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特点

荆楚文化的介绍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它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要辐射地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荆楚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了许多商周文化特点，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楚文化的五个核心特点？ 东周时期，在中国的南方有一支高度发达且风格独特的区域文化――楚文化，其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举世瞩目，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艺术更是独步海内外，其设计形式和风格充分体现了楚人的想象力和审美意识。楚国艺术设计乃至整个楚文化的成熟是在当时特有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追根溯源不能不与先秦时期的历史文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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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历经孕育兴起期、成熟定型期、繁荣鼎盛期、滞缓衰退期四个阶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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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明无论是在成熟期，还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在对其它文明产生影响，这在其周边区域的文化遗功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响的影子。正是由于各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国古文明才在多元、复杂文化因素的融合中发扬光大，并连续发展二千年。

荆楚文化起源在哪 湖北西部丹江口！

泛指湖北西北荆山之南 襄樊 南漳境内！！！

历史上襄樊南漳有一县城三叮之称：楚 罗 卢戎皆立国于南漳！

楚文化的介绍 楚文化是中国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国先民最初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河南新郑），南迁后给楚地带来了先进的华夏文明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向前发展楚文化。现今湖北省大部、河南西南部为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区；河南省东南部、江苏、浙江和安徽的北部为晚期楚文化的中心；湖南、江西是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的中心地区；贵州、云南、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受到了楚文化影响。从文化性质来看，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姬周文明的特色，同时也吸收了少量蛮夷文化的特点，时间愈晚，自身的风格突现则相对较多，沿着整个楚文明始则模仿，继则变异，终则别创的发展路径前进。

荆楚文化与巴楚文化的异同？ 当前，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对两种区域文化交融而生成的“第三种”边缘区域文化（如巴楚文化）的研究不多见。文章认为，巴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但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对于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土家族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巴楚文化：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话题鄢维新内容提要当前，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对两种区域文化交融而生成的“第三种”边缘区域文化（如巴楚文化）的研究不多见。文章认为，巴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但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对于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土家族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鄢维新，男，1958年生，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对于楚文化和巴文化也许人们并不陌生，但对于“巴楚文化”人们会觉得既眼熟却又十分陌生。因为就文化现象而言，它已存在了数千年，而就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它还只是一个刚刚问世不久、蹒跚而行的“稚童”。所以，对巴文化、楚文化有所了解的人，乍一看会产生十分熟稔的感觉，可细一端详又眼生得很：“巴楚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涵义？！巴楚文化的母体是巴文化和楚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是两个紧邻却异同互见而互相渗透、吸收，具有高度亲和力的文化圈，这两种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相互渗透、覆盖、吸收与混融，便形成了一种既非纯粹的巴文化，亦非纯粹的楚文化，巴中有楚（当然是以巴文化为主调）、楚中有巴（以楚文化为主调）的混融性边缘次生型的地域文化：巴楚文化。概括地说，就是“非巴非楚、亦巴亦楚”。巴楚文化不是巴文化与楚文化的简单迭加，“巴楚文化从来是巴楚二元复合的文化实体。复合，始则耦合，继而融合。”①如果非要给“巴楚文化”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张正明先生的一段话是不能不参照的：“我们所讲的巴楚文化，既有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秦汉以前的，也有历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主要是魏晋以后的。总而言之，它是从古到今存在于巴楚交错地段的人类学文化。”②虽然巴楚文化源于巴、楚文化的交融，但它与巴、楚文化（包括其它一些文化圈）仍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1．从时态上来看，巴、楚文化均可细分为先巴、先楚和后巴、后楚文化，而巴楚文化却没有划分出先巴楚文化时段的必要。因为所谓“先巴楚文化”只能是巴文化和楚文化。而后巴楚文化则应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先秦巴楚文化的承绪；二是秦汉以后巴、楚文化余绪的相互影响、渗融。这种文化的融合凭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统治者的羁縻政策得以数千年一贯地延续、保存下来。2．不论是中原文化，还是巴、楚文化都可以划分为公室（官方、统治者）文化和民俗文化两大块（当然这“二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巴楚文化而言却不能这样划分。因为它没有政治实体可以附丽，故其不存在“公室文化”。如果说，二周时期的考古文化的主体成分是该时期的“公室文化”的话，那么，巴楚文化的“公室文化”只能通过巴、楚公室文化来表现，这一点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由此看来，巴楚文化的主体应在民俗文化之中，就在巴文化与楚文化相互“交错、交缠、互渗、互补，难分难解”③而产生的巴楚民俗文化之中。3．从空间来看，巴楚文化所生存的地域似应与巴、楚国界相对应。其实不然，巴、楚之间几无定界，无法以此为据。倒是独特的地形地貌对巴楚文化的分布区域起到了莫大的影响。“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五岭”，④存在着一条积累深厚的古文化沉积带。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主体便是巴楚文化。虽然巴、楚文化的影响经常越过这一条古文化沉积带而深入对方的文化腹地，但几近完美的融合却以在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表现最为典型。4．从巴楚文化的形成及其流变来看，它具有独特的过程，它是巴、楚文化反复覆盖、浸润、融>>

湖北省楚文化剧种的特点（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其中的一个，要简洁！） 湖北楚剧 特点：

楚剧具有题材广泛，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乡土气息浓厚的特点

通俗易懂，生动活泼：

旦角表演朴实细腻，唱腔亲切动人，生角讲究从生活出发，注重传统表演程式的运用；丑角则善于运用诙谐的念白和逼真的表演刻画不同形象，对丑恶事物进行辛辣的嘲讽。

楚剧要求演员熟悉本地方言俚语，生活习俗和人情世故，因而保持了浓厚的场方特色和生活情趣。

资料参考：楚剧、湖北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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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文化的文化特色 符号文化，既是人类物质文化创造的结晶，又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载体。在楚汉文化中，符号文化主要体现在图形、色彩、纹饰、文字方面。首先，图形。图形在符号文化中源于图腾崇拜。东夷部族崇拜蛇图腾，后演变成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图形。屈原在《楚辞天问》中说：“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以后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图形屡见不鲜。当黄帝打败蚩尤后，蚩尤部族的一部分归黄帝。蛇与黄帝部族雷电图腾融合，由简化到复杂，龙图腾产生。从汉朝以后，龙就成为汉族的图腾符号。楚国崇尚火。因祝融是楚人的祖先，火神后裔。古人认为日是火之精，楚又崇日，传说日中有三足乌，后逐渐演变成凤，郭沫若先生认为凤是火中生的，因而作《凤凰涅盘》。楚汉文化融合后，“龙凤”图形出现。因而“龙凤”成为汉文化中吉祥图形，实为徐州地区楚汉文化交融的产物，加之道教文化，就出现先是道教崇尚，后为社会认可的“四神”“四灵”图形符号，即南朱雀，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楚汉文化符号中图形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雕塑、雕刻如陶器、瓦当、汉画像石、玉器，有绘画如帛画、漆画，有铸造如各种青铜器等。其次，色彩。色彩是符号文化的表现载体。从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数以千计的漆器中基本色彩是朱、白、绛、金黄、青等色。楚人尚火，朱红色为主要色彩，所以，刘邦本楚人，自称“赤帝子”建立汉朝后以红色为主要色彩。从徐州汉墓出土漆器多为朱、绛、青三色。尤其是朱、青两色又代表“南”和“东”两个方位，再到“龙”“凤”两图形都体现了楚汉文化，这决不是巧合。再次，纹饰。在器物上装饰花纹的总称，也称纹样，楚汉文化中符号文化一般分为单独纹样、隅饰纹样（即角隅纹样）、边饰纹样、散点纹样、连续纹样（包括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纹饰的主要形式有凤鸟纹、龙纹、云纹、几何纹、花瓣纹、菱形纹、变形龙凤纹、兽面纹、蟠螭纹等等。楚汉符号文化中纹饰体现的器物主要有青铜器。如酒器“尊”、“觚”、“方彝”、“�”等；兵器“戈”、“钺”、“剑”；食器“鼎”、“豆”、“盂”；乐器“钟”；还有其他生活用具如：铜镜、带勾等，尤其是铜镜。楚铜矿丰富冶铜、铸铜业非常发达，青铜器制造非常精美。特别是铜镜，仅长沙楚墓中出土铜镜达500余块，楚汉文化融合后铸铜业向徐州转移。据不完全统计，徐州地区汉墓出土铜镜已近一千块。主要是两汉时期。楚汉铜镜其纹饰有惊人的相似，主要是蟠螭纹、蟠虺纹、草叶纹、连弧纹、夔凤纹、四神纹、禽兽纹。漆器，如生活用具几、案、盒。葬器，棺椁。乐器有琴、瑟等。纹饰多为龙凤纹、云纹、几何纹、变形凤纹等。最后，文字。中国文字始发甲骨文。“汉字”的出现却是楚汉以后，字在秦时为篆书，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胥隶）佐书，曰隶书”。程邈加以整理为隶书，汉时才成为通行文字，汉隶汉字。除楚汉文化融合的产物“龙”、“凤”。姓氏中如“熊”、“芈”姓。“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26原本楚国特有的原姓和被封姓氏。至今徐州地区尚有“熊”姓、“芈”姓“楚”姓、“荆”姓，当然，徐州地区本有姓氏“徐”、“彭”等也在湖南、湖北等地见之，可见楚汉民族融合以及姓氏文字符号留下的痕迹。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6]，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7]。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8]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9]。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 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10]。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 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 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 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 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 [12]。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 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 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著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 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5]，也就是 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 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 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著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 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 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

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 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6]，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 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 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 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 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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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剑雄：《移民与秦文化》一文中已详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种不同的含义：秦人文化、秦国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 》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2]《史记》《正义》释“依古以来”为“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3](清)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1。

[4]《史记·魏世家》。

[5]《史记·六国年表》序。

[6]《史记·高祖本纪》。

[7]《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

[8]《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9]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10]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1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1]笔者注意到黄留珠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说：“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见《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 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90页。

�[12]《史记·礼书》。

�[13]《史记·高祖本纪》。

�[14]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论丛》第1辑，第94页。

�[15]《过秦论》，《史记·秦始皇本纪》引。

�[16]《汉书·董仲舒传》。

　　荆楚文化的八大特点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掘《长江开发报》1996年4月10日四版，裴高才同志题为《盘龙考古新发现，“商代”过大别崇山峻岭，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重新改写》文章介绍，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教授20年来潜心研究整理盘龙城遗址及其文物史料得出结论：被誉为中国南方第一古城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最近有新发现，该城的兴废历经近300年，它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提前到商代。“……将武汉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

　　文章说，盘龙城于1954年防汛时发现，于70年代大规模发掘，迄今共发掘文物二千余件，其中大铜鼎、大铜、大玉戈等数十件文物为罕世珍品，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令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叹为观止。中外专家们称，盘

　　龙城系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保护最完好的商代古城，是古代南方的文化瑰宝，是江汉大地的一座文物宝库，是“研究中国古城不可多得的标本。”

　　文章说，盘龙城遗址东西长二千一百米，南北宽一千八百米，中心面积一百一十万平方米。拥有古城址、古宫殿、古城墙、古作坊、古墓葬等八大古迹景观……在已发掘的两座宫殿中，一座设有四室，周围是回廊的宫室，另一座布局为一大空间厅堂。两座宫殿为前朝后寝格局，系当时祭祀、册命、听政、出师、盟会等举行国家大事的地方，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四周作坊林立、酿酒、制陶、冶炼业十分发达，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据考古研究所近期鉴定，盘龙城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荒废于殷墟一期，历经时间在二百五十至三百年之间。盘龙古城遗址与武汉市城区仅一河之隔。……为古代河流滠水、汉水注入长江的交汇地带！

　　《长江开发报》的上述报道，无疑是“汉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一命题的最新支持论据。一、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兴建古城的历史是在汉水之畔开的先河，打破了史学界关于“兴建古城于春秋战国”的统一认识。二、“属当今中华古文物之最”的、代表汉水文化的数十件文物是从汉水之滨出土的；在商代汉水流域就有了“我国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古城。三、从它改写了“商代文化不过大别山”的历史，把中国兴建古城的历史由春秋战国时期提早到商朝时期这一史实上看，正召示出了“商代文化过了大别山”，还是“汉江文化影响、造就了商代文化”这一新的急待重写的中华文明起源学说课题。

　　《湖北日报》1996年5月31日第七版报道：“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海内外学者近三百人来荆州研究楚文化的冶金、纺织、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专家们认为，楚文化成就包括铜铁冶炼与铸造技术，磨漆彩绘工艺，丝绸加工技术，道家哲学，楚辞散文和音乐舞蹈，在当时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罗森夫人说，“楚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生命力。（汉江流域的）楚文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更令人叫绝：世界上第一块可锻铸铁；世界上第一块每平方厘米纺织170根丝的高密度绢；世界上第一件脱胎彩绘漆器；世界上第一架可连续发射20箭的弩，世界上第一张可折叠的大床……楚文化的精髓不仅熔铸于楚人后代的心底，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所共有财富。”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你好，楼主：

楚文化的优点与不足是：

楚文化内容广泛，笼统谈其特征是难以揭示楚文化的博大内涵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很多展示的层面，第一层是这种文化高度概括出的精神要义－－我们称之为民族精神；第二层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行为思维方式－我们称之为民族心理；第三层是这种文化的物质产品方面－我们称之为物化文化，包括作为物态形式的哲学、文学作品。楚文化在这三方面都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

楚文化在民族精神层面的特征是积极进取、开放事例、革新鼎故和至死不屈。积极进取就是不满足于既得和既知，勇于向未知领域渗透，向未得领域开拓。楚人立国之初，偏僻狭小，但它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终于通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历程而成为泱泱大国。楚人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开拓进取的精神。楚人不以处蛮地而自卑，敢于在逐鹿中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展露自己的锋芒。

开放融合是一个民族永葆生机的基础。楚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从来不固步自封，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合理因子。楚国建国后，就民族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抚有蛮夷，……以属华夏"，表现了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诸夏亲暱"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思想都要进步。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间的相互学习，正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生机。

革新鼎故是楚民族精神的又一方面。楚人师夷夏之长的目的在于创新，在于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国初期，楚人就发明了"楚式鬲"，还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而兼之，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全国领先水平，井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

在楚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楚人敢于打破陈规，向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挑战。熊渠封儿子为王、熊通自称武王均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别人不敢做，楚人做了；问周鼎大小轻重，各路诸侯想都不敢想，楚庄王不仅想了，而且做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是楚人的一种性格，最后逐渐上升为以蔑视既存、敢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

楚人走过的历程是一个既不服周、也不服秦的历程，是一个生不服、死不屈的历程。楚受周封，理应为周天子服务，起初楚人还勉强应付，立足既稳后，楚人就开始"包茅之不贡"，就敢于使"昭王南征而不服"，到后来还有夺周鼎之意，使得周王室无可奈何。秦国强盛后，楚敢与之争斗，以致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楚国虽然被秦国打败了，但民族魂魄依在，楚人精神不死，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等楚人最终还是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楚文化在民族心理层面的特征是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力求浪漫，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此外，楚人尚赤、尚东、尚左也与北方文化有所不同，念祖、忠君、爱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于礼法，楚文化偏重于情感，而且楚文化在念祖忠君爱国上比中原文化表现得要更为强烈深沉。

楚人的民族心理深深积淀在楚人心中，表现在楚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楚人的衣食住行、自娱自乐、思维想象等各个方面都是上述民族心理的反映。

楚文化的物质方面主要表现为漆器、木器及青铜器，丝织、刺绣及工艺品，郢都、宫殿及台榭建筑，帛画、壁画及屈骚庄文，编钟、琴弦及轻歌曼舞，祭祀膜拜等民俗。所有这些，都可通过实物让人们感知到，是开展楚文化之旋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