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柯夫资料

　　契诃夫（1860～1904）

　　Chekhov，Anton Pavlovich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 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1904年7月15日卒于德国巴登维勒 。祖辈是农奴，祖父时一家赎身为自由民，父亲以开杂货铺为业，1876年破产迁居莫斯科。

　　生平 契诃夫于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就读。1884年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契诃夫从大学时代起为发表作品同各种不同倾向的报刊编辑接触，称自己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直到80年代后半期，仍承认“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为此感到痛苦。1890年4月，为探索人生和深入了解社会 ，不辞辛苦到政府放 逐犯人的 库页岛 ， 访问了近万名囚徒和移民，同年12月回到莫斯科。这次8 个月的远东之行 ，丰富了他的生活知识，中断了同 反 动报刊的合作 ，认识到一个作家 不应不问政治。不久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库页岛》，据实揭露俄国专制统治的凶残 。1890～1900年间 ，曾出国到米兰 、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1892年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购置了梅里霍沃庄园，在那里住到1898年，后因身染严重的肺结核病迁居雅尔塔。在此期间，同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以及画家列维坦、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交往密切，结下深厚友谊。1900年获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1年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奥尔迦·克尼佩尔结婚。

　　受19世纪末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契诃夫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为，1902年为伸张正义愤然放弃自己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1903年曾出资帮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等等，表明他的坚定的民主主义立场。

　　1904年6月契诃夫病重后前往德国治疗，后去世 ，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创作 契诃夫自19世纪80年代初步入文坛，一直坚持小说创作。其发展大致可分3个阶段。

　　第一阶段 ，1880 ～1886年 ，用笔名“东沙·契洪特”发表了大量短篇诙谐幽默故事。其中多数尚属肤浅之作，但也有一些针砭了时弊，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如《一个官员之死》和《英国女子》、《变色龙》、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80年代中期发表的 《哀伤》 、《苦恼》和 《万卡》 等，用冷峻的笔触描写 普通劳动者 和穷 人孩子难以 诉说的苦难，表明作者的创作转向直面人生。

　　第二阶段 ，1886～1892年 ，1886年他首次署真名“安东·契诃夫”发表《好人》和《在途中》。小说体裁兼有中短篇，题材广泛，主题多含严肃的社会性，从各个角度提出“这生活是怎样反常”的问题 。如 《 仇敌 》 、《渴睡》、《草原》、《命名日》和《公爵夫人》、《哥萨克》和《灯光》、《没有意思的故事》 、《在流放中》和《第六病房》等，都是他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其中最后一篇，曾使列宁深受感动。

　　第三阶段为1892年以后。作品大多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 主题触及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思想丰富深刻，艺术上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别具一格。代表作《带阁楼的房子》和《我的一生》对当时流行的“小事论”渐进论和托尔斯泰的“平民化”’了否定性描写，认为需要有“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套中人》揭示了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保守势力的猖獗和虚弱，反映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新的社会情绪；《带狗的女人》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虚伪生活的无聊和可憎可恶；《醋栗》和《姚内奇》批判了蜷伏在个人幸福小天地里的庸俗和无聊，指出生活的意义在于争“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女人的王国》、《农民》、《出诊》和《在峡谷里》等篇，生动地展示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俄国社会两极分化、极端不公、农民破产和富农的贪婪残酷等可怕景象；《未婚妻》的主人公甚至提出要“把生活翻一个身”，表达出奔赴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个阶段的作品，虽仍限于中短篇，但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他所写的是“对生活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成果”，是“重要的或者典型的东西”，因此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高尔基说过 ，契诃夫的小说是“ 内容比文字要 多得多的作品 ”以“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契诃夫从 19世纪80 年代起同时进行戏剧创作 。最初写的都是戏剧小品或独幕喜剧，内容接近早期幽默故事。较出名的《伊凡诺夫》属正剧，批判一个缺乏坚定思想信念、因经不起艰难生活考验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主人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接连完成4部多幕剧。第一部《海鸥》，通过3个性格迥异的艺术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及不同命运，表明只有对艰难现实怀有信心的人才有前途和价值。第二部《万尼亚舅舅》，写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心灵上遭受的摧残和他们在现实中的悲惨处境，作者同情主人公的善良勤恳，谴责其因缺乏理想而变得消沉的人生态度。第三部《三姊妹 》所写3位年轻知识分子女性都很善良 、真诚 ， 渴望光明美好的未来，却无奈只能生活在痛苦的期待中。借此成功地揭示了现实中“ 美的毁灭 ”的主题 ；同时通过男主人公吐露的“巨大的、健康的风雷已经临近”的预感，给剧本整个压抑哀愁的图景增添了一丝乐观的亮光。最后一部《樱桃园》，展示俄国贵族庄园无可挽回的没落及其为资本势力代替的客观历史过程；同时借青年主人公的形象使告别过去的哀伤同向往美好未来的乐观情绪交织在一起，砍伐樱桃园的刀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尽管这“新生活”并不明确 。这4部剧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作家中后期的一些小说基本一致。都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而是通过各色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揭示社会的重要迫切问题。剧情的开展朴质自然，同时含有丰富的潜台词，洋溢着浓郁的抒情，充满诗意。

　　影响 契诃夫的创作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中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在戏剧方面的成就堪与易卜生媲美。在中国，契诃夫的作品在他逝世后不久便开始译介过来，现在几乎所有他的小说和剧本都有了中文译本。若干名剧曾多次在中国剧院上演，拥有广大观众。

契诃夫（1860～1904）

Chekhov，Anton Pavlovich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 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

塔甘罗格市，1904年7月15日卒于德国巴登维勒 。祖辈是农

奴，祖父时一家赎身为自由民，父亲以开杂货铺为业，1876

年破产迁居莫斯科。

生平 契诃夫于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就读。1884

年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

有良好影响。

契诃夫从大学时代起为发表作品同各种不同倾向的报刊

编辑接触，称自己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直到80年

代后半期，仍承认“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为此感到痛苦。

1890年4月，为探索人生和深入了解社会 ，不辞辛苦到政府

放 逐犯人的 库页岛 ， 访问了近万名囚徒和移民，同年12月

回到莫斯科。这次8 个月的远东之行 ，丰富了他的生活知识，

中断了同 反 动报刊的合作 ，认识到一个作家 不应不问政治。

不久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库页岛》，据实揭露俄国专制统治

的凶残 。1890～1900年间 ，曾出国到米兰 、威尼斯、维也

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1892年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

购置了梅里霍沃庄园，在那里住到1898年，后因身染严重的

肺结核病迁居雅尔塔。在此期间，同托尔斯泰、高尔基、布

宁、库普林，以及画家列维坦、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交

往密切，结下深厚友谊。1900年获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1901年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奥尔迦·克尼佩尔结婚。

受19世纪末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契诃夫积极投身

于各种社会活动，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

的正义行为，1902年为伸张正义愤然放弃自己俄国科学院名

誉院士的称号，1903年曾出资帮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

的青年学生等等，表明他的坚定的民主主义立场。

1904年6月契诃夫病重后前往德国治疗，后去世 ，遗体

运回莫斯科安葬。

创作 契诃夫自19世纪80年代初步入文坛，一直坚持小

说创作。其发展大致可分3个阶段。

第一阶段 ，1880 ～1886年 ，用笔名“东沙·契洪特”

发表了大量短篇诙谐幽默故事。其中多数尚属肤浅之作，但

也有一些针砭了时弊，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如《一个官员之

死》和《英国女子》、《变色龙》、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等。80年代中期发表的 《哀伤》 、《苦恼》和 《万卡》 等，

用冷峻的笔触描写 普通劳动者 和穷 人孩子难以 诉说的苦难，

表明作者的创作转向直面人生。

第二阶段 ，1886～1892年 ，1886年他首次署真名“安

东·契诃夫”发表《好人》和《在途中》。小说体裁兼有中

短篇，题材广泛，主题多含严肃的社会性，从各个角度提出

“这生活是怎样反常”的问题 。如 《 仇敌 》 、《渴睡》、

《草原》、《命名日》和《公爵夫人》、《哥萨克》和《灯

光》、《没有意思的故事》 、《在流放中》和《第六病房》

等，都是他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其中最后一篇，曾使列宁深

受感动。

第三阶段为1892年以后。作品大多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

美统一 ， 主题触及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思想丰富深刻，

艺术上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别具一格。代表作《带阁楼的

房子》和《我的一生》对当时流行的“小事论”渐进论和托

尔斯泰的“平民化”’了否定性描写，认为需要有“更强大、

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套中人》揭示了令人窒息

的社会环境中保守势力的猖獗和虚弱，反映出“不能再这样

生活下去”的新的社会情绪；《带狗的女人》以爱情为题材，

暴露庸俗、虚伪生活的无聊和可憎可恶；《醋栗》和《姚内

奇》批判了蜷伏在个人幸福小天地里的庸俗和无聊，指出生

活的意义在于争“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女人的王国》、

《农民》、《出诊》和《在峡谷里》等篇，生动地展示出资

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俄国社会两极分化、极端不公、农民

破产和富农的贪婪残酷等可怕景象；《未婚妻》的主人公甚

至提出要“把生活翻一个身”，表达出奔赴新生活的强烈愿

望。这个阶段的作品，虽仍限于中短篇，但正如作家自己所

说，他所写的是“对生活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成果”，是“重

要的或者典型的东西”，因此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高尔基

说过 ，契诃夫的小说是“ 内容比文字要 多得多的作品 ”以

“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

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契诃夫从 19世纪80 年代起同时进行戏剧创作 。最初写

的都是戏剧小品或独幕喜剧，内容接近早期幽默故事。较出

名的《伊凡诺夫》属正剧，批判一个缺乏坚定思想信念、因

经不起艰难生活考验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主人公。19世纪末和

20世纪初，接连完成4部多幕剧。第一部《海鸥》，通过3个

性格迥异的艺术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及不同命运，表明只有

对艰难现实怀有信心的人才有前途和价值。第二部《万尼亚

舅舅》，写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心灵上遭受的摧残和他们在现

实中的悲惨处境，作者同情主人公的善良勤恳，谴责其因缺

乏理想而变得消沉的人生态度。第三部《三姊妹 》所写3位

年轻知识分子女性都很善良 、真诚 ， 渴望光明美好的未来，

却无奈只能生活在痛苦的期待中。借此成功地揭示了现实中

“ 美的毁灭 ”的主题 ；同时通过男主人公吐露的“巨大的、

健康的风雷已经临近”的预感，给剧本整个压抑哀愁的图景

增添了一丝乐观的亮光。最后一部《樱桃园》，展示俄国贵

族庄园无可挽回的没落及其为资本势力代替的客观历史过程；

同时借青年主人公的形象使告别过去的哀伤同向往美好未来

的乐观情绪交织在一起，砍伐樱桃园的刀斧声伴随着“新生

活万岁”的欢呼声，尽管这“新生活”并不明确 。这4部剧

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作家中后期的一些小说基本一致。

都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而是通过各色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

揭示社会的重要迫切问题。剧情的开展朴质自然，同时含有

丰富的潜台词，洋溢着浓郁的抒情，充满诗意。

影响 契诃夫的创作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

中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在戏剧方面的成就堪与易卜生媲

美。在中国，契诃夫的作品在他逝世后不久便开始译介过来，

现在几乎所有他的小说和剧本都有了中文译本。若干名剧曾

多次在中国剧院上演，拥有广大观众。

你可以从中选择需要的部分

《我的一生 一个内地人的故事》是契诃夫可数的中篇小说之一。

使用“我的一生“为题，初看起来有点牵强附会，毕竟故事从”我“二十五岁和父亲充满火药味的对话开始，结束于抱着姐姐留下的幼小外甥女出入墓园结束，前后不过三四年时间。不过，当“我”不断在心里疑问：存在了几百年的城市，浑浑噩噩，冗长缓慢，读者不难体会契诃夫意在说明一个人短短几年的经历足以推演出其”一生“的轨迹。

事实上在最后一章，契诃夫一开头就写道：”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择这样一句话来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就过去，对现在的和将来的生活来说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是有意义的。”

作为大结局的一章，契诃夫简述了“我”身边众多亲朋好友的去向，提到和省长的再次见面，对“父亲老多了”的叹息，借用和安纽达在墓园见面的场景，谈到去世的姐姐，谈起“这个世界上生活是多么可悲”，给这篇文章作了总结，画上了句号。仿佛在告诉世人：过往的生活可悲地延续，一开始的决定注定了最终的结局，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幸福和快乐不经意点缀其间，犹如少之又少的心中还有真理的油漆工，犹如天真的小女孩。

小说描写了主人公“我” 在“追求”自己想要做的工作时的种种遭遇：与父亲对待劳动的激烈冲突，周围的人对“我”的看法，底层人们在对困苦处境的无助和对真理蔑视的双重矛盾中的苦苦挣扎，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对劳动和进步的争论，价值观的认可。

二十五岁的”我“，目睹周围脑力劳动的现状：固执的父亲设计一成不变愚蠢的房子；铁路工程师抱怨缺少各种工人，痛斥坐在写字台后面，无所事事的废物；自己的同事失去庄园，谋得写字员职位，居然是整日里闲逛，睡觉，喝酒和打猎。“我”不愿意和这样的生活同流合污，决定从事世人鄙视的体力劳动。

父亲认为体力劳动是由奴隶和野蛮人去做的，责备“我”躲避金钱和教育换来的脑力劳动，接受体力劳动是辱没门风，“扑灭祖父，伯父和父亲传递的家族圣火”。“我“很清楚父亲鄙视谋生方法背后的真正思想：颜面丢尽，招致全城的议论，这几乎是那个年代居住在大贵族街的脑力劳动者的共识。父亲威胁”我“，如果一意孤行的话，将失去父亲和姐姐的爱，将失去继承权。在”我“无法忍受乏味的脑力工作，执意选择油漆工工作后，父亲写信给省长，希望省长出面劝说，或者要求“我“ 搬离本地。

如果单是身处贵族阶级持有这样的看法，比如说，熟人遇见“我“发窘，惋惜，邻居（安纽达）甚至请求”我“不要和她打招呼，别来往，还可以理解为贵族试图保住身份，避免钱财失去的想法。但是底层人们对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态度，扮演更加推波助澜的作用，着实让“我”惊讶和伤心。契诃夫这样描述：自从“我“做了油漆工，人们开始对“我”的背影讲出讥诮和恶意的话，对“我”最不客气的恰好是不久之前自己还是普通人，靠干重体力劳动糊口的那些人，他们假装不经意，把脏水泼在”我“身上，或是扔棍子在”我“身上。

对自己当下处境的无能为力，恰恰是底层人们追逐看似遥远的“纸醉金迷”，自我麻醉，同时又在虚幻的态度中自我欺骗，自我抬高的可悲做法。

姐姐无疑是父亲古板教育的牺牲品，是夹缝中的人，她不敢忤逆父亲的风格，耽于父亲的怒气，但又心疼弟弟，暗地支持”我“的想法并给与物质上的帮助。姐姐在压抑中渴望爱情，但又不敢正视恋情，珍贵的恋爱变得极其卑微。她不惜代价讨好 ：认可医师有妻子和孩子，认可医师在外地，对她不管不顾，最后在诞下小女孩而辞世离去。姐姐时时刻刻处于焦虑中，试图寻找缓和父亲和”我“矛盾的中间解决办法，她不知道什么是爱，也不敢勇敢地去爱，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在姐姐罹患重病即将离去时，“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对话以决绝告终。父亲使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断言，一再坚持”我“和姐姐的当前”惨状“是咎由自取，并且强调必须回到父亲所倡导的观念，才可以得到原谅，才可以获得必要的金钱支持。

伴随最激烈的观念冲突，底层人们的反应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辛苦挣钱的油漆工，合伙偷干油和油漆，劳动所得的工资只能靠讨要得到，讨要赏钱时竭尽阿谀奉承。小铺卖给他们臭肉，坏面粉，泡过的茶叶，在教堂里警察推搡他们，在医院医士和护士敲诈，在邮局里遭受呵斥。丧失庄园的将军夫人，在强调礼仪中和对过往奢华生活的回忆中才会显露出腐朽生活中的一丝生机。奶妈，仆人极力劝说“我”向父亲妥协，求得宽恕。“我”的妻子在农村致力办学，看到的是喝醉的农民在泥里打滚的丑态，以及在醉酒和劳动之间的“丢了西瓜，见了芝麻”的眼界窄小。

从贵族“加入“到油漆工，“我”有更多的机会看到了社会公平的缺乏。因此也展开了“我”和医师关于劳动和社会进步的讨论：虽然没有太多的鄙视，医师仍旧认为贵族应该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致力于人类的进步，“我”则反对人们往往把舒适和安乐看做金钱和教育的不可避免的特权的看法，觉得生活的安乐可以跟任何东西，甚至跟干最肮脏的劳动结合起来。

这无疑是掩盖在不同劳动下的更深一层的困扰：活人的行动和思想远不及他的悲伤重大。悲伤让人们没有力气，时间思考，只是盲目地进行着当下的行为，而这又加剧了自身的悲伤。 “人感觉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自己高大的身体，可又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好，也不知道把它们摆在哪儿好。”“我”的深深困惑由此可见一斑。

好在，即便是至暗之处，总有那么些微弱的光，一闪一闪：身为贵族的铁路工程师，没有嫌弃“我”，允许女儿和“我”结婚，并且搬到乡下的庄园生活，甚至支持“我”们从事农业活动，开办学校。铁路工程师还说：“做个正派的工人比起消耗公家的纸张和戴上公家的帽徽高明多了，也正直多了。”

同是油漆工的萝卜，用极其浅显的话表明自己的世界观：“我是这样看事情的：要是一个普通人或者一位先生，哪怕拿很少很少的一点利钱，那他就是一个坏人，这种人心里不会有真理。”他还有一句时时挂在嘴边的名言：“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是的，虚伪吃灵魂。

可能吧，物质进步很有底气地宣布人们再也不会刀耕火种，再也不会马车代步。但是一些重要话题：利益的分配，个人内心的追求，阶层之间的矛盾，阶层内部分化的价值观，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社会，与此同时，丰富的物质给这些话题增添了更多的附加值。

有的人在思考，有的人挺身而去，试图解决，更多的人按部就班，在抱怨中妥协，在无奈中沉沦，在观望中等待，在失望中退缩，在迷茫中睡去苏醒，上演着契诃夫笔下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也许这就是社会本来应有的状态，无论多么设计精巧的制度，总会得到蔑视，总会得到“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叹。日子像一个沉重的车轮一样毫不留情地向前推动，把世间百态各自封存在唤作“一生”的归档文件中。

　　《套中人》

　　别里科夫的形象——封闭、怀旧、胆小、多疑，唯政府之命是从。与周围一切事物敌对。是虚伪守旧的伪君子。成为一切害怕新生事物的人的代名词。

　　1．性格、行为

　　①封闭：他“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把随身带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又一个“套子”里；他把自己的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坐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他“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不仅如此，他把和人交往也视为厌事，“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布尔金）一块儿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事”。

　　②怀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他总认为过去什么都好，其实意味着对现实的恐惧、抗拒。所以作者说他“所教的古代语言”“雨靴”“雨伞”都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道具。他为什么这样害怕现实生活呢？他究竟要“逃避”什么？

　　③胆小多疑：他胆小，恐惧得让人发笑。“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又多疑，什么事都让他“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从他封闭、怀旧、胆小多疑的性格行为上看，他的所谓“性情孤僻”，其实是“逃避”外界活生生的生活。人类生活总要向前发展，文明才能进步。他怕的就是这样的发展、进步，所以他干脆逃避生活，以今不如昔来安慰自己，甚至歌颂“从没存在过的东西”，可见他已经虚妄到何等地步!

　　④极力维护现行秩序：思想上自觉向反动政府看齐。“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自然是御用报纸，经过镇压，不可能宣传进步思想的新闻媒体）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即使官方批准的东西，他也觉得“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总担忧“闹出什么乱子”。至于“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当然引起他“心慌”，即使和他“毫不相干”，他也要“闷闷不乐”。

　　如果说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的话，那么他乐于告密，就表现了他人格的卑鄙了。他对自己的无耻行为总是振振有词：“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他从思想上的保守僵化已经堕落到行为上的卑劣了。

　　就这样，他在思想上行动上把自己和沙皇反动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压制着身边的人们，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都怕他”，“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这个“套中人”给人们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

　　2．结婚的悲喜剧

　　像别里科夫这样厌恶别人、恐惧生活的人，居然要结婚，首先是一出让人发笑的喜剧，最后必然以悲剧告终。

　　校长太太，也包括像布尔金这样的同事，都“撮合”“怂恿”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结婚。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结婚了”。结婚意味着他对生活的渴望，意味着他走出“套子”的尝试。但是要挣脱出既有的“套子”是很困难的，一桩小事，就让他的希望彻底破灭，就让他感到他和生趣盎然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年轻活泼的华连卡“兴高采烈”地骑自行车，这在别里科夫的眼里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中学教员和**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迂腐、多疑、谨慎的别里科夫一本正经地找华连卡谈话，却碰上了她的哥哥，话不投机，别里科夫恼羞成怒，以告密相威胁，被摔到楼下，结果可想而知，婚事完了，别里科夫的性命也完了。——他身上的“套子”太厚重，已经不能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了。

　　3．别里科夫的悲剧

　　别里科夫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他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更多的是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他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助纣为虐。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既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也是受害者。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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