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梦珊读书|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讨论，自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词以来，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近代以来，讨论国民性的知名人物，有鲁迅、林语堂、柏杨等人。

其中，林语堂先生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又在欧美研修过语言文学，他的英文水平，就跟母语差不多。他的《吾国与吾民》这本书是以英文写作的，目的是更好地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人，也是以一种更普世化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国民性。

当时，外国人写的介绍中国人的书籍很多，林语堂就想着，自己是中国人，相对于外国人更了解中国；而相对于其他国人，又更了解外国人想知道些什么，于是就写了这本“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这本书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国民性探讨，光是目录，就足以体现其内容的丰富和广博。

可惜的是，这本书的两个中文版，竟然都不是林语堂先生自己改写的，而是由他人翻译的。其中，黄嘉德翻译的版本，中文书名叫“吾国与吾民”，白话夹杂着些文言，刚开始读的时候会有些拗口；而郝志东与沈益洪翻译的，名为《中国人》，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就完全是白话文了。听说这两个版本都是有删减的，所以我又认认真真地去找了英文版来看。可是，外研社的英文版，竟然也是同样删减过的，这让我很气馁（qi nei），就好比你翻过了一堵墙，发现前面还有一堵更高的墙，疲惫又绝望。好吧，那我们今天就不解读这被删减的部分了吧，就当作是大家的探索作业吧。

《吾国与吾民》的上半部分，与国民性最相关的是第二章，“中国人之德行”，英文原版叫做“The Chinese character”，我读完之后，觉得按照现在的理解，还是应该叫做“中国人的性格”，因为里面提到的是“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和平、知足、幽默、保守性”，这些词全是形容人们性格的。英文原版里，这八个词分别是“Mellowness, Patience,

Indifference, Old roguery, Pacifism, Contentment, Humor, Conservatism”，翻译还是准确的，只是这些词的中文和英文含义，这几十年来都有些变化，按照现在的理解，有些词可以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我在搜索这些词的含义时，还发现，“幽默”这个外来词，是林语堂先生翻译的，当时“ Humor”有很多种译法，就跟罗曼蒂克和浪漫是一个词的多种译法一样，而林语堂先生翻译成的“幽默”最终胜出被大众所采纳了。

“幽默”这两个字最早出现于屈原《九章·怀沙》中的“煦兮杳杳xùxiyaoyao，孔静幽默”。我们知道，在两千多年前，词是很少的。这个句子里，“幽”和“默”只是两个字，还不是一个词，组合在一起，表达的意思是安静，和现在的“幽默”并不是一个意思。

但作为语言学家的林语堂先生，通古博今，又在美国学得了实用主义的道理，他深知，无论中外，词语的含义本来就是变化的，所以把古籍中的文雅字句，和音译结合起来，“幽默”这个词的生命力，就远胜过其他译法。他在提出“幽默”这个译法之后，又花足了力气，写了一篇雄文《论幽默》，引用了众多中外人物和文史哲经典，来强化它的地位。把“幽默”做成了“铁案”。

“吾国与吾民”的中文版里，说庄子很幽默，诗经里也很幽默，我总觉得怪怪的。我认为，在涉及中国国民性这个话题上，这个性格特征，应该翻译为“诙谐”才对。我把这一节里所有的“幽默”都换成“诙谐”之后，发现很多句子看起来就舒服了不少。比如：“杜甫和李白的诗也蕴涵着相当的幽默”，改为“杜甫和李白的诗也蕴涵相当的诙谐”。这种感觉，就像是染成金发的亚洲人，再把头发染回了黑色。

说古人“诙谐”，总要比说他们“幽默”要好，“幽默”这个词还是用在外国人和现代中国人身上比较好。读“吾国与吾民”这本书的中文版，通篇都会有这种翻译方面的烦恼。还好，它并不影响我们对于作者整体意思的把握，以及对国民性的理解，因为里面的例子，大多是我们熟悉的类型。有些例子，看了开头，就能想到结尾，毕竟，那是林语堂写给外国人看的，对于熟悉自身国民性的中国人来说，太容易猜测了。

当然，即便是“诙谐”，也并不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性，只是其一。书的上半部分，还提到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中庸之道等国民性特征，并且介绍了中国的儒释道三大宗教，都是我们熟悉的内容了。

书籍的下半部分，讲的是“Life”，“生活”。主要包括“妇女生活”、“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文学、艺术、日常生活等章节。其中有些章节比较简单，我认为作者是为了维护整体架构的完整性而添加上去的，所以就比较勉强，比如说“建筑”。这应该不是林语堂的强项，他就着重讲了讲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书法与建筑的关系，观点也蛮独特和精彩的。这给予我们很大启示，那就是如何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也体现出自己的独特的价值来。

“妇女生活”这个章节占了33个页面，在这本书里面仅次于文学和社会政治两个部分。首先，我认为，“妇女生活”这个标题，现在可以修改为“女性”，比较简洁大方，内涵也更丰富。这部分开篇的标题是“女性之从属地位”，熟悉“三纲五常”的我们，一看就知道，林语堂要讲的，就是“夫为妻纲”。

然后，他又从西方人的视角，讲述了中国女性的家庭与婚姻、教育等话题，而且，特别就中国女性的隐忍、缠足（缠小脚），还有妻妾制度等等，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娼妓对于诗歌、小说、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的传承作用。这一方面当然是迎合西方人猎奇心的需要；但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林语堂熟知西方人“女士优先”的传统，将女性的内容放在社会、政治、文学、艺术之前。

今天分享的是对这本书的概述，以及林语堂对于国民性的探讨，解读的时间比较长。这本书的内容太丰富，影响力也太大了，以后可以多次解读。

林语堂的散文　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中的《闲话说东坡》、《记纽约钓鱼》、《记游台南》和《论西洋理学》等,最体现开放的丰富和舒展的美丽,也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上相关,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他认为:“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⑦正为此,林语堂欣赏金圣叹的《水浒传序》。该序开篇兜头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突兀而来,完全是感兴之言。而全文慨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谈朋友聚谈之乐,与《水浒传》并不搭界,借题发挥而已。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叹文不对题了。可文不对题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 致地发抒了自己心头涌动着急欲出口一吐为快的人生感悟。也正因为憎恨“规矩”,林语堂觉得奇怪,像金圣叹这样的通达之人和不羁之才有时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他写道,金圣叹批书专门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结二结,并满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着头脑。⑧林语堂同时指出,文章的起承转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大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　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林语堂的自由写作态度与梁实秋恰好相反。作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林语堂衷心认同。梁实秋则以为此是“才人高致,非常人所能企及”。又说,徐志摩为文,尝自谓跑野马,属于“下笔不能自休”一类,虽然才华横溢,究非文章正格。⑨林语堂要作文如谈话,梁实秋要谈话如作文。梁实秋甚至认为谈话也要严谨,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他批评道:“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剪裁的人就更少了。” 谈话也要剪裁,在林语堂听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林语堂是主张打破桎梏而无遗的表现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Croce)的信徒,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Babbit)的信徒。白璧德讲“文章纪律”。难怪梁实秋的散文篇篇笔法老到,结构精严。这自然也是现代散文可有之一格。但梁实秋又将作文的规矩强调得太过了。郁达夫引述过梁实秋发表于《新月》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口气和泼妇骂街的口气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文调,没有。”郁达夫反问道:“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 语言运用上很“恣肆”　　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骂“他妈的”,常称“狗领带”。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烟屑四》,《宇宙风》第六期)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语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闲谈的口吻。林语堂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嗾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嗾”字最见精神。“嗾”者,使狗也。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嗾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凯嗾曹锟兵变,平津惨遭劫掠,此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击。”林语堂的散文长于用描写性语言置换抽象议论,如《〈新的文评〉序言》(《大荒集》)中的这一段:“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拉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废的罪魁,并且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所谓“第三次刑戮”,指梁实秋将吴宓等人翻译的白璧德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在中国出版之事。林语堂还常常在议论中插入比较完整的形态、动作描写,甚至插入整段人物对话或故事情节。他说到西方人饮食习惯的可笑时写道:“他一手勇敢地捏了叉,另一手残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关照自己说,他这是在吃肉了。”又如:“小报出面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附耳相告曰:小报在骂我乎小报在骂我乎”　《关睢正义》(《无所不谈》)的结尾最妙,那是一个完整有趣的生活细节。林语堂作文好比喻,且总是那样新奇而入骨。他说有一类文人一肚子骚气,所做的文章读来如窑姐苦笑。又说文学如土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 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真就是那种只懂得术语也只会玩“术语”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林语堂的散文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林语堂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德国民众能够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宣誓效忠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美国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林语堂有时话讲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寻思:“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 ,“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权保障宪法。”林语堂还能在恰当的地方用上个典故,使文字顿然生色。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辩。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辩。语是论之精华,辩是论之糟粕。”中国古代典籍中,《老子》和《论语》为“语”的典范。那一条条的语录,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显,不知来源,不测去向。林语堂认为后人失了“语”的天赋,才好论辩,将文章写得越来越长。语和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直陈观点,直下判断,不依靠演绎、归纳,不依靠逻辑。辩为论之一种。不过一般的论只关心自身的逻辑圆满,辩则还要发现和攻击对方的逻辑缺陷。林语堂重语而不重论,对辩则极端轻蔑,深信道家辩之无益的告诫。可以说,语而不论也是他30年代以后的有意识的努力,到了《无所不谈》,这种努力的成效亦更明显。《无所不谈》多的是这类文章题目:《说高本汉》、《谈伏尔泰》、《闲话说东坡》、《说乡情》。《谈钱穆先生之哲学》的结尾处,林语堂称自己“不揣浅陋,写了一点私见”,“拉杂书来,只作为谈,不作为论”。其实,林语堂在《无所不谈》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该书的写作原则: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谈”的亲切、随意前面已经说到了。这里要点明的是,“谈”中就有“语”在里头,但“语”突出的是“谈”与“论”相对的非逻辑、非理论的一面。林语堂的散文直写胸怀,直陈见解,而且只是一说为快而已,并没有竭力向人证明什么的执着,更看不到想使自己的所说成为无懈可击的“学说”、“真理”的企图。　文章观点层出不穷,从不需要什么理论根据,不需要什么“主义”到场,且多为一点即明的常识和常理。表现上绝不引经据典和搬弄概念术语,而借重大量鲜活的材料来浮现自己的见解,那是故事、诗词、史实、掌故和生活经验、生活细节等。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夹叙夹议地引出孔子入哭旧馆人之丧后又自愧“涕之无从”、鼓瑟戏弄孺悲、闻人称其丧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态毕现的骂人语、自嘲语、晏居闲谈语、应付小人语,将一个个性鲜活的孔子托了出来。语而不论源于林语堂对理论、逻辑的可靠性的一贯的深刻怀疑。这智慧使林语堂重视观察现实人生,写出来的文章远离大道理和潮流思维,接近实际而有奇气。文章最难得者,一是骨气,一是奇气。前者为独立人格之产物,后者为独特思想之产物,但两者又无法分开。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死理者所难及。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它以闲适为主调。“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这话可疑。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 何其芳散文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林语堂(189510．3-1976．3．2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

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

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

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

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

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

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

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著作书目：

《剪拂集》(杂文集)1928，北新

《新的文评》(评论集)1930，北新

《语言学论丛》1932，开明

《欧风美语》(散文集)1933，人间

《大荒集》(杂文集)1934，生活

《我的话》(第1卷，杂文集，又名《行素集》)，1934，时代

《我的话》(第2卷，杂文集，又名《拙荆集》)，1936，时代

《林语堂幽默文选》1936．万象

《生活的发见》1938，东京创元社

《新生的中国》1939，林氏出版社

《俚语集》(杂文集)1940，上海朔风书店

《第一流》 1941，上海地球出版社

《语堂文存》1941，林氏出版社

《中国圣人》1941，上海朔风书店

《中国文化精神》1941，上海国风书店

《讽颂集》蒋旗译，1941，国华编译社

《爱与刺》1941，明日出版社

《锦秀集》1941，上海朔风书店

《生活的艺术》1941，上海西风社

《有不斋文集》(杂文集)1941，人文书店

《雅人雅事》(杂文集)1941，上海一流书店

《语堂随笔》1941，上海人间出版社

《拨荆集》(杂文集)1941，香港光华出版社

《瞬息京华》(长篇小说，又名《京华烟云》)张振玉译，1940，上海若干出版社

《文人画像》1947，上海金屋书店

《啼笑皆非》1947(5版)，商务

《林语堂散文集》1954，香港世界文摘出版社

《无所不谈》(1一2集，杂文集)1969，文星书局；1—3合集，1974，开明

《平心论高鄂》(杂文集)1966，文星书局

《语堂文集》1978，开明

《林语堂经典名著》(1— 35卷)1986，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

《文人剪影》(散文集)与人合集，1986，重庆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杂文集)1988，浙江人民

《赖柏英》(长篇小说)1988，湖南文艺

《人生的盛宴》(散文集) 1988，湖南文艺

其中《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被合称为林语堂三部曲，京华烟云和风声鹤唳更加被翻拍成电视，前者由赵雅芝主演，不过最新那一部是赵薇演的，都是演姚木兰，后者是王亚楠演的，都很好看的。。。

生活的享受亦为艺术的延伸，生活的艺术亦是抒情的哲学。在忙碌、焦躁、闲适的生活百态之中是否可以用一种轻逸、愉悦的哲学气质在生活的哲学中找到论据。我们常纠结于生活的琐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却将诗与远方置之于身后，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充斥下生活必将俨然无趣，不要为生活而生活，要将生活发挥出其本身的价值与意义，时代觉醒万物复苏更应以现实为基点，以幽默的视角来看梦想。庄子的淡泊、陶渊明的闲适、苏东坡的遗世独立，前人创造后人瞻仰，在忙碌的时代给心灵一番净土，过得智慧生活，看云卷云舒。

·时代觉醒 将何去何从

人类的情绪都来源于生物性的感知，时代的变迁是人类发明成果促成的导向，用科技的手段将生活推向另一高度，所有的创造成果都将成为人类的附庸，而在此时人们却因工作疲惫不堪，生活难以达到想要的高度而焦虑聒噪。医学的发展将人类的寿命不断提高，拥有与病魔作斗争的基本条件，而我们的生活质量与之前人发生的怎样的变化，是否利欲熏心一直谨慎游走于法律的边缘、是否起早贪黑只为表面的光鲜亮丽而忘记奋斗的初心。我们努力成长可却终会老去，是否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应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快乐为原则方能长久，淡于名利钟于生活。

人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本源，林语堂先生说：“我以为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因为太严肃，所以必须有一种智慧和快乐的哲学以为调剂。”时代太匆匆已让我们目不暇接，作为一个本体的活动应当辩证的去看待并分析问题的本质。我们由出生开始变被安排了家人由开始家人对“我”的责任与义务逐渐会演变为“我”对于家人的责任与义务，而我们与家人相处共同生活是否能够更好的去享受生活的乐趣，体验未知的可能，生活永远会有缺憾，对爱的坚持，让我们不断成长并学会包容。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已压抑我们太久，不能够去真正的乐享生活，而我去接受《生活的艺术》这本书时所感触最深的便是林老先生给我们生活的启发，由分析各国人类不同的性格特征来给予我们更直观的感受，使人类相互取长补短完善自我。从古到今由内及外浪漫主义的作家诗人们以他们的生平为最好的记录来给予我们精神上相同的方式，林语堂先生的自由旷达，陶情闲逸的性格亦为当代人所向往的高度。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同时也为林语堂先生这种生活的哲学的先导，宋代尚意的风气与苏东坡的思想观点相吻合，时代的风气促成了一代伟人的诞生，他的“不作为”是非无意实则有意，他们的不循规蹈矩使文学、书法的成就走向高峰，用自己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诠释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我们拥有放浪不羁的野性，却往往迫于生活的压力现实的残酷而小心翼翼的行走着，不敢释放自己，那样的亦步亦趋胆小甚微。生活是否可以多一点野性多一点可能，中华民族四千年的思想文化将我们推向高峰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了解本质，这在一个民族史上是难得可贵的。而我们的哲理性却将实效性压到最低使得这个民族难得有狂人的出现。我们的观念应当去与时俱进禁止自我膨胀，在人类的生活环境中，需要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双方共同牵制使民族文明得以进步促成长久发展去应对不断地变化与挑战，理想并不是一定要实现，而是我们为实现更好的自己前进道路上的指向灯。

民国时期多出英才，林语堂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他以闲适的生活态度在民国时期以独特的存在。林老先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一生斗文，鲁迅先生以忧国忧民的大文豪出现在世人面前与林语堂先生这般“逸趣闲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个性鲜明，气质相通，若观点不同必据理理之。鲁迅死后，林老先生在《鲁迅之死》一文中称：“鲁迅与其说是个文人，更像是战士，拿的不是笔，是剑。”那么，林语堂先生更像是民国时期特定的文人绅士，以平和乐然的心态面对事物，用演讲用文章去渲染，发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

因为时代的转变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去发现世界感受美，对于林语堂先生书中所提到的悠闲地享受生活wake up and live 这般状态亦或是通过忙碌得到金钱上的满足不断地去追求物质上的享受都并没有任何冲突，林语堂先生在书中自序中提及：“一切舍取都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仅是作者生活所得的经验个人观点并不作为不朽的真理出现，而书中的观点并不是要一定强加于个人，是作为一种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表达出的观点。供人们去体会去欣赏而并不是被迫强加。

·找准定位  感受生活妙趣

书中的观点对我影响甚大，感受到时间的永恒而我们个体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我们努力生活活出真我，只为不枉此生几十年的短暂时光，或许我们生来就不是为改变世界，而是去感受世界，与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应该把生活加以调整，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要先学会懂得享受生活，以自然悠闲地态度处事。不是只为忙忙碌碌的工作学习，尽管忙碌于工作忙碌于学习也是为了生活，只是需要在每天的奔忙之中调剂出些许时间去与家人相问候，与朋友喝酒聊天谈天下，给予自己空闲时间与书为友，不要忘记享受生活，不要忘记生活本真的样子，免于得不偿失。

林语堂先生的文笔之中带有东方的神秘色彩，往往让人目不暇接读其书作必赞叹其观点。《生活的艺术》一书带给我新的价值观，让我对于曾经的认知有了新的改观。书中探讨生命寻求心灵的价值，以一代文豪的视角让我对于日常事务的认知有了新的观点与看法，以愉快的方式感知了哲学的存在，林语堂先生独特的文笔让我在读书中已然在享受生活。

生活如同进行绘画创作，我们生而白纸一张，是学习使我们成长，是阅历使我们绚丽将人生绘成完整的作品。品读林语堂先生的文字身心便随他到那个娴静雅意的世界中去，林语堂先生书中提到：“我们不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追寻那势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穷究那些不可得知的东西。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得以和平地工作，旷达的忍耐，幸福的生活。”读他那轻巧的文字，总是以幽默睿智的笔尖去抒情达意，去书写那旷世哲学巨作。仿佛置身于大同社会，人们仁慈和善，邻友相亲互帮互助，态度坦然淡泊名利，为人诚恳不失热情，这不正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人们所一直追求的社会也正是未来将会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吗。

书中对于生活的态度生活的享受不也正是提醒我们现代社会生活悠闲地重要性，人类总是在忙碌可是这种忙碌总是在为工作事业，而不能以自己的本心，我们任劳任怨终其一生终究能够得到什么，抛去工作的劳累，提高生活质量，有闲适的时间去品茶、静坐、旅行。我们总是能够在行走的过程中寻找自己潜藏的魅力，激发自己未知的可能。

生活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修行。我们终其一生不能碌碌而为，需要有一个信念去支撑我们的意志为其努力，无论杰出亦或平庸都将为之努力。我在们对理想的追求时应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快乐为原则。在短短的几十年生命之中，究竟什么对于我们才是重要的，在价值观的取舍中应当做出怎样的决定，究竟是金钱的魅力还是身体的健康，究竟是地位的高低还是生活的享受，孰轻孰重我们应当仔细甄别。无论怎样的选择切勿让自己在痛苦中挣扎，百年之后回首一生，对人生怎样的定位变会收获怎样的回忆，生活终究是自己的。

《生活的艺术》此书使我受益匪浅，对于自身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究竟怎样去实现我自身的价值有了更明确的方向。生活并不尽如人意，情绪难免会受到外界的波动，畅然的心态去平和面对，体验生活去品味百态人生。当我们经历苦难时不放弃从生活中寻找动力，从容的心态去面对未知的挑战。周围环境的改变切勿影响本心，以仁和的心态去平复周围的浮躁，在喧嚣的浮华中寻求一番净土自由旷达怡然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