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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断边城 ——《边城》分析

作者：云-在-青-天 转贴自：天涯虚拟社区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结婚是一定要有嫁妆的，因为这不就是父母的一片心意，也是自己娘家给你的底气，和依仗，所以嫁妆不在于多少，但是一定要有，而且也要好好保存。

嫁妆里面的被子寓意是一辈子幸福，和和美美，婚姻美满，早生贵子的含义，所以结婚时被子是不能让其他人碰到的，还有被子里面的枣桂圆，是不可以让其他人吃的，只能自己吃，而且要三天后吃。

因为结婚的时候柜子是空的，新买的，所以新娘妈妈要给放个红包，表示以后有有箱底，就是用红包压箱底，免得最后不够花，没有退路的意思。所以嫁妆一定要有，而且还有很多讲究，一定要遵守，有很多规矩都是寓意以后婚姻美满幸福，多子多孙，早生贵子，白头偕老，百年好合等含义，所以还是要遵守老一辈的规矩。

　　1

　　十一 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

　　十三 翠翠坐在溪边，望着溪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渡人，其中有个吸旱烟的打着火镰吸烟，且把烟杆在船边剥剥的敲着烟灰，就忽然哭起来了。

　　……

　　老船夫回到家中时，见家中还黑黝黝的，只灶间有火光，见翠翠坐在灶边矮条凳上，用手蒙着眼睛。

　　走过去才晓得翠翠已哭了许久。

　　十四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

　　十六 有人在溪边大声喊渡船过渡，祖父匆匆出去了。翠翠坐在那屋角隅稻草上，心中极乱，等等还不见祖父回来，就哭起来了。

　　二十 翠翠看看屋前悬崖并不崩坍，故当时还不注意渡船的失去。但再过一阵，她上下搜索不到这东西，无意中回头一看，屋后白塔已不见了。一惊非同小可，赶忙向屋后跑去，才知道白塔业已坍倒，大堆砖石极凌乱的摊在那儿。翠翠吓慌得不知所措，只锐声叫她的祖父。祖父不起身，也不答应，就赶回家里去，到得祖父床边摇了祖父许久，祖父还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

　　翠翠于是大哭起来。

　　过一阵，有从茶峒过川东跑差事的人，到了溪边，隔溪喊过渡，翠翠正在灶边一面哭着一面烧水预备为死去的祖父抹澡。

　　那人以为老船夫一家还不醒，急于过河，喊叫不应，就抛掷小石头过溪，打到屋顶上。翠翠鼻涕眼泪成一片的走出来，跑到溪边高崖前站定。

　　“喂，不早了！把船划过来！”

　　“船跑了！”

　　“你爷爷做什么事情去了呢？他管船，有责任！”

　　“他管船，管五十年的船——他死了啊！”

　　翠翠一面向隔溪人说着一面大哭起来。那人知道老船夫死了，得进城去报信，就说：“真死了吗？不要哭吧，我回去通知他们，要他们弄条船带东西来！”

　　那人回到茶峒城边时，一见熟人就报告这件事，不多久，全茶峒城里外都知道这个消息了。河街上船总顺顺，派人找了一只空船，带了副白木匣子，即刻向碧溪岨撑去。城中杨马兵却同一个老军人，赶到碧溪岨去，砍了几十根大毛竹，用葛藤

　　编作筏子，作为来往过渡的临时渡船。筏子编好后，撑了那个东西，到翠翠家中那一边岸下，留老兵守竹筏来往渡人，自己跑到翠翠家去看那个死者，眼泪湿莹莹的，摸了一会躺在床上硬僵僵的老友，又赶忙着做些应做的事情。到后帮忙的人来了，

　　从大河船上运来棺木也来了，住在城中的老道士，还带了许多法器，一件旧麻布道袍，并提了一只大公鸡，来尽义务办理念经起水诸事，也从筏上渡过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翠翠只坐在灶边矮凳上呜呜的哭着。

　　……

　　翠翠哭了一整天，同时也忙了一整天，到这时已倦极，把头靠在棺前眯着了。两长年同马兵吃了宵夜，喝过两杯酒，精神还虎虎的，便轮流把丧堂歌唱下去。但只一会儿，翠翠又醒了，仿佛梦到什么，惊醒后明白祖父已死，于是又幽幽的哭起来。

　　……

　　翠翠默默的回到祖父棺木前面，坐在地上又呜咽起来。守在屋中两个长年已睡着了。

　　二十一 因为两人每个黄昏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与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弄明白后，哭了一个夜晚。

　　2

　　以唱歌表达心情。

　　如： 今天过渡的人特别多，其中女孩子比平时更多，翠翠既在船上拉缆子摆渡，故见到什么好看的，极古怪的，人乖的，眼睛眶子红红的，莫不在记忆中留下个印象。无人过渡时，等着祖父祖父又不来，便尽只反复温习这些女孩子的神气。且轻轻的无所谓的唱着：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

　　那首歌声音既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唱完了这歌，翠翠觉得心上有一丝

　　儿凄凉。她想起秋末酬神还愿时田其中的火燎同鼓角。

　　爷爷也唱歌——

　　“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一些。

　　天保和傩送用来表达爱意——

　　“马路呢，那老的说若走马路，得在碧溪岨对溪高崖上唱三年六个月的歌。把翠翠心唱软，翠翠就归我了。”

　　第一晚站在对面悬崖半腰的人有两个：天保和傩送。

　　站在那唱歌的只有傩送。

　　这段歌声的写法采取了比喻和侧面描写——

　　“爷爷，你说唱歌，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缠绵，我象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到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我睡得真好，梦的真有趣！”

　　文中多处写到会唱歌的就是竹雀。如：“算了吧，你把宝贝女儿送给了会唱歌的竹雀吧。”

　　3

　　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为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十四中寨逢场，城中生意人过中寨收买山货的很多，过渡人也特别多，祖父在渡船上忙个不息。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

　　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在此祥和安宁的气氛下，翠翠却连生伤感。

　　5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 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 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

　　翠翠误会邀他进屋里去那个人的好意，正记着水手说的妇人丑事，她以为那男

　　子就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本来从不骂人，这时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心

　　中焦急得很，听人要她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的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

　　祖父当时不作声，等到那人回头又走过面前时，就一把抓住那个人，笑嘻嘻说：

　　“嗨嗨，你这个人！要你到我家喝一杯也不成，还怕酒里有毒，把你这个真命天子毒死！”

　　那人一看是守渡船的，且看到了翠翠，就笑了。“翠翠，你大长了！二老说你在河边大鱼会吃你，我们这里河中的鱼，现在可吞不下你了。”

　　翠翠一句话不说，只是抿起嘴唇笑着。

　　……

　　雨落个不止，溪面一起烟。翠翠在船上无事可作时，便算着老船夫的行程。她知道他这一去应到什么地方碰到什么人，谈些什么话，这一天城门边应当是些什么情形，河街上应当是些什么情形，“心中一本册”，她完全如同眼见到的那么明明白白。她又知道祖父的脾气，一见城中相熟粮子上人物，不管是马夫火夫，总会把过节时应有的颂祝说出。这边说，“副爷，你过节吃饱喝饱！”那一个便也将说，“划船的，你吃饱喝饱！”这边若说着如上的话，那边人说，“有什么可以吃饱喝饱？四两肉，两碗酒，既不会饱也不会醉！”那么，祖父必很诚实邀请这熟人过碧溪岨喝个够量。倘若有人当时就想喝一口祖父葫芦中的酒，这老船夫也从不吝啬，必很快的就把葫芦递过去。酒喝过了，那兵营中人卷舌子舔着嘴唇，称赞酒好，于是又必被勒迫着喝第二口。酒在这种情形下少起来了，就又跑到原来铺上去，加满为止。翠翠且知道祖父还会到码头上去同刚拢岸一天两天的上水船水手谈谈话，问问下河的米价盐价，有时且弯着腰钻进那带有海带鱿鱼味，以及其他油味、醋味、柴烟味的船舱里去，水手们从小坛中抓出一把红枣，递给老船夫，过一阵，等到祖父回家被翠翠埋怨时，这红枣便成为祖父与翠翠和解的东西。祖父一到河街上，且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祖父虽嚷着“我带了那么一大堆，回去会把老骨头压断”，可是不管如何，这些东西多少总得领点情。走到卖肉案桌边去，他想“买肉”人家却不愿接钱，屠户若不接钱，他却宁可到另外一家去，决不想沾那点便宜。那屠户说，“爷爷，你为人那么硬算什么？又不是要你去做犁口耕田！”但不行，他以为这是血钱，不比别的事情，你不收钱他会把钱预先算好，猛的把钱掷到大而长的钱筒里去，攫了肉就走去的。卖肉的明白他那种性情，到他称肉时总选取最好的一处，且把分量故意加多，他见及时却将说：“喂喂，大老板，我不要你那些好处！腿上的肉是城里人炒鱿鱼肉丝用的肉，莫同我开玩笑！我要夹项肉，我要浓的糯的，我是个划船人，我要拿去炖葫萝卜喝酒的！”得了肉，把钱交过手时，自己先数一次，又嘱咐屠户再数，屠户却照例不理会他，把一手钱哗的向长竹筒口丢去，他于是简直是妩媚的微笑着走了。屠户与其他买肉人，见到他这种神气，必笑个不止……

　　翠翠还知道祖父必到河街上顺顺家里去。

　　翠翠温习着两次过节两个日子所见所闻的一切，心中很快乐，好象目前有一个东西，同早间在床上闭了眼睛所看到那种捉摸不定的黄葵花一样，这东西仿佛很明朗的在眼前，却看不准，抓不住。

　　翠翠想：“白鸡关真出老虎吗？”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白鸡关。白鸡关是酉水中部一个地名，离茶峒两百多里路！

　　于是又想：“三十二个人摇六匹橹，上水走风时张起个大篷，一百幅白布铺成的一片东西，先在这样大船上过洞庭湖，多可笑……”她不明白洞庭湖有多大，也就从没见过这种大船，更可笑的，还是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却想到这个问题！

　　以方言独特的语汇来反映本地的生活，这样的文学往往尤为细腻传神。胡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说过：“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他还曾说：“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作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徐志摩先生的实力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陕石的土话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五四及五四以后的学者对方言和文学语言的看法，也大多与胡适一致。

1、梦见头戴金簪的预兆

基础运佳，故而可以安定发展，排除万难而成功，但因成功运不吉，是以难于再伸展，或陷于不测之灾难袭来之虑，若无凶数则可免忧，亦可康健无病。中吉

吉凶指数：76（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立场）

2、梦见头戴金簪的宜忌

「宜」宜道歉，宜问路，宜还信用卡。

「忌」忌送行，忌赖床，忌主动埋单。

3、梦见头戴金簪是什么意思

做生意的人梦见头戴金簪，代表在很多阻碍中无法得利，再策划。

梦里的头通常象征权威和社会职位，而且和尊严、烦恼、聪明智慧等方面含义都有联系。

怀孕的人梦见头戴金簪，预示生男，夏占生女。南方少去，

恋爱中的人梦见头戴金簪，说明掌握时机求婚必有结果，婚姻可成。

本命年的人梦见头戴金簪，意味着有创业机会得财利，虽有是非之言无妨。

梦见头戴金簪，按周易五行分析，财位在正北方向，桃花位在正南方向，幸运数字是4，吉祥色彩是蓝色，开运食物是鸡蛋。

梦见头戴金簪，分隔两地的恋人很懂得驱散内心的孤独感，觉得自己如同恋爱中的宝贝一般备受对方的宠爱。遇到不错的合作伙伴，投资项目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学生族经他人提醒，学习显得张驰有度，斩获颇多。

做生意的人梦见金簪子，代表解决困境，渐渐上轨道，顺利，慎防小人。

梦见头戴白布，今天要放开心胸做事呢！如果一心只想着回报的话，往往让前路越走越窄，人缘也不好呢！家人最近更加牵挂你了呢！夜归的话千万要记得给他们一个电话呢！家人中尤其是男性长辈出现意外的状况增加，他们身体潜在的隐患会在这个时期被诱发，小心地守护在他们身边吧！

出行的人梦见头戴孝，建议延后一两天出发即可。

出行的人梦见头戴花，建议遇雨则延期出发。

做生意的人梦见头戴白纱，代表先失后得，慎防官司、水火之灾，有财利。

恋爱中的人梦见头戴白花，说明只要不过刚强坚持已见，则婚姻可成。

怀孕的人梦见头戴花环，预示生男。秋占生女。

花一向代表喜事，梦见花是好运和发财的吉兆。

梦里的头通常象征权威和社会职位，而且和尊严、烦恼、聪明智慧等方面含义都有联系。

梦见头戴白纱，按周易五行分析，吉祥色彩是红色，财位在正西方向，桃花位在西南方向，幸运数字是0，开运食物是胡椒。

本命年的人梦见梦金簪子，意味着朋友之事少管，口舌是非难免。东方少去。

梦见头戴天线，今天的日子，就算身体在休息，你也没法让自己那些跳跃的想法安静下来呢！总是觉得有很多很好的计划赶着去实施，你的懒散休闲似乎一下就消失不见了呢！保管或经营他人财物的事情，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会自动找上门来，你要谨慎对待了！

梦见金簪，按周易五行分析，幸运数字是3，财位在正西方向，桃花位在西南方向，吉祥色彩是红色，开运食物是虾。

梦断边城 ——《边城》分析

作者：云-在-青-天 转贴自：天涯虚拟社区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入乡先问俗”这个“俗”最主要的就是生产、生活习俗。我们采用绳金塔、民俗画作为底色图案，表现民间丰收喜庆的景象。这里重点介绍南昌人的衣、食、住、行、交通、运输等习俗。

南昌市花 月季和金边瑞香、市树 樟树、音乐 采茶戏 （南昌的传统戏曲方式）、地方语言 赣方言的代表语种“南昌话”。

藜蒿炒腊肉：藜蒿是鄱阳湖边上的野草，（南昌话）“鄱阳湖的草，城里人的宝”，“三月藜，四月蒿，，五月当柴烧”是指藜蒿季节性强。

三个蛋一碗面：稀客进门先吃三个蛋一碗面，如是贵客或受宠外甥，还要在面内加只鸡腿。南昌人忌讳两个蛋待客，这是对牵猪轱者的待遇，客人遇此情况可吃一留一，以礼避诟。

走尽天下叫老表：老表就是表兄弟。宋代以来，江西人才辈出，外出为官者甚多，走江湖、操工贸之风亦盛。南昌人重乡情，在外地相逢均呼“老表”，外省人亦以老表为赣人爱称，一直延续至今。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 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 南昌诗人来鹄的《早春》诗句：“新历才将半纸开，小亭犹聚爆竿灰。”写的就是当时南昌春节燃烧竹竿的情景。随着时代的变迁南昌人过年的时候不在燃烧爆竹啦，到了腊月二十四，南昌人就开始“过年”了。大年三十夜，这一天的晚饭叫“合家欢”，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亲人都要赶回家吃年夜饭，若有事赶不回来，家人也要替其摆好餐具，以示团圆无缺，过大年这餐必食年糕、红烧鱼、炒米粉、八宝饭、煮糊羹，其含义依次是年年高升、年年有鱼、粮食丰收、稻米成串、八宝进财、年年富裕；除夕夜家家户户要红烛高照，通宵不灭，所以南昌有“三十晚上的火，元宵夜里的灯”。 年初一早餐，按照南昌的风俗吃素，只吃面点或菜饭，不沾荤，预示一年的“素”。 初一、初二日，各家各户开始走亲戚拜年。正月初七，南昌人叫它“上七”，有“上七大似年”之说，晚间迎接灶神归位，家里也大摆酒宴庆贺。 元宵节晚上，家家户户门前挂灯笼，一家人齐聚一起吃“元宵”（汤圆），随后看龙灯、放焰火，把家里的鞭炮都打光，二十多天的年才算过完了。

南昌人过元宵叫闹元宵，闹了十五还要闹十六。闹元宵这天地，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住户，都必须吃元宵，象征全家团圆、幸福。吃了元宵之后，便开始闹灯了。

南昌邻县农村元宵节的龙灯，各式各样，有龙灯、板凳灯、关公灯、采莲灯等。板凳灯最长由1000多条板凳组成，有1000多号人。板凳灯起舞时整齐统一，十分壮观。湾里区太平乡的关公灯，十分好看。如今，民间的闹元宵，又加入了各种民间歌舞。元宵的夜晚，家家挂灯。村村的彩灯彻夜通明，鞭炮声、嬉戏声不断，闹到通宵，一直闹到正月十六，在欢乐的气氛中大家开始将腊月廿四设的供桌拆去将灯收起来，举行送神活动，送神完毕，新春活动也就告一段落了。

朝仙会也名敬香会，是奉祀许逊的庙会。在南昌地区最受人崇拜的是许逊，民间叫他为福主菩萨。

相传大约在1500年前，136岁的许真君及全家42人（连房屋鸡犬）一齐升天。南昌人为纪念许真君，将他升天的日子俗定为他的生日。为此每年的高安、上高、靖安、奉新、丰城、进贤等县的乡民，自愿斋戒沐浴，有组织地以乡、村、族为团体，组成朝仙会，前往西山万寿朝拜、进香。万寿朝仙会许多禁忌：1、朝拜前需斋戒一星期；2、须洗澡换衣服；3、肩上斜挂**进香袋敲锣打鼓结队前往。为了能在八月初一的清晨得到头柱香，朝拜者需昼夜不停地赶往万寿宫。凡是得到了头柱香的人，认为是最幸运的人，比中了状元还高兴。

中华民族素有重九登高之习俗，南昌也同样流行。南昌市城郊的龙沙，自晋、南朝以来，便是登高望远的胜地。据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引文说："北有龙沙，堆阜逶迤，洁白高峻，而似龙形，连亘五六里，旧俗九月九日登高之处。"

九月九日登高的习俗，南昌地区极为盛行。人们或攀梅岭，或登滕王阁，以文会友，登高聚宴。重九登高习俗，长期承袭不衰。

南昌采茶戏

南昌采茶戏起源于清代道光年间，由南昌民间的"茶灯"和"十二月采茶调"组合而成。后又吸收了南昌地区的民间舞蹈并与之相结合。大致经过"灯戏"、"三脚班"、"半班"等发展阶段，解放后正式定名为"南昌采茶戏"。

南昌采茶戏的表演诙谐风趣，唱腔优美深情，有着浓郁的南昌乡土气息。它常以巧合、夸张、误会等手法去渲染戏剧气氛。特别是台词中那些歇后语、错扯语、反义语、婉曲语以及乡间俗语的巧妙运用，使演出更为妙趣横生。南昌采茶戏长于表现喜剧和歌舞。活泼生动的小丑和小旦，特别受群众喜爱、采茶戏的演唱方法要求男女演唱都须用真声，传统保留剧目有四记："鸣冤记"、"辜记"、"花轿记"、"南瓜记"，合称为"南昌四大记"。均取材于南昌民间故事。

古代定情信物

古代定情信物，爱情需要见证者，而只属于彼此赠送出去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物就此流传下来，千百年后的现在依然盛行，也许定情信物并不昂贵，但意义非凡，下面分享古代定情信物。

古代定情信物1

手镯电视剧或者**里都会有这么一幕，手镯也作为男性送给女性贵重定情信物的一类。

梳子作为每天和你的头发接触最多的梳子，它代表着思念和爱情，白头偕老，定情之物的绝品！

同心结这个自然不必说了，百年同心，百年好合，预示着二人的爱情和和美美，上下一心，定情信物的佳品！

香囊古代有互赠香囊之说，一般都是女赠男居多，暗示女性对男性的欢喜和倾心，不知道你收到过没有？

玉佩俗话说黄金有价玉无价，玉在古代有着特殊的地位，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玉代表一种品格和期盼，是一种很好的定情赠品！

簪子玉搔头就是指代簪子，是一种尊贵和尊严的象征，也是宠爱的一个代名词！

耳环这个比较常见，是女性一种最基本的配饰品，也是最贴心的一类物件儿，和梳子一样，寄托相思和爱情！

玉钗金钗，银钗，玉钗，都是女性的一种发饰装饰品，也是贴身物件儿之一，钗表示相互缠绕一起，表示天长地久，永不分离！

戒指不要以为戒指只存在现代，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戒指了，它也代表一种形影不离和思念！

古代定情信物2

古今通用的戒指

如今婚礼上新婚男女总要互换戒指，求婚时也要用到戒指，人们多认为这种习俗源自西方，其实以戒指定情的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南朝刘敬叔在《异苑》中记载沛郡人秦树在冢墓中与一女子婚合，临别时，“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无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太平广记》里说书生李章武与华州王氏子妇相爱，临别时王氏子妇赠李章武白玉指环，并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后来李章武再去华州，王氏子妇已忧思而死，二人遂神会于王氏宅中。

钗中饱含着“离别情”

钗为珠翠和金银合制成花朵或其它造型的发钿，连缀着固定发髻的双股或多股长针，使用时安插在双鬓。钗不仅是一种饰物，它还是一种寄情的物品。古代恋人或夫妻之间有一种赠别的习俗：女子将头上的钗一分为二，一半赠给对方，一半自留，待到他日重见再合在一起。辛弃疾词《祝英台近·晚春》中的“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即在表述这种离情。纳兰性德词中“宝钗拢各两分心，定缘何事湿兰襟”也饱含与自己所爱分离的痛楚。

簪子适用于“女追男”

簪总与爱情有关，比如其别称“搔头”。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宠爱李夫人，有一次取下李夫人的玉簪搔头，故而得名。古代男子也戴簪，所以簪常为女性馈赠男性的信物。《鼓吹曲词·有所思》中写一个女子为远方的情人准备了一支玳瑁簪子，她用心地修饰这支簪子，加上双珠还觉不足，再加上玉饰，如此珍重，自是出于一往情深。却不料“闻君有他心”，于是她把那簪子“拉杂催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

仙女动凡心馈赠手镯

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仙女以手镯赠予凡人男子的情节。南朝医学家陶弘景在《真浩》中记述，仙女萼绿华曾赠凡夫羊权以金玉跳脱，跳脱即手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白于玉》中写吴生偶入仙境艳遇一紫衣仙女，临别时，仙女把自己所戴金腕钏送给吴生留念。现代女性佩戴的手镯不少为翡翠材质，这种审美取向源自清代。

送梳子表示“结发同心”

明缠枝叶花卉纹金梳元代诗人姚燧在《虞美人·玉梳赠内子》中写道：“新妆又得水苍梳”，赠送妻子玉梳，言明其功用与他的苦心，平实无华、天然无饰，却也诚意满满。我国古时，送梳子代表一辈子都要纠缠到老，有结发、私订终身的`意思。古代女子出嫁前有家人为其梳头的习俗，所谓“一梳梳到底，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子孙满堂”，包含了家人的美好祝愿。

细水长流送荷包

如果您囊中羞涩，实在买不起昂贵的信物，那么荷包也是不错的选择。荷包是古时人们随身佩带的一种装零星物品的小包，多用于装钱。荷包的造型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也有桃形、如意形、石榴形等。荷包的图案有繁有简，花卉、鸟、兽、草虫、山水、人物以及吉祥语、诗词文字都有，装饰意味很浓。荷包上绣鸳鸯常用作定情之物，妻子送给丈夫，以示含情脉脉、细水长流。

古代定情信物3

互相交换定情信物，是仅次于正式结婚的社会性质的重要礼仪，这就是我们现在人常说的仪式感，信物可以不必过于昂贵、也不必是特殊的什么东西，但是总得是有一定来历，或者和自己有些关系，精神上的含义，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一旦交换了信物，就表示把自己的忠心，也交付给了对方。

一般的定情信物，大多都是戒指、手链、罗汉钱等东西，在古代的时候，定亲一般都是父母之命，或者有些时候，男女双方产生了感情，但迫于礼教的压力，所以私下里互相交换信物，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且信物一点要保管好，丢失了就代表对对方的不忠，要是感情破裂，就会把信物，退还给对方。

虽然定情信物是流行于古代的，但是现在人们，也会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各个重要的节日，送给自己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一些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也代表着自己的心意，也表示两个人的关系，我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古代和现代，有什么通用的定情信物呢？

先来说说戒指这个东西，用戒指定情这种习俗，已经在我国由来已久，南朝时期至晚唐之前，戒指都是男女互赠的，后来到了晚唐之后，就渐渐变成了，只能男子赠予女子，直到现在，有很多款式的时髦的戒指，是人们定情最喜欢送的礼物，而且在两人订婚、结婚时，都要有戒指作为纪念。

再来说说手链这种东西，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是都有的，也是人们会送到的一种信物，一般都是银质的，也有宝石、水晶等材料制作而成的，大家要注意，这里的手链就是我们通常见到的链状的，和手镯手环等，都不一样。

手链的一个作用，除了美观之外也有祈求平安的意思，也表示了以他之爱，冠你婉间牵手终身等的含义，是定情信物中，除了戒指之外，送的最多的一件礼物了。

耳环也是古代和现代，女子们都喜爱的一种装饰，早在《山海经》中就有了，女子佩戴耳饰的记录了，所以穿耳的起诉，从三代起到现在一直都在流行，耳饰分为耳钉、耳环、耳坠等样式。

清初的李渔李笠翁，有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和美学家，就曾经在《闲情偶记生容》中说到过，女子"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可见耳环这种东西，在古人的审美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还有一种信物是裙子，裙子也是古代现代女子，都穿的一种衣物，但是古代的裙子和现代， 又有些不同，古代的裙子有不同的材质，其中绢做的最为普遍，皇家公主比较尊贵，用的起百鸟的羽毛，用这羽毛织成了百鸟状的裙子，但毕竟奢华的贵妇还在少数，普通人家的女子，都穿的是简单的布裙。

古代也有不少著名的裙子，有石榴裙、凤尾裙、月华裙、弹墨裙等，各个朝代有各个朝代的风俗，颇具古风，现在很多人喜欢汉服、唐朝服饰，也会偶尔传出来纪念传统，而现代的裙子，样式要更多了，这就不赘述了，相信大家在平时也都看过不少。

古代关于裙子，最经典的一首诗，那就是女皇武则天曾经给李治写的一首，其中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两句话最为经典，纵然后来成了一代帝王，但她的心中，总是留有绵长的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