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与欧洲浪漫文学主义有何不同

你可以比较一下，中国浪漫主义的源头是屈原的《离骚》，而外国特指欧美的话，他们是雪莱、拜伦；但是印度和南美的文学就另当别论。

可以说起初的浪漫主义都是强调内心的感情世界的

发展到后来，因为中国有实用主义的传统，所以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就和现实结合紧密一些。比如窦娥冤也被定性为浪漫主义，但是它和西方的传奇，奇幻色彩的东西就明显不同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在诗文、戏剧、史学、考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有定评，自不待言。而徐志摩由于某些政治和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当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对者而予以否定的。他的诗歌在解放后除了于个别评论文章中略见一鳞半爪外，直至1981年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成集子发行。

徐志摩的诗歌出现在"五四"之后的中国诗坛上，时间大约为1922年。1931年11月19日，他搭乘的飞机不知何故（有一说是因浓雾所致）撞到了济南的开山上，人机俱毁。是时，年仅36岁。

徐志摩曾和胡适、陈西滢、闻一多等人一起创办过《新月》诗歌月刊。闻一多先生关于新格律诗的"三美"理论，被公认为是"新月派"诗歌特色的标志。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他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位诗人和作家来说，确乎太短暂了，而他竟留下了大量的著译，单单诗歌就有近150首之多！这些诗歌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给我国新诗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曾向港英当局举报并最终破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件。他怒目黑暗腐朽的社会，同情人民遭受的苦难，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赞美列宁，认为"他的精神竟可以说是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近百年内是不会消灭的"。但又声称"我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欢呼升起在冬宫的红旗，讴歌"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志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他又抨击十月革命，呼吁"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列宁忌日-- 谈革命》）徐志摩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因为毁誉双方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许多证据。

鲁迅先生有段为人熟知的名言："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切。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① 今人重新审视古人，不是看他说的、写的、做的是否符合当下的政治标准和社会需求，而是看他对所处时代和整个历史做了些什么。用化学分析的手段做文学鉴定，于判断文学遗产的取舍是极为有害的，那将使今天的学术研究趋于简单化、庸俗化、泡沫化，最终沦为过眼云烟。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不能在新月派、徐志摩、徐志摩的诗歌之间划上等号。新月派是由一群作家、理论家在其文章、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和艺术风格，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本身也是复杂的，其主要成员的政治态度亦不完全一致，并且不断分化，最终道路各异。徐志摩虽是新月派的骨干，但他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处世态度、文学主张与创作道路。他既不等同于闻一多，也不是胡适的附庸。徐志摩的诗歌不仅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人生、理想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能够代表新月派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的。对他的诗歌，最好还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具体分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要以偏概全，再犯"捧杀"和"骂杀"的旧疾。

内容复杂 思想矛盾

徐志摩的诗歌共有四本，即《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以往论及徐志摩的诗歌，多半是仅对其艺术技巧作部分肯定，而对其内容则往往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实际上，徐志摩诗歌的内容也很有细加分辨的价值，不少诗的思想性还是值得肯定的。譬如：

干什么来了？

这"大无畏"的精神？

算是好男子不怕死？--

为一个人的荒唐，

为几元钱的奖赏，

闯进了魔鬼的圈子，

供献了身体，

在乌龙山下变粪？

--《俘虏颂》

诗中嘲笑、讽刺那没有头脑、糊里糊涂替主子卖命送死的俘虏，锋芒实指那些不顾人民死活，一味用士兵的躯体和生命去争夺自己的地盘，谋取私利的各地军阀，反内战的立意显而易见。《大帅》一诗，更是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军阀的凶残暴虐："大帅有命令：以后打死了的尸体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气），就在前边儿挖一个大坑，拿瘪了的兄弟往里掷，掷满了给平上土，给他一个大糊涂，也不用作记认，管他是姓贾还是姓曾！也好，省得他们家里人见了伤心：娘抱着个烂了的头，弟弟提溜着一只手，新娶的媳妇到手个脓包的腰身！"剪取这样一幅凄惨可怖的画面，诗人多少也表露出对不断挑起战祸，陷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官僚、军阀的憎恶，对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愤恨。

徐志摩先后留学过美国和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繁华的物质生活，上流阶层富有闲散的生活景况，英国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给年轻的徐志摩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理想的狂热触发了他创作的欲望，"诗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以后，他在《诗刊弁言》中阐述对诗的认识时说，"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也许正是抱着这种希求，同时受国内"五四"爱国运动浪潮的激荡，他满怀英国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告别使他深深眷恋的康桥，欣然登程返回祖国。

对于徐志摩的思想核心，似有必要剖析一下。他宣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② 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徐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对爱、自由的追求和美的享受都包括在内）。"③ 据此，我们也有理由断言：徐志摩的人道主义也是资产阶级的。注脚就是他的"宣言"。

"五四"之后的中国，一方面是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流派的文学社团大量产生，一方面是广大人民仍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景况十分悲惨。严酷的现实与诗人那玫瑰色的理想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对峙。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先生！先生！》、《谁知道》、《灰色的人生》、《叫化活该》（见《志摩的诗》）等一些作品就深切地记录了诗人这时的思想轨迹。他清楚地看到：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

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

"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

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叫化活该》

面对形容惨淡的底层民众，目睹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诗人精神感到十分压抑、愤懑。他要呐喊，要开放他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要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由于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这使得徐志摩在直面人生，用"半干的墨水"移情寄慨时，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在他眼里，"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绝望、残毁、荒唐、沉沦、惆怅、凄冷、徘徊、破碎这些字眼大量出现于他的笔下。他伤心"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他诅咒"谁敢说人生有自由，星光在天外冷眼瞅，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他忽而高呼，要用"自剖的一把钢刀"，"劈去生活的余渣，为要生命的精华"，忽而又流露出厌世遁世的情绪，宣扬"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都将"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散见于徐志摩诗集里的这些"残破的花样"，反映了诗人头脑中的矛盾，思想上的混乱。对处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祖国和民众，他怀有怜悯心。《庐山石工歌》附录中就有这样的记叙："那时我住在小天池，正对着鄱阳湖，每天早上太阳不曾驱净雾气，天地还只暗沉沉的时候，石工们已经开始工作，浩唉的声音从邻近的山上度过来，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调。……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时痛苦人间的呼吁，……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徐志摩热爱弥尔顿、拜伦、耶稣、尼采、甘地、罗兰、托尔斯泰和哈代。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永恒的是"（Everlasting Yes）的哲学观点特别为徐志摩所推崇。他说："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叶》的末尾，我还有勇气来对付人生的挑战，郑重的宣告一个态度，高声的喊一声：Everlasting Yes!"Л·契尔卡斯基在其论著《中国新诗》中，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永恒的是'的思想是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衣裳哲学'，这种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表现为种种外部的衣着、标志，其后掩盖着神的永恒本质。《旧衣新裁》的"永恒的是"一章表达了成为诗人极端的个人主义表现的饶有兴味的思想。"针对徐志摩的"宣告"，Л·契尔卡斯基分析道："徐志摩如此拚命抓住卡莱尔的名言不放的原因也就在于：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永恒的是'与这位英国哲学家描写的'黑暗的沙漠'无大差别，这句名言成了这位中国诗人的灵魂的屏障，他的护照和进攻武器。"对照这些材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徐志摩在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为寻求自由、爱、美而歌唱的内容。尽管他信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出发点也多半源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立场，但他的这部分诗歌对帮助后人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不应忽视，也不能抹煞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诗人，尤为难能可贵。当然，徐志摩还算不上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没有给他安上政治的显微镜，帮助他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洞察到社会痼疾的病根。他虽然有感于军阀混战，人民涂炭的残酷现实，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无怪乎他的诗常常发出无病呻吟、人生无常、世事无望的悲鸣，消极、颓唐、绝望的情绪时有所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西窗》一诗，甚至明显地影射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攻击创造社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这样的诗虽然在徐志摩笔下为数寥寥，却也多少说明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政治上的偏见、立场上的动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除去这些政治诗，徐志摩还有一些被公认为最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抒情短章，如《沙扬娜拉》、《车眺》、《再别康桥》。这部分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文字清雅秀丽，意境幽谧恬淡，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请看：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寥寥四句，使人恍若身临其境。用"水莲花"比附素以贤惠闻名于世的日本女子，美丽动人，形神贴切；用"不胜凉风"来描绘告别之际躬身还礼的日本女郎，更增添了这形象的温柔和娇羞之态。那一声声轻柔甜润的"珍重"，悱恻动人地蕴藉着友人们（或许是情人）因愉快的相会，而带来的依依惜别之情。小诗没有正面塑造人物形象，没有具体叙述活动场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内容，仅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普通的告别语，就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确实不同凡响。最后，诗人摹日语"再见"之音道了一声"沙扬娜拉"，再度渲染了这似水的柔情，吟咏出一个意蕴幽深的回音。那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也是一首流传很广、久唱不衰的抒情歌谣。美丽的康桥（即剑桥），曾在诗人的生活中占据过重要的地位。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创作欲望都是在这里形成的。那"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不仅在他"心头荡漾"，更有一种梦幻般神奇的力量，催使他神思飞扬，异想"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烂里放歌"。与众不同的是，诗人别离如此钟情的康桥，既不是"泪洒相思地"，也不是慷慨陈辞，放歌而去，只是像来时一样，悄然无声地走了。唯余一片淡淡的云彩裹藏着诗人无限的柔情，默默地飘浮在异国他乡的天际。这是多么缥缈、超脱的意境啊！难怪他后来的妻子陆小曼说他"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味。"

还需指出，徐志摩也写过一些无聊、颓废、色情的诗。如《猛虎集》第一首《我等候你》，描绘的是一个痴情的男子等候情侣赴约时的内心活动，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叫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毋须多作剖析，这种情调很不健康，也不是一个真正想追求幸福、美满爱情的男子应有的。到此为止，这首诗已不能称之为优雅的小夜曲了。可接下来的内容更是糟糕，诗人肉麻地表白：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阵心酸，/ 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给/ 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 一支地穴里的鼠，一支虫，

我还是甘愿！

如此庸俗低下、自作多情的唠叨，既无意境，亦无美感，唯一可见的，倒是诗人日趋枯窘的思想，日渐消沉的意志。这也说明，一个诗人，不管他有多么娴熟的艺术技巧，多么睿敏的创作灵感，一旦在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失去方向，畏缩退避，躲进象牙之塔，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沉溺在个人感情的小沟里孤芳自赏时，就必然陷于迷途而不能自返，再不会写出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徐志摩也摆脱不了它的制约。

徐志摩好像一颗彗星，伴随着一道亮光就迅速而永久地消逝了。他的夭折对中国新诗坛究竟是福是祸，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对此，捷克的汉学家普契克有一段评论很有意思，特辑录在此，也许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无补益。普契克写道："谁知道他能成为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情？但飞机中途失事，遇雾撞到了山上，于是这位未来能够给当代中国以语汇和韵律的人就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是唯一能建树这样的功勋的人。也许他的遭遇总的说来不是一件不幸？也许命运比我们对一个如此早逝的人的痛惜更为明智？因为谁能知道，从水上飘浮的柳絮，溪上小桥的绿影到马达轰鸣的工厂这段漫长的道路，一个人有没有力量走过？走过之后，能不能依然是位诗人？他有没有力量去征服十八世纪？从描写情人的扇子的格律诗，到刻划为了糊口而一天十二小时用瘦弱的肌肉同整个世界进行英勇超人的斗争的人力车夫，他能不能一越而过？……

（徐志摩擅长写）需要用语言表达一种情绪，即当一个人看到土地开始散发芳香，在废墟里，在草丛的荫影下出现一些僻静的角落，从那里传出切切的私语和朗朗的笑声时，他所感受到的情绪。（但时代）还需表达出另一种情绪，即游行队伍的天崩地裂般的呼喊声。但是这一切他不愿照老样子去写。他应该找到新的形式、新的语汇、新的形象。"④

瑕瑜互见 面貌各异

作为一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尊崇闻一多关于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观点。他熔铸中国古典诗词、散曲、民歌的精华，兼取欧洲浪漫派诗人的风格样式，积极、认真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清新的诗风。崇拜者，叹服那情感炽热、韵律谐和、文采照人、意味隽永的诗句，誉其为"一手奠定文坛的健将"；反诘者，则揭其生搬硬套、晦涩模糊、支离破碎、矫揉造作的痼弊，贬其为诗坛"小丑"。

平心而论，徐志摩的诗确实存在着过于雕琢形式，刻意追求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且越至后期，越趋于极端。如何看待这种特别强调艺术的现象，是分析、研究其诗歌艺术风格的关键。

艺术品的产生，本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要创造艺术品，自然就得讲究艺术性，力争使作品的内在思想和表现手法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特别是文学作品，较之其他艺术样式更为直接、详尽地传递着作家的思想感受，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因此，在肯定文学作用的前提下，注意提高文学技巧和形成风格流派，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理直气壮的。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强调过头就容易走向反面。孤立地谈艺术，将艺术凌驾于思想内容之上，甚至认为追求艺术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最终和全部的目的，这就在客观上把严肃的创作活动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结果，势必降低、削弱以至完全改变了作品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通常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提法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不从作家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本人遭遇出发，简单笼统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不仅毫无说服力，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例子：蜚声世界文坛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曾是一个渴望战斗的鼓手。他的《自由颂》响彻愤慨的吼声：

唉，无论我朝哪儿观看，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锁链，

还有致人死命的法律的羞辱，

和奴隶们的吞声饮泣；

到处都是被偏见的浓雾

笼罩着的邪恶的权力。

然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人，常常爱引用他的另一首诗以为佐证，

不是为了生活的骚扰，

不是为了私欲，

也不是为了战斗，

我们生来是为了灵感，

为了甜蜜的声音和祈祷！

稍一推究两诗形成的历史背景，便不难明白其原委：普希金写后一首诗时正受到沙皇和宪兵司令的特别"保护"。普列汉诺夫据此论证：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⑤ 我体会普氏的意旨是：在大夜弥天、风雨如磐的险恶环境中，诗人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标语牌，有时可能是言不由衷的，骨子里或许含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内蕴。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其进步性就不当被漠视。自然，这种软性抵抗难免流于消极。请看徐志摩后期的一首诗，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看她们的翅膀，

看她们的翅膀，

有时候纡回，

有时候匆忙。

…… ……

雁儿们在云空里彷徨，

天地就快昏黑！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没有天光，

孩儿们往哪儿飞？

…… ……

--《雁儿们》

该诗样式别致，格调殊众，艺术上颇有特色。二、三两句采用叠置的手法，同样的内容，音值却增长一倍，语气加重，印象亦深，与后两句诗互为照应，融洽得体，不仅能吟咏，也很好看，不失为一种新颖独特的诗歌体裁。可惜的是，这首身段美丽的小诗，思想性却十分贫乏。看来看去，只见些许淡淡的、莫名的惆怅织在字里行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茅盾语）

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样式，都是人们为了多层次地表达细腻的思想感情，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的作用是相近的。然而，各种艺术都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艺术能够完全取代另一种艺术。就说"诗"与"歌"吧，这两个词常常联合使用，足见它们的关系之亲密。但细论起来，还是各有讲究的。诗是作者运用语言的艺术手段，将热烈跳荡的情感编织成思维形象，以引起阅读者心灵上的波动与共鸣，达到怡情寄慨的目的。歌则依靠高低、长短、强弱有机组合的旋律音响构造出听觉形象，即使没有歌词，单凭旋律，听众也能从中感受到某种情绪氛围，获得美的享受。闻一多强调诗要具有"音乐美"，乃是借用音乐的术语，把单纯词、复合词、词组看作"音节"，要求在一首诗中，每一行音节的数量变化要有规律可循，有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诵耐听，富有音乐性。这个理论高出前人，自有其价值。但是，"诗"与"歌"毕竟各自为一门艺术，不承认这点，漠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创作中就会走弯路，事倍功半。著名的《伏尔加船夫曲》沉雄浑凝，蕴含着俄罗斯民族对沙皇统治的深深不满，是一首富于反抗精神的纤夫之歌。徐志摩模仿它写了一首《庐山石工歌》，除了"鄱阳湖低庐山高"，"电闪飞大雨暴，天昏地黑上山去"几句话外，通篇就是"浩唉"的语气词堆砌。虽然作者饱蘸浓墨，精心设计，大量地使用了感叹号，仍不能产生类似《伏尔加船夫曲》那样粗犷激越的艺术感染力。因为船夫曲中的"嗨哟"通过不同音色、不同节奏、不同音量的对比交替，一下子就能强烈地震撼听众的心灵。而《庐山石工歌》中的"浩唉"，没有模进、变奏、转调、加花这些音乐特有的艺术手段作支撑，仅靠感叹句或三节一句、两节一行的不断反复，仍然是静止的文字，无法达到音乐那样具有强烈动感的效果。难怪不少人认为，《庐山石工歌》还不如它的附录来的动人哩。以此为鉴，多少也能看出，即使是诗这个比较讲究形式和技巧的文学品种，光有激情和技巧，轻视思想性的凝练与开掘，同样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艺术品。毋须否认，徐志摩对白话诗技巧的探索、创新，还是很有成就的。这首先表现为他的诗形式多样，风格清新。《一条金色的光痕》用的是硖石土白，与诗中农妇的形象相吻合，读来淳朴感人，乡情浓郁。《毒药》、《白旗》有感于时事，觉得负载不堪忍受，人的天性遭到滚油般的煎熬，面对恶毒的红尘世界，诗人也报以利刃、狞笑和毒药。两诗都是散文体，自由的体式与充实的思想内容十分协调，相得益彰。《谁知道》以坐车人与拉车的"褴褛老头"对话的方式，为那个像夜一样暗沉沉、黑黢黢、遍地是坟，人鬼不分的社会镌刻了一幅肖像。坐车人慌乱、惊恐的心情同拉车人呆滞、麻木的神态互为反衬，对比强烈，气氛阴森。全诗不拘格套，句子或长或短，韵脚时有时无，完全服从内容需要，毫无雕琢之痕，较好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其他形式的还有《庐山石工歌》为号子风；《梅雪争春》、《人变兽》都是四句一段，每行字数相等的方块诗；甚至阶梯式、民歌体、自由体、无韵诗等都在他笔下出现过。从题材、体裁上分析，有颂歌、牧歌、打夯歌、风景诗、恋曲、打油诗、讽刺诗、抨击词、忏悔录、悼亡辞……无论那种题材、体裁的诗，徐志摩写来均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时见佳作，如有神助。这对一个创作时间仅十年，学诗起步又很晚的人来说，堪称一绝。

感情奔放，多用口语，是徐志摩诗歌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吟诗赋曲，古往今来皆视为雅事，故列位于"六艺"之首。即或有几位感时伤事、愤世嫉俗的士林豪杰，临到落笔成文之际，一腔怒火怨气，也都化为雅丽的辞章，绝少有以野语村言入诗的。纵观徐志摩的诗，清丽恬淡、雍容典雅、晶莹蕴藉、浓妆淡抹等抒情小品，固然琳琅满目，而嘲讽讥刺、冷峻犀利，以至凄声哀鸣、恶毒诅咒、歇斯底里的诗作，也屡见不鲜。

写诗要有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问题是，今人目睹他留下来的"残破的花样"，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从其诗作的文本原义出发，根据"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联系新文学的成长道路，对徐志摩和他的诗作给出公允的评价，这该是毋须多证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我们都应该知道浪漫主义这个词。你一定是中学时学的。如果你不相信，回家看看你的语文课本。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找到它，看看书中如何介绍屈原和李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和政治家，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在18世纪，英国和法国已经是欧洲的主要强国。他们很早就实现了中央集权，国力很强，科学和艺术成就达到了顶峰。

相比之下，德国是一个落后地区。它没有统一的国家。所谓“德国”，实际上是一组德语小国的总称，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如英法，尤其是法国，大量德国人在一系列战争中丧生，使德国人感到自卑和屈辱。因此，德国思想家开始为国家探索出路。他们认为，富国强民当然是必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德国人首先必须有一颗凝聚人心的心，德国人需要自己原有的意识形态资源。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不同意法国人的观点，他们故意扭转法国盛行的思潮。18世纪，启蒙运动是法国最受欢迎的运动。整个欧洲都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事实上，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在一些基本方面达成了坚实的共识，这就是启蒙。启蒙运动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最强大的。

理性可以回答一切问题，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生长和运行都符合一定的理性。如果一个问题被提出，而我们无法回答，我们不能责怪理性，但这个问题是错误的；而且，正确的答案、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思想和理想必须相互兼容。启蒙运动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当时科学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法国有一位早期启蒙思想家，名叫丰特纳。

1、 浪漫主义：感情强烈 2、善于运用大胆的想象、丰富的夸张。

2、 现实主义：一是细节的真实性。要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图画来反映社会生活。现实主义作品是以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来感染人的，因此能使读者如入其境，如见其人。二是形象的典型性。通过典型的方法，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选择、提炼、概括，从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可以说，典型化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区别于自然主义的标志。”。三是具体描写方式的客观性。作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具体的描写，从作品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感情，而不要作者自己或借人物之口特别地说出来。

3、 浪漫主义诗人有：李白，屈原，竹林七贤，

现实主义诗人有，杜甫，白居易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以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唐代文学，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急剧变化，也起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转变，总的说来，

便是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杜甫是这一转变的旗手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作为欧洲文学中的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它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在艺术上与古典主义相对立，属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

"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由"浪漫的"(Romantic,罗曼蒂克)这个形容词演化而成的。而"浪漫的"这个形容词又是从法国的"罗曼司"(Romatic，即"传奇"或"小说')转化过来的。据现有资料证明，一六五四年英国人才第一次使用"浪漫的"这一词语，大直是"传奇般的"、 "幻想的"、"不真实的"，其中明显地包含着贬意的否定性的内涵。到了十八世纪，这个词语才逐渐转变为肯定性的褒义词，它被用来评价作品，并获得"宜人的忧郁"这样一种附加的含义。

十八世纪末年，随着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文坛的勃兴，浪漫主义这一术语就用得非常流行了，并且在一七九八年法兰酉学别的创作方法的名称。

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当时的作家都对现实不满，企图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但由于作家所持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不同，因而浪漫主义思潮中就形成两种对立的流派，即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前者是进步的潮流，它引导人们向前看，后者属反动的逆流，它引导人们往后看。这种区别，实质上是对当时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代麦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昔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维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消极浪漫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单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代表作家有德国的史雷格尔兄弟，即奥·史雷格尔和弗·史雷格尔，诺瓦里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俄国有茹科夫斯基，英国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等。

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衰落，是由各国历史条件的特点所决定的。作为一种成型的文艺思潮P它首先产生在德国。由于当时德国容克贵族势力猖獗，资产阶级软弱无力，因而消极浪漫主义得势，积极浪漫主义发展迟缓。只有海涅登上文坛之后，积极浪漫主义在德国才有所起色。

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犹如大海的波涛，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来势迅猛，激烈异常。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封建贵族的复辟和资产阶级的反复辟斗争分不开的。浪漫主义首先从古典主义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冲杀出来，历经短兵相接的搏斗，一举获胜。继而在漫浪主义内部角返相争，积极浪漫主义者组织了包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打败了消极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消极浪漫主义称王称霸，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积极浪漫主义骤然兴起．并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在俄国，浪漫主义的发展是较迟的。它在十九世纪初期才形成为一种流派。其中积极浪漫主义与俄国十二月党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贵族革命中起过显著的进步作用。代表作家有早期的普希金，雷列耶夫等。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聊斋志异曾被认为是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单从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和某些表现手法来看，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纵横面来看，这个评价就不够全面了。因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伸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个系统属文言，起自六朝的志怪而盛于唐的传奇；一个系统属白话，起于由唐宋时的说话而形成的话本，进而发展到大部头的长篇章回小说。文是文，白是白，界限分明。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以文言写章回小说者。但是，这两个系统之间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互相影响，互相竞赛，甚至有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聊斋志异的出现，就不单纯的是文言小说自然地顺利地直线地发展的结果。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蒲松龄自己也承认是“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来继承这一小说传统的，是踏着前人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的。然而，从当时的情况讲，这条路已经是歧路了。他以自己毕生的主要精力，又把歧路引直成宽平的大道，树下了历史的纪念碑。

聊斋志异是清初十七世纪的作品，上距干宝的搜神记已千年以上，距唐传奇的兴盛也近千年。对于文言小说的发展来说，聊斋志异的出现，实在是“文起千年之衰”，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衰”以下。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古代严格意义的小说从唐代才开始出现，“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以前的志怪书不仅是“粗陈梗概”，“非有意为小说”，而且“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更无诚妄之别矣”。以志怪书的代表作搜神记为例，作者干宝就表明其创作动机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蒲松龄自谦非干宝之才而“雅爱搜神”，正是从“才”的方面来看待六朝志怪书的，权其设幻的种种大胆想象，造异立奇，并非追随其明神道，有取有弃，所以能摆脱单纯模仿之恶道。六朝文人的设奇造幻，不同于单纯的宣扬迷信，为了动人，就要造得让你感到象真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写作实践过程中，无疑的是锻炼和发展了文学的想象力，发展了后世所谓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因素。蒲松龄从志怪书中所受到的启发，正是这种积极的文学因素。

唐传奇的确堪称有唐一代之奇，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著名的如枕中记、长恨歌传、李娃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作者又多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立意在写人，又重情节，尚文词，故能通过委婉曲折的故事给人留下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传奇蔚为奇观，也使后来的刻意模仿者望尘莫及。这个成就与当时文人思想上的较少束缚，社会风尚的较为开放大有关系，正因为如此，传奇才只盛于唐，至宋则日趋衰落，一蹶不振，走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产生过象唐代那样的名作，作为文言小说代表的志怪传奇的全盛时代过去了。文言小说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传奇的出现，虽然标志着“始有意为小说”，小说正式登上了文坛，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争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传奇”一词就含有贬意，它与声势浩大的唐诗和散文是不能并驾齐驱的。宋以后的文言小说，用鲁迅的话说，“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

言。”这时，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新的小说形式即评话出现了。评话是白话小说，它的产生与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主要的是为他们服务的，得到他们的喜爱。从评话到章回，历经几代数百年，越来越旺盛强大，同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戏剧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后期主要成就的重要标志，诗文的地位反而越来越显得居于次要了。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文言小说，走着与白话小说并不相同的道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文人的趣味之作，犹如明末之文人小品，落后于时代的潮流，走向了末路，既缺乏白话小说的生命力，同唐传奇相比，相差也不可以道里计。

文言小说的衰落，到明朝已达极点，故鲁迅在讲“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时，一笔带过，批评多于肯定。“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而能够予以肯定者，实在寥寥。至于清末的文言小说，虽“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惩劝，已不足以称小说。”文言小说发展到如此境地，真是名符其实的“呜呼哀哉”了。

在文言小说的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境况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突然异军崛起，独树一帜，连当时鼎鼎大名的文人王渔洋，也不敢写这位三家村的教书先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二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他经历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虏掠和镇压，经历了清初民族的和农民的反清抗争。在清朝相对稳定的统一和巩固以后，他又幻想着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出仕，然而初显才华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屡遭挫折，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岁贡”的虚名。他除了短期到江苏给人做幕僚外，终生在山东农村生活。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升的幻想，然而随着幻想的破灭，他这个处于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直接地广泛地观察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种观察里自发地产生了“孤愤”之情，并且把这种“孤愤”之情自觉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上溯千余年以来的文言小说的发展，有哪一位作家象他这样？唐传奇的作者大都是有较高地位的知名文人，而且传奇的产生还与投献干谒有关，说得不客气点，还是一种求名的工具。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还抵不上科场中三篇八股文，而他自己却认为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何所为也？他虽写传奇志怪之文，心中未必完全以前辈作者为同道的。他心目中追随的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司马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末缀以“异史氏曰”，议论横生，表面看是仿“太史公曰”的写作方法，究其底里，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史”来看待，这是高出了以前任何一位文言小说家的。当然，他还不懂形象的历史之类的说法，可他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概括说来，聊斋志异突出地提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蒲松龄的笔下，当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残暴的，转别是中下层的封建官吏以及与之相勾结而受到庇护的豪绅恶霸，他们象一群恶狼一样吞噬着弱者的生命，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席方平一篇就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种吃人的社会关系和官吏制度。蒲松龄幼而聪颖，却屡试不第，他虽然长期没有破除幻想，醒悟过来，但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广泛观察中，看穿了科举制度是一种坑害知识分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反而培养出了各种各样庸碌无能的废物。在蒲松龄看来，封建社会提倡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根本就实现不了，因为考场已经成了腐败的交易所，瞎眼衡文，无才得中而有才被黜，这也实际上回答了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通过考试关的原因。在蒲松龄的笔下，还多方面地反映了妇女问题，如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由于妻妾制而造成的家庭不和，嫡庶之争。更可贵的是他创造出了众多的朦胧的渴望着自由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如婴宁、青凤等，她们已经在幻想的形式中初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牢笼和束缚，向着另一个新世界探索和追求。

(1)在继承《诗经》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民间诗歌的有效成分，创造了一种新诗体，这种诗体打破了《诗经》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句式参差错落，灵活多变。(2)发展了《诗经》的表现手法，大胆运用夸张和想象的手法，给草木、虫鱼、鸟兽以及风雨雷电等都赋予了生命，让它们具有人的意志和活动能力，借以寄托诗人的思想感情。同时诗中多用比喻和对偶语句，如“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等，运用对偶和比喻，描述自己在先天具有优良品质的同时，不仅能博采众善充实自己，还时常担心迟暮之年来临，朝夕不倦，积极进取，抓紧时间修能养性，完善自己的品格。像这样，诗中用“蕙纕”、“蕙茞”“芰荷”、“芙蓉”以及“蛾眉”、“鸷鸟”、“兰皋”、“椒丘”等香花、美草、美媚、美禽、美地、美服创设意境，比喻自己的喜好和追求，比喻群贤聚集，气象不凡。这些手法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3)课文节选的部分主要是回忆反思，其后的部分，尤其是后半部分，运用幻想的方式，驾驭神话和传说，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上天入地，神游四方，构成了瑰丽神奇、绚烂多姿的幻想世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4)诗中几乎每两句诗都要用一个“兮”字，“兮”用在两句诗中的前一句末尾，作助词，表示句中停顿，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这是楚地方方言的特有现象，增加了诗歌的特殊意味。

浪漫诗派

一、定义

浪漫诗派是我国诗词四大流派之一。这些诗色彩绚丽，既有奇幻的想象，又有奔放的笔调，融合继承了楚辞、乐府派浪漫传统，开创了奇险新创的艺术风格。他们崇尚自我，注重情感流泻，发挥想象灵感。

扩展资料：

二、流派的形成

浪漫诗派是指以创造社为核心的诗人创作群。他们崇尚自我，注重情感流泻，发挥想象灵感。代表诗人有：郭沫若、成信吾、邓均吾、闻伯奇、倪贻德、洪为法、穆木天、王独清等。（作为浪漫主义，本质上就是理想主义，它强调从主观心灵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突出情感作用）主观性、抒情性

初期白话情诗中，就具浪温主义倾向，如“少年中国会”的宗白华、田汉、郑伯奇等的部分诗作，就可视为浪漫诗潮的发端。

《女神》的主要作品在19199-19202陆续刊出，成为积极浪漫诗派的源头。

浪漫主义诗歌自觉形成一种流派是在创造社成立之后。

三、诗歌理论

诗是诗人“自我”个性的张扬

《三叶集》。19205出版，郭沫若、宗白华、田汉，较为完整系统的浪漫诗学，是浪漫主义诗学的奠基之作。

郭：“诗的主要成分总算是‘自我表现’了。”“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听诗意诗境底纯真表现，命泉不流出来的STRAIN（音乐），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旋律），生底颤动，灵的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

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田汉，诗应当是诗人自我的“血”、“泪”、“自叙传”和“忏悔录”。

诗是诗人“情绪”的抒写

郭“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

情绪的律吕，情绪的色彩便是诗。诗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

宗白华《新诗略谈》19202，最早给诗以明确界定，诗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底情绪中的竟境。…诗的‘形’就是诗中的音节和词句的构造，诗中的‘质’就是诗人感想的情绪。”

诗是诗人情绪的“自由”抒写

①没有目的，郭《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在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支曲子，画家画成一幅画都是他们感情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应该说没有所谓目的。”

所谓“没有目的”，只是说诗人写作之前不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目的，比如为社会现实服务，为歌颂谁、礼赞谁而写作之类。这是诗人自由抒写的前提。

②力求“自然”，不可硬作

郭“只是我自己对于诗的真感，总觉得心‘自然流露’的为上乘，若是出以‘矫揉造作’，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了。天然界的现象，…没一件不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

③在形式上没有限制

郭“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镣铐，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对的自主。”

④讲究“内在律”

郭《论诗三札》“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商徵羽；也并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压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

四、代表人物作品

古典浪漫诗派以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等为代表，代表作有韩愈的《山石》《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孟郊的《洛桥晚望》、贾岛的《剑客》，李贺的《雁门太守行》等。现代浪漫诗派代表诗人有：郭沫若、成信吾、邓均吾、闻伯奇、倪贻德、洪为法、穆木天、王独清等，代表作有郭沫若的《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