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介绍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রবী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是一位印度诗人、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91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地方的印度教宗教领袖。在外国泰戈尔一般被看作是一位诗人，而很少被看做一位哲学家，但在印度这两者往往是相同的。在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对泰戈尔来说，他的诗是他奉献给神的礼物，而他本人是神的求婚者。他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他本人被许多印度教徒看作是一个圣人。

　　除诗外泰戈尔还写了小说、小品文、游记、话剧和2000多首歌曲。他的诗歌主要是用孟加拉语写成，在孟加拉语地区，他的诗歌非常普及。

　　他的散文的内容主要是社会、政治和教育，他的诗歌，除了其中的宗教内容外，最主要的是描写自然和生命。在泰戈尔的诗歌中，生命本身和它的多样性就是欢乐的原因。同时，他所表达的爱（包括爱国）也是他的诗歌的内容之一。

　　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使用的是泰戈尔的诗。维尔弗德·欧文和威廉·勃特勒·叶芝被他的诗深受感动，在叶芝的鼓励下，泰戈尔亲自将他的《吉檀枷利》（意即“饥饿的石头”）译成英语，1913年他为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在印度独立运动的初期支持这个运动，但后来他与这个运动疏远了。为了抗议1919年札连瓦拉园惨案，他拒绝了英国国王授予的骑士头衔，他是第一个拒绝英王授予的荣誉的人。

　　他反对英国在印度建立起来的教育制度，反对这种“人为”的、完全服从的、死背书、不与大自然接触的学校。为此他在他的故乡建立了一个按他的设想设计的学校，这是维斯瓦－巴拉蒂大学的前身。

　　在他的诗歌中，泰戈尔也表达出了他对战争的绝望和悲痛，但他的和平希望没有任何政治因素，他希望所有的人可以生活在一个完美的和平的世界中。

　　泰戈尔做过多次旅行，这使他了解到许多不同的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他对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描写至今为止是这类描述中最细腻的之一。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生于加尔各答市的一个富有哲学和文学艺术修养家庭，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1884至1911年担任梵社秘书，20年代创办国际大学。1941年写作控诉英国殖民统治和相信祖国必将获得独立解放的著名遗言《文明的危机》。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写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诸写了难以统计的众多歌曲。文、史、哲、艺、 政、经范畴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精。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 具有很高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其重要诗作有诗集《故事诗集》（1900）、《吉檀迦利》（1910）、《新月集》 （1913）、《飞鸟集》（1916）、《边缘集》（1938）、《生辰集》（1941）；重要小说有短篇《还债》（1891）、 《弃绝》（1893）、《素芭》（1893）、《人是活着，还是死了？》（1892）、《摩诃摩耶》（1892）、《太阳与乌云》 （1894），中篇《四个人》（1916），长篇《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两姐 妹》（1932）；重要剧作有《顽固堡垒》（1911）、《摩克多塔拉》（1925）、《人红夹竹桃》（1926）；重要散文有 《死亡的贸易》（1881）、《中国的谈话》（1924）、《俄罗斯书简》（1931）等。他的作品早在1915年就已介绍到中国，现已出版了10卷本的中文《泰戈尔作品》。

　　1861年5月7日，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戴宾德纳特·泰戈尔是闻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哥哥、姐姐也都是社会名流。泰戈尔在这样一个文坛世家环境的薰陶下，8岁开始写诗，12岁开始写剧本，15岁发表了第一首长诗《野花》，17岁发表了叙事诗《诗人的故事》。才华横溢的泰戈尔从小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1886年，他发表《新月集》，成为印度大中小学必选的文学教材。这期间，他还撰写了许多抨击美国殖民统治政论文章。

　　1901年，泰戈尔在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从事儿童教育实验的学校。这所学校在1912年发展成为亚洲文化交流的国际大学。

　　1905年，泰戈尔投身于民族独立运动，创作了《洪水》等爱国歌曲。《人民的意志》被定为今日印度的国歌。1910年，泰戈尔发表长篇小说《戈拉》。1916年，发表长篇小说《家庭和世界》，热情歌颂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1912年，泰戈尔以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金。1913年发表为人们所熟知的《飞鸟集》和《园丁集》。

　　1924年曾来过中国，泰戈尔回国后，撰写了许多文章，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泰戈尔的一生是在印度处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年代中度过的。祖国的沦亡、民族的屈辱、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都深深地烙印在泰戈尔的心灵深处，爱国主义的思想一开始就在他的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他虽然出身于富贵家庭、生活在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里，但他的爱憎是分明的，创作思想是明确的，始终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他曾在民族独立运动高潮时，写信给英国总督表示抗议殖民统治，并高唱自己写的爱国诗歌领导示威游行。他还曾坚决抛弃英国政府所授予的爵位和特权。印度人民尊崇他、热爱他，称他为诗圣、印度的良心和印度的灵魂。

　　泰戈尔不是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他对于处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的各国人民一贯寄予深切的同情，并给予有力的支持。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曾多次出国访问，并与世界各国文化名人一起组织反战的和平团体。30年代，当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泰戈尔拍案而起，向全世界大声疾呼：“在我离去之前，我向每一个家庭呼吁——准备战斗吧，反抗那披着人皮的野兽。”就这样，直到1941年8月7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逝世，他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位举世闻名、多才多艺的作家，在漫长的六十多年创作生涯里，共写了五十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一百余篇短篇小说，二百多个剧本和许多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论文以及回忆录、游记、书简等。其中1921年问世的著名诗集《吉檀迦利》，使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故事诗》和《两亩地》是印度人民喜闻乐见、广为传诵的不朽诗篇。脍炙人口的《喀布尔人》、《素芭》和《摩诃摩耶》均为世界短篇小说的杰作。《赎罪》、《顽固堡垒》、《红夹竹桃》等都是针对当时印度社会现实予以无情揭露和鞭笞的著名戏剧剧本。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作家、诗人，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曲家和画家。他一生共创作了二千余首激动人心、优美动听的歌曲。其中，他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创作的不少热情洋溢的爱国歌曲，成了鼓舞印度人民同殖民主义统治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人民的意志》这首歌，于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泰戈尔70高龄时学习作画，绘制的1500帧画，曾作为艺术珍品在世界许多有名的地方展出。

　　1941年，泰戈尔与世长逝，享年81岁。

　　泰戈尔（1861～1941）

　　Tagore，Rabindranath

　　印度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是向西方介绍印度文化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印度的很有影响的人物。

　　生平 1861年5月7日生于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1941年8月7日卒于同地。家庭属于商人兼地主，婆罗门种姓。祖父德瓦尔格纳特·泰戈尔和父亲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都是社会活动家，支持社会改革。泰戈尔进过东方学院、师范学校和孟加拉学院，但没有完成正规学习。他的知识得自父兄和家庭教师的耳提面命以及自己的努力者为多。他从13岁开始诗歌创作 ，14岁发表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徒庙会》。1878年，他遵父兄意愿赴英国留学，最初学习法律，后转入伦敦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1880年回国，专事文学创作。1884年，离开城市到乡村去管理祖传田产。1901年，在孟加拉博尔普尔附近的圣地尼克坦创办学校，这所学校于1921年发展成为交流亚洲文化的国际大学。1905年后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孟加拉和全印度人民都反对孟加拉分割的决定，形成轰轰烈烈反帝爱国运动。泰戈尔去加尔各答投身运动，义愤填膺，写出大量爱国诗篇。但不久同运动其他领袖发生意见分歧，他不赞成群众焚烧英国货物、辱骂英国人的“直接行动”，而主张多做“建设性”工作，如到农村去发展工业、消灭贫困愚昧等。他于1907年退出运动回圣地尼克坦，过隐居生活，埋头创作。1913年，他因英文版《吉檀迦利》（Gitanjaei，即《牲之颂》，1911年出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从此闻名世界文坛。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先后10余次远涉重洋，访问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和平友谊，从事文化交流。1919年，发生阿姆利则惨案，英国军队开枪打死1000多印度平民，泰戈尔声明放弃爵士称号，以示抗议。1930年，他访问苏联，写有《俄国书简》。他谴责意大利法西斯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反对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写文章斥责希特勒的不义行径。他始终关心世界政治和人民命运，支持人类的正义事业。

　　创作 在长达近70年的创作活动中，泰戈尔共写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大量关于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还创作了1500余幅画和2000余首歌曲，其中1首为印度国歌。

　　13岁以后 ，泰戈尔发表了长诗《野花》、《诗人的故事》等，1881～1885年，出版抒情诗集《暮歌》、《晨歌》、《画与歌》，还有戏剧和长篇小说。戏剧和小说多取材于史诗和往世书，诗歌富于浪漫主义色彩。1886年，诗集《刚与柔》出版，标志着他在创作道路上进入面向人生与现实生活的时期。诗集《心中的向往》是他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他的独特风格开始形成。这一时期还写了剧本《国王与王后》和《牺牲》，反对恢复婆罗门祭司的特权和落后习俗。19世纪90年代是泰戈尔创作的旺盛时期。从1891年起，在他主编的《萨塔纳》杂志上，发表《摩诃摩耶》等60多篇短篇小说，主要是反对封建压迫，揭露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现象。他发表了《金帆船》、《缤纷集》、《收获集》、《梦幻集》、《刹那集》5 部抒情诗集，1部哲理短诗《微思集》和1部《故事诗集》。收入《缤纷集》的叙事诗《两亩地》是作者民主主义思想的最高表现。从《刹那集》起，他开始用孟加拉口语写诗。他的第二部英译诗集《园丁集》里的诗大多选自这一时期作品。

　　20世纪初泰戈尔遭遇到个人生活的不幸，丧偶、丧女、丧父的悲痛与伤感在诗集《回忆》、《儿童》和《渡船》中有真实记录。他另有两部长篇小说《小沙子》和《沉船》。1910年，长篇小说《戈拉》发表，它反映了印度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塑造了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战士形象；歌颂了新印度教徒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祖国必获自由的信心，同时也批判他们维护旧传统的思想；对梵社某些人的教条主义、崇洋媚外也予以鞭挞 。这期间还写了象征剧《国王》和《邮局》及讽刺剧《顽固堡垒》。1910年，孟加拉文诗集《吉檀迦利》出版 ，后泰戈尔旅居伦敦时把《吉檀迦利》、《渡船》和《奉献集》里的部分诗作译成英文，1913年《吉檀迦利》英译本出版，泰戈尔成为亚洲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进入另一创作高潮，发表诗歌《歌之花环》、《颂歌》、《白鹤》、《逃避》，中长篇小说《四个人》与《家庭与世界》。20世纪20 年代泰戈尔仍坚持写作，发表剧本《摩克多塔拉》、《红夹竹桃》，长篇小说《纠纷》、《最后的诗篇》及一些诗作。30年代他又陆续出版长篇小说《两姐妹》、《花圃》、《四章》；戏剧《时代的车轮》、《纸牌王国》 ；诗集《再一次》、《边缘集》和政治抒情诗《礼佛》等。1941年4月 ，他写下最后遗言、有名的《文明的危机》，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控诉，表达了对民族独立的坚定信念。

　　《泰戈尔作品集》中译本

　　思想发展与艺术成就 泰戈尔生逢急剧变革的时代，受到印度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但他世界观最基本最核心部分还是印度传统的泛神论思想 ，即“梵我合一”。在《缤纷集》中，他第一次提出“生命之神”观念。他对神的虔诚是和对生活、国家与人民的爱融合在一起的。但这使他的诗歌也蒙上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另外，他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但又不抹煞西方的物质文明。这些都使他的思想中充满了矛盾而表现在创作上。综观泰戈尔一生思想和创作发展 ，可大体分3个阶段：①幼年直至1910年前后，他积极参加反英政治活动，歌颂民族英雄，宣扬爱国主义，提倡印度民族大团结。②隐居生活直至1919年再次积极参加民族运动，爱国主义激情稍有消退，政治内容强的诗歌被带有神秘意味的诗歌所取代，也受了西方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诗歌的影响，宣扬的是爱与和谐。③从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开始直至逝世，他又开始关心政治，积极投入民族解放斗争，作品的内容又充满了政治激情，视野也开阔了，对世界和人类都十分关心 。可以说 ，泰戈尔一生的创作既有“菩萨慈眉”，也有“金刚怒目”。他的诗歌受印度古典文学、西方诗歌和孟加拉民间抒情诗歌的影响，多为不押韵、不雕琢的自由诗和散文诗；他的小说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又有创新，特别是把诗情画意融入其中，形成独特风格。

　　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一贯强调印中两国人民团结友好合作的必要性。1881年，他写了《死亡的贸易》一文，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1916年，他在日本发表谈话，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1924年，他访问中国，回国发表了《在中国的谈话》。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屡次发表公开信、谈话和诗篇，斥责日本帝国主义，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作家郭沫若、郑振铎、冰心、徐志摩等人早期的创作，大多受过他的影响。他的作品早在1915年就已介绍到中国。几十年来出版的他的作品的中译本和评介著作为数很多。1961年为纪念他的百岁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泰戈尔作品集》。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生于加尔各答市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是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六个哥哥也均献身于社会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泰戈尔自幼厌恶正规学校的教育，靠家庭教育和刻苦自学度过少年时代，1878年去英国学法律，后转入伦敦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研究西方音乐。

　　泰戈尔童年时代即崭露诗才，他的爱国诗篇《给印度教徒庙会》（1875）发表时，年仅14岁。1880年，19岁的泰戈尔便成为职业作家。1881至1885年，他出版了抒情诗集《暮歌》（1882）、《晨歌》（1883），还有戏剧和小说等作品。这些早期伤品的特点是梦幻多于现实，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90年代是泰戈尔创作的旺盛期，诗集《心中的向往》（1890）是他的第一部成熟作品，著名诗篇《两亩地》（1894）的发表，标志着泰戈尔从宗教神秘主义走向深刻的人道主义。这一时期的诗作还有《金帆船》（1894）、《缤纷集》（1896）第5部抒情诗集和一部《故事诗集》（1900）。此外，他还创作了6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的《素芭》（1893）、《摩诃摩耶》（1892）、《最活着，还是死了？》（1892）等被列入世界优秀短篇小说杰作之林。

　　1901年，泰戈尔为改造社会创办了一所学校，从事儿童教育实验。1912年，这所学校成为亚洲文化交流的国际大学。由于英国在孟加拉推行分裂政策，1905年印度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泰戈尔积极投身于运动并创作了许多爱国诗篇。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最辉煌时期。他出版了8部孟加拉文诗集和8部英文诗集，其中《吉檀迦利》为诗人赢得世界性声誉。这一时期重要的诗集还有《园丁集》（1913）、《新月集》（1915）、《飞鸟集》（1916）等。1910年，泰戈尔又发表了史诗性长篇小说《戈拉》和象征剧《国王》等。

　　1919年，印度掀起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寻求民族解放道路，他走遍五大洲，发表了许多著名演讲。这时期突出成就是政治抒情诗，分别收在《非洲集》（1937）、《边沿集》（1938）、《生辰集》（1941）等作品中。

　　泰戈尔一生共创作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20余种戏剧，还有大量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论著和游记、书简等。此外，他还是位造诣颇深的音乐家和画家，曾创作2000余首歌曲和1500余帧画，其中歌曲《人民的意志》已被定为印度国歌。

　　在6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继承了古典和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吸收了欧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营养，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一代文化巨人。1913年，“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以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获诺贝尔文学奖。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

　　1941年4月，这位旷世奇才，印度近代文学的奠基人写下最后的遗言《文明的危机》。同年8月7日，泰戈尔于加尔各答祖宅去世。

　　诗集：诗集《暮歌》、《晨歌》、《心中的向往》、《两亩地》、《金帆船》、《缤纷集》、《故事诗集》、《素芭》、《摩诃摩耶》、《最活着，还是死了？》等等

　　20世纪初期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政治上遭受压迫，经济上受到剥削，使这个古老国家的人民陷入贫穷、愚昧之中。为了唤醒这个沉睡的巨人，两位伟人应运而生了。一位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圣雄”甘地，另外一位就是印度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巨匠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 泰戈尔多才多艺，才华超人。既是作品浩繁的文学艺术大师、学识渊博的哲人、成就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也是锐意革新的教育家。他一生所有的贡献，不但在印度历史上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而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泰戈尔在印度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他最突出的天才的表现，恐怕就是他惊人的创作量了。他12岁开始写诗，在60余年的笔耕生涯中，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有诗歌上千首，歌词1200余首，并为其中大多数歌词谱了曲； 中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200多篇，戏剧38部，还有许多有关哲学、文学、政治的论文及回忆录、书简、游记等；此外还创作了2700余幅画。他给印度和世界留下了一笔异常丰富的文化遗产。 1913年，“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篇；这些诗不但具有高超的技巧，并且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便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泰戈尔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该处度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最高荣誉，成为第一个获得这项殊荣的亚洲作家。漫长的55年后，日本的川端康成长又一次夺取这一桂冠。泰戈尔因此而蜚声世界。 他的诗歌体裁和题材丰富多彩，清新隽永；小说格调新颖、感染力强；戏剧种类繁多，富于哲理意味；歌曲或哀婉缠绵、或威武雄壮，不拘一格。在人们的印象中，泰戈尔是以伟大的“歌手与哲人”的双重身份出现的。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西孟加拉的加尔各答，1861年5月7日，罗宾德拉纳特诞生在那里。 泰戈尔世家和拉比的童年 泰戈尔家庭原姓塔克尔（孟加拉人的尊称，意为“圣”），泰戈尔是它的英文变称。罗宾德拉纳特的祖父德瓦卡纳特“王子”。同时他也是一位思想家和文化名流，当时许多进步人士的改革运动都得到他有力的支持。 这位“王子”的继承人德本德拉纳特不同于父亲的热衷社交，他性格内省慎思，潜心于哲学和宗教著作的研究。他兼具三种不同的气质：对宗教的笃信，对艺术的敏感，对实际工作的精明善断。对名气更大的儿子，他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他的温文尔雅、尊贵大方， 博得了“玛哈希”（意为“大圣人”）的美称。 德本德拉纳特有个庞大的家庭。他拥有15个子女。女儿婚后，女婿也长住于他家的。此外，还有一些亲戚和众多仆从。子女匀是在充分的自由和严格的家教、对宗教的虔敬与对美妙生活的享受紧密结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个家庭继承了父亲所热爱的印度文化传统，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常举行哲学和宗教讨论会、诗歌朗诵会，经常演戏， 还有不时安排的音乐会。 著名诗人、演员、音乐家和学者常常成为座上客。“玛哈希”让子女们自由发展各自的特长，充分发表各自的见解而不加限制，态度极开明。罗宾德拉特就降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在他的性格形成时期，从这个环境中饱吸了智慧和美的养份，“印度文艺复兴的急流潮涌从他的四周澎湃而过”。 由于是父母最小的儿子，被大家昵称为“拉比”的罗宾德拉纳特成为每个家庭成员钟爱的对象。但他并不受互溺爱，恰恰相反，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十分简朴。鞋子和袜子要在儿女们长到10岁时才按宗教法规批准穿用。拉比在中尔答进过4所学校， 但他都不喜欢。他厌恶那种无视个性的教育制度，厌恶远离自然的、牢笼般的教室，对教师的敌意态度和野蛮体罚更不能容忍。他喜欢的是校外的花园、池塘、春天和白云。后来他还进过东方学院、师范学院和在孟加拉学院读书，但都没有完成学业。他后来致力于教育革新，与此不无关系。 相形之下，他的家庭给他的熏陶是极明显的。拉比丰富的历史、文学和科学知识都源自于父兄。泰戈尔家族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和复兴孟加冬天文艺具有很大贡献。长史德威金德拉纳特才华出众，是诗人和哲学家，曾向印度介绍西方哲学。另一位史长萨迪延德拉纳特是进入英属印度行政机构的第一个印度人，懂多种语言，翻译出版了许多梵文和孟加拉文古典著作。姐姐斯瓦纳库玛丽是第一位用孟加拉文写小说的女作家。五哥乔蒂林德拉纳特成为一位音乐家、戏剧家、诗人和新闻记者。他长拉比13岁，对拉比的才干十分赏识并予以鼓励，还通过创办文学杂志《婆罗蒂月刊》直接引导拉比走上文坛。 另外，乔蒂林德拉纳特的妻子卡丹巴丽•黛薇，是一位丰姿绰约、优雅宽厚的女性。她在拉比身上倾注了深深的爱，给他布置出一个精美优雅的环境。她几乎成了拉比理想中的人物，两人之间有一种罗曼蒂克的眷恋。拉比就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度过一生中最愉快安适的日子。

　　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生于加尔各答市的一个富有哲学和文学艺术修养家庭，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曾赴英国学习文学和音乐，十余次周游列国，与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大批世界名人多有交往，毕生致力于东西文明的交流和协调。泰戈尔以诗人著称，创作了《吉檀迦利》等50多部诗集，被称为“诗圣”。他又是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作曲家和画家，先后完成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1500多幅画和2000多首歌曲。天才的泰戈尔还是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13年，泰戈尔以诗歌集《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第2期上发表他译的《赞歌》4首。作品中“信爱、童心、母爱” 的思想，博大仁慈的胸怀，独具魅力的人格，赢得了无数中国读者的敬仰。

　　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1924年，泰戈尔应孙中山先生之邀访华，“泰戈尔热”进入高潮。他在徐志摩家乡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名齐奏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他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梅兰芳、梁漱溟、齐白石、溥仪等各界名流。1956年，周恩来总理回忆时说：“泰戈尔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他熏陶了一批中国最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其中郭沫若、冰心受到的影响最深。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第一人，称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冰心是中国新文学女性作家第一人，她早期的创作受到了泰戈尔的明显影响，特别是诗集《繁星》和《春水》。她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郭沫若、冰心等人又以他们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

　　泰戈尔是中国读者心目中最具地位的外国作家之一，能与其匹敌的大概只有莎士比亚一人。现已出版了10卷本的中文《泰戈尔作品集》。

　　泰戈尔是印度近代和现代最伟大的作家,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1913年以英文散文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我常常想，泰戈尔就像那天际的明星。“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的高昂；在那里，智识是自由的；……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吉檀迦利）这就是泰戈尔，像那启明星带引我们走向黎明 。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次经由传统向现代过度的思想文化运动，具有其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股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构建出各自不同的话语权，并最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的演进及其政治价值取向，然而在这三股冒似迥异的思潮底下，暗藏的却是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的活力因子。

　　新文化运动从其直接的历史起因来看，乃是为了批判民国初期袁世凯在文化领域发动的一场“尊孔复古”运动。从其长远的历史渊源考量，则是继承了中国近代始自林则徐、魏源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外力的挤压下开始从挽救民族危亡的情感立场出发，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对中华文明的再思考。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种认识和思考由于受到强大的外力作用而必然出现持续稳定的传统价值取向系统，也决定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变革和转型的艰难性。这使得保守主义在此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有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在殖民地现代化语境中，当本土文化价值主要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外部压力而不是传统自我变革的内在挑战时，这种价值变革的驱动力往往是有限的。外域强势的西方文化可以冲击传统文化的表层价值规范，却难以触动其深层价值原则。即便在最激烈，最自觉地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本土文化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仍然显而易见。”[1]这种外力作用下的殖民地语境同时也催生了作为审慎渐进式的自由主义和作为狂飙短时式的激进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便在这三股思潮的相互交错的论战中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短暂然而却意义重大的思想启蒙。

　　保守主义以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黄侃、刘师培主编的《国故》以及吴宓主编的《学衡》为主要阵地，在不同阶段分别做出了他们具有相对保守倾向的阐述。

　　在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第一阶段中（1915《新青年》创刊——1919五四运动），杜亚泉以伧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论战。他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指出：“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砺如蔬，而中酒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2]强调中西文化之间只是性质而非程度的差异，由这种性质差异又导出所谓“以中济西”论。他还认为，东西文化根本观念之不同，是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的不同，即一个是所谓“静”的社会，一个是所谓“动”的社会。李大钊针对杜这种以东方“静”的文明济西方“动”的文明之“穷”的主张，反向地力主“以西方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他还力倡青年学生全力以赴研究西方文明，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对“从来静止的观念，惰性的态度实行根本的扫荡”。陈独秀则在这场论战中打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与封建文化相抗衡。1918年7月，他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3]从而开了“全盘西化”的先河。

　　第二阶段（1919年五四以后）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保守派提出了所谓的“新旧调和论”。章士钊声称：“调和者，社会进化之精义也。社会无日不在进化之中，即社会上之利益希望，情感嗜好，无日不在调和之中。”[4]他指出，宇宙之进化，只能是“移行”的，而不能是“超越”的，世间万物都是新旧杂糅的。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理由是“旧是新的根基，不有旧，绝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必不能迎新”。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初步运用唯物史观针对章士钊“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观点进行的了驳斥。他指出：“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5]张东荪则针对所谓的“移行说”指出，社会的进化并不是“移行”，而是一个经由“潜变”到“突变”的过程。经过“突变”便成了新社会，突变后的“新”不等于之前的旧，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别。新旧杂存的现象是存在的，但那只是“共存”，不是“调和”。一些学者认为而笔者本人也认可这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说的回潮。在这一阶段的论战中，保守主义者们力图从论证文化连续性的角度，说明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和谐共存的可能，从而模糊了新旧之间的界线。在过分强调本位文化的同时，保守主义者们忽略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也混淆了文化发展过程中“共存”与“融合”的关系。

　　一战爆发所导致的对西方文明的幻灭感更强化了这种本位文化心理，以二梁（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在第三阶段的论战中发表了令人注目的见解。梁启超站在欧洲战后的文明废墟上发出了“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一片阴沉沉的秋气”的感慨，梁漱溟则从“人生哲学”的角度论证了自己的本位文化观。梁漱溟首先假定存在欧洲文明“意欲向前”，印度文明“意欲向后”，中国文明“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三种路向，然后导出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既要排斥不切实际的印度文化，又要反对把西方文化全盘搬过来的“新文化运动”，走中国从前走的那条“适宜的第二路人生”。梁漱溟的这套哲学带有浓重的个人理想化色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十四岁进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何处去。”[6]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梁漱溟哲学的两个中心命题，而对于这两个问题，梁本人是有所侧重的“我年少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澈。”[7]梁漱溟的这种侧重人生问题的哲学取向致使他更多地从伦理学而不是从政治学，从生活而不是从生存的角度去思考当时的中国问题，这种思想极大影响了张君劢等一批新儒家。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批评梁漱溟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性质归结为不同的三条路是笼统的“闭眼瞎说”，指责他把三种文化的差异归结为一偏于理智，一偏于直觉，一偏于现量，是把任何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差异，说成各民族之间根本不同的特性。胡适尖锐地指出：“我们要认清梁先生是一个爱寻求一条‘准道理’的人，一个‘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人。懂得这两层意思，然后可以放胆读他这部书，然后可以希望领会他这部书里那‘真知灼见’的部分，和那蔽于主观成见或武断太过的部分。”[8]《学衡派》派实际上延续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有人以为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场新文化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9]吴宓认为新文化运动就“精神舒展”而言的确有其价值，但它同时排斥了“中西旧有之文化”，即孔教、佛教、古希腊罗马的哲理和耶教，而这恰恰是“中西文明之精华”，因此新文化运动舒展精神的启蒙并不能导致“真正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我们在回顾新文化运动中这些保守主义者的主张和见解时很难说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守旧或反对变革，也很难说他们在文化上因袭传统或一成不变，事实上他们几乎没有从严格的政治层面入手讨论中国的问题，在处理文化问题时也表现出了反传统的倾向。现代新儒家提出“返本开新”、“三统并建”，试图从儒家道统中开出“民主”新正统和“科学”新学统，这实际上是在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儒家思想再诠释。然而这些保守主义分子必然要受到他们持守的本位文化情结的支配，把对传统的肯定作为自己的文化观念的底线，从而表现出相对的保守性。“这批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是全盘否定既存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保守主义者，而只是文化保守或文化守成主义者。他们需要的是在纯粹的文化层面研讨文化的价值，他们对文化——道德的保守态度也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态度。这种冲突与对峙，说到底也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表现。激进分子认识到工具理性的发展是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但把这种动力当成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全部，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以工具理性为推动力。而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以维护价值性为自己的天然使命，他们并不是不要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是认为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价值理性。”[10]对此，余英时也曾说：“实际上，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因为没有人建立一种理论，主张保守中国传统不变，并拒绝一切西方的影响。从所谓中体西用论到中国文化本位论，到全盘西化论，再到马列主义，基本取向都是变，所不同的仅在变多少，怎样变，以及变的速度而已。因此接近全变，速变，激变一端的是所谓‘激进派’，而接近渐变，缓变一端则成保守派。”[11]五四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大可不必对保守主义过于苛责。从单纯文化的角度上看，这些留守在传统阵地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做出了许多新的诠释，这些诠释潜移默化地影响五四以后直至当代企图复兴中国文化的所谓现、当代新儒家。而在外力作用下而产生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中，保守主义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自由主义从20年代以后创建《努力》、《现代评论》、《新月》,到30年代创办《独立评论》,再到40年代后期发刊《独立时论》、《观察》等刊物,为追求民主的政治理想做出了艰苦的探索。作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争议的一股思潮，自由主义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上走得最为艰难。在崇尚西方文明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方面，它受到了保守主义者的非难。尤其是在战后，西方文明的弊端暴露无疑，让曾经生机勃勃的自由主义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似乎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抵御保守主义者的攻击，而他们自身也不得不从对西方文明的全面崇拜转向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在主张个人解放，政治上渐进变革方面又受到激进主义的抨击，自由主义在双重压力下蹒跚前进，直至最终淹没在革命话语权的激进大浪潮中。然而，我们无法忽视，自由主义在它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中依然表现出和传统之间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在对待国学研究方面，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开拓了诸子研究的新领域，而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实就是一部先秦诸子的哲学大纲。在五四后期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一再声称不主张“今文”也不主张“古文”。他一方面继承今文经学的疑古精神，一方面接受古文经学的求实考据方法而摆脱其信古的局限，并将其与西方学者赫胥黎的怀疑主义、杜威的经验主义相结合，为整理国故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属于“闲书”，不能登大雅之堂。胡适则把古小说的整理和研究作为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同时还指出：“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儿女情长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12]胡适人生观中传统的因子也颇为显著，他强调，个体“小我”依赖于社会“大我”而存在，“小我”是有限的，“大我”是无限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不朽的。“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个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不贻害了那‘大我’的无穷未来。”[13]易白沙在《我》一文中，既阐述了自我的个体人格意义，又强调了“大我”重于“小我”的思想。他认为：“有牺牲个体小我之精神，期有造化世界大我之气力……故曰二者相成而不相悖也。由先后之说，必有我而后有世界。由轻重之说，必无我而后有世界。有我者，非有我，亦非无我。我与世界无须臾离。无我者，非无我，亦非有我，个体之小我亡，而世界之大我存。”[14]很显然，这种主张融“小我”与“大我”，崇尚社会集体的人生理想，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儒家的印记。

　　激进主义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由于其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目光的超越性脱颖而出，并最终以压倒性的革命话语权取得了五四以后中国思想领域、政治领域的领导权。林毓生曾经指出，五四时期具有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但他在分析陈独秀的全盘反传统时也不得不承认“陈独秀肯定孔学的积极价值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最小公分母，所以也就是未明言地承认孔学中有些成分不带有它的整体性质。这种矛盾虽然在逻辑上破坏了他全盘性的反对孔学的全部整体观的论据，但陈独秀似乎从未察觉出来。即使他觉察到，由于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他的思想中占有支配地位，使他不可能正视这一点。归根结底，他的普通常识敌不过铸造他的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15]在对待孔教问题上，陈独秀说：“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而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应绝对承认者。惟吾人今日之研究，乃孔教果能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之问题。”[16]他还说：“其实孔子精华，乃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至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17]在人生观问题上，陈独秀主张“个人之在社会，好象细胞之在人身”，“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18]在他看来：“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人生底一大问题。”[19]李大钊也曾就个人与社会，“大我”与“小我”的问题发表看法：“以其（大我）绝对统其（小我）相对，以其空驭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穷，即自我无尽。”[20]在政治取向问题上，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激进主义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源于传统文化的乌托邦理想的映射。恽代英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不是知识上产生的，是从情感上产生的”[21]美籍学者张灏在《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一文中也指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重知识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22]对五四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的魅力首先在于其平等和谐的道德价值，而不是其经济上的进步与效率，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幻灭之后，五四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第三种文明”，以求获得一种理性与价值相统一的世界观，社会主义无疑正对其胃口。“曾经发起一场伦理革命的启蒙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幻灭之后复返向伦理寻觅价值资源，他们不仅以道德理性阐扬西方社会主义，而且重新肯定中国的价值理想。五四后期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潮既光大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资源，也助长了好高骛远的乌托邦精神。”[23]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股思潮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传统文化的因子，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场激烈的全盘性反传统运动，恰恰相反，它们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传统文化深层次的影响。而它们之所以表现出或激进或保守或温和的态度，乃是基于其各自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角度的思考和对于西方文明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不言而喻，五四发展和强化了两种观念：“革命”与“民主”，但由于其不可避免地搀杂了传统因素而显得理智不足浪漫有余，从而让整个五四以后的思想呈现出愈发不可收拾的激进态势，完全湮没了五四前期多元文化取向之间对话的可能。诚如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哈定所说：“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

中国哲学第一人：金岳霖

金岳霖（1895—1984），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浙江诸暨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4年考取官费留学生。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1年到英国学习。1925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只凭三本著作，林岳霖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其中《知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一代大师毫无杂质的赤子之心

中国哲学和逻辑学界有金岳霖这位当代的大智者，实在是一大幸事。金岳霖的一生，是复杂的也是单纯的，是传奇的也是寂寞的。今年是金老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我们是怀着景仰的心情作这篇文章的，不敢辜负“大师”这个字眼，希望能够籍此表达对金岳霖先生的怀念与纪念。

●孤往精神和杰出成就

金岳霖早年是学商业和政治学的，可能这些学问对他的智力不构成任何挑战，所以他对这些“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几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跟进去和他们争论。从此，金岳霖开始对逻辑产生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TH格林著作时，他说他才头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之后他对哲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张申府这番话严格地说来也是并不虚妄的。大概可以说，20年代金先生归国后，哲学界人物中像金先生那样对西方哲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并能作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绩，是前所未有的。

华东师大哲学系杨国荣教授是系统研究金岳霖哲学体系的专家，他将金岳霖放到整个中国近代“新实在论”的发展史中来考察，他指出：“中国近代新实在论的另一重镇是金岳霖。但与冯友兰以人生哲学为目标构建新理学不同，金岳霖的注重点更多地指向认识论与方法论，其理论与新实在论有亲近的一面，也有与之相出入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金岳霖的理论建树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逻辑终结。”

金岳霖最终还是没法摆脱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只能作为他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中国的那些近乎不可言说的形而上学则总是让他不能忘怀，他野心勃勃地要进入“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上去”，要学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对道家哲学的新开拓方面，还没有一个近现代思想家比他走得更远。

●老顽童的赤子之心

青年批评家王晓渔眼中的金岳霖是个孩子气很重的人，他说：“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

金岳霖生前经常做一些有趣的事，他有时居然会把自己的名字忘记。有一回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佣人问：“您哪位？”他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说忘记了，只好说：“你不要管，请陶先生接电话就行了。”但那个佣人说不行，他便又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于是他跑去问给他拉洋车的王喜，谁想王喜也说不知道。他急了，问：“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过？”王喜这才想起：“我听见人家都叫金博士。”阿弥陀佛，原来姓“金”！

金岳霖非常受学生欢迎，因为他最“好玩”。在西南联大，有一回学生请他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他就去讲，讲完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

金岳霖的身上有一股赤子之心，如果没有对哲学和逻辑学心无旁骛的研究激情，他不可能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如此之深；要是没有对真理的认同感，对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他也不可能在解放后如此坚决地彻底批判自己的哲学体系，将自己三四十年代的思想信仰推翻重来。和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相比，金岳霖是最特殊的一个。他的哲学体系几乎不涉及历史和人，他总是热衷于哲学命题的逻辑分析，有时不免给人极其枯燥晦涩的印象。在这个他所构建起来的庞大哲学体系中，金岳霖广泛讨论了时空、因果等“天道”问题，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不得不提的林徽因

真正懂得爱情的是金先生，他对林徽因的痴恋才叫“三洲人士共惊闻”。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

汪曾祺在他《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讲道：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他终生未娶，爱了林徽因一生。

●一些片段的回忆

金岳霖学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他随便得很，教授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他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这个不说了，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他还有个特点，他不写字，很少在黑板上写字，也带支粉笔，不过没什么用。”

书法家欧阳中石：“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他语言很少，很木讷，但给人印像不见得不深刻。像给你介绍个人，‘他’，‘他’，好像是经过了一番思索，称他先生呢，还是称他同志呢，想了半天，‘先生吧’，这才说出来，可见他是经过了好几个思索才落定个先生上，其实这个没有动作，没有内容，可是就是他这么一迟钝，反而觉得大有文章。”

作家汪曾祺：“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王丹）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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