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李白的浪漫主义

浅谈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 

李白是一位盛唐诗坛里不得不看的风景，其诗豪放飘逸，想象瑰丽，代表着诗坛里的一座高峰------浪漫主义。

其诗句风华绮丽而又巧妙的熔铸为高大古雅。其人桀骜不驯，放任却又不随波逐流，一身追逐自由却又有安邦定国的宏愿，同时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封建社会空前鼎盛的时期，大唐国威远扬，辐射周边，但同时又隐藏着没落与衰败的暗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自身宏愿碰撞之下，孕育了李白独特的浪漫主义诗歌气息。 

一、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 

（一）豪迈而奔放的气势 

元稹说李白的诗歌:“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这正道出了李白诗歌的这种豪迈而奔放的气势。 

如诗人笔下的黄河: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 

这里,黄河奔腾咆哮,冲决一切,呈现出不可驯服的形象,确有“落笔摇五岳”之势。再如诗人笔下的长江和高山: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奇险挺拔,高出天外的峰峦,都表现出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不可阻挡气概。 

（二）丰富而奇特的想象 

李白诗歌中,有大量的想象,有的诗通首是想象。现实事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景物、梦中境界等等,在李白笔下,无不成为想象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诗人的想象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任意驰骋。而这种任意驰骋的想象又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超现实的描写为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服务。《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这方面的典型。诗人借助梦境,开展大胆的想象,描绘了天鸡高唱、海日升空、熊咆龙吟、霓衣风马等超现实的想象,渲染了仙界的瑰丽和美好,映衬了现实的污浊和黑暗,表现了崇高的理想。诗中写梦醒后对梦境的议论更直接表示了他在现实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不开心颜”的斗争精神。李白诗歌中的想象往往出人意表,新颖不俗。但出人意表又入情理之内,新颖不俗而不流于怪谲。 

（三）大胆而恰切的夸张 

李白经常使用夸张这种艺术手法,来表现强烈、炽热的激情。从那大胆而恰切的夸张中,也表现出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李白在《北风行》中用了“燕山雪花大如席”句,来叙述北方雪大天寒。鲁迅先生就此句作了说明:“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变成笑话了。”(《鲁迅全集》第六卷185—186页)这就是艺术中夸张与真实的辩证法。李白那些优秀诗歌中的夸张,从来没有脱离生活的真实,恰恰相反,他总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因此,往往越是夸张,现实生活越是表现得深刻、真实。 

（四）形象而生动的比喻 

在李白的诗歌中往往通过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化为具体的形象。如用水比喻感情: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二、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原因  

那么李白豪放浪漫的浪漫主义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当然有时代等客观原因，同时也有诗人自身等主观原因。我认为，这是在特定时代，特殊社会，特定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中，由其特殊身世，个性，气质和生活经历等因素促成的特殊思想性格和独特的审美追求形成大的。

罗曼·罗兰也曾说过，“伟大的作家在创作中，总是有两股激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运动相混合，另一股则蕴藏的深得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愿望和需要。直到现在，它还滋养着新的时代。”（《法国作家论文学》），无疑，李白所代表的诗歌高峰正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愿望和需要。

　　李白是我唐代伟大的漫主义诗，其诗仰吞宇宙、星悬揭、地负海涵、高华莫并，在我古典诗歌发展史达到了漫主义的顶。宗白华说李白的诗高、深、大，涵盖乾坤是大、随逐是深、截断众流是高，都根植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这就是漫主义思想。[1]P·165李白这种独特的漫主义风格令其其诗仙风道骨，与众不同，后敬而难及。抓住了李白超凡脱俗独特风格的文化内涵，就抓住了锲入李白思想的钥匙，就能启开这神秘的大门，去追根溯源。

　　一、盛唐时代精神的映射：繁盛与隐忧的潜生，希望与失望的困惑 —— 新时代的大先生李白

　　唐开元年间是封建社会的高时期，经济繁荣，文化灿烂，政治制度熟，是一个富于开拓和创新的大好时机。统治者以文治天下，重用文、发展科举、广开言路，所以思想活跃、百花齐放。但同时又存在着隐隐危机，藩镇割居，节度使拥兵自重，而唐玄宗宠幸玉环，沉酒，所以唐代社会于一种极度繁荣而又隐忧潜生的特定状态之中。从武则天的考试封名到唐玄宗的乡贡进士，希望之门大开，但入仕的可能毕竟有限，特别是“因循”资格考选制度而得到稳固的士族势力再起，使才士们唯叹门槛太高，所以往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隆兴中方兴未艾的隐忧投射到以希望进取为主体趋向的才俊之士心，形了他们“英特越逸”（玄宗语）之的朦胧不安，这不安又往往因个遭遇而演化为独特的风格。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独立宇宙的大我主体精神；王翰之定海内文化而高标自置、余皆斥落；孟浩然酒醉而不赴荆州之约；李白请高力士捧砚脱靴的高傲姿态……如此等等，构了一种群体的狂放不羁的士风，一种辉宏中见的时代格。然而，高自期许、狂放不羁的盛唐才士在思想其实是幼稚的，他们普遍缺乏一种深刻的思辩与察的能力，却多了一种为辉宏的开元盛世所鼓的轻狂之。作为庶族的文士即使入仕，但在士族咄咄逼的强大势力下，也还要一定时间去铺路搭桥，才能稳固位置。武后时入用的才士多为文学侍臣，开元中以来，即使中式授官，也仅为校书县尉，偶有角峥嵘者进入中枢，但都好景不长。李白虽才高八斗，但入用之后也仅为诗赏月的玩臣而已。《剑桥隋唐史》指出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原因在于其个的偏窄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识见不足以与有累世治政经验的王族抗衡。这是极有见地的。

　　他们有两条路，要么放弃其才士的偏执狂傲，脚踏实地在从政的过程中磨炼治经邦的才干，而这样却闷杀了诗的特有个；要么是偏执地发扬其诗的狂傲个，而自断仕途之路，在诗大显手。因此，可以说盛唐诗秀朗浑厚之魅力的根因，恰恰在于其政治的天真与不熟。李白因其特殊的质、出、经历、素养，将盛唐才士的这种时代个发扬到了极至。

　　李白历经7位皇帝，在开元、天宝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李白之所以具有典型，在于他在政治方面稚嫩得“出类拔萃”，近乎天真烂漫的程度。天宝，盛唐才子的仕途在希望之中失望时，王维在痛苦的深渊向“诗佛”之路亦步亦趋。李白却因待招金马门而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安史之中，李璘起兵，高适应萧宗诏，而李白却主动入李璘幕，高“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沙”，结果，落得个流放郎的下场。对于政治，他不是凭理的思考，而只是凭感的认识作出应。李白的这种风格使我想起阮籍的《大先生传》，才士们将政治压力放到文论之中去舒解，即形似狂非狂的时代意识，放达为亦舒亦卷的名士作风。内心的极度苦闷与思想形了当时的思和文风。睥睨八荒、牢宠万有的意象之下，恰恰是一颗被现实揉碎了的诗心。《大先生传》的典型就在于此。所谓“大先生”，其实是在现实中深感无能为力、渺小卑微的阮籍在子虚乌有之乡的精神扩张。因此，透过“大先生”的清虚氤氲会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和失意。由于所时代的相似，“大先生”的形象为李白潜学内化。李白自写道：“而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于……将倚天剑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廖廓，登云天之渺茫”[4]。显然是“大先生”的衍变，然而因时代精神不同，李白笔下的“大”形象与阮籍之“大先生”有本质的不同。由于宏盛开明的盛唐时代不同于正始，为诗现实抱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而形而学的魏晋玄学经南北朝的动已渐趋式微，济世活的儒家思想又一次为时代的主旋律。于是，李白以其独具的天真豪逸的诗心，一扫阮籍“大先生”之愤懑虚无，而将阮籍那种积郁躁动的英，在新的高度释放出来。这一新时代的“大先生”形象有着丰厚的历史沉淀，也包含着现实的时代精神。他绍承阮籍而又溯庄孟、超越现实而又淤陷时政，再加天真的资质、豪友的习染、夸谈的个，在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淡化了前辈的哲理内涵而趋向文化质，这一时代精神的内化外染为李白漫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二、屈原庄孟思想的沉淀：漫与痛苦的织，风鹏与王者师的张力 —— 李白英特越逸之的内涵

　　李白高标独立的风格，其实是深刻的历史文化逐步积淀的结果。“步屈原、庄子的后尘，‘并庄、屈以为心，自白始’（龚自珍语）。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漫主义的‘诗世界’。”[6]P·127“他们（屈原与庄子）同是我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想象都极为丰富宽广，所构的艺术境界都甚为奇伟壮观。从思想到艺术都对我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久远、广泛的影响。”[李白在《古风》中写道：“正声何微茫，哀怨起”，他曾评价屈原“屈平词赋悬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可见屈原对李白的影响很大。后期李白因永王璘事件而被流放，流放中，李白常以屈原自比，“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泽畔，憔悴几时回”。可见他对屈原的思想有着深彻地了解和领悟。屈原的主义思想因现实的抑郁而无法用行动表达，只有超越现实，通过诗歌喷涌而出。李白的报之志，因个格及现实阻挠而无法实现，也只有用诗歌发出澎湃的涛声。这一共同的愤懑令李白念屈原、似屈原。屈原的风格通过历史的积淀，深深地感染了李白，所以说李白继承屈原，为我们创造了漫主义的“诗世界”。

　　“庄子对艺术的要求，不是具体地、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起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而是要求艺术地表现一种远离现实，超乎现实生活之的理想的精神境界……这种文艺思想，必然只能导向漫主义，而不可能导向现实主义……如果你把它（艺术）具体化、现实化，就会破坏它。显然，这种艺术只能以天入地、放无羁的漫主义方式出现，以便与其内容相适应。”庄子对李白的影响可以从“鹏”的意象来看，李白诗中频繁出现的“大鹏”形象源于庄子的“风鹏”。李白作品中同时也有“南华老仙”明云澈的圣质，其实这又是孟子。庄子与孟子在李白同时得以再现，不是一种矛盾，而是李白对多种思想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体现。

　　庄孟思想有重大影响在于以对的主体精神的高度民主发挥基础，以“天赋尊严”为核心的中知识分子的历史格的完。庄孟思想虽异，但都从不同端点共同指向这一点，其共同之首先表现于对世俗王权的超越。同庄子一样，孟子的极度自尊是以天道与心相通为理论依据的，这是战之时诸子以为本论对传统的天相应论的重要改造。庄子说“以天合天”[，孟子则云“尽其心者，知其也；知其，则知天也。存其心，知其，所以事天也”。他从维养平旦之起，达到“我养吾浩然正”的境界。虽然庄以自然虚无为天道，孟以社会仁义为天道，但是其共同的以我心通天心的观念，与先秦诸子相较，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即以我价值的高度夸张弹射自我精神的极度张扬。不难看出李白那种以自我为主企望汇纳百川度越古今的格，其精神实质正以庄孟格为发韧。

　　开元时期的时代氛围和才俊之士的地位心态，与秋战之时新兴的士的地位和心态有惊的相似。他们都于一种相对开明的时代，满怀希望，要求一展宏图。他们崭露角，看来前途似锦，而又道路艰险，障碍重重。这种近乎历史重现的态势，使庄孟极端张扬主体精神、夸张自我价值的格，在唐朝得以积淀张扬。如果说庄孟的英逸之在盛唐才俊之士获得了最好的弘扬条件，那么李白因其地域、出、幼学的特殊条件，更具备了发挥的独特资质，可以说作为思想家的庄孟对滋生力量估价还是有分寸的，甚至是世故的，那么，作为诗、又缺乏“子”的素质的李白，一任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不断自我膨胀，从而将庄孟文化对立统一起来，将盛唐英特越逸之的正面（进取自尊）与负面（政治的不熟）推向了极至。

　　李白的“长风破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4]、“天生我材必有用”[4]，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平治天下也，如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孟子游说失败闭门授徒，“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与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青天”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了。但“沦落”对李白来说已是更加起狂放的催化剂，我们还可以发微深省地从他的哀叹中捕捉到他自哀自怜间潜流着以“天将降大任”的“王者师”自居的丝丝感。“东山高卧时起来，济苍生应未晚”、“遥望长安月，不见长安。长安宫阙九天，此地曾经是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这些诗句正是这一精神的写照。

　　道教超凡脱俗的仙派、神思万逸的精神内涵，很大程度影响了李白。二十岁之前，诗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有过密切往，并拜隐士赵蕤为师，在岷山隐居，修炼道术。甚至“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以为道，并不起”。安陆时期和东鲁、梁园时期，在长达二十八年时间里，他经常栖隐山，寻仙访道，更有甚之，最后还加入道士籍。

　　天宝年后，李白更加追求仙境，最终不可收拾。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唐代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不安，民生活痛苦万状。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既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又无力改造社会，挽救苍生，于是就产生了消极避世、慕求仙道的思想意识。”

　　后论及李白，或曰近儒、或曰近侠，更或曰近纵横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朝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中曾经指出：‘儒、侠、仙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又自白始也’。这几句话道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李白思想确实受到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儒、仙、侠思想本来是互相对立的思想体系，由于李白坚持了‘诸家互补，为我所用’的精神，便将三者统一起来。”我以为李白之所以是李白，恰恰在于他不是以“子”的政治家份出现，种种争论最终道出一个矛盾：李白出入诸子百家，但不以一家之言为终极的皈以，李白就是李白，他笔下的诸多前辈的遗产都被赋予了李白的灵魂。其归属便是他企望渡越一切古，自我完。说东道西，评长论短，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沉淀的一种精神，被李白个化，并得以挥扬。这些历史文化思想在李白的积淀和张扬正是李白漫主义的思想根源。

　　三、个禀赋、格，家师的引导：书香与侠的熏陶，风流与潦倒的舒卷 —— 好个惠达高洁、侠骨柔的李太白

　　李白出富商家庭，父李客颇具文学修养，因此，他自小就受到良好教养。“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也”]，“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李白“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宋祝穆《方舆胜揽》有“只要工夫深，铁磨针”的传说，虽有可能附会，但也不无道理。这些都说明了李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在同龄中出类拔萃，有了宏大宇的慧根。

　　李白二十岁左右，在戴天山（匡山）读书时从赵蕤学纵横术。赵蕤经常与李白纵谈历史盛衰治、横看英雄力挽狂澜，使得李白心中有英雄之志、中有豪杰之。赵蕤带侠的思想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李白露锋芒便一鸣惊，令许多文大加赞赏。苏頲称李白“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且见专车之胄，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唐孟肇《本事诗》中写道：“李太白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谪仙’，解金龟以换酒，与倾尽醉，期不期，由是称誉光赫。”[李白悼念贺知章诗《对酒忆贺监》诗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是长安紫极公一见余，呼余为谪仙，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诗云“长安一相见，呼余谪仙”、“金龟换酒，却忆泪沾巾。”《李白寻范十隐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铿。”《赠李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泣鬼神。”李白也曾写道：“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诸多文皆呼李白有仙风道骨的质，所以，李白也就以此为方向不断发展，最终形自己独特的漫主义风格。

　　自古文几多风流，李白也是如此。在李白的诗中，有120多首女诗，大致可以分为估客诗、征妻、劳动女、宫廷女、女道士、女勇士和自己的妻子等类，都是他在生活中所遇的物，是盛唐时代女的写生画卷。此外，还有不少描写携、观、出的作品。诸如《携登梁王楼霞山孟氏桃园中》、《送侄两携二赴会稽戏有此赠》、《在军宴韦司马楼船观》、《邯郸南亭观》、《秋猎孟诸归置洒单父东楼观》、《出金陵子呈卢四首》等等，或以助兴、或观赏艺、或以追怀、或载随。宋陈藻说：“杜陵尊酒罕相逢，举世谁堪如此公，莫怪篇篇女，别无物与形容”。李白一生有四位夫：许夫、宗夫及两小妾，《寄远十二首》就是为其夫所写。

　　对于李白的诗要用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来看，那些“李白诗十九不离诗”的讥评是偏颇的。由于李白受正始名士生活作风的影响，所以魏晋名士以放达为主体精神之表现的生活形态在玄学式微后为李白所欣赏。于是醇酒为诗歌的重要题材，且被赋予不同的时代特征。在势萎弱，朝不保夕的齐梁流为绮糜的宫体，而在完开朗的盛唐时代，则为抒达英逸之的媒介，生活的豪纵放达与建功立业的抱负，往往为盛唐诗格的两个方面。李白对女的歌，不仅一扫齐梁的脂粉味，甚至不局限一般所谓“ 对女命运的同”。李白诗的清雅之是对天然美的描写。《越女词》五首所描绘的清江朗月之下素足雪肤的越女形象，让感到一种清纯秀丽的洁雅，仿佛是庄子藐姑射神的世俗化；而如以《越女词》中的幽雅丽与《行行且游猎篇》中的游侠少年相较，不仅可感到李白诗中有一种对圣洁、高雅的事物的追求，同时可感到肠与侠形了李白诗歌中刚与柔的又一种对立统一，而这些又是主于清虚的庄子式逸与主于雄健的孟子式英的基本质的变异与内化。

　　李白一生的最后两年，转碾于宣城、金陵一带，穷困潦倒，生活十分凄凉。虽然还能得到一些朋友的资助，但“赠微所费广，斗浇长鲸”，仍不免“长剑歌苦寒”，为生活而发愁。[4]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他把一生著作全部给李冰，李冰把它们编《草堂集》十卷。这个集子也没有流传下来。这年11月，诗与世长辞，终年62岁。

　　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且悲且壮，志向远大为壮，壮志难酬为悲。他具有祖、同民的炽感，他望自己的才能为为民赶一番大事业。从青年时代，直至临终的前一年，他都在为理想和抱负而奋斗，但回报他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打击，最后抱着莫大的遗憾在寂寞贫困中悲愤地离开了世。诗临终前，回顾一生，写下了他的绝笔：“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诗又一次以大鹏自比：高飞五万里的大鹏从高空摧落了，孔子已死，更有谁为大鹏的摧落而流泪呢？这是诗壮志难酬的长长叹息！也是对自己悲剧一生的沉痛惋惜！

　　正是由于李白独有的个和特殊的家境以及老师的熏陶、豪友的习染，才使李白在漫主义这一方向不断发展，最终形了自己独特的漫主义风格。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

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

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

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 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

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

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

本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

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 ，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 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

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

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

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

小结

总之，二十世纪的李白研究无论是生平、思想研究，还是艺术分析、作品整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在特定的时期内，李白研究也曾因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走过弯路。八十年代以后李白研究虽然突飞猛进，但是选题重复、徒有方法之新而无突破之实的现象日益严重。九十年代，真正有份量、有突破、令人为之一振的论著和论文更是越来越少。然而，由于有本世纪李白研究的所取得的成绩作基础，加上更为扎实的治学精神、更为先进的研究方法、更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二十一世纪的李白研究必将会出现更为长足的进步。

诗仙李白是我国继屈原之后的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词歌赋以及一生的坎坷经历都是取之不尽的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尤其他的诗文作法值得我们后人去借鉴和创新。

天马行空 取材广泛

李白一生游玩不少山川，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写有诗作，他的诗情犹如昆虫的触角一样敏感。现实所见所感乃至梦里所幻都能触发他的诗情。友情、亲情、乡情、志向，信手拈来，无所不能，内容包罗万象，展现出诗仙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和浪漫不朽的艺术魅力。从中我们要学习他用敏感之心去感受天地事物，哪怕再细微之事也可以入诗入文，正如郁达夫先生说的“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走进自然，走进生活，走进自我，去发现，去感受，同时将感悟所得的各种不同的体验洋洋洒洒写出来，自然而鲜活。

李白见山写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以山写自己如山的孤独；见水写水，“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以水写自己如水的心境；见花写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桃花潭水衬托友情的纯洁和纯深。更为高妙的是，他充分调动发散思维，用同样的事物来引发不同的情思，如他写月光，以月写相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以月写孤独，“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以月写闺怨，“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以月写沧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以月写壮志，“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不仅如此，他还能从前人歌赋神话中深化提升，古为今用，化陈旧为新奇，学会以某一事物为写作中心对象，多角度辐射，将自己某一种情感依附寄托其中而不着痕迹，如行云流水，流传不少经典的名作，都说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其实其浪漫都扎根于现实土壤之中，都是生活的真实而多彩的写照。

手法灵活 形式多样

李白的大多诗作，无不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缘于他站在现实基础之上，充分调动思维，让各种手法比翼齐飞，更好地表现内容，尤其他的想象与夸张手法的巧妙运用，更是令人拍案叫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句能令人赏心悦目，经久不衰，得益于夸张想象的巧用。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诗人则用大部分篇幅抒写梦中游历天姥山的情景，想象奇特，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从民歌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绚烂瑰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