其中真伪夹杂，有必要为之剖辨。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

清末四大奇案

名伶杨月楼冤案

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时誉赞其玉立亭亭艺兼文武。同治十一~十二年期间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倾倒沪上男女，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就在同治十二年冬天杨月楼因与一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司。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一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共往连看三天。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归后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帖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且疑且惧不敢如约，韦女遂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沪，其母即顺遂女意遣人告知杨月楼，令延媒妁以求婚。月楼往见遂应约，倩媒妁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但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予阻拦谓，惟退。

韦母遂密商杨月楼，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 ，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于是正当其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至，执月楼与韦女，并起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将韦女解往公堂的路上，据记小车一辆危坐其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犹未去身也。沿途随从观者如云。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敲打其杨月楼胫骨百五；女因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遂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批掌女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待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优，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此外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县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不过，杨月楼案却是糊糊涂涂的了断。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照样高高兴兴当官搂钱。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杨月楼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张汶祥刺马列案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太原奇案

太原有个富人叫张百万，因嫌弃穷女婿曹文璜，将二女儿玉珠许给一家姓姚的， 但他女儿玉珠喜欢小白脸不爱钱，与曹文璜私奔，准备投靠曹家故交交城县令的陈砥节。

二人出城前在一家豆腐店歇息，豆腐店莫老汉父女同情他们的遭遇而将自家毛驴借了他们。第二天，张百万找不到人就认为跑到了大女儿家，带领家人前往大女儿金珠家找人，怀疑她藏身于衣柜中，谁知道衣柜里有个和尚，他们把衣柜抬走，和尚却闷晕了。为了找台阶，张百万谎称二女儿暴病身亡，为和尚穿上嫁衣置于灵房。半夜，和尚醒了，逃走了，也到了豆腐店，在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衣服走了，途中下半身再度兴奋，又调戏一早起的妇女，被其丈夫吴屠户杀死，尸体被扔到井里。和尚命案和张家走尸案，一下轰动全城，阳曲县令杨重民开堂公审，有多管闲事的人指认和尚所穿为莫老汉衣物，急欲结案立功的杨重民不管三七二十一认定莫老汉为凶犯，莫老汉屈打成招，案情上报刑部。

当日吴屠户杀人后，迁居晋祠，曹文璜回太原时途经吴屠户的酒店，酒后失言的吴屠户吐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几天后，曹文璜从交城回太原还驴，知道老汉被抓为莫老汉申诉，杨重民对冤情有所察觉，但害怕暴露自己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而将曹文璜冤为同谋。玉珠的丫环秀香在探监时得悉全部案情之后，一方面请求晋祠保长监视吴屠户，另一方面赶赴交城寻找玉珠。玉珠事又找刚从交城县令提升为山西提刑按察司陈砥节，赴任太原。于是，真相大白，老汉和公子哥无罪释放。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清末，余杭士子杨乃武应乡试中举，摆宴庆贺。房客葛小大妻毕秀姑颇有姿色，人称“小白菜”。她本是葛家童养媳，曾在杨家帮佣，与杨乃武早有情愫，碍于礼义名份，难成眷属，只得各自婚娶。余杭知县刘锡彤曾为滥收钱粮敛赃贪墨，被杨乃武联络士子上书举发，断了财路，心怀怨隙。他儿子刘子和用迷药奸污了毕秀姑，又把她丈夫葛小大毒死。刘锡彤为保住儿子性命和发泄私愤，便移花接木，把杨乃武骗至县衙，严刑逼供，以“谋夫夺妇”定拟，问成死罪。杨乃武和其胞姐杨淑英、妻子詹氏不服，屡屡上诉，历时二年，前后几十堂，皆因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以致官官相护，依旧判定死罪，并详文刑部。詹氏也因上告失败而获罪被拘，幸同科举人汪士屏联合士绅上书刑部辨冤，刑部侍郎夏同善驳回详文，并请得谕旨命浙江三大宪会审。杨淑英为救弟弟，怀抱侄儿去省城探监，求秀姑据实翻供，毕秀姑深觉愧疚，当即应允。谁知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保住自己面子和众多参审官员顶戴，依仗拥兵边疆左宗棠之势，会同藩台、臬台蓄意抗命，不准毕秀姑翻供，复以“通奸谋命”定拟，上奏。杨昌浚此举激起浙江士绅公愤，杨淑英在他们支持下，至狱中让杨乃武写冤状，冒死赴京，滚钉板告状。光绪帝生父醇亲王痛恨杨昌浚蔑视朝廷，又怕各省督抚仿效，决意替杨乃武翻案，以示警饬。正当杨乃武看透黑暗吏治，与秀姑欲以鲜血、头颅祭告天下“大清百姓盼望青天”之际，得到了醇亲王“大清有青天”的回答。出狱之日，杨乃武目击毕秀姑奉懿旨，被押解尼庵削发为尼，自己虽保住了命，却已一身伤残，几为废人，连举人功名也不准恢复，不禁黯然自问：“我这冤案是昭雪了么？大清真有青天么……一曲冤歌传百年，长伴遗恨说青天”

另一较真实说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冯玉军）：

杨乃武生于道光二十一年，是浙江余杭县的乡绅，他平时里爱管闲事，喜欢抱打不平，为此还顶撞过官府，这也为以后他身陷囹圄埋下隐患，同治十二年，杨乃武考中举人。毕秀姑，也称葛毕氏，由于她相貌长得俏丽，又喜欢穿白衣绿裤，人送绰号“小白菜”。她嫁于葛品连，两人租住在杨乃武家的一间房子里，既然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杨乃武与小白菜过从甚密，杨乃武还经常给小白菜教书、认字，教她读经，正因为如此，街坊邻里就起了闲话，当时街坊中有“杨吃白菜”的闲话。

同治十二年十月份，杨乃武去余姚他岳母家办事，好几天没有回来，到了十月初九，豆腐店的帮工葛品连，也就是小白菜的丈夫，清晨起来忽然害了病，刚开始以为是流火疾，也就是上火，到了后来吃药不管用，病情加重了，大家就以为是杀症，就是上大火，吃了各种中药都没管用，一直到当天下午的申时，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下午三点到五点的样子，葛品连全身青黑，重病死亡，一个好端端的年轻人忽然暴病死亡，家人和街坊邻里都不能理解，由此联想到平日里杨乃武与小白菜过从慎密，这时候葛品连的老母亲就把这个案子上报给了余杭县衙，余杭知县刘锡同，得到报案就带领着仵作，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法医沈祥来到葛家来看亡人，也就是葛品连，仵作沈祥拿出银针来刺入葛品连的尸体，这里头需要讲一下，在断案过程中，仵作用经皂角水清洗过的银针刺入尸体，如果该尸体是中毒身亡的，那么这根银针就可能会变黑，沈祥刺入后，银针变黑了，那么沈祥就认为这是中毒身亡。

刘锡同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法医鉴定的结论，马上就认定街坊邻里的传言属实，就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审问，刚开始毕秀姑，也就是小白菜不承认自己有谋杀亲夫之嫌，刘锡同就用大刑伺候，严刑拷打，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刘锡同当时动用大刑包括用烧红的铁丝刺双乳，用锡熔，滚烫的锡熔浇背，滚烫的锡熔是什么呢？就是用金属锡熔化以后滚热的锡水浇她的脊背，在如此的残酷的刑讯逼问之下，葛秀姑被迫招供，说是十月初五日，杨乃武买到了砒霜，把砒霜交给她，让她趁机毒死葛品连，以达到他们通奸居住的目的。十月初九日，葛品连有病，她就把砒霜倒如药汤中一起服下，葛品连中毒身亡。刘锡同得到毕秀姑招供如获至宝，马上传讯杨乃武，不料杨乃武来到县衙，矢口否认自己跟这个案件有任何关联，声称自己在十月初九日压根就不在余杭县，没有任何的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刘锡同认定必须用严刑逼供的办法才能取得口供。这在清朝有一个法律上的规定，如果当事人没有口供就不得定案，于是刘锡同就向杭州府呈报了公文，请求解除杨乃武的举人出身，如果解除了他的举人出身他才能用严刑逼供拷打杨乃武，从而获得他需要的这样一个招供。可就在他呈送公文，衙役刚走掉的同时，求功心切的刘锡同于当天晚上就严刑拷打杨乃武。尽管如此，杨乃武始终不承认自己有作案的动机。也就是说始终否认了自己真实的作案。但即便如此，刘锡同仍然以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共谋害死葛品连定案之论呈送杭州府，请求二审定案。

那时刑部尚书，也就是公安部的部长或者最高法院的院长，由他亲自坐镇主审，然后九卿，就是相关的最高级别的刑讯人员坐在旁边，来彻审杨乃武、小白菜，两个犯罪嫌疑人都到了北京来进行审讯，在这次审理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来，第一个当时提供了证词说将砒霜卖给杨乃武的艾仁堂药店的店主钱坦已经死亡，但是杨家早就提供了当日杨乃武根本不在余杭县的证词，这个证词得到采信，第二点非常关键的一点，葛品连的尸骨连尸骨带棺材也一并从余杭一直千里押解到了北京，重新打开棺木，由仵作重新鉴定葛品连是不是中毒而死，结果，这次检查发现，根据一些医生的最终认定，葛品连确属疾病而死，是病故，在所有尸骨的检测中，没有发现任何中毒身亡，就是砒霜的成分，这样最为核心的问题一旦查明，当时也在公堂上的余杭下令刘锡同和仵作沈祥供认不讳，说确实是我们当时在检测葛品连尸体的时候工作没有做细，主观认定他们有罪，所以就刑讯逼供，那么这样一个前后延续了三年多，将近四年的案子，最后定案，杨乃武、小白菜沉冤昭雪，葛品连不是中毒身亡，而是病故。

这个案子平反昭雪以后，那么在当时的清朝，政治环境中引起轩然大波，慈禧太后一下子连续发布旨意，惩罚余杭知县刘锡同，远发黑龙江判处流刑，余杭知县刘锡同勘验不认真，导致这起冤案的发生他是罪魁祸首，发配黑龙江。仵作沈祥以及其他相关人等30多位官员被革职、充军或查办，浙江巡抚杨昌浚、浙江学政胡瑞澜，杭州知府陈鲁一干官员100余位，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这个案件纷纷扬扬的杨乃武、小白菜案以一大批官员的落马而告终。广大人民拍手称块，这就是杨乃武、小白菜的真实案情。

杨乃武是举人出身，他家也比较富裕，另外在当时的首都北京也有很多浙江级的官员对他们的支持，那么这些原因都是原因，但是如果没有最终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由于官官相护，有些案子很难最终平冤昭雪。本案平反昭雪的最后实际上隐藏着深刻的、尖锐的官场权利斗争，这是我们特别要提到的。小小的杨乃武、小白菜这样的案件是普通的，但是在当时围绕着这个案件审理，浙江的一干官员，从县到府到省，全都是曾国藩所统率的湘系军阀的手下，那么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曾国藩率领自己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镇压了太平天国，那么在当时江南一代，各级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湘系的军阀，他们没有多少的知识，凭着军功担任这样的职务，他们很少受过严格的审判经验的教育，也没有多少知识，因此容易造成很多冤案，而且有了冤案之间都同处湘系，官员之间相互扶持，相互的维护，那么从而使这个案子迟迟难以翻案，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早就欲除之而后快，早就想找到一个契机来弹压湘系军阀的势力，那么杨乃武、小白菜案件的发生给慈禧太后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找到了爱新觉罗满清皇族或者说朝廷吧，压制湘系军阀气焰的契机，那么之所以最后100多位官员顶戴花翎全部摘掉，永不续用，实际上有压制湘系军阀这么一个功能。

清朝历史上有二位女性非常知名，一位是清朝末期的慈禧皇太后，掌管清王朝半世纪，领着大清帝国走向穷途末路。另一位就与其说截然不同，了解清朝历史的可能性就会想到，便是孝庄文王后。他是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的妃子，是顺治皇上福临的母亲，是康熙皇上玄烨的奶奶，帮扶三代皇上，抚养了两个皇上。

她如同她的姓名“布木布泰”一样，好似老天爷给清代恩赐的一个贵人相助，用她的聪明伶俐守住了相公创出的伟业。在掌管清王朝的53年来，强臣环伺，先有多尔衮觊觎皇位，时有鳌拜争权夺势，她不畏艰难扶立幼帝，为鼎盛奠定一个良好基础。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女子，她和儿子顺治之间的关系，却远远没有孙子的配合默契。

多尔衮病逝以后，顺治与孝庄不离不弃，当顺治病逝后，康熙与孝庄相互依靠，全是一样的情况。按理说该是儿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最好是才对，为什么远远没有婆孙间的配合默契？

尽管顺治与康熙均是由孝庄一手带大的，但是两人的家庭环境却迥然不同。多尔衮去世后，整体实力更为强悍的多尔衮，为了能促使刚构建的清代不出现内战，展开了让步，拥立了9岁福临为帝，但也密封为王爷。多尔衮表面尊顺治为帝，但却坚持以皇上的口气来下达圣旨。他把小王爷的一切握在自己手上，只待未来天底下趋于稳定，好将小王爷扳倒。

因而，他不愿顺治皇上可以有力量和自己抵抗。当顺治6岁继位时，朝中就应当为顺治找些优秀老师，可是多尔衮却托着没办，纵容顺治帝骄纵玩乐。而孝庄见到张扬飞扬跋扈的多尔衮权势滔天，儿子的皇位也摇摇欲坠。她搞清楚，多尔衮不想让顺治去学、发展，是怕之后顺治拥有本事，会祛除自身。

因此孝庄就沿着多尔衮，先不许顺治去学，等以后现在机会来了再讲，这就使得顺治还有很多恶习，非常蛮横无理，房劳过度，性格不太好，而且顺治也成为了个“半文盲”，顺治自身都觉得：

“朕极悲剧，五岁时，先唐太宗早就晏驾。太后生朕一人，又极娇宠，没有人经验教训，坐此辍学。年到十四，九王薨，方始继位，阅诸臣章奏，茫然不解。”

第一次看奏章都未知白是什么意思，顺治自然就会埋怨妈妈孝庄对自身的无论不教。可康熙就不一样了，尽管康熙小时候无父无母，但却有奶奶的爱护。自小给我康熙找了一个全国最好的几个教师，将康熙往一个明智君王的样子塑造，康熙帝也由此懂道理，对孝庄非常孝敬，两人关系也十分和睦。那时候朝内虽然有强臣鳌拜危胁，但作为四大辅臣的鳌拜却难以和政摄王多尔衮一概而论，康熙的童年还是比顺治好很多。

清朝在历史上，孝庄是不是嫁给多尔衮一直是个谜。据野史秘闻记述，当时多尔衮去世后，并没选中继承者，可多尔衮对皇位也有妄图，绝美的孝庄王后为了能可以让自己的大儿子福临成功继位，就下嫁给多尔衮，为此来获得福临的皇位。

可是，在现在很多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顺治帝叫法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或“皇堂叔”，从这一点就能推断，孝庄八成是下嫁给多尔衮。

顺治长大以后，对自身妈妈与多尔衮之间的关系当然有一定的了解，纵使并不像野史秘闻记述那般不堪入目，但自然少不了流言蜚语。他或许知道自身高高的之上的部位，是妈妈用嫁给得来的，这也让他愈发厌烦多尔衮，对妈妈孝庄也自然就逐渐反目为仇了。

顺治帝的两名王后全是科尔沁草原的女性，这很符合清朝满蒙联婚现行政策，孝庄就是从科尔沁大草原而成，自然也就会为科尔沁部未来的发展考虑到。可是，顺治帝对这两名王后非常不感兴趣，虽然没有喜爱，可是无法拒绝。仅仅后边，顺治喜欢上了董鄂妃，一入宫就被人称为贤妃，没多久再封皇后，以后顺治乃至要想弃后。针对孩子这种闹着玩的婚姻生活，孝庄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母子间的争执也就多了下去，两人的关系可能就势同水火了。

而康熙皇上的婚姻生活比顺治好一点，孝庄没考虑科尔沁利益，为康熙娶的是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目的是为了制约阵营非常大的鳌拜，促使康熙可以站稳皇位。自小接纳君王教学的康熙，当然明白孝庄的意味，不但不反对奶奶，而且还对奶奶非常感谢。

总的来说，我们能获知孝庄与顺治关联势同水火，却和孙子康熙配合默契的主要原因。而现在，有时我们还会应对像孝庄与顺治一样的母子难题，由此可见从古到今，母子中间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存有，大家应该像孝庄一样投入，也得学康熙一样了解、感谢，才能够让家中更和谐。

两贤后：长孙皇后 马皇后

臭名远扬：慈禧（只做了太后） 吕后

长孙皇后 - 唐太宗后

长孙皇后（601－636），长安人，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长孙晟隋时官至右骁卫将军。她从小爱好读书，通达理仪，十三岁时嫁给李世民为妻。唐朝建立后，她被册封为秦王妃。当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嫌隙日益加深之时，她对唐高祖尽心侍奉，对后宫嫔妃也殷勤恭顺，极力争取他们对李世民的同情，竭力消除他们对秦王的误解。「玄武门之变」前夕，她又对秦府幕僚亲切慰勉，左右将士无不为之感动。李世民升储登极以后，被立为皇后。

长孙皇后生性节俭，她所使用的一切物品，都以够用为限，从不铺张。唐太宗知道她深明大义，因此，下朝以后经常都要和她谈起国家大事。但她却很郑重地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我是妇道人家，怎能随意议论国家大事？」太宗不听，还是对她说得滔滔不绝，但她始终却沉默不语。

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和唐太宗为布衣之交，又在唐朝建立前后和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因此，太宗把他视为知己，打算任他为宰相，执掌朝政。皇后听说后，就对太宗说：「妾既被立为皇后，尊贵已极，我实在不想让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朝的吕后、霍光之家，可为前车之鉴。所以，我请您千万不要把兄长任为宰相。」在长孙皇后的再三阻挡下，唐太宗只给长孙无忌加开府仪同三司这样的虚衔。

长孙皇后所生的长乐公主，被唐太宗视为掌上明珠。因此，在公主出嫁之时，唐太宗赏赐的物品要比唐高祖的女儿长公主出嫁的物品多出一倍有余。为此，魏征当面向唐太宗提出异议。下朝后，唐太宗把魏征的不同意见，转告皇后，长孙氏当即便深有感触地说：「我以前听说陛下对魏征很器重，但并不了解其中缘故。今天我听了他的谏言之后，才真正明白他是一位十分正直的社稷之臣。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请陛下深思这个道理，那就是天下的最大幸运了。」

贞观八年（634），长孙皇后同唐太宗一起去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避暑时，身染疾病，且愈来愈重，服用了很多药物，但病情却并未缓解。这时，在身边服侍的太子李承干就向母亲提请用赦免囚徙和度人入道等方法，乞求保佑，但却遭到皇后的坚决拒绝。她说：「大赦是国家的大事，佛、道二教也自有教规。如果可以随便就赦免囚徒和度人入道，就必定会有损于国家的政体，而且也是你父皇所不愿意的。我岂能以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太子听罢，便不敢向太宗奏告，只是把他母亲的话告诉了房玄龄，房玄龄又转告给了太宗。太宗听后，感动得涕泪交流，泣不成声。

贞观十年（636）六月，长孙皇后弥留之际，与唐太宗最后诀别。她用尽气力对太宗说：「我的家族并无甚么大的功勋、德行，只是有缘与皇上结为姻亲，才身价百倍。要想永久保持这个家族的名誉、声望，我请求陛下今后不要让我的任何一个亲属担任朝廷要职，这是我对陛下最大的期望。我活着的时候对国家并没有丝毫功绩，所以死后也千万不要厚葬，仅因山而葬，不起坟墓，不用棺椁，所须器物，都用木、瓦制作，俭薄送终。如能这样，就是陛下对我的最大纪念。」说完不久，就死在后宫立政殿。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

唐朝后妃建制

皇太后，皇后，三夫人（贵妃，淑妃，德妃），九嫔（昭仪，昭容，昭嫒，修仪，修容，修嫒，充仪，充容，充嫒），二十七世妇（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八十一御女（宝林，御女，才女各二十七人），玄宗时增四妃：贤妃，惠妃，丽妃，华妃。

唐太宗能成为千古一帝，开创李唐江山和「贞观之治」的成功，和长孙皇后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朱元璋皇后马氏，生于元至顺三年(1332)，宿州人。母亲郑媪，早死，父亲马公。朱元璋称帝，他们作为已故椒房贵戚，也没有留下名字，可见是极普通的人家，不为人所知。马公与濠州人郭子兴友善，把女儿托给他，马公死，马氏成为郭子兴养女。马氏人很聪明，又好学，在子兴家识字读书，尤其喜好诗。又会做人，与养母张夫人处得非常融洽，为养母所喜爱。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投到郭子兴麾下当亲兵，子兴赏识元璋，将马氏许配给他。这对新人，男25岁，女21岁，年龄、身世都很般配。马氏婚后，对家庭生活的安排，对于各种人际关系处理都很得当，深得丈夫的欢心和敬重。

清上官周《明太祖功臣图》中马皇后画像朱元璋雄才大略，很快在濠州红巾军中崭露头角，不免遭人侧目，郭子兴亦对他有疑忌。诸将出征，掳获物都要贡奉郭子兴，元璋不猎取私财，无从进纳，更容易引起郭子兴的不快。马氏见此情形，就把自家财产送给养母张夫人和郭子兴妾张氏，请她们在义父前给干女婿说点好话，以弥缝裂痕。有一次，郭子兴把元璋关了禁闭，不给饭吃，马氏心痛丈夫，把刚烙得的烧饼放在怀中偷偷送去，等到事后才发现胸前的皮肤都烫焦了(《明史·高皇后传》)，可见这对青年伉俪感情的深厚。平时马氏对元璋生活的关照之好自不必说了。当时因战乱缺乏食粮，马氏在家省吃俭用，把粮食和好的食品留给丈夫，以至有时自己饿肚子。这些事朱元璋铭感五内，当皇帝后还向大臣讲述，把它比作刘秀困在河北得到冯异豆粥麦饭的美事。据《明书》记载，朱元璋与陈友谅对垒时，曾被对方追击，马氏背着元璋逃跑，太子朱标为此绘有图像，放在怀中。后来朱标与乃父政见不合，元璋追打他，他故意把图像遗落在地，元璋见到，痛哭一场，也不打儿子了(《明书·懿文皇太子纪》)。这个记载未必是真实的，不过马氏不像当时的其他妇女缠足，是天足者，背丈夫是有可能的。马氏自奉节俭，衣服穿破了还要补了穿，听女史讲元世祖昭睿顺圣皇后用旧弓弦织成绸，做衣服穿，马后就命用旧料织治，做成盖被、巾褥，送给孤寡老人。

马皇后对子女仁爱，勉励他们学习，要求他们生活简朴，有比穿衣、用物的，加以教诲，又把宫中利用旧料织成的被褥送给他们，并解释说：你们生长在富贵家庭，不知纺织的难处，要爱惜财物。她对待养子如同亲生的，而且始终如一。

和朱元璋血缘最近的亲戚是侄儿朱文正，文正在对陈友谅战争中立功，因叔父未及时赏赐而不满，元璋因此杀了文正身边的亲信，还要治他的罪。马后也把文正当儿子看，这时劝元璋：这孩子立了好多战功，守南昌尤其不易，况且只是性急要强，并不是反叛，不要追究了，元璋这才将文正免官了事。这一事例说明马后保护了亲属正当权益。

马后对娘家人极为怀念，每当说到父母早逝就痛哭流涕，朱元璋也因关心她而及于外家，要为马后访察亲属，以便封赏。马后认为封外戚容易乱政，不是好事，不让访找。事实上马后是孤儿，娘家已没有人了。元璋只好追封马公为徐王，郑媪为王夫人，在宿州为他们设立祠祭署，以邻居王姓主持奉祀的事。

马后与身边的妃子和宫人也是和睦相处，是比较慈惠的。妃嫔中有人生儿子，一定厚待他们母子。马后以皇后的身份，还要管丈夫的饮食，宫女认为她不必这样做，她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尽做妻子的责任，再一是怕皇帝饮食有不中意处，怪罪下来，宫人担当不起，她好承受着。她也设法保护宫女，有一次元璋盛怒要立即惩罚一个宫中下人，马后也假作发怒，命把那人捆绑起来，交给宫正司议罪。元璋不满地责问她：这是你皇后处理的事情，为什么要交给宫正司马后回答：赏罚公平才可以服人，治理天下的君主，哪能亲自处理每一个人，有犯法的应当交给有关部门去办。元璋又问，那你为什么也发火她回答说，当皇上愤怒时，我故意也发怒，把这事推出去，消释你的烦恼，也为有司能持平执法。这一事表明她对丈夫、宫女双方都是关怀的。

清上官周《明太祖功臣图》中宋濂画像命妇入宫朝见，马后以家人礼来接待，给人以温暖，对朝臣的家庭也给以关心。有人告发和州知州郭景祥的儿子要杀乃父，朱元璋欲以不孝罪处郭子死刑，马后知道了，说这是传闻之词，不一定真实，何况郭景祥就这么一个儿子，处决了他就绝后了。朱元璋一调查，果然是传闻不实，不是马后的劝说，郭家就家破人亡了。洪武十三年(1380)，知制诰宋濂因长孙宋慎陷入胡惟庸党而获罪，元璋要处他极刑。宋濂是明朝开国“文学之首臣”(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赠翰林承旨宋濂祖父诰》)，又是太子的师傅，这时他已告老还乡，与胡党毫无牵涉。元璋搞胡党扩大化，宋濂眼看要遭殃，马后及时出面救援，她说：老百姓请一位先生，还知道终生不忘尊师的礼节；再说他致仕回籍，京中的事必定不知道，可别冤枉了他。但是元璋一心惩办胡党，不听马后的劝告。一次马后陪丈夫吃饭，她不喝酒，也不吃肉，元璋问为什么不吃不饮，她说：听说宋先生获咎，我不近荤酒，为他祈福，希望他免祸。听了这番话，元璋动了恻隐之心，饭也不吃了，第二天赦免了宋濂的死罪。

马后对士庶的生活也有所关心。明朝太学建成，朱元璋临幸回宫，马后问有多少学生，回答有几千名。当时有些太学生携带眷属在京，他们没有薪俸，无法养家，马后建议按月发给口粮，元璋接受了，专门设立“红板仓”，存储粮食，发给太学生。此后，“月粮”成为明代学校的一项制度。

明初有个商人沈万三，是“赀钜万万，田产遍吴下”的江南第一大财主（董谷《碧里文存》)，据说朱元璋建设南京城，洪武门至水西门一段城墙由他出资修筑。又据说沈万三要求出钱犒赏军队，元璋问他，我有百万军士，你能普遍犒劳吗他不知收敛，满有把握地说可以每人发给一两银子。这样的人，富可敌国，敢同天子抗衡，激恼了君主，要以乱民的罪名杀掉他。对此，马皇后劝解道：沈万三富是富得出奇，但他没有犯法，也没有谋图造反，杀他没有道理，也不符合法令，还是不杀的好。元璋听了她的话，免沈万三一死，把他流放到云南。

对于太医院的医生，马后也照顾他们的利益。马后最后一场病是严重的，元璋命太医诊治，但马后不服药，元璋强要她吃药，她说：如果我吃药无效，你就会杀死那些医师，那不等于我害了他们吗!我太不忍心了。元璋希望她医好，就说不要紧，你吃药，就是治不好，我因为你，也不会惩治医生。但是马后还是不用药，以致死亡。马后替医生着想竟至不顾自身的治疗。她死于洪武十五年(1382)，享年51岁。

马皇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得体。当朱元璋在甥馆时，与义父母及其家人；独立成家后，与义子，与丈夫的子女；做皇后以后，与妃嫔，与宫人，与命妇，与朝臣，与娘家，种种关系，料理得妥切，与人关系融洽。

她能做到这种程度，重要的在于她按“待人以宽，责己以严”的原则去办事，与他人的矛盾就易于化解。

马皇后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丈夫的尊敬与爱护。她生前，朱元璋褒奖她，比诸历史上的贤后唐太宗长孙皇后，为她父亲起坟立庙；她死后，朱元璋不再册立皇后，表示对她的敬重和怀念。这一对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妇，互相眷恋，互相体贴，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丈夫多妻妾，她的生活还是完满的。

《明史》赞扬马皇后，“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的确，在封建时代，她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是“母仪天下”者中的佼佼者。她帮助丈夫成就帝业，谏止丈夫的败政，料理好家中、宫中事务，造成家庭和睦的局面，她对于朱明王朝、对于朱元璋的家庭都作出了贡献。封建时代称颂她，有其道理，但是我们从马皇后身上，也看到古代女子悲惨的一面：她生活的一切就是为着丈夫，丈夫也就是她的生存价值；她没有个人的意志、爱好，没有男人那样的事业，没有个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在那个时代，贤妻良母与女子做独立的人绝然对立，而且只能是前者，社会不允许她与丈夫做对等的人。那时，贤妻良母就意味着妇女为丈夫、儿子牺牲自己，生活失去了多少意义!时代变了，再宣扬封建式的贤妻良母，用那个标准要求妇女，与妇女的解放背道而驰，至少是容忍摧残妇女的封建道德的存在，对现代妇女就太残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