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具体地说，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浪漫主义更偏重于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在人物的塑造上，浪漫主义赋予人物理想的光辉，致力于虚幻形象的塑造；在表现手法上，浪漫主义往往都具有离奇现实主义诗人杜_的情节、奇特的夸张、磅礴的激情、多彩的语言等特色。在中国，浪漫主义最早见于屈原所作的《离骚》，而“诗仙”李白的很多作品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另外，浪漫主义还存在着消极和积极的区别。消极的浪漫主义一味地粉饰现实或留恋过去，积极的浪漫主义却能突破现实，预示事物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第一，偏重表现作家的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这种主观性是浪漫主义文学最本质的特征。第二，着力描绘自然景物，歌颂大自然，大自然的意象成为重要的情感载体。第三，重视中世纪民间文学。第四，运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

1、首先，强调主观情感，注重抒发自我。这是浪漫主义文学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黑格尔曾指出：“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亦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浪漫派作家都认为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对文艺创作是一种束缚，于是强调创作自由，把情感和想象提到首要的地位。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中声称“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2、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由于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城市工业化的厌恶，浪漫主义作家响应卢梭的“回到自然”和18世纪感伤主义文学“返回自然”的口号，着力描绘自然景物，描绘山岭、湖泊、海洋和森林，抒发作家对大自然的感受。在他们的笔下，充满了对城市文明的诅咒，往往同城市生活的丑恶、庸俗卑下只是为了衬托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借以寄托对自由的理想。例如英国湖畔派的诗歌、普希金的《茨冈》、《致大海》等。现在，浪漫主义作家创作的歌颂、赞美大自然的作品已成为生态批评笔下的热点话题。

3、重视中世纪的民间文学，提出“回到中世纪”的口号。“浪漫主义”一词本来就是由中世纪的浪漫传奇演变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也是从搜集中世纪民间文学开始的。由于中世纪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的束缚，想象丰富、情感真挚、表达方式自由、语言通俗，这些特点正符合浪漫主义的理想追求。此外，中世纪民间文学充分体现了各国民族文化传统，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有助于唤起民族的觉醒。因此，由于浪漫派作家的倡导，民间文学对革新当时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起了重大作用。

4、夸张的手法、强烈的对比、离奇的情节。这是浪漫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最鲜明的特点。雨果就是对比艺术的倡导者和大师，他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崇高的背后藏着粗俗，善与恶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也强调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要求在所描写的“事件和情节上加上一种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抒情歌谣集》序言)。这样，强烈的对比，离奇的情节，鲜明夸张的人物形象，神话色彩以及奇特的异域情调和平凡的日常景象的交织、对照，就构成了浪漫主义文学艺术上的鲜明特征。

4个帖子-4个作者-新贴子:2008年10月14日浪漫主义的诗歌，不仅诗人自己可以尽情畅想，读者在欣赏诵读之时同样也可以融入那种意境，从而去感受诗人的理想。另外，

浪漫主义诗歌特点:

　　浪漫主义的诗歌，不仅诗人自己可以尽情畅想，读者在欣赏诵读之时同样也可以融入那种意境，从而去感受诗人的理想。另外，由于浪漫主义的诗文大多都寄予了诗人们各种各样的愿望，在客观上，也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知道凡尔纳吧，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会被人那般喜爱，绝对与这个道理不无关系。

　　以李白的诗歌为例：

　　浪漫主义的主题思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而矛盾的：他一方面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想要“济苍生”、“安社稷”，热衷用世，追求功名；另一方面又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他的复杂思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大唐帝国表面的强大昌盛，鼓舞着李白向往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政治的危机更激发了他拯物济世的强烈愿望。他常在诗歌里借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常以鲁仲连、范蠡、乐毅、谢安自许。他还羡慕姜尚：“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梁甫吟》）。钦慕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他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凭借个人的才智和勇气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其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侠客行》）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李白甚至幻想过一种相互礼让、尊敬平等的君臣关系：“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赠钱征君少阳》）“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行路难》之二）表达了渴望明君的美好愿望。但当这种愿望落空时，他又极力称赞那些功成身退、不事王侯的清高人物。如《古风》第十首中：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万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诗中对鲁仲连却秦的功绩深表仰慕，对鲁仲连轻千金、顾笑平原的风度则更倾心折服。

　　天宝元年，因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唐玄宗征召入京，他怀着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来到长安，表面上受到玄宗礼贤下士的优待供奉翰林，实际上只把他当作用以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翰林既非实际的官职，更没有政治实权。他那“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又不肯投靠权贵和奸相李林甫，桀傲不驯，整日纵酒狂歌，遭到当权的官宦外戚对他的暗中诋毁打击，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于是写了不少诗篇表达自己的愤懑和痛苦。如著名的《行路难》之一揭示了诗人在坎坷仕途上茫然失路的强烈痛苦：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

　　虽然茫然，虽然徘徊，但李白并不因失败而放弃理想的追求和人生的自信。第二首着重揭露黑暗的现实：“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第三首列举伍子胥、屈原、陆机、李斯的遭遇，表示要及早引退：“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这又是多么消沉、颓唐。

　　在《梁甫吟》中，他以愤怒控诉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 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悲愤声中充满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诗的结尾，他以宏大的气势，表明了自己胜利的信心。“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 当安之！”

　　李白就是这样：怀抱着理想四处奔走，遇到的是嘲笑和冷漠，感到的是压抑和幻灭。他时而高歌自己的理想，时而悲叹个人的不幸；时而乐观，时而颓唐；时而激愤，时而消沉。他的诗歌，他的感情就是这样激荡着、矛盾着……

　　二、蔑视权贵、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

　　李白的浪漫主义还表现为一种反对权贵、轻视王侯、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他对腐朽的上层贵族势力的蔑视、抨击和反抗，是他的诗歌民主性精华的集中体现。

　　李白常说自己是“野人”、“布衣”，象屈原那样痛恨那些“党人”：“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录施满高门。”（《古风》第五十一）他在《雪谗诗》里，痛斥了恃宠弄权的杨贵妃。

　　李白意识到自己与那班皇亲国戚豪门势族是具有不同身份的两类人。他“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由。”（《送烟子元演隐仙城王序》）李白在诗里对于权贵及他们的荣华富贵投以强烈的蔑视，表现出一种傲岸不屈的性格，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里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这种粪土权门、轻视富贵的傲岸性格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又有几人能与李白相比呢？

　　李白的反权贵精神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

　　在这首长诗里，他对以斗鸡媚上的幸臣，以屠杀邀功的武将，投以憎恶轻蔑的嘲笑，说他们“万言不直一杯水”。接下来对自己和王十二光明磊落却遭受小人诽谤、谗言中伤，被逐出朝，表示了满腹的愤恨：

　　……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 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扬》、《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风麟，董龙更是何鸡狗！

　　用曲高和寡来比喻自己不被重用，用“晋君”、“和氏璧”的故事讽刺玄宗不识人才，借前秦宰相王堕骂董龙的话，斥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鸡狗不如，接着抒发了自己的心情及志向。

　　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柱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以极大的愤怒揭露了政治的腐败，为惨死在奸相李林甫之手的李邕、裴敦复鸣冤叫屈，称赞被暗杀的“李邕”“英风豪气”，对封建统治者“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十五)，颠倒黑白，残酷暴虐的种种黑暗面目，作了尽情的揭露，表现了李白桀骜不驯的反抗精神，结尾表示自己要永远离开这丑恶的政治篱笆。

　　李白是一个极其矛盾的诗人。他一方面蔑视权贵，另一方面又沾沾自喜于“王公大臣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表现出对荣华富贵的留恋和羡慕：“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昔在长安醉花柳，五候七贵同杯酒。”他不断地干谒一些有权势的人物，希望得到他们的汲引：希君一剪拂，犹可骋中衢。“（《赠崔谘议》）这是何等低颜下气！可见李白既有反抗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既是清高的，又是庸俗的。李白的反抗并不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去向整个统治阶级斗争，是脱离人民的，是没有出路的。他的孤傲虽然具有对抗权贵的意义，但也正表现了他的局限性。

　　三、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

　　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他不仅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道家特别是庄子那种遗世独立的思想，蔑视世间的一切；他又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于是他采取一种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急切地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脱。

　　他在《赠新平少年》中写道：“摧残槛中虎，羁绁 上鹰，何时腾风云，博击申所能！”感到自己象“槛中虎”、“ 上鹰”，渴望自己能摆脱羁绊腾风凌云，得到个人自由。

　　他屡次自比大鹏，“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在《大鹏赋》中，描写大鹏鸟“上摩苍苍、下覆漫漫”“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博，雄无所争。”向往大鹏的境界，自由翱翔于宇宙之间，颇有道家庄子的气势。

　　因崇尚庄子，所以在诗中不自然地流露出轻视儒家的意思，如《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论。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以精炼生动的笔墨，刻画了鲁儒迂腐可笑的面目，体现了诗人在政治上欲有所作为的思想，又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连孔子都不放在眼里，是何等的狂傲。

　　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他还兼有游侠、刺客、隐士、策士、酒徒等方面的气质。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稿》）传说他曾经为抱打不平而“手刃数人”，以后又受到那些无名游侠的感染，写了不少歌颂游侠的诗，如著名的《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候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 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诗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侠义行动如“十步杀一人”“救赵挥金槌”，还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慷慨无私的精神，都与李白不愿屈己干人的性格，拯物救世的政治理想以及功成身退的高尚品德有着相当密切的内在联系，李白能成功地把儒家、道家、游侠三者结合在一起，依赖于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功成身退。

　　李白一生大半过着浪游生活，写下了许多游历名山大川的诗篇，他那种酷爱自由、追求解放的独特个性在山水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如那些脍炙人口的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送裴十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这一泻千里，咆哮愤怒的江河，奇险挺拔、高出天外的峰峦，都曲折地代表了李白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和决心。

　　李白喜爱的山水往往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优美的，而是雄伟的；不是宁静的丘壑，幽雅的林泉，而是奇峰绝顶的大山、天外飞来的瀑布。这些雄伟奇险的山川，特别契合他那狂放不羁的叛逆性格，他好像要登涉山川和天地星辰同呼吸，和神灵相往来。他的杰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其中对梦境的描写特别令人目眩神迷：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从娴静幽美的湖月到奇丽壮观的海日，从曲折迷离的千岩万转的道路到令人惊恐战栗的深林层巅，境界愈转愈奇、愈幻愈真，最后由梦境幻入仙境，更完全是色彩缤纷的神话世界，诗人尽情驰骋于浪漫想像的空间，展示了一幅现实的景象，构成了一幅和谐的朦胧离奇的奇山异景图。令人留恋忘返。诗人苦闷的灵魂在梦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抒放，难怪他梦醒后发出这样的感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四、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李白虽被人号称“诗仙”“谪仙”，但他目睹和经历了唐帝国的繁荣、危机、战乱，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本质决定着他还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

　　李白非常关心国家的强大统一，象盛唐边塞诗人一样，热情讴歌保卫祖国边疆的戍边卫士。《塞下曲》其一写道：“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眼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显示了边防将士不畏艰苦，勇敢杀敌的英雄气概，歌颂了他们忠勇为国的高尚品质，实际上也是诗人渴望以身许国政治豪情的反映。《塞下曲》第六写道：“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诗中描写了一位勇敢善战的将军，终能得到重新任用的机会，为国家消除边患，最后两句不但鼓舞了前方将士的士气，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

　　安史之乱发生后，他虽远在江南，却写了一系列充满爱国激情的诗，他在《永王东巡歌》里对“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局面，深感焦急忧虑。后来他因从 的事被捕入狱流放夜郎，他的爱国之心丝毫没有减弱。他在《赠张相稿》中说：“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在《经乱离后天恩流放夜郎》这首长诗中说：“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而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这首诗，更说明他的爱国之心至老不衰。

　　李白还有少数直接写人民生活的诗篇，处处流露出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如《丁督护歌》：“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督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当时芒砀诸山产文石，统治者为营造宫室甲第和点缀园林，强迫人民开凿搬运，这首诗写人民在盛夏酷热，天旱水涸时拖运巨石的艰辛与劳苦，对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再如《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致。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 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食。”第三、四句的“苦”和“寒”二字，凝结着农民无限的辛酸，诉说了他们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贫苦，虽然女主人盛情待客，但用来款待客人的只有 胡饭，此情此景，使空有满腔热情、远大抱负的李白产生了对荀媪的感激惭愧之情。

　　五、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李白的诗作，不仅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在《江上吟》中说自己写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诗圣杜甫也高度称赞他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他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个性化的形象，强烈的主观色彩

　　李白的生活经历很广，思想很复杂，他那强烈的个性在表现各种生活时不可磨灭地留下了浓厚的自我表现色彩。

　　2．大胆的夸张、惊人的幻想、瞬息万变的感情

　　李白常用大胆的夸张和惊人的幻想来表达他喷薄而出、一泻千里的感情。如《秋浦歌》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的发来抒发自己无形的愁；用“千里江陵一日还”写归舟从上游顺流而下的神速，抒发了他遇赦获释途中轻松欢快的心情；又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以高度夸张的比喻，赞叹飞瀑从高处腾空而下的恢宏壮观的景象，也展现出自己开阔的胸襟和气概。

　　3．语言质朴、清新、豪放，不拘于格律、不雕琢字句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放夜郎》），这是李白对自己诗歌最生动的形容和概括。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两首诗的普通的景物普通的比喻显示了李白与朋友间的依依惜别的深厚友情，语意极其真挚自然。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的创作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性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诗人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在李白的诗中，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得到了全面的表现和进一步发展，并达到高度成熟

李白的浪漫主义是有其丰富生活为基础的。他的诗歌往往呈现感情充沛，瞬息万变的特色。我们前面引用过的《行路难》第一首、《宣州谢兆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等篇，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名作《将进酒》也是这方面非常突出的例子。在诗里，他正在劝人开怀痛饮：“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好象他很安于颓废享乐的生活，但是，他那象黄河一样奔腾跳动的感情是这样变化莫测，他突然又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强烈的信心转眼又代替了消极的悲叹。他的《梁园吟》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诗的前段尽情地描绘痛饮狂欢，甚至沉吟流泪地感慨功名富贵的无常，但是临到结尾，他突然又说：“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诗人的感情在转瞬之间竟判若两人。把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处理得这样洒脱灵活，并且达到艺术上的高度完美，在诗史上只有极少数的诗人达到这个水平。从这种跳脱变化的特点继续发展，于是他在有些诗篇里就同时运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有的诗既写实，又想象夸张，象《北风行》、《关山月》；有时竟把抒写理想愿望和描写苦难的现实结合在一篇诗里，如《古风》第十九：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在升天神游的美丽幻想中，突然俯见被安禄山蹂躏毁灭了的洛阳。使我们不禁想起《离骚》的结尾：“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急转直下的感情，浪漫幻想的破灭，深刻地表现出诗人无比沉痛的爱国心情。

1、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2、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又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

许多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将浪漫主义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弹，是一种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浪漫主义则强调直觉、想象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一些人批评为"非理性主义"的程度。

3、在整体上而言，浪漫主义运动由欧洲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艺术家、诗人、作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哲学家等各种人物自发组成，但至于浪漫主义的详细特征和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一直到20世纪都仍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界争论的题材。

4、中国浪漫主义的特点：

主张创作自由，描写自然，注重民间文学艺术上尊创新反模仿，重奇特而轻平凡，想象丰富，幽深奇谲，以大胆的想象和夸张，描写奇特的情节，塑造非凡的，独特的性格等特点。浪漫主义诗歌形式新颖，格律自由，辞藻富丽，比喻动人，句锻字炼，色彩瑰丽。在各国，浪漫主义诗歌具有不同的特点。

1、作为北京冬残奥会的吉祥物，雪容融的设计充满了中国式浪漫。其设计灵感来源于春节期间家家户户挂起的大红灯笼，同时加入了冰雪的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瑞雪兆丰年”的美好寓意深度结合。

雪容融头顶的如意造型象征吉祥幸福；头部和平鸽和天坛构成的连续图案，寓意着和平友谊，同时也突出了举办地的特色；十三对和平鸽也代表着第十三届冬残奥会；装饰图案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彰显了中国传统元素；雪容融的主调是红色，红彤彤的灯笼代表收获、喜庆、温暖和光明。

2、执子之手，死生契阔。中国农历元宵节适逢情人节，2022北京新闻中心2月14日举办主题为“歌舞翩跹庆团圆”的“双奥之城·看典”互动展示活动，嘉宾讲述艺术作品中的传奇故事，让观众在传统文化中寻觅和体味“中国式浪漫”。

3、400多年前，剧作家汤显祖写下《牡丹亭》。“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超越世俗，超越生死；如今，来自北京的北方昆曲剧院让汤翁笔下这份缠绵至深的爱情在舞台重现，再度感染观众。

4、舞剧《曹雪芹》中有许多传递情感的肢体表达。刘震提到，剧中有一幕是曹雪芹和爱人在镜框后的楼梯上共舞。这一创新呈现让观众感受到空灵的爱情，镜框则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的“镜中花”。

在另外一幕中，天上的月光打在地面，两位演员在光圈中跳舞，自然让人产生“水中月”的遐想——镜花水月，正是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的内心写照。

5、在各种类型的爱情作品中，有的用惊鸿一瞥“惊艳”时光，有的用念念不忘“温柔”岁月。《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中，作者纳兰性德用“人生若只如初见”追忆爱情在初见刹那的怦然心动。

在这部作品中，他将这份历久弥新的惊艳从爱情延伸到友情和家国之情，诠释出人们为情甘愿坚守一生的执着。

聊斋志异曾被认为是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单从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和某些表现手法来看，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纵横面来看，这个评价就不够全面了。因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伸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个系统属文言，起自六朝的志怪而盛于唐的传奇；一个系统属白话，起于由唐宋时的说话而形成的话本，进而发展到大部头的长篇章回小说。文是文，白是白，界限分明。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以文言写章回小说者。但是，这两个系统之间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互相影响，互相竞赛，甚至有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聊斋志异的出现，就不单纯的是文言小说自然地顺利地直线地发展的结果。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蒲松龄自己也承认是“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来继承这一小说传统的，是踏着前人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的。然而，从当时的情况讲，这条路已经是歧路了。他以自己毕生的主要精力，又把歧路引直成宽平的大道，树下了历史的纪念碑。

聊斋志异是清初十七世纪的作品，上距干宝的搜神记已千年以上，距唐传奇的兴盛也近千年。对于文言小说的发展来说，聊斋志异的出现，实在是“文起千年之衰”，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衰”以下。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古代严格意义的小说从唐代才开始出现，“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以前的志怪书不仅是“粗陈梗概”，“非有意为小说”，而且“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更无诚妄之别矣”。以志怪书的代表作搜神记为例，作者干宝就表明其创作动机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蒲松龄自谦非干宝之才而“雅爱搜神”，正是从“才”的方面来看待六朝志怪书的，权其设幻的种种大胆想象，造异立奇，并非追随其明神道，有取有弃，所以能摆脱单纯模仿之恶道。六朝文人的设奇造幻，不同于单纯的宣扬迷信，为了动人，就要造得让你感到象真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写作实践过程中，无疑的是锻炼和发展了文学的想象力，发展了后世所谓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因素。蒲松龄从志怪书中所受到的启发，正是这种积极的文学因素。

唐传奇的确堪称有唐一代之奇，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著名的如枕中记、长恨歌传、李娃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作者又多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立意在写人，又重情节，尚文词，故能通过委婉曲折的故事给人留下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传奇蔚为奇观，也使后来的刻意模仿者望尘莫及。这个成就与当时文人思想上的较少束缚，社会风尚的较为开放大有关系，正因为如此，传奇才只盛于唐，至宋则日趋衰落，一蹶不振，走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产生过象唐代那样的名作，作为文言小说代表的志怪传奇的全盛时代过去了。文言小说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传奇的出现，虽然标志着“始有意为小说”，小说正式登上了文坛，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争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传奇”一词就含有贬意，它与声势浩大的唐诗和散文是不能并驾齐驱的。宋以后的文言小说，用鲁迅的话说，“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

言。”这时，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新的小说形式即评话出现了。评话是白话小说，它的产生与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主要的是为他们服务的，得到他们的喜爱。从评话到章回，历经几代数百年，越来越旺盛强大，同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戏剧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后期主要成就的重要标志，诗文的地位反而越来越显得居于次要了。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文言小说，走着与白话小说并不相同的道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文人的趣味之作，犹如明末之文人小品，落后于时代的潮流，走向了末路，既缺乏白话小说的生命力，同唐传奇相比，相差也不可以道里计。

文言小说的衰落，到明朝已达极点，故鲁迅在讲“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时，一笔带过，批评多于肯定。“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而能够予以肯定者，实在寥寥。至于清末的文言小说，虽“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惩劝，已不足以称小说。”文言小说发展到如此境地，真是名符其实的“呜呼哀哉”了。

在文言小说的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境况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突然异军崛起，独树一帜，连当时鼎鼎大名的文人王渔洋，也不敢写这位三家村的教书先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二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他经历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虏掠和镇压，经历了清初民族的和农民的反清抗争。在清朝相对稳定的统一和巩固以后，他又幻想着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出仕，然而初显才华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屡遭挫折，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岁贡”的虚名。他除了短期到江苏给人做幕僚外，终生在山东农村生活。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升的幻想，然而随着幻想的破灭，他这个处于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直接地广泛地观察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种观察里自发地产生了“孤愤”之情，并且把这种“孤愤”之情自觉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上溯千余年以来的文言小说的发展，有哪一位作家象他这样？唐传奇的作者大都是有较高地位的知名文人，而且传奇的产生还与投献干谒有关，说得不客气点，还是一种求名的工具。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还抵不上科场中三篇八股文，而他自己却认为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何所为也？他虽写传奇志怪之文，心中未必完全以前辈作者为同道的。他心目中追随的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司马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末缀以“异史氏曰”，议论横生，表面看是仿“太史公曰”的写作方法，究其底里，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史”来看待，这是高出了以前任何一位文言小说家的。当然，他还不懂形象的历史之类的说法，可他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概括说来，聊斋志异突出地提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蒲松龄的笔下，当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残暴的，转别是中下层的封建官吏以及与之相勾结而受到庇护的豪绅恶霸，他们象一群恶狼一样吞噬着弱者的生命，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席方平一篇就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种吃人的社会关系和官吏制度。蒲松龄幼而聪颖，却屡试不第，他虽然长期没有破除幻想，醒悟过来，但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广泛观察中，看穿了科举制度是一种坑害知识分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反而培养出了各种各样庸碌无能的废物。在蒲松龄看来，封建社会提倡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根本就实现不了，因为考场已经成了腐败的交易所，瞎眼衡文，无才得中而有才被黜，这也实际上回答了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通过考试关的原因。在蒲松龄的笔下，还多方面地反映了妇女问题，如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由于妻妾制而造成的家庭不和，嫡庶之争。更可贵的是他创造出了众多的朦胧的渴望着自由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如婴宁、青凤等，她们已经在幻想的形式中初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牢笼和束缚，向着另一个新世界探索和追求。

如　　李白是我唐代伟大的漫主义诗，其诗仰吞宇宙、星悬揭、地负海涵、高华莫并，在我古典诗歌发展史达到了漫主义的顶。宗白华说李白的诗高、深、大，涵盖乾坤是大、随逐是深、截断众流是高，都根植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这就是漫主义思想。[1]P·165李白这种独特的漫主义风格令其其诗仙风道骨，与众不同，后敬而难及。抓住了李白超凡脱俗独特风格的文化内涵，就抓住了锲入李白思想的钥匙，就能启开这神秘的大门，去追根溯源。　　一、盛唐时代精神的映射：繁盛与隐忧的潜生，希望与失望的困惑 —— 新时代的大先生李白　　唐开元年间是封建社会的高时期，经济繁荣，文化灿烂，政治制度熟，是一个富于开拓和创新的大好时机。统治者以文治天下，重用文、发展科举、广开言路，所以思想活跃、百花齐放。但同时又存在着隐隐危机，藩镇割居，节度使拥兵自重，而唐玄宗宠幸玉环，沉酒，所以唐代社会于一种极度繁荣而又隐忧潜生的特定状态之中。从武则天的考试封名到唐玄宗的乡贡进士，希望之门大开，但入仕的可能毕竟有限，特别是“因循”资格考选制度而得到稳固的士族势力再起，使才士们唯叹门槛太高，所以往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隆兴中方兴未艾的隐忧投射到以希望进取为主体趋向的才俊之士心，形了他们“英特越逸”（玄宗语）之的朦胧不安，这不安又往往因个遭遇而演化为独特的风格。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独立宇宙的大我主体精神；王翰之定海内文化而高标自置、余皆斥落；孟浩然酒醉而不赴荆州之约；李白请高力士捧砚脱靴的高傲姿态……如此等等，构了一种群体的狂放不羁的士风，一种辉宏中见的时代格。然而，高自期许、狂放不羁的盛唐才士在思想其实是幼稚的，他们普遍缺乏一种深刻的思辩与察的能力，却多了一种为辉宏的开元盛世所鼓的轻狂之。作为庶族的文士即使入仕，但在士族咄咄逼的强大势力下，也还要一定时间去铺路搭桥，才能稳固位置。武后时入用的才士多为文学侍臣，开元中以来，即使中式授官，也仅为校书县尉，偶有角峥嵘者进入中枢，但都好景不长。李白虽才高八斗，但入用之后也仅为诗赏月的玩臣而已。《剑桥隋唐史》指出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原因在于其个的偏窄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识见不足以与有累世治政经验的王族抗衡。这是极有见地的。　　他们有两条路，要么放弃其才士的偏执狂傲，脚踏实地在从政的过程中磨炼治经邦的才干，而这样却闷杀了诗的特有个；要么是偏执地发扬其诗的狂傲个，而自断仕途之路，在诗大显手。因此，可以说盛唐诗秀朗浑厚之魅力的根因，恰恰在于其政治的天真与不熟。李白因其特殊的质、出、经历、素养，将盛唐才士的这种时代个发扬到了极至。　　李白历经7位皇帝，在开元、天宝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李白之所以具有典型，在于他在政治方面稚嫩得“出类拔萃”，近乎天真烂漫的程度。天宝，盛唐才子的仕途在希望之中失望时，王维在痛苦的深渊向“诗佛”之路亦步亦趋。李白却因待招金马门而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安史之中，李璘起兵，高适应萧宗诏，而李白却主动入李璘幕，高“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沙”，结果，落得个流放郎的下场。对于政治，他不是凭理的思考，而只是凭感的认识作出应。李白的这种风格使我想起阮籍的《大先生传》，才士们将政治压力放到文论之中去舒解，即形似狂非狂的时代意识，放达为亦舒亦卷的名士作风。内心的极度苦闷与思想形了当时的思和文风。睥睨八荒、牢宠万有的意象之下，恰恰是一颗被现实揉碎了的诗心。《大先生传》的典型就在于此。所谓“大先生”，其实是在现实中深感无能为力、渺小卑微的阮籍在子虚乌有之乡的精神扩张。因此，透过“大先生”的清虚氤氲会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和失意。由于所时代的相似，“大先生”的形象为李白潜学内化。李白自写道：“而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于……将倚天剑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廖廓，登云天之渺茫”[4]。显然是“大先生”的衍变，然而因时代精神不同，李白笔下的“大”形象与阮籍之“大先生”有本质的不同。由于宏盛开明的盛唐时代不同于正始，为诗现实抱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而形而学的魏晋玄学经南北朝的动已渐趋式微，济世活的儒家思想又一次为时代的主旋律。于是，李白以其独具的天真豪逸的诗心，一扫阮籍“大先生”之愤懑虚无，而将阮籍那种积郁躁动的英，在新的高度释放出来。这一新时代的“大先生”形象有着丰厚的历史沉淀，也包含着现实的时代精神。他绍承阮籍而又溯庄孟、超越现实而又淤陷时政，再加天真的资质、豪友的习染、夸谈的个，在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淡化了前辈的哲理内涵而趋向文化质，这一时代精神的内化外染为李白漫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二、屈原庄孟思想的沉淀：漫与痛苦的织，风鹏与王者师的张力 —— 李白英特越逸之的内涵　　李白高标独立的风格，其实是深刻的历史文化逐步积淀的结果。“步屈原、庄子的后尘，‘并庄、屈以为心，自白始’（龚自珍语）。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漫主义的‘诗世界’。”[6]P·127“他们（屈原与庄子）同是我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想象都极为丰富宽广，所构的艺术境界都甚为奇伟壮观。从思想到艺术都对我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久远、广泛的影响。”[李白在《古风》中写道：“正声何微茫，哀怨起”，他曾评价屈原“屈平词赋悬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可见屈原对李白的影响很大。后期李白因永王璘事件而被流放，流放中，李白常以屈原自比，“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泽畔，憔悴几时回”。可见他对屈原的思想有着深彻地了解和领悟。屈原的主义思想因现实的抑郁而无法用行动表达，只有超越现实，通过诗歌喷涌而出。李白的报之志，因个格及现实阻挠而无法实现，也只有用诗歌发出澎湃的涛声。这一共同的愤懑令李白念屈原、似屈原。屈原的风格通过历史的积淀，深深地感染了李白，所以说李白继承屈原，为我们创造了漫主义的“诗世界”。　　“庄子对艺术的要求，不是具体地、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起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而是要求艺术地表现一种远离现实，超乎现实生活之的理想的精神境界……这种文艺思想，必然只能导向漫主义，而不可能导向现实主义……如果你把它（艺术）具体化、现实化，就会破坏它。显然，这种艺术只能以天入地、放无羁的漫主义方式出现，以便与其内容相适应。”庄子对李白的影响可以从“鹏”的意象来看，李白诗中频繁出现的“大鹏”形象源于庄子的“风鹏”。李白作品中同时也有“南华老仙”明云澈的圣质，其实这又是孟子。庄子与孟子在李白同时得以再现，不是一种矛盾，而是李白对多种思想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体现。　　庄孟思想有重大影响在于以对的主体精神的高度民主发挥基础，以“天赋尊严”为核心的中知识分子的历史格的完。庄孟思想虽异，但都从不同端点共同指向这一点，其共同之首先表现于对世俗王权的超越。同庄子一样，孟子的极度自尊是以天道与心相通为理论依据的，这是战之时诸子以为本论对传统的天相应论的重要改造。庄子说“以天合天”[，孟子则云“尽其心者，知其也；知其，则知天也。存其心，知其，所以事天也”。他从维养平旦之起，达到“我养吾浩然正”的境界。虽然庄以自然虚无为天道，孟以社会仁义为天道，但是其共同的以我心通天心的观念，与先秦诸子相较，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即以我价值的高度夸张弹射自我精神的极度张扬。不难看出李白那种以自我为主企望汇纳百川度越古今的格，其精神实质正以庄孟格为发韧。　　开元时期的时代氛围和才俊之士的地位心态，与秋战之时新兴的士的地位和心态有惊的相似。他们都于一种相对开明的时代，满怀希望，要求一展宏图。他们崭露角，看来前途似锦，而又道路艰险，障碍重重。这种近乎历史重现的态势，使庄孟极端张扬主体精神、夸张自我价值的格，在唐朝得以积淀张扬。如果说庄孟的英逸之在盛唐才俊之士获得了最好的弘扬条件，那么李白因其地域、出、幼学的特殊条件，更具备了发挥的独特资质，可以说作为思想家的庄孟对滋生力量估价还是有分寸的，甚至是世故的，那么，作为诗、又缺乏“子”的素质的李白，一任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不断自我膨胀，从而将庄孟文化对立统一起来，将盛唐英特越逸之的正面（进取自尊）与负面（政治的不熟）推向了极至。　　李白的“长风破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4]、“天生我材必有用”[4]，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平治天下也，如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孟子游说失败闭门授徒，“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与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青天”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了。但“沦落”对李白来说已是更加起狂放的催化剂，我们还可以发微深省地从他的哀叹中捕捉到他自哀自怜间潜流着以“天将降大任”的“王者师”自居的丝丝感。“东山高卧时起来，济苍生应未晚”、“遥望长安月，不见长安。长安宫阙九天，此地曾经是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这些诗句正是这一精神的写照。　　道教超凡脱俗的仙派、神思万逸的精神内涵，很大程度影响了李白。二十岁之前，诗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有过密切往，并拜隐士赵蕤为师，在岷山隐居，修炼道术。甚至“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以为道，并不起”。安陆时期和东鲁、梁园时期，在长达二十八年时间里，他经常栖隐山，寻仙访道，更有甚之，最后还加入道士籍。　　天宝年后，李白更加追求仙境，最终不可收拾。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唐代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不安，民生活痛苦万状。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既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又无力改造社会，挽救苍生，于是就产生了消极避世、慕求仙道的思想意识。”　　后论及李白，或曰近儒、或曰近侠，更或曰近纵横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朝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中曾经指出：‘儒、侠、仙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又自白始也’。这几句话道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李白思想确实受到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儒、仙、侠思想本来是互相对立的思想体系，由于李白坚持了‘诸家互补，为我所用’的精神，便将三者统一起来。”我以为李白之所以是李白，恰恰在于他不是以“子”的政治家份出现，种种争论最终道出一个矛盾：李白出入诸子百家，但不以一家之言为终极的皈以，李白就是李白，他笔下的诸多前辈的遗产都被赋予了李白的灵魂。其归属便是他企望渡越一切古，自我完。说东道西，评长论短，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沉淀的一种精神，被李白个化，并得以挥扬。这些历史文化思想在李白的积淀和张扬正是李白漫主义的思想根源。　　三、个禀赋、格，家师的引导：书香与侠的熏陶，风流与潦倒的舒卷 —— 好个惠达高洁、侠骨柔的李太白　　李白出富商家庭，父李客颇具文学修养，因此，他自小就受到良好教养。“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也”]，“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李白“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宋祝穆《方舆胜揽》有“只要工夫深，铁磨针”的传说，虽有可能附会，但也不无道理。这些都说明了李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在同龄中出类拔萃，有了宏大宇的慧根。　　李白二十岁左右，在戴天山（匡山）读书时从赵蕤学纵横术。赵蕤经常与李白纵谈历史盛衰治、横看英雄力挽狂澜，使得李白心中有英雄之志、中有豪杰之。赵蕤带侠的思想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李白露锋芒便一鸣惊，令许多文大加赞赏。苏頲称李白“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且见专车之胄，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唐孟肇《本事诗》中写道：“李太白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谪仙’，解金龟以换酒，与倾尽醉，期不期，由是称誉光赫。”[李白悼念贺知章诗《对酒忆贺监》诗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是长安紫极公一见余，呼余为谪仙，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诗云“长安一相见，呼余谪仙”、“金龟换酒，却忆泪沾巾。”《李白寻范十隐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铿。”《赠李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泣鬼神。”李白也曾写道：“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诸多文皆呼李白有仙风道骨的质，所以，李白也就以此为方向不断发展，最终形自己独特的漫主义风格。　　自古文几多风流，李白也是如此。在李白的诗中，有120多首女诗，大致可以分为估客诗、征妻、劳动女、宫廷女、女道士、女勇士和自己的妻子等类，都是他在生活中所遇的物，是盛唐时代女的写生画卷。此外，还有不少描写携、观、出的作品。诸如《携登梁王楼霞山孟氏桃园中》、《送侄两携二赴会稽戏有此赠》、《在军宴韦司马楼船观》、《邯郸南亭观》、《秋猎孟诸归置洒单父东楼观》、《出金陵子呈卢四首》等等，或以助兴、或观赏艺、或以追怀、或载随。宋陈藻说：“杜陵尊酒罕相逢，举世谁堪如此公，莫怪篇篇女，别无物与形容”。李白一生有四位夫：许夫、宗夫及两小妾，《寄远十二首》就是为其夫所写。　　对于李白的诗要用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来看，那些“李白诗十九不离诗”的讥评是偏颇的。由于李白受正始名士生活作风的影响，所以魏晋名士以放达为主体精神之表现的生活形态在玄学式微后为李白所欣赏。于是醇酒为诗歌的重要题材，且被赋予不同的时代特征。在势萎弱，朝不保夕的齐梁流为绮糜的宫体，而在完开朗的盛唐时代，则为抒达英逸之的媒介，生活的豪纵放达与建功立业的抱负，往往为盛唐诗格的两个方面。李白对女的歌，不仅一扫齐梁的脂粉味，甚至不局限一般所谓“ 对女命运的同”。李白诗的清雅之是对天然美的描写。《越女词》五首所描绘的清江朗月之下素足雪肤的越女形象，让感到一种清纯秀丽的洁雅，仿佛是庄子藐姑射神的世俗化；而如以《越女词》中的幽雅丽与《行行且游猎篇》中的游侠少年相较，不仅可感到李白诗中有一种对圣洁、高雅的事物的追求，同时可感到肠与侠形了李白诗歌中刚与柔的又一种对立统一，而这些又是主于清虚的庄子式逸与主于雄健的孟子式英的基本质的变异与内化。　　李白一生的最后两年，转碾于宣城、金陵一带，穷困潦倒，生活十分凄凉。虽然还能得到一些朋友的资助，但“赠微所费广，斗浇长鲸”，仍不免“长剑歌苦寒”，为生活而发愁。[4]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他把一生著作全部给李冰，李冰把它们编《草堂集》十卷。这个集子也没有流传下来。这年11月，诗与世长辞，终年62岁。　　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且悲且壮，志向远大为壮，壮志难酬为悲。他具有祖、同民的炽感，他望自己的才能为为民赶一番大事业。从青年时代，直至临终的前一年，他都在为理想和抱负而奋斗，但回报他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打击，最后抱着莫大的遗憾在寂寞贫困中悲愤地离开了世。诗临终前，回顾一生，写下了他的绝笔：“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诗又一次以大鹏自比：高飞五万里的大鹏从高空摧落了，孔子已死，更有谁为大鹏的摧落而流泪呢？这是诗壮志难酬的长长叹息！也是对自己悲剧一生的沉痛惋惜！　　正是由于李白独有的个和特殊的家境以及老师的熏陶、豪友的习染，才使李白在漫主义这一方向不断发展，最终形了自己独特的漫主义风格。（来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