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注：《离骚》篇名的意义，司马迁引淮南王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解为遭忧，王逸解为别愁，二说虽不同，但都可以讲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
诗人写作《离骚》时已经度过了大半生。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不断遭到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这时已经再被放逐，到了救国无路的地步；而楚国也由一个颇有希望的国家，被弄到了濒临危亡的绝境。诗人瞻前顾后，感慨万分，他把坚持奋斗而不能实现爱国理想的沉痛感情，熔成了这篇激动人心的诗歌。
《离骚》对诗人的理想有清楚的完整的表现。在七雄纷争、各国存亡处于紧要关头的战国时代，诗人的理想就是把祖国推上富强的道路，甚至由它来统一中国。他列举历史上兴国的圣君和乱亡的昏君，希望楚王以“遵道得路”的尧舜为榜样，以“捷径窘步”的桀纣为戒鉴，把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不仅如此。处于当时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大变革时期，诗人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目的，还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反映了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提出了革新政治的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而授能”，即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这是与维护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度和“背法度而心治”的原则针锋相对的。可以说，祖国的富强是诗人理想的目标，进行政治革新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与追求进步政治的精神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这既说明了诗人思想的进步性，也说明了他的爱国理想的深刻性与人民性。
《离骚》的基本内容就是表现诗人对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的热烈追求和不懈的斗争。全诗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篇首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须之婵缓兮”到篇末为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诗人对已往历史的回溯。他叙述了家世出身、生辰名字，以及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诗人从早年起就汲汲自修，锻炼品质和才能，并决心把这一切献给祖国的富强事业。他对楚王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但是诗人这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愿望，却因为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招来了重重的迫害和打击。贵族群小向他围攻，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楚王听信谗言，不仅不信任他，反而放逐了他；他为实现理想而苦心培植的人才也变质了。当诗人回顾到这些，想到自己的理想遭到破坏，祖国的命运岌岌可危，便抑止不住满腔愤怒的感情，向腐朽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痛斥贵族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面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指出他们蝇营狗苟，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绝境：“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怨恨楚王的昏庸，不辨忠邪：“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齐怒。”他还大胆地指责楚王反复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对人才的变质，诗人也表示了深深的惋叹：“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但是诗人并没有被这种沉重的感情压倒，也决不向反动势力屈服，他宁肯承担迫害，也不变志从俗：“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深信自己的正确，要永远坚持自己的道路，忠于理想：“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离骚》后一部分是描写诗人对未来道路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被腐朽的贵族集团排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外，他苦闷旁徨地面对着未来，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首先，女须劝他不要“博謇好修”，应该明哲保身。但诗人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往古兴亡的历史，证明了自己态度的正确，否定了这种消极逃避的道路。于是，追求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使他升腾到了天上。他去叩帝阍，阍者却闭门不理；他又下求佚女以通天帝，也终无所遇。这天上实际是人间的象征，说明再度争取楚王的信任也是不可能的。接着诗人去找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请他们指示出路。灵氛劝他去国远游，另寻施展抱负的处所，巫咸则劝他暂留楚国，等待时机。诗人感到时不待人，留在黑暗的楚国也不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决心出走。但是这一行动又与他的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正当他升腾远逝的时候，却看见了祖国的大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终于留下来了。诗人通过这一系列虚构的境界，否定了与他爱国感情和实现理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各种道路，最后决心一死以殉自己的理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诗人当时所可能选择的一条道路，以死来坚持理想、反抗黑暗的政治现实的道路。
《离骚》通过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身殉理想的坚贞行动，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他的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同时通过诗人战斗的历程和悲剧的结局，反映了楚国政治舞台上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腐朽和反动势力的嚣张跋扈。它虽是一首抒情诗，却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它虽是一首浪漫主义作品，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篇。
《离骚》在艺术上也有极高的造诣和独特的风格。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由于理想的崇高，人格的峻洁，感情的强烈，这个形象就远远地超出于流俗和现实之上。《离骚》又自始至终贯串着诗人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当残酷的现实终于使理想破灭时，他更表示了以身殉理想的坚决意志。这些都表现了《离骚》这首长诗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时，《离骚》又大量地采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这突出地表现在诗人驰骋想象，糅合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如关于神游一段的描写，诗人朝发苍梧，夕至县圃，他以望舒、飞廉、鸾皇、凤鸟、飘风、云霓为侍从仪仗，上叩天阍，下求佚女，想象丰富奇特，境界仿佛迷离，场面宏伟壮丽，有力地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精神。此外，诗人也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特征。如关于诗人品格的描写：“熙木根以结苣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丽丽。”“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惟昭质其犹未亏。”诗人以花草冠佩象征品德，已富有优美的想象，而这种集中的夸张的描写，就把诗人的品格刻划得异常的崇高，具有了浪漫主义的特质。
《离骚》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它“依诗取兴，引类比喻”，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它。《诗经》的比兴大都比较单纯，用以起兴和比喻的事物还是独立存在的客体；《离骚》的比兴却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具有象征的性质。如上述以香草象征诗人的高洁便是。其次，《诗经》中的比兴往往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离骚》则在长篇巨制中以系统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兴表现了它的内容。如诗人自比为女子，由此出发，他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众女妒美比群小嫉贤；以求媒比求通楚王的人；以婚约比君臣遇合。其他方面亦多用比喻，如以驾车马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等。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全诗显得生动形象，丰富多采。
抒情诗一般篇幅短小，没有故事情节。《离骚》不只篇幅宏伟，而且由于前一部分是在诗人大半生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展开抒情，后一部分又编造了女须劝告、陈辞重华、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天上等一系列幻境，便使它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这种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就是波澜起伏，百转千回，看看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转眼却又出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就把诗人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离骚》的形式来自民间，但在诗人手中有了很大发展。他一面采用民歌的形式，一面又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把诗句加长，构成巨篇，既有利于包纳丰富的内容，又有力地表现了奔腾澎湃的感情。《离骚》基本上是四句为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离骚》的语言十分精炼，并大量地吸收了楚国的方言，虚字也运用得十分灵活，又常以状词冠于句首，造句也颇有特点。此外，《离骚》除了诗人内心独白外，还设为主客问答，又有大段的铺张描写，绘声绘色，对后来辞赋有很大影响。所有这些也都表现了《离骚》的艺术特点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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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的作品。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为“别愁”；近人或解释为“牢骚”，或解释为“楚国曲名‘劳商’的异写”。关于写作年代，有人认为写于楚怀王当朝，诗人被疏远以后；也有人认为作于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迄无定论。《离骚》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诗中大量运用了古代神话传说，以想象和联想的方式构成了瑰丽奇特的幻想世界，又以神游幻想世界的方式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诗中大量地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魅力。《离骚》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你知道孩子对爱情的态度是什么吗？双子座对爱情的态度是怎样的？爱情可以说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可以使一个人治愈他的伤疤，忘记他的痛苦。明知道感动可能会让你厌倦伤痕，人们还是会一直追求。今天，边肖向你解释双子座女孩的爱情观。希望你们在了解两个孩子的爱情观后，能够增进彼此的感情。双子座的思想可能比你认识的几乎所有人都要深刻。
虽然她的想法不一定科学，也不一定一致，但她是一个有思想的人，生活中需要精神上的启发和有趣的人。当然，她在努力的时候，完全有能力做一个好妈妈，处理好家庭事务。然而，你不应该期望她这样做。双子座的女人需要空气去呼吸，需要空间去探索。即使你在小村庄遇见她，她也会是一个世故的人，一般来说。
即使不具备正规高等教育的条件，她也会对很多事情了解很多。她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无法适应严格、刻板、规律的生活。是的，她不安分，但不安分不一定意味着“不忠诚”，除非你试图束缚她，破坏她开朗的精神。保持双子座女性的忠贞，不如要求她这样做。所谓爱情观，是指人们对爱情的看法和对自己的态度。爱情观也是人生观的投影。
不同星座的人都有自己的爱情观。你有没有深入了解过各种星座的爱情观，甚至感受过其中的乐趣？如果没有，请允许我带领大家了解各种星座的爱情观。双子座，水星的守护者，永远处于流水的状态。他们多变的情绪，就像他们多变的情绪一样，总是很难找到单一的原因。他们经常问自己:爱情的真实面目是什么？两个没有血缘亲属的人，可以因为爱而赤裸相见。
那一刻，我们无比亲密；还是那两个人。一旦他们分手，就好像过去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我们一直在重复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游戏。
卢梭以“一个孤独者散步的遐想”拉开了浪漫主义帷幕，成为浪漫主义先驱。当浪漫主义的洪流引向德国时，在荡起一泓惆怅情怀之余，直奔非理性主义而去。 德国浪漫主义首先以文学性著称，它在造就歌德、海涅等文豪的同时，兼具强烈的社会思潮。以赛亚·伯林就曾表示，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力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将浪漫主义与整个德意志历史联系起来，会对此有更深切的感受。
浪漫主义思潮代表了一种文学态度和生活态度，它重主观而轻客观，贵想象而贱理智，诉诸心而不诉诸脑，强调神秘而不强调常识，既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也反对现实主义的直白。
通过对情感的强调和渲染，浪漫主义将自由意志高度升华，自我高于一切。决定行动的不再是思想的深思熟虑，而是个人的天才、灵性和主观性的生动发挥，如此，它就不得不走上反理性主义和反启蒙主义的道路。
浪漫主义的反理性色彩首先在于对宗教理性的破除。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与上帝的沟通不再是神圣教会的任务，而是来自个体的心灵。每个人都能与上帝直接沟通，宗教理性是否存在，就完全在于自我心灵的感受了。
哲学家约翰·乔治·哈曼认为，凡能提高并加强人在神面前地位的一切，都被理性压制和破坏了。他将理性比作“风向鸡”。所谓“风向鸡”，是古人用于测量风向和风速的装置，它既不能移动，更不能飞翔，只能随风打转。哈曼决意给心灵插上自由意志的翅膀，任其在天空翱翔。直到1950年，海德格尔依然没有忘记对理性进行讥讽，他坚持“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若干世纪以来被尊崇的理性，其实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这时我们的思维才能开始”。
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德国的思想家们尚能用理性的语言进行表达，尽管内容往往是非理性主义的，到了尼采，连语言的理性也被抛弃，他用一种诗化的语言来宣扬其“酒神精神”“强力意志”，这种思潮落实在社会实践中，就变成了轻理性、重自我的绝对主义。
哈曼不仅把理性称为“风向鸡”，他还继续向启蒙主义发难。他反对法国那种用“科学一般性概念”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看来，唯有特殊性才有意味——这是浪漫主义的出发点，也是种族主义的出发点。
种族主义彻底否认人类的普世价值，否认人性在基本尺度上的一致性。哈曼观点的核心是“一种神秘的生机论，从大自然和历史里感知上帝的声音”，他的思想引起了赫尔德、歌德热烈欣赏，其中赫尔德被称为德国“浪漫主义的真正父执”。他认为每一个民族有其根源，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族群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土壤，就会失去文化根基——引申下去，德意志只能是日耳曼人的土地，也只能培育出特殊的德意志文化。那些外来民族就该待在自己应该待着的地方。
费希特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赫尔德的观念，他有一个重要的命题：事物之所以是这样，不是因为它外在于我而独立存在，而是因为我让它们变成那样；事物的存在形式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们、我需要它们做什么。这样，浪漫主义被调理成一种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可谓“万物皆备于我”。
尽管费希特对自由充满感情，他甚至说，只要提到自由“我的心马上敞开，开出花来”，但自由在他那里却意味着“充分发挥创造力时免受任何事物阻碍”。这使得“自由”脱离了自由主义的范畴，变成对他人自由随心所欲的公然冒犯。由此，费希特变成一个狂热的德意志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背离了他所追求的德意志民族独立与自由。
这种对理性信念的丧失和对客观世界的漠视，使德意志的心灵狂热、自大起来，他们只关心价值的创造，陶醉于创造的过程，以“自由意志”激发自己天才的创造力，但创造的结果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效用，他们无动于衷。
浪漫主义的一些重要特征被法西斯主义所借鉴：“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不可预测的意志以无法组织、无法预知、无法理性化的方式前进。”德国人就这样任凭希特勒把自己和自己的祖国推进了灾难的深渊。浪漫主义不幸走上一条迷惘之路，它柔情不再，温情失尽，再不似想象中那样罗曼蒂克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希望对你有用：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一股与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情感等融
为一体的巨大势力，横扫整个欧洲的文明。这就是浪漫主义运动。
什么是“浪漫主义”？英国大哲学家贝特兰·罗素指称浪漫主义的主要特点
是“善感性”（la sensibilit），并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容易触发感情…
…的一种气质。”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德国浪漫主义首领约翰·沃
尔夫冈·歌德称，与“健康的”古典主义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法国浪
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强调：浪漫主义是“感情，而非理智”。对于这种“病态
的”、“非理性的”特点，罗素精辟地指出：“总的说来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
利的标准。”
自古以来，对人体的自然美，多数美学家都强调，只有能够体现青春、健康
、活力的特点的，才是美的。人类的祖先，因为出于自卫，进化成为群居的动物
，但其本能仍残存着孤独感，并一直被保留了下来。19世纪时代动荡不安的生活
，造成西方人的厌倦情绪和忧郁感；也许还有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压制，使得浪漫
主义有关病态美的意识，在人性和人类环境的深处滋生或找到共鸣，把与自己心
灵深层中的孤独、厌倦、忧郁情绪相联系的事物看成为是美的。法国诗人夏尔·
波特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以“社会上最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女人的面容”为具体对象来谈美的定义时，最清楚不过地表达出了这种病态
心理。他说，“美”就是“能够同时满足感官并引起愁思的迷蒙梦境的；它暗示
着忧郁，疲倦，甚至餍腻之感；或者暗示着相反的感觉——一种热忱，一种生活
的愿望，同失意或绝望所产生的沉闷心情中的怨恨相混合”。什么人的面容才会
使人感受到愁思、忧郁、疲倦、餍腻、沉闷、怨恨、失意、绝望呢？唯有有病的
或者病态的人。但并不是患任何疾病都会使浪漫主义者产生美感。
肺结核是一种消耗性疾病。肺结核病人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全身乏力，易
感倦怠，因而精神萎靡，病态伤感。在19世纪，甚至到了20世纪的1945年特效药
链霉素等重要药物发明之前，此病一直可以说是不治之症，绝大部分患者最终都
难免一死，唯一的希望或者不如说唯一的安慰，就是能在气候温和、空气清新的
环境中，有充分的营养条件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安闲的休息和良好的护理下，
使病人的机体本身渐渐产生和增强抵抗力。所以肺结核虽是一种预后不良的疾病
，同时又是一种悠闲逸适的疾病。肺结核病的这种性质，此病多数患者最终必死
的归宿，以及患病期间所形成的病态美，当然都是浪漫主义艺术家所追求的。这
种病态的审美标准，在《茶花女》的创作、改编和接收的整个过程中，都得到全
面的体现。
亚历山大·仲马，通称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是作
为剧作家、特别是“问题剧”的创立人之一进入文学史的。但他初次成功的，而
且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却是这部名叫《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的小
说。
小仲马是法国大众喜爱的多产作家亚历山大·仲马（父，即大仲马）与后来
被他遗弃的花边女工卡特琳娜的私生子。1844年9月9日晚，这位二十岁的青年人
与和他交际场上的挚友欧仁·德雅泽前往巴黎蒙马特大街的“游艺剧场”，目的
不是观剧，而是猎艳，尤其这家剧院是玛丽·杜普莱西常去的场所。在此以前，
小仲马虽然也见到过玛丽·杜普莱西一、二次，但都只是匆匆的一瞥。
阿尔丰西娜·杜普莱西，应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Alphonsine Plessis,1824
－1847)，原是法国北部诺曼底省一个酒精桶修理匠的小女儿，母亲去世后，被
托付给一位农妇照管，几经转折，最后被带到法国的首都。在巴黎，她先是在衣
铺帽店作一名另时工，混迹于轻佻的女工中间，最后沦为一名妓女。
这时的阿尔丰西娜，出落得非常漂亮，有极罕见的美貌。她体形修长、纤小
而苗条、轻盈，皮肤白里透红，一双椭圆形的眼睛像是用晶莹的珐琅质镶成，只
是更显得水灵；嘴唇红得像樱桃，牙齿雪白、整齐而有光洁，整个身形使人想起
一座用萨克森细瓷制成的精美雕像。她的柳条似的细腰、天鹅般的颈项、纯洁而
无邪的表情，还有那拜伦式的苍白，披散在白嫩双肩上的浓密的长卷发，裸露在
白色连衣裙上方的危耸的胸脯，以及金手镯、宝石项链等装饰，更使她姿容艳丽
、优美动人，被公认是巴黎最迷人的女子。因此得以结识不少上层人士，除一些
富商巨贾外，还有三十年后出任外交大臣的安托万·阿盖尔·阿尔弗莱德·格拉
蒙公爵和做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的封·斯塔盖尔贝格老伯爵，以及年轻的爱德华
·德·贝雷戈伯爵等亲王、子爵、男爵，也有像欧仁·苏、阿尔弗莱·德·缪塞
、法朗茨·李斯特等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艺术家。而且在与名人的接触中，她
不但摆脱了贫困，变换了姓氏，改名为玛丽·杜普莱西(Marie Duplessis)，给
自己添上“Du”这么个贵族的头衔；还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显出知识广博、
有艺术修养，戈蒂耶赞美说“她仪态万方，像一位公爵夫人。”
这天，小仲马穿一身墨绿色的开丝米宽领衫，系一条白色领带，裤脚上露出
丝袜，还别了几件饰物，带一根手杖，非常富有风度。
灯光熄灭后，小仲马见到玛丽像一个幻影似地出现在剧场她固定的包厢，离
她仅仅只有几步之遥。演出结束后，他和好友带上她最爱吃的冰糖葡萄干去包厢
看望过她一次；十天后，他们又设法得到她亲密女友普鲁丹丝·德沃瓦的帮助，
去她所住的玛德琳娜大街十一号登门拜访她。尽管她的父亲兼管家告诫说，她应
该去招引那些能带给她钻石、包厢、马车的富人和权贵，而不是面前的这个穷困
潦倒之辈；玛丽仍坚持自己的信念：她需要的是一位迷恋于她、依顺于她的年轻
情人。从此，他们夜夜相会，双方都深深感受到爱的欢乐。一次，小仲马去时，
见玛丽躺在床上，手里提了一条白手绢；他想亲吻她，也被她挡开了。小仲马意
识到，她又病了。这没有令他吃惊，因为他原就知道她患有肺结核；她此刻挡开
他，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正是出于对他的爱。他劝她休息，应该去疗养。玛丽声
言，这在她是根本办不到的，他的处境不允许她这样做，因为她完全了解那些在
她身边打转的男人，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她的艳姿。小仲马跟她说，他绝不像这
些人，事实上他并不是今天才知道她有病，但他从来没有犹豫过，这位浪漫主义
作家甚至表示，如果她真的把病传给了他，倒是他的幸运。
小仲马的确是真心爱着玛丽，与她一起跑马、赴宴、逛舞厅、进剧院，不惜
化费巨资，以至背上沉重的债务，还陪她去她老家、空气清新的乡间养病。但他
不能容忍她一次次地背着他爱着其他的男人。于是，小仲马最后在1845年8月30
日的深夜给玛丽·杜普莱西写了一封绝交信：
“我亲爱的玛丽：
“我既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富有而配得上去爱你，也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贫
穷而值得你去爱。那么，就让我们相互忘却吧！对你来说，忘掉的是一个无关紧
要的名字，对我来说，忘掉的是一种无法重现的幸福。
“没有必要向你陈述我是多么的痛苦，因为你完全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
“别了，玛丽！你感情丰富，不会不了解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你聪明过人，
不会不原谅我写了这一封信。
“永远怀念你的亚·仲·”
小仲马显然没有收到杜普莱西的回信。三个月后，他与父亲一起去北非阿尔
及尔、突尼斯等地旅游。在此期间，玛丽病情恶化，并在1847年的2月3日病逝；
又因封·斯塔盖贝格破产自杀，她的家具等一切物品也都被拍卖。等到小仲马于
次年的2月10日回到巴黎时，玛丽已经被安葬在蒙马特公墓。
本来，小仲马曾为自己对待玛丽过于苛刻感到过内疚。他深深觉得，“我不
能感到对她是清白无辜的”。如今，她的死讯就更使他悲伤和悔恨。他匆匆赶到
玛丽旧日与他欢聚的地方，见人们正在清点她的遗物拍卖，吸引了不少人，连英
国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也来了。小仲马一眼就注意到摆在壁炉上当年他送她的
那本《曼侬·莱斯戈》，不觉停下了脚步。他如何才能向这个再也见不到了、始
终无法当面向她诉说的女子，表达自己的心呢？
当作家与他所爱的女人永别的时候，爱情便在他的心里获得新的生命；不论
是所爱的女子不再爱他，还是因某种原因死去，都会比成功的爱情带给作家更为
强烈的感受，并赋于他更加丰富、更为充溢的灵感。这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小仲马也这样，爱的永别使创作的激情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对戏剧和小说创作的要求，认为与人通奸的有夫之妇
或青楼卖妓的年轻女子都是灵魂有罪的人，应该使她们改邪归正获得新生，要不
就在自杀或被杀中处死她们。小仲马明显是要背离这种传统。在《茶花女》这部
小说里，小仲马原来决定以十分欣赏和赞美玛丽·杜普莱西的诗人、“善良的戴
奥菲勒·戈蒂耶”的姓作女主人翁的姓，并毫不顾忌地以她的原名阿尔丰西娜来
作她的名。后来觉得这还不足以表现他所爱的这位女子，便以圣母玛丽亚的名字
来命名她，把她看成是圣母和天使，称她为“玛格丽特·戈蒂埃”，同时保留她
生前众人所给予她的亲切的外号“茶花女”，把她写成是一个灵魂高尚的人，而
不是一般人心中的下贱的妓女。
玛格丽特尽管是一个妓女，却是一位深情的女性，她不嫌弃阿尔芒私生子的
地位和贫穷的境遇，非常珍惜他对她的真诚之情；阿尔芒也不鄙视玛格丽特的妓
女身份，对他说来，重要的是两人的情感；是真挚的感情维系着两人的爱。浪漫
主义者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和艺术创作中所遵从的爱情准则就是：一、对方的外
形是“美”的能引发自己的激情；二、对方对自己具有真爱的激情，不管以往怎
样，只要今后会真心爱自己，不考虑对方的出身、地位、门楣、财产或对自己的
前程是否有利。
在作品中，小仲马还在注重刻画玛格丽特美丽心灵的同时，描绘她的外貌时
，除了写出她一般的女性美，她的异常艳丽的外貌和“难以描绘的风韵”外，还
注重了对女主人公肺结核病患者所具有的特征的描写，他写到她因疾病的消耗而
身体显得“颀长苗条”；因时有低热而脸颊呈深红的“玫瑰色”，这是病态的红
晕；还有因发烧和性欲过强使她那“细巧而挺秀”的鼻子“鼻翼微鼓，像是对性
欲生活的强烈渴望”……都显示出作家本人的浪漫主义的情调。这就不难理解，
在《茶花女》的创作中，这位作家宣泄了自己郁积于心的情绪，重温了一次比现
实更为浓厚的爱情，且又发挥了浪漫主义的情怀，使小仲马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感到……似乎体验到了……画家通过描绘人物表现自己的快乐。”后来，他又
亲自将小说改编为话剧。
浪漫主义是时代的浪潮，不但将作家、艺术家卷进这巨浪之中，还造成一种
气氛，浸润着几乎每一个人。因此，当小说《茶花女》在玛丽·杜普莱西去世一
年后，即一八四八年发表时，立即引起了轰动。恰好这时，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朱
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1813－1901）也正在巴黎。茶花女的朴素、热
情、动人的题材使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内心发出呼唤；只是又觉得它似乎并不适宜
于直接搬上歌剧舞台。三年后，1851至1852年冬季，他在巴黎看《茶花女》戏剧
的演出时，不但它的故事更加使他深受感动，还确信它是他所希求改编的题材了
。
威尔第的传记作者彼得·绍斯维尔－桑德说得对：话剧《茶花女》的女主人
公“薇奥列塔这个角色必然让威尔第想起前妻玛格丽特的红颜薄命，以及同居伴
侣朱塞比娜遇人不淑的过去。”
玛格丽特·巴雷齐（Margherita Barezzi,1814－1840）是威尔第的保护人
、爱好艺术并精通几种乐器的商人安东尼奥·巴雷齐的大女儿，与威尔第结婚后
，为他生了两个孩子。可是十四个月里，三个人全都相继病逝。感受到的悲痛，
使作曲家相当一段时间里都绝笔不写喜歌剧。五年后，1847年，他开始与歌唱家
、退休后在巴黎任歌唱教师的朱塞平娜·斯特雷波尼（Giuseppina Strepponi）
同居，两人深深相爱。
类似的情感经历，让威尔第决意要使《茶花女》走上歌剧舞台。他在给友人
的一封信中说：“我要在威尼斯演出《茶花女》。这是一个现代的题材，由于服
装、时代，还由于很多别的愚蠢的细节，别的人也许不会着手搞它……而我非常
乐意搞这个。”于是，等剧本一出版，威尔第就立即把它寄给了他的朋友、以前
曾与他一起改编维克多·雨果的《爱尔纳尼》的弗兰西斯科·玛丽亚·皮亚维（
Francesco Maria Piave），请他为他改写剧本。
威尔第像以往那样，首先勾勒出歌剧主要情节的轮廓，然后集中精力去刻画
更能表达感情的“细节”。虽然据说只花了四个星期，就完成了以《失足者》（
La Traviata）为名的《茶花女》歌剧总谱，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另一位传记
作者说，作曲家“现在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无暇顾及。别的什么也没有……”威
尔第完全沉浸在创作中，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女主人公一个人身上，集中于
使这个“半上流社会”（Demi-Monde）的女人，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变成一个
能爱、能痛苦的真正的人。因此，“实际上可以把《茶花女》看作是他对朱塞平
娜·斯特雷波尼的爱情的强烈表现。”只要听整部歌剧对女主人公的描写都是那
么特别的优美；还有第一幕描绘享乐生活的明亮丰富的“花腔”唱段，与病床前
诀别时挽歌般的旋律，构成了感人肺腑的对比，人们很容易会感到，这都是作曲
家怀有亲身的感受创作出来的。奇怪的是，当它1853年3月6日在威尔第本国威尼
斯著名的菲尼斯剧场（La Fenice）首次公演时，却完全失败了。威尔第写信告
诉他的一位朋友说：“《茶花女》败得很惨。这究竟是我的错，还是那些歌手？
我想恐怕只有让时间来证明了。”
演出前，威尔第就曾提到演出时需要注意的某些事项，剧院经纪人拉西那在
一月十一日的备忘录中强调：“大师威尔第先生希望、要求、拜托我们，务必让
他的歌剧《茶花女》的服装维持当代的式样。”可是主事者怕激怒某些行为不端
的观众，为减轻可能出现的舆论压力，把服装改成路易十四（1643－1715）时代
的穿着。这可不是浪漫主义时代，恰恰相反，是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
和若望·拉辛（1639－1699）等古典主义剧作家的时代。这怎么会适合浪漫主义
时代的观众的口味呢？
更主要的是薇奥列塔的扮演者。
在浪漫主义时代，对“病态美”的偏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或时尚。除了《
茶花女》，在其它许多歌剧中，都同样可以看到茶花女型的女主人翁，看到艺术
家这种对肺结核病患者的偏爱。在意大利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
－1924）的《波希米亚人》（La bohéme,又译《艺术家的生涯》）中，女主人
翁，二十二岁的咪咪，是生肺结核病的，她脸色苍白，明净的皮肤泛着茶花般柔
嫩的白色，脆弱而病态，终日不断剧烈咳嗽，一天天疲软瘦弱下去，直到垂死时
刻，她这种病态的美“仍对（男主人翁、诗人）鲁道夫具有诱惑力”。此外，法
国作曲家达里乌斯·米约（Darius Milhaud,1892－1974）的《奥菲欧的不幸》
（Les malheurs d'Orphée）中，女主人翁欧律狄克的神秘的不治之症，也是当
时的医生们对它一筹莫展的肺结核病；还有意大利多产歌剧剧作家盖塔诺·唐尼
采蒂（Gaetano Donizetti,1797－1848）的《宠姬》（La favorite）中的女主
人翁莱奥诺拉，也是肺结核病患者。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生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
国多产作家普莱沃神父（Abbé Prévost,1697－1763）的著名小说《曼侬·莱
斯科》（Manon Lescaut）中，女主人翁、妓女曼侬本来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
女子，但是在小说被改编为歌剧后，不论是普契尼改 编的，或是法国歌剧作
曲家茹尔·马斯内（Jules Massenet,1842－1912）改编的，都赋于曼侬的形象
一种肺结核病患者的病态的美。不难理解，作为浪漫主义时代和社会印记，读者
和观众、听众的时尚，在文学、艺术家笔下被作为审美的特征得到了肯定；反过
来，文学作品中的这种病态的女主人翁，如仲马父子的一位传记作者说的，又使
得“肺结核和面容苍白如今获得了一种阴暗而又迷人的力量”，以致影响到整个
时代和社会的风尚。
范妮·萨尔维尼－多那特利（Fanny Salvini-Donatelli,1815－1891）是
意大利的女高音歌唱家。她1839年在威尼斯的阿波罗剧院（Teatro Apollo）登
台首演罗西尼的二幕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Il barbiere di Siviglia）。
去威尼斯在威尔第手下出演《纳布科》（Nabucco），获得了成功。以后在周游
欧洲后，她于1858年在巴黎和伦敦英国最古老的、也是英王查理二世特许的皇家
剧院特鲁里街剧院（Drury Lane Theatre）演出。法国作曲家兼评论家赫克托·
柏辽兹和其他许多批评家都对她的歌声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奔放、柔顺、有
表情，剧中的角色很相配”。让这位女高音歌唱家来再现薇奥列塔是否适合观众
的浪漫主义审美标准？
不错，这位老演员的演技是无可挑剔的，演出时，她获得的掌声也比其他演
员多。唯一遗憾的是她长得不漂亮，更主要的是她“正好一百三十公斤”的身体
，实在太魁伟了。
对这个问题，演出之前威尔第也已经注意到了。皮亚维事先就曾向剧院当局
表示：“大师一再强调，《茶花女》女主角的人选必须年轻，身材优美，而且要
唱得带有感情。”皮亚维的脚本也写到了女主人公的“病态美”。歌剧第一幕一
开始就强调了这一点：薇奥列塔刚唱好“朋友们，今夜属于我们，今宵给我们无
限欢乐，快把欢乐的酒杯斟满吧！”就有朋友提醒她：“（饮酒）不妨碍你的健
康？”随后对唱中又一次次提到她“在医院里养病”、“又病啦？”“你又病啦
”等等，以后对此也陆续有所表达。演出前威尔第甚至还收到一封匿名信，说如
果不更换这些演员，首演可能会遭惨败。作曲家很明白这一可能性，这使他深感
绝望：“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会让你看到这个结果！”他甚至威胁要解约。
可是无法更换演员，于是结果正如他所料。
音乐理论家欧内斯特·纽曼在《大歌剧》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演出实况： “
观众对前半部分的反应还好，但到第二幕中间瓦列西唱到‘在那普罗旺斯地方…
…’时，全场为之哗然。第三幕更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观众面对着魁伟肥
胖的萨尔维尼－多那特利，简直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受尽肺结核折磨的薇奥列塔
的生命只剩下几个小时了。” 显然，失败绝不是作曲家的错。很快，“时间就
证明”，《失足者》即《茶花女》是歌剧史上少有的一部完美无缺的杰作。一年
后，1854年5月6日在威尼斯的一家规模较小的圣贝内德多剧院（Teatro San Benedetto
）演出时，换了另一个剧团，又换成比较瘦削的演员来扮演薇奥列塔，就获得极
大的成功。随后，从一八五六年起，歌剧先后在伦敦、圣彼得堡、纽约、巴黎上
演，始终都受到广泛的欢迎。如今，一个半世纪以来，像小说《茶花女》已经成
为世界各国的畅销书一样，歌剧《茶花女》也已成为世界各著名歌剧演员和歌剧
院的保留剧目了。
1、浪漫主义文学对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而成就最突出的在于诗歌，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诗体长篇小说的创造。诗体长篇小说是在诗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视野宽广，扩大了诗歌反映现实的范围。
2、浪漫主义文学惯用对比、夸张和想象，用词也倾向于华丽一路。浪漫派寻求强烈的艺术效果，追求异乎寻常的情节，描写异乎寻常的事件，刻画异乎寻常的性格，塑造出超凡、孤独的叛逆形象，这些都离不开对比、夸张和想象的手法。
3、忧郁感伤的情调为浪漫派作家所爱好。忧郁是浪漫主义者与周围现实不相协调而产生的精神状态，既有贵族的怀旧式的忧郁，也有资产阶级不满现实的忧郁，“世纪病”即是忧郁病，勒内乃其典型。
具体作品：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位置。该诗剧分四幕，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被缚与解放。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
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
扩展资料：
浪漫主义起源的社会背景：
它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推动了个性解放和情感抒发的要求，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强调，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
虽然浪漫主义精神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浪漫主义的兴起，却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也是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
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在文艺上也为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是，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却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
“和启蒙学者的华美语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恩格斯）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国革命的后果以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
-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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