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叔讲《斯通纳》

这是斯通纳在他人生过半的时候，突然陷入的迷茫。斯通纳是谁？他的一生经历了什么？我们就来聊聊这本《斯通纳》。

我对这部小说的感受是平淡而又亲切。在外国文学里想找到这种亲切的话，并不容易，因为毕竟我们的文化不太一样。但《斯通纳》的这种感觉，它的写法上很传统，没有特别复杂的结构，也没有特别生僻的描写，写得非常的真诚，就像在谈论自己的一生。于是，在一个安静的下午，让人特别的感动。

小说的作者叫威廉斯，威廉斯是一个二战后的作家，跟垮掉的一代是一个时期，但相比起凯鲁亚克、金斯伯格的小说或者诗，斯通纳就显得特别的规矩。他更加的学院一点也不激进，甚至有些平庸。但斯通纳的一生，却为那些从来没有做出改变、从来没有激进的想法、只是在自己至始至终没有改变过的工作中寻找人生意义的普通人，给了他们一个解释。它没有带来新的东西，也没有给当时的亢奋的年轻人新的指引。

你会说斯通纳的一生有些冷清，确实，在我们对生命热烈的那部分想象中，他确实太冷清了、太乏味了。但是，对我们每个人自己来说，即便我的一生再平静、再乏味，于我自己，它已经足够惊涛骇浪了。

斯通纳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场里，父母都是农民，父亲30多岁的时候，看上去像是50多岁了，腰已经佝偻了。斯通纳6岁的时候就开始帮父母干活，17岁的时候，他的背已经开始驼了。

斯通纳念完高中后被推荐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农学院。因为父母都是很朴实的那类农民，和大多我们熟悉的中国农村父母一样，他们知道的很少，他们不管自己多么辛苦，都支持斯通纳去念大学。对于未来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他们只知道这样可能会更好。他们希望生活更好，但什么是更好，他们没有能力想象。

斯通纳在一边念大学的时候，一边帮一个亲戚家打工， 这样来抵消掉借宿和吃饭的一些费用，而父亲每个月会努力的给他寄两三美元。

这是斯通纳一生学会思考的开始。这个开始有它的不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思考生命意义的能力，但是这个思考它并不能带来一些实质上的帮助，往往还可能会徒增烦恼。

斯通纳比大多的学生更加的努力，他每天除了上课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他的大部分成绩都还不错，除了英国文学，这是他第一次触摸到一个不那么实际的东西，它不是关于技术的，不是关于制度的，不是可以做实验的，它是关于想象的。

斯通纳的大学老师叫斯隆，这个老头是斯通纳人生的第一位导师，他改变了斯通纳的人生轨迹。斯通纳后来放弃了农学院的课程，改学了文学。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选择文学，可能是他不想回到乡下跟父母一辈子种地，这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

我们一生中有很多的选择，都不是那么明确的，我们都不清楚当初为什么这么选择，它并没有充满着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它可能来自其他人的一些指导，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最初的导师，他可能不是你终生认同的那个人，甚至你可能很快就不认可他了，但是他出现在你的人生，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期，他带给你一个你不确信的方向，在这条路上你走的好或者不好，其实都跟他无关。但是他成了你人生中，一个不能忘记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往往他不一定是伟大的人，也不是多成功的人，而是身边你觉得值得相信的，诚恳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像斯通纳的老师斯隆一样。他告诉斯通纳，你是一个当教师的料，因为你热爱文学，从此斯通纳在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了一名老师。直到斯通纳晚年退休时，他说：我已经在大学里教了40年书了，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做一名教师，我还能干什么。

我们看过很多英雄的传记，看过很多伟人的奋斗史，看过天才的传说，但是我们不太会因为一个40年的老师，而感到精神上的骚动。因为他不是我们对人生最灿烂的那部分想象，但是他离我们太近了，近到你可以碰到他，近到你可以成为他。

斯通纳一生只有两个朋友，这不算少。一个是他一辈子的同事费奇，他们并不算是很深刻的朋友，更像是时间打磨出来的。而另一位是短暂出现又消失的马斯特斯。他们三个人毫不一样，在一次喝酒时，马斯特斯是这样描述斯通纳的：

马斯特斯把斯通纳一生的性格概括了，斯通纳是一个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的人，而马斯特斯是一个更加自我的人，他只为自己而活着，他后来报名参加了一战，最后死在了巴黎。他参加不是为了上帝，也不是为了国家，只是为了他自己，想出去看一看。这个短暂的朋友几乎成了斯通纳一生都在怀念的人。他早早的说出了斯通纳一生的样子，并且从此消失。

我们年轻的时候，除了从更有经验的人那里获得方向，有时也会从同龄人那里找到一些自己身上所没有的那部分东西，而且随着时间你会逐渐从他身上带入自己，因为你知道自己永远也成为不了那样的人。

斯通纳后来没有参加一战，他相信他的老师斯隆说的：战争除了杀掉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外，还会屠戮掉一个民族心灵的东西。如果一个民族长期战争频繁，很快剩下的全是残暴者和动物，而我们更不应该请学者去毁灭他们拿生命构建出来的东西。也许有一天你会被人耻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被纳入同一种美德之中。

所以斯通纳听信了老师的话，他并没有去参加战争，也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留在学校继续做老师继续考试。

斯通纳一生爱过两个女人，一个是自己的妻子，另一个是背叛婚姻的爱情。

他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自己的妻子，他第一次爱上了一个女人，他原本对她充满了希望，但结局是那么的空洞，没有任何的爱情在里面，也许他的妻子同样也失望极了。这两人在如此空洞的婚姻里面相互怨恨着，相互折磨着，从不打破婚姻，直到生命的最后，他才再次找到第一次见面时的那种希望。

他的妻子叫伊迪斯，出生在一个家庭环境非常好的家庭里面，她从来都没有爱过斯通纳，她只是为了从她过去的生活里面走出来，所以选择了结婚，不带任何的感情。

伊迪斯接受的是最古板最传统的淑女教育，念最好的学校，接受音乐、绘画、文学、手工等各方面的一些课程，但是她自己从来没有喜欢过。她童年有关于道德的训练，要求她做到克制欲望，把这件事丑化成不该逾越的道德观，于是这种绝对的圣洁成了一种疾病。这种绝对的圣洁在我们过去的封建制度下是很常见的，所以这个东西并不难理解。这种东西它有时候会压抑扭曲人性，而事实上，有时候，肮脏跟罪恶的想法，也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是不违背动物性的，它们只是不受当下的道德观的认可，但是并不是不允许它们在心里出现的。如果你因为自己心里的所谓的不道德的念头而惩罚自己，觉得自己肮脏，那你心理上会得病的。

这一段写的基本上把伊迪丝最后他们的婚姻走到那个地步，解释得已经很清楚了。她的思想里面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对别人的幸福负责。这是她的整个的童年、她的教育、她的生活，带给她的就是这样的。他们婚姻的不幸的部分，都能找到源头。

但是斯通纳并没有机会预演一下这段婚姻，这是大多数人婚姻的样子，他们都来不及了解对方，就成为了夫妻。

伊迪丝不是出于爱，也许任何一个人向她求婚，她都会嫁给他的。所以她第一次见到斯通纳那天，告诉他的事，远多于从此以后说出来的。伊迪丝在完成人生的一些固定的安排，结婚没有任何的热情，没有任何的期望，婚后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欲望，她生孩子，但是她自己也并不喜欢孩子，随着时间她完成了这些妻子必须做的事情之后，失望会越来越强烈，她既要克制自己妻子的形象，但又无法一直压抑。所以伊迪丝表现出来的会有一些神经质，有些喜怒无常，没有前兆没有目的，突然就不开心了，突然就哭了，随后又回到她的优雅中，她在怨念中不断用合理的方式，在精神上折磨斯通纳，他们不会剧烈的吵架，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一辈子好像都没有吵过架，唯一的不开心就是两个人可能一周没有说过话了，他们也不会离婚，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违背了他们接受的教育。她通过寻找自己的一些乐趣，通过女儿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和怨念，像她的父母一样，这漫长的一生中，伊迪丝对斯通纳都是冷漠的，而斯通纳也逐渐的不会给她任何的反馈了，即使在很久以后，斯通纳背叛了他的婚姻，伊迪丝其实也毫无感觉。

斯通纳到了43岁的时候，才从自己喜欢的情人身上，知道了自己最终爱的是谁，但是，过去的爱可能也是爱，只是他从来没有带来任何美好的那一部分，也或者他太短暂了，只一个晚上就消失了，跟自己的一生比起来，太短暂了。而为此受到的折磨，就显得那么的漫长。

我们的一生一定会有至少一个敌人，在你的视角里那个人，一定肮脏丑陋得很，同样的在他的视角里，你也被控诉成这样的人。

斯通纳一生的对头是劳曼克思，他的大学同事，一个身体有残疾，导致他非常狭隘的一个人。其实，斯通纳跟劳曼克思是相似的，都有着并不快乐的童年，都有着相似的自卑。

但是劳曼克思后来把这种对自己的同情过分放大，甚至丢掉了原则，他过分相信身体上的残疾会带来思想上的深度。

劳曼克思因为一个叫沃尔克的学生，开始憎恶斯通纳，沃尔克跟劳曼克思一样，他是身体上有残疾的，所以劳曼克思对他有着非常特别的同情和理解，他作为他的导师，他一直坚信沃尔克这个学生是有天赋的学生。

沃尔克在斯通纳的班上念了一学期，上课的时候充满着挑衅，也缺乏教养，他好像看不上斯通纳，但他自己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他连最基础的文学常识都不懂，就像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素描的学生，每天强调自己的乱涂乱画，是在打破一切，是在创造一个什么流派等等，最后在论文答辩上的时候，沃尔克不仅没有写论文，还来了一场嘲笑其他人的即兴演讲。

沃尔克因为身体上的缺陷，逐渐变成心理上的一种缺陷，在自卑里反而滋生出了一种过分的傲慢和蔑视，他认为自己不寻常，有着不常规的一些思想，他缺乏最基本的教养和礼貌，充满着攻击性，但是又装作一副谦卑有礼的样子，他内心深处有些阴暗和更深的怨念，他非常的懒惰不踏实，也许他可以成为一个演说家，成为一个政治家，成为一个作家。但是在斯通纳这里，他一定不能成为一个有扎实的功底的教师。因为教师需要教导别人教育别人，需要告诉别人一些基础的理论，他不具备，所以斯通纳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没有让沃尔克通过考试，沃尔克变成了一个恶毒的人，他要报复斯通纳，于是劳曼克思不知道是出于什么，他也许觉得斯通纳在毁掉一个天才，他也许觉得斯通纳对他们的缺陷不够宽容，他像是被触犯到了一样，在两个人漫长的争斗中，劳曼克思当上了系主任，他赢了，沃尔克得意地回到了校园里。

斯通纳被安排教最初级的课程，在最差的教室里上课。劳曼克思这个人还有一点，他恨一个人是恨一辈子的。他不会跟你和解，他可以持续的恨你，直到斯通纳退休，劳曼克思都没有放过他。

其实很难想象劳曼克思内心的仇恨，有那么的强烈，为一件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可能他恨的是自己。

这时候的斯通纳已经42岁了，他原本是哥伦比亚大学最为优秀的教授，但是因为这件事他陷入了困惑，不管在什么年龄上，我们都会遇到这个年龄上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

斯通纳在晚年的时候，对自己的同事的关系，也更加的冷漠，他也不愿意参加各种发言，被年轻的教师说成顽固无理、脾气糟糕的老头，这样的形象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很常见的，但他对学生却无比的有耐心，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温柔都放在了学生身上，对其他的，他再没有精力去在乎了，再也不关心了。无疑，他是这个学校里最称职的老师。

从他自己是一个学生开始，斯通纳只写过一本书，还是为了拿到博士学位，事实上，他更愿意花时间完成他的第二本书，因为这对他的一生会更加的有价值，更加的有意义。但是他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给了学校，他本来应该受到大家的尊敬，但是年轻的老师，不知道是出于嫉妒，还是出于蔑视，还是对一个即将走完一生的老人的不能共情，他们把斯通纳的这种奉献精神，当成了一个笑话，用很多的俏皮话来挖苦他。

在我们人生即将退场的时候，一定是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只是有些人看起来很体面，有些人变得破败不堪。

斯通纳最后得了癌症，他原本还想延迟退休，再教两年课的。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女儿匆匆过来见了他一面，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斯通纳曾经那么喜欢自己的女儿，但最后还是让女儿成了他们失败婚姻的陪葬品。

他似乎觉得跟妻子达成了某种和解。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妻子伊迪丝就坐在他的旁边。

最后斯通纳抱着自己写过的唯一一本书离开了世界。那本书从他的手中滑落，越过他不动的身子，跌进了房间永远的寂静中。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没有经历过任何伟大的事情，足够让人记住他，哪怕是你的女儿、妻子、朋友，都不足以记住你，那你怎么才能证明你活着的意义呢？

尤其对一位有能力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来说，那么他只剩下那本写过的书、画过的画、留下来的一个作品，他是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将一直存在下去，它证明了世界上曾经有你这样的一个人，除此别无意义。

而有血有肉的那部分活着，可能只有斯通纳以及我们自己知道，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爱人，作为同事，他都不够完整，只有作为教师，他彻底的成全了自己。

我相信大多人一生都不会刻意去追求什么，都是沿着相似的轨迹行走的，其中的不幸和幸运都是未知的，在别人看来它都是乏味相似的，只有我们自己才会明白，在我们心底他都是惊涛骇浪。

（看了四叔在b站上讲《斯通纳》的视频，很喜欢，看了几遍，然后在微信读书上看完了《斯通纳》这本书，不过我看的跟四叔的不是同一个译本。看完以后，自己写不出来读后感，又很喜欢四叔讲的，所以花了一个下午时间，把四叔的话敲成一个个字。）

梦断边城 ——《边城》分析

作者：云-在-青-天 转贴自：天涯虚拟社区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出品人：王茂亮 张合运

邹友开 王云飞

李海龙 刘植凡

邓婕

总监制：郑晓龙 徐奔奔

梁志祥 李光明

车建新 钱旭东

编 剧：彭三源

导 演：黄力加

主要演员：

张国立 饰 于大海

陈建斌 饰 于大水

邓 婕 饰 祝美莲

陶 虹 饰 金 凤

刘燕军 饰 于大涌

谭 洋 饰 于大江

柳 渊 饰 沈小婉

林永健 饰 李德意

《亲兄热弟》是一部十足的男人戏。老大下岗开出租车，窝囊还有点小狡猾；老二是个生意人，精明倒也有几分善良；老三患上绝症，心理濒临变态；老四是个混混，从牢里出来还不忘打打杀杀。这四个男人凑到一起，几乎每场戏都是打口仗甚至动手。故事内容平凡质朴，剧中几位大牌出演不辱使命，表现相当精彩。

故事梗概

说起来，大哥于大海(张国立饰)真真是一个小人物。没干过别的，当了半辈子司机。原来在国营工厂开车拉货，国营工厂倒闭了，于大海开出租，改成了拉人，早出晚归的，盼刮风下雨就是好运气，多挣几个辛苦钱……到了四十多了，于大海的满脑门子都是褶子了，连老婆也没了。老婆祝美莲(邓婕饰

)跟他过了半辈子，实在受不了这份八锥子扎不出一个响屁的窝囊，掉了几茶缸子眼泪，跟他离了，连个十六岁读高一的闺女眉眉也带走了……她的兜儿里，揣着她和大海攒了半辈子的存折，上面有多少钱，大海也不知道，大海，就没管过家里的钱……

大海离婚了，对他是件惨重的事，可二弟三弟都顾不上同情……二弟于大涌在建筑工地忙着包工程挣钱，三弟于大江忙着张罗结婚，谁想的都是自己心里的盼头……兄弟们中间，就大海，透着笨，透着窝囊……

可没想到有一天，三弟大江倒下了，送到医院是个吓死人的大病：白血病。医生说了，白血病不是非死不可的病，有救，一要钱，二要配对的骨髓……钱，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医生一开口就是几十万……骨髓，按说亲兄弟匹配的比例是四比一，够高的了，可老大老二的竟然跟老三都配不上……许是急吧，大海想到了一个人——四弟于大水(陈建斌饰)，三十四年前被亲妈送人了……一方面，大海想到用四弟的骨髓救老三，一方面，大海猜也许老四混得好有钱，另一方面，怎么着也是兄弟吧，有血肉相连的东西叫人惦记，大海还是找四弟去了……

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四弟在深牢大狱服刑呢，十一年的徒刑，过去了八年……亲兄弟再亲吧，二弟大涌认定了那是个雷，跟老大死翻脸不让找……可大海顾不上了，老三需要老四救命……可三十几年没见了，监狱里叫赵园的犯人凭什么认帐啊？

老三的女朋友见老三得了白血病，从人海中消失了，为了安慰老三，老大花钱从街上雇了个年轻女子，叫金凤，让她来医院对老三做临终关怀……没想到老三就惦记上金凤了……

许是大海的诚意，许是冥冥中的兄弟情谊，监狱中的赵园——同意给老三配骨髓，而这也证明了，他就是于大水，兄弟中的老四……老三的命救了，老大和老二都欠了一屁股债……当然了，老三欠老四的，是“血债”……

两年过去，牢狱门开，于大水减了一年刑，提前出狱了。出了监狱一抬眼，三个哥哥西装革履的，齐刷刷等着他……而二嫂沈小婉，在家里摆了席给他接风洗尘……大海的愿望中，兄弟四个，三十年后总算凑齐了，团圆了，是好事吧？可老四对着爹妈的遗像就说了句：就是他们把我送人的啊？

兄弟四个人，老大厚道里带着几分窝囊和小狡诈，老二江湖精明也带几分善良，老三是个病人让病快拿变态了，老四是从深牢大狱放出来的，凑到一起岂止是一台戏啊……常常是刚才还好好的，可转瞬之间就翻脸不认人下上死手了……想着兄弟四个人都是一个娘肚子爬出来的，应该是亲兄热弟，可凑在一起啊，真是烂兄烂弟的时候多，一打就成一锅粥了，动不动就鼻青脸肿的，背后报警下黑手的事也干，替别人跟亲兄弟讨债的事也干……可是，真替亲兄弟还钱的事也干，背黑锅的事也干，挡明枪暗箭的事也干……

亲兄弟明算帐是兄弟。兄弟亲,兄弟亲砸断骨头连着筋也是兄弟。不管话怎么说，都是这么几块儿料凑一起了……时间长了，演出一段故事，也有声有色的……

后来，老二媳妇劝大嫂跟老大复婚，说这哥儿四个吧，分开了看，哪个都不是东西，踢哪个都不解恨……可要是搁一起吧，真觉得他们挺好的，怎么就觉得没比他们更好的人了似的……金凤后来爱上了老四,可惜好景不长，病魔让金凤临终前托孤，把自己跟别人生的孩子托给老四了……

大海没换来他想往中的兄弟相聚其乐融融的平静生活，相反地，带着刀光剑影出生入死的意思了……也不是没锅碗瓢盘，可就是在油盐酱醋中透着点儿悬念！

到最后，哥儿几个翻着跟头打了好几番，不打了。谁也没成大款，都是普通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兄弟四个人和睦了。富裕没有,可是和睦打动人。

回答第一个问题：①船总顺顺是个怎样的人结合文章作一分析“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