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著名作品有哪些？

契诃夫的著名作品：

1、短篇小说

《给博学的邻居的一封信》、《皮靴》、《马姓》、《凡卡》、《迷路的人》、《预谋犯》、《未婚夫和爸爸》、《客人》、《名贵的狗》、《纸里包不住火》、《哼，这些乘客们》、《普里什别叶夫中士》、《猎人》、《哀伤》。

《胖子和瘦子》、《喜事》、《在钉子上》、《胜利者的得意洋洋》、《小公务员之死》、《不平的镜子》、《谜一样的性格》、《站长》，《文官考试》、《戴假面具的人》、《变色龙》、《外科手术》、《太太们》、《幸福的人》、《在别墅里》、《大提琴的浪漫故事》。

《一件艺术品》、《白嘴鸦》、《苦闷》、《凡卡》、《食客》、《校长》、《伤寒》、《吻》、《沃洛嘉》、《祸事》、《婚礼》、《逃亡者》、《无依无靠的人》、《精神错乱》，《贼》、《村妇》、《古塞夫》、《跳来跳去的女人》、《邻居》。

2、剧作

《论烟草的危害》、《蠢货》、《伊凡诺夫》、《求婚》、《林神》、《被迫无奈的悲剧角色》、《结婚》、《纪念日》、《海鸥》、《万尼亚舅舅》、《海鸥》、《三姐妹》、《樱桃园》。

扩展资料：

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

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

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

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他的短篇小说《凡卡》被选入中国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第15课。

参考资料：

　　根据契诃夫最后一部小说《新娘》改编的同名话剧将在人艺实验小剧场演出。该剧讲的是即将结婚的年轻女性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疑惑、烦躁等情绪。按照心理学的分析，这种状况属于“婚前焦虑症”。为此，记者邀请了话剧《新娘》的编剧安莹、两位准新娘以及心理咨询师韩三奇先生，针对“婚前焦虑症”作了一次小小的对话。

　　“结不结婚”、“和谁结婚”都是问题

　　准新娘陆**说自己婚前有很多疑惑，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疑惑就是———

　　疑惑一：我为什么要结婚？

　　心理咨询师分析：这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还包含了社会学等很复杂的原因。从个体的角度来讲，怕结婚一般是因为害怕失去自由、害怕承担责任……现代社会对于结不结婚的压力已经很小，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

　　疑惑二：真的就是他了吗？

　　心理咨询师分析：在决定结婚前，最好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一下双方的情况，如性格、工作、双方家庭状况等等，清楚对方的优缺点，也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以免婚后在对方身上发现很多“新特点”而后悔。

　　“着急上火”、“忧心忡忡”都是症状

　　而另一位准新娘王**对于自己的感情倒是很确定，但是为了准备婚礼，动不动就着急上火，还忧心忡忡，她举了自己的案例———

　　王**总觉得未婚夫对婚事不上心，找场地、买东西、安排各种事情都是自己主动。再有，她老担心自己的婚礼上会出现问题，一会儿担心车不到位，一会儿担心天气不好，一会儿担心亲友们找不到地方……基本上每隔几天就会冒出一个担心。

　　心理咨询师分析：在婚事的操办上，准新娘和准新郎其中一人干得多，另一人自然就干得少了。如果王**觉得心理不平衡，不妨把婚前需要准备的事情也列个清单，双方分好工，这样双方都会比较清楚。王**对于婚礼的种种细节的担心，可以先请教有经验的人，然后列出一个清单，再按照清单安排专人负责各种事务，这样会比较安心。

　　“婚前焦虑”很正常

　　心理咨询师韩三奇最后说，要强调的是，出现“婚前焦虑”是很正常的。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大家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紧张、焦虑。只不过由于个人性格特点、心理素质的不同，表现会有所不同。

　　作者介绍：契河夫，（l860～1904）

　　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契河夫出生于小市民家庭，父亲的杂货铺破产后，他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年，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就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该小说使列宁阅读后都受到很大震动。《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农民》（1897）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富农穷凶极恶的剥削，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说明作者把表现俄国社会阶级斗争列入其创作主题，在《新娘》（1903）中，他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剧本故事虽取材于日常生活，情节朴素，进展平稳，但却富有深刻象征意义。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戏剧

艺术种类之一。由演员扮演角色，在舞台上当众表演故事情节，并有机地辅之以其他艺术手段的一种综合艺术。在中国，戏剧是戏曲、话剧、歌剧、舞剧等的总称，也常特指话剧。在西方，戏剧(drama)即指话剧。戏剧起源于古希腊祭祀大典上的歌舞表演。在长期的发展中，戏剧成为由文学、导演、表演、舞台美术、音乐等多种文艺成分有机组成的综合艺术，是一种由各艺术部门共同创作、具有集体性的艺术。戏剧的基本特征是动作，即剧作不以作者的口吻，而是通过剧中人物自身的言语行为来展示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最终通过演员的表演形象化地体现在舞台上。由于舞台空间和演出时间的严格限制，戏剧比其他叙事体更要求集中、精练。戏剧表现人物性格及意愿的冲突，使之充分展现并迅速解决。戏剧能激起观众的情感反映，具有艺术价值和教育作用。戏剧按体裁可分为悲剧、喜剧、正剧等；按题材可分为情节剧、心理剧、历史剧、童话剧等；按表现手段可分为话剧、歌剧、舞剧、广播剧、电视剧等。

话剧

戏剧种类之一，中国的一种特殊称谓。在欧洲，一般将发端于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舞台演出形式称之为drama，通常译为戏剧，并将它与歌剧、舞剧、哑剧等相区别。这个剧种从20世纪初传到中国，最初称之为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等。1928年，中国戏剧家洪深提议定名为话剧，将其与传统戏曲、歌剧、舞剧、哑剧等相区别。它综合文学、表演、导演、美术、音乐、舞蹈等多种文艺成分，而以说话(对白、独白、旁白)为主要表现手段；演员的表演则是以说话和动作来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直观地展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话剧的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和艺术形式，也不断丰富发展。

正剧

戏剧主要体裁之一。又称悲喜剧，是在悲剧与喜剧之后形成的第三种戏剧体裁。

从古希腊到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一般只承认悲剧和剧两种体裁，其界限十分严格，彼此不能混淆。实际上，莎士比亚的很多剧作往往兼有悲剧和喜剧的成分，有些剧目甚至很难归入这两种体裁。到l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进步作家从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黑暗，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和生活愿望的需要出发，提倡这种戏剧类型。

正剧的基本特征是不受古典主义创作原则的束缚，兼有悲剧和喜剧的因素。正剧理论的首创者是法国的思想家、理论家狄德罗，曾把正剧称之为“严肃的喜剧”。之后，法国戏剧家博马舍就正剧的内容和形式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定名为“严肃戏剧”。19世纪以后正剧成为戏剧的主要类型之一。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正剧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悲剧

戏剧主要体裁之一。源于古希腊，由酒神节祭祀仪式中的酒神颂歌演变而来。在悲剧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但其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激情预示着胜利、成功的到来。悲剧撼人心魄的力量来自悲剧主人公人格深化。

悲剧一般分为四种类型。1、英雄悲剧。这类悲剧往往表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的重大题材。如古希腊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国古典戏曲《清忠谱》、《赵氏孤儿》等也可归属于英雄悲剧。2、家庭悲剧。表现家庭之间、家族内部各种复杂的伦理关系及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道德法则酿成的激烈矛盾冲突。这种类型的悲剧是在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的背景下，透过家庭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展现出时代的种种矛盾。如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中国戏曲《牡丹亭》、《梁山泊与祝英台》及曹禺的话剧《雷雨》等。3、表现人们日常生活需求，即“小人物”平凡命运的悲剧。现代剧作家往往把平凡的“小人物”作为悲剧的主人公，与他们相对立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来自社会和各个角落的有形与无形的巨网。例如奥尼尔的《安娜克里斯蒂》、米勒的《推销员之死》。4、最后一种类型的悲剧，它所表现的矛盾冲突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表达了人类对自由的向往、追求以及对理想的渴望，并力图驾驭自然、社会及人自身，展现着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艰难历程。这种类型的悲剧实际上是必然与自由的悲剧冲突。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就是这种悲剧。《俄狄浦斯王》便是一部与命运抗争的悲剧。

无论哪一种悲剧，都要探索到人类的本质力量这一人生最深的底蕴。人们意识到的与意识不到的要求、欲望、情感、意志、思维、兴致等等，都是历史的产物，文化的产物。然而，悲剧人物又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意愿。人是由自己创造的，人也就会被自己所毁灭，而不论战胜或者毁灭，都来自于人自身内在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力量。这使得我们把自己意识到的或意识不到的欲望、情感、意志、思维、行动、命运都提升到人类自我创造的历史进程中去，从而获得发展与完善。所有的悲剧都体现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悲剧打动人心的力量来自于主人公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并以有限的力量向强大的环境所做的抗争，以个人渺小的力量体现出人类的伟大。在这个意义上，悲剧不愧是戏剧的最高境界，是人类精神极致的艺术丰碑。

喜剧

戏剧主要体裁之一。指以可笑性为外在表现特征的一类戏剧。

喜剧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它起源于农民收获葡萄时节祭祀酒神时的狂欢游行，游行者化装为鸟兽，载歌载舞。公元前7世纪初把它演变为一种滑稽戏，成为喜剧的前身。此后，它作为一种戏剧体裁逐步发展成熟。在中国，约l2世纪才产生出成熟的喜剧艺术。但它的起源却很早，雏形可追溯到秦汉。

喜剧的基本特征是：遵从滑稽突梯的艺术规律，运用各种引人发笑的表现方式和手法，把戏剧的各个环节，诸如语言、动作、人物的外貌及姿态、人物之间的关系、故事情节等均加以可笑化，使得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愿望与行动、目的和手段、动机与效果相悖逆，从而产生出滑稽戏谑的效果。

喜剧性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它的本质在于可笑性，主要表现形式是滑稽与幽默。根据不同的审美属性和审美价值，喜剧可划分为讽刺喜剧与幽默喜剧、欢乐喜剧与正喜剧、荒诞喜剧和闹剧等不同的类型。

欧洲最早的喜剧是古希腊喜剧，代表作家是阿里斯托芬等；l6、17世纪以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喜剧作品为代表，宣扬人文主义思想l8世纪意大利的哥尔多尼和法国的博马舍等开始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喜剧阶段l9世纪俄国的果戈理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等人的喜剧作品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中国戏曲中描写喜剧性矛盾的优秀作品，大都在讽刺反面形象的同时歌颂正面人物的勇敢和机智，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和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

戏剧性

指戏剧的特性耷作品中的具体体现。主要指在假定情境中的人物心理的直观外现。从广义上讲，它是美学的一般范畴。

戏剧性是把人物的内心活动(思想、感情、意志及其他心理因素)通过外部动作、台词、表情等直观地外现出来，直接诉诸观众的感官。在戏剧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活动都受到情境的规定和制约，而作为心理活动直接外现的手段——动作，也都以情境为前提条件。特定的情境——特定的心理内容——特定的动作，是体现在戏剧作品中的一个因果性链条。同时，在戏剧作品中，每一个情境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假定性。因此，“假定情境”也应该成为戏剧性的内涵。

由于戏剧理论家们对戏剧的特性持有不同的观点，因而对戏剧性的解释也不一样。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种：①把戏剧性与冲突联系在一起，认为戏剧性就在于紧张、深刻的矛盾冲突，所谓“没有冲突就没有戏”，是这种观点的通俗的表述。②戏剧性在于戏剧作品中人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较量。③从戏剧与小说、诗歌的区别角度探究戏剧的特性，并以此为根据为戏剧性下定义。由于戏剧性的含义难于把握，也有人试图从戏剧演出的效果的角度去解释它。

独幕剧

按作品形式和规模划分的戏剧类别之一，与多幕剧相对应。指剧情在一幕内完成的小型戏剧。通常只有一个场景，也可以有两个以上场景。在独幕剧中，一般人物较少，情节线索单纯，从一个生活侧面反映社会矛盾，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戏剧故事。在17世纪，莫里哀曾写过一些独幕戏剧，如《可笑的女才子》、《逼婚》等。但这一类戏剧在19世纪后期才开始流行。契诃夫的《求婚》是著名的独幕剧佳作。中国早期话剧有很多独幕剧，如田汉的《名优之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妇女代表》、《赵小兰》等，都是获奖的独幕剧作品。

荒诞派戏剧

现代戏剧流派之一。“荒诞派戏剧”一词，最早见于英国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思林1962年出版的《荒诞派戏剧》一书，它是作者对20世纪五十年代在欧洲出现的贝克特、尤内斯库等剧作家作品的概括。荒诞派戏剧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否认人类存在的意义，认为人与人根本无法沟通，世界对人类是冷酷的、不可理解的。荒诞派剧作家拒绝象存在主义的剧作家那样，用传统的、理智的手法来反映荒诞的生活，而是用荒诞的手法直接表现荒诞的存在。荒诞派戏剧在艺术上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反对戏剧传统，摒弃结构、语言、情节上的逻辑性、连贯性；②通常用象征、暗喻的方法表达主题；③用轻松的喜剧形式来表达严肃的悲剧主题。荒诞派剧作中最先引起注意也是最典型的作品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52)；最极端的是他的《呼吸》(1970)，这出戏连一句台词都没有。荒诞派戏剧在西方剧坛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它的全盛时期实际上已经过去。荒诞派戏剧作为一种强大的戏剧潮流已经成为历史，但这一戏剧流派对西方剧坛的影响是深远的。

古希腊悲剧与三大悲剧家

悲剧一词用在古希腊戏剧上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古希腊悲剧的着意在“严肃”，而不在“悲”。

古希腊悲剧起源于古希腊人祭祀酒神的仪式。古希腊农民于收获葡萄时节装扮成牧羊人，举行歌舞，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这种歌叫做“酒神颂”。表演时，临时编几句诗来回答歌队长提出的问题，讲述酒神在人世间漫游和宣教的故事。

古希腊悲剧的题材大多取材于神话、传说和史诗，通过神话和英雄传说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些悲剧涉及到命运观念、宗教信仰、国际与国内战争、政治问题、民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问题，并且提出了悲剧诗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古希腊产生了三大悲剧作家。

第一个是埃斯库罗斯，现存七部较完整的悲剧。他使悲剧有了深刻的内容和完备的形式。他的悲剧布局比较简单，抒情气氛十分浓厚，人物气魄雄伟，风格庄严崇高，语言雄浑有力。他首创三联剧的悲剧形式，使希腊悲剧趋于完善，被称作“悲剧之父”。代表作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第二个是索福克勒斯，现存七部完整的悲剧。他使悲剧艺术趋于完善，他的悲剧布局复杂、严密、完整，人物性格鲜明，风格朴质、简洁。他的作品多描写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与命运的冲突，但终究不能挣脱命运的摆布而走向毁灭，反映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权盛极而衰时期的社会面貌。作品《俄狄浦斯王》是他最著名的悲剧。

第三个是欧里庇得斯，现存作品十八部。在他的悲剧中，对雅典统治者对外侵略、对内剥削的高压政策，对于压迫和虐待奴隶的问题，对社会上存在的贫富悬殊、男女不平等、道德败坏的现象，都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善于描绘人物的心理，风格比较华丽，语言流畅，接近口语，十分自然。代表作品是《美狄亚》。

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在内战中失败之后，民主政治衰落了，悲剧也随之衰落。雅典的大酒神节举行到公元前120年为止，至此古希腊悲剧的历史便告结束。

“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是生动有力的，剧中包含着许多滑稽、诙谐、讽刺、嘲笑以及狂欢粗野的成分，也有幻想和抒情成分。他的喜剧组织结构一般比较松散，人物性格不够深刻，但讽刺的语言机智锋利，抒情的词句也很优美动听。在欧洲文学史上，象阿里斯托芬这样指名攻击当权者的政治喜剧，只产生在古希腊民主政治时期。他的喜剧形式自由奔放，并使喜剧与抒情诗相结合，对后世喜剧作家的影响很大，被称作“喜剧之父”。

莎士比亚及其戏剧

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戏剧家。

莎士比亚在二十余年内共写了三十七部戏剧，还写了两首长诗和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他的戏剧多取材于历史记载、小说、民间传说和老戏等已有的素材，反映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现实，宣扬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性论观点。

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活动可分三个阶段：l590—1601年，主要是富于乐观精神和鲜明信念的英国历史剧和喜剧：1601—1608年，多是反映深刻矛盾，表现怀疑情绪的大悲剧、“阴暗的喜剧”和罗马剧；l680年以后，则是倾向于妥协和幻想的悲喜剧或传奇剧。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可分为喜剧、悲剧、历史剧三类。喜剧以《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第十二夜》为代表；悲剧以《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代表；历史剧以《理查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为代表。

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塑造出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广阔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使之以悲喜交融、富于诗意和想象、寓统一于矛盾变化之中以及富有人生哲理和批判精神等特点著称。

莎士比亚的戏剧以人文主义的观点反映了英国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社会矛盾；刻画了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主的众多人物形象，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生活理想：在揭露封建贵族的没落腐朽、谴责封建暴政的同时，也批判了资产阶级追求财富与权力的不择手段和贪得无厌。他剧中的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生动丰富，语言精练而富于表现力，对欧洲文学和戏剧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但莎士比亚生前没有出版过自己的剧作。

易卜生及其问题剧

易卜生(1828—1906)，挪威戏剧家和诗人。l828年3月20日出生于挪威，1849年，他完成了第一部剧本《卡提利那》，并于1850年出版。l849年，他的第二部剧本《勇士之墓》上演获得成功，大大激发了他的戏剧创作热情。1851年，易卜生在民族剧院担任剧院编导。从l851年一l857年，易卜生共为剧院完成6部剧本。l857年，易卜生改任首都挪威剧院的导演，写出了讽刺剧《爱的喜剧》和历史剧《觊觎王位的人》。由于对挪威的现实社会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遭到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l864年，在丹麦一普鲁士战争期间，挪威政府拒绝出兵援助丹麦，使他满怀愤怒离开了祖国。直到1891年回国。他生活困顿，l906年5月23日去世。挪威议会和各界人士为他举行国葬。

易卜生被称作欧洲现代戏剧之父。他的主要创作成就在现实主义戏剧方面，以他的四大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敌》为最高标志。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生活和思想内容，而且是以一种崭新的戏剧样式出现的。从古希腊戏剧分成悲剧和喜剧两大类以后，这个分类传统就长期被保留下来。18世纪法国启蒙戏剧家狄德罗曾经要求突破这个传统，创造一种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严肃体裁的戏剧，这到易I-生手里才真正得以实现。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这使易卜生赢得了欧洲戏剧史上划时代作家的地位。

易卜生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的过程中，曾经提出一些“僻论”，集中地反映了易卜生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人们的道德堕落。在创作方法上，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堪称典范。他十分重视创作技巧，结构精致完美，显示力图更好地反映现实社会问题，发挥戏剧艺术应有的社会教育作用。

易卜生是挪威民族戏剧的创始人，生前一直遭到挪威保守分子的反对。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挪威产生了一批戏剧家。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苏联著名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家和理论家、舞台艺术改革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导演和担任艺术指导的话剧和歌剧共有一百二十余部，并扮演过许多重要角色。他创立的演剧体系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和欧洲的艺术成果，著有《我的艺术生活》、《演员自我修养》等书。1936年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是包括表演、导演、戏剧教学和方法等系统专业知识的演剧体系。它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毕生创作和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演剧艺术领域的先驱者和同时代的世界杰出大师们的经验总结。体系的戏剧美学思想——真实反映生活、强调戏剧的社会使命和教育作用，继承了l9世纪俄罗斯革命民主派朴素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体系出现于20世纪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趋高涨之时。在苏维埃时代，其美学思想又有了显著的进步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上，要求两者的统一，反对内容与形式的割裂，要求深刻揭示复杂的人物性格与生活矛盾，反对简单化的处理；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强调把“普通的、日常的生活真实转变、净化和升华艺术真实”，并提出演员“要学习、观察、倾听、热爱生活”，要重视创作的生活源泉。

体系在导演工作方面所作的大胆革新，完善了俄罗斯导演艺术流派。使导演发展成为整个演出的思想解释者、组织者、剧院集体的教育者。在与演员的合作上，体系强调演员在舞台上的首要地位，要求导演充分掌握演员的创作个性，发挥演员的创作主动性，通过整体演出体现导演的风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学派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强调演出各部分之间的和谐一致和演出的艺术完整性，以期达到一出戏便是一部完美的艺术作品的水平。

体系关于演员的创作原理和训练方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称之为体验派。体系要求的不是模仿形象，而是“成为形象”、生活在形象之中，并要求在舞台创造过程中有真正的体验，每次演出都应根据预先深入研究过的人物形象的生活逻辑，重新创造生动的有机过程，而不是重复过去的表演。他晚年在创作方法上的重大发现——形体行动方法，是使体系更具科学性的重要标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建立了舞台艺术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为苏联演剧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

布莱希特和他的戏剧理论

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布莱希特二十年代末参加德国工人运动。1933年因反对纳粹政权被迫流亡国外，仍坚持反法西斯斗争。l948年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副院长，荣获1951年国家奖金和l955年列宁和平奖金。

布莱希特重视戏剧的教育作用，多年探索“宣传、鼓动和艺术”相结合的问题，提出“史诗戏剧”理论和“间离效果”的表演方法。

所谓“史诗戏剧”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突破“三一律”编剧法，采用自由舒展的戏剧结构形式，多侧面地展现生活宽广多彩的内容，让观众透过众多的人物场景，看见生活的真实面貌和的复杂性、矛盾性、促使人们思考，激发人们变革社会的热情。

“间离效果”是布莱希特提出的一个新的美学概念，也是一种新的演剧理论和方法。它的基本含义是利用艺术方法把平常的事物变得不平常，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暴露事物的矛盾性质，使人们认识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就表演方法而言，“间离方法”要求演员与角色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把二者融合为一，演员要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表演角色。他还反对幻觉式布景，以破除舞台上的生活幻觉，使观众能够冷静地分析和判断。他在戏剧中增加了叙述因素，并把歌唱作为话剧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使用分场标题和定场诗，明白告诉观众戏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强调创作过程中的理性因素。这构成了布莱希特现实主义演剧方法的特点。

布莱希特共写了约五十部多幕剧和短剧，比较著名的有《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伽利略传》、《四川一好人》和《高加索灰阑记》等。

布莱希特戏剧是20世纪德国戏剧德一个重要学派，也对世界戏剧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杂剧

杂剧是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真正完整的戏剧形式。它大约产生于宋金时期的两河地区(今山西与河北相邻一带)，流行于北方，成熟于元代。元杂剧是指蒙古灭金前后，以宋杂剧和金院本为基础，融合宋金以来的音乐、说唱、舞蹈等艺术而形成的戏曲艺术。文学史上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元曲，实际上还包括散曲，并不专指元杂剧。元杂剧先在中国

北方流行，到元灭南宋(1279)以后，又逐渐流行到中国南方。元代后期，元杂剧渐趋衰落。

元杂剧的形成，是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它的部分优秀剧目，如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石君宝的《秋胡戏妻》。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七百多年来被改编为各种新的戏曲形式，延续不断地演出。有的剧本如《西厢记》、《赵氏孤儿》、《看钱奴》等还流传国外，影响至为深远。

元杂剧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它的部分优秀剧目长期保留在中国舞台上，其表演艺术和创作经验，也为后来的演员和作家所继承。

李渔及其戏剧理论

李渔(1610—1680)，清代戏曲理论家，作家。本名仙侣，后改名渔，字笠翁。李渔一生著述甚丰，作有《比目鱼》、《风筝误》等传奇lO种，合称《笠翁十种曲》。李渔的戏曲理论见于《一家言闲情偶寄》，其中《词曲部》论述戏曲创作，《演习部》和《声容部》的若干内容，论述舞台艺术。

戏曲历史发展到李渔的时代，已经经历了元杂剧和明传奇两次创作高潮，李渔有感于理论落后于创作，他广泛汲取了前人的理论成果，联系当时戏曲创作的实际，并结合他自身的创作经验，对戏曲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

李渔突破了前代曲论中填词首重词采或音律的主张，强调剧本创作命题和结构的重要性，认为词采和音律都是为命题和结构服务的。他指出剧作者在构思作品的过程中，首先应该精心设计作品的结构，李渔系统地阐述了戏曲作品结构所要遵循的具体原则，提出了“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等一套完整的主张。他说“主脑”，“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体现在作品中，即是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这种把“立言之本意”和在剧中的设人设事结合在一起，作为戏曲创作构思的中心问题的理论见解，是符合戏曲创作规律的。李渔还提出了“减头绪”和“密针线”。他说：“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一再告诫作者“以‘头绪忌繁’四字刻刻关心”，这样才能使思路不分，文情专一，他又以“密针线”来严紧戏剧结构，他要求作者：“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以便使戏剧作品浑然一体，天衣无缝。

关于戏曲语言，要适应舞台演出，赋予它舞台艺术的特性，李渔有他独到的见解。要求作者在写作时要想到演员和观众，只有这样，才能使戏曲语言真正作到“好说”、“中听”，收到良好的舞台演出效果。他着重强调戏曲语言“贵浅不贵深”，这是由于戏曲艺术的演出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他认为“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李渔还对戏曲语言提出了性格化的要求，“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

李渔强调戏曲取材的创新。他批评那些抄袭模拟的作品，不可能获得艺术生命力，只不过使“枉费辛勤，徒作效颦之妇”而已。但他又指出创新并不是追求怪诞，正确地指出了创新要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从常事中求新，从人情中求奇。他还告诫人们，创新决不可满足于作品外表的新奇，脱离内容的求新，只满足于形式上奇巧，是不会有艺术上的创造的。

李渔从导演的角度阐述了“首重选剧”对演出的重要意义，要求“择术务精，使人心、口皆羡之为得也”。“剧本不佳，则主人之心血。歌者之精神皆施于无用之地。”他认为在排演旧有剧目时，应对其进行再处理，以适合观众的欣赏需要。李渔还总结了训练演员的经验。他认为表演艺术塑造人物不可能摆脱“勉强”，它是由“勉强”而达到“自然”的统一的过程：他强调从扮演人物的“勉强”，达到表现人物的“自然”，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只能来自刻苦的“演习之功”。这种见解道出了戏曲表演艺术的基本表现规律。

李渔的戏曲理论，除了可以看出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之外，还有如下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①他的编剧理论是密切联系舞台的演出实际进行探讨的，因而颇能深入浅出揭示戏曲创作的若干规律，并使他的编剧理论获得了鲜明的特色；②他对前人较少涉及的“登场之道”，作了初步的系统的总结，这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突破；③他的理论概括和表达方式，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自成体系的一家之言。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一八六○年。他戏谑地说过:“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他的祖先是农奴。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其家属不再做农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亲来到塔干罗格市做店员,十多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一个小杂货铺,后因不善经营而破产。为躲债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干罗格完成中学的学业,他靠教家馆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附近行医,有机会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员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一八八○年三月九日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上发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当时俄国正处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年事尚轻、涉世不深的契诃夫迫于生计一度迎合时尚,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催眠术表演会上》和《外科手术》便是这类小品中之一二。但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苦衷:“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

　　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预谋犯》、《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契洪特的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在钉子上》和《小职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在那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姓在俄语中是由“切尔菲”(чepвь,蛆虫)一词为词干构成的。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寒暄之间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顿时脸色发白,“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的视线开始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痛苦生活,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优秀短篇小说。《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凌辱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艺术飞跃,它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十分强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苦恼》和《万卡》等作品表明,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已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形成。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巧妙构筑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

　　自八十年代下半叶起,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从发表“第一篇小东西”到荣获“普希金奖金”前后相隔仅八年半时间,俄国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契洪特变成了彼得堡的“红人”契诃夫。从这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近似契洪特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污浊的现实以及他本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契诃夫心神不宁,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中我们不难捉摸到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和没有主心骨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一八九○年春,身体羸弱的契诃夫,万里迢迢,穿过西伯利亚,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这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这里契诃夫亲眼目睹种种野蛮、痛苦和灾难,这使他日益疏远甚至否定那曾经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深刻和艺术完美的作品。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匠心独运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金医生之间的争论,十分自然地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正直、善良,但不懂得生活的拉金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了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金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关进第六病室直至惨死在那里。拉金的遭遇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势必遭到失败。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的转折点。从它问世的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作《新娘》,这是契诃夫艺术活动的顶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好是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出差》、《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当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反映出愚昧和闭塞的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自发的不满和反感情绪。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它提高了工农业生产力以及科学和技术水平,但同时它却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灾害和苦难,契诃夫在《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中以其独特的笔触对此作了反映。厂房给人以“一种地狱般的印象”,它像是“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魔鬼”,而厂主是“剥削者”,在“吞食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但在契诃夫笔下,不仅工人受苦受难,就连那些巨额财富的主人也并未感到幸福。契诃夫受到他的一般民主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他笔下,资本主义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处在生活之外并与人无关的支配力量”,在这种力量支配下,人们“屈从”于它,构成一种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强者和弱者同样受苦受难”。由于契诃夫不了解工人阶级,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以及对工人的描绘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笔下的工人是软弱的和闭塞的,他们就连见到厂主的马匹也都要脱帽鞠躬。从这个角度看,法捷耶夫说他不喜欢契诃夫的一些作品是有其道理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越发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无情地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一直是庸俗习气的严峻审判者,高尔基称他是“庸俗的仇敌”。在《姚内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笔触暴露庸俗,鞭挞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

　　历史已经表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社会上“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情绪十分强烈。契诃夫在许多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这种社会情绪。《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出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作品尽管它们反映的是极其不同的生活现象,但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如果说契诃夫对医生姚内奇和醋栗的主人奇木沙喜玛拉雅斯基这种自私庸人抱着无情否定的态度,那么他对那些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则是满腔热情地赞扬,例如,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人都受到了契诃夫的赞颂。他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就同他对“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的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他的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贯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子里造起了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干罗格等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免费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写给批评家基根杰德洛夫的信中,契诃夫说在雅尔塔养病的他感到苦闷和寂寞,他诉苦说:“我觉得,生活在我身旁流过,而我看不到作为一个文学家应当看到的东西。”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奥尔迦·克尼碧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认为,“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的。”海明威同样高度评价了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好像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而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却敬佩得五体投地,她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而在一九二一年写的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我国的一代文学宗师茅盾生前也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在短篇小说中表现的“敏锐的观察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炼”。时间是公正的评判员,契诃夫的小说经受了近百年的时间检验,它们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

　　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查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际,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过对这一切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契诃夫面对反动、邪恶和庸俗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表露对污浊现实的不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实属难能可贵。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划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契诃夫在《新娘》中让读者看到,娜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转折的结果是她在道义上的觉醒,是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可耻性而与之决裂。为了体现娜佳思想上产生的转折,契诃夫精心安排了参观未来新房的场景。契诃夫详加描绘的新房是未婚夫安德烈的兴趣、好恶和生活情操的集中反映,也可以说是他的心灵写照。娜佳原先对这个小市民的内心世界不甚了了,现在新房的布置以及安德烈对新房所作的兴致勃勃的介绍使她对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一目了然。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的劝说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本人的决心,同那一辈子没有变化的“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决裂。契诃夫有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不允许他细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写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能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这是契诃夫对世界文学宝库作出的贡献。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艺术细节在心理刻画上也有很大作用。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内奇对它们的啧啧称道,这种艺术细节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姚内奇每晚清点钞票这一细节鲜明地暴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情趣。

　　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列夫·托尔斯泰感到了契诃夫小说中的抒情意味,他称“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说契诃夫是“第一个低声向读者倾诉的作家”。契诃夫本人很重视作者的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他说过“要在剧本中能使人感觉到它的作者。在现在能读到的许多剧本中,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好像它们全是在一个工厂里由一个机器制造出来的。”但契诃夫不赞成在文艺作品中赤裸裸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图,作者尽可为自己的主人公哭泣、呻吟,同主人公一块儿痛苦,但是“这应该做得让读者看不出来。”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本领是十分高超的,他在作品中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异常巧妙,让读者自己细细琢磨。他总把抒情流露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即安插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性格已经替抒情流露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醋栗》和《带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流露,而且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又反映他对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说家契诃夫经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又如《在峡谷里》的充满抒情意味的宁静、美丽、蓝天里星斗满布的夜晚。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该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天赋有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天赋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才能够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在创作早期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都是一些有趣的小品,都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随着时日的推移,作家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他的笑声中已隐含着一层苦意。《预谋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难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轻微的蔑视;《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则表明,作家在以笑为武器,辛辣地嘲讽那压迫普通百姓的势力;而在《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描写劳动者厄运的作品则表明,这里的笑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而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越来越深,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任何装饰有漂亮外衣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它们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读这个作品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它的表现手段是极为普通的:抓准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手法。一系列的细节:从雨伞、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都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不过,这种夸张还是有别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所具有的那种怪诞和离奇。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了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动大众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讥嘲和讽刺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简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求作品能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谈论契诃夫作品的简练时,我们不可忽视艺术家契诃夫的另一巨大贡献,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说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领。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有了一个生活背景,作品就扩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广地反映社会生活。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他的结论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读者“还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以短篇小说《出差》为例,它的主人公鲁仁在农村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这种农村见闻促进了鲁仁的觉醒,同时,作家巧妙勾勒的农村生活画面也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厚、结构更加紧凑,使读者深感“内容比文字多得多”。自然,限于短篇小说体裁的特点,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详细描绘生活背景,他只能作画龙点睛式的勾勒,而这又使作品显得更加简练和紧凑。在有些作品中,契诃夫不围绕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只插叙一两个与小说情节和中心人物并无直接关联的故事。例如,在《醋栗》中他插叙了两个故事,故事之一讲一个商人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全部**和钱钞用蜜糖拌和,一古脑儿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讲一个牲口贩子急于找回一条断腿,因为在一只穿在断腿上的皮靴里藏着二十个卢布。这两则故事虽然与作品的中心人物没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也构成了一种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广地反映生活,更简洁和鲜明地揭示一个道理:铜臭已经侵蚀了许多人的灵魂,地主奇木沙·希玛拉雅斯基绝非个别现象。我们再看《姚内奇》,庸俗的图尔金一家的无聊生活以及许多常在他们家凑热闹、“酒醉饭饱、心满意足”的客人也构成一种生活背景,它生动和具体地陪衬着姚内奇的精神堕落。在短篇小说中契诃夫勾勒这类生活背景堪称匠心独用。

　　契诃夫的全部创作表明,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他离开人世将近百年,他的中短篇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尚瑰宝和珍贵遗产。

　　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优秀艺术作品是人民的事业。那渗透在他全部创作中的道德激情(对庸俗、寄生和剥削的憎恶,对劳动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对光明生活的向往),那些他塑造的针砭时弊的生动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艺术魅力,而且仍是我们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观以及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人类决不会无休止地朝金钱顶礼膜拜,进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光终将照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的优秀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而他的民主主义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机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诃夫将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

　　契诃夫的戏剧主要作品有：

　　《伊凡诺夫》（1887）、

　　戏剧《海鸥》（1896）、

　　《万尼亚舅舅》（1896）、

　　《三姊妹》（1901）、

　　《樱桃园》（1903），

　　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大都取材于中等阶级的小人物。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柳树》

　　《代表》

　　《胖子和瘦子》

　　《渴睡》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坏孩子》

　　（《小职员之死》《变色龙》（被选入沪版语文书八年级上册及人教版语文书九年级下册）

　　《我的“她”》

　　《拔萝卜》(仿童话)

　　《假面》

　　《牡蛎》

　　《必要的前奏》

　　《未婚夫和爸爸》

　　《小人物》

　　《预谋犯》

　　《相识的男人》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哀伤》

　　《苦恼》

　　《美妙的结局》

　　《卡什坦卡的故事》

　　《捉弄》

　　《歌女》

　　《在钉子上》

　　《跳来跳去的女人》

　　《演说家》

　　《凡卡（被选入六年级语文课本下册）》

　　《外科手术》

　　《脖子上的安娜》

　　《乞丐》

　　《**》

　　《名贵的狗》

　　《带阁楼的房子》

　　《出事》

　　《打赌》

　　《在流放地》

　　《夜莺演唱会》

　　《农民》

　　《套中人》

　　《第六病室》

　　《醋栗》

　　《姚内奇》

　　《窝囊》

　　《渴睡》

　　《草原》

　　《没意思的故事》

　　《柔弱的人》

　　《敌人》

　　所有的作品都深深的打动人心！永远不会忘怀。。人去了，但作品依旧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