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内奇契诃夫内容概括

小说写了一个真实可信、生动感人、令人惋惜、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爱情故事。故事的情节很简单。约内奇（斯达尔采夫大夫）刚分配到省城郊外的嘉里日镇，就慕名去省城拜访“最有教养和才能的”屠尔金一家人。

他一见钟情，看上了年轻美丽的姑娘科季克。以后，姑娘的母亲、即屠尔金夫人常请约内奇医治她的偏头痛，再以后，即使不是为了治病，他也常去屠尔金家。

他终于向姑娘表达了爱慕之情，并向她正式求婚，但先是受到姑娘“孩子气”的戏弄，后又遭到姑娘的婉言拒绝，因为姑娘“热爱钢琴和音乐甚于生活中的一切”。

不久姑娘去莫斯科进了音乐学院。四年后，姑娘回心转意，向约内奇三番两次表白了爱情，姑娘表示爱慕他的医生职业和高尚人品。但这时的医生已经只对赚钱感兴趣了，他冷落地处理了姑娘的要求。他们的爱情就这样悲剧式地结束了。多少年以后，医生更加变了，他自己都承认“堕落”了，“贪婪支配了他”。

他真的发了财，乡下有了一所庄园，城里也正在买第三所房屋。但他一直单身一人，行医赚钱、业余玩乐、过着近乎醉生梦死的无聊生活。

而屠尔金一家，虽然先生照旧谈笑风生，夫人照旧朗诵小说，女儿照旧弹钢琴，仆人照旧“表演悲剧”，但时过景迁，境况寂寞凄凉。

扩展资料：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家境殷实、心地善良的普通知识分子家庭。

其实，斯达尔采夫大夫（约内奇）也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形象。

甚至在他变坏或“堕落”以后，虽然他“贪婪成性”，喜欢赚钱，但始终是个有良心、有责任心、对婚姻负责的男人。他从前对姑娘的“求婚”和后来对姑娘的冷落，都是有良心和负责任的表现。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qì）诃（hē）夫（AntonPavlovichChekhov，（1860年1月17日－1904年7月15日），俄罗斯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杰出的剧作家。

是俄罗斯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契诃夫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19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罗斯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罗斯社会的状况。

他的作品的两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与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并且其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契诃夫被认为是19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参考资料-契诃夫

契柯夫 欧亨利 莫泊桑 小说好段赏析各两篇！急

《套中人》小说的开头与结尾也不能忽略。它们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小说是从一月夜两位打猎朋友的聊天开始的，他们本是海阔天空地闲聊，殊不知别里科夫的故事，引起了他们的感慨和深思。开始的轻松宁静和别里科夫的故事的沉闷气氛形成了一种反差，接着又引出了一段皎洁恬静的月色的描绘。这又和别里科夫的故事形成一种反差；大自然是宁静美好的。现实生活又是那么黑暗污浊。于是在那个月夜里，布林金和伊凡·伊凡内奇浮想联翩，想到生活中的种种套子。作品最后写到伊凡·伊凡内奇再也不能入睡了，他站了起来，坐到门外，点上了菸斗。也许，他想到：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小说的这个结尾耐人 :wenwensoso/z/q157823476htm

莫泊桑、欧亨利、契柯夫的小说

他们在写作上的共同点是都擅长写现实主义。

不同点是欧亨利着重于短篇，契诃夫爱写悲剧

莫泊桑、欧亨利、契柯夫写作风格的比较, 契河夫、拜伦、莫泊桑、欧亨利

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和美国的欧·亨利被誉为欧美三大短篇小说家。

莫泊桑继承了福楼拜、巴尔扎克、斯汤达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写实传统，同时又追随左拉等自然主义先驱人物，在写作中他正视现实、尊重历史，特别是不让自己在作品中出现。他的文章中几乎找不到平铺直叙的说教，他的创作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隐藏自己。同时，他更巧妙地掌握了如何在隐藏的同时，传达给读者自己的观点，最终给读者以启迪和教育。这种隐藏并不是真正的隐藏，他恰到好处地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比那些平铺直叙的陈述和冗长的道理更耐人寻味。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在艺术技巧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小说善于用带泪的微笑和辛酸的欢乐打动读者；他的小说情节曲折，构思巧妙，往往用一种出人意料的结尾，增强人物的命运的悲剧气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亨利笔法”。他的短篇小说对于帮助我们认识美国社会生活，以及借鉴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都有极大的意义。

契柯夫的写作洁净、幽默和深刻，他善于撷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手法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不动声色地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

欧亨利、莫泊桑、契柯夫短篇小说选分别由哪个翻译家翻译的好？

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最好。

欧亨利，契柯夫，莫泊桑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是什么

相同点：他们的小说精致凝练，妙趣横生，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

与契诃夫相比，欧亨利的小说更有人情味，同情多过于批判。而契诃夫对文中的小人物是冷静客观的描述，甚至冰冷的讽刺。写作手法方面，欧亨利的小说多用比喻拟人夸张等各种修辞手法，而契诃夫语言相对平实。

莫泊桑属于自然主义作家，强调现实的不可克服性，欧亨利属于现实主义作家。在叙事技巧上，莫泊桑追求的是自然流露，不露痕迹的巧妙，注重细节的描写，而欧亨利追求的是新奇的巧妙，取材于平凡的生活场景。对小人物的态度，莫泊桑讲求客观真是，欧亨利是饱含同情。

欧亨利,契诃夫,莫泊桑的区别

欧亨利构思奇特、语言诙谐、结局出人意料。

莫泊桑擅长从平凡琐碎中撷取有意义的片段，以小见大的概况出生活的真实。语言纯粹，细节描写、构思别具匠心。

契柯夫作品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

莫泊桑，欧亨利，契科夫小说读后感各一篇（要600字）

莫泊桑短篇小说读后 之一：《我的叔叔于勒》

《我的叔叔于勒》是莫泊桑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描写了一个破落家族寄希望于远走美国的“于勒叔叔”能够衣锦还乡带来财富，然而却在一次郊游中偶然发现，这位亲戚已经成了一名在游船上卖牡蛎的流浪汉，从而梦幻破灭的故事。莫泊桑以娴熟的讽刺笔法，描摹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市井百态，文字精炼而又颇为传神。

莫泊桑短篇小说读后 之二：《一条绳子》

《一条绳子》讲述了一个19世纪法国农村老大爷奥什科纳，在集市上捡到一根绳子，被人诬陷捡到钱包而又投诉无门，甚至在真相大白之后也不能洗清冤孽，最后神经质地抑郁而死的悲惨故事。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变革时期的人情冷漠。

契诃夫短篇小说读后 之一：《变色龙》

《变色龙》是契诃夫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很短的篇幅，却活灵活现地描写了一个俄国沙皇时期的小警官奥丘梅洛夫，在处理一起狗咬人的事件时，前后五次因为对狗的主人的不同猜测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活脱脱地刻画了一个权势奴才的形象。作者不动声色、不加议论的描写，通过人物的自我表演，自我暴露，在前后矛盾丑态百出中，进行了淋漓尽致地讽刺和严峻无情的鞭笞。

契诃夫短篇小说读后 之二：《套中人》

《套中人》也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的主人公别里科夫是一个中学教员，但却是一个落后、保守、维护一切旧制度的守旧派典型人物。小说描写了别里科夫性情孤僻，胆小怕事，甚至晴天也要带上雨伞，套上雨鞋，把头缩排大衣的领子里，极力想用一层坚硬的壳把自己包裹起来，拒绝与外界接触，拒绝接受新生事物。最后悲惨地躺在棺材里才找到自己理想的归宿。套中人是俄罗斯19世纪末大革命来临前某些知识分子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作者通过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写出了“套中人”的可悲而又不值得同情的下场。

欧·亨利的全部小说创作，一言以蔽之，它的体现了作家对健康人性与健康社会的强烈向往与追求，并有着鲜明而真实的时代印记。

它歌颂著小人物在生存中美好善良、相濡以沫的淳朴风格，尽管不无苍凉的苦笑；它揭露著那些“社会宠儿”的骄奢*逸、尔虞我诈、寡廉鲜耻的卑劣本质，虽然表面上轻松乃至调侃；它怒斥着社会的丑恶黑暗却以“鬼脸”戏谑；它赞美着草原牧场上健美彪悍的生命体现，又暗中不无“逝者如斯”的调叹。

亨利最出色的篇章，毋庸置疑，当属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作品。像众所周知的《麦琪的礼物》、《爱的奉献》、《最后的常青藤叶》、《警察与赞美诗》、《两们感恩节的绅士》等，无一不让读者在凄然一笑后，反思深沉。

如在《麦琪的礼物》中，描述一对贫苦夫妻的爱情，圣诞节即到，为了让深爱对方感到温暖，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意，妻子卖了一直引以为豪的漂亮的长发，为丈夫换来一条表链，以配丈夫多年的家传金表；而当她把表链送到丈夫面前时，却发现丈夫为给她买盼望已久的一套玳瑁发梳，已经将金表卖掉。结果，夫妻各持均已无用的礼物，闇然神伤……在善良崇高的人性与冷酷无奈的生活现实的强烈对比间，读者能不感慨万千！

再如《警察与赞美诗》中，写一个流浪汉因无家可归又饥寒交迫，想寄宿监狱中熬过严冬。于是他故意以身试法，到饭馆吃饭不给钱，大喊大叫扰乱街市平静，偷顾客的雨伞，乃至有意当头警察的面调戏妇女……但均徒劳无功，根本不被“神圣”的法律所理睬，而当他站在教堂前，聆听着赞美诗，想从此振作精神、积极生活的时候，警察的大手却“庄严”地按住他的肩头：判处三个月监禁！读到此，能不使人啼笑皆非又沉思良久？

亨利描述小人物，有时也表现他们的缺憾，弱点乃至弊端，但又在具体展示过程中，更深层、更强烈地向读者剖析他们本质善良与淳朴，更真切曲折地反映出人性的复杂面。并在这展示过程中，将这复杂人性的成因与背景自然形象地揭示出来。使读者能在“社会与人”的范畴内思考，认识出更丰富的内涵。如《刎颈之交》， 诚纯净的友谊在两个男子

共追一个姑娘的过程中可敬、可笑又可爱的表现，稍含调侃地歌颂了小人物的善良品质；如《从没有完的故事》描写一位每周只挣五块钱的贫穷女工虽一时动摇，但终于拒绝了那个玩弄女性的阔佬儿的引诱。他复杂的内心世界真实感人地表现出来，但无损于主人公的美好形象，反而增加了读者对他的敬重。

再如《两位感恩节的绅士》更味如橄榄，两位绅士，为了一个九年的默契和约定，上演了一出耐人寻味的人间悲喜剧。可爱么？委实可笑。但是在凄冷的人世间和残酷的社会中，普通小人物间的这种推己及人、相濡以沫的人文精神，能不使人笑声渐哑，终于感慨万千么！

跪求契诃夫，莫泊桑或欧亨利的小说的剧本

欧亨利

《爱神与财神》

老安东尼·罗克韦尔是已退休的“罗克韦尔的尤雷卡肥皂”的制造商兼厂主。他正从第五大街私邸的书房视窗向外张望，露齿而笑。住在他右边的邻居G·范·斯凯莱特·萨福克—琼斯是贵族俱乐部成员，正从家里出来，走向等候他的汽车。同往常一样，他朝这座肥皂宫殿正面的义大利文艺复兴式的雕塑侮辱性地皱了皱鼻子。

“自命不凡的倔老头儿，你歪什么！”前任肥皂大王品评道。“你这个外来客内斯尔罗德②一不留心，伊登博物馆迟早会把你这老王八收进去。这个夏天，我要把我的房子粉刷成红白蓝三色③，瞧你那荷兰鼻子能翘多高。”

安东尼·罗克韦尔呼唤佣人历来不按铃。他走到书房门口，叫道，“迈克！”那嗓门有如当年曾震破过堪萨斯大草原的苍穹。

“告诉少爷一声，”安东尼吩咐 而来的仆人说，“叫他出门之前来我这儿一趟。”

小罗克韦尔走进书房时，老头子丢开报纸，光滑红润的宽脸盘上带着慈爱而又严肃的神情打量著儿子。他一只手揉乱了满头银发，另一只手则把口袋里的钥匙弄得响个不停。

“理查德，”安东尼·罗克韦尔说，“你用的肥皂是花多少钱买的？”

理查德离开学校才六个月，听了这话微觉吃惊。他还拿不准这老头子的分寸。这老头子总是像初入社交界的少女一样，时不时地问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大概是六美元一打，爸。”

“你的衣服呢？”

“通常是六十美元左右。”

“你是上流社会的人，”安东尼斩钉截铁地说。“我听说现在的公子哥儿都用二十四美元一打的肥皂，穿的衣服突破百元大关。你有的是钱，可以像他们那样胡花乱用，但你始终正正经经，很有分寸。现在，我仍旧使用老牌尤雷卡肥皂，这不仅仅是出于感情问题，而且也因为这是最纯粹的肥皂。你花十美分以上买一块肥皂，买的只是蹩足香料和包装招牌。不过，像你这个年纪，有地位有身分的年轻人用五十美分一块的肥皂也够好了。正如我刚才所说，你是上流社会的人。人们说，三代人才造就一个上流人物。他们错了。有了钱办什么事都很灵便，就像肥皂的油脂一样润滑。钱使你成了上流人物。啊，差点也使我成了上流人物。不过，我几乎同住在我们两边的荷兰佬不相上下，语言粗俗，行为古怪，举止无礼。他们两个晚上连觉也睡不着，因为我在他们中间购置了房地产。”

“这些事情即使有了钱也办不到，”小罗克韦尔相当抑郁地说。

“现在别那么讲，”老安东尼惊愕地说。“我始终相信钱能通神。我查遍了百科全书，已经查到字母Y，还没有发现过金钱办不到的事；下星期我还要查补遗。我绝对相信金钱能对付世上的一切。你倒说说，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吧。”

“举个例吧，”理查德有点怨恨地说，“有钱也挤不进排外的社会圈子。”

“啊哈！是这样吗？”这个万恶之源的金钱拥护者雷霆般地吼道。“告诉我，要是首批阿斯特人④没钱买统舱船票到美国来，你的排外社会圈子又会在哪儿呢？”

理查德叹了叹气。

“这正是我打算要给你谈的事，”老头子说道，声音缓和了下来。“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个。最近，你有点对劲，孩子。我已经注意观察你两个星期了，说出来吧。我想，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调动一千一百万美元，房地产还不算。要是你的肝病发了，《逍遥号》就停泊在海湾，而且上足了煤，两天时间就可以送你到巴哈马群岛。”

“你猜得不错，爸；相差不远啦。”

“啊，”安东尼热情地问，“她的名字叫什么？”

理查德开始在书房来回踱步。他这位粗鲁的老爹爹如此关切同情，增强了他讲实话的信心。

“干吗不向她求婚呢？”老安东尼追问道。“她一定会扑进你的怀抱。你有钱，人又漂亮，又是个正经小伙子。你的两手乾乾净净，从没沾上一点儿尤雷卡肥皂。你又上过大学，不过那点她不会在意的。”

“我一直没有机会呀，”理查德说。

“制造机会嘛，”安东尼说。“带她上公园散步，或者驾车出游，要么做完礼拜陪她回家也可以。机会，多的是嘛！”

“你不知道现在社交界的状况，爹。她是社交界的头面人物之一，她的每小时每分钟都在前几天预先安排妥当了。我非要那个姑娘不可，爹，否则这个城市会变成腐臭的沼泽，使我抱恨终身。我又无法写信表白，不能那么做。”

“呸！”老头儿说。“你是想对我说，我给你的全部钱财都不能让一个姑娘陪你一两个小时吗？”

“我开始得太晚了。她后天中午就要乘船去欧洲待两年。明天傍晚，我能单独和她待上几分钟。现在，她还住在拉齐蒙特的姨母家，我不能到那儿去。但允许我明天晚上坐马车去中央火车站接她，她乘八点半到站的那趟火车。我们一道乘马车赶到百老汇街的沃拉克剧院，她母亲和别的亲友在剧院休息室等我们。你以为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六到八分钟，她会听我表白心意吗？决不会。在剧院里或散戏之后，我还有什么机会呢？根本不可能。不，爸，这就是你的金钱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们拿钱连一分钟也买不到；如果可能的话，富人就会长生不老了。在兰特里**启航之前，我没希望同她好好谈谈了。”

“好啦，理查德，孩子，”老安东尼快活地说。“现在，你可以去俱乐部玩了。我很高兴你的肝脏没闹毛病，不过别忘了常常去神庙，给伟大的财神爷烧香跪拜求保佑。你说钱买不到时间吗？唔，当然，你不能出个价钱，叫永恒包扎得好好的给你送到家门口，但是，我已经见过，时间老人穿过金矿时，被石块弄得满脚伤痕。”

那天晚上，一个性情温和、多情善感、满脸皱纹、长吁短叹、被财富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人，埃伦姑妈来看望她的弟弟。安东尼正在看晚报。他们以情人的烦恼为话题议论开了。

“他全告诉我啦，”安东尼说著，打了一个呵欠。“我告诉他，我在银行的存款全都听他支配，可他却开始贬责金钱，说什么有了钱也不管用。还说什么十个百万富翁加在一起也不能把社会规律动上一码远。”

“哦，安东尼，”埃伦姑妈叹息说，“我希望你别把金钱看得太重了。涉及到真情实感，财富就算不了一回事。爱情才是万能的。要是他早一点开口就好啦！她不可能拒绝我们的理查德，只是我怕现在太迟了。他没有机会向她表白。你的全部钱财都不能给儿子带来幸福。”

第二天傍晚八点钟，埃伦姑妈从一个蛀虫斑斑的盒子里取出一枚古雅的金戒指，交给理查德。

“今晚戴上吧，孩子，”她央求说。“这戒指是你母亲托付给我的。她说，这戒指能给情人带来好运，嘱咐我当你找到意中人时，就把它交给你。”

小罗克韦尔郑重其事地接过戒指，在他的小指上试了试，只滑到第二指节就不动了。他取下来，按照男人的习惯，把它放进坎肩兜里，然后打电话叫马车。

八点三十二分，他在火车站杂乱的人群中接到了兰特里**。

“我们别让妈妈和别人等久了，”她说。

“去沃拉克剧院，越快越好！”理查德按她的意愿吩咐车夫。

他们旋风般地从第四十二街向百老汇街驶去，接着通过一条灯火繁若星辰的小巷，从光线幽暗的绿草地段到达灯光耀眼、陡如高山的建筑区。

到第三十四街时，理查德迅速推开车窗隔板，叫车夫停下。

“我掉了一枚戒指，”他下车时抱歉似地说。“是我母亲的遗物，我悔不该把它丢了。我耽误不了一分钟的，我明白它掉在哪里的。”

不到一分钟，他带着戒指回到了马车里。

但就在那一分钟里，一辆城区街车停在了马车的正前方，马车试图往左拐，又被一辆邮车挡住了。马车夫朝右试了试，又不得不退回来，避过一辆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那儿的搬运家俱的马车。他想后退，也不行，只得丢下僵绳，尽职地咒骂起来。他给一伙纠缠不清的车辆和马匹封锁住了。

交通阻塞在大城市并不稀罕，有时突然发生断绝往来。

“为什么不赶路啊？”兰特里**心烦意乱地问。“我们要赶不上啦。”

理查德起身站在马车里，望了望四周，看见百老汇街、第六大街和第三十四街的交叉口那大片地段给各式各样的货车、卡车、马车、搬运车和街车挤得水泄不通，有如一个二十六英寸腰围的姑娘硬要扎一根二十二英寸的腰带一样。而且在这几条街上还有车辆正飞速驶来，投入这一难分难解的车阵、马阵之中，在原有的喧嚣之中，又加进了新的咒骂声和吼叫声。曼哈顿的全部车辆似乎都挤压在这儿了。人行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纽约人，成千上万，其中资格最老的人也记不清哪次的阻塞规模能与之媲美。

“实在对不起，”理查德重新坐下时说，“看样子我们给堵死了。一小时之内，这场混乱不可能松动，都是我的错。如果没有掉戒指的话，我们……”

“让我瞧瞧戒指吧，”兰特里**说。“既然无法可想，我也不在乎了。其实，我觉得看戏也无聊。”

那天晚上十一点钟，有人轻敲安东尼·罗克韦尔的房门。

“进来，”安东尼叫道，他穿着一件红睡衣，正在读海盗惊险小说。

走进来的是埃伦姑妈，她的样子好像一位头发灰白的天使错误地留在了人间。

“他们订婚了，安东尼，”她平静地说。“她答应嫁给我们的理查德。他们去剧院的路上堵了车，两小时之后，他们的马车才脱了困。”

“哦，安东尼弟弟，别再吹金钱万能了。一件表示真诚爱情的信物——一只小戒指象征著海枯石烂心不变、金钱买不到的一往深情，这才是我们的理查德获得幸福的根由。他在街上把戒指掉了，便下车去找。他们重新上路之前，街道给堵住了。就在堵车的时间，他向她表白了爱情，最后赢得了她。比起真正的爱情来，金钱成了粪土，安东尼。”

“好呵，”老安东尼说。“我真高兴，孩子得到了他想要的人。我对他说过，在这件事上，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要……”

“可是，安东尼弟弟，在这件事上，你的金钱起了什么作用呢？”

“姐姐，”安东尼·罗克韦尔说，“我的海盗正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他的船刚被凿沉，他太重视金钱的价值而决不会被淹死的。我希望你让我继续把这章读完。”

故事本该在这儿打住了。我跟你们一样，也热切地希望如此。不过，为了明白究竟，我们还得刨根问底。

第二天，有个两手通红、系著兰点子领带、自称凯利的人来找安东尼·罗克韦尔，立刻在书房受到接见。

“唔，”安东尼说，伸手去拿支票簿，“这一锅肥皂熬得不坏。瞧瞧，你已经支了五千美元现款。”

“我自己还垫了三百块哩，”凯利说。“预算不得不超出一点，邮车和马车大多付五美元，但卡车和双马马车提高到十美元。汽车司机要十美元，载满货的二十美元。可表演得真精彩啊，罗克韦尔先生？真幸运，威廉·阿·布雷迪⑥没有光临那场户外的车辆场景，我不希望威廉忌妒得心碎。根本没有排练过呀！伙计们准时赶到现场，一秒钟也不差。整整两个小时堵得水泄不通，连一条蛇也无法从格里利⑦塑像下钻过去。”

“给你一千三百美元，凯利，”安东尼说著，撕下一张支票。“一千美元是你的报酬，还你三百美元。你不至于看不起金钱吧，是吗？凯利。”

“我吗？”凯利说。“我能揍那发明贫困的家伙。”

凯利走到门口时，安东尼叫住了他。

“你注意到没有，”他说，“在交通阻塞那儿有个赤身露体的胖娃娃手拿弓箭在乱射吗？”

“怎么，没有呀，”凯利莫名其妙地说。“我没注意到。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也许我还没有赶到那儿，警察早已把他收拾了。”

“我想，这个小流氓是不会到场的，”安东尼咯咯笑道。“再见，凯利。”

莫泊桑、契可夫、欧亨利看谁的小说比较好，哪篇作品？

初二的就看欧亨利。。。他的小说很幽默，故事性强，结局出人意料，用幽默全是辛酸。。。

其他两位的社会批判性太强了。。。。

个人比较喜欢欧亨利的最后的常春藤叶，麦琪的礼物（这两篇是他的代表作，最出名的）

其次还有财神与爱神，女巫的面包，警察与赞美诗，选单上的春天，忙碌经纪人的浪漫事，带家俱的房间，迷人的侧影，爱的奉献等等。。。。（不同译本题目也不太一样）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

——契诃夫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

——契诃夫

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

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

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

他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 (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

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

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

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 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

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度过了相当艰辛

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

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

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蜓》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

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

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

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

八 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

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

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

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 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

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

《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

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

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

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

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

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

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

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

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

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羸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

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

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

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

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

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

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

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

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并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到本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

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 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

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

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

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

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 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

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

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

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

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

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划了自私庸人的

空虚和堕落。

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

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

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

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

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

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

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

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

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

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

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

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

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

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特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特阶段”。第二

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

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 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

娘》止，是契诃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特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

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

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 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

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

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

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

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

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

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

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

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

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

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怖》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

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

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

*，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

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

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

例如，《好人》和《在途中》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相遇》和《哥萨克》

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

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 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

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

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

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

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

关于这一 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

“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

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

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 九○年春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

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

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

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

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

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

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

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

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

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

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

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 病室里了”。

契诃夫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

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

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 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

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

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

篇幅不过十余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

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

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

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

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

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

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

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

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

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

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

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

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史已经表

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

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

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

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

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

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

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

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

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

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

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

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

“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

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

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

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

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

他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 (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

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

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

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 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

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度过了相当艰辛

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

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

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蜓》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

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

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

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

八 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

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

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

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 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

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

《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

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

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

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

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

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

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

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

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

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羸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

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

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

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

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

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

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

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

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并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到本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

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 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

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

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

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

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 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

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

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

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

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

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划了自私庸人的

空虚和堕落。

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

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

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

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

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

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

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

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

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

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

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

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

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

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特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特阶段”。第二

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

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 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

娘》止，是契诃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特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

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

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 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

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

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

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

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

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

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

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

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

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

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怖》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

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

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

*，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

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

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

例如，《好人》和《在途中》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相遇》和《哥萨克》

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

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 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

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

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

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

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

关于这一 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

“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

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

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 九○年春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

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

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

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

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

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

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

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

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

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

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

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 病室里了”。

契诃夫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

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

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 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

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

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

篇幅不过十余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

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

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

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

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

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

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

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

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

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

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

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

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史已经表

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

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

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

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

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

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

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

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

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

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

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

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

“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

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运动高涨的年代，仍有不少知识分子沉湎于唯利是图的庸俗

无聊的生活之中。短篇小说《姚尼奇》中的斯达尔采夫被铜臭腐蚀了灵魂，《醋栗》中的

地主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同样利欲熏心。对这种人契诃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在否定姚尼奇和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这类自私庸人的同时，契诃夫热情赞扬了那些

同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的知识分子，例如，文学教师尼基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查

官鲁仁、未婚妻娜嘉等。契诃夫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扬，就同他对“瞪着两只红眼睛

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

溢着民主精神和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给了小说家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

“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

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不能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列夫·托尔斯泰称赞契

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

契诃夫天赋有强烈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同各种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就产生

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的笑的艺术是随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不断成熟而发展和完美

起来的。

在契洪特时期，年轻的作家就显示出非凡的诙谐才华，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

趣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艺术品》等小说都闪耀着诙谐的才华，使读

者听到了年轻作家的欢乐和爽朗的笑声。当然，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作品所涉及的只是复

杂人生的表面现象。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契洪特对人生的认识有了深化，在他的笑声

中也就隐含着一层苦意。《凶犯》中的丹尼斯做了有害的事，但愚昧无知的他还振振有辞

地为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在《勋章》、《胖子和瘦子》和《钉子上》等幽默作

品中，契洪特巧作安排，嘲讽了一些不知自重的人，这里的笑声已经包含着轻微的蔑视。

《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在法庭上》和《变色龙》等短篇小说则表明，契洪特辛辣地嘲

讽了欺压黎民百姓的恶势力。《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作品使读者感

受了一种友善的笑，它使读者产生对人物的爱怜和同情。

例如，小万卡回忆中的老爷爷风趣可爱，他的言行不时唤起读者的微笑；又如，《哀

伤》中的老旋工的回顾和忏悔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友善微笑。总之，在契洪特的作品中，我

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含有细微感情色彩的笑声。

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发掘更加深刻。在他的锐利目光下，任何饰有

漂亮外衣的丑、恶都难以隐遁。他或是促使人物进行自嘲（如《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的

自我解嘲），或是运用巧妙的细节（如《在峡谷里》的区长和书记脸上特有的光彩），或

是造成陪衬和对比（如《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或是借助漫画式的

夸张（如《套中人》和《醋栗》中都运用了这种手法），目的在于展示形式与内容之脱节

和矛盾而造成笑。爽朗的欢乐、淡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巧妙交织，显示出作家的高超艺

术。契诃夫在描绘劳动者时发出的总是善意的和同情的笑声，而他一向冷嘲热讽的则是生

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契诃夫的笑再一次证明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质。

形成于《苦恼》、《万卡》等早期作品中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是契诃夫独创的一种体

裁。它不仅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

最醒目的特色是情节淡化，作家着重于日常生活中普通现象的描绘，从中展示人物的

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或觉醒，或矛盾，或堕落。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诸

如《公差》中鲁仁的觉醒、《姚尼奇》中的主人公的堕落、《醋栗》和《套中人》里的兽

医的思想转折和《新娘》中娜嘉的出走等，都有其生活基础，因而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侧重细致和全面地描绘、刻画

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求读者从人物的言行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这使契诃夫

完全不同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心理大师。艺术细节和景色描写也都是契诃

夫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

浓郁的抒情意味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和堕落，而且巧妙和多样

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

现实的抨击。契诃夫高超的抒情艺术，表现在他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流露

巧妙地安排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或人物性格已为它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例如，《醋

栗》中兽医对丑恶现实的激昂抨击和《带小狗的女人》中古罗夫对庸俗无聊的小市民生活

的痛斥，都是极为巧妙的抒情流露。契诃夫还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藏匿于景物描写之

中，巧妙地借景抒情。例如，《套中人》的结尾是一段乡村月夜景色的描写，它突出了自

然界的广阔，作家借此表达对那个只是在棺材中才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套中人的厌恶

和谴责。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小说是一个艺术整体。除了上述的心理刻画和抒情阐发这两个基本

特征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特点，如，围绕中心人物勾勒一个生活背景，构思精巧、深邃的

艺术细节，“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等。幽默和讽刺在这种小说里也是描绘生活和展示

性格的手段。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描绘手段都同心理刻画和抒情流露有机地融为一

体，使契诃夫的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紧凑精练，言简意赅，

“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

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了使作品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

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

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

地要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

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

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安·巴·契诃夫的《札记》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

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

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

的创作是人民的事业，而他的成长和发展道路迄今都保留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契诃夫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海明威也十分赞赏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后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也备受推崇，茅盾先前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

一八六0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出生在塔甘罗格市，一九O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德国巴登维勒的一个疗养院里。他的祖先是农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赎得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父亲经营过一个杂货铺，一八七六年破产后给人当伙计。契诃夫自幼备尝人间艰辛，他自己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一八七九年。勤奋的契诃夫凭助学金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毕业后，他在莫斯科近郊开始行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师等各式人物，扩大视野。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一八八O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闲的滑稽报刊应运而生。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又迫于生计，他常用笔名契洪特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发表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便是这类故事。但比起专门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报刊的众多撰稿者来，年轻的契河夫的目光较锐利，笑声更健康。

《一个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两个自幼相好的朋友相遇于火车站。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时，他突然脸色发白，耸肩弯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同他握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伛下来鞠躬。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上述两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沙皇俄国，甚至连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小百姓则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嫁妆》则揭示了又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物贵于人。奇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

契诃夫简介

关于契诃夫，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独特的巨大天才，是那些在文学史上和在

社会情绪中构成时代的作家中的一个。”

此话绝非过誉之词，契诃夫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堪称是划时代的，而渗透在

他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也确实反映了俄国历史上一整个时代的社会情绪。

安·巴·契诃夫 (1860—1904)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一八

四一年，他祖父为本人及家属赎取了人身自由。他父亲起初是一名伙计，后来自己开了一

家杂货铺。严厉的父亲常常命令儿子站柜台、做买卖，所以契诃夫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

他小时候“没有童年”。一八 七六年，父亲因不善经营而破产，只身去莫斯科当伙计，不

久家人们也随着他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度过了相当艰辛

的三年。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

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

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有良好影响。

一八八○年，幽默刊物《蜻蜓》发表契诃夫的两篇处女作：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

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文学

生涯的开端。在前一个作品中，年轻的作者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在

后一个幽默小品中他则表露了自己对当年文学创作中的陈词滥调的不满。然而，十九世纪

八 十年代是俄国历史上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

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身处这种环境，涉世不深和迫于生计的契诃夫曾用不同笔

名发表了不少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外科手术》

等便是这类作品。

但是，契诃夫不久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 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

名，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荒谬怪诞和劳动大众的苦难哀伤，如

《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军士》、

《苦恼》和《万卡》等都是传世佳作。

非凡的才华使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他获得了俄国皇家科学院的“普希金奖金”。

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不关心政治，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

术家”。不过，污浊的现实和不公正现象以及他个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他心情

不宁。他开始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

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时时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感到苦闷；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

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

事》（1889）中不难捉摸到。

从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

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接近于契诃夫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

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伊凡诺夫》（1889）中，契诃夫描写了八十年

代的“多余的人”。

一八九○年四月，为了加深对俄国现实的认识，身体羸弱的契诃夫去萨哈林岛考察。

在岛上，他亲眼看到了一座人间地狱，目睹野蛮、痛苦和灾难的种种极端表现。萨哈林岛

之行在契诃夫的后半生中起了重大作用，它提高了契诃夫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他的创作意

境。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认识到为反动《新时报》撰稿带给他的只是“祸害”，他开始纠正

自己不问政治的倾向，他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

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也正是在这时契诃夫写出了撼人

心灵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将沙皇俄国影射为一座阴森的监狱。

一八九二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

一八九八年起，他因病情加剧，遵医嘱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在一八九○至一九○○年

间，契诃夫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并疗养和游览。一九○一年，他同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到本世纪初为止，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

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

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工作；一 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

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了政治流

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他抗议科

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

起毅然放弃他们自己在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三 年他热心资助为争取民主和

自由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

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公

差》和《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俄国农村的愚昧、落后和野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

殊和矛盾，暴露了剥削者的蛇蝎心肠；《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等中短篇小

说则以揭露资本主义剥削为主题，在《醋栗》和《姚尼奇》中，契诃夫刻划了自私庸人的

空虚和堕落。

在契诃夫的许多晚期作品中，充满着一种在当年极为典型的社会情绪：“不能再这样

生活下去！”契诃夫的著名剧作《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

是在这个时期写就的。观众透过剧中人的平凡日常生活同样看到了重要的社会现象。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直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

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

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

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

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诊病

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

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

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

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

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夺

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小说家契诃夫的创作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一八八○年，终止于一八

八六年。这个阶段的多数好作品是以契洪特署名的，可以说，这是“契洪特阶段”。第二

个阶段自一八八六年起，到一八九二年发表《第六病室》为止，《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

作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点。从一八 九二年起，一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短篇小说《新

娘》止，是契诃夫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他艺术创作活动的顶峰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契洪特写的主要是幽默作品。但是，在写于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一些幽

默作品里，已经蕴含着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萌芽。这种萌

芽在契诃夫的创作实践中逐步茁壮、发展，以至在一八八六 年形成为一种崭新的抒情心理

短篇小说体裁，它的代表性作品是《苦恼》和《万卡》。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

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构思巧妙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

而作家所注重的又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

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这种短篇小说体裁将随着契诃夫创作的发展而

日趋完美。

从一八八六年到发表《第六病室》的一八九二年，这是小说家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

阶段。自八十年代下半期起，契诃夫声誉日增。到一八八八年时他已经是《梅尔柏密尼的

故事》、《五颜六色的故事》、《在黄昏》、《天真的话》和《短篇小说集》等五个集子

的作者。契诃夫第二阶段的创作题材比以前丰富，对生活的开掘也比以前深广。但这些作

品大多是从道德的角度揭示生活矛盾。例如，短篇小说《仇敌》描写老爷阿鲍金和医生基

里洛夫的道德冲突。在《命名日》、《公爵夫人》、《恐怖》等短篇小说中，契诃夫暴露

有财有势者的伪善和虚荣，批评阿谀和奉承。《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

个爱慕虚荣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在短篇小说《精神错乱》中，契诃夫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可怕罪恶”：卖

*，而且告诉读者，更为可怕的是社会对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

《草原》是契诃夫的第一部严肃的大型作品。它歌颂祖国美好的大自然，描绘草原人

民的生活，思考农民的命运，反映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朦胧向往。整部作品充满浓郁的抒情

意味，显示出契诃夫描绘自然景色的绝技。

契诃夫第二阶段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反映了当年社会上一些人的思想探索活动。

例如，《好人》和《在途中》涉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乞丐》、《相遇》和《哥萨克》

等短篇小说则反映托尔斯泰主义在当年俄国流行的情景，也表明契诃夫一度曾受托尔斯泰

学说的影响。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八 十年代，不少人陷入悲观失望。中篇小说《灯火》提出

了悲观主义问题。这部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疑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

件事情弄得明白！”但契诃夫不甘心于自己对什么都不明白，他力求探索到一个可以把一

切都贯串起来的“总的观念”。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的老教授形象体现了当年知

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

关于这一 点，民粹派批评家尼·康·米哈依洛夫斯基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他写道：

“卓有才华的”契诃夫时时“会因为缺乏那种叫做‘总的观念’的东西而受到内心折磨”，

而“《没意思的故事》就是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这篇小说之所以好并且有生命力，

就在于作者把自己的痛苦注进了小说。”

正是在这种寻求“总的观念”的迫切心情驱使下，一八 九○年春契诃夫前去萨哈林岛。

这座人间地狱使契诃夫否定了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

六病室》和《在流放中》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

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完

美结合的佳作。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

妙地穿插起来，而且独具匠心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京医生之间的争

论，自然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

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无疑是契

诃夫在沙皇书报检查制度控制下取得的重大艺术成果。

拉京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着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京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

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投入第六病室。拉京医生的遭遇和惨死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

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必然被生活所否定。

《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年轻的列宁读了这部作品，顿时“觉得可怕极了”，

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 病室里了”。

契诃夫晚期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力。以《套中人》为例。在这个作品里，

契诃夫描绘了一个害怕接触实际、害怕新生事物、死心守卫政府法令的别里科夫，他讽刺

和鞭挞了别里科夫之流以及造成这种畸形性格的反动八十 年代；同时，他还塑造了一个情

绪激昂、善于思索的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形象，正是这个兽医形象反映了九十年代后期

的重要历史情况：“进步的革命阶级中的激昂情绪正在扩展到其他的阶级和社会阶层。”

篇幅不过十余页的《套中人》却反映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本

质特点，由此可见契诃夫晚期抒情心理短篇小说的巨大艺术概括力。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是当年俄国的一种典型的社会情绪，它几乎渗透在契诃夫

晚年创作的每个作品之中。“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结论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作出的。

在《醋栗》中，兽医伊凡·伊凡内奇无情地否定不合理的生活，斥责那些过着这种生活而

又感到幸福的自私自利者，他急切盼望革新生活。《带小狗的女人》以朴素清新的笔调描

写了两个恋人。在充满伪善和虚假的社会里，他们好似一对被分别关着的“笼中鸟”。沙

皇专制的俄国压制和扼杀着一切美好、健康和真诚的东西。《出诊》、《公差》、《新别

墅》、《农民》等短篇小说是以工厂和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它们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

活下去”的社会情绪，例如《公差》中的主人公鲁仁在接触了贫困落后、贫富悬殊的农村

现实后认识到，他不能置人民的苦难于不顾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又如，中篇小说《在

峡谷里》揭露剥削者的贪婪和残忍，颂扬劳动者的纯朴和善良，整篇作品浸透着一种情绪：

在峡谷里的这种昏暗生活必须更新。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按照订单和协议制造的，只

有当千千万万的人得出结论认为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爆发。”史已经表

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

去”的社会情绪十分强烈，而契诃夫艺术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这无疑是现实主义在契诃夫

创作中的胜利。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应该怎样生活？应该做什么？民

粹派、自由派、托尔斯泰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按自己的主张行动。

契诃夫对民粹派和自由派早就格格不入；对于托尔斯泰主义，他一度信仰过，但他在人间

地狱萨哈林的见闻使他对托尔斯泰学说产生了反感；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

争，契诃夫并不理解，例如，他笔下的工人的消极和愚昧，他们就连见了主人的马车也会

脱帽鞠躬（《出诊》）。那么，契诃夫主张什么呢？在《醋栗》中，他借兽医伊凡·伊凡

内奇之口笼统地号召“做好事”，而《新娘》中的毅然与旧生活决裂的娜嘉所做的也不过

是去彼得堡求学。这表明，契诃夫所信仰和主张的东西是属于民主主义范畴的。契诃夫如

何处理“怎么办”的问题呢？在《匿名氏故事》中，他否定“个人恐怖”的做法；在《我

的一生》中，他反映了“平民化”一无成效；而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他检验并批评了

“小事情论”。但是，他在否定的同时并未提出解决“怎么办”问题的正面主张。

由于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

腐蚀着人的心灵。即使在社会运动高涨的年代，仍有不少知识分子沉湎于唯利是图的庸俗

无聊的生活之中。短篇小说《姚尼奇》中的斯达尔采夫被铜臭腐蚀了灵魂，《醋栗》中的

地主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同样利欲熏心。对这种人契诃夫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在否定姚尼奇和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这类自私庸人的同时，契诃夫热情赞扬了那些

同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的知识分子，例如，文学教师尼基盯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查

官鲁仁、未婚妻娜嘉等。契诃夫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扬，就同他对“瞪着两只红眼睛

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

溢着民主精神和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列夫·托尔斯泰给了小说家契诃夫极高的评价，称他是

“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说：“我撇开一切虚伪的客套肯定地说，从技巧上讲，他，

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不能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列夫·托尔斯泰称赞契

诃夫是“第一流的幽默作家”。

契诃夫天赋有强烈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同各种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就产生

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的笑的艺术是随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不断成熟而发展和完美

起来的。

在契洪特时期，年轻的作家就显示出非凡的诙谐才华，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

趣事。《在理发店里》、《不平的镜子》、《艺术品》等小说都闪耀着诙谐的才华，使读

者听到了年轻作家的欢乐和爽朗的笑声。当然，十分明显的是：这类作品所涉及的只是复

杂人生的表面现象。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契洪特对人生的认识有了深化，在他的笑声

中也就隐含着一层苦意。《凶犯》中的丹尼斯做了有害的事，但愚昧无知的他还振振有辞

地为自己申辩，令人既好笑又难受。在《勋章》、《胖子和瘦子》和《钉子上》等幽默作

品中，契洪特巧作安排，嘲讽了一些不知自重的人，这里的笑声已经包含着轻微的蔑视。

《普利希别耶夫军士》、《在法庭上》和《变色龙》等短篇小说则表明，契洪特辛辣地嘲

讽了欺压黎民百姓的恶势力。《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作品使读者感

受了一种友善的笑，它使读者产生对人物的爱怜和同情。

例如，小万卡回忆中的老爷爷风趣可爱，他的言行不时唤起读者的微笑；又如，《哀

伤》中的老旋工的回顾和忏悔都使人感到作者的友善微笑。总之，在契洪特的作品中，我

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含有细微感情色彩的笑声。

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发掘更加深刻。在他的锐利目光下，任何饰有

漂亮外衣的丑、恶都难以隐遁。他或是促使人物进行自嘲（如《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的

自我解嘲），或是运用巧妙的细节（如《在峡谷里》的区长和书记脸上特有的光彩），或

是造成陪衬和对比（如《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女主角和她的丈夫），或是借助漫画式的

夸张（如《套中人》和《醋栗》中都运用了这种手法），目的在于展示形式与内容之脱节

和矛盾而造成笑。爽朗的欢乐、淡淡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巧妙交织，显示出作家的高超艺

术。契诃夫在描绘劳动者时发出的总是善意的和同情的笑声，而他一向冷嘲热讽的则是生

活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契诃夫的笑再一次证明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质。

形成于《苦恼》、《万卡》等早期作品中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是契诃夫独创的一种体

裁。它不仅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

最醒目的特色是情节淡化，作家着重于日常生活中普通现象的描绘，从中展示人物的

思想变化和性格发展，或觉醒，或矛盾，或堕落。契诃夫笔下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诸

如《公差》中鲁仁的觉醒、《姚尼奇》中的主人公的堕落、《醋栗》和《套中人》里的兽

医的思想转折和《新娘》中娜嘉的出走等，都有其生活基础，因而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在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侧重细致和全面地描绘、刻画

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求读者从人物的言行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这使契诃夫

完全不同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心理大师。艺术细节和景色描写也都是契诃

夫揭示人物心理状态的重要手段。

浓郁的抒情意味是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和堕落，而且巧妙和多样

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

现实的抨击。契诃夫高超的抒情艺术，表现在他善于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场合，把抒情流露

巧妙地安排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或人物性格已为它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例如，《醋

栗》中兽医对丑恶现实的激昂抨击和《带小狗的女人》中古罗夫对庸俗无聊的小市民生活

的痛斥，都是极为巧妙的抒情流露。契诃夫还善于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藏匿于景物描写之

中，巧妙地借景抒情。例如，《套中人》的结尾是一段乡村月夜景色的描写，它突出了自

然界的广阔，作家借此表达对那个只是在棺材中才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套中人的厌恶

和谴责。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小说是一个艺术整体。除了上述的心理刻画和抒情阐发这两个基本

特征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特点，如，围绕中心人物勾勒一个生活背景，构思精巧、深邃的

艺术细节，“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等。幽默和讽刺在这种小说里也是描绘生活和展示

性格的手段。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描绘手段都同心理刻画和抒情流露有机地融为一

体，使契诃夫的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契诃夫的抒情心理短篇小说还有一个公认的重要特点，那就是紧凑精练，言简意赅，

“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

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了使作品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

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

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

地要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

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

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安·巴·契诃夫的《札记》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

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

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

的创作是人民的事业，而他的成长和发展道路迄今都保留着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