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服饰吉祥图案的民族特色

1．象征

就是根据某些花草果木的生态、形状、色彩、功用等特点，表现特定的思想。例如石榴内多子实，象征多子。牡丹花型丰满色彩娇艳，被诗人称为“国色天香”，“花中之王”，“花中富贵”，故象征富贵。葫芦和瓜瓞（小瓜为瓞）、葡萄、藤蔓不断生长，不断开花结果，象征长盛不衰子孙繁衍。灵芝可以配药，久服有健身作用，象征长寿。明嘉靖皇帝派人访寻灵芝，陕西户县人王金贡献一座由一百八十多颗灵芝装成的芝山，名仙应万年芝，受嘉靖皇帝恩赏，后来王金封官加爵，又继续进献灵芝，最后用灵芝配龙涎香放银器中献给嘉靖皇帝，嘉靖皇帝中毒身亡，金也被砍头。明代丝绸纹样中灵芝纹用得很多，因灵芝形状像如意，又象征长寿。

2．寓意

借某些题材寄寓某种特定的含义，寓意必须使人理会，故多与民俗或文学典故有关。如莲花在佛教中是清净纯洁的象征，王茂叔爱莲，因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故莲花当做纯洁的象征。晋朝葛洪在《抱朴子》中说，“菊花长期服用能清心明目，可长寿”。《名山记》说，“道士朱孺子，在吴末入王笥山，服用菊花，后来升天”。故菊花也寓意长寿。晋陶渊明种菊东篱，故喻菊花为隐逸。传说王母种桃，三千年结果，吃了可以极寿，故桃子寓意长寿。《汉武内传》记载，汉武帝时，东方朔为了长寿，三次偷食王母的仙桃。

3．比拟

赋予某种题材以拟人化的性格。如梅花在一年中开花最早，被称为花中状元。梅花枝干孤高挺秀，不畏寒冷，故又把梅花比拟文人清高。南宋马远把梅花、松、竹与《论语·季氏》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联系起来，作松竹梅《岁寒三友图》，后三友图在装饰纹样中普遍流行。并蒂莲花则比拟爱情忠贞。明定陵孝靖皇后棺曾出土喜字并蒂莲织金妆花缎。

4．表号

以某些事物作某种特定意义的记号，如把萱草称为宜男草、忘忧草，是母亲的表号。佛教的八种法器宝轮、宝螺、宝伞、宝盖、宝花、宝罐、宝鱼、盘肠是吉祥的表号，称为“八吉祥”等。

5．谐音

借用某些事物的名称组合成同音词表达吉祥含义。如用玉兰、海棠、牡丹谐音玉棠富贵。灵芝、水仙、菊花谐音灵仙祝寿。用五个葫芦与四个海螺谐音五湖四海等等。

6．文字

如卍字、寿字、福字、喜字都是明代服饰纹样中常用，还有“百事大吉祥如意”七字作循环连续排列，可读成百事大吉，吉祥如意，百事如意，百事如意大吉祥等。

游寓或寄籍。

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出现了人口流动的现象，其中最基本的流动形式就是游寓或寄籍。

明代士人游寓之风相当盛行，且山人、游客遍布各地，那些在科举仕进上已经失去前途的知识人，更是通过游历天下而维持自己的生计。

“途利文具匣一，内藏裁刀、锥子、挖耳、挑牙、消息，又修指甲刀、锉、发刡等件。酒牌一，诗韵牌一，文诗筒一:内藏红叶或笺以录诗。下藏梳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关锁以启闭。携之山游，似亦甚备。”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列出为山游夜宿准备的用品。其中“消息”是什么？消息原来是掏耳用的，“以禽鸟毛翎安于竹针头，用以取耳垢者，俗呼为消息”。明代士人出行，用度之精致可见一斑。

晚明士人多以“游癖”自诩。张岱称“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王阳明诗“平生山水已成癖”。袁宏道《西湖游记》、王世贞《泛太湖游洞庭两山记》、张岱《湖心亭看雪》此类的游记小品，又有《徐霞客游记》、《广志绎》这般的宏篇巨献，均可见证明人游兴之盛。

明代士人的“游癖”，特别在“造物”上。他们不再贬斥匠工，身体力行，把“风雅”注入寻常器具之中。

沈束得罪权相严嵩，在狱十八年，以琢磨文玩为乐。“旁攻匠艺，无斧锯，以片铁日夕磨之，遂铦利。得香楠尺许，琢为文具一，大匣三、小匣七、壁锁二；棕竹数片，为箑（shà，扇子）一，为骨十八，以笋、以缝、以键，坚密肉好，巧匠谢不能事”。

传说梅湖仙人以梅为筏，钱塘黄汝亨以竹造船，名为“浮梅槛”，又遍邀名士题咏，汇辑成集，如汤显祖有句记之“黄郎新泛竹为编”。此后其儿媳顾若璞特造“读书船”，课子黄灿读书其中，黄灿成年后又造“破浪”并自号“破浪船子”，黄家诗文世代传承。

更遑论明代还出了明熹宗这样一位奇葩的木工皇帝。《明宫杂咏》有诗：“御制十灯屏，司农不患贫。沈香刻寒雀，论价十万缗。”皇上的手艺，谁不喜欢？

近来因为疫情，户外露营成为 旅游 热点，有网友趣评今年五一假期整个朋友圈都在露营。如何让露营拉满“氛围感”？明代人开发了不少户外生活黑 科技 。

（明）沈周《卧游图》册

明代出游都组队

《论语》中记孔子出游，“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个规模算组团了。

宋代沈括在《忘怀录》中建议：“游山客不可多，多则应接人事劳顿，有妨静赏。”但是最好带三个仆人，“令为三人具诸应用，共物为两扇，二人荷之，操几杖持，盖杂使更三人足矣”。明人出游，如王世贞的《张公洞记》，袁宏道的《游盘山记》等述，一般不超过六人，应该算组队游。要想玩得舒坦尽得游兴，肯挑担子的不能少。

《西游记》中唐僧取经，师徒四人组，猪八戒和沙和尚算两个挑夫。猪八戒总是抱怨担子重，唐僧的担子都挑了什么？书中交代，西行担子“四片黄藤篾，长短八条绳。又要防阴雨，毡包三四层。扁担还愁滑，两头钉上钉。铜镶铁打九环杖，篾丝藤缠大斗篷。”搬家最怕搬书，唐僧有夜读习惯，担子里装了经书和文房四宝。

徐霞客自叙“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说是这么说，他才不是“孤筇双屦”。徐霞客一路多雇佣差夫，有时四人，最多时六人。徐霞客行李重，一个担子不够用，要用“二肩舆”。徐霞客在日记中，总写到了某地要“换夫”，最多一天写了四次“换夫”。此外，他还随身携带家传之宝《晴山帖》六册，一路与友人共赏。徐霞客对担子的需求其实和唐僧的差不多。

唐僧是和尚，出行持禅杖。徐霞客拄的“孤筇”指竹杖。“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一句诗，定义了后世忘情于山水的潇洒。

明人出游什么打扮？穿野服。据张丑《野服考》，一套野服包括苔笠缁撮、鹿裘带索、草履、草裳、短褐、斗笠、蓑衣、纶竿、芒鞋、竹杖、柴担、耒锄等。想来一个个就像“诸葛村夫”。

《儒林外史》第八回，嘉靖时娄家两公子去拜见蘧太守，“太守也换了葛巾野服拄著天台藤杖出来陪坐。”文人精神在达与隐中切换，换身衣服拄根棍就能实现了，这才是“装”的正解。

陆游当年得了一根老藤杖，吟诗“我有古藤杖，夭矫蛟龙形”，像不像庞麦郎的歌“我的滑板鞋， 时尚 时尚 最 时尚 ”？不过天台红藤杖才是陆游心中好：“明朝欲入天台去，试就高人乞一支。”徐霞客游天台山时，也曾费工夫在天台山上找过万年藤。没找到天台藤，只好用“孤筇”了。

吴敬梓想要一根天台藤竹仗，“一杖需数十金”，如买下“时或至于绝粮”。

陆游

提盒里面有乾坤

《广志绎》中说，明代北京人好游，清明踏青，“高梁桥盘盒一望如画图”。清代《燕京岁时记》也说：“明时积水潭，常有好事者联十余牀，携都篮酒具，铺氍毺其上，轰饮冰凌中以为乐。”

盘盒都篮一回事，是明人出游的必备神器。“都篮”最早见于唐代陆羽《茶经》，主要是装茶具的，“以悉设诸器而名之”。到了明代，发展为提盒，大幅度扩容。

高濂曾自制“提盒”，可谓高配。高濂的提盒分上下两层，“式如小厨”，“远宜提，甚轻便，足以供六宾之需”。下层作小仓，可以“装酒杯六、酒壶一、箸子六、劝杯二”，上层分六格，“以四格，每格装碟六枚，置果肴供酒觞。又二格，每格装四大碟，置鲑菜供馔箸”。此外，又自制“提炉”，类似提盒样式，可以煮茶、温酒及熬粥。用一副担子挑着提盒和提炉，就可以出发了。

钱塘人许次纾著《茶疏》，其中有“游山具”：“备诸器具，精茗名香，同行异室，茶罂一，注二，铫一，小瓯四，洗一，铜炉一，小面洗一，由副之。随以香奁小炉香囊七箸以为丰肩，薄瓮贮水三十斤，为半肩足矣。”不仅装茶具，还能装酒具、香具，容纳更多样化。

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为紫檀木质，可折叠，展开为桌，合闭为箱。可以放置64件套小巧精细的文房四宝及文杂器具，还包括宫廷画家周鲲的设色山水画小手卷和山水小册页及《类苑俪语》上下二册。在明代折叠桌就出现了。高濂《遵生八笺》中说，出外旅行建议携带两张叠桌”。一张大桌作饭桌，“作二面折脚活法，展则成桌，叠则成匣，以便携带。席地用此抬合，以供酬酢。”另一张小桌作供桌。“以水磨楠木为之，置之坐外，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

说到折叠家具，不能不说胡床。胡床不是床。有靠背的叫交椅，没靠背的称交杌，还可以叫马扎。胡床有两大 历史 性贡献。一是改变了古人的坐姿习惯，从席地而坐，改为了垂足而坐，唐人称之为“逍遥座”。二是“敛之可挟，放之可坐”（《资治通鉴》），给古代家具带来折叠的设计思路。

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 故宫博物院藏

一把交椅的革命性

胡床在东汉时传入，受到汉灵帝的喜欢。到了隋代，杨坚忌“胡”字，胡床就此改称交床。李白“床前明月光”一句中的“床”，一说就是胡床。

《清明上河图》上的交椅，结构简洁，椅子坐下设有交足，并有横向靠背。《诚斋诗话》中讲过苏轼的一个笑话。苏轼过润州，太守高会宴请他。席间歌伎唱“惟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一句，苏轼接了下句“却留我吃草”。“诸妓立东坡后，凭东坡胡床者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堕地，宾客一笑而散”。或是这事闹的，如在《金瓶梅》中这种有靠背的胡床就叫作了“东坡椅”。

大名鼎鼎的“太师椅”同样是交椅。《贵耳集》中说，“太师椅”是因秦桧坐过而得名。又一说认为来自文徵明的“文太史椅”。这把椅子后归文徵明曾孙文震孟所有。崇祯帝时文震孟入阁拜相，尊为太师，所用椅子称为太师椅。《金瓶梅》中已经有了太师椅的说法。文震孟的弟弟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交床）携以山游，或舟中用之，最便。”如果带着“太师”去旅行，这个“太师”不能是秦桧。

最革命性的思路是，交椅被明人改造为飞行椅。《吴县志》载，明末清初时徐正明制成了人力驱动的飞车，其外形如太师椅，“下有机关，齿牙错合。人坐椅上，以两足击板上下机转，风旋疾驰而去”，“离地尺余，飞渡港汊不由桥”。这个发明应名列明代器物发明的第一把交椅，其真正践行了东坡先生“我欲乘风归去”的畅想。

清代李渔设计过凉杌。凉杌杌面有如方匣，上覆方瓦，“先汲凉水贮杌内，以瓦盖之，务使下面着水，其冷如冰，热复换水，水止数瓢，为力亦无多也”。《金瓶梅》中提及“凉杌儿”，在西门庆家葡萄架下，李渔不知是否受此启发？

观雪庵是纸帐篷

帐篷自古有之，《墨子》载“幔幕帷盖,三军之用”。古人一般夜宿于舟船、逆旅或古寺，露营常谓之“野宿”，野宿大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处处浮家成野宿，时时策蹇作山行”，陆游的豁达是少见的。

古代有没有民用的露营帐篷？一个例子见于《武林旧事》，宋孝宗陪同太上皇宋高宗去钱塘观潮，临时搭建了五十间观潮屋，民众有样学样，“贵邸豪民，彩幕凡二十余里，车马骈阗，几无行路。西兴一带，亦皆抓缚幕次，彩绣照江，有如铺锦。”

依学者孟晖的说法，观雪庵的设计来自唐宋时代的纸阁。纸阁置于室内，用于冬天取暖，一大妙处是在其中焚香，香气久聚不散。《遵生八笺》中有梅花纸帐：“上作一顶，用白楮作帐罩之，前安踏床，左设小香几，置香鼎燃紫藤香。”

至于行窝，典出北宋理学家邵雍，其居室名为安乐窝。邵雍好交游，友人仿安乐窝造屋接待邵雍，称为“行窝”。邵雍死后，有挽诗“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如今各地民宿，因为露营热而搭建帐篷揽客，很像行窝的思路。

《苕溪渔隐丛话》载，苏轼任汝阴太守时，“作择胜亭，以帷幕为之，世所未有也”。苏轼有铭记择胜亭的造法：“乃作斯亭，檐楹栾梁，凿枘交设，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张，我所欲往，十夫可将，与水升降，除地布床。”宋代《云笈七签》曾记武夷仙人传说，武夷山仙人“武夷君”每年设宴，“置幔亭，化虹桥通山下”，因此武夷山又称“幔亭”。择胜亭的设计和幔亭的传说异曲同工。

奢华背后的时代变局

张岱在《陶庵梦忆》写“虎丘中秋夜”，万人合唱“澄湖万顷”，可以遥想晚明当年的露营盛况：“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

晚明士风“纵情声色”、“物欲横流”，原因在于：

一是商品经济发展。明中叶以后 社会 渐以侈靡为尚，贱商之传统被遮掩。特别在江南一带，“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文人审美走向精致化，如王锜在《寓圃杂记》中说的“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当代 历史 学家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一书中论及：“当每个人都开始追逐原本应属于士绅阶层的东西时，这些士绅试图以不断修改审美规则来维护他们优越于后来者的特权地位。”

二是晚明政局衰败。万历时顾允成始用“天崩地坼”来形容。庙堂之路越来越窄，士人便在山水之中开拓精神空间。明人范濂感叹“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当然，亦有钱谦益这般的，在亡国后仍缅怀当年“天下物力盛，风俗美”。

三是明末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来华，打开了明代士人的视野。徐光启和利玛窦编译《几何原本》，王徵与瑞士传教士邓玉函编译《远西奇器图说》。士人阶层重道轻器的固有思维开始转变，实学思潮抬头。

明朝时的衣饰，专指这段时期的汉服，即明制汉服。明太祖朱元璋根据汉族的传统，“上承周汉，下取唐宋”，重新制定了服饰制度。

中后期更出现了前代未见的形制款式如立领，以及于一件衣服的显眼处大量使用钮扣。至清朝期间逐渐被禁止，但仍有少数款式和特征流传至今。近代至现代朝鲜族、琉球族、京族的民族服饰（韩服、琉装、越服）亦深受明朝服饰影响。

扩展资料

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

明代的贵妇多是穿红色大袖的袍子，一般妇女只能穿桃红、紫绿及一些浅淡的颜色。平日常穿的是短衫长裙，腰上系着绸带，裙子宽大，样式很多，像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等。

-明朝服饰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王安石《梅 》

梅花在中国有3000余年栽培历史，是极具观赏性和文化象征的植物。1929年，梅花曾被中华民国国民 确定为国花。自1980年代开始，一直有人积极推动定梅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花，还有许多地区把梅花定为市花、县花。

梅花在寒冬依然不屈地绽放，象征我们民族不屈不饶、顽强奋斗、不畏艰难的可贵品质。都在它身上得到很好地体现。我们古代就有诗人咏诗歌颂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也被认为是最有气节的花种。另外梅花虽然生长环境恶劣，但是依然快乐的绽放，表达了一种迎接希望的乐观的性格。

在山中，搭起帐篷，三面为实一面为虚，帐中设炭火，即可取暖又可温酒。在园内，设纸屏数扇，覆以平顶，四面设窗，尽可开闭。这么精细而又隆重的准备意欲何为？竟然是为了观赏梅花！在山中帐篷里，一边饮酒，一边赏梅；在园中纸屏里，将窗随花所开，尽情赏花。这是明代李渔在《闲情偶寄》描绘的明人早春赏梅的情景，爱梅如此投入，赏梅如此优雅，怎不叫今人惊羡？！

梅，在中国文人雅士的观赏花木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它与兰、竹、菊并称“花中四君子”，与松、竹并举为“岁寒三友”。在古人咏唱的梅中，大略有三种：杨梅、腊梅和梅，但严格地讲，岁寒三友指的是梅。古人对梅的认识，在《诗经》里已有许多表现。汉代时，汉武帝的上林苑已栽植有多种梅树。宋代时，街市上卖梅花，以梅插瓶养梅已是十分普遍。李渔讲：“若以次序定尊卑，则梅当王于花”，“以梅冠群芳，料舆情必协”，是有道理的。南宋《群芳备祖》、明代《群芳谱》、清康熙钦定《广群芳谱》，均推梅花为群花之首，民国时期的南京 ，曾定梅花为国花，在1987年上海举办的全国性传统名花评选中，梅花亦名列榜首。可见，梅花不仅为古代文人雅士最爱，也受到了古今人们的一致追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