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的简介！~~急求？

　　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俄国作家、思想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是大多数人所崇拜的对象。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他的作品《七颗钻石》《跳水》《穷人》已被收入人教版和冀教版小学语文书。

　　列夫·托尔斯泰，英文全名：Lev Nikolayevich Tolstoy（俄历1828年8月28日）生于图拉省晓金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他一岁半丧母，九岁丧父，由姑妈将他抚养长大。在青年时代因小说《童年》获得过屠格涅夫的赞扬。

　　青年时代

　　托尔斯泰自幼就开始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中考试不及格，第二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漫长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次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的落后的清晰认识。　对于19世纪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但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非常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并且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等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但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62年34岁的托尔斯泰与年仅17岁的索菲亚·A·索妮娅（Софья Андреевна Толстая）结婚，索妮娅是沙皇御医的女儿，两人的教育、观念、文化水平差距甚大，他们前后育有13个孩子。他和妻 托尔斯泰和妻子

　　子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论，别尔丝说：“他爱我，但只在夜里，从来不在白天。”她抱怨：“不会有人知道他从来不曾想过要让他的妻子休息片刻，或给生病的孩子倒一杯水！”可以确认的是大部分时光他们过得不错，他妻子帮助他管理庄园，整个庄园占地380公顷，有森林、河流、湖泊，苹果园有30多公顷，树木成荫，风景优美，使生活井井有条，这使得托尔斯泰可以将全部时间用于文学作品的精雕细刻，在这里，托尔斯泰给人类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传世之作。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进行誊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　但是托尔斯泰将记录自己年轻时代行为的日记交给了妻子，内容记载托尔斯泰婚前曾经赌博，找妓女，甚至感染性病，还与一名女工生了一个私生子，这让别尔丝大为恼火，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想烧了他的日记和他的过去。”“我梦见了一个巨大的花园，……我抓起她的孩子，撕扯起来。我扯下了他的头颅和双腿——我像疯子一样。”她学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去“卧轨”，甚至服毒自杀，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她自己也承认“总有一天我会嫉妒得自杀。”这使得托尔斯泰更厌恶这场婚姻，他在日记中写道：索妮娅“成了我痛苦的根源。”“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疯狂，我看不见任何出路。”　另外托尔斯泰晚年激进的思想也让夫妻产生很大隔阂，甚至准备放弃财

　　(4张)产，过简朴生活，而与妻子发生龃龉。他的妻子既不理解，更完全不能接受，认为是“整套哲学牵强附会、矫揉造作，完全建筑在虚荣心、名利欲和出风头的基础上。”大女儿塔妮娅说：“你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物质生活，但是你却忽略了他更珍视的东西。如果你同样关心他的精神生活，他会是多么感动，会百倍地报答你的付出。”夫妻之间缺乏交流，使得婚姻生活每况愈下。高尔基说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谈论女人，但总是带着俄国农民的粗野口气……他对女人的态度是一种顽固的敌意。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惩罚她们。……这是一个男人对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幸福而进行的报复。”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 书房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 托尔斯泰

　　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晚年时代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的小绿棒的故事。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期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60-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如果说与聂赫留朵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 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记述了他。

　　人物形象

　　他生就一副多毛的脸庞，植被多于空地，浓密的胡髭使人难以看清他的内心世界。长髯覆盖了两颊，遮住了嘴唇，遮住了皱似树皮的黝黑脸膛，一根根迎风飘动，颇有长者风度。宽约一指的眉毛像纠缠不清的树根，朝上倒竖。一绺绺灰白的鬈发像泡沫一样堆在额头上。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你都能见到热带森林般茂密的须发。像米开朗琪罗画的摩西一样，托尔斯泰给人留下的难忘形象，来源于他那天父般的犹如卷起的滔滔白浪的大胡子。

　　编辑本段创作阶段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作品

　　早期(1851～1862)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型。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像《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6～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完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是弗里斯兰语和世界语。在语言学上有一种说法：“‘Good butter and good cheese’ is good English and good Fries” （‘好白脱和好奶酪’就是好英语和好弗里斯兰语）。当响亮地说出这些句子时，英语和弗里斯兰语的版本是可以互换的。

世界语的支持者列夫托尔斯泰说他用了四个小时就学会了世界语。大多数语言学家把世界语列为最容易学习的语言，尤其是对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人们来说。

虽然世界语在任何国家都不是官方语言，这种人造语言被法国科学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估计有200万的世界语使用者。

语言分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

一个人从小通过和同一语言集团其它成员（如父母、亲属、周围的人们）的接触，自然学到并熟练运用于交际和思维过程中的语言。本族语言或母语一般说都是个人的第一语言，也是主要语言。

人出生后，首先掌握和使用的语言，叫第一语言。第二语言专指本国内非本族语。在全世界里，第二语言往往是和第一语言同时被使用的。

语言的谱系分类法也叫“发生学分类法”，是语言分类法之一。它根据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将语言分为若干个语系，语系之下又按亲属关系的远近分为若干个语族，语族之下分为若干个语支，语支之下是语种。

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它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神话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由于远古时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自然现象和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和变化，以他们贫乏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的结果。

神话的创作与远古人民争取生存、向自然力抗争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与远古的生活和历史有密切关系，往往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力的抗争和对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渴望。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远古人民结群而居，在集体劳动和共同生活中，创造了原始工具、木刻符号、图画文字、原始的音乐和舞蹈，同时也创作了原始神话。神话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并伴随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创造和发展。中国早在原始群和血缘公社时期已开始了石器文化的创造。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征服自然的能力有所增强，活动范围也日渐扩大，学会靠人类的活动增加天然产物。考古发现一再证明，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国西北高原、华北平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都有远古人民活动的遗迹。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则进入母系氏族社会高度发展的阶段，在中国黄河、长江流域，这种以母系血统维系的母系氏族公社更发展到全盛时期。因此，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出现了不少女性神话人物，如女娲、羲和、西王母等。在母系氏族社会，妇女不仅在生产上起主要作用，而且成为原始聚落中胞族的轴心。她们常常被说成是人类及万物的创造者。父系氏族社会建立之后，原始艺术中又出现了男性神话人物形象，而在许多神话人物之间，也便相应地出现了辈分和谱系。氏族间的聚居和合并出现了部落或部族。部落、部族及联合部族的出现，带来了部落或部族间的争战，构成了反映不同部落或部族间关系神话的产生基础。家长奴隶制、部族军事民主制及部落间的争战，为古代神话及英雄史诗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艺术想象的土壤。中国神话中的共工与蚩尤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以及黄帝集团与炎帝集团间争战的神话，大都具有这种性质。其表现则是借助人类早期的幼稚的想象和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理解。构成幻想的情节，并被认为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存在。

神话中的主人公（神）尽管常常是人间奇迹的创造者，但他们也常常遇到挫折和厄运。它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

原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特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原始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认识形式。它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活动。处于蒙昧时代的远古人民，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不能超越其生产力低下的状况和对自然抗争的无力状态。因而在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便多是直观、猜测和臆想。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智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原始神话一般不再产生。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文化知识程度的不平衡，在一些实践上还不能有效地控制自然，和在认识上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和自然现象变化等的地区和民族，神话性的幻想仍不可避免，或不能完全避免。但这些作品与原始神话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

神话中有远古人民种种幼稚的思索和追求，多方面地反映了原始人的宇宙观。其中往往寓含着原始科学、原始哲学、原始宗教的因素。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相信万物有灵，相信灵魂和神灵的存在等种种原始观念和意识，以及图腾崇拜、巫术信仰、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组成远古人民世界观的因素。在神话中，一切自然现象乃至某些社会存在都被看成是有生命的，都被赋予人的特点和超自然的能力。神话中的奇禽奇兽、怪神怪物以及氏族神、部落神、雷神、雨神等夸张与想象的形态，都不能和这些观念分开。神话中对于人和动物、人和自然、自然与自然之间的某些因果联系的认识与想象，是作为处于神话时代的人们意识形态的种种表现而存在下来的。

早在公元前的先秦古籍中，如《山海经》、《左传》、《国语》、《楚辞》以及《吕氏春秋》等，中国著名的古典神话已得到记载。汉代及三国的《淮南子》、《史记》、《汉书》、《吴越春秋》、《三五历纪》等，以及魏晋六朝的《搜神记》、《述异记》等书中也都有许多古典神话的记录。这中间，《山海经》保存的神话最为丰富，而且接近古代神话的原貌。诸如女娲、常羲、夸父、精卫等神话以及羿、鲧、禹、黄帝和蚩尤的神话，刑天、帝俊神话、西王母神话以及关于日月山、昆仑墟、各种自然神和奇异的族国等记述。在这些记载中，呈现出许多英雄神、始祖神、创造神以及自然神、统治神、反抗神等丰富多采的神话人物形象。他们各具性格，多彩多姿，活动在古代幻想艺术世界之中。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献所记载的古典神话，以部族神话为主体，具有地域性和部族的差异性，各有不同的产生区域和传承范围。按地域系统，大体可分为西方昆仑神话、东方蓬莱神话、南方楚神话及中原神话等。按所表现的内容，有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的；有关于日月星辰、自然万物的；有关于洪水和部族战争的；还有关于工艺文化的。这些神话在古代人的幻想解释中多方面地说明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及人类、民族的由来，呈现出我国古代人对天地万物的天真美丽富有趣味的艺术想象。

中国开辟神话在文献记载中具有极强的幻想性。女娲是北方神话的开辟神，盘古则为南方神话的开辟神。女娲是抟土造人的始祖，盘古则以他巨人的身躯化生天地万物。女娲在“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焰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的情况下，还“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yin水”，挽救了一个即将毁灭的世界，成为人类的再造神。围绕女娲补天的神话，还有共工怒触不周山等许多动人的情节。中国洪水神话汉族记录最早，少数民族的则比较晚近，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南系洪水神话多有雷公出现，雷公为洪水的制造者，因而在神话情节中常常展开与雷公的斗争。北系洪水神话多与共工相联系，共工怒触不周山成为洪水泛滥的根源。后期记录的洪水神话与兄妹婚型神话常常结合在一起，而洪水后成婚的兄妹，又往往被说成是远古的伏羲、女娲乃至盘古。早期神话对兄妹婚似没有非议，后期神话则对兄妹的结合造出许多解释的理由，以说明其出于不得已或取得了上天的允许。这反映出历史上存在过的兄妹婚，已失去其合法地位。这类神话的主旨在于表达“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过程。它把洪水故事与血缘婚相结合，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唐李亢《独异志》中，较早地记载了中国兄妹婚型的神话。如：“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其形态，尚未与洪水神话结合。

《山海经》、《开筮》、《国语》等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鲧、禹神话，塑造了中国古代两位治水英雄。鲧在洪水滔天时窃了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被杀于羽郊，三岁不腐，孕育出一位继续平治洪水的禹。禹疏导河川，平夷山岳，以更坚决的意志，在黄龙、玄龟的帮助下，获得成功，反映了古代劳动者征服自然的伟大胸怀。日月星辰神话，在古文献记载中有巨人化生说和神生日月说两种。在神生说中，羲和被认为是日月的母亲；太阳又被想象成为可以浴于咸池，登上扶桑，运动于水、树之间的形象。太阳常常与乌相联系，月亮常常与蟾蜍相联系，在日和月的关系上，神话又往往以人类社会家庭关系加以说明，如把它们看成是父与母或兄与妹的关系。其他如夸父逐日、羿射十日等，均与日月神话有关。

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不仅记载早，品类多，而且不少古老的神话，至今依然在民间口头上流传，特别是在中原地区，中国远古一些著名的神话，如关于大禹、黄帝（轩辕氏）、女娲、伏羲、盘古、夸父等神话，大多仍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河南等地区。还有关于舜、蚩尤、后羿、启的神话，今仍在河南、河北以及南方一些省份流传着。由于流传时间久远，这些神话与古文献上记录的，在具体情节上有所不同，出现许多变异。特别明显的是发生神话间的融合及地方化的现象。如“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神话与开辟神话融在一起，以及指出某些古神话人物的地方遗迹等。也有的融进一些后世宗教的观念。这些现在仍流传不衰的神话，经过演变，自然不同于原始古典神话，但却可以证明和补助文献记录的材料，实有裨于中国神话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弄清有关神话发展的古今形态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神话是多民族的创造。在上古时代，中国各民族的祖先就开始了他们的生息、繁衍和生产活动。中原黄河流域的夏族，东部淮河流域的东夷，南方长江流域的三苗，以及西北的氐羌，大漠南北的荤粥（山戎、猃狁）等都是创造中华民族古老历史文化的参与者。今天，除汉民族外，中国已有55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神话，丰富多采，构成中国神话的重要部分。它们有些被记录在民族历史典籍中，如《东巴经》、《西南□志》、《蒙古秘史》等；有些保存在各族人民的记忆中，今天仍在口头上流传。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以开辟神话、洪水神话、日月神话、动植物起源等为多，还有一些关于民族姓氏来源的神话。由于各民族历史文化及经济发展不同，这些神话大多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表现出多族多源的特点。

各民族的创世神话，想象丰富，情节也颇曲折。著名的有纳西族创世神话《人祖利恩》、壮族神话《布洛陀与妹六甲》、□族神话《人类和石头的战争》、《开天辟地》等。在《开天辟地》中，四个创造神用四根铜柱撑天，用四把笤帚，扫了天的四方，使天地远远分开。此外，还有布依族神话用犀牛角撑天，以及用蓝宝石补天（纳西族）等。在再造人类的神话中，除兄妹结婚，繁衍人类外，还有开辟神撕下皮肉抛入海中变人（高山族）、两神膝盖相擦生人（台湾雅美人）以及石生人、竹生人等多种。有些神话还常常具有民族起源的内容，把民族起源和人类由来看作是同时发生的。

日月神话中，苗族的金银铸日月神话以及壮族的《侯野射太阳》、瑶族的《射太阳》、布依族的《王姜射日》、□族的《吉智高卢射日月》、布朗族的《顾米亚射日月》等，都各有特色。此外，还有金钩挂日月、公鸡请太阳等美丽的情节。

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由于过去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形态不尽一致。有的比较古老和原始，有的则渗进了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的意识，反映出各族人民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解与想象。这些神话，近年来得到大量记录和搜集。有些在神话学上具有相当的价值。

中国神话在人民口头创作史及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神话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作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它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其中有些著名神话，还成为人们经常援引的典故。神话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作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了解人类童年生活和心理的钥匙。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于是在一些古代典籍中便出现将神话历史化的倾向。现代中国学者对古代神话做过不少的整理与研究，运用了西方人类学派等的神话学观点进行探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诸如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闻一多的《伏羲考》等，都是这方面值得注意的著作。还有许多民族学者、民间文艺学者、文学史家撰写了不少论文和专著，推进了中国神话学的发展。袁珂的《古神话选释》、《中国古代神话》等，对中国古代神话，分别作了注释和整理。随着社会科学和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和史诗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中原地区神话的口头传承与流变，也有人进行考察和探索。中国神话学的建设正在前进中。

前者擅长领域为哲学，后者擅长领域为诗歌～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是一位兼有哲学家的深刻思想的诗人，艺术家的浪漫气质的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

主要著作有：《权利意志》 《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论道德的谱系》等。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是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他积极而勇敢地投身革命，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之一。

乌力格尔是绿色的，涌动的激情可以覆盖无垠的草原，令人神往；

乌力格尔是忧伤的，簌簌而下的热泪能把塞北山丘打湿，令人心碎。

乌力格尔是沉思的，胡儿与潮儿琴拉出的旋律，在琴手或低沉或高亢的诉说里慢慢吐出心底的思绪。

乌力格尔还是热烈的、宽广的，上下五千年纵横迭宕的古老往事变成音符，变成曲词，像一匹不曾褪色的、无穷无尽的华丽锦缎，源远流长，色泽饱满。如此庞大绵长的乌力格尔，每一个故事都在这片浩瀚星空里闪烁着，穿越时间的风吹雨打——

夏日清晨，去往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蒙古勒津蒙古族乌力格尔的代表性传承人那木吉乐家时，乡路两 旁的庄稼在疾驰的车行中闪过，阳光下是一片令人欣喜的透眼的绿。

那木吉乐家在佛寺镇佛寺村一处地势稍高的地界。简朴的家中，两把四胡兀自在地柜上斜立。

那木吉乐的汉名叫韩英福，在我市大大小小的演出晚会上，经常能看到他背着四胡待演。他的视力很差，弱视到只能凭感觉和一线光亮行走。

在采访中，那木吉乐拿起四胡，调好弦，问记者想听哪一段。在记者的要求下，他先来段前奏，接着说起了《唐书五传》里的一段。

拉起四胡的那木吉乐微闭双眼，十分投入。四胡浑厚质朴的音律在房间里萦绕低回。他的嗓音洪亮生动，说与唱在琴声伴奏中，如诗如歌，优美动听。仅仅十多分钟的故事片段，情节波澜起伏，旋律节奏富于变化，那种超强的感染力，有一种特殊的代入感，有让听众神往不已的魅力。

这就是乌力格尔——那一刻，我的记忆被拽回到儿时的家乡，似乎看见了当年背着四胡游走在乡村的民间艺人，他们或在土炕上眯起双眼，拉起胡尔，为一家人说唱；或在院墙

下，给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村民唱故事。

今天，我们不能不骄傲地说，在辽西这片并不丰饶的土地上，仿佛上天也给予了暗示与弥补，传承着一个最 重要的文化之宝——乌力格尔。它是蒙古族文化的活化石，也是蒙古勒津人民的心声。它行板如歌，且行且吟，既是蒙古勒津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从成吉思汗时代走来

——乌力格尔产生探源

从字面意义上说，乌力格尔汉译为“故事”；胡尔译为“琴”，是艺人讲故事时的重要乐器；胡尔沁译为“说书的人”。非遗“乌力格尔”也被称为“胡尔沁说书”，是指在“胡尔”伴奏下说唱故事，以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为内容，以胡尔沁（艺人）为载体，以吟诵、说唱、拉击、表演为表现手段的蒙古族曲艺形式。

关于胡尔沁说书的起源，《蒙古秘史》中记述了一个传说：一次成吉思汗带几名部下到“克者惕”部落赴宴，其中一人豪饮大醉并失态。回来后，盛怒的成吉思汗要杀掉这名给自己丢面子的部下。这个部下急忙对成吉思汗说：“请让我为您说一段故事，然后您再杀我吧。”于是，他拿起一把“潮尔”，边弹奏边说唱一段降妖的神话故事。在场的人听得出神入境，纷纷喝彩。爱惜人才的成吉思汗遂免去他的死罪，后来经常带他参加各部落交往活动，只是不再让他喝酒，而让他为大家表演说唱，为酒宴助兴。

这说明胡尔沁说书起源于成吉思汗年代。应该说，从那时至元朝末年，是胡尔沁说书的“萌芽产生期”。元朝末年至清朝末年为胡尔沁说书的“形成发展期”。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是“复兴成熟期”。

历史 上，胡尔沁说书艺人的地位很高，不亚于蒙医大夫，在人们心目中是“福星”，被认为是具有驱邪治病、免灾免祸、保人安康、带来幸福的神人。所以，人们往往以最高礼节来请胡尔沁艺人，表示尊重。据那木吉乐介绍，民间请胡尔沁艺人的原因大体有三个：一是纯 娱乐 ；二是庆祝新房落成，为天地神灵助兴，使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三是带有精神治疗久医不愈的病人之目的。

在乌力格尔鼎盛年代，阜蒙县曾有300多名表演者。由于这一艺术不仅要求传承者嗓子好，还要会拉一手好琴，并且有超人的记忆力，因为演出时吟诵、歌唱、拉琴、表演，往往长达两三个小时，唱词都得背下来。条件要求高，又挣不到钱，因此，坚持这一艺术的人越来越少。到1979年，全县仅有35 人继承了这门手艺。而现在坚持经常演出的只剩下那木吉乐、杨铁龙、齐铁红等人。“乌力格尔”的确到了濒临失传境地。

口齿与琴弦上的家园

——乌力格尔艺术特色

辽西苍茫的大地造就了胡尔沁浪漫悠远的艺术气息。如同西方中世纪的游吟诗人，胡尔沁 身背胡尔或者潮尔，在内蒙古与辽西地带的草原与戈壁上随风漂泊，四处流浪，追逐蒙古包和王爷贵族们的府邸，一人一琴，口说琴奏，自拉自唱，精彩说唱、长篇传奇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艺术形式之一。

胡尔沁说唱乌力格尔时，歌词是勾兑味道的盐；曲调是调动情绪的酒。震撼的歌词，鸣转的曲调，紧紧拧在一起，才能旋起听众内心的风暴。如果叙事不够精彩，即使是配上人间最动听的曲子，也仍然会像无盐的奶茶一样淡然无味。

乌力格尔作为一门综合说唱艺术，所演唱的曲目，不是平铺直叙的简单说讲，而是一种复杂的口头文学创作过程，讲究叙事的精彩，通过说唱伴奏表演来交代故事情节，描摹人物，介绍环境。蒙古勒津艺人在传承中更是创造了具有地方独特风格、别具一格的说书形式，运用赞颂、讽刺、比喻、重复、夸张等多种形式表述曲目内容中，包含的天文地理、自然科学及生活琐事。其特点是以说为主，以唱为辅，语言大众化，多用蒙古族传统的谚语、成语、有乡土气息的丰富语言，通俗易懂，刻画人物细腻，表达故事既叙事、又抒情，还注重突出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其风格和内容或优美如诗，或悬念迭起，直令听众全然沉浸于故事之中，忘其所在。经验丰富的胡尔沁还能即兴表演，只要给出题目，即可出口成章。

胡尔沁艺人还汲取了戏曲优点，一人能扮演多个角色，一问一答，用一把胡尔既伴奏又能模仿刀枪棍棒，让胡尔加奏出马叫声、锣鼓声，烘托气氛，渲染氛围。他们以吟诵式的语调讲述故事，以民歌化的辞章作词牌，以民间音乐作曲牌，语言朗朗上口。他们还用胡尔拉、击、弹奏各种曲牌，表现人物 情感 、并借助面部表情、手势及嗓音的高低使书中人物在讲述中“现身”。纵观胡尔沁艺人，每一位都是口齿伶俐，记忆超人，五音准确，琴技高超，一专多能。

说唱中华上下五千年

——乌力格尔作品与器具

蒙古勒津蒙古族乌力格尔具有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地域特色，伴随着定居此地的蒙古族人民度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演过程简单又复杂，首先是艺人坐好，调好琴弦，开始演奏前奏曲，之后便开始说书。首先“启腔”，其次“点纲数目”，然后根据书目内容或“上朝”、“点将”，或“出征”、“交战”等，最后是“得胜歌”。如果一部书说很多天，每天都是用这套程序来重复。

蒙古勒津蒙古族乌力格尔早期主要用“胡尔”或“潮尔”说唱《江格尔传》《格斯尔传》《成吉思汗传》等英雄史诗。随着民族迁徙， 历史 发展，许多汉族古典长篇小说被译成蒙文，尤其是清朝末年，佛寺地区一位叫恩可特古斯创作的长篇古典章回体小说《唐书五传》（即《哭喜传》《全家福》《殇妖传》《契僻传》《羌胡传》）的问世，大大丰富了胡尔沁的说唱书目。现在阜新蒙古族乌力格尔艺人经常说唱的有：《唐书五传》《三国演义》《青史演义》《薛丁山征西》《东汉》《刘秀走国》等传统书目，还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现代书目，共计120多个。

初学说书时，艺人都要以《唐书五传》为书目。民间传言不会说《唐书五传》的胡尔沁不是真正的蒙古勒津胡尔沁。该作品结构严谨，情节生动，节奏明快，语言简洁，人物塑造各异；民俗民风、人生礼仪等糅合得和谐得体，诗文点缀犹如画龙点睛、字字珠玑、璀璨夺目，并带有神话浪漫色彩，加深了作品艺术感染力；全书奏谏典故颇多，运用自如、恰到好处；语言丰富，甜润动听，美妙无比；很多哲理格言，有很强大的教育意义。

近年来，我市蒙古语广播电台经常请那木吉乐和杨铁龙录制《唐书五传》《寒风传》等曲目，受到蒙古族听众的广泛欢迎。

乌力格尔的演出需要一定的器具，“四胡”是最重要的演奏乐器。其琴筒多为木制，蒙以各种兽皮，有4根弦。弓毛分两股，分别夹于一、二弦和三、四弦之间，一、三弦为外弦，二、四弦为内弦。两组弦之间音高为纯五度。胡尔沁根据自己的嗓音定弦，常用音域为两个八度。

炕桌是艺人坐在炕上说唱时必备的，上面要放糕点、果品、茶水等。如果坐在房间地中央，还需要一把椅子，坐下来演唱。同时，艺人通常都要着蒙古族服饰表演。

以师带徒代代传承

——乌力格尔四支传承谱系

蒙古勒津乌力格尔的传承是以师带徒方式进行的。细致分来有4支传承谱系。

第一支谱系：“旦森尼玛——额尔巴拉——色勒贺扎布——康殿文——那木吉乐”，共5代。这一支的旦森尼玛被称为哲盟地区胡尔沁的祖师爷。他二十几岁即学会口述《唐书五传》，说唱间作，并在辽宁、内蒙古等地广泛传授胡尔沁说书，弟子众多，最早使这支艺术队伍壮大起来。现第五代传人那木吉乐成为乌力格尔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表演风格偏重于蒙古勒津特色。

第二支谱系：“章查——却恩布勒、张振江——额尔敦博勒格”，共 3 代。这一支相对活跃度略低。

第三支谱系：“道义——扎那——齐宪宝——杨铁龙”，共4代。这一支保持了传统说法，兼有内蒙古说唱特色。其第四代传承人杨铁龙也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一直活跃在城乡各地舞台上。

第四支谱系：旦森尼玛——帕杰（扎鲁特人）——嘎瓦（乌兰浩特人）——齐铁红（蒙古勒津富荣镇人），共 4 代。这一支祖师仍为旦森尼玛，但第二代、三代为外地徒弟，第四代传承人为阜蒙县人齐铁红，他曾经多年在草原地区行吟，演技高超。

乌力格尔不是一朝一夕能学到的艺术，没有数年的学习积累很难学成。那木吉乐告诉记者，他14岁起以口授形式学习，40年来学了20多个故事，论字数有上千万字，这些都要在脑子里记下，不是容易的事。至今，他正式收徒有10人，但至今能说上6个小时以上的也只有一两人。

杨铁龙现在也收了徒弟，但据他介绍，徒弟们不练上七、八年是不能出徒的。

目前，行吟草原多年的齐铁红也返乡致力于乌力格尔的传承，目前收了几个徒弟。据了解，他传授技艺要求极高并严厉，传承效果也很突出。

自从2006 年，蒙古勒津蒙古族乌力格尔进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作为发祥地的阜蒙县就加大了保护力度，安排相应资金，对民族文化项目进行保护发掘。经国家扶持，我市两位乌力格尔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每月都有了月薪。从2012年起有了工资收入的那木吉乐说：“现在出外演出我都是义务的，还在家里进行乌力格尔公益性培训。”

为充分调动乌力格尔艺人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胡尔沁演唱水平，继承传统书目，创作现代书目，使乌力格尔这一具有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的综合性曲艺艺术代代相传，后继有人，多年来，阜蒙县也举办了多次乌力格尔培训班。据阜蒙县非遗中心主任白银亮介绍：“目前已进行11 届，现已有 16名学员，基本都能说上几段。为了鼓励传承，还对现有从事说书活动和新学艺的乌力格尔艺人，实行等级奖励办法；评定出3个等级，发给等级证书及奖金。并计划3年评一次，进行奖励。

记者手记

艺术，绝不是平民百姓的“奢侈品”和职业艺术家的“象牙塔”。真正的艺术，由人民创造，被人民享受。乌力格尔是蒙古勒津人民日常生活中如同奶茶、羊肉、草原和风一样的生活和生命的基本元素。在蒙古勒津，艺术和生活绝不可分。

具有独特文学风格和地域风味的乌力格尔，伴随着蒙古勒津人民度过了漫长岁月，一直以来，鼓舞和激励了人民的斗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成为人们无法割舍的心灵家园。

你可以说，蒙古贞之美在蒙古民众的安代舞姿中，在蒙古民众的热情好客中。我说，它更在底蕴深沉的乌力格尔里。因为它是人间神曲，从金戈铁马中走来，且行且吟，是奉给天下的如歌行板和心灵之礼，更为辽西这片略显神 秘的土地披上了华丽多情的锦衫……

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是唐代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李白的诗词中经常使用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营造出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流传至今的有九百多首。他的诗歌创作涉及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非常广泛，而且在不少题材上都有名作出现。他所钟好的体裁主要是古体诗，包括古风和乐府诗，但他在近体诗体裁如律诗、绝句中往往也有绝唱留存。

轶事典故：

李白号“青莲居士”源于《维摩诘经》之“青莲”佛典，表明了李白尊崇佛教以及向往维摩诘的生活模式。李白援“青莲”自号与引“青莲”入诗，渊源有自，六朝至隋唐皆一脉传承。“青莲居士”是李白内心佛教情怀之外在身份认同。在大乘佛教的人物谱系中，李白最为尊崇的是维摩诘，甚至还以之自比。

从其存世作品分析，李白的维摩信仰主要凸显的是“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的精神内涵。从李白对佛教语汇的频繁使用上，可见他佛学修养之一般。事实上，李白对佛经并非一知半解，而是认真读过、学过。

李白族人中就有出家人，就是他的族侄僧中孚。僧中孚是与李白交往的僧人中很重要的一位，李白有多首诗都提到与他相处、清谈、品茗的情景。李白在《赠僧崖公》诗中叙述自己曾在郎陵东学禅于白眉空。李白通过修禅，减轻了身心压力，取得了“独朗谢垢氛”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