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学·清代的《三礼》学·集大成著作的出现

三礼学·清代的《三礼》学·集大成著作的出现

《三礼》之学，在宋以后日趋式微，至明代已是不绝如缕，《仪礼》则几成绝学。入清，由于考据学的兴起和发达，《三礼》学重现生机，并迅速进入极盛时期，《三礼》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涌现出一批名家和名著，先撮要介绍如下：

李光坡长于《三礼》之学，著有《周礼述注》二十四卷，《仪礼述注》十七卷，《礼记述注》二十八卷，总名为《三礼述注》。汉唐之《三礼》学，重名物训诂，其流弊是繁琐芜蔓;宋明之《三礼》学，重探究经义，其流弊是好逞臆想。李光坡有感于此，欲为《三礼》正本清源，故对前代注疏删繁举要，务求简明，对宋儒之议论，则平心裁取，务求理达。此书析理明通，措词简要，极便于初学者。李氏一门，多有通于《三礼》者，李光坡之侄李锺伦著有《周礼训纂》二十一卷，于五官详作注疏，又加训义，颇得《周礼》大旨，尤其是考证禘祫、社稷、学校诸篇，堪称精审。李光坡之兄李光地著有《周官笔记》一卷，此书以标举《周礼》要义为主，持论平允，多纠宋儒之失。

方苞于礼学造诣颇深，著有《周官集注》十二卷，此书汇集诸家之说诠释《周礼》，训诂简明，持论醇正。又有《周官辨》一卷，分别伪、辨惑二门，共分十篇。以《周礼》为刘歆所篡改，并历举证据。另有《周官析疑》三十六卷，此书对郑注攻击颇多，然体会经文，颇得大义。方氏晚年致力于《仪礼》的研究，治《仪礼》达十一次之多，用力颇勤，著有《仪礼析疑》十七卷，颇有心得。方苞又有《礼记析疑》四十八卷，此书融会旧说，断以己意，颇有可取之处。

纳兰性得著有《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陈氏”即陈澔，著有《云庄礼记集说》十卷，讹误缺失颇多。纳氏此书之旨，在补其所遗，正其所误。凡有驳正之处，都是先列经文，次列陈澔之说，然后旁征博引以驳其失。此书不盲从郑注，时有立异之处，对宋明儒者之论，也不排斥，采用颇多。因陈氏之说多主义理，故此书辨义理是非者多于名物训诂，凡陈氏谬说，纳氏都一一指出其来源，以明因袭。

惠士奇有《礼说》十四卷。此书不录《周礼》经文，只录考辨之处，然后接经文顺序编次：天官二卷、六十一条;地官三卷、六十三条;春官四卷、九十五条;夏官二卷、六十一条;秋官二卷、六十一条;考工记一卷、四十条。惠氏认为，郑玄注《周礼》，因周代名物制度多已不可考见，所以屡屡用汉制比拟，这就难得其真。而汉儒的解诂，清人又多不能理解，如汉儒对文字音韵的训解多据上古音义。与清代的文字音义差别极大;郑注所引汉代俗语、器物，多已失传，这都造成了清人理解上的困难。惠氏此书重点有二，一是疏解《周礼》的古音古字，消除阅读上的障碍;二是援引史籍，或通过郑注所引汉制来推求周代典制原貌。此书“征引博而皆有本源，辩论繁而悉有条理”，在礼学家中有较高评价。

万斯大也精通《三礼》之学，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总数约三百卷左右。万氏治《礼》，不拘汉宋，勇于独立思考，其《周官辨非》一书，认为《周礼》官制过于冗繁，赋税过于苛重，与先秦文献所载多有不合，当是后人伪作，断非周公手笔。其《仪礼商》一书，对前儒之说也多所驳正，屡建新义。

毛奇龄于《三礼》之学素有研究，其特点是不信宋儒之说，专与朱熹辨难，如朱熹以《周礼》为周公之典、毛氏则说出于战国之末。所著《周礼问》二卷，共分十七目，详论六官、三司、冢宰、宰夫、官职同异、九州闲田等，力证其说，但又认为《周礼》非汉人所作，尤非刘歆所伪。毛氏还认为《仪礼》也是战国作品。

盛世佐有《仪礼集编》四十卷。此书汇辑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之多，堪称巨富。不作无根之论，不轻排郑贾，持论公允、谨严。此书对杨复《仪礼图》 中的错误，也一一辨析，详加驳正，是《仪礼》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治《三礼》而有著述者还有很多，如金榜、孔广森、陈乔枞、张惠言、胡承珙等，限于篇幅，不再赘举。以上是私撰的礼书。

作为官方编撰的礼书，则有乾隆十三年(1748)修定的 《三礼义疏》，其中 《周礼义疏》 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四十八卷，《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内有图五卷)。三书都广搜博采，融于一炉，体例也一以贯之，共有七类：①正义，直接解释没有争议的经义;②辩正，后儒对前儒误说的驳正;③通论，以某节某句经文与其他篇相比较、参证，说明经义;④余论，虽非正解，但有助于推阐经义;⑤存疑，言之成理的不同说法，或者是虽经驳斥，但信之者仍很多的说法，不敢偏废，存而待论;⑥存异，名物象数之原貌已不可考见，后说又难定真伪，则并存之，以资考辨;⑦总论，在分节论述的基础上总论数节之义。《周礼义疏》认为，《周礼》六典出自周公，但在流传过程中有所窜乱而已。《仪礼义疏》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本，而以诸家之说补其舛漏。《仪礼》今古文字的同异，则完全采用郑玄注。经文仪节的分段，大体上从朱熹 《仪礼经传通解》。此书之首单列 《释宫》一卷，末有图八卷，其中《礼器图》四卷，用聂崇义《三礼图》本;《礼节图》四卷，用杨复《仪礼图》本，对其中的谬误，则逐一刊正。《礼记义疏》博采群言，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凡可参证古礼者，都广为收录，汇为一书，对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所涉及的各种名物，都逐一辨正、考订。乾隆五十八年(1793)，诏刊《十三经》于太学，《三礼》也在其中。《三礼义疏》是清代集成性的重要学术工程，对清以前的《三礼》研究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清代的学术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定作用。

有清一代的《三礼》研究硕果累累，以此为基础，出现了像孙诒让《周礼正义》、胡培翚《仪礼正义》、孙希旦《礼记集解》那样的集大成的著作，使清代《三礼》研究达到了顶峰。

《周礼正义》八十六卷，是孙诒让积三十年之功而成的巨帙。此书取材极其丰富，对前人旧疏、新解，尽可能搜集，然后分类比较，又与经史子集所见古制相印证，以明是非，持论公允，对旧疏既不盲从，又不排弃，实事求是。每引他人之说，必举其名，毫无掠人之美之意。凡有诸说不一，而又不能立断是非者，则在详加评析的基础上并存诸说，留待读者自决。对名物制度的考订，极为精审，孙氏不仅尽情运用文献材料，而且充分运用当时在天文、历算、数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对《周礼》经、注的文字，孙氏从版本和校勘方面做了十分详审的工作。《周礼正义》对古代礼制的研究，有许多超迈前人的独到见解，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其学术水平远远超过汉唐旧疏，享有很高学术声誉。

《仪礼正义》四十卷，是胡培翚积四十年之功而撰，书未成而卒，由门人杨大堉补成。此书自述其例有四：①补注，补充郑注未加注释的经文字句和名物制度;②申注，引申、阐发郑注之意;③附注，近儒之说虽与郑注不同，但义可旁通者，则附于郑说之后，以备一说，④订注，对郑注的错误详加辨析，以纠其失。《仪礼》郑注，是研究《仪礼》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故胡氏以郑注为重心，务求注义明达。此外，《仪礼》经文及郑注，经历代传钞，错误很多，所以胡氏选择所能见到的最佳版本，对经注文字作了极为详尽的校勘，从而使经义更加疏朗明晰。《仪礼正义》成书于道光中后期，时代较晚，故吸收清人研究成果尤多，使此书成为迄今为止，《仪礼》研究最权威的著作。

清代研究《礼记》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的 《礼记训纂》、孙希旦的 《礼记集解》等，其中以孙氏《礼记集解》为成就最高。此书共六十一卷，除《大学》、《中庸》两篇已收入朱熹《四书章句》而仅著篇目外，其余四十七篇均作“题解”，以撮述篇义。每节除沿用郑注孔疏之外，又博参宋元以来各家之说，以明古义。凡有歧见异说处，或析疑折中，或推阐辨难，时有新见。训诂方面也以详备著称，字、词、语、句逐一诠解，对经文的断句，间有与郑注、贾疏相违者，但多较郑贾为优。此书是清代《礼记》研究的集大成者，历来为学者所注重。

释义：在此，我们郑重地宣誓，我们要将我们白头到老的誓言写在这张纸上，作为我们永结同好的见证。鸿笺本意就是书信的意思，一般寓指情人间的书信或者婚书，象征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出处——民国结婚证书上的一段美好的话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 

古代虽然没有“结婚证”，但“婚书”跟现在的结婚证用途却差不多。我国自周朝起开始出现婚书，传统婚书是与“六礼”相对应的书面表达形式，也被称为礼书，并非一次完成。“六礼”，指由求婚至完婚的整个结婚过程，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

但是，“六礼”太过繁复，普通百姓结个婚可操办不起，因此在秦汉之后的平民阶层适当简化了“六礼”。到了宋代，朱熹在《朱子家礼》中将其精简为纳采、纳征和亲迎三礼，即保留了这几个婚书的产生环节。

婚书溯源可追溯到《仪礼》中的“婚辞”，但咱们说的古代“结婚证”，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婚书则在唐代出现。

扩展资料

类似表达的相关例句

1、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 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改自冯唐诗句》

2、情敦鹣鲽，愿相敬之如宾；祥叶螽麟，定克昌于厥后。同心同德，宜室宜家。永结鸾俦，共盟鸳蝶。

《民国结婚证书》

3、三生石上注良缘，恩爱夫妻彩线牵。海誓山盟皆缱绻，相亲相敬乐绵绵。

《民国结婚证书》

4、喜今日嘉礼初成，良缘遂缔。诗咏关雎，雅歌麟趾。瑞叶五世其昌，祥开二南之化。同心同德，宜室宜家。相敬如宾，永谐鱼水之欢。互助精诚，共盟鸳鸯之誓。此证！

《民国结婚证书》

5、从兹缔结良缘，订成佳偶，赤绳早系，白首永偕，花好月圆，欣燕尔之，将泳海枯石烂，指鸳侣而先盟，谨订此约。

《民国结婚证书》

简介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目录

1 四书

11 《大学》

12 《中庸》

13 《论语》

14 《孟子》

2 五经

21 《诗经》

22 《尚书》

23 《礼记》

24 《周易》

25 《春秋》

四书

简介

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五经

简介

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绌，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 《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诗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尚书》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周易》

《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春秋》

《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