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好看吗？文学价值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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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请前辈提示！我想买一本，现在订购。

只看过电视剧，觉得情节还蛮有意思。

这本书有冯梦龙的三言艺术价值高吗？

谢谢！

解析:

我有一本挺不错的，主要是前半部分挺好看的，我是看动画片才知道的，呵呵

《镜花缘》内容特点：嘲讽性,才学性,诙谐性

1嘲讽性:

作品的卓越思想在于对当时社会许多腐朽丑恶现象的无情揭露和鞭挞上这

种揭露和鞭挞虽借助于异域社会风俗的描写,但实际都是讽刺和揭露当时社会的

种种丑恶和不合理的现实作为一个学者,李汝珍特别反对当时陈腐透顶的学术

空气,对不学无术假作斯文的儒者如白民国那位念「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切

吾切以及人之切」的学究,作了尖刻的嘲笑这种风气,正是当时中国的学术缩

影对于人生一切只是一场神话的游戏作为嘲讽作者开卷不久,就用一个上界

和尘界对立的情景喻示出来,上界是风光婆娑,景物分明的,尘界只是一个真实

的倒影一切意旨必须发动于上界因此上界是秩序严明的,有一个决绝威严的

纪律笼罩着这个世界,并且直贯尘界这个纪律不但是行为的规范,也是内在世

界的法纪为了使纪律实施它名正言顺的惩罚,这很像是「上帝」让他的僚属们

玩一个绝对正确出口的迷阵游戏,失误者不幸落入阵中,只有继续不断的顺著错

路走下去,执行者上帝把惩罚寄寓在游戏的形式里照说,像这样由时空交错起

来的世界,应该可以成为一个虽有缺点而仍然是实质的世界,来和上界作一个不

等式的对比存在的可是,不幸地作者却无意于做这种证词他在故事中间就不

断地警告我们,所见的都是幻象;他好像是一个自嘲的魔术师,随手把玩,随手

就把他的魔术揭穿

2才学性:

李汝珍巧用书本知识的海外经验,或许只是炫奇的博物之学的曲折反映,而

更进一步反映当时的「才学」问题上缘于清初以来讲究考证的朴学风尚,清代

小说家也在整个学术的大环境中,出现以小说见才学的新风格李汝珍处理这种

潮流中,又深受师友的影响：诸如从凌廷堪受业,结交许乔林,桂林兄弟等,因

而促使他研读侕家经典,并在其后撰写《音鉴》一类的声韵书籍此外,他的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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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博通几乎遍及传统文人所赏玩的艺文游戏：诸如琴棋书画,以及卜算,医方,

草木等博学知识由木的仕官,为未能步上正统官僚,学术的传统,因而造就他

的学术风格,是一种驳杂多端的杂学,适合于当时中国社会里读书人的才学表

现即以经注为学,以博物为刀,而其严肃又无法成就侕家经解的大学问,却又

有足够的知识足以炫学;而其游艺之学除了善奕,故曾在嘉庆二十二年刊刻《受

子谱》外,其实多未能成就一家之说,不过在板浦这样的市镇中却也可称为多才

多艺的成果表现,这时以写作才学见长的小说风尚刚好是一种触媒由于李汝珍

以「北平子」而长居海州,又有声韵学的基本训练,所以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有足

够的经验,选择一种既有京白又有南方方言的口语,这是与屠绅《蟫史》的难涩

古文,陈球《燕山外史》的骈体美文有所异趣的,李汝珍当时是否虑及小说中的

人物,不管是游历者的不同组合,抑是百位才女的不同籍贯,应该要说何种方言

或是符合才女的身分的语言 类此人物间的话基本上是要与不同的角色相符

的,尤其是出诸众才女之口,他势需将当时读书人的典雅语言与日常语言适度调

配,成为整部小说中较为统一的格调而且这部小说的艺术手法是很特殊的,它

基本上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小说,但又带著现实主义的成分在情节方面,周游海

外的虚构,显然受了西游记的启发,只是他不写神怪,而是直接用来讽刺现实社

会,寄托自己理想的,因而这种海外奇谈就具有浓厚的现实生活气息

3诙谐性

指作者透过人物间的对话或说笑话,表明其性好诙谐,成为清中叶幽默文学

的代表

关于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的相关问题

(探讨)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心理学理论，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詹姆斯有关意识流的观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等，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集中地表现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1．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　　

精神分析心理学十分明显地影响了象征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始发于法国画坛的文学流派。1886年让·莫雷阿斯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主张表现自我的忧郁、愁苦和梦幻，抒发对现实丑恶和人性阴暗面的厌恶，强调用象征的方法表现“有对象引起梦幻而产生的形象”。

象征主义文学思想与创作原则，实际上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导。其理论依据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和自由联想的观点，特别是《释梦》的发表更是为象征主义文学提供了一把保护伞。

弗洛伊德学说对象征主义的影响主要有如下两点：首先，弗洛伊德强调：梦，并不是无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透过它，人们可以窥到人内心的秘密。现实主义批评家抨击象征主义诗人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表现梦幻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再现“现实”才是文学的根本任务。弗洛伊德有关梦是有意义的分析论断，正从理论上支持了象征主义，使他们充满自信地表现“梦幻”世界。其次，象征主义和“象征”论，虽然发源于象征主义前驱波德莱尔的“对应”论，有一套独具特色的创作理论，但是，“象征”在象征主义诗人那里尚未具备十分完善的理论体系。弗洛伊德却通过对梦的研究，第一次对象征做了系统的、周详的探讨，对象征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弗洛伊德心理学支持象征派诗人大胆地去写梦。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维尔哈伦、叶赛宁、叶芝和艾略特等等的诗歌创作便是证明。

2．对心理小说的影响

盛行于欧美的心理小说，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心理浪漫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心理现代主义。心理浪漫主义偏重于主观倾诉，小说人物多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其思想发展轨迹。心理现实主义则偏重于客观解析，作者不动声色地对小说人物进行心理描写，心理刻画。以上两类心理小说仍是在传统心理学的影响下，其影响只是局部的仅限于描写手法方面。心理现代主义小说的出现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是以现代心理学为外在动因的。它主要得力于詹姆斯的“意识流”说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这些现代心理学在根本上从创作内容到创作方法都影响了小说的发展方向。

“意识流”理论启发人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心理描写手法，如果说心理浪漫主义是主观倾诉的，心理现实主义是客观解析的，那么，意识流手法在描写人的心理世界时所采取的是按人物内心意识的流动去展现客观事物，或者说是以客观事物的呈现来展示人物的心灵。

心理现代主义小说的外在标志是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因此，又称做意识流小说。它不仅表现表层意识，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表现深层意识或潜意识。

从内容上看对意识流小说的演变有过影响的，还有分析心理学派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这集中表现在乔伊斯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他们着力追求古代神话、“原始意象”和原始象征，他们在作品中通过种种隐喻进行古今联系和对比，尽力挖出一些沉积在个人无意识深处的原始的思维方式，以说明人类存在着古今相通的普遍本性。

3．对新“原罪”主题的影响

与传统文学流派中的“原罪”主题不同的是在现代派文学当中出现了新的“原罪”主题。弗洛伊德的新“原罪”说(相对于基督的旧“原罪”说而言)，即有关性欲冲动、死亡本能、隐伏的恶性、俄狄浦斯情结和埃勒克特拉情结等方面的理论，为现代主义作家探索和描绘现代西方人复杂多变的心理，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派文学创作中新的“原罪”主题的涌现，正是弗洛伊德新“原罪”说的影响的结果。

现代派文学中的“原罪”主题，在卡夫卡一系列作品中反复出现。卡夫卡作品主要通过揭示隐藏于人物内心深处的“惧父情结”，来显示这种“原罪”主题。“惧父情结”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但只侧重其“惧父”的一面，而没有“恋母”的一面。“惧父情结”是常年做弱者所形成的情结，它“自卑感”有余，“补偿作用”不足，更谈不上什么抗争了。在他被称为《孤独三步曲》的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中主人公全是在敌对环境里苦苦挣扎的孤独的人物，他们都是虽有怨怒而又逆来顺受的弱者，他们总是自怨自艾，处于莫大精神痛苦之中。他的短篇小说也大多表现这一类小人物“孤独的体验和被排斥的悲怆”，他们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处境中，备受凌辱，只能任人摆布，又总是为自己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无能为力而深感内疚。比如在他的著名短篇小说《判决》中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把自己订婚的事告诉他那位“魁伟”的父亲，竞招致其父的横暴无理的责骂；最后他接受其父亲叫他投河淹死的命令，奔向河边，说了声“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便跳河自沉溺亡了。卡夫卡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变形记》，也是表现父权的不可动摇和惧父情结的。

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派文学的“原罪”主题小说首先波及到了美洲。在美国作家奥尔尼的作品中主要是通过人物内心的“恋母情结”与“恋父情结”加以表现的。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处于恐惧和灭亡中的人被某种“原罪”感纠缠，痛苦不堪，互相折磨。在“恋母情结”、“恋父情结”之类“原罪”幽灵的蛊惑下，人物自觉意志往往不起作用，像在噩梦中一样，总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向灾难和毁灭。在《榆树下之恋》一剧中，作家所展现的伊本与继母爱碧之间的爱情悲剧，正与伊本的“恋母情结”有关。在弗洛伊德理论影响下，热衷于表现这种“原罪”主题的，还有美国作家西德尼．霍华德、赫尔曼‘里塞、皮兰德娄等。

4．对文学中反理性倾向的影响

现代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文学领域内激起了对理性精神的公开的、激烈异常的全面挑战。超现实主义文学便是这一反理性文学潮流中的代表。无意识与梦的见解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所谓“超现实”就是“超理性”。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之所以“超过”理性的认识，其原因是，第一，无意识是心灵的本质，而理性仅仅是意识的表层。第二，无意识的本领要比简单的、直线的理性思维大得多，它能产生“既令人惊奇又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超现实主义所以称为超理性、超现实就是因为它认为无意识高于理性，无意识反映了人们内心的“自我的秘密”，是心灵活动最真实的过程，是创作的最为可靠的源泉。而要表现超理性的无意识世界，最好是描写梦幻世界。

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作品中充满着恍惚离奇的梦境。这种梦境效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获得：一是忠实地记录梦境，使用的语言也是梦幻式的；二是“造梦”，主要通过意象的“随意并置”和“随意转换”两种手法。前者把若干个本来毫无意义的意象随便串连在一起，比如加斯可尼在《这形象》一诗中把“飞机”的意象与“咸肉片”、“猪油”、“文件夹”、“黄蜂”等意象组接起来；后者把一个或几个意象随意地转换成另一些毫无联系的意象。比如美国诗人查尔斯·福特在一首有名的八行短诗里，把正月里的天空转变为一只臂膀，一个小偷，一张很大的脸，把太阳变成伤口、珠宝、时差、眼睛、露滴、泪珠，把白天转化为一份赠品、一首诗、一匹畏缩地慢行着的马。

5．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受心理分析学说影响已是几次起伏。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生命力论以及他们的文学思想由西欧和日本传人中国。周作人、章士钊、潘光旦等人用于文学批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试图应用于理论研究及小说创作实践。当时由于“革命文学”的提倡，心理学派追求表现性意识的表法，一度为作家们摒弃。

30年代作家们再次借鉴西方文学表现技巧时，心理分析手法又为施蛰存等作家所应用。鲁迅写第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写到“站在女娲两腿之间向上看”，也只一笔带过，并决心以后不再写这样的小说了。小说《肥皂》也是从潜意识出发，描写四铭对街头女丐的贪欲。20至30年代，心理学派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是性心理及其他变态心理描写。

由于那时中国正处于残酷复杂的年代，受影响的几个作家通过创作实践感到这些表现方法难以反映当时社会政治风貌，也不符合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审美观念。

施蛰存是30年代以心理学派理论指导小说创作的主要代表，他写过《花梦》、《梅雨之夕》等小说，都是以好色之徒为题材的。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量被翻译出版，文艺心理学在中国重新受到重视。因此，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心理学也就势在必行。

就现代心理学对目前文学创作的影响来说，大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提倡文学表现心灵与干预灵魂。“文学是人学”的重新提出，文学界充分认识到文学创作是作家精神创造和心灵活动的结晶，再现现实与表现心灵应该是统一的，文学更要重视表现人的心灵，传达情感。

作家王蒙、高晓声从文学本身特性出发，认为文学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干预灵魂。其次，心理小说的拓展，心态小说、意识流式小说的崛起。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都表现了浓厚而深沉、亢奋而激越的情调，使现实主义心理小说在表现人的心灵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心态小说。

心态小说把现实主义的题旨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结合起来，把人物心理意识与外部社会现实有机糅合起来，深入展示人的心灵世界。

再次，关注爱情和性心理描写。性问题在人类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性心理也被看作是当代小说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张贤亮的《土牢情话》、《灵与肉》、《绿化树》所以受读者赞赏，乔安萍、李秀兰、马缨花一组女性形象使读者感到审美愉悦，都与其“才子淑女”式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分不开的。性心理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美学的情感，具有社会性。因此也要防止把性问题归结为生物本能，忽视其社会制约性的错误倾向，防止庸俗低级、色情描写的污秽作品产生。

最后，注重技巧，促进了文学体裁、形式、表现手法的多样化。

王蒙的《蝴蝶》、《风筝飘带》等作品，就是采取意识流时空变幻交叉的各种心理表现手法来结构作品的。随着心理描写的拓展，当代作家还创造性地使各种文学体裁交叉渗透、融合形成带有综合特点的文学样式，如诗体小说、散文化抒情小说等，这些小说由重叙事的传统而变为以抒情为主导的小说样式，从作品内容到艺术结构，从表现手段到语言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鲁迅

民族魂,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先生的文字辛辣、尖锐、狂热、阴冷、沉郁、深邃、浓黑、悲凉，既愤世嫉俗、冷酷无情，又悲天悯人、忧世伤生，撕掉了五千年文明的虚伪面孔，刺痛了亿万国民久已麻木的神经，催人奋进，发人猛醒。鲁迅先生用他的黑暗照亮了我们的黑暗，由此，使我们于无边的孤寂彷徨苦闷空虚近乎窒息无所希望的痛苦深渊中得救。先生已然作古，但其文字、其精神，必将历千年而不灭、万民信而得永生。

人格魅力：★★★★★

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

影响力度：★★★★★

价值贡献：★★★★★

2，老舍

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且形式多样。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

人格魅力：★★★★☆

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

影响力度：★★★★☆

价值贡献：★★★★☆

3，周作人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现代散文开山大师”之称。他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洋溢著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

人格魅力：★★☆☆☆

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

影响力度：★★★☆☆

价值贡献：★★★☆☆

4，沈从文

中国杰出的小说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也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性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小说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

人格魅力：★★★☆☆

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

影响力度：★★☆☆☆

价值贡献：★★★☆☆

5,林语堂

在美国华人文学界，林语堂的文学创作，从质量、成就和产生的影响等方面来说，至今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他在美的文学创作向西方社会介绍一直遭误读的中国社会和东方文明。身受中西文化双重浸染，将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情感及使命感，糅合成一种中庸而不失谐噱的笔调，用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

人格魅力：★★★☆☆

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

影响力度：★★★☆☆

价值贡献：★★★☆☆

6,曹禺

卓越的中国现代戏剧家。前期极富创作力，作品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其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他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被誉为“四大名剧”，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

人格魅力：★★☆☆☆

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

影响力度：★★☆☆☆

价值贡献：★★★☆☆

7，张爱玲

中国近代史上最负才情的天才女作家，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将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作品世俗而又自我，阴柔而又冷漠，善感而又超脱，用古典笔触写出现代情感，雅俗共赏。

人格魅力：★★★☆☆

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

影响力度：★★★☆☆

价值贡献：★★★☆☆

8，张恨水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共完成作品不下三千万言，中长篇小说达一百一十部以上，号称“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张恨水也是由深受鸳鸯蝴蝶派影响的旧派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人格魅力：★★☆☆☆

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

影响力度：★★★★☆

价值贡献：★★★☆☆

9,巴金

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是其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巴金的长篇小说创作在我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译著和散文也很多。

人格魅力：★★☆☆☆

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

影响力度：★★★☆☆

价值贡献：★★★☆☆

10，钱钟书

博大精深，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治学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和“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长篇小说《围城》风格幽默，妙譬可人，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被誉为小说中的宋诗，成为现代文学经典，甚至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人格魅力：★★★☆☆

思想深度：★★★☆☆

艺术高度：★★☆☆☆

影响力度：★★☆☆☆

价值贡献：★★☆☆☆

注:鉴于原中国近现代10大作家的排名有点乱,遂决定以建国前后为界划分为近代10大作家和当代10大作家两个排名,用林语堂、曹禺、巴金、钱钟书等建国前崭露头角名噪一时的作家换下莫言、王朔、王小波和古龙，将后四者放入当代10大作家的排名之中。

　　在图书馆见到这本书是9月份，那个时候我本知道没有时间读它，可是对它的偏爱使我毫不犹豫地把它带回家，一个重要的专业考试替代了对它的阅读。

　　今天在繁忙的工作中偷空零碎地读着，做一点笔记，来贯穿这些零碎的时间里的零星的阅读。

　　这本书写于1996年5月，上溯100年，正是1895年5月，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的次年，此年签定了《马关条约》，正是同胞离散、民族悲痛的春天的往事。

　　中国近现代就充斥这这样的悲哀，文学就不断地描述和传达着这样的悲哀。这就是中国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据此，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

　　近年来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有良知的诗人、作家都愿以此为自己的创作基点。因此原本要让人轻松和休息的文学，因为这责无旁贷和义无返顾的超常的重担而变得沉重起来。

　　从梁启超讲“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起，到鲁迅讲他“为什么要写小说”旨在“启蒙”和“改良这人生”止，中国文学就这样自觉地拒绝了休息和愉悦。沉重的文学在沉重的现实中喘息。久而久之，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宽泛性，而渐趋于单调和专执。中国文学就这样在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泛文学、文学的教化作用与更广泛的审美愉悦之间尴尬。

　　百年中国文学的背景是一片苍茫的灰色。

　　80年代有那么多的躁动，那么多的混乱，那么多的反复，那么多的宣言，被宣称是“真理”的东西，往往在其诞生之时就消失了。这个年代让人想起高速奔驰的列车，快捷而不稳定。

　　这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从精神到肉体几乎都感受到解除束缚的轻松。这个时代太多的内容，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感想，似乎是史书难以承载、难以容纳的。它就像一篇杂乱无章的草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线索，而根本谈不上脉络清爽的故事。

　　经济的开放影响到观念的开放，它极大的激活了文学创作。应该说，除去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中国文学因历史造成的陌生、距离和误解正在缩小。

　　作者在给这样一个年代作出一个概括的时候有一种失语的感觉，而给这本书命名更是在颇费思量之间，用了“延伸”与“转折”这样的名称。“延伸”是指80年代对一个世纪以来文学主题的承接，“转折”指80年代对此前文学思想的一种革命。如果放在百年中国文学的行程中来看，正是在延伸与转折之间，80年代的文学完成着它自身的使命，并且成为以世纪为主题的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走向城市

　　路遥的《人生》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兴奋点。

　　小说不厌其烦地讲述高加林迷恋城市的激情，这是因为这个年代“城市”对于高加林、对于一个指定的群体、甚至对于一个时代的意义。

　　想象对于城市的把握和城市对于想象的突破，这种内心行为在80年代前期的大面积出现，昭示了中国向城市迈进的历史转折中的时代精神。这一时期的作品如《鲁班的子孙》、《哦，香雪》、《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

　　当城市成为抒情对象的时候，城市也同时成了激情之源。城市的各种物象，城市生活的各种细节，一时间都成了情感的触媒。城市因此而抽象为一种理想，城市本体也因此而上升为一种巨大的意义，而它又反过来源源不断的为“城市诗”提供着抒情的动力。

　　季红真曾经以“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为主题对运行到80年代中期的新时代文学作过概括，如果说这种概括的模式还是显得有些大而化之的话，那么这一模式不妨具体化为“城市与乡村的冲突”。这种置换有一个经典的依据，那就是马克思曾经在对人类历史的深刻分析之后作的论断：“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按照这一论断，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运动，正是顺应着这一“过渡”的要求，或者说是这一“过渡”在一个落后的第三国家的现代延续。这一延续，是从乡村向城市的迁徙，也是从文明向愚昧的转折。由此我们不难理解80年代之初中国文学“城市诗意”的背后，正是一种“被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二、理一理我们的根

　　1985年是思想爆发的一年，更是艺术革命的一年，从文学到美术、音乐、**等。几乎所有的艺术类型都呈现出新奇而灿烂的面容。

　　从文学界看，“寻根文学”的浪潮如日中天，批评和创作两个方面都默契地亮出了“寻根”的旗帜，在《爸爸》、《小鲍庄》、《老棒子酒馆》、《古船》等一批力作显示实绩的同时，批评家们把根性的求索系统的推向“文化”这一更为广大、更为深远的视野。与此同时，以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陈村《无主题变奏》、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等为标志的新潮小说崭露头角，以致纷纷扬扬的议论。

　　当我们回望那个变动不居的年代，穿越一堆堆尚且散发着余温的文学文本，我们不该忘记有这样一次会议，1984年12月的“杭州联欢会”（杭州会议），它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的开幕式。

　　这次会议被称作是南北对话，：通过对南北两地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态势进行把握、探讨，以期寻求融合南北意见并呈现于新时期文学这一共同母题下的“流变脉胳”。大家不约而同的谈到了文化，尤其是审美文化的问题，就是这些逐步靠拢的意见，后来陆续成文，扩展成了“寻根文学”的一段又一段宏论。

　　“寻根文学”在85新潮中的异军突起，对80年代的文学思想起着巨大的整合作用。无论是文革题材还是反右题材，无论是都市文学还是乡村记事，无论是知青记忆还是改革想象，这些躁动的文学热点，都在文化这一博大的命题下最终找到了安静而深沉的河床。

　　但是，当时的“寻根文学”依然带有80年代思想特有的杂乱和浮躁的特征。

　　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文学版图“构筑”在一片沙盘上，那么所见之处几乎都插满了“寻根文学”的旗帜。我们隔着都市的红尘有些矫饰地眺望贫穷的故乡，努力记起故乡并不贫穷的文化积淀，想象着“寻根文学”的辉煌前景。

　　“寻根文学”就这样把我们从陈旧的文学概念教材中拉出来，并重新燃起对于文学以至文化的近乎夸张的兴趣。

　　三、到中国的乡下看看吧

　　乡村就真的能够告别，真的能够一去不返吗？当我们读着《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南方的岸》这样一批作品时，我们惊奇的发现乡村和在乡村度过的青春，竟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让人魂牵梦绕。这批已然回城的城里人几乎都染上了深深的“怀乡病”，并隔着遥远的时空作深情的眺望。那些以知青身份下乡的人们，也许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还会以作家的身份重新踏上通往乡村的道路。

　　事实上，在寻根文学浪潮的强劲有力的推动下，对乡村的依恋甚至膜拜之情，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一再加强，到了莫言的《红高粱》，乡下的红高粱更是长得蓬蓬勃勃、浩浩荡荡，无边无际。它成了城里人欲望的象征之物，它指认着本能的需要和辽阔的大地，它杂糅着性、暴力、革命等种种不可名状或直截了当的想象，它满足了走进城市的“乡下人”那种激烈的近乎病态的怀乡病，它满足了青春一代那种隐秘的反抗规范的冲动，化解了尚未入市的知识分子在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的普遍的紧张感。乡下的“红高粱”就这样成了一个激情年代的“致幻剂”。

　　80年代之初，这群惊魂未定的知识分子在返城之后，在短暂的喘息与修理之中，开始书写过去，书写过去的乡村岁月。

　　四、民族国家的文学想象

　　在进入80年代之前，新时期文学主要是以伤痕文学为主。进入80年代以来，伤痕文学的“凄风苦雨”已趋消歇，而国家情感在文学中的渗透不仅没有停歇，反而更加强烈。只不过那种悲壮的国家记忆已转成了欢欣的国家想象。而书写方式转化的一个大背景是，整个国家已经进入一个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建设时期。

　　从80年代初期出现的大量的文学本文来看，一种高昂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激情。正是从对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想象中，来获得抒情的依据和动力的。80年代初期流行一时的浪漫主义的国家想象，事实上并不为这个时代独有，它一直贯穿在这个现代民族独立和解放以来文学活动的始终，国家想象的爆发，都会印发一种浪漫主义运动。

　　80年代中期，当柯云路的小说《新星》遍及街头巷尾的时候，这个令人关注的柯云路在两个十年之间变得让人无法相信了，从一个“李向南”式的奋发蹈厉的改革者，变成了一个说玄道怪的东方巫师。那么从改革文学的式微来看，是否就证明国家想象的消失、国家逻辑的瓦解呢？事实上并非如此，从1982年开始的新诗潮的“史诗”转向，从1984年开始的寻根小说的勃兴，还依然能够感受那种蕴涵其中的现代国家精神，只是对国家的书写方式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观。这种改观在于：“国家”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叙事，转向一种“民族化”的叙事。如果借用“民族国家”的说法，那么前期的民族国家话语更强调一种国家性，而后期的民族国家更强调一种民族性。

　　1982年之后，史诗观念逐步强化。这种以史诗形式展现的民族国家的想象，以诗歌为先导，在小说中走向了鼎盛时期，像王安忆的《小鲍庄》，张炜的《古船》，郑义的《老井》，等等，都力图在构筑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叙事”。所有这些叙事背后，不仅仅是出于那种被一再夸大的“文化”兴趣，以及被一再批评的“传统”癖好，而是出于一种整体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要求。

　　五、主体性的神话

　　回想80年代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文学思潮，如果要找出一种相对稳定的、处于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话，大约要算主体性思想了，即以人的话语为核心的一整套叙事。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学中，人的话语大约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

　　如果说“人的文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关于文学的经典说法，高尔基的名言“文学即人学”几乎被随时随处加以引用，并成为人的话语的典范形式。

　　当人道主义话语处于上升地位的时候，人总是成为价值落定之所，“人”的宣言和“人”的写作成为人道主义话语的基本形式。80年代前后人道主义话语重返文坛时，也是充满了人道之情和人性之爱。

　　在中国，小说的兴起与民间商业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但是中国的小说从历史上看很少能达到欧洲小说那样一种繁荣和发达之势，这已如中国很少能形成像欧洲那样强大的市民社会一样。

　　文学的主体性首先体现在作者的主体性上。这种主体性的获得是通过内在化，抒情化的行为来完成的，那与之相关的抒情能力就成为核心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具有自己的历史优势，这在西方表现为“认识你自己”的知识传统，在东方表现为“悲苍生”“忧黎元”的忧患品格，因此人道主义话语的出现与知识分子力量的上升有密切关系。

　　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文学作品必然是文学家的实践活动、生命活动、心理活动的结晶。文学作品的品位高下，总是由文学家的心灵深度和广度决定的。文学艺术的反映，是一种主观的反映，是一种人各不同的个性化反映，它反映的是经过作家心灵折射的社会生活，是灌输了作家生命气息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心灵化了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只有成为心理的，才有可能成为艺术的，文学艺术的世界是一个心理的世界。

　　文学的最根本的原动力就是情感，通过最充分的肯定精神主体中的情感价值，从而揭示了文学艺术最根本的特性。

　　80年代对主体性神话的过度推崇，导致了在其后的文学思潮中对人文主义的某种厌恶和反动，第三代诗歌和先锋小说就是这样做的。具体到小说来说，“人”的“危机”的结果是人物不再成为作品固定的中心，就像余华说的“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和阳光、河流、街道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但是人的危机并不意味着人的终结。文学提示着正是人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象征，对这一点力图取消人物在作品中中心位置的余华也认为“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与世界扩交道的象征。”

　　六、现代派的风筝

　　我们知道，新时代文学是在政治反思和政治批判中拉开帷幕的，像《伤痕》、《班主任》等我们熟知的作品，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文本，或者说是作为政治现象出现的。一方面政治性要求压倒了文学性要求，历史的要求压倒了美学的要求，政治思维既伸展了文学的想象力，同时又使这种想象力受到了单向度的限制。

　　80年代初，随着文学话语权力的逐步获得，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热情的逐步平息，作家们就必然地生发着这样的要求，如何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偏移一下立场，转向对文学与其自身关系的思考。

　　对于疯骥才这样的急欲解决个人创作困境的作家，李陀这样急欲进入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的批评家来说，他们对现代派文学的热烈的关注和急切的讨论，并不是像柳鸣九、陈坤、袁可嘉等外国文学专家那样，出于一种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兴趣，而是因为现代派文学满足了他们对形式、技巧的想象和渴望。

　　那些直接从事当代文学实践的作家和批评家们，开始了兴趣的转移，从政治向文学自身，从外部规律向内部规律，从历史要求向美学要求的转移。

　　技术性作为一种专门的要求所引动的这场突进，对惯常的阅读习惯，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读者对文学的要求与文学对读者的要求，二者之间的冲突，典型的体现在有关朦胧诗的论战中。

　　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可以视为朦胧诗讨论的积极成果，也可以视为广义的中国现代派文学运动的理论贡献。从某种意义上，它们确立了关于80年代中国现代派文学特别是现代派诗歌的宏伟叙事。

　　七、“第三代”的小老虎们

　　在1985年、1986年之间，中国诗坛在朦胧诗主将和“第三代”诗人之间发生的迅疾的故事是如此的混乱，如此的不讲技术性。当代诗歌革命的呐喊者谢冕对这场赛事发出这样的感慨：

　　“潮流对于岩石的冲撞，乃是持续不断的无情，中国新诗当前承受的新潮的袭击，简直令包括创作者、欣赏者、批评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疲惫不堪。一个衡定的秩序破坏了，另一个新秩序尚未建立，接着几乎是不顾一切的“粗暴”的侵入。后新诗潮令人震惊的后果是新诗突然变得不美丽。这情景令人怅惘，并连连发出质问：它到底还要走多远？”

　　第三代小老虎们就是这样不讲情面、不容喘息地把一个时代带入了充满迷惑的混乱中。诗坛的混乱真的让人想起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所做的断语“奥布朗斯基的家里真的是乱了套。”

　　当朦胧诗被作为一种现代派诗潮而加以推崇的时候，第三代诗歌却反其道而行之，并公然打出反对现代派的旗号，反对现代派比喻性的写作，因为这种写作方式是现代派常用的写作方法。反对隐喻、反对象征已成为大多数第三代诗人的共同的主张。

　　对于第三代诗人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而言，他们反对对主体性的构造大约源于这代人的边缘化处境，于坚曾经对第三代的身份作过陈述：

　　我属于“站在餐桌旁的一代”，上帝为我安排了一种局外人的局外人的遭遇，我习惯于被时代和有经历的人们所忽视，毫无办法，这是与生俱来的，对于文学，局外人也许是造就大师的重要因素，使他对人生某种距离，可以关照。但对于人，这距离就造成了一种痛苦，因此我写到：“我们的玩具是整个世界”“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的像个人”。

　　对于第三代诗人来说，中心感的丧失，使他们不再像朦胧诗人那样以人民或人类的名义抒情，他们宁愿把自己当作“零余者”、“边缘人”，一个堕入入场生活的在者。

　　当第三代诗人从主体的位置退出之后，诗歌写作也就成了拒绝给定意义的行为，而朦胧诗那种文化追求和历史追求也就给放逐了。

　　八、寂寞的小说革命

　　在马原之后的一批小说先锋家，几乎人人都有一种长于叙事的天分，其老练和娴熟已不在马原之下。这批作家从年龄上大体都在60年代之后出生，到他们大显身手的80年代后期算起来，年龄基本都在30岁上下，但他们对小说这门叙事艺术的掌握程度又远非其年龄所能相称，比起他们前辈那些诚挚而规矩的小说家来说，他们倒更像是精通小说技术的老手。他们把想象的故事讲述的扑朔迷离、循环往复甚至惊心动魄，对他们来说，写作时分甚至就是玩弄技术的极好场合，而那些高难度的讲述事件，也可以说是小说技术的冒险。他们和马原一样，都对小说写法深深痴迷；而那些在技术历险中诞生的小说文本，既带来了惊喜也带来了疑难，我们常常在一知半解或恍然大悟地读完小说之后，发出由衷的感慨：小说原本可以这么写！或者小说怎么可以这么写？！

　　正如人们把马原的小说同博尔赫斯的小说联系起来一样，先锋派的小说家们也与博尔赫斯发生着强烈的认同关系，这个以神秘的玄想大大拓展了小说空间的智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后起的先锋派小说家推崇的偶像。

　　神秘在先锋小说中既是叙事革命的一种哲学，同时也是叙事的一种机制，那些在故事中一再出现的空白，不可重复的重复，等等，都是神秘性作用于叙事的效果。对于先锋派小说家来说，这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正是一种难以抵达的真实。

　　九、似曾相识的“现实主义”

　　这一段写得长一些，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些写作知识方面的记录。

　　不只是新时期文学，甚至整个当代中国文学以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都与现实主义发生过“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

　　不管小说怎样描绘生活，描绘什么样的生活，都体现了在小说对未来生活的描绘中走向真实的愿望。

　　与先锋小说革命的情形相似，新写实主义运动也同样是实践在前，而理论在后。

　　虽然新写实小说的兴起表明现实主义作为基本话语的重返，但是重返绝不仅仅是回到原先的出发点而已，它既是对基本话语的讲述，同时讲述方式上又出现了前所不同之处。新写实小说受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新写实小说作家的创作自述中，也体现在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批评中，像“零度叙述”“还原”等等被新写实小说作家和批评家所经常操练的语词，基本上都能在法国新小说派的文论中找到原初的出处。法国新小说派的出现，正是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化的时期，因此要把握中国新写实小说或者影响它的法国新小说就必须把握结构主义的基本特征。

　　列维·斯特劳斯则从主体在后的立场出发，认为主体存在于超越主体的结构之中，主体通过结构的作用被给定其位置。主体的去势正是新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主体失去了命名的特权时，原先作为对象的物质世界就重新恢复了其自在的面貌，同样的，不是人在创造生活而是生活在规定人，从这一角度出发，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它的叙事姿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说，写作主体不再以其主体性力量对叙述对象进行干预，讲述变成了显示，并尽可能让叙述对象自身原原本本的展现出来，这也就是一种情感零度进行还原的叙事方法。

　　还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涵义就是将文化时空还原为直接经验所形成的生活世界。实际上就是对主体的逃避和化解，或者说是主体的退出。

　　主体的退出，其结果必然是零度叙事的出现，这种零度状态就像王干所说的“主体与对象拉开距离”的“冷的叙述”。如果把这一冷的叙述的状态与50年代末、80年代初“热的叙述”的态度相比，就可以发现新写实新在何处。它与80年代初的现实主义回潮时的社会问题小说相比，其在叙事态度上都明显地表现为对社会的介入、对生活的干预、被描绘的现实也只在与主体相交融、相连接时才可能成为书写的对象，才具有意义。

　　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始终是以主体性为主要前提的。他难以抑制的把自己对生活的意见通过自己笔下的形象倾诉出来，体现出来。从他的文章里可以读出他那种主观战斗精神的面貌。而这种精神面貌与新写实小说相比正好恰恰相反，从创作过程看，新写实小说奉行感情的零度介入和中止判断，以避免对本体还原的干扰，叙述令人吃惊的冷淡，冷漠。正是因为新写实小说强调主体的退出，所以叙述是冷色的，而干预生活的小说因为强调主体的深入，所以最反对的就是冷淡的作品。每当这些作品既感受不到热烈的感情又看不到分明的爱憎时，就禁不住要想到，这作品里缺少了什么呢？缺少的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个作为正面力量的作家自己。而在新写实小说中，这种对作家自我位置的期待消除了，作品反而造就了作家长期消失不见的空间。

　　后现代主义认为，客观世界不受人的主观意识的支配，因而艺术家不应该对客观事物依据自己的主观情感做任何解释和安排，而应该用冷静的语言、如实的记录对人物和事物进行不带感情色彩的纯粹客观的描写，反对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使欣赏者进入一个艺术家虚构的世界，同时也反对把人与物看作文明关系，人为地把人视为艺术的中心，为人而写物，而是把人和物看做一种并列的关系，决不因人的主体真实性而否定物的真实性。

　　十、苍茫的告别

　　8年之后，当张承志这个被誉为理想主义战士的中国作家，在回想起1985年的文学革命时，竟会有一种做鸟兽之散的感慨，他说：

　　几乎让人信以为真的大热闹突兀地收场了。8年前，或许早就被同道们欢呼的新时期不仅旧了且已进了古董铺。未见炮火，麻雀四散，文学界的午合之众不见了。大热闹的收场，大混乱的士相，隐蔽着文学者进入文学天地的动静。

　　这似乎是一场不做宣言的告别，甚至都没有留下“苍茫的手势”，然而，热闹之后的冷清，昂扬背后的脆弱，却都真实地留给了一个新的时代。

　　激情的消退，同时意味着现代性冲动的减弱，意味着艺术从广泛的社会影响中撤出。也许，这是个好的兆头，因为艺术可能由此不再扮演顶替的角色，而回到原先的岗位上来，边缘化或许并不是坏事。

　　选自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68920shtml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2

　　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

浪漫主义由于理想性质的不同，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两种。 积极浪漫主义的理想，是与社会发展的趋向，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的，因而能够激励人们改造现实，增强人们的斗争意志。高尔基说：应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可以美化人性，克服兽性，提高人的自尊心。屈原的《离骚》，李白的诗歌，吴承恩的《西游记》，郭沫若的《女神》，就是我国这类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消极浪漫主义的理想，反映的是没落阶级对现实变革与社会进步的敌视。

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敢于正视现实，批判社会的黑暗，矛头针对封建贵族，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残存的封建因素，同时对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现象也有所揭露，因而充满反抗、战斗的激情，寄理想于未来，向往新的美好生活，有的赞成空想社会主义。代麦作家有英国的拜伦，雪莱，法国的雨果、乔治-桑，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普希金(早期)，波兰的密茨凯维支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都是同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与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作家是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消极浪漫主义作家总是美化和怀恋已经消逝了的社会生活与制度，妄想历史能够按照他们的愿望倒退，因而思想悲观，情绪悲哀，作品内容表现为怀旧，逃避现实，或者陷入神秘主义。在艺术上则是格调低沉，色彩灰暗，往往蒙上一层迷离恍惚、虚无缥缈的纱幕。十九世纪英国的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就属于这一类。

消极浪漫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他们的思想是同那个被推翻了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他们从对抗资产阶级单命运动出发，反对现状，留恋过去，美化中世纪的宗法制，幻想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消极浪漫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被打倒的封建贵族阶级没落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代表作家有德国的史雷格尔兄弟，即奥·史雷格尔和弗·史雷格尔，诺瓦里斯，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俄国有茹科夫斯基，英国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