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F有什么加移动速度的，戒指和项链

戒子有：

漩涡者知戒，50级粉戒

悲鸣窒息之戒，55任务送的粉戒

阿拉德活动赠送的戒子，带15移动速度，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我是没拿到过

泰拉戒子，50级粉戒

项链：

王者，50级粉项链

伊凡的项链，2移速，50级SS项链

泰拉项链，50级粉项链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应该是很全面了

火强戒指，有ss火精灵之戒（火强16），

疯狂伊凡的避火装置（18火强），

粉燃烧之烈焰（12火强）；

不过在推荐LZ买个70火强项链，240W左右，14火强

望采纳

哈尼克的护面属性是有15%的几率减少6点所有属性，效果持续10秒！对于魔道这样的职业来说配一个哈尼克护面可以！至于配不配疯狂伊凡的戒指，随便，用这两个的其中之一来堆取智力还算不错，但我觉得如果你有贤者之戒的话，那就更合适不过了！

DNF现在女弹药带手镯和戒指选择如下：

1，手镯：

窒息的悲鸣手镯（55粉手镯 魔法物理暴击率+7%）

泰拉石手镯（50级粉手镯 攻速1% 移速2% 魔法暴击率+4% 命中率+2% 回避率-1%）

哈尼克的护面（52粉手镯 攻击时有15%的概率使敌人减少6点所有属性抗性，持续10秒）

首选悲鸣手镯。

2，戒指：

疯狂伊凡的避火装置（52粉戒指 18智 火属性强化+18）

黑珍珠米斯特（55粉戒指 20智 魔法破招攻击力+20%）

疯狂伊凡的炸药包（52粉戒指 力量12 智力31 死亡时产生爆炸）

配合爆炎弹首选避火装置。

女弹药拥有不同的强化流派，玩家可以根据自身选择流派的不同进行装备的替换和改变，适合玩家游戏习惯的最好。

《土地》是保加利亚作家埃林·彼林的一部长篇小说。其故事梗概如下：

神父要在公共牧场为遭受了旱灾的波特戈里村求雨，但是有一个自私的、对土地充满贪婪的年轻人叶尼奥却要神父在自己家的土地上求雨，这让村民们对叶尼奥很是讨厌。

叶尼奥和伊凡是亲兄弟，与哥哥伊凡分家后开了一家小酒店，伊凡夫妇关心叶尼奥的婚事，为他找了一个新娘，她就是村里最美的姑娘兹维达，两个年轻人也十分相爱。

兹维达的母亲觉得叶尼奥脾气暴躁，傲慢无礼，不十分中意，但又觉得他毕竟是个勤奋有钱的青年，为了使女儿不致像自己一样一辈子受穷，终于同意了这门亲事。兹维达十分高兴，把自己订婚的消息告知好友司丹卡，谁知司丹卡却当场晕倒。她是村中头号富翁的独生女，家中有很多田产，她不但相貌丑陋，且是个驼背。但她也爱上了叶尼奥。兹维达的喜讯对她不亚于晴天霹雳，从此她郁郁寡欢，卧病不起。她的远亲巴涅助克看出了她的心病，又深知叶尼奥贪恋土地胜于生命，便自告奋勇代为说项。一天，巴涅助克对叶尼奥说，他错过了机会，放过了一笔送上门来的财产。并说如果他娶司丹卡为妻，她家那份财产，在她父亲死后，不就落到他身上了吗？一席话说得叶尼奥如梦初醒。他后悔自己干了天大的傻事，急急上马发疯似的向田野奔去，察看司丹卡家的耕地、牧场、果园、磨坊。他大骂自己愚蠢，痛恨兹维达对他的“哄骗”，几天不到她家去。安娜打发人来叫他，说兹维达在家等他，他恶狠狠地要兹维达从哪儿来，还滚到哪里去。兹维达立即明白了一切，她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将戒指退还给他。他立即向司丹卡求婚，人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举行了婚礼。

司丹卡结婚后全副精力都花在家庭上，成了叶尼奥的奴隶。叶尼奥不断购置田产，岳父又送给他两大块好地。他用铁丝网把地围起来，筹划建造庄园。但是伊凡的地有一只角突入了他的庄园，切断了端正的围墙线，这使叶尼奥很不满，总想把伊凡的地弄到手。他回到家里只管喝闷酒，看到司丹卡畸形的身影，更使他讨厌，他一天天疏远她，尽量少跟她接近。司丹卡施展出女人所有迷人的本领，也不能使他回心转意，叶尼奥越发变得残暴、粗鲁，有时索性在小酒店过夜。

一天，看到伊凡在地里正要把一棵百年的老橡树砍下来，便乘机要伊凡把这块地卖给他。伊凡严守祖业，拒绝卖地，并且不无责备地说，在他们族里，谁也没有对土地这么贪心的。碰了一鼻子灰的叶尼奥极为懊丧，在一次狂喝滥饮之后，产生了杀死伊凡的念头，因为伊凡一死，无儿女的安娜必会改嫁，而他可稳得田产。

一天早晨，叶尼奥骑马进城，看见伊凡正在套犁，准备耕地，便下马走近树林，摸出酒瓶又喝起来。他沉醉在罪恶的狂想之中，躺在地上昏然睡去，一觉醒来，日已当顶，四周空无一人，只有伊凡躺在橡树下睡觉。橡树已被砍了很深的凹槽，砍树的斧子就放在伊凡身边，他想，伊凡终究落到他手里了。为了掩盖罪行，他不用斧子，搬起一块石头朝伊凡脸上砸去，伊凡痉挛了一下，试图站起来，但终因伤势太重，仰面朝天倒了下去。叶尼奥连忙抓过斧头，猛砍橡树，让树干倒在伊凡身上后，方才溜走。

伊凡伤势沉重，经医院努力后仍保住了性命，而叶尼奥则因为做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后，心灵充满了阴影。在一次偶遇伊凡的眼光后，再也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就开始自我折磨，结果家产被折腾了个尽光，最后沦为乞丐，病死在暴风雨中。更可笑的是人们忘记扒取插在他手里的蜡烛，而使他的尸体被烧焦了。

在米罗诺西茨村边，在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误了归时的猎人们正安顿下来过夜。他们只有二人：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员布尔金。伊凡伊凡内奇有个相当古怪的复姓：奇木沙－喜马拉雅斯基，这个姓跟他很不相称1，所以省城里的人通常只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他住在城郊的养马场，现在出来打猎是想呼吸点新鲜空气。中学教员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П姓伯爵家里做客，所以在这一带早已不算外人了。

暂时没有睡觉。伊凡伊凡内奇，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留着长长的胡子，坐在门外月光下吸着烟斗，布尔金躺在里面的干草上，在黑暗中看不见他。他们天南海北地闲聊着。顺便提起村长的老婆玛芙拉，说这女人身体结实，人也不蠢，就是一辈子没有走出自己的村子，从来没有见过城市，没有见过铁路，最近十年间更是成天守着炉灶，只有到夜里才出来走动走动。

“这有什么奇怪的！”布尔金说，“有些人生性孤僻，他们像寄居蟹或蜗牛那样，总想缩进自己的壳里，这种人世上还不少哩。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即返回太古时代，那时候人的祖先还不成其为群居的动物，而是独自居住在自己的洞穴里；也许这仅仅是人的性格的一种变异──谁知道呢。我不是搞自然科学的，这类问题不关我的事。我只是想说，像玛芙拉这类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哦，不必去远处找，两个月前，我们城里死了一个人，他姓别利科夫，希腊语教员，我的同事。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与众不同的是：他只要出门，哪怕天气很好，也总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上暖和的棉大衣。他的伞装在套子里，怀表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有时他掏出小折刀削铅笔，那把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就是他的脸似乎也装在套千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每当他坐上出租马车，一定吩咐车夫支起车篷。总而言之，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也许是为自己的胆怯、为自己对现实的厌恶辩护吧，他总是赞扬过去，赞扬不曾有过的东西。就连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也相当于他的套鞋和雨伞，他可以躲在里面逃避现实。

“‘啊，古希腊语是多么响亮动听，多么美妙！’他说时露出甜美愉快的表情。仿佛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眯细眼睛，竖起一个手指头，念道：‘安特罗波斯！’2

“别利科夫把自己的思想也竭力藏进套子里。对他来说，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官方文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误的。既然规定晚九点后中学生不得外出，或者报上有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那么他认为这很清楚，很明确，既然禁止了，那就够了。至于文告里批准、允许干什么事，他总觉得其中带有可疑的成分，带有某种言犹未尽，令人不安的因素。每当城里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着头小声说：

“‘这个嘛，当然也对，这都很好，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

“任何违犯、偏离、背弃所谓规章的行为，虽说跟他毫不相干，也总让他忧心忡忡。比如说有个同事做祷告时迟到了，或者听说中学生调皮捣乱了，或者有人看到女学监很晚还和军官在一起，他就会非常激动，总是说：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端。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顾虑重重、疑神疑鬼的作风和一套纯粹套子式的论调，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他说什么某某男子中学、女子中学的年轻人行为不轨，教室里乱哄哄的──唉，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又说，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出校，那么情况就会好转。后来怎么样呢？他不住地唉声叹气，老是发牢骚，苍白的小脸上架一副墨镜──您知道，那张小尖脸跟黄鼠狼的一样──他就这样逼迫我们，我们只好让步，把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压下去，关他们的禁闭，最后把他们开除了事。他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到同事家串门。他到一个教员家里，坐下后一言不发，像是在监视什么。就这样不声不响坐上个把钟头就走了。他把这叫做‘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显然，他上同事家闷坐并不轻松，可他照样挨家挨户串门，只因为他认为这是尽到同事应尽的义务。我们这些教员都怕他。连校长也怕他三分。您想想看，我们这些教员都是些有头脑、极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良好教育，可是我们的学校却让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小人把持了整整十五年！何止一所中学呢？全城都捏在他的掌心里！我们的太太**们到星期六不敢安排家庭演出，害怕让他知道；神职人员在他面前不好意思吃荤和打牌。在别利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最近十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事事都怕。怕大声说话，怕写信，怕交朋友，怕读书，怕周济穷人，怕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想说点什么，嗽了嗽喉咙，但他先抽起烟斗来，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一字一顿地说：“是的，我们都是有头脑的正派人，我们读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作品，以及巴克莱3等人的著作，可是我们又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一再忍让……问题就在这儿。”

“别利科夫跟我住在同一幢房里，”布尔金接着说，“同一层楼，门对门，我们经常见面，所以了解他的家庭生活。在家里也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无数清规戒律，还有那句口头掸：‘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斋期吃素不利健康，可是又不能吃荤，因为怕人说别利科夫不守斋戒。于是他就吃牛油煎鲈鱼──这当然不是素食，可也不是斋期禁止的食品。他不用女仆，害怕别人背后说他的坏话。他雇了个厨子阿法纳西，老头子六十岁上下，成天醉醺醺的，还有点痴呆。他当过勤务兵，好歹能弄几个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房门口，交叉抱着胳膊，老是叹一口长气，嘟哝那么一句话：

“‘如今他们这种人多得很呢！’

“别利科夫的卧室小得像口箱子，床上挂着帐子。睡觉的时候，他总用被子蒙着头。房间里又热又闷，风敲打着关着的门，炉子里像有人呜呜地哭，厨房里传来声声叹息，不祥的叹息……

“他躺在被子里恐怖之极。他生怕会出什么事情，生怕阿法纳西会宰了他，生怕窃贼溜进家来，这之后就通宵做着噩梦。到早晨我们一道去学校的时候，他无精打采，脸色苍白。看得出来，他要进去的这所学生很多的学校令他全身心感到恐慌和厌恶，而他这个生性孤僻的人觉得与我同行也很别扭。

“‘我们班上总是闹哄哄的，’他说，似乎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心情沉重，‘真不像话！’“可是这个希腊语教员，这个套中人，您能想象吗，差一点还结婚了呢！”

伊凡伊凡内奇很快回头瞧瞧堆房，说：“您开玩笑！”

“没惜，他差一点结婚了，尽管这是多么令人奇怪。我们学校新调来了一位史地课教员，叫米哈伊尔萨维奇柯瓦连科，小俄罗斯人4。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姐姐瓦莲卡。他年轻，高个子，肤色黝黑，一双大手，看模样就知道他说话声音低沉，果真没错，他的声音像从木桶里发出来的：卜，卜，卜……他姐姐年纪已经不轻，三十岁上下，个子高挑，身材匀称，黑黑的眉毛，红红的脸蛋──一句话，不是姑娘，而是果冻，她那样活跃，吵吵嚷嚷，不停地哼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高声大笑，动不动就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们初次正经结识科瓦连科姐弟，我记得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一群神态严肃、闷闷不乐、把参加校长命名日宴会也当作例行公事的教员中间，我们忽地看到，一位新的阿佛洛狄忒5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了：她双手叉腰走来走去，又笑又唱，翩翩起舞……她动情地唱起一首《风飘飘》，随后又唱一支抒情歌曲，接着再唱一曲，我们大家都让她迷住了──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别利科夫。他在她身旁坐下，甜蜜地微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柔和，动听，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

“这番奉承使她感到得意，于是她用令人信服的语气动情地告诉他，说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处田庄，现在妈妈还住在那里。那里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6！小俄罗斯人把南瓜叫‘卡巴克’，把酒馆叫‘申克’。他们做的西红柿加紫甜菜浓汤‘可美味啦，可美味啦，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大家不约而同冒出一个念头：

“‘把他们撮合成一对，那才好哩’，校长太太悄悄对我说。

“我们大家不知怎么都记起来，我们的别利科夫还没有结婚。我们这时都感到奇怪，对他的终身大事我们竟一直没有注意，完全给忽略了。他对女人一般持什么态度？他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以前我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甚至不能设想，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挂着帐子的人还能爱上什么人。

“‘他早过了四十，她也三十多了……’校长太太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是愿意嫁给他的。’

“在我们省，人们出于无聊，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干了无数不必要的蠢事！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却没人去做。哦，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既然我们很难设想别利科夫会结婚，我们又为什么突然之间头脑发热要给他做媒呢？校长太太，督学太太，以及全体教员太太全都兴致勃勃，甚至连模样都变好看了，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目标。校长太太订了一个剧院包厢，我们一看──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莲卡，拿着这么小的一把扇子，眉开眼笑，喜气洋洋。身旁坐着别利科夫，瘦小，佝偻，倒像是让人用钳子夹到这里来的。我有时在家里请朋友聚会，太太们便要我一定邀上别利科夫和瓦莲卡。总而言之，机器开动起来了。原来瓦莲卡本人也不反对出嫁。她跟弟弟生活在一起不大愉快，大家只知道，他们成天争吵不休，还互相对骂。我来跟您说一段插曲：柯瓦连科在街上走着，一个壮实的大高个子，穿着绣花衬衫，一给头发从制帽里耷拉到额头上。他一手抱着一包书，一手拿一根多疖的粗手杖。她姐姐跟在后面，也拿着书。

“‘你啊，米哈伊里克7，这本书就没有读过！’她大声嚷道，‘我对你说，我可以起誓，你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柯瓦连科也大声嚷道，还用手杖敲得人行道咚咚响。

“‘哎呀，我的天哪，明契克8！你干吗发脾气，要知道我们的谈话带原则性。”

“‘可我要告诉你：我读过这本书！’他嚷得更响了。

“在家里，即使有外人在场，他们也照样争吵不休。这种生活多半让她厌倦了，她一心想有个自己的窝，再说也该考虑到年龄了。现在已经不是挑挑拣拣的时候，嫁谁都可以，哪怕希腊语教员也凑合。可也是，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只要能嫁出去就行，嫁给谁是无所谓的。不管怎么说，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利科夫表露出明显的好感。

“那么，别利科夫呢，他也去柯瓦连科家，就像上我们家一样。他到他家，坐下来就一言不发。他默默坐着，瓦莲卡就为他唱《风飘飘》，或者用那双乌黑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他，或者突然发出一串朗朗大笑：

“‘哈哈哈！’

“在恋爱问题上，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撮合起着很大的作用。于是全体同事和太太们都去劝说别利科夫，说他应当结婚了，说他的生活中没有别的欠缺，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向他表示祝贺，一本正经地重复着那些老生常谈，比如说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又说瓦莲卡相貌不错，招人喜欢，是五品文官的女儿，又有田庄，最主要的，她是头一个待他这么温存又真心诚意的女人。结果说得他晕头转向，他认定自己当真该结婚了。”

“这下该有人夺走他的套鞋和雨伞了，”伊凡伊凡内奇说。

“您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他把瓦莲卡的相片放在自己桌子上，还老来找我谈论瓦莲卡，谈论家庭生活，也说婚姻是人生大事，虽然他也常去柯瓦连科家，但他的生活方式却丝毫没有改变。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使他像得了一场大病：他消瘦了，脸色煞白，似乎更深地藏进自己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9萨维什娜我是中意的，’他说道，勉强地淡淡一笑，‘我也知道，每个人都该结婚的，但是……这一切，您知道吗，来得有点突然……需要考虑考虑。’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对他说，‘您结婚就是了。”

“‘不，结婚是一件大事，首先应当掂量一下将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惹出什么麻烦。这件事弄得我不得安宁，现在天天夜里都睡不着觉。老实说吧，我心里害怕：他们姐弟俩的思想方法有点古怪，他们的言谈，您知道吗，也有点古怪。她的性格太活泼。真要结了婚，恐怕日后会遇上什么麻烦。’

“就这样他一直没有求婚，老是拖着，这使校长太太和我们那里所有太太们大为恼火。他反反复复掂量着面临的义务和责任，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跟瓦莲卡一道散步，也许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必须这样做。他还常来我家谈论家庭生活，若不是后来出了一件荒唐的事10，很可能他最终会去求婚的，那样的话，一门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就完成了在我们这里，由于无聊，由于无事可做，这样的婚姻可以说成千上万。这里须要说明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利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不能容忍他。

“‘我不明白’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容忍这个爱告密的家伙，这个卑鄙的小人。哎呀，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你们这里的空气污浊，能把人活活憋死。难道你们是教育家、师长？不，你们是一群官吏，你们这里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城市警察局，有一股酸臭味，跟警察亭子里一样。不，诸位同事，我再跟你们待上一阵，不久就回到自己的田庄去。我宁愿在那里捉捉虾，教小俄罗斯的孩子们读书认字。我一定要走，你们跟你们的犹太就留在这里吧，叫他见鬼去11！’

“有时他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来，笑声时而低沉，时而尖细。他双手一摊，问我：

“‘他干什么来我家坐着？他要什么？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的！’

“他甚至给别利科夫起了个绰号叫‘毒蜘蛛’。自然，我们当着他的面从来不提他的姐姐要嫁给‘毒蜘蛛’的事。有一天，校长太太暗示他，说如果把他的姐姐嫁给像别利科夫这样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倒是不错的。他皱起眉头，埋怨道：

“‘这不关我的事。她哪怕嫁一条毒蛇也由她去，我可不爱管别人的闲事。’

“现在您听我说下去。有个好恶作剧的人画了一幅漫画：别利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打着雨伞在走路，身边的瓦莲卡挽着他的胳臂，下面的题词是：‘堕人情网的安特罗波斯’。那副神态，您知道吗，简直惟妙惟肖。这位画家想必画了不止一夜，因为全体男中女中的教员、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员和全体文官居然人手一张。别利科夫也收到一份。漫画使他的心情极其沉重。

“我们一道走出家门──这一天刚好是五月一日，星期天，我们全体师生约好在校门口集合，然后一道步行去城外树林里郊游。我们一道走出家门，他的脸色铁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底下竟有这样坏、这样恶毒的人！’他说时嘴唇在发抖。

“我甚至可怜起他来了。我们走着，突然，您能想象吗，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赶上来了，后面跟着瓦莲卡，也骑着自行车。她满脸通红，很累的样子，但兴高采烈，快活得很。

“‘我们先走啦！’她大声嚷道，‘天气多好啊，多好啊，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走远了，不见了。我的别利科夫脸色由青变白，像是吓呆了。他站住，望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还是我的眼睛看错了？中学教员和女人都能骑自行车，这成何体统？’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愿意骑就由他们骑好了。’

“‘那怎么行呢？’他喊起来，对我的平静感到吃惊，‘您这是什么话？！’

“他像受到致命的一击，不愿再往前走，转身独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神经质地搓着手，不住地打颤，看脸色他像是病了。没上完课就走了，这在他还是平生第一次。也没有吃午饭。傍晚，他穿上暖和的衣服，尽管这时已经是夏天了，步履蹒跚地朝柯瓦连科家走去。瓦莲卡不在家，他只碰到了她的弟弟。

“‘请坐吧，’柯瓦连科皱起眉头，冷冷地说。他午睡后刚醒，睡眼惺忪，心情极坏。

“别利科夫默默坐了十来分钟才开口说：

“‘我到府上来，是想解解胸中的烦闷。现在我的心情非常非常沉重。有人恶意诽谤，把我和另一位你我都亲近的女士画成一幅可笑的漫画。我认为有责任向您保证，这事与我毫不相干……我并没有给人任何口实，可以招致这种嘲笑，恰恰相反，我的言行举止表明我是一个极其正派的人。’

“柯瓦连科坐在那里生闷气，一言不发。别利科夫等了片刻，然后忧心忡忡地小声说：

“‘我对您还有一言相告。我已任教多年，您只是刚开始工作，因此，作为一个年长的同事，我认为有责任向您提出忠告。您骑自行车，可是这种玩闹对身为青年的师表来说，是有伤大雅的！’

“‘那为什么？’柯瓦连科粗声粗气地问。

“‘这难道还须要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还不明白吗？如果教员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们该做什么呢？恐怕他们只好用头走路了！既然这事未经正式批准，那就不能做。昨天我吓了一大跳！我一看到您的姐姐，我的眼前就发黑。一个女人或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您本人到底有什么事？’

“‘我只有一件事──对您提出忠告，米哈伊尔萨维奇。您还年轻，前程远大，所以您的举止行为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您太随便了，哎呀，太随便了！您经常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上街时老拿着什么书，现在还骑自行车。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事会传到校长那里，再传到督学那里……那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的事，跟谁都没有关系！”柯瓦连科说时涨红了脸，‘谁来干涉我个人的和家庭的私事，我就叫他──滚蛋！’

“别利科夫脸色煞白，站起身来。

“‘既然您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他说，‘我请您注意，往后在我的面前千万别这样谈论上司。对当局您应当尊敬才是。’

“‘怎么，难道我刚才说了当局的坏话了吗？’柯瓦连科责问，愤恨地瞧着他，‘劳驾了，请别来打扰我。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跟您这样的先生根本就不想交谈。我不喜欢告密分子。’

“别利科夫神经紧张地忙乱起来，很快穿上衣服，一脸惊骇的神色。他这是平生第一回听见这么粗鲁的话。

“‘您尽可以随便说去，’他说着从前室走到楼梯口，‘只是我得警告您：我们刚才的谈话也许有人听见了，为了避免别人歪曲谈话的内容，惹出什么事端，我必须把这次谈话内容的要点向校长报告。我有责任这样做。’

“‘告密吗？走吧，告密去吧！’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只一推，别利科夫就滚下楼去，套鞋碰着楼梯啪啪地响。楼梯又高又陡，他滚到楼下却平安无事，他站起来，摸摸鼻子，看眼镜摔破了没有？正当他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时候，瓦莲卡和两位太太刚好走进来；她们站在下面看着──对别利科夫来说这比什么都可怕。看来，他宁可摔断脖子，摔断两条腿，也不愿成为别人的笑柄：这下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还会传到校长和督学那里──哎呀，千万别惹出麻烦来！──有人会画一幅新的漫画，这事闹到后来校方会勒令他退职……

“他爬起来后，瓦莲卡才认出他来。她瞧着他那可笑的脸，皱巴巴的大衣和套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她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响彻全楼：

“‘哈哈哈！’

“这一连串清脆响亮的‘哈哈哈’断送了一切：断送了别利科夫的婚事和他的尘世生活。他已经听不见瓦莲卡说的话，也看不见眼前的一切。他回到家里，首先收走桌上瓦莲卡的相片，然后在床上躺下，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三天后，阿法纳西来找我，问要不要去请医生，因为他家老爷‘出事’了。我去看望别利科夫。他躺在帐子里，蒙着被子，一声不响。问他什么，除了‘是’‘不是’外，什么话也没有。他躺在床上，阿法纳西在一旁转来转去。他脸色阴沉，紧皱眉头，不住地唉声叹气。他浑身酒气，那气味跟小酒馆里的一样。

“一个月后别利科夫去世了。我们大家，也就是男中、女中和师范专科学校的人，都去为他送葬。当时，他躺在棺木里，面容温和，愉快，甚至有几分喜色，仿佛很高兴他终于被装进套子，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是的，他实现了他的理想！连老天爷也表示对他的敬意，下葬的那一天，天色阴沉，下着细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莲卡也来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棺木下了墓穴时，她大声哭了一阵。我发现，小俄罗斯女人不是哭就是笑，介于二者之间的情绪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利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是一副端庄持重、愁眉不展的面容，谁也不愿意流露出这份喜悦的心情──它很像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还在童年时代体验过的一种感情：等大人们出了家门，我们就在花园里跑来跑去，玩上一两个钟头，享受一番充分自由的欢乐。啊，自由呀自由！哪怕有它的半点迹象，哪怕有它的一丝希望，它也会给我们的心灵插上翅膀。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地回来，感到心情愉快。可是，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依旧那样严酷，令人厌倦，毫无理性。这是一种虽没有明令禁止、但也没有充分开戒的生活。情况不见好转。的确，我们埋葬了别利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类套中人留在世上，而且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

“问题就在这儿，”伊凡伊凡内奇说着，点起了烟斗。

“将来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啊！”布尔金重复道。中学教员走出板棚。这人身材不高，很胖，秃顶，留着几乎齐腰的大胡子。两条狗也跟了出来。

“好月色，好月色！”他说着，抬头望着天空。已是午夜。向右边望去，可以看到整个村子，一条长街伸向远处，足有四五俄里。万物都进入寂静而深沉的梦乡。没有一丝动静，没有，一丝声息，甚至叫人难以置信，大自然竟能这般沉寂。在这月色溶溶的深夜里，望着那宽阔的街道、街道两侧的农舍、草垛和睡去的杨柳，内心会感到分外平静。摆脱了一切辛劳、忧虑和不幸，隐藏在膝陇夜色的庇护下，村子在安然歇息，显得那么温柔、凄清、美丽。似乎天上的繁星都亲切地、深情地望着它，似乎在这片土地上邪恶已不复存在，一切都十分美好。向左边望去，村子尽头处便是田野。田野一望无际，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地平线。沐浴在月光中的这片广表土地，同样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问题就在这儿，”伊凡伊凡内奇重复道，“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拥挤不堪的城市里，写些没用的公文，玩‘文特’牌戏──难道这不是套子？至于我们在游手好闲的懒汉、图谋私利的讼棍和愚蠢无聊的女人们中间消磨了我们的一生，说着并听着各种各样的废话──难道这不是套子？哦，如果您愿意的话，我现在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用了，该睡觉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两人回到板棚里，在干草上躺下。他们盖上被子，正要朦胧入睡，忽然听到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堆房附近走动：走了一会儿，站住了，不多久又吧嗒吧嗒走起来……狗唔唔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动，”布尔金说。脚步声听不见了。

“看别人作假，听别人说谎，”伊凡伊凡内奇翻了一个身说，“如若你容忍这种虚伪，别人就管你叫傻瓜。你只好忍气吞声，任人侮辱，不敢公开声称你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们一边，你只好说谎，陪笑，凡此种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有个温暖的小窝，捞个分文不值的一官半职！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哦，您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伊凡伊凡内奇，”教员说，“我们睡觉吧。”十分钟后，布尔金已经睡着了。伊凡伊凡内奇却还在不断地翻身叹气。后来他索性爬起来，走到外面，在门口坐下，点起了烟斗。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

——契诃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