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比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1917-1927)一、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 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现了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并探索社会解放道路的启蒙思想主题；以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与文学语言、文体形式的革新解放，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自觉地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统的开放性现代文学。部分新文学倡导者存在偏激情绪，对某些传统事物缺少具体分析，以致简单否定。二、二十年代的小说 体上看，20年代小说创作比较活跃，但大家不多，长篇巨著很少。就创作个体而言，鲁迅一枝独秀，叶绍钧、郁达夫成就较大；就创作流派而言，主要有人生派写实小说（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和浪漫抒情小说（前期创造社、浅草—沉钟社、弥洒社，郁达夫、郭沫若等）。三、二十年代的诗歌 胡适是五四新诗革命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其《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白话诗集。继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纷纷创作新诗。但这些尝试之作，平实直露者多，蕴藉婉曲者少，诗味不浓；为新诗作出重大贡献、奠定其稳固地位的，是郭沫若的《女神》；湖畔诗人汪静之等的爱情诗给新诗坛带来一股青春的气息；冰心的诗集《繁星》和《春水》，富有哲理与意境美；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风格以精致幽婉见长；徐志摩、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诗，反对过于欧化和散文化的倾向，注意融合中西诗艺的长处，为新诗艺术的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四、二十年代的散文 二十年代的散文创作异彩纷呈、成绩斐然。如鲁迅所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犀利泼辣的杂文，意境深远的散文诗，周作人冲淡平和的“言志”小品文（是对文以载道的封建传统的“和平瓦解”）；冰心清丽真纯、温婉缠绵的散文；朱自清精致缜密的抒情散文；林语堂颇具嘲讽幽默味的小品文等。五、20年代的话剧 话剧源于欧洲，20世纪初传入我国。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大胆尝试；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等独幕喜剧特色鲜明，形成了五四时期喜剧创作的一座高峰；欧阳予倩的《泼妇》、洪深的《赵阎王》等在中国现代话剧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等浪漫主义剧作有更高的艺术成就。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二个十年(1928-1937)一、小说 长篇小说硕果累累，名家辈出。除了茅盾的《子夜》《蚀》，老舍的《骆驼祥子》《二马》《离婚》，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沈从文的《边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蒋光慈的《短裤党》《田野的风》，叶圣陶的《倪焕之》，丁玲的《一九三0春在上海》，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王统照的《山雨》等。 短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人们的内心世界，无论是思想内容的深刻，还是艺术表现的圆熟都超过了上一时期的作品。叶紫的《丰收》，茅盾的《春蚕》，老舍的《断魂枪》、吴组缃的《樊家铺》，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沙汀的《代理县长》，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施蛰存的《梅雨之夕》，艾芜的《山峡中》，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二 、诗歌 本时期诗歌在现实性、战斗性上有所增强，如殷夫的诗蒲风的诗，臧克家的诗等；艺术上仍保持着探索的活力，如后期新月派诗人陈梦家等的作品，追求用暗示、象征等手法营造意境，醉心于诗歌形式的创新，内容上则远离现实生活；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追求诗情与诗形的现代性，借助朦胧的意象，倾诉着灵魂受伤后的缠绵低回的情绪；卞之琳也注意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表现手法，但重在传达诗的哲理意味，如《断章》。三、散文 不同种类的散文都有精品问世。鲁迅《二心集》《伪自由书》《花边文学》等多部杂文集中的作品，活泼尖锐，犀利深刻；瞿秋白、徐懋庸等人的杂文，也与鲁迅杂文风格相近；何其芳的《画梦录》精致典雅；李广田的《画廊集》朴野浑厚；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简练隽永；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真挚朴讷；林语堂的《大荒集》幽默闲适。四、戏剧 经过十年的探索，在本时期走向成熟，其标志是曹禺的《雷雨》《日出》，重要作品还有田汉的《名优之死》，洪深的《五奎桥》，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等。

乡土小说 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

问题小说 鲁迅 胡适 罗家伦 叶绍钧 冰心 问题小说 为提出某种社会问题而创作的小说

自叙传小说 主要就是郁达夫 自叙传小说 作品中以第一人称写“我”，即叙述者自己，最常用的手法是直抒胸臆，即在表现自我主人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情景时，以充满激烈情绪的笔调去描写，在事件的叙述中作坦率的自我解剖

二十年代的浪漫抒情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有哪些特点？

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

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1、梦幻乡土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构成了庞大的“乡村中国”的身影。在京派小说中，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主要内容。在京派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虚伪，人性异化，压抑束缚着自然生命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回归自然的企图中以梦幻般的心态描绘着一幅幅自在自足的乡土图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写了乡村中翁妪男女自然相处的和谐情景，勾勒出一派“世外桃源”图。沈从文的《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通过对原始态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契约分工和政治状态的生活相对立隔膜的述说，表现出作者对“乡下人”自然、热情、勇敢、诚实等高贵性格的讴歌。与乡土民间和谐纯真的人性民情相联，京派作家或热衷于不表现社会底层人民生命力的强盛，如沈从文《柏子》中的水手任意而快活，林徽因《文珍》里的丫头大胆地求生，萧乾《邓山东》中的小贩憨厚而刚直；或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对优美纯洁女性的关注，如沈从文的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废名的阿毛（《桃园》）、琴子、细竹（《桥》），林徽因的钟绿（《钟绿》）、绣绣（《绣绣》）；或在飘忽的回忆中追寻着儿时的天真烂漫，如萧乾的《篱下》、《放逐》，凌叔华的《弟弟》、《小哥儿俩》，汪曾棋的《戴车匠》。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2、悲悯人生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凌叔华的《小刘》、《李先生》、《春天》等描写女性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由对人性的反讽而产生的轻曼的悯惜和忧伤的悲剧审美效果。京派作家还善写残缺的美的命运悲剧，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中父亲在一片远暧的自然宁静中悄然而逝，而三姑娘只能在自然光色的轻抚中长成一个乖巧美丽的姑娘。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

五更分两年年年称心 一夜连两岁岁岁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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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伍子胥成了萨特笔下的存在主义者的兄弟，这自然与西方的文艺、哲学思想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有关，也与四十年代的特定历史背景密切联系；两者最终结合于作者冯至身上，他才是存在主义式的英雄伍子胥的实际创造者。而冯至自己在这一创作中又何尝不显示出由“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

写作《伍子胥》是冯至十几年前就有的夙愿，但那时不会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伍子胥逃亡的故事，我青年时就在脑里萦回着，什么江上的渔夫呀，水边的浣衣少女呀，充满了诗情画意，使人神往。我早有把他们的故事写成叙事诗或小说的愿望”。[4] 照这样写来的话，只会是浪漫主义作品，伍子胥便会是浪漫王国的骑士。但没有写成。那时的冯至还浸在沉钟社浪漫主义的余续里。

冯至的人生轨迹的“抛掷”在1930年有了变化，曾被鲁迅赞誉为“二十年代杰出的抒情诗人”，如今决定了要走学者道路，到德国留学去了。那么，他四十年代的重新创作也象他自己所说的“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不管怎样，这次选择与后来《伍子胥》的创作有内在的联系。冯至正是在德国留学、走学者之路时由浪漫主义者逐渐转变为现代主义者。

冯至说他留学期间，“在这几年内，我书是读了，也很少沾染一般留学生的习气，但是头脑里装的是存在主义哲学，里尔克的诗歌和梵高的绘画，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5] 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早在国内他就读了卞之琳译的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并且想仿照来写伍子胥逃难故事。但浪漫主义余续里的冯至误读了里尔克这位带有存在主义味的象征主义诗人[6]。后来作者自己承认：“但那时的想象力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元素，所神往的无非是江上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衣女，这样的遇合的确很美，尤其是对于一个像伍子胥那样的忧患中人。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都曾经音乐似地在我的脑中闪过许多遍，可是我并没有把他们把住。”[7] 留学以后，冯至才获得了转变，而这要到他四十年代初在重新创作中体现出来。

在四十年代，“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冯至重新的创作终于开出了花朵。这个时期受西方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影响的他，从沿海流亡到内地，一路上与民族同遭阵痛，不会感到“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四十年代初的中国与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正被法西斯强国欺凌，知识分子在民族血与火的罹难中面临着存在主义的境遇的选择。[8] 理论一旦与现实发生了共鸣，发出的灵光是巨大的，这就是冯至四十年代又重新创作并取得重大成绩的主要原因！屡次愿望都没有成功的《伍子胥》的写就正是这次爆发的重要收获之一。

往日的浪漫已经难再，时代赐给了新的因素，而今的《伍子胥》“其中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这样，二千年前的一段逃往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了”，作者自己也与伍子胥一道发生变化，“伍子胥在我的意向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练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般。”[9]

于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伍子胥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式的人物，在存在主义式的境遇里演绎着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主题。伍子胥是由“种种利害关系、兴趣和未来计划组成的，这就是存在主义现象学者想要研究的东西，因为他们主张那些东西是真正基本的人类生活结构”。[10] 死亡是人生的最大生存困境，是存在主义最感兴趣的问题，冯至也不例外。当别人问他吴市以后的伍子胥是否还继续写下去？他显然对复仇结局失去了兴趣，他回答说：“如果写，我就写他第二次的‘出亡’——死”。[11]

正如里尔克的散文诗被一种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冯至也在《伍子胥》中重视现代主义的心理气氛的渲染，用一个个散文诗的片断来表现一个流亡者存在主义式的选择境遇中的感觉和体验。小说中的《延陵》一章用优美、流畅的散文诗的语言尽情描绘了大贤人季札领地的富庶、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和平宁静生活；接着便转到了伍子胥的选择境遇：是否去拜访季札？带着心理分析手法、又有着浓郁的抒情的笔触强化了作者心中的伍子胥的的形象。从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过去的浪漫主义者冯至的印痕，他十几年前关于伍子胥流亡途中故事的浪漫遐想固执地显露了自己。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何其美丽；而朴实的兵士、做好事不求报答的渔夫、施舍米饭的浣衣少女，何其美妙！我们甚至误认为伍子胥的逃难是一种浪漫的享受了。这说明冯至不可能成为萨特那样的存在主义者，他无疑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甚至保有浪漫主义因素，这就是冯至创作道路上的“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吧。

《十四行集》和《伍子胥》是冯至四十年代创作的重大收获，反映了他的创作已由早期的浪漫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阶段。对冯至来说，这是一个递进式发展，四十年代才代表他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伍子胥》的出现也标志小说家冯至诞生了。二十年代他也写过小说，但几乎没有影响，《伍子胥》之后的小说家冯至还为我们奉献了又一部叙事性力作《杜甫传》。冯至小说的诗化、散文化倾向是对二十年代浪漫主义小说的继承和发展，“符合了现代世界严肃小说的诗化以及散文化（不重情节）这样的创作潮流。”[12]

《悲惨世界》一书中，雨果以卓越的艺术魅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奴役劳动人民、逼良为娼的残酷现实。雨果的这部传世之作，创造了一部反映法国现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长篇史话。全书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个人命运与历史题材的结合，气势磅礴，色彩瑰丽，最大限度地体现了雨果在叙事方面的过人才华。

我当时所读到的《悲惨世界》虽只是片段，但震撼力强劲无比，以文学价值而言，远远在大仲马、梅里美等人之上。文学风格与价值的高下，即使对于当时我这个没有多大见识的少年人，其间的对比也是十分明显的。

--金庸

《悲惨世界》的卷首上印着一句话："只要这土地上有着无知和悲惨，像本书一样性质的书就不无裨益。"雨果的文学热情，与那些隐匿于自己个人的生活世界中，玩弄着近乎独语的、令人费解的语言文字的所谓现代作家的"高雅矜贵"的气派绝然无缘。20世纪被唤做"战争的世纪"，持续不断的悲惨与杀戮，不正是因为失去了照亮全人类的"人性之光"吗？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雨果是值得一读再读、长读不衰的作家。

--日本作家 池田

我在少年时候就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读得有些早了，我读不懂书中那些有关法庭、监狱、坟场和沙龙乃至巴黎城下密如蛛网的下水道的大段章节，硬着头皮啃下去，心底里让小说抚摸得最柔软的仍是冉阿让的好……20世纪90年代初，我再读《悲惨世界》，这才意识到，小说中那些被人们批评为"议论、考证太多，成为书中累赘"的章节，其实全都蕴藏着无法估量的宝藏，那意味着文化，那是世界上的一座高峰，而且可能是比许多高山还要高的高峰。

--青年作家 孟庆德

《悲惨世界》中文版译者序

流亡在大西洋上的盖纳西岛，1861年6月30日，维克多·雨果，法兰西一代文豪，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这是一轴辉煌的画卷。画幅的卷首可上溯到卞福汝主教经历的1793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卷末直延伸到马吕斯所参加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在这里，整整将近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都一一展现了出来：外省偏僻的小城，滨海的新兴工业城镇，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监狱，巴黎悲惨的贫民窟，阴暗的修道院……这一漫长浩大的画轴中每一个场景，无不栩栩如生，其细部也真切入微，而画幅的形象又是那么鲜明突出，色彩是那么浓重瑰丽，气势是那么磅礴浩大，堪称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小说中的画面描绘，远远超出了表现历史背景与叙述人物故事经历的需要，雨果有意识要为后世留下史笔，他所描绘的两大历史事件滑铁卢战役与1832年巴黎起义，就是极为辉煌的两例。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小说里写出"本世纪"的历史之流迂回曲折、起伏跌宕的巨变，并且在全部历史景象与过程的中心，安置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即下层人民悲惨的命运。在他看来，大革命后的半个世纪的不同阶段，下层人民的处境同样都悲惨艰难，并无变化，他以冉阿让、芳汀与珂赛特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他在小说的序里就指出了"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因此，可以说作者要绘制的就是那个时代中穷人悲惨生活的画卷。

这是一部雄浑的史诗，是一个人的史诗，但又不限于个人的意义。主人公冉阿让一生的道路是那么坎坷，几乎具有了各种非凡的活力，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传奇性的主人公。这个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他的精神历程也像史诗一样可歌可泣。他本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者，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逐渐成了猛兽"，盲目向社会进行报复，以致犯下了真正使他终身悔恨的错事，而这种悔恨却又导致一种更深刻的觉悟，成为他精神发展的起点，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

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

就《悲惨世界》在内容上的丰富、深广与复杂而言，它无疑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19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可与之比美。对于它厚实的艺术容积，也许只有借助巨大的森林、辽阔的海洋这一类比喻，才能提供一个总体的概念。

《悲惨世界》问世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它在时间之流的大海上傲然挺立，它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千千万万人民，不断造访的一块艺术胜地，而且将永远是人类文学史中一块不朽的胜地。

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古已有之。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却形成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僧侣主义的斗争相当激烈，主张“天赋人权”，要求“个性解放”，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反对古典主义，提倡革新创造。

雨果的浪漫主义作品《欧那尼》上演时，轰动法国文坛，从此战胜了古典主义，确立了浪漫主义作品的地位。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肯定与提倡，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 浪漫主义思潮发展得最完备，最规范，最有成就的当推英国。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下列一些特色;首先，英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它是由少数作家自由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其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源远流长，犹如小河流水，潺潺不断，历时达一百五十年之久。

早在十八世纪末，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和农民诗人罗伯特·朋斯(1759--1796)等人的诗篇中，就吐露出浪漫主义的苗头，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拜伦、雪莱的诗作为高潮，直到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执政的时代，依然还可以从丁尼生、罗伯特·勃朗宁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等人的诗歌中，看到浪漫主义的余声。再次，英国的浪漫主义明显地分为对立的两大派别。消极浪漫主义先于积极浪漫主义登上文艺舞台，主要代麦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以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浪漫主义的先驱者是卢梭，他宣扬感情至上和人的本性善良。一批作家响应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在创作中抒发对大自然的感受，描绘大自然的魅力，抒发对美好事物 、自由理想和乡土的热爱追求和依恋。法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夏多布里昂。他的创作缅怀过去的理想，宣扬宗教的威力，表现出浓厚的消极思想与情绪。

1800年斯塔尔夫人发表了著作《论文学》，介绍了她对浪漫主义的观点。在这部著作和另一部著作《论德国》中，她提出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和《爱尔那尼》一剧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胜利。雨果的作品气势恢宏，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表现了对中下层人民群众的深厚同情，是法国也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杰作。乔治·桑表现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揭露金钱万能罪恶的小说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也属优秀作品。 浪漫主义还是起源于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最早的主要表现是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施莱格尔兄弟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领袖。施莱格尔兄弟编辑的刊物《雅典娜神殿》，在推动浪漫主义运动的宣传和理论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耶拿派浪漫主义。他们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创作自由，提出打破各门艺术界限。但他们的浪漫主义理论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色彩。

德国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派别是海德堡派。代表人物有阿尔尼姆、布伦坦诺和格林兄弟等人，重视民间文学，深入民间收集民歌和童话，对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起过积极作用。此外，霍夫曼、荷尔德林、海涅、歌德、席勒等人的创作也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中把诗歌看作“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这篇序言后来成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宣言。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他们抨击封建教会势力，表现出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民主倾向，在艺术上发展和丰富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小说中的代表司各特善于把历史事件和大胆想象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画面。

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19世纪初俄国诗人茹科夫斯基打破古典主义规范 ，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早期浪漫主义创作，充满了革命激情，讴歌反专制、争自由的思想，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东欧浪漫主义文学以波兰革命诗人A密茨凯维奇和匈牙利革命诗人S裴多菲为代表 ，他们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民族特色。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逐步被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

20年代小说的总体面貌：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与浪漫抒情小说相互对峙、互为补充。20年代大体的小说发展脉络是：首先是“五四”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的巨大力量，引出了一批“问题小说”，但是问题小说比较形而上。“虚”一些，大部分问题小说作家都先后倾向于现实主义，与问题小说之后出现的“为人生派”现实主义小说合流，其间还出现了从20年代起便形成了一股持久的创作潮流的乡土小说，而乡土小说实际上可以算作是“为人生派”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分支。而在浪漫抒情小说方面，则是先后出现了“自叙传”抒情小说和其他一些主观型的叙述小说，这些小说主要以创造社为主。

20年代的文研会公开倡导文学“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无疑是“问题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问题小说”的创作引向了高潮，其创作风格集中体现在王统照与叶圣陶身上，王统照突出“爱”与“美”的观点，探讨人生的“烦闷与混扰”，而叶圣陶也是由“问题小说”起步，后来又成为了“为人生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他除了简单的表现“爱”与“美”之外，更集中于封建宗法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而“隔膜”问题与同时期鲁迅小说中关于“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有相通之处，在“问题小说”潮流过去之后，叶圣陶在专心地刻写学校知识分子和市镇小市民的精神历程方面，显出与众不同。而文研会的其他作家则主要构成了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乡土小说的作家群体，乡土小说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泥土气息，突破了新文学诞生以来创作的相对狭小天地，使得新文学和社会生活土壤的联系更加紧密。

总而言之，20年代的文研会小说创作集中于现实主义小说，影响并推动了20年代整个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

而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的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同时又吸收了1921年—1926年风靡日本的“私小说”的手法，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作家私生活中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这样的创作思路无疑使得创造社在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选择了浪漫抒情小说。20年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分支——“自叙传”抒情小说以创造社的郁达夫的《沉沦》为代表，而创造社后起的青年作家紧接郁达夫几乎构成了一个抒情作家群体（还有浅草社与沉钟社作家）。

由此，20年代创造社的小说创作主要是集中于浪漫抒情小说的。

20年代的文研会与创造社在小说创作上，由于不同的文学主张，分别选择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个不同方面，并成为各自阵营的主力军，共同推动了20年代小说创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