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案：成吉思汗究竟埋身何处？天葬还是葬于湖底？

对于成吉思汗陵墓的探寻虽然从没停止，并流传种种说法，但至今仍如大海捞针般缥缈。成吉思汗究竟埋身何处？这一疑问恐怕还将久久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蒙古族文化习俗深入的研究，考古界流传出一种全新的观点，认为成吉思汗可能采取了天葬，从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一观点有力证据是，1935年，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地下发掘出了一只铁制小柜，柜中藏有一本残破的蒙文小书。系曾随成吉思汗出征的蒙古将领，突拔都所记成吉思汗病逝后的情况，如果这一记载属实，成吉思汗逝世可能就择时、择地实行了天葬。

实际上，这一记载与蒙古族曾流行的天葬习俗是一致的，人死了以后，要先给他穿上新衣服、新靴，再用白布缠裹身体放在车上，也有用马或骆驼驮的。一切准备停当，用皮鞭狠抽牲畜，让它拉着车任意的颠簸、奔走，根本不用理会尸体会掉在什么地方。等到第三天，再沿着车印寻找尸体，尸体如果被猛兽、野兽吃掉，就意味着死者的灵魂已经升人天堂，如果没被吃掉，还要请喇嘛为他念经，为他赎罪。还有传说，装尸体的车会在有人驾驭的情况下向山上走，或任其颠簸，尸体掉在哪儿，哪儿就被看作是吉祥之地，就在那里用木块、石块把尸体围起来。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就肯定成吉思汗被实施了天葬，但是根据当时天气炎热，遗体不便保存，蒙古人又忌讳尸体腐烂等情况看，成吉思汗遗体运回蒙古北部的可能性并不大。而实行天葬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退一步说，就算成吉思汗和以后的蒙古帝王和贵族全都是实行了诡秘的密葬制度。那么，在当代这么多考古队配备着大量先进仪器的大规模搜寻中，为何连一个蒙古帝王的墓葬都没发现呢？

这也难免让人怀疑，史书和后人所记载的成吉思汗去世后的安葬情况，可能仅仅是后人的猜想和臆断，也有可能蒙古皇帝和诸汗王都是采取了保留灵魂而忽视尸体的天葬方式，毕竟从成吉思汗开始。历代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的安身之所全都不知所踪，这也确实不失为一家之言，因为蒙古族有着其完全不同于汉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他们重视的是人的灵魂而不是肉体。如果真的如此，就不难理解考古队为什么屡屡空手而归，一无所获，因为不可能找到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当然，这一说法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现在很难下结论。

天葬说法以外，还有一种说法也甚为奇特，那就是有人认为成吉思汗可能被葬于吉尔吉斯斯坦东北部的伊塞克湖湖底，至今难以找到。伊塞克湖，位于海拔1600米的高山上，面积约6236平方千米，平均水深278米，最深处达到668米，湖容1738立方千米。伊塞克湖属于高山不冻湖，湖水清澈，风景优美，是与黑海和里海齐名的著名疗养地，也是吉尔吉斯人民引以为豪的高山明珠。对于这个湖泊的由来，至今在伊塞克湖附近的人民中间仍流传着少女跳崖，城堡变成湖的古老传说。

传说很久以前，高山上有座美丽的城堡，主人是个贪婪、残暴的大汗，山脚下住着牧羊人美若天仙的女儿，许多人倾慕她的美貌前来求婚，但姑娘一直回答说：我已经有了心上人。姑娘的心上人是一位英俊的骑士，这位青年骑着白马带她来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从手中摘下戒指戴在她手上说：我很快会再来，只要有戒指在，你将远离任何灾难。姑娘一直等着她的心上人的归来，所以，大汗带着贵重礼物前来求婚，同样遭到了拒绝。姑娘独自上山去找心上人，不小心弄丢了戒指，她啊哭着往家跑，路上被劫持到城堡中，但姑娘宁死不从，纵身跃出窗外，落下悬崖。就在这时，地动山摇，大汗的城堡开始往下沉，从四周的山谷中涌出一股洪水冲向城堡，直到山谷和城堡一起没入水底。

传说当然不可信，但是伊塞克湖底确实有古城堡遗迹却是真的，所以，伊塞克湖湖底考古也越来越引起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兴趣，并且他们已经从湖底打捞出一些古代的生活用品和古钱币。经鉴定是成吉思汗时代的物品，因此对于伊塞克湖湖底秘密的猜想和推测越来越多。

最具爆炸性的观点就是，成吉思汗的墓地就在伊塞克湖底，吉尔吉斯国不少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都支持这一推断。因为，从史书记载看，当年这一地区就是成吉思汗儿子的属地，据说，成吉思汗去世后，其后人秘密地将成吉思汗遗体和众多的财宝运到湖区，并制作了巨大的石棺，将遗体和财宝装入其中并沉入湖底。然后将其他财宝藏在伊塞克湖地区的山谷中，引泉水将它们掩藏起来，后来所有参与引水工程的人都被杀死了，藏宝的秘密至今也没有被揭开。

成吉思汗是否真的是实行了天葬，或者是葬于湖底，不为世人所知，还是葬于蒙古国的肯特山，或是内蒙古的阿尔寨石窟中新疆的阿尔泰山上，墓中到底有没有盛传的那么多珍宝呢？这一连串的疑问在不时传来的所谓成吉思汗陵墓重大发现的新闻中，愈加显得扑朔迷离，真伪莫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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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有文字记载2400多年，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人杰地灵，英才辈出。

秦时五原属九原郡；史载三国名将吕布是五原人；北魏沃野镇（五原县）起义被史学家列为影响中国历史的百件重大历史事件之一；近代，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傅作义“五原抗战”，阻击日寇，更使古郡五原名扬华夏，声震四海。

五原这个古地名源于夏朝。

相传四千多年前天下洪水泛滥，大禹采取疏导之法，根治洪水，待水势减退后，在高埠处首先出现了若干个丘状原所，其中有五个较大的原所，人们在原所之上辟田、造屋、繁衍、生息、耕作。

五原称谓始而至此。

战国以前，相传唐虞、三代时期，五原地区是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之一。

商朝时期河套地区为鬼方辖域。

西周属昆夷、熏粥、猃狁诸民族牧区。

周赧王16年（前301年）赵武灵王置云中郡。

九原是云中郡的一个属县，五原为九原的西部地区，自此，五原地域始有隶属。

为了巩固新开拓的疆宇，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并实行移民屯垦。

战国末年，当中原诸侯国互争雄长，激烈交战，无暇顾及北方地区之际，占据阴山南北一带的匈奴族乘机南下，占领了河南地（“河”指黄河，当时在阴山下，现在河套平原的北端。

之后才逐渐移至现在位置）。

秦统一六国后，为了解除匈奴对秦王朝的威胁，始皇33年（前214年）派蒙恬将兵三十万北击匈奴，经过两年的争战，收复了“河南地”，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

从此“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士人不敢弯弓而报怨”。

为了加强边境防御，秦“因河为塞，筑三十四县城。

”（又一说为四十四座县城）。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将九原升为九原郡，郡址设在五原。

五原为九原郡之西部地。

秦王朝还采取了修直道、筑长城、垦北假等相应措施来巩固北疆。

公元前210年，始皇驾崩，赵高杀蒙恬，楚汉相争，中原大乱，匈奴乘机复越长城，渡河南下，占据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在冒顿单于的统驭下，匈奴的部落联盟更加强大，它东灭东胡，南并楼烦、白羊、燕代，北并丁零、坚昆，往西击走月氏，征服塔里木盆地西域诸国，雄居在两汉王朝的北方，控制了整个蒙古草原。

此时，河套是匈奴的主要活动地区。

西汉初期，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为了彻底解除匈奴的威胁，派卫青反击匈奴，元朔二年（前127）收复了河南地。

由于九原郡是匈奴南下的要冲，为了加强防御，将九原郡一分为二，东部地区改名五原郡，西部地区改称朔方郡。

五原郡治九原县，领县十六，即：九原、固陵、五原（此五原并非今五原，当在包头孟家梁故城西，《水经注》载“九原县西北接对一城，盖五原县之故城也”即今包头孟家梁故城西郊哈德门故城）临沃、文国、河阴、浦泽、南兴、武都、宜梁、曼 柏、成 宜、禾固阳、莫黑旦、西安阳、河目。

这些县大部分设置在黄河河套东部两岸的台地上。

朔方郡治朔方县（在今西山咀黄河南岸伊盟杭锦旗北独贵乌拉乡境）领县十，即朔方、修都、临河、呼遒、渠搜、沃野、广牧、临戎、三封、窳浑。

这些县除三封、临戎、窳浑在西套外，大都设置在鄂尔多斯北境的黄河两岸，五原隶属朔方郡临河县之东部地。

汉宣帝后（前58年）匈奴内部五单于争立，并继续南侵，袭扰阴山南北地区，呼韩邪单于战败后降汉，留居光禄塞下（今昆都仑后口子小召门梁故城），曾三次到长安朝见天子求婚，汉王室为保持边塞久安，采取了和亲政策，于元帝竞宁元年（前33年）以宫女王嫱嫁单于，即历史上名传的昭君出塞。

此后数十年间，使沿边诸郡出现了偏安局面。

西汉末年，王莽覆灭后，匈奴支持卢芳称帝，占据了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建都于九原。

由于长期争战，使北方“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障塞破坏，亭坠绝灭。”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1）收复五原、朔方诸郡复置郡州。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匈奴内争，分为南北两部，南单于附汉仍入居塞内，活动于阴山南麓河套一带，并于鄂尔多斯之美稷建南单于庭，命左贤王屯朔方。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随着匈奴、鲜卑等的不断南进，汉王朝无力顾及边远地区，于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放弃了五原、朔方等沿边诸郡，将百姓迁到山西，置新兴郡以统辖之。

从此，河套一带为匈奴族牧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在蒙古大草原整个北方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名称五胡，大多进入长城，移居黄河流域，他们彼此互相争伐，河套地区先为前赵匈奴遗族刘虎、刘卫辰所据。

继而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占领，后赵又为羯族石虎所攻占，前秦氐族符坚得其地，后秦为羌族姚兴部所辖领。

东晋安帝义熙二年（407）匈奴族铁弗刘武复进入河套、陕西一带，建立夏国，后由赫连勃勃统领，建都统万城（今伊克昭盟乌审旗南）。

此后，鲜卑族拓跋部势力日渐强大，从东北大兴安岭南迁大泽，向西进入河套地区，最后统一了北方各部落。

天兴元年（398）建立北魏王朝，北魏为了防御柔然民族的侵袭在塞北一带建立七个军事重镇。

河套地区为沃野镇之辖境。

北魏时，黄河南迁，故道改称乌加河，至此，始有黄河后套之说。

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北魏王朝复分为东魏、西魏，五原属西魏辖境。

他们统治的时间很短，很快就被北齐、北周所取代。

北周宇文氏置银、夏两州，分领今河套鄂尔多斯全境，并于今巴盟河套地区置永丰镇（今临河县境内）。

公元581年，隋文帝纂周灭陈，统一宇内，建立隋王朝，开皇三年，废郡置州，五原属丰州。

州初不领县，仍称永丰镇，至五年始废镇置永丰县。

六年又于州东南四十里置丰安镇，五原隶属之。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又改州为郡，五原属五原郡（郡址在城南西土城故城），后因战乱，近边难守，未久即废。

唐朝初年，突厥又复强盛，“控弦百万”，五原为突厥所踞。

唐贞观四年（630）命将李靖、徐　　 分道北伐，逐突厥于潮海之北，唐王朝将全国分为十道，二百九十三府州，五原属关内道丰州所辖。

唐中叶沿边增设六都护府以治理边疆各少数民族。

贞观二十一年（647），在今内蒙古西部一带改设燕然都护府，辖狼山羁糜府州二十七处，河套地区属丰州都督府。

高宗永徽年间（650），在河套地区置永丰、九原两县，后又增置丰安县。

武则天时期，突厥默啜可汗连年犯边，景龙二年（708），张仁愿任朔方大总管，当默啜可汗出兵新疆之机，乘虚夺取河南地，在黄河北岸修筑屯兵城堡，即东、中、西三受降城，以绝突厥南进之路。

迨至唐中叶以后，五原为西受降城（今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北圐圙补隆古城）辖境。

后改为定军制，府州悉由节度兼领，五原隶属于天德军使节度兼安北都护府统领。

唐末，党项族拓跋部（羌族的一支），趁宋辽连年交战之机，不断扩张势力，据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今陕西西北部、宁夏东部及内蒙古河套、伊克昭盟、阿拉善盟境域），成为五代时期西北一大强国。

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又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共传十世，历时194年。

五代及宋、辽、金、夏时期，五原皆为西夏属地。

自12世纪始，游牧在北方草原的蒙古族部落日趋强盛，铁木真（成吉思汗）经过十年征战，于公元1227年灭夏，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汗位，公元1271年正式定国号为元，定都燕京（今北京）。

元代施行行省制，省下设路，路下设州，五原属中书省大同路云内州西部地。

明代270多年间，北方蒙古草原，兵连祸结，蒙古各封建领主之间，互争雄长。

明初，套内则为元将扩廓铁木儿（小字王保保）占领。

洪武中期，王保保被逐，收其地。

洪武末，置卫所，巴盟西部河套属宁夏辖境隶陕西统领。

明中叶以后，河套全境为元裔达延汗之子孙辖领。

天顺、弘治时为蒙古族阿罗出、毛里孩、满都护等相互攻占之地。

成化四年（1468），阿罗出为其党　加思兰所杀，并其众属，与满都护结合居套内。

未几，火筛部复入套地，号称鄂尔多斯，服属于察哈尔部，有子九人，分牧而居。

河套东部则为俺答（阿拉坦汗）之部，名叫土默特。

隆庆五年（1571），俺答议和，明朝封为顺义王，万历中始改其所居库库忽洞为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市旧城）。

明末河套内外悉为蒙古之游牧驻地。

公元1644年，满族入关，推翻明朝统治，建立清王朝。

太宗于天聪六年（1632）征服土默特部，历崇德、顺治至康熙三年（1664），清 以戈壁为界，将塞北蒙疆先后划定内外蒙古牧地，内蒙古设置二十五个部、六个盟、五十个旗，五原属鄂尔多斯部伊克昭盟左翼后旗（亦称达拉旗）、右翼后旗（亦称杭锦旗）地各一部。

雍正、乾隆间，置道设厅。

雍正六年（1728）设归绥道。

乾隆六年（1714）设萨拉齐协理通判。

乾隆二十五年（1760），因塞外人口增多，垦荒日繁，随于口外设七厅（后增为十二厅），改萨拉齐为理事通判厅，五原属萨拉齐厅西部地。

从此，实行旗不管汉，厅不管蒙，蒙汉分治，旗县并存的两种特殊建制。

同治四年，改设同知，光绪十年又改抚民同知厅。

光绪二十九年（1903）析萨拉齐厅西部地区（达拉特、杭锦、乌拉特旗地区）设五原厅，治大佘太，后移治于隆兴长（今五原县城所在地）。

民国元年（1912），改五原厅为五原县，三年建县城于白（北）圪梁（旧城），统领后套全境。

中国的大上海市区，街、路的规划名称均按全国较有名声的市、县和地区方位选定，因五原是塞外河套地区著名的粮仓，故在上海市区的西北角设有五原路。

民国八年，析乌拉特前旗地一部别隶固阳。

民国14年，又划出五原东西各一部，设安北、临河两县。

民国31年（1942），绥西实行新县制，将五、临、安三县划为六县，析五原县西部地增设晏江县（1954年改称达拉特后旗）。

1958年7月，撤销达拉特后旗建制，辖区复并入五原县辖领。

至今，五原县之建置再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