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瓦利斯的理论主张

索菲·封·屈恩之死经常被看作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诞生的时刻。可是这样的过程并未那么简单地发生。死去的恋人的形象，在诺瓦利斯一些最重要的诗歌作品中，尤其是在《夜之颂歌》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且死和对死的克服，对于他而言，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题。然而在诺瓦利斯后期作品的思想与诗歌形象中阻遏我们的，却正是长期的内心成熟与发展过程的结果，其根由与其说在于一个尽管也还那么感人的、一时的短暂事件，倒不如说在于他经由众多思想涌入而造就的个性的深刻。 他对索菲的死，无论是在表面上还是在内心里都并非意外。最迟是自索菲返回格吕宁根起，尽管医生有不少乐观的表示，而对于她的复元的希望却根本上消失了。在精神上，对费希特哲学的分析使他获得了对自我之偶然的或个别的形式的相对性的悟解：你所真正喜爱的，必定为你所保有。虔信派教徒的信条和教义，从童年起就已非常熟悉，在对索菲疾苦的印象中在他内心里重新苏醒了，以致于当时给朋友施莱格尔留下了完全堕入并沉溺于“亨胡特化” 和“绝对狂热的幻想”的印象。因此，当诺瓦利斯在索菲死前几周就写下了这样近乎预言性的话语时，也就并不使人感到讶异了：我的想象增长，当我的希望下沉的时候——如果这希望完全沉落消逝，且除了界石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么我的想象将会达到足够的高度，以将我提升到我能找到在这里失去的一切之地。我已及早学会感受我困难的存在，或许这感受正是未来世界最初的生命意识。

然而当他随后真的面对死亡的决定性时，想象的魔力却暂时不听使唤了。他觉得一切都一下子枯死、凄凉荒芜、麻木无感觉、僵硬不动、呆滞石化了。他在书信中承认，暮气与衰颓将他包围了，有一处他谈到自己时说，他几乎要崩溃了，这并不是空洞的悲伤与哀悼之词 ，而是他内心状况的精确的表记。因为诺瓦利斯从不多愁善感，面对死亡也不而且越发不伤感。对坚强和一个目标的追寻探求至此在他有意识的生命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在索菲身上，在对新婚夜、婚姻和子孙（后代）的希望中，一个这样的生命中核似乎要展现了。然而他发觉自己又被推到一种漂浮的、孤寂的、未得谅解的存在之缺乏自信、不定心中去了。

当由他的索菲去世的消息引起的最初的、强烈的麻痹与瘫痪消失时，他逐渐企图在内心深处找到外部世界拒绝给予他的使命和规定。通向它的道路在他的哲学研究中被指了出来。与此同时，索菲死后一段时间内在诺瓦利斯身上所发生的，却是一个充满难以和解与统一起来的矛盾的过程。在1797年3月底给泰恩施泰特的卡萝莉内·尤斯特的一封长信中，表现出了随后那段时期他思想中相互交错的两个主要动机。一个动机脱胎于他再度孤寂和无望的悟解：要是我的哀伤成为温柔的火焰，它如此吞没我，使一阵微风将我化为一堆灰烬，那该多好。难道索菲不支持我的愿望吗？她的生命原来将我的心神的存在束集在一起——自从这思想逸遁，有机的部分就开始分离，并回复到它们的元素。他自己的死应要成为他自损的最明确、最纯粹的结果，并且追随索菲死去的决心，从此以后便如他的记录一般贯穿着他的思想。

另一个基本主题，与此形成使人惊奇的对照，是对索菲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见的当下的期望。在同一封信中写道：我获得了颠峰感悟：太一 ——坚定的希望，她不会消逝——这希望更会让我精神振作，似乎索菲能够且可以向我显现。我会多么幸福，当她偶尔向我显现——慰励我，使我振作——仅藉着无与伦比的、温柔而深情的一瞥。而他想从这希望中为自己汲取美妙的热情；索菲（于他）应成为永恒安宁、和洽、爱、善良、温柔和谦顺之灵魂,永恒的喜悦应赋予他的眼睛和额头以生气，他要成为一个真正崇高的人,一个能在自己内心里感知到使徒的身份之天职的人。这一主题，前面已经说过了，与殉情的想法紧密相连并且到底更是着眼于长存 的。而两者，死与圣徒之尊严，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于崇高人的概念之中，让·保罗在他的《看不见的包厢》中创造的概念，该书在1795年成了哈登贝格兄弟最喜爱的读物。这“崇高人”拥有“对于尘世的超拔，一切世俗行为之微不足道和我们心灵与我们位置之间之不成形或奇形怪状的感受，摆脱纷乱的灌木丛和我们脚边令人厌恶的诱饵的神情，向死之意愿以及凌于云端之上的目光” 。在他内心里存在这样一种力量，从更高的视点来观察和思考生命的力量，由此他将死纳入生命之内并从虚假的决定性之如此的克服中获得重要意义。从一个凌于云端之上的超验的[超越感官直觉的]领域的存在之知觉中产生的去向不可见的世界的使命，向上帝和人类所具有的极度崇高之亲切的接近，便因而成为变得孤独者一项新的、尽管还决不非常明晰的使命。 进一步的考验摆在面前。1797年4月14日，他的弟弟埃拉斯穆斯死于肺结核。此前两天，诺瓦利斯动身去了泰恩施泰特。如同索菲死前一样，他不堪忍受去作缓慢死亡的见证人。

诺瓦利斯未曾出席索菲的葬礼，直到复活节星期日才第一次去了格吕宁根公墓。他再次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和目标，在哲学研究中纠缠于死亡问题，沉溺于虔信派教徒的虔敬传统中——他正是在这传统中长大的。因此，人们可以想象，1797年这个复活节对他而言意味着何等深刻的震动。这之后的星期二，即四月十八日，他开始写日记，这在他那个时期是仅有的，不仅作为一个为了回答对于生命和死亡之意义的最后疑问的探索者的文献，同时也还作为冷酷无情的[毫无顾忌的]良知考察和对独特的感受纠缠关注的文献。他的记录持续了两个半月以上，直到他7月初从在泰恩施泰特和格吕宁根的逗留和在哈尔茨山区的一次旅行中最终又返回到魏森费尔斯。在每个日期的后面，他总是添补一个数字，指明那是索菲死后的第多少天——4月18日是第三十一天。

诺瓦利斯带着一位心理学实验者的精确性在其日记中所写下的，决没有仅仅局限于激动他心灵的东西。日常生活也映现其中，在尤斯特家和在格吕宁根的逗留，后来在哈尔茨的旅行，到父亲的陪同哈勒和德绍尔那里去。文学和哲学研究得到反映。首先，诺瓦利斯是在这段日子里第一次透彻缜密地深入分析了歌德的《威廉·迈斯特》 ，或许是为了写一篇评论，但同时也是为了从中汲取慰藉和增进健康。此外，也正是在这些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给他寄了一份用其兄奥古斯特·威廉的译本刚刚出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的样本。这一偶然事件奇特地触动了他。 罗密欧在被信以为真的朱丽叶的临终床前泣诉。诺瓦利斯在他的日记中写下：早上我长久地在植着蔷薇的墓旁与小卡萝莉内交谈。我再次看到了罗密欧——他浏览了爱德华·杨（Edward Young）的《关于生命、死亡和不朽的哀歌或夜思》，而且费希特和让·保罗的名字也再次出现在他的日记里。

惶恐不安、冷漠和冷酷与悦朗[此概念在诺瓦利斯的日记里联系于轻松愉快、安详从容、明亮爽朗、自由无拘、欢乐喜悦、幸福、泰然自若、审慎镇定、坚定有力、刚强等词汇。]在诺瓦利斯内心相互抵拒，他死去的未婚妻的形象便陷落和生长在这内心的矛盾冲突里，这形象本当成为一个新的目标、使徒身份之天职的榜样。他时常去索菲的墓地探望，采摘鲜花——把它们撒在坟墓上——我亲密地与她在一起。五月十三日：晚上我到索菲那里去。在那里我非常欢悦——闪现狂喜的瞬间——我吹去坟墓如我面前的尘土——数百年如一刻——她的临近可以感觉得到——我相信，她会一直走近。就在第二天：昨天晚上我在（索菲的）墓旁并经历了些许狂喜的时刻。

由于其中确然的转变后来在《夜之颂歌》第三首中重现，因而5月13日的记录在文学史上特别驰名。人们因之把这“墓边幻影”看作为诺瓦利斯的诗文创作指路的的原事件，但概观这段时期的生活档案，会发现这样一个断论相当成问题，完全不考虑在原文中出现一些与让·保罗《看不见的包厢》中的一段的相似之处，卡尔·封·哈登贝格在事前两天给兄长的一封信中援引过这一段 。主要是日记中其他地方也确实包含——如前面已提及的给卡萝莉内·尤斯特的那封信——索菲这样显现的迹象，在画像室、在靠背椅上和在墓旁。人们可以不怀疑这些幻象的真实和强度，也同样少地怀疑，这些幻象不是本能地，而是经过完全有意识的、有准备的心灵的努力而产生的，通过一再劝请，在其自身产生明确的从心所欲，如他在日记里对自己要求的那样。一切恳召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索菲的肉体形象于他越淡薄，把索菲作为理想形象的想法于他就越强固，这理想形象给了他今后生存一个中心和目标，如同对于在世的原型已经是很明确了的那样。早在4月14日，耶酥受难节，诺瓦利斯就写下了这样的悟解：她是最崇高和谐的、最理想完美的人物之一，在世间已经是且将永远是。最美好的人必然很象她。两个半月之后，作为最后记录之一，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一句：“救世主（指耶酥基督）和索菲”。这不是圣经格言，而是已接受他的未婚妻对他作为人间和天国（今世和来世）的中人 的角色的认识和悟解，这与根据宗教学说上帝为拯救人类而委托给耶酥的中间人的角色是可予以比较的。在近乎渎神的的自由迁徙中一个神话式的虚构的形象从逐渐消失的、尘世的人物形象中产生了。随着未婚妻形象之转变，诺瓦利斯先前殉情的决心也改变了。这改变在他记录中有所体现：在墓旁我忽然想到，通过我的死向人类展示一种至死的忠实——我似乎使这么一种爱于人类成为可能。他的死因而应当是示范性自然，真正的献祭,而“救世主与索菲”的注解于这鲜明中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双重含义。

这样，最初决心的明晰轮廓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并与其他早先的意愿和希望混合在一起。有些矛盾仍未消除，然而从“自索菲去世便包围我的无法形容的孤寂想法”中，负有传教士的职责和使徒身份的新存在的可能性向他显现了，这为他今后的生命与思想提供了方向。

不是。约翰·济慈(英文：John Keats，1795年10月31日—1821年2月23日)，19世纪初期英国诗人，浪漫派的主要成员。1815年就读于伦敦国王大学，1817年开始写作。1818年到1820年，先后完成《伊莎贝拉》《圣艾格尼丝之夜》《海壁朗》《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等作品。1821年2月23日，因肺结核病逝于意大利罗马，享年25岁。济慈与雪莱、拜伦齐名，被推崇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

珀西·比希·雪莱（英文原名：Percy Bysshe Shelley，公元1792年8月4日—公元1822年7月8日），英国浪漫主义民主诗人、作家，第一位社会主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改革家、柏拉图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

代表人物有贝多芬、罗伯特·舒曼、弗里德里克·肖邦、约翰·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等。

一、贝多芬

1、人物简介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出生于德国波恩，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欧洲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

贝多芬在父亲严厉苛刻的教育下度过了童年，造就了他倔强、敏感激动的性格。22岁开始终生定居于维也纳，创作于1803年至1804年间的《第三交响曲》标志着其创作进入成熟阶段。

此后20余年间，他数量众多的音乐作品通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宏伟气魄，将古典主义音乐推向高峰，并预示了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到来。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于维也纳去世，享年57岁。

2、代表作介绍

①、《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The Symphony No3 in E flat major，Op55，又名《英雄交响曲》），是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作于1804年的交响曲，作品55号。

交响曲第一乐章描绘了英雄在战斗中成长；第二乐章是葬礼进行曲，亦是贝多芬独创；第三乐章是谐谑曲；第四乐章是凯旋进行曲式的终曲。、

这首交响曲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革新精神，感情奔放，篇幅巨大，和声与节奏新颖自由。他在曲式结构上作了革新，如用一首庄严的葬礼进行曲作为第二乐章，用一首谐谑曲作为第三乐章，都是前所未有的。全曲宏伟壮阔。

②、《c小调第五交响曲》

《c小调第五交响曲》（Symphony No 5 in C minor, Op 67），又名命运交响曲（Fate Symphony），是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创作的交响曲，作品67号，完成于1807年末至1808年初。

《c小调第五交响曲》以音乐中的短—短—短—长节奏动机开场。据说，贝多芬曾将四个音的动机解释为“命运之神在敲门”。

它主导了第一乐章，并在整个交响曲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整首交响曲可以被看到是情感的发展，从c小调第一乐章的冲突与斗争，发展到c大调末乐章的胜利与喜悦。

最末乐章是全曲的最高潮，它比第一乐章在篇幅上更长、在声音上更有力。

二、罗伯特·舒曼

1、人物简介

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年6月8日—1856年7月29日），19世纪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

舒曼自小学习钢琴，7岁开始作曲。16岁遵母意进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19岁又进修钢琴，当听到帕格尼尼的演奏，他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放弃了法律的学习，专攻音乐。

后因手指受伤，遂转向作曲和音乐评论。1835-1844年，独自编辑《新音乐杂志》，并开始创作大量钢琴作品。1840年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1843年赴莱比锡音乐学院任教。

1844~1850年，移居德雷斯顿继续从事作曲和指挥。因精神疾病日趋严重1854年投河被救，两年后逝世于精神病院。

2、代表作介绍

①、《蝴蝶》

《蝴蝶》是舒曼最早的杰作，其特点是优美的散文形式。

全曲由一个六小节的序和十二段小曲组成，每段的标题是：《化装舞会》、《巴尔特》、《布尔特》、《假面》、《维娜》、《布尔特之舞》。

《交换假面》、《招供》、《愤怒》、《卸装》、《急忙》、《终场与踏上归途的兄弟们》。

②、《维也纳狂欢节》

《维也纳狂欢节》是舒曼所做的钢琴套曲作品号为Op26，题目本身就是一种抢救行动，一开始这部作品定名为《狂欢节：四个音符的玩笑》，舒曼最后将Op26题献给莫南德·席勒，他描绘它为“一首伟大的浪漫奏鸣曲”。

三、弗里德里克·肖邦

1、人物简介

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FFChopin，1810年—1849年），19世纪波兰作曲家、钢琴家。

1810年，肖邦出生于波兰；1817年开始创作；1818年登台演出；1822年至1829年在华沙国家音乐高等学校学习作曲和音乐理论。

1829年起以作曲家和钢琴家的身份在欧洲巡演。后因华沙起义失败而定居巴黎，从事教学和创作。1849年，肖邦因肺结核逝世于巴黎。

肖邦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是波兰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他的作品以波兰民间歌舞为基础，同时又深受巴赫影响，多以钢琴曲为主，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诗人”。

2、代表作介绍

①、《c小调革命练习曲》

肖邦的这首练习曲，表现了肖邦在华沙革命失败后内心的悲愤欲绝。

因此，被后人命名为“革命”练习曲。全曲激昂悲愤，深刻地反映了肖邦在华沙陷落、起义失败后的心情，那催人奋起的旋律，表现了波兰人民的呐喊与抗争。

②、《降E大调辉煌大圆舞曲》

降E大调大圆舞曲（Valse Brilliante, op18)是肖邦献给罗拉·波斯沃德**（Laura Horsford)的一首圆舞曲，是肖邦最著名的圆舞曲之一。此曲旋律轻快欢乐，颇受大众喜爱。

四、约翰·施特劳斯

1、人物简介

约翰·巴普蒂斯特·施特劳斯(Johann Baptist Strauss)，1804年3月14日出生在维也纳，与其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同名，故被称为老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Vater)或约翰施特劳斯一世(Johann Strauss I)以区别。

他的祖父名叫约翰·迈克尔·施特劳斯（1727 - 1800），是一名皈依了天主教的犹太人，原来住在利俄波德斯塔特（Leopoldstadt），也在多瑙河沿岸，离维也纳不算太远。

他的父亲叫弗郎茨·博尔加斯·施特劳斯（Franz Borgias Strauss, 1764年10月10日——1816年4月5日），会拉小提琴。

母亲叫芭芭拉·多曼（Barbara Dollmann, 1770年12月3日——1811年8月28日），后来他们全家迁居到维也纳，老约翰·施特劳斯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学小提琴，后来从师维也纳歌剧院提琴手伊格拉茨·冯·惠利。

1817年以后，他在米夏爱尔·潘配领导的流行舞蹈乐队里拉中提琴。1819年，他又到约瑟夫·兰纳的维也纳圆舞曲乐队里拉琴，有时担任指挥。

1825年，他和玛丽亚·安娜·施特赖姆结了婚，生了三个儿子，这时，他离开了兰纳，自己组了一个乐队，并为这些乐队写了不少乐曲。

1849年9月25日，老约翰·施特劳斯在维也纳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2、代表作介绍

①、《拉德斯基进行曲》

拉德斯基进行曲，管弦乐曲，奥地利作曲家老约翰·施特劳斯作于1848年。是老约翰最著名的代表作，经常作为通俗的管弦乐音乐会的最后一首曲目。

每年著名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总是以这首曲子作为结束曲，并已成为一种传统。

五、柴可夫斯基

1、人物简介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俄文：Пётр Иль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英文：Pyotr Ilyich Tchaikovsky，又译为柴科夫斯基，1840年5月7日—1893年11月6日）。

十九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和“旋律大师”。

柴可夫斯基1840年5月7日生于矿山工程师兼官办冶金工厂厂长家庭。1859年毕业于圣彼得堡法律学校，在司法部任职。

1861年入俄罗斯音乐协会音乐学习班（次年改建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1863年辞去司法部职务，献身音乐事业。

1865年毕业后，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同时积极创作，第一批作品问世。受富孀梅克夫人资助，1877年辞去教学工作专事创作。

1878-1885年间曾多次去西欧各国及美国旅行、演出。1893年6月荣获英国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同年10月底在彼得堡指挥《6号悲怆交响曲》首次演出后不久即去世。

2、代表作介绍

①、《悲怆交响曲》

《悲怆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是柴科夫斯基作品中最著名、最杰出的乐曲之一，也是古今交响曲中第一流的精品。

大约在1893年八月末至九月间完成，为作者的代表作。柴科夫斯基自认为这部交响曲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作品，也是他最得意的杰作。

本曲首演于同年的十月二十八日，六天之后，作者不幸染上霍乱（另有一说为柴科夫斯基因同性恋被判死刑，服毒自杀），与世长辞。本曲终成为柴科夫斯基的“天鹅之歌”。

——浪漫主义音乐

弗利得利克·肖邦(1810一1849)生于华沙的近郊热里亚佐瓦·沃利亚。他的父亲尼古拉·肖邦原是法国人，后迁波兰，曾参加过1794年波兰民族英雄柯斯秋什科(1746—1817)领导的反抗侵略者的起义。起义失败后流落华沙，靠教学等工作度日。后来，他又在家中开设了一所寄宿学校。从此，他就不再参与政事，只求平安地生活下去。但是，他和华沙的文化界人士保持有较密切的来往，这对小肖邦的思想成长是有影响的。

肖邦从小就显示出特殊的音乐才能，不仅能弹钢琴，并能作曲。七岁时，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首作品——g小调波兰舞曲。八岁时，他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演奏。从此，肖邦就以钢琴演奏"神童"的身分，经常被华沙的贵族邀请去演奏，一时成为贵族沙龙中的宠儿。1825年，前来华沙参加波兰议会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出席了肖邦的一次演奏会，还赐给了肖邦一枚钻石戒指。肖邦童年、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和他此后的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肖邦在少年时代，还接触到波兰城乡的民间音乐以及不少波兰爱国人士的进步思想。1826年起，肖邦正式成为音乐学院的学生，与不少思想进步的师生交往。这些年里，肖郑经常去乡间度假。他欣赏祖国的自然风光，倾听农民的歌唱、奏乐，参加乡村的舞会和婚礼。祖国的文化、民族民间的音乐，就像种子一样，播种在肖邦的心田里。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的波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民族。1772、1793、179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个强国对弱小的波兰进行了三次瓜分。他们瓜分波兰的领土，奴役波兰的人民，还想扼杀波兰人民的民族意识，以 使他们能长久地统治下去。可是，正如一首波兰爱国歌曲所唱的："波兰不会灭亡！"波兰人民始终坚持着不屈不挠的爱国斗争。十九世纪上半叶波兰进步的、民族的浪漫主义文艺，对这个斗争 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波兰涌现出一批爱国的思想家和文艺家。他们主张文艺要有鲜明的民族特性，要有热爱人民和自由的思想内容，要有丰富的情感色彩。这些思想对肖邦有着深远的影响。肖邦的朋友、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在给肖邦的信中写道："你只要经常记着，民族性，民族性，最后还是民族性正象波兰有祖国的大自然一样，也有祖国的旋律。高山、森林、河流、草地都有自己内在的、祖国的音响，虽然并不是每一颗心都能听到它的声音。"他一再嘱咐肖邦，要"为了人民，通过人民！" 肖邦的老师埃尔斯纳也对肖邦说："你是天才，为人民而写作吧， 要写得有通俗性、民族性。"这一切，给肖邦以后的思想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它不仅打击了欧洲反动"神圣同盟"的封建统治，也对欧洲各国的革命起了推动作用。这时，波兰的爱国力量又重新振奋起来，秘密的爱国组织也活跃起来。他们不顾反动当局的逮捕、镇压，酝酿着新的起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肖邦的亲人、老师和朋友们敦促着肖邦出国去深造，并通过他的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获取荣誉。为此，肖邦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爱国心使他想留下；事业心又使他想离去。他写道：“我还在这里，我不能决定启程的日子。我觉得，我离开华沙就永远不会再回到故乡了。我深信，我要和故乡永别。啊，要死在不是出生的地方是多么可悲的事！” 离别的痛苦、永别的预感折磨着他，但是，亲友们的勉励、嘱咐和期望又鼓舞着他，使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国外用艺术来歌颂祖国和自己的民族，为此他又感到激动。他写道："我愿意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情感所激发的声音，使我的作品(至少一部分)能作为约翰(指十七世纪的波兰围王约翰三世索比埃斯基。他曾击败了土耳其侵略者，收复了祖国的疆土，并将土耳其人逐出维也纳和匈牙利，名震欧洲。)的部队所唱的战歌。战歌已绝响，但它们的回声仍将荡漾在多瑙河两岸。

1830年11月2日，萧瑟的寒风增添了华沙的秋意，更增添了离别时的痛苦。送别的友人以这样的话语叮咛着即将离去的肖邦：

"不论你在哪里逗留、流浪，愿你永不将祖国遗忘，绝不停止对祖国的热爱，以一颗温暖、忠诚的心脏。"

肖邦接受了友人们赠送的一只满盛祖国泥土的银杯，它象征着祖国将永远在异邦伴随着他。更使肖邦感动的是，当亲友送行到华沙郊外——肖邦的出生地沃利亚时，他的老师埃尔斯纳和华沙音乐学院的一些同学们，竟已等候在那里，并演唱了埃尔斯纳特地为送别肖邦写的一首合唱曲：

“你的才能从我们的国土中生长，愿它到处充分发扬， 通过你乐艺的音响，通过我们的玛祖别克、克拉可维亚克（波兰民间舞曲）显示你祖国的荣光。”

这样的送别场面，这样激动人心的词句，使肖邦百感交集，在登上旅途时不禁失声痛哭。

肖邦离国几周以后，华沙就爆发了起义，并获得了成功。据说肖邦听到华沙起义的消息时，心情无比激动，曾拟回国，是他的挚友梯图士苦功他不要回去。当梯图士出发回国参加起义后，肖曾雇了一辆驿车追赶，准备和他一起回国，结果因未能赶上而返回维也纳。这时，肖郑在给华沙的友人马图申斯基的信中写道："为什么我不能相你们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当一名鼓手！！！"

1830年11月的华沙起义，一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赶跑了俄国侵略军，建立了波兰自己的政权。波兰人民的这一英雄业绩，震撼了整个欧洲，是欧洲革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可是，在取得胜利后不到一年，就由于波兰大贵族的背叛，使起义的成果被断送。俄国侵略军又重新攻陷了华沙，华沙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又是在一个寒风萧瑟的日子，肖邦在去巴黎的旅途中，听到了华沙重新陷落的消息。这时，他义愤填膺、悲痛欲绝。在写给梯图士 的信中，他表示了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啊，上帝啊，你是存在的！存在而不给他们报应！你不管莫斯科佬的罪行，或者，或者你自己就是莫斯科佬！我可怜的父亲！我高尚的父亲，可能他在挨饿，他也没有钱给母亲买面包！妹妹也许遭受放肆的莫斯科败类的狂暴蹂躏！帕斯凯维奇（帕斯凯维奇是攻陷华沙的俄国统帅。），这条莫墓列夫的母狗，占领了欧洲那些头等君主国的驻节地！？莫斯科佬将成为世界的统洽者啊！为什么我连一个莫斯科佬都不能杀啊！"尽管肖邦 的父亲一再劝告他不要抛弃俄国"国籍"（当时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居民均属"俄国籍")，可是肖邦在维也纳始终不去把他的俄国护照延期，而甘愿放弃"俄国籍"，当一名"无国籍"的波兰流亡者。 同时，肖邦在维也纳也没有动用俄国占领华沙的反动头子康斯坦丁大公写给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的介绍信，从此和俄国统治者彻底划清了界限。以华沙起义为标志的波兰民族独立运动，好比是一所爱国主义的大学校，造就了无数波兰的民族战士，也哺育了一批波 兰的民族艾艺家。刚离开华沙时，二十岁的肖邦还相当幼稚，可是，华沙起义以后的．二十一岁的肖邦，已被祖国的灾难磨练得坚强起来了。他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也变得更强烈了。

1831年肖邦到达巴黎的时候，法国正处于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时期，王朝代表的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金钱统治着社会的一切。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巴黎，尽管在文化艺术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成为全欧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可是，正如肖邦在巴黎时所说的："这里有最辉煌的奢侈。有最下等的卑污，有最伟大的慈悲、有最大的罪恶;每一个行动和言语都和花柳有关;喊声、叫嚣、隆隆声和污秽多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使你在这个天堂里成为茫然不知所措，也就是说谁也不过问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为了在巴黎站稳脚跟，肖邦和上层社会的人士交往。环境决定了他"非生活在这个圈子里不可。"1833年初，肖邦在给多·泽瓦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已经进入最上层的社会，与大使、公爵、部长交往，因为据说高尚的趣味是从这里出发的；假如有人在英国或奥地利大使馆听过你，你马上就有更大的才能了；假使沃德蒙公爵夫人庇沪你，你马上就弹奏得更好。" 由此可见，肖邦在巴黎尽管假快打开了局面、获得了成功，但他是不满意的。上层社会的奢华和虚假，无法安慰一位满怀亡国之 恨的流亡者那痛苦的心灵。1832年底，他写了一封信给巴黎的优美艺术部长："一个不能再忍受祖国的悲惨命运而来到巴黎已将近一年的波兰人——这是我向阁下作自我介绍所能使用的全部头衔——恭顺地向您请求把音乐学院大厅供他一月二十日举行音乐会用"。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肖邦在巴黎的身分和他的心情。和上层人物交往，日益使他感受到"假发所掩盖的是巨大的空虚。" 唯有和波兰侨胞在一起，他才感到亲切。他热情无私地帮助流亡的波兰同胞，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交谈、回忆，并为他们不知疲倦地演奏。1836年，被称为"波兰的帕格尼尼"（帕格尼尼是当时意大利最杰出的小提琴家，名扬全欧。）的小提琴家里平斯基要来巴黎演出时，肖邦积极地为他进行筹备，唯一的要求是要他为波兰侨民开一场音乐会。最初里平斯基表示同意，后来却又拒绝了，因为他不久要去俄国演出，如果他在巴黎为波兰侨民演奏，会引起俄国人的反感。这佯的"理由"激怒了肖邦，他愤然断绝了与里平斯基的友谊。1837年，俄国驻法大使以沙皇宫庭的名义拉拢肖邦，要他接受"俄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和称号，并表示这是由于肖邦并未参加1830年的华沙起义。肖邦断然加以拒绝，并义正词产地答复道："虽然我没有参加1830年的革命， 因为当时我还太年轻，但是我的心是同那些革命者在一起的。" 这坚定的回答、傲岸的蔑视，给了北方的暴君一记响亮的耳光。 从这一系列表现可以看出：肖邦没有辜负亲友和老师的期望和嘱咐，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忠于祖国的心。

肖邦很快在巴黎成名了。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演奏和钢琴教学，赢得了人们高度的尊重。在巴黎，"娱乐变成了放荡，这里金子．龌龊和血腥是混在一起的"。尽管肖邦对巴黎的上层社会有所反感，但他的活动大多局限于上层的沙龙，加上他自己也逐渐地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这对他的思想意识也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局制，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革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这和他历来与不少波兰贵族及其子弟关系较密切也有联系。1831年华沙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的波兰人有几千名，其中三分之二在法国，大多是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从政治上 说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保守派和民主派。保守派倾向于君主立宪制，而并不热心于社会改革；民主派则主张立即解放农民，反对专制制度。对于在巴黎的波兰民主派人士，肖邦一个也不认识。从思想观点上看，肖邦更多地倾同于保守派。所以，对于1830年 和1848年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肖邦表现得相当冷淡。 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阶级局限性在肖邦身上的反映。

肖邦从此一直定居在巴黎，只偶尔去外地旅行。1835年，他曾去德国的卡尔士巴德与父母短暂地相会过一次。同年在德累斯顿认识了波兰贵族沃德津斯基的女儿玛丽亚，和她发生了恋爱。 次年，肖邦向她求婚，但由于肖邦不是贵族，只是"一个音乐家"， 不门当户对，而遭到玛利亚父亲的拒绝。1836年底，肖邦认识了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约一年后，他们就同居了，一直到1847年才决裂分手。肖邦经常和聚集在巴黎的各国著名的文艺家交往， 如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法国文学家雨果、巴尔扎克，德国诗人海涅，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等。这些文艺家们尽管各人的风格、个性往往不一致，但他们彼此的交往，使互相间在思想和创作上有所启发，这对肖邦的精神生活是一种慰籍。可是，肖邦后半生在巴黎度过的岁月，仍然充满难以排遣的孤寂感。他乡作客、举目无亲的感受，始终使他悲郁不已。从三十年代中起，肖邦经常患病，身体相当衰弱。举行公开的音乐会，尽管可以带来金钱和荣誉，肖邦却并不喜欢。他最大的愉快还是和波兰同胞在一起。他说："就象不能拒绝给病人服药一样，我从不拒绝给密茨凯维文和诺尔维德弹琴，无论他们当中哪一个人来， 我都会坐下来弹琴，有时始终连一句话也不说。我的音乐不止一次引起他们流泪，这眼泪难道不是民族艺术家最高的十字架(意即报酬)吗"1841年，肖邦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是否仍然会回祖国呢？！或者是完全疯狂了？！我并不替密茨凯维文和索邦斯基担心——这是一些坚强的脑袋，这些脑袋再经过几次流亡侨居的生活也不会失去理智和力量。"从这些话中间可以看出肖邦作为一个"自愿的政治流亡者"在异国的苦楚。但是，他宁愿蒙受这苦楚，也不情愿回波兰去当异族统治下的"顺民"。

1848年，他应邀去英国和苏格兰访问演出，尽管受到热烈欢迎，但他非常反感"英国人评价什么都用英磅，他们喜欢艺术只是因为它是奢多品。"他在英国时这样写道："在我心里，已经什么也不想做了，我的心里觉得忧愁，可是我麻醉自己，我感得到一种沉闷的苦痛，我早已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快乐了。 我根本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简直只象植物一祥地活着，耐性地等待着自己的完结。"肖邦的最后几年就这样完成了他个人悲剧的终结。可是，对于祖国，对于未来的祖国复兴，肖邦始终念念不忘。1846年波兰爆发了克拉科夫起义，失败后，加里西亚又发生了农民起义。这些事件曾激起肖邦的热情，他在信中欢呼道："克拉科夫的事情进行得极好"；"加里西亚的农民给沃伦和波多尔农民做出了榜样;可怕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但到最后，波兰将是一个强盛、美好的波兰，总之，波兰。"1848年3月，波兹南公国起义，4月即遭到普鲁士的镇压。肖邦对此也表示了极大的惋惜： "我知道了关于波兹南公国全部可怕的消息。除了不幸，就是不幸。我已经万念俱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对祖国未 来的热情憧憬，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始终不渝的热爱。正是这热爱使肖邦说出了他的遗愿："我知道，帕斯凯维奇决不允许把我的遗体运回华沙，那末，至少把我的心脏运回去吧。"1849年，肖邦逝世后，他的遗体按他的嘱咐埋在巴黎的彼尔·拉什兹墓地，紧靠着他最敬爱的作曲家见利尼的墓旁。那只从华沙带来的银杯中的祖国泥土，被撒在他的墓地上。肖邦的心脏则运回到了他一心向往的祖国，埋葬在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中。

肖邦的创作

肖邦的创作和他的时代、社会背景以及个人思想、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肖邦的创作生涯延续了三十余年(1817—1849)，可分为两大时期:①华沙时期(1830年前)；②巴黎时期（1831 —1849)。

肖邦在华沙度过的二十个年头，总的说来，是愉快、开朗的。 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情绪的基调是乐观的，但思想深度却是有限的。尽管在这一时期内，肖邦已写下了两首钢琴协奏曲、一些练习曲以及一些玛祖卡舞曲等优秀的作品，但是，华沙时期的作品毕竟不可能超越一个尚未经历生活风霜的考验、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的思想局限。清新、明快固然是肖邦华沙时期大多数作品的基调，但从有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出过于华丽，甚至纤弱 矫饰的特点，看出受当时欧洲沙龙乐风以及波兰贵族气息影响的痕迹。1829年，肖邦在维也纳演出后就曾写信说："大家说这里的贵族喜欢我。"但是，肖邦的早期创作中极其可贵的一点是：很早已显示出波兰的民族特色。各种民间舞蹈的体裁、节奏，以及风俗生活的意境、情致，使他的作品非常生动、感人。如d小调波兰舞曲(Op71 Nrl)以及a小调玛祖卡舞曲(Op．17 Nr4，《小犹太》）等。肖邦一生中写的第一首作品是波兰舞曲(1817)， 写的最后一首作品是富有波兰民间色彩的玛祖卡舞曲(1849年)。 这象征着肖邦的一生是一个波兰民族作曲家的一生，是和波兰人民、波兰土壤息息相连的一生。肖邦很少直接采用民歌旋律作曲，而是按波兰民族民间音乐的性格、音调，自己去进行创造。他的音乐既具有强烈的波兰风格，也富有个人独创的特性;既 与民间音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是经过精心加工和艺术提高的。

1830年至1831年华沙起义的成功、失败，不仅决定了肖邦一生中的重大转变，促使肖邦的思想走同成熟，并且也是他创作前期与后期的分水岭，这前后的区别显得如此巨大，甚至仿佛判若二人。从此，肖邦的作品的思想性更高了，情感更深刻了，气势更宏大了。他的作品从具有抒情音诗的特点演变为具有民族史诗式的特点。在华沙起义直接影响下产生的c小调练习曲、a小调及 d小调前奏曲标志着这一骤变的发生。在巴黎陆续写成的第一谐谑曲、第一叙事曲等宏伟的史诗性乐曲，也充分显示整个风格的变化。

肖邦在巴黎的创作很快进入了成熟期。此后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范畴，一个与祖国兴亡或个人对祖国的缅怀、思念、憧憬有联系，一个则更多反映肖邦在巴黎的生活感受和情致。从乐曲的风格来说，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宏伟的、富有戏剧性；一类是充满诗意的、抒情的。不少资产阶级的评论家只看到或只强调肖邦抒情、细腻的一面，甚至把肖邦称作"沙龙作曲家"、"病室作曲家"，这是一种歪曲。肖邦尽管身体虚弱，钢琴演奏以细腻、含蓄著称，但他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情感天地之广阔、宏大，确实只有一位民族战士才能具有的。正是时代的激流、民族的悲剧和生活的冲突，使肖邦的作品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气势。但这宏大并不 妨碍肖邦音乐的细腻，强烈的戏剧性和优美的抒情性，在他的作品中是对立而统一的。例如升c小调夜曲(Op27 Nrl)强烈的中段和宁静的首尾段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二叙事曲中反复交替出现音乐形象截然不同的两段。而这些对比完全受内容表现所决定 的，是有机整体发展，演奏的结果，而绝不是纯形式地为对比而对比。

肖邦最后几年的创作中，虽然也还有个别作品具有昂扬的情绪，如《幻想波兰舞曲》(0p61)，但更多的却具有一种仿佛与世无争的情绪。这在他以往的创作中是少有的，不能不说这是生活意志衰退、悲观情绪有所滋长的结果。从数量上说，最后几年的作品写得很少，这和肖邦当时的体力衰弱、心情忧郁有关。

肖邦的作品几乎全是钢琴曲。尽管他的老师埃尔斯纳等曾一再鼓励他从事民族歌剧的创作，但是肖邦很清楚自己的所长和所短，始终局限于钢琴创作。创作范围的局限丝毫不影响尚邦作为作曲家的伟大。他在钢琴音乐的领域内，不仅写下了大量杰出的作品，并且对钢琴音乐、乃至整个音乐创作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作品继承、发扬了欧洲十八、十九世纪初古典音乐的传统，大大地丰富了欧洲十九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音乐的天地，并对十九世纪下半叶浪漫主义音乐的继续发展、各民族乐派的兴起，以及此后整个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包括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印象主义音乐等)，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他的充满独创性的作品中常富有宽广如歌、感人至深的旋律，和声色彩丰富而极有表现力，节奏生动，并常与波兰民间音乐、舞蹈有密切的联系，在形式体裁上也是多样的，同样具有高度创造性。

肖邦，波兰作曲家、钢琴家。1810年3月1日出生于华沙郊区热拉佐瓦沃拉。父亲原籍法国，母亲是波兰人。他是个异常早熟的孩子枣六岁就写诗枣他的音乐天才很快就证明他注定成为“莫扎特的后来人”。九岁时，在音乐会上公开演奏，散场后，他更关心的好象是他的衣领，而不是他超常的演奏技巧，他对母亲说：“所有的人都在看我的衣领，妈妈。”

中学毕业后进入华沙音乐学院学习，同时开始了早期创作活动。1830年以后他到巴黎定居，在那里度过了后半生。从此肖邦永远未能回国。当时，正值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反对外国奴役、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斗争对青年肖邦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培育了他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

1837年他严词拒绝了沙俄授予他的“俄国皇帝陛下的首席钢琴家”的职位。舒曼称他的音乐象“藏在花丛中的一门大炮”。肖邦向全世界宣告“波兰不会灭亡”，足见他拳拳爱国之心。他晚年生活孤寂，痛苦地自称是“远离母亲的波兰孤儿”。从1846年起，肖邦的创作开始出现衰退的趋势。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波兰民族运动的几次挫折对他打击很大；另一方面同文学家乔治·桑的爱情破裂以及身体衰弱，大大影响了他的创作热情，身体健康每况愈下。1849年10月17日逝世于巴黎寓所，他临终时嘱咐亲人死后将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枣波兰。

肖邦的创作生涯，以1830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华沙时期与巴黎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他完成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二钢琴协奏曲》。在后半生的巴黎时期，他有与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相联系的英雄性作品《第一叙事诗》、《降A大调波兰舞曲》，有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英雄性作品《革命练习曲》、《b小调谐谑曲》，有哀痛祖国命运的悲剧性作品《降b小调奏鸣曲》，还有不少的幻想曲与小夜曲。

当他1831年9月初赴巴黎时得知起义遭沙俄镇压、华沙陷落的噩耗，精神受到强烈震动。《c小调练习曲》（别称《革命练习曲》，1831）、《d小调前奏曲》（1831），即是这时完成的。激愤、悲痛之情同严整洗练的艺术形式之间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成为肖邦早期音乐创作中的杰作。巴黎时期是肖邦思想艺术高度成熟、创作全盛的时期。深刻的民族内容、富于独创性的艺术形式和音乐风格，使其创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肖邦在全部生涯中只开了三十次音乐会就建立了一种传奇式的荣誉，这在钢琴演奏史上别无他例。肖邦尊重并继承古典音乐传统，但他的琴艺具有独特的风格。特别是在他的玛祖卡和波罗奈兹舞曲中，创造性地运用民族民间调式、和声和特性节奏，显示出一个道地的“玛祖尔人”对民族性格、风格、情趣及对艺术语言的熟悉和理解。

肖邦是十九世纪欧洲乐坛上的一颗明星。他那些诗意浓郁、充满着震憾人心的抒情性和戏剧性力量的不朽作品，代表着“黄金时代”的浪漫主义音乐。同时，他的创作又具有强烈的波兰民族气质和情感内容，在欧洲音乐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一方面以欧洲浪漫主义音乐家的杰出代表著称，另一方面以欧洲十九世纪民族乐派的奠基人载入史册。肖邦之所以伟大，也正因为他把浪漫主义的时代风格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内容紧密地融合在音乐作品中。

李斯特谈萧邦

肖邦 [匈]李斯特

我们要谈的一位大音乐家，远在他死以前，痛苦就把他折磨坏了；无论他的一部分作品怎样受欢迎我可以预言：二十五年或三十年以后，他的作品一定可以获得比现在更加深刻的评价。将来的音乐史家们一定会给这位在音乐中表现出稀有的旋律天才的人，给在节奏领域里作了奇迹般发明的人，给非常巧妙地和非常卓绝地扩大了和声织体的人以一定的地位；将来的音乐史家一定会公平地对待他的成绩：把他的成就看得比那些为管弦乐队所演奏的、为歌剧首席女演员所演唱的许多大型作品要重要得多。

肖邦的天才是相当深刻的、崇高的，然而主要的是——他的天才的丰富程度足以使他马上在管弦乐的广大领域内占据一个应有的地位。他的乐思的伟大、完美、丰富的程度足以填满豪华的管弦乐法的一切环节。有些书呆子责备肖邦的音乐中缺乏复调音乐的因素，但是我认为肖邦完全可以付之一笑。

证明一个艺术家是否天才，当然不是看他是否是否使用了某些艺术效果。艺术家的天才表现在使他不自禁地歌唱的感情里；崇高是天才的尺度。天才最后用情感和形式的完全统一来表现自己，情感和形式的统一程度要彼此不能分开，互为表里，这一个就是另一个发出来的光。肖邦的最美妙的、卓绝的作品都很容易改编为管弦乐，这就充分证明了：他可以不费力地把自己的最美妙的充满灵感的的构思用管弦乐队表现出来。如果他从来不用交响乐音乐来表现自己的构思，那只是因为他不愿意而已。他对自己所采用的形式具有明确的用意，他所用的形式是最符合他的感情的；他对于自己所采用的形式所具有的意识——是一切艺术中天才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肖邦不爱好管弦乐队的轰鸣巨响，他满足于把自己的构思完全体现在钢琴的象牙键盘上。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丝毫没有丧失表现力。任何认真研究和分析肖邦创作的人，都不能不在其中发现最高度的美、完全新颖的感情、新奇而巧妙的和声织体。他的大胆的尝试都有所根据，丰富、甚至过于丰富，并不会破坏乐曲的明晰，独特也不致流于古怪，修饰的细致是合乎法则的，装饰的华丽不致成为优美的主要轮廓的累赘。他的许多优秀的创作富于巧妙的配合，这些配合可以说在音乐风格的掌握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完全由于肖邦的功劳，我们才学会了用比较宽广的形式安排和弦，才学会了用精致的半音进行和等音进行，才学会了运用小的“装饰”音群，这些装饰音群好像闪烁者虹彩的露珠，一滴滴地落在旋律上。他常赋予这样的装饰以人声所不可能达到的突然性和多样性，而这种装饰以前都是刻板的、单调地把人声照样搬到钢琴上来。他发明了惊人的和声的模进，这使那些在题材上看来轻松的、不可能希望有这么重大意义的篇幅都带上严肃性。

肖邦的作品的普及和受人欢迎，是由于在他的作品里充满了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浪漫主义的、富于个性的、是作者固有的感情。他的这种感情，不只使他的祖国引起热烈的反响，而且就是一切体验过流放的灾难和爱情的人也都会产生共鸣。

肖邦作品官方目录

每首作品的调性和作曲年代信息

雪莱、拜伦、济慈、威廉·布莱克、威廉·华兹华斯

1、珀西·比希·雪莱，英国浪漫主义民主诗人、作家，第一位社会主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散文随笔和政论作家、改革家、柏拉图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颇深。

雪莱生于英格兰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沃恩汉，12岁进入伊顿公学；1810年进入牛津大学；1811年3月25日由于散发《无神论的必然》，入学不足一年就被牛津大学开除；1813年11月完成叙事长诗《麦布女王》；1818年至1819年完成了两部重要的长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倩契》，以及《西风颂》；1822年7月8日逝世。

2、约翰·济慈，19世纪初期英国诗人，浪漫派的主要成员。1815年就读于伦敦国王大学，1817年开始写作。1818年到1820年，先后完成《伊莎贝拉》《圣艾格尼丝之夜》《海壁朗》《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等作品。1821年2月23日，因肺结核病逝于意大利罗马，享年25岁。济慈与雪莱、拜伦齐名，被推崇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

3、乔治·戈登·拜伦、，是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并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积极而勇敢地投身革命——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之一。拜伦女儿阿达·洛芙莱斯是计算机程序的创始人。

4、威廉·布莱克：英国诗人、画家、雕版师，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尤其是诗歌，生前大多籍籍无名，多年以后才得到广泛传诵。他在1789年自创了一套印刷技术，尝试把诗歌与绘画融合，并完成多篇杰作，包括《天堂与地狱的婚姻》《耶路撒冷》和《天真与经验之歌》等。

5、威廉·华兹华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魁首，生于律师之家，幼丧父母，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写景抒情诗，曾与柯勒律治合作发表《抒情歌谣集》。1843年被封为桂冠诗人。名篇主要有《我们是七个》《水仙》《致杜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