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要求文学承载宗教内容和政治意识形态。于中世纪末期,全球文学界刮起了一股反对并唾弃三伪文学的风暴。英国文学便是这场反三伪文学的始作俑者。因为这场反三伪文学的风暴,文学才作为与美术音乐等相当的艺术形式独立出来。至今,反三伪文学仍是世界文学的主流。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浪漫主义内部思想精神复杂,有柯勒律治的浪漫的超自然主义、华兹华斯的英国国教的正统主义、雪莱的无神论的精神主义、拜伦的革命的自由主义、司各特的对以往时代的缅怀,等等。但英国的浪漫主义还是有着鲜明的英国气质,即“自然主义”。
连那些对这种情感方式抱反感的人对它也不得不考虑,而且他们受它的影响常常超过自知的程度以上。浪漫主义观点乃是我们眼下要涉及的一段时期中大部分哲学思想的文化背景。
浪漫主义运动在初期跟哲学并不相干,不过很快就和哲学有了关系。通过卢梭,这运动自始便和政治是连在一起的。到卢梭时代,许多人对安全已经厌倦,已经开始向往刺激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让他们把刺激足足尝个饱。当1815年政治界回归平静的时候,这又是那么死气沉沉、那么僵硬刻板、与一切蓬勃生活那么敌对的一种平静,只有丧魂落魄的保守派耐得住。因此,像太阳王治下的法国与法国大革命时代前的英国特有的那种在思想上默认现状不存在了。
十九世纪时对神圣同盟体制的反抗分两种。一方面,有既是资本家的又是无产阶级的工业主义对君主制和贵族政治的反抗;这种反抗几乎完全没沾到浪漫主义,而且在许多方面又返回十八世纪。这种运动以哲学上的急进派、自由贸易运动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为代表。与此完全不同的是浪漫主义的反抗,它有的地方是反动的,有的地方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不追求和平与安静,但求有朝气而热情的个人生活。他们对工业主义毫无好感,因为它是丑恶的,因为苦心敛财这件事他们觉得与不朽人物是不相称的,因为近代经济组织的发展妨害了个人自由。在革命后的时代,他们通过民族主义逐渐进到政治里:他们感觉每个民族有一个团体魂,只要国家的疆界和民族的界限不一样,团体魂就不可能自由。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是最有声势的革命原则,大部分浪漫主义者热烈支持它。
但是,我们必须先按它的最根本的形式来考察它,即作为对一般公认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的反抗来考察,然后才能了解它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影响。
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不满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发展,具有愤世嫉俗、归隐自然的倾向。18世纪中后期的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年-1796年)和威廉·布莱克(1757年-1827年7)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们在英语诗歌文体和语言上做出了很多可贵的尝试。彭斯从苏格兰民歌中吸取养料,其《苏格兰方言诗集》擅长抒情和讽刺,语言通俗;布莱克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则具有象征意义和神秘色彩,在20世纪大放异彩,影响了整个现代英诗。
然而,英国浪漫主义第一批真正的大师则是被称为“湖畔派”的三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年-1850年)是湖畔派诗人中成就最高者,他与“湖畔派”另一诗人萨缪尔·柯勒律治(1772年-1834年)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大部分为华兹华斯所做,而柯勒律治的名诗《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亦收入其中,充满幻觉和奇谲的意象。然而华兹华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则是长诗《序曲》。骚塞的诗歌极富古之幽情,与世俗格格不入。湖畔派三位诗人均蛰居于英国西北湖区,缅怀中世纪和宗法式的乡村生活,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温婉清丽的代表。
乔治·拜伦(1788年-1824年)和雪莱(1792年-1822年)两位诗人将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他们和湖畔派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品更具战斗意识和政治倾向。雪莱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通过神话描写被压迫的人民的苦难和暴君的必然下场,预言革命一定会到来。他的短诗《西风颂》、《致云雀》等音韵铿锵,更有“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等名句传世。拜伦是19世纪上半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游历各地,其诗作充满异域情调。代表作《唐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深入骨髓的检阅,发人深省。在欧洲,拜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把孤独、悲壮、崇尚个人式反抗的浪漫主义者形象称为“拜伦式英雄”。拜伦晚年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最终因伤寒而死于希腊战场。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包括约翰·济慈(1795年-1821年)。他的创作生涯只有5年,却写出了著名的抒情诗《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沉醉于古代世界田园牧歌的美景之中。瓦尔特·司各特(1771年-1823年)以创作小说为主,《艾凡赫》以12世纪的英国为背景,塑造绿林英雄罗宾汉的形象,他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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