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浪漫主义的源头吗

楚辞是浪漫主义的源头。

《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

《楚辞》部分作品因效仿楚辞的体例，有时也被称为“楚辞体”或“骚体”。“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 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这首诗，在构思和表现手法方面，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它完全突破了一般送别、留别诗的惜别伤离的老套，而是借留别来表明自己不事权贵的政治态度。

诗人运用丰富奇特的想象和大胆夸张的手法，组成一幅亦虚亦实、亦幻亦真的梦游图。全诗构思精密，意境雄伟，内容丰富曲折，形象辉煌流丽，感慨深沉激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其在形式上杂言相间，兼用骚体，不受律束，笔随兴至，体制解放。

以虚衬实，突出了天姥胜景，暗蕴着诗人对天姥山的向往，写得富有神奇色彩，引人入胜。天姥山隐于云霓明灭之中，引起了诗人探求的想望。诗人进入了梦幻之中，仿佛在月夜清光的照射下，他飞渡过明镜一样的镜湖。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作。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李白出翰林之后，其作年一说天宝四载（745年），一说天宝五载（746年）。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年），李白在长安受到权贵的排挤，被放出京，返回东鲁（在今山东）家园。之后再度踏上漫游的旅途。这首描绘梦中游历天姥山的诗，大约作于李白即将离开东鲁南游吴越之时。

李白早年就有济世的抱负，但不屑于经由科举登上仕途。因此他漫游全国各地，结交名流，以此广造声誉。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李白的朋友道士吴筠向玄宗推荐李白，玄宗于是召他到长安来。

李白对这次长安之行抱有很大的希望，李白初到长安，也曾有过短暂的得意，但他一身傲骨，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又因得罪了权贵，及翰林院同事进谗言，连玄宗也对他不满。他在长安仅住了一年多，就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他那由布衣而卿相的梦幻从此完全破灭。

这是李白政治上的一次大失败。离开长安后，他曾与杜甫、高适游梁、宋、齐、鲁，又在东鲁家中居住过一个时期。这时东鲁的家已颇具规模，尽可在家中怡情养性，以度时光。

可是李白没有这么做。他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他有更高更远的追求，于是离别东鲁家园，又一次踏上漫游的旅途。这首诗就是他告别东鲁朋友时所作，所以又题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

这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此诗以记梦为由，抒写了对光明、自由的渴求，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表现了蔑视权贵、不卑不屈的叛逆精神。诗人运用丰富奇特的想象和大胆夸张的手法，组成一幅亦虚亦实、亦幻亦真的梦游图。

全诗构思精密，意境雄伟，内容丰富曲折，形象辉煌流丽，感慨深沉激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其在形式上杂言相间，兼用骚体，不受律束，笔随兴至，体制解放，堪称绝世名作。

(1)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浪漫主义作品，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直接源头。其浪漫主义风格体现在:1塑造了远超于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崇高的理想、强烈的感情和俊杰的人格，使这一形象远超于流俗和现实之上。2全诗始终贯穿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3全诗大量采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了一个宏大、神奇的世界。4诗人常运用夸张的手法来突出事物的特征。

(2)广泛运用比兴的手法。在继承《诗经》“比兴”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起兴和比喻的事物与要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是不是之具有象征性。另外，《离骚》突破了《诗经》中某一片段使用比兴手法的特点，在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来表现内容，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

(3)融抒情为一体。诗歌前一部分在诗人大半生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展开抒情，后一部分又编造了女媭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天上等一系列情境，使全诗具有了情节，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思想感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4)《离骚》是诗人的伟大创造。这主要表现在:屈原一方面借鉴楚国民歌的形式，一方面又汲取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散文笔法，把诗句加长，构成巨篇，既有利于包纳丰富的内容，又有力地表现了澎湃的热情；结构上，全诗基本上是四句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有变化的特点；其语言十分精炼，大量吸收了楚国方言，虚字运用十分灵活，造句颇有特点；除诗人的内心独白外，诗中还设有主客问答，又有大量的铺张描写，对后来的辞赋影响深远。

没追杀，他们就是打败仗迁徙了，没有这么严重，古代封建王朝和现在不一样，我来告诉你苗族的历史吧。

苗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但苗族的历史发展十分缓慢，在现代苗族的文化和习俗中仍保留了许多十分古老甚至原始的成分。在研究古代苗族的文化时，必然要联系到楚族文化的关系，并进而追溯苗、楚的渊源关系。对于古史传说时代南方的各氏族或部落之间的渊源关系，历来争论不休，史籍记载也扑朔迷离，不易分辨。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些氏族或部落的活动范围大体相同，主要在殷周之世的荆蛮之地。荆蛮，乃以荆州的地名而得名，泛称居其地之各部落的民族。共同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产生共同的文化特征是不足为奇的。因此，荆蛮地区的楚民与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苗族先民，在文化上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特别是楚建国之后，成为我国南方各族融合中心，强盛时曾统辖南方绵亘千里的疆土，群蛮、百濮、粤、群舒、庸、糜以及夜郎。滇、吴、越等古代诸族，皆受其统治。在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上相互影响。因此，我国南方的现代民族，特别是苗族中，尚有不少楚文化的特色遗留下来。

上古中华部落集团

在中国，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生和发展时期。这三代的文明，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正当夏商周三代文明在黄河流域发生和发展时，长江中下游也发展起了农业文化，它同黄河流城一南一北，同时发展着我国的原始文化。而苗族的先民都是创造这一地区文化的始祖。

从考古学类型来说，楚文化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以及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的青龙泉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考古发现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繁多，极其复杂，它表明在这一地区多民族居住的特点。同时也表现了文化上的创造和交流十分兴旺以及在各古代民族形成自身的灿烂文化过程中互相渗透的现象。

开天辟地

苗族与楚国的文化遗迹

苗族与楚族先民的古代分布，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广袤地区。据考古资料证明，长江流域存在不少农业部落遗址，如湖北郧县青龙泉、京山屈家岭、巫山大溪等遗址，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稻种等出土，另外还石斧、石锛、石凿、网坠、鱼钩、箭镞、纺轮等渔猎工具。此外，新石器文化的湖南澧县和常德西部白马湖以及四川眷井沟和湖北宜昌杨家湾等地遗址，文化上与之有着密切关系。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祖”是一种对男性生殖器崇拜习俗的反映。屈家岭文化与龙山文化相近，同属父系氏族社会时代的遗址。与荆楚地区湖熟文化中用穿孔的龟甲保护男性生殖器的葬制，以及在苗族祖先崇拜的祭典中所表现的对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一系列活动等，都具有相同的文化特点。楚族、苗族的葬制多为土葬，但在山区亦有利用崖洞作墓葬的习惯。如1980年在江西贵溪县沪溪河畔发现了一批战国崖葬的楚墓。墓里有37具棺木和大批文物。崖葬墓在苗族居住的黔西北、黔东南，黔北等地也有发现。悬棺葬，多葬生前有影响的苗人。黔西北两种葬式都有发现。有一座崖墓葬曾发现过十多具棺木的苗族墓，与泸溪河畔战国崖墓葬有类同之处。

苗族悬棺

苗族与楚国的兵器比较

苗族先民“不畏猛毒，出入持刀，负弩，农隙即以渔猎为事”。苗族的刀和弩是生产工具又是武器，很早就已自制。相传，苗族人民当男婴出世后三天，即称其体重，并按重量将亲友馈赠或早已储备的生铁冶炼后埋于土中。每年生辰之日取出再炼，年复一年，直到十五六岁时才将铁打成佩刀带在身上，谓之“苗刀”。因久炼成钢，质地坚固。这种刀的外形与楚国出土的刀相似。苗族使用的弩，与楚国的弩也极相似。弩的产生，原出于楚。据说是出自孤父，后来传至楚琴氏，再向外传。在长沙发现很多弩机，可证楚地乃生产弩的基地。

贵阳地区苗族弓弩

苗族与楚国的凤鸟图腾崇拜

鸟图腾崇拜，是楚与苗族先民的共同特征。楚人崇敬凤、鸾。有人认为凤凰就是祝融的化身；《白虎通·五行》记载：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也有人认为：驩兜也为鸟名，驩兜即驩头，又作驩兜，也称丹朱，古文作鴅熠。《尚书》注云：鴅应为鹏。人面鸟喙而有翼”就已说明驩兜的鸟图腾崇拜。图腾的产生，一般与其始祖有关。原始人深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植物或无生物有亲缘或其他特殊关系。该物即成为该氏族的图腾或者是保护者的象征，并受到全氏族的崇拜。苗族人民认为自己的始祖是洪水泛滥时兄妹婚配而繁衍的后代，其中又提出了卵生的始祖传说。特别是在黔东南地区流行的《十二个蛋》、《枫香树》、《妹榜妹留》或《蝴蝶妈妈》等古歌里，提到了巨鸟“科啼”、“乐啼”卵生天地和“继尾”、 鹊宇”，或“基宇”孵卵繁衍苗民的经过。至今苗族在衣服，装饰（头饰、首饰）以及刺绣花纹等工艺造型上仍多以鸟为主题。

苗族锦鸡舞

黔东南妇女盛装戴各种头饰或者其他饰物，其中有一种类似展开的孔雀式的银角或鸟形头饰，每根角端还缀上一束羽毛。男子多以羽为头饰插在头上。六枝的苗族男子用锦鸡尾羽一束二三尺长插在头上，一般用一根白色鸡毛。现在，男子多短发，不戴头帕对也将羽毛插在芦笙上作为装饰。鸟图腾崇拜在服装上也有不少迹象可寻，如黔中地区苗族妇女的饰物一一背牌，就有表示“雀鸟眼”和“鸟翅膀”的挑花图纹，“鸟翅膀”正好在双肩部位。黔东南和大苗山有用白色羽毛饰边的“鸟衣”，以及各地苗族妇女的白褶裙，展开后就象孔雀开屏。苗族鸟图腾崇拜在口耳相传的古歌或民间故事中更是屡见不鲜，此处不再赘述。至于楚族的鸟图腾崇拜，不少出土文物有所反映。

楚国服饰

江陵县望山一号墓（战国时代的楚墓）出土了彩绘木雕小座屏和木雕彩漆双凤虎座鼓，就有明显的反映。小座屏全器长518厘米，高15厘米，厚仅3厘米，却雕有蛇、蛙、鹿、雀（或凤）等五十五个动物，构成一幅互相争斗的画面。图象布局对称，若从中间分开，两侧为相同画面。图象以背身向下俯冲呈啄蛇状的鸟（或雀、凤）为中心，下面有两条蟠结成一团的蛇，蛇头伸向两面，咬住两只奔武梅花鹿的前肢。两边各有两复凤，咀唧蛇，爪攫蛇。两侧汇合的双风共唧一蛇，双爪攫二蛇。座屏底座和两侧边框上都有动物（主要是蛇）浮雕。有的蛇正伸头咬住欲逃的蛙。整个图象以鸟（或凤或雀）为中心，它是唯一的胜利者。双风虎座鼓是形象对称的一对凤凰足踏虎背。双凤的身上系着一个双面鼓。双凤踩在虎背上仰首高呜。得意非常，而猛虎却驯服地卧在下面，任鸟在背上踩踏．从图腾角度分析，两件文物构成了鸟图腾与蛇与虎图腾争斗的胜利。这是楚国强盛历史的真实写照。原始社会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很多，但在同一地区居住的氏族，同为鸟图腾崇拜，其关系非同一般。

楚国凤鸟鼓

苗族与楚国的巫文化

楚文化，一般指楚建国后之文化。但是，楚国的巫官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它继承了九黎与三苗的巫教。古史传说时代的颛顼可能是蚩尤部落的一个大巫或宗教主，在蚩尤战败后曾归附于黄帝部落。当时，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仍信奉巫教，杂拜鬼神。于是，黄帝便命颛顼逼令其原九黎部落顺从黄帝的教化。嗣后，三苗延续了九黎的巫教。据《吕刑》载： “三苗昏乱，相尚听于神”。楚人继承了巫教，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巫师行术，必用巫歌、唱禁咒辞。古藉上对荆楚地区祭鬼活动的记载甚多。在《楚辞》中也有不少记述。王逸《楚辞章句》：“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汉书·地理志》载：“楚地……信巫鬼，重*祠”。《隋书·地理志》记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顾炎武也说：“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后来居住这一地区的苗族也是如此，据湘西《永绥厅志》记载：统计苗族祭鬼活动有七十堂之多。另记载：苗族在农暇时渔猎所得，也要先祭鬼而后食。苗族有谓36神，72鬼之说，但实际上认为鬼神无处不在，无所不有，信奉万物皆有灵都可附有鬼神。更由于无力对抗疾病和灾难，只有祈求于鬼神。苗族觋辞连巫师也不甚了了．可见觋神辞门类甚繁，多达百余种，用对偶句唱述。与《楚辞》用于祭祀的《九歌》有相似之处。楚国的《九歌》是屈原把楚国民间祭祀时由主祭和巫师所唱的迎神和送神等祭歌加工改编而成的。苗族的一些觋辞可能就是屈原所作《九歌》的一部分原型。苗族觋神辞的内容有用于祭祀祖先的，如接龙、椎牛、椎猪、吃牯脏（鼓社）。有驱邪祛病的敕水咒以及盟誓洗心、早魃求雨、择吉占卜、相命等。 《楚辞·招魂》与苗族的招魂巫辞也有相似之处。

楚国壁画

苗人与楚人的尚武精神

楚人与苗族同有尚武精神。楚人认为五年不出兵算是莫大的耻辱，死后见不得祖先。因此有楚好战之说。这与古代蚩尤“尚利好杀”嗣后被人们视为“战神’’的传说不无关系。与苗族的“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也有些相象。苗族尚武，一是传统文化影响，一是出于自卫。历史上千百次的征讨和反抗，促使苗族人民世代相传习武之术，其中不乏楚之遗风。武术，又称国术，是中华民族健身护体之术。历史上各民族间的争斗，加强了武术之发展。现在很难区分那些套术创始于哪个民族。但现今苗族的武术，仍具有自己的特点。

芭莎苗族

苗人与楚人的神话传说

楚国奉女娲为开天辟地之神。苗族则传说伏羲女娲是兄妹，为洪水泛滥后仅有的幸存者，人类就是由他们兄妹繁衍而来。有关女娲的事，殷周时尚不多闻。到了战国时期，也就是楚国强大时期，广为流传，大概是由于楚国的扩张而广泛传播，成为后来汉族和其他许乡少数民族的人类起源故事。有关伏羲的传说最早载于《易系辞》：“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包牺氏即伏羲。名字的称呼形式与苗族相同。苗族称男人时前面常常加一个“p044”（黔东南舟溪话），或“p035”（养蒿话，音译为“包”或“膊”，意为兄或哥）。苗族至今还存有祭祀祖先时使用的始祖兄妹的木雕像，虽然各地苗族对兄妹的名字称呼有伏哥伏妹、伏羲女娲、姜央兄妹、央公央婆、两相两芒（葫芦兄妹）、傩公傩母等各有不同，但皆指同一始祖先。

伏羲女娲图

苗族文学与楚国文学

楚人的文学与苗族的民间文学也有共同之处，特别是格式上有共同点。楚辞《离骚》用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屈原的《离骚》是“述已之始生，以至壮卜大，迄于将终……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放言遐想。有人说，屈原在沅湘之间九年，行吟泽畔，《离骚》之作是篇千古奇文，是他的代表作。楚辞体的诗歌，传统称为“骚体”，其特点是喜用古代神话和传说，创作上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时常用楚国方言并运用了楚语的双声叠韵和重叠字。骚体诗较多地运用“兮”字来调节诗句的节奏或用作语助词。运些风格特点与苗族口耳相传的古歌几乎完全相同。苗族韵《加》（最古老的一种诗歌），是苗族神话、史歌和故事汇集的结晶。《加》长达一万多行，诗句中常有提问或回答，从开天辟地开始，人类起源，各种种自然现象的产生，民族迁徙和发展……内容丰富，活泼动人。在其内容方面，则与楚辞《天问》有相似之处。《加》的开头便提出“哪个生来最早啊？”慢慢追间到苗族传说的姜央、修纽、火耐、剖帕、府方等，一直唱到“雾罩生白泥，白泥变成天，雾罩生黑泥，黑泥变成地”。“天和地相粘，地和天相连。两块厚东东啊，相连在一起 …．”

楚国服饰

《天问》全篇长三百七十四句。主要内容是针对宇宙未形成以前和形成以后天地之间的各种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事实等提出一百七十二个疑问。先从宇宙问起，然后就天上的日、月、星、辰发问，再就地理知识发问。从古代的传说和历史一直问到楚国。全篇层次、条理非常清楚。苗族的《加》与之有相似之处，可能是其原始素材之一。楚辞的《九章》，屈原被放逐时的作品，也有不同认识，若按旧的排列则为《惜诵》、 《涉江》、 《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其中《涉江》一说为屈原被放逐，过长江、洞庭湖到溆浦路上所作。从鄂渚（武昌）到溆浦时，而舍舟陆行，从枉渚到辰阳，叉复东至溆浦。一路之上，除重叙诗人的政治理想，还描写了一些景物，用楚国方言、地名，如鄂渚、沅、湘、方林，枉渚、辰阳、溆浦等。楚方言如“运”即转， “长铗’’即长剑， “辛夷”即木笔，“坛”即中庭等。其中还有些楚方言，如“乱曰”苗语意为’“论”或“论是非”，《离骚》与《九章·涉江》等篇都有“乱曰” 作诗句的结语，译成白话文时一般译成“尾声”，可能不妥。按苗语的含意应译成“论日”、“按道 理说”较妥。

屈原

又如《怀沙》的“沙”用汉语解很难通，但用苗语译成“歌” （湘西苗语“沙’’为“歌”），《怀沙》即 抒发心中索挂怀念之歌。除此之外，楚辞的《九歌》，应 该是楚国的民间宗教舞歌，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说： “九歌 者，屈原之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佶鬼而 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乘诸神。屈原放逐，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此作九歌之曲”。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 “原既放逐，见而感 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王逸或朱熹的注释，都说明《九歌》是集民间祭祀歌之精华。苗族先民的祭祀歌中，除祭祀祖先和对世界万物溯源外，有一些内容是表示人 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或对爱情的追求，恋爱中的欢乐与痛营等等与生活结合紧密的事物。在祭典或欢宴时，多由巫师主唱，有的称为“酒歌”，边喝酒边唱歌，或者边舞边歌。《尚书·伊训》称九歌“恒舞于歌，酣歌于室”。《诗经》载：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九歌虽是巫歌，但其内容不全是歌颂神明的，还有不少人世间的故事，既和祭神有关，又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与神之间，由既歌且舞的巫觋来沟通。这些都与现今仍盛行于苗诶地区的祭祀活动相同。

百鸟衣

苗语与楚语的异同点

在楚辞与楚方言中，我们可以找到与苗语音义相似的词汇。在《方言》一书中，扬雄对楚国荆扬之鄙称呼兄为“膊”的原因未详。其实，苗语对兄的称呼就是“膊”或“包”“荆扬之鄙”乃苗族先民曾居住过的地区，此称谓乃苗语无疑。此外，还有不少意义相同或相似的词汇，如楚方言的“革“、”耆” （音垢，意为老者），“孀”（音游）“惕”（音羊，意为游玩），“戾”（音雷，意为到达）， ”泄、戏” （意为休息）“陂” （音比，意为山）， “缴”（意为多）等，与苗语的音义皆相同。

苗族鸟形步摇

诸民族节日各不相同，有的经过互相影响逐渐统一，但有的则仍是某一民族固有的传统节日。五月初五的端阳节，本来是荆楚人的浴兰节． 《大戴礼记》日：“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沐兰汤兮沐芳华”，故谓之沐兰节。又谓之端午，四民踏百草，采艾草悬于门上以解毒气。这一天，竞渡和竞采杂药。后来，成为纪念屈原投汨罗江，并以投粽子祭祀。苗族至今以五月五日为节，举行仪式，喝酒踩鼓舞，龙舟竞赛，向江水中投食等活动。现在几乎全国都过端午节，有的以龙舟竞赛作为主题了。此外，荆楚人于四月八为节，此日诸寺设斋，以五包香汤浴佛，有的迎八字之佛于金城，设幡幢鼓吹，以为法乐。是日，有求子者向寺阁供奉薄饼以祈子。苗族亦以四月八日为一大的节日，据说是纪念一位民族英雄，但也有其他说法。以湘西与黔中地区的活动最为隆重，有唱歌、跳芦笙，鼓舞、体育活动等。四月八作为节日，古有荆楚，今有苗人庆之，只是度节原因各说不一。

苗族龙舟节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推想苗族先民不“楚族先民是远时代同一部落联盟的两个部落。由于长期的共同生，产生了彼此相似的始祖传说、图腾崇拜和文化、习俗。后来楚族日益强盛，尤其在建国以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辉煌的楚文化，其中不少是中华古代文化中的精华。近年出土的楚文物甚至使今人都赞叹不绝。但是，苗族先民却经历了极大的历史坎坷，不断迁徙，对苗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影响很大，居住地区极其分散，不能形成统一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由于苗族社会发展极为缓慢，至今尚保存着不少原始文化的残迹。使我们得以借此与楚族文化比较，探寻数千年前楚、苗先民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

较之屈原以前的诗歌形式，骚体诗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句式上的突破。

屈原以前的诗歌句式，基本上是四言体。这种句式，比起我们如今所能看到的、传说中尧舜时代的三言句式，无疑是一大进步。就它所具有的艺术表现力来说，《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民歌，可以说是达到了它的高峰①。

但是，这种四言句式，毕竟节奏短促、单调呆板，容量也有限。在表现比较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时，它的束缚和局限，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了。倒是国风中的那些杂言体，如《伐檀》、《行露》等，以及楚国、吴越民间流传的《徐人歌》、《越人歌》、《沧浪歌》等，由于字句参差、节奏自由，在抒发思想感情上显出了长处。

屈原在早期写作《橘颂》时，所采用的还是这种四言体。但到了他受谗被逐，胸中积满了悲愤和痛苦，想要将它化为诗涛喷注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四言体的束缚了。他大胆地学习民间的“俗歌俚句”“不拘于四言”②的经验，有意识地采用民歌中常常出现的五言、六言、七言的新句式，保留咏唱中的语气词“兮”，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为主、掺进了五、七言的大体整齐而又参差灵活的长句句式。《惜诵》就是屈原突破四言体式而创造的第一首“骚体诗 ”。

初看起来，“骚体”句式只比四言句式多了二、三个字，但它的作用却是小看不得。这二、三字的增加，使全句的容量一下扩大了许多。而且正如前人在分析七言长于五言时说的那样，由于“每句多两字，故转折而不迫促”，更适宜于“言情出韵”③。因此，屈原“骚体”长句句式的创造，实在是对四言体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章法上的革新。

屈原以前的诗歌，如《诗经》里的国风，一般都采用分章叠唱、反复咏叹的形式；许多诗，只在每章中变动几个字，来表现场景的推移或感情的递进（如《芣苡》、《将仲子》等）。这种形式，与诗歌合乐有关，是乐章形式的反映。它有便于记唱和加强情绪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使全诗的容量相应缩小了。

屈原所创制的“骚体诗”，虽然也合乐，但章法却已大为不同。他放纵自己的思涛，在诗中自由奔泻；或陈述，或悲吟，或呼告，或斥责；情之所至，笔之所到，全不拘古诗的章法。正因为如此，后世有些注楚辞者，想要按说《诗》的办法，也给屈原的诗分一下章次，结果都不免碰壁④。宋人钱果之就看出了屈原的这一革新，明确指出：“古诗有节有章”，屈原之赋却“有节无章”。

屈原“骚体”不拘于古诗的章法，却有自己的章法。他的诗，有发端，有展开，有回环照应，甚至还采用“乱曰”的形式结尾，对全诗内容或主旨进行概括和总结，其脉理是极其分明的。这显示出屈原诗歌既具有“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的创造精神⑤，又具有“以意运法”、“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的“神明变化”的特点⑥。

三、多种形式的交互为用。

“骚体诗”的基本形式和特点，已如上述。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新的诗体，在屈原手上并不是凝固不变、单调划一，而是极其灵活、极富于变化的。屈原适应不同内容的表现需要，无论在句式上，还是在体式上，都不断有新的变化和创造。

从句式上来说，《离骚》所用的就是“骚体诗”的基本句式，即六言长句，但又掺合了五、七言甚至八言，使之参差多变，在节奏上比较舒徐，适合于抒发诗人那沈郁顿挫、悱恻缠绵的感情，表现出回肠荡气的情韵。而《九歌》，则直接采用了民歌中常见的半句加“兮”（如《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的句式，节奏轻快、跳跃，适合于表现娱神歌舞的欢乐、婉转的情调。在《怀沙》以及《抽思》、《涉江》的“乱词”中，屈原又采用了四字一顿、句末加兮的短句句式（××××，××××兮），节奏短促相承，语气劲捷有力，表现出强烈感情的突然迸发。

从体式上说，屈原不仅有“长篇抒情体”《离骚》，表现他那时间上跨度较大、空间上又无往而不及的身世遭际和浪漫主义神游；并在情节结构上创造了客主诂难、问答的形式（“女嬃”劝告、“灵氛占卜”等），使之在“铺叙中有峰峦起伏”、“长而不漫”⑧，有如“黄河百里一曲、千里一直”⑨。而且还创造了《天问》这样“瓖琦卓诡”、一问到底的“问难体”，《招魂》这样排比铺张、“艳绝深华”的“赋体”，《九歌》这样由多首短章串联而成的“组歌体”，《橘颂》这样托物寄兴的“咏物体”。如此多变的体式，交互为用，使得屈原的诗歌，呈现出“变动无常，淜浡不滞，体既独造，文亦赴之”⑩的缤纷多姿的奇特景象，真是云蒸霞蔚、璀璨夺目，毫无汉代效颦者的那种板滞、沉闷和单调。

正是由于屈原这富于革新勇气的创造，我国文学史上一种既区别于先前的《诗经》，又有别于后起的

四、体制上的扩展。

屈原以前的诗歌，一般都是直抒己怀的抒情诗。它们往往即眼前景，就身边事，述胸中志，表现一时、一地的某种感触和心境。反映在诗歌体制上，大多只是十多行、数十行的短章。《诗经》中也有一些表现王朝先祖建功立业的史诗（如大雅《生民》、《绵》，鲁颂《阔宫》等），或反映当代政治、军事重大事件，表现朝廷近臣忧虑国事的抒情诗（如大雅《桑柔》、《抑》、小雅《六月》、《正月》等），以及某些农事诗（如豳风《七月》等），在体制上出现了向中、长篇演进的趋势。但总的来说，诗三百篇以短章为其基本体制，即使是规模最宏伟的《閟宫》，也只九章一百二十一句，四百八十四字。

屈原的“骚体诗”，特别是《离骚》，虽然仍属抒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就不是一时、一地的感触和心境了。他要在极其广阔的规模上，展现自己大半生追求理想美政的历程，和在这一斗争中所经历的欢乐、忧虑、痛苦和失望。这样繁复的生活内容和丰富的思想感情，在短短十几句、几十句的篇章中，是怎么也容纳不下了。为此，屈原一面从《诗经》中那些已经突破了抒情短章体制的诗歌吸取成功的经验，一面又将战国以来纵横家们铺陈排比、恣肆不羁，非把所思所虑说得云诡波谲、淋漓尽致才罢的游说之辞的特点，运用到抒情诗的创作中来，从而把旧诗的体制大大扩展，造出了一种气势宏伟、有着极大容量的长篇体制。屈原的主要诗作《天问》，虽还采用四言句式，体制上却已实现了对于古诗的大突破⑦，达到了三百八十多句、一千五百余言。而此后的《离骚》，则长达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九字，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的长篇体制。

五、七言诗的诗体出现。

它的出现，给春秋以来的诗歌体式带来了一次大解放。明人吴景旭说：“经之后、赋之先，天地间忽出此一种文字”，“总览斯文风格，凿空不经人道，自应别名一体，以‘骚’命之可也。”⑪李维桢也称赞屈原“以一人之手，创千古之业。”⑫对屈原来说，这样高度的评价，可谓当之而无愧！

注释

①后世曹操四言诗较之于《诗经》，颇有创新。

②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③见施补华《岘佣说诗》。

④如朱熹说《楚辞》，即每首分章。其《楚辞集注·离骚》说开首四句曰：“此章，赋也……”即是一例。

⑥沈德潜《说诗晬语》。

⑦笔者以为《天问》之作早于《离骚》。拙作有《对〈天问〉写作年代的推测》，载《争鸣》82年4期；《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考》，载《复旦学报》82年1期。

⑧沈德潜《说诗啐语》。

⑨刘熙载《艺概·诗概》。

⑩陈第《屈宋古音义》。

⑪吴景旭《历代诗话》。

⑫《楚辞集注》明李维桢《序》。

《楚辞》中的感情或炽热、激越、昂扬，或缠绵、细腻、深沉；同时诗中有了“我”，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有了个性，诗的生命也就充满了内质与魅力，直指向我们的心灵深处，给我们带来感动、眼泪、欢喜、惆怅。

屈原的笔有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他将充满原始意味的神巫故事、寓言神话引来了，他将楚人的俗语鄙语、*祀巫风引来了，它们化作神秘的气氛，浪漫的情调，幽雅的韵致，绮丽的色彩、迷狂的激情点染着《楚辞》。

他又引来天地万物驱谴比，兴，他用兰花香草、荷衣蓉裳来象征自己品格之纯洁高尚，他将群小党人比作萧艾臭草、恶禽秽物。这一切的特色，专家们往往称之为浪漫主义。

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

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

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扩展资料：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

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楚辞

《离骚》的浪漫主义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首先表现为诗人并不对现实作客观的描写，而是充分调动自己形象思维的创造能力，赋予描写对象以生动活泼的形象，也就是说把它们形象化了。

2、浪漫主义的最大特点是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而这种追求总是体现着作者的热烈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

《离骚》赏析

《离骚》写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的时期，全诗共三百七十三句，二千四百多字。

《离骚》的想象瑰奇、气魄宏伟、情真意挚的抒情长诗中，抒写了自己的身世生平、不幸境遇、美好追求，揭露了楚王的昏聩多变、善恶不分、忠奸不辨，抨击了旧贵族的嫉贤妒能、结党营私、谗佞贪婪。

《离骚》也表现了诗人崇高伟大的爱国精神，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美政理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贞品格。“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均成为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