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才不遇&屈原

怀才不遇&屈原,第1张

例子:韩愈 ,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唐代文学家,散文尤为著名,有“文起八代之衰” 的美誉。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昌黎先生集》

韩愈其人有杰出的才华,可他的政途却多坎坷 请看下表

时间 原因 结局

贞元11—16年(795—800年) 求仕 不得志 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的感叹

贞元19年 (公元803年) 上书言京畿百姓穷困,请求缓征徭役,租税, 被贬为阳山令;

元和14年(公元819年), 卒于824年 韩愈上著名的《谏迎佛骨表》力谏, 几招杀身之祸,后经友人鼎力营救,被贬为潮州刺史。

学生齐背《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竟然想到了死,“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心情抑郁,悲伤到了极点。这种抑郁的心情一般都注定他们不会长寿。“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

司马迁

《史记》被鲁迅喻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一句在称赞其词藻华美的同时,也点出了《史记》作者司马迁写作时与屈原颇有几分类似,都是怀才不遇,抑郁不得志。司马迁写《史记》时,将诸侯编为“世家”,而为何将陈涉这黔首之辈也列入“世家”之属呢?果如大多数人所言。因陈涉首举反秦大旗吗?非也,我认为司马迁如此安排实为自己泄私愤。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甘肃秦安西北)人,其先祖于隋末战乱逃至碎叶(今吉而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出生于此。李白少年时代就「观奇书」,「游神仙」,「好剑术」,有多方面的才能和兴趣,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举家迁居四川绵州,曾任翰林供奉。因称「李翰林」。贺之张誉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称「李谪仙」。然而唐玄宗只让李白待诏翰林,作文学侍从之臣,李白的大志无法实现。李白性格傲岸不,也不能忍受「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三年后李白因遭谗毁,自请还山,离开长安。他只能游山访仙,痛饮狂歌,以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愤。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建立伟业,成为非凡人物的理想。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曾应邀入永王李璘幕府,又以为获得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咏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豪迈诗句。永王军队为唐肃宗消灭后,李白也受牵连入狱,后来在流放夜郎的途中遇赦。直到六十一岁时,李白还请求从军入幕,希望能有「一割之用」,却因病在途中折回,未能如愿,六十二岁时在他的族叔当涂县(安徽马鞍山)令的李阳冰家。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号士。其先世为太原人,后迁居下圭(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贞元十五年进士。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哪《琵琶行》、《长恨歌》等也极有名。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因处于牛李常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其诗构思新奇,风格农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

高适(702-765),字达夫,德州莜(今河北景县)人,少潦倒落拓,四十岁后举有道科中第,授封丘县尉,不久即辞去,后来在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幕中掌书记,接触了大漠神奇风光和戍边士卒的艰苦生活。其诗直抒胸臆,不尚雕饰,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大多写边塞生活,与岑参齐名,也称“高岑”。

白居易:被发配江洲,于是有了琵琶行

李白:因为做诗被贬,从此再也没有进过长安

陶潜:看不惯官场腐败,种豆南山下,不为5斗米折腰

陆游:身在天山,心老沧州 家祭无忘告乃翁

杜甫:从为被朝廷聘用过,一声贫穷落魄

辛弃疾:投降南宋以后,再未上过疆场

苏轼: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岳飞:被“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他的(满江红)

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一个人到林中隐居,当他得知自己的主张被废以后,忧郁而终(他曾经任丞相) 第二问:屈原在政治上不是怀才不遇,而是他没有遇见明君而已,而是他不会官场的尔虞我诈,不懂圆滑,没有认识清君主的无能和昏庸,盲目效忠——愚忠 第三问:屈原一生经历楚威王,楚怀王,

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在楚

怀王时期他对内辅佐怀王变法图

强,对外积极主张联齐抗秦后因

小人诬陷,被怀王疏远,并两次遭

放逐第一次在怀王时期,被流放

到汉北;第二次在顷襄王时期,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最

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汨罗江,以明其忠贞爱国的

的情怀

屈原的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

章〉,《招魂》等大体说来,《离骚》,《天问》,

《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

与《离骚》类似,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天问〉

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以问语一连向

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

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

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楚国祭神乐曲,经屈原加

工润色而成,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作

品开创了我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他的崇高精神和巍

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 人民永远景

仰他,热爱他中国民间5月5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

习俗就是源于对他的纪念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高适、岑参边塞诗虽有相同之处,但由于各自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不同,两人的诗歌同中有异,各有千秋,高适的边塞诗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岑参的边塞诗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高适的诗苍凉悲壮,岑参的诗雄奇瑰丽。

唐代的边塞诗人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未曾到过边塞而写边塞题材的,如李昂、崔国辅。一类是曾经游历过边塞的,如崔颢。再一类就是曾在边塞居住和任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适和岑参都称得上是真正的边塞诗人,两人年轻时都曾游历过河朔的燕赵,壮年时又双双到边塞从军。

就唐代的边塞诗来说,高、岑齐名,风格也相近。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但是高适的诗,悲壮之中透着雄浑;岑参的诗,悲壮之中带着峭拔。高诗“尚质主理”,岑诗“尚巧主景”。岑参去边塞,多少有些被动不得已的因素,到边塞后,才开始写边塞题材的作品,诗篇越来越多;高适去边塞是积极主动的,他写边塞诗,始于早年的河朔之游,到他任封丘县尉以及河西陇右节度幕府掌书记时,诗作慢慢减少了,而到他任淮南节度使后,诗作就几乎没有了。史称高适年五十始为诗,其实恰好相反。因为高适写诗,是想借此沽名钓誉,到他五十岁入幕以后,诗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相比之下,岑参的诗中融进了更多的心血和真情。

高适的诗颇有古风,句中有许多的人生感慨,表面看来似乎更具有可读性。而岑参的诗则更多地包蕴了六朝以来近体诗的成就,想象丰富,格律多变,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和诗学诗艺的特色。高适近之于儒,岑参近之于道。高适注重人生实践,岑参则在诗歌艺术史上占据极高的地位。他们二人,既有阅历和诗风上的相同之处,又存在着性情和具体诗歌特色上的差异。就其差异而言,二者又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 高适反映现实问题要超过岑参。他的诗歌在反映现实的深度方面超过同时许多诗人,应时而生的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气,与冷峻直面现实的悲慨相杂糅,使其诗歌创作颇多感慨而不失高亢,深雄浑厚,有一种感慨悲壮的美。

二.描写边塞风光,民域风情上,岑参超过高适。在立功边塞的慷慨豪情的支配下,诗人印象中的军旅生活、边塞风物、民域风情,全都变得神奇瑰丽起来,并热情地加以歌颂,突破了以往征戍诗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的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

艺术上的不同:

一.高适将自己的个人边塞见闻,观察思考和功名志向糅为遗一体,苍凉悲慨中带有理智的冷静,但基调是慷慨昂扬的。

二.岑参的诗歌中带有感性的色彩,讲究感觉印象,浪漫的想象,飘逸的描写,寓情于景。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边疆大漠中令人望而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景色,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奇伟美。

三.高适的七言歌行多用律句骈语,但并不繁于文采华丽,而是以纵横顿宕,气质深雄和浑厚的骨力取胜。岑参七言歌行纵横顿宕、舒卷自如体势十分灵活。

一、思想、题材上的不同。

高适边塞诗的思想内容比较深刻,善于以政治家敏锐的眼光来观察、分析边塞现状,把战争与国家安危、人民苦乐联系起来,胸怀大局,深入军营,大胆表达个人边防政见,同时对于亲历耳闻的军中矛盾也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

岑参边塞诗以瑰丽的笔调,描写带异域情调的新鲜事物或奇特风光,塑造了一个个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内容丰富多彩。“

二、艺术风格同中有异,表现手法各具特色。

高适诗雄浑悲壮中显得深沉,质朴浑实;岑参诗雄浑悲壮中显得雄放,洒脱。高适常用对比、反衬的手法,语言刚健质朴、精炼准确;岑参则好比喻和夸张,语言新奇自如,呈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张九龄(673-740),字子寿,韶州(今韶关市)人,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玄宗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唐代有名的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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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701-762),字太白,晚年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出生于当时唐安西大都护府所在的碎叶城(今吉尔斯坦境内)。天才横溢,被誉为谪仙人。其诗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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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字子美,其先代由原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属河南),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因诗中常自称少陵野老,又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少陵、杜工部,其诗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开元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诗风沉郁顿挫,语言精炼传神,对后世诗人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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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701-761),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开元进士。任过大乐丞、右拾遗等官,安禄山叛乱时,曾被迫出任伪职。其诗、画成就都很高,苏东坡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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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689-740),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除了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过一次科考外,一直在家乡鹿门隐居读书、写诗自娱。诗多以山水田园为题材,是盛唐主要的山水田园诗人,与王维齐名,合称“王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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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约690-756),字少伯,今陕西西安人,一说为南京人或山西太原人。开元十五年进士,一生只做过中下级官吏,安史之乱时,于还江宁途中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诗以写宫怨、边塞、送别为佳,尤长于七绝,有“七绝圣手”之称,时人推为“诗家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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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为(694-789),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天宝年间进士,历官太子右庶子,与王维、刘长卿等友善,活到95岁,相传是唐代享寿最高的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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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毋潜(692-749),字孝通,今湖北江陵人,一说江西南康人。开元十四年进士,由宜寿尉入为集贤院待制,迁左拾遗,终著作郎,后归隐江东。诗多写山林隐逸生活和方外之情,清秀俊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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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708-765),籍贯不详,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只做过盱眙尉的小官。诗以写山水田园为主,选语精妙,境界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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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715-770),南阳人,一说湖北江陵人,少时隐居河南嵩阳。天宝三年进士,初为小官,后做过嘉州刺史等官,世称“岑嘉州”。诗以写边塞生活著称,与高适齐名,合称“高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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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郎、聱叟,曾避难入猗于洞,因号猗于子,河南人。天宝十二年进士,因招募义军抗击史思明有功,广德二年授道州刺史,后迁容管经略史。诗多讽喻时政,反映人民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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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737-791),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天宝末年曾在宫廷担任过玄宗的侍卫官,早年为人任侠,狂放不羁,后来发奋读书考中进士。因做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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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德宗贞元年九年进士,又举博学鸿词科。官礼部员外郎,因参与变革的王叔文集团,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人称柳柳州。诗文在当时都很有名,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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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隐居河南嵩山,四十多岁才中进士,只做过县尉一类的小官。一生困顿,性情耿介,诗多描写民间疾苦和炎凉世态。语言力戒平庸,追求瘦硬奇僻的风格。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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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年轻时使年任侠,睿宗文明元年进士,武则天执政时,任时麟台正字、右拾遗等小官。他对自六朝以来浮华绮丽的诗风深感不满,力求改革,在诗歌创作与理论上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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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颀(690-751),东川(今四川三台)人,少年时曾寓居河南登封。开元十三年进士,做过新乡县尉的小官,诗以写边塞题材为主,风格豪放,慷慨悲凉,七言歌行尤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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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幼孤贫刻苦好学,德宗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上疏请免关中赋役,贬为阳山县令。后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做过吏部侍郎,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与柳宗儿合称韩柳。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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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号士。其先世为太原人,后迁居下圭(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贞元十五年进士。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哪《琵琶行》、《长恨歌》等也极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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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因处于牛李常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其诗构思新奇,风格农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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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702-765),字达夫,德州莜(今河北景县)人,少潦倒落拓,四十岁后举有道科中第,授封丘县尉,不久即辞去,后来在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幕中掌书记,接触了大漠神奇风光和戍边士卒的艰苦生活。其诗直抒胸臆,不尚雕饰,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大多写边塞生活,与岑参齐名,也称“高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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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685-762),一称唐明皇,姓李隆基,睿宗李旦之子,公元712年受禅即位,次年十二月改元开元,初期任用姚崇、宋景等贤相,政治清明,史称开元之治。后来相继任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宠幸杨贵妃姐妹和边将安禄山,酿成安史之乱,逃往蜀中,其子李亨即位后,尊之为在上皇。能诗,通晓音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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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十四岁应幽素科及第,曾任虢州参军,后往交趾探望父亲,不幸溺溺水死,年仅二十七岁。其诗力求摆脱齐梁的绮靡诗风,文也有名,著名的《滕王阁序》就出自他之手。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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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宾王(640-),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早年落魄无行,但诗文早有名,平生只做过主簿一类的小官,参加过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义兵,为徐起草了《讨武氏檄》,后来兵败亡命,不知所终。也是初唐四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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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审言(约646-708),字必简,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河南巩县,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高宗咸亨进士,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朴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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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亻全期(约656-714),字云卿,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上元进士,官至太子少詹事。诗与宋之问齐名,合称“沈宋”,所作多应制之作,意义不大,但对律诗的定型所起作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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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约656-712),一名少连,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上元进士,武则天时官尚方监丞,中宗时入选为修文馆学士,因诌事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士林所不齿,玄宗先天年间赐死。诗与沈亻全期齐名,合称“沈宋”,所作多粉饰现实,歌颂升平,价值不大,但律诗在初唐时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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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湾(-750),今河南洛阳人,玄宗先天年间进士,开元五年任荥阳主簿,终洛阳尉。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这首《次北固山下》为最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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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卿(709-790),字文房,河间(今属河北)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曾任长洲县尉,因事下狱两遭贬谪,移睦州司马,官司随州刺史。诗多写政治失意之感受,也有反映离乱之作,善于描绘自然景物。五言诗成就较高,被称为“五言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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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起(722-780),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人,天宝十年赐进士第一人,曾任考功郎中,翰林学士,与韩雄(左)羽、李端、卢纶等号称大历十才子。又与郎士元齐名,人为之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题材多偏重于描写景物和投赠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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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雄(左)羽(生卒年不详),字君平,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三年进士。德宗时,除驾部郎中,知制诰,经中书舍人,为大历十才子之一,诗词藻华丽,以七绝《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一首为最有名。据说当时有两个韩雄(左)羽,都善诗文,一次要授官,上命下来,不知该授给哪一位,皇帝只好批曰:“与咏‘春城无处不飞花’之韩雄(左)羽。”可见此诗知名度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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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缭(右上部)日(704-745),江东(今江西奉新)人,开元十一年进士,曾任校书郎、洛阳尉、夏县令,为人淡泊,喜结交方外之士。诗多写自然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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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叔伦(732-789),字幼公,金坛(今属江苏)人,年轻时师事萧颖士,曾任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晚年上表自请为道士,诗多表现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调,也有反映人民生活痛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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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纶(748-800),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永济)人。曾因安史之乱,迁居今江西波阳。屡举进士不第,后得宰相元载赏识,才得以做了几任小官,累官检校户部郎中。大历十大才子之一,诗多赠答应酬之作,无甚特色。但边塞诗写得很有气势,一些描绘自然景物的诗也不乏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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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益(748-827),字君虞,陕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后迁河南郑州。大历四年进士,初任郑县尉,久不得升迁,后弃官在燕赵一带漫游。宪宗时官秘书少监,终礼部尚书。诗风豪放明快,尤以边塞诗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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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曙(约720-790),字文明,一作文初,广平(郡治今河北永年东南)人。曾举进士,为剑南节度使幕府,官水部郎中,也是大历十才子一,诗多写自然景色和乡情旅思,长于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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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言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贞元九年进士,登博学鸿词科,授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变法,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因宰相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交好,人称“刘柳”,又与白居易常相唱和,又并称“刘白”,诗风格清新,宛转含蓄,善于吸收民歌的精华,并多反映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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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籍(768-830),字文昌,原籍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少时侨寓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十五年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故世称“张水郎”或“张司业”。又因其家境穷困,眼疾严重故孟郊称他为“穷瞎张太祝”。是韩愈的学生,诗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颇得白居易推重,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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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太和二年进士,曾为江西观察使和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及剑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池、睦诸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 ,终中书舍人。诗豪爽清丽,自成风格,人称“小杜”。又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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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浑(生卒年不详),字用晦,一作仲晦,润州丹阳(今江苏镇江)人。屡试不第,直到文宗太和三年才中进士,官虞部员外郎,睦州、郢州刺史,自少苦学多病,喜爱林泉,诗长于律体,多登高怀古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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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庭筠(812-870),本名岐,字飞卿,今山西祁县人。文思敏捷,精通音律。每入试,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叉”。仕途不得意,官止国子助教。诗辞藻华丽,少数作品对时政有所反映。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亦作词,是“花间派”鼻祖,对五代以后词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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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戴(775-),字虞臣,今陕西华县人,一说河北人或江苏人。屡试不第,直到武宗会昌四年才中进士。宣宗大中初年在太原幕中掌书记,因直言得罪,被贬为龙阳(今湖南汉寿)尉,后官太常博士。诗风与贾岛相近,严羽认为其律诗成就在晚唐诸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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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乔(生卒年不详),今安徽贵池人,懿宗咸通中年进士,当时与许棠、郑谷、张宾等东南才子称“咸通十哲”。因避黄巢之乱,曾在九华山隐居。诗清雅巧思,风格也似贾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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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涂(854-),字礼山,今浙江富春江一带人。僖宗光启四年进士。终生飘泊,曾长期羁旅于四川和陕西一带。诗多以飘泊生活为题材,情调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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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荀鹤(846-907),字彦之,自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相传为杜牧出妾之子。昭宗大顺二年进士,但示授官。后任五代梁太祖朱温的翰林学士,仅五日而卒。其诗语言通俗,部分作品反映唐末军阀混战局面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较突出,宫词也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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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庄(836-910),字端已,长安杜陵(今属陕西长安县)人,昭宗乾宁元年进士,年轻时生活放荡,后入蜀为王建掌书记,王建为前蜀皇帝,任命他为宰相,诗词都很有名,长诗《秦妇吟》反映战乱中妇女的不幸拟遇,在当时颇负盛名,但诗中对黄巢农民起义军颇多诋毁。所作词语言清丽,多用描手法,写闺情离愁和游乐生活,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的重要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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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皎然(730-799),字清昼,本姓谢,为南朝宋谢灵运十世孙,湖州(今浙江吴兴)人。曾与颜真卿等唱和往还,又与灵彻、陆羽等同居吴兴杼山妙喜寺。诗多送别酬答之作,部分篇什宣扬佛教出世思想。情调闲适,语言简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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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颢(约704-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一年进士,官司勋员外郎。早期有过一段风流不羁的生活,诗多写闺情,流于浮艳,后历边塞,诗风变得雄浑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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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咏(699-746),洛阳(今属河南)人,后迁居汝水以北,开元十二年进士。曾因张说推荐,任过短时期的驾部员外郎。诗多状景咏物,宣扬隐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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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曙(约704-739),宋州(今河南登封)人,开元二十三年第一名进士,但只做过河南尉一类的小官。曾隐居河南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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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冉(716-769)字茂政,今江苏丹阳人,先世居甘肃泾州。天宝十五年进士。曾官无锡尉,大历初入河南节度使王缙幕,终左拾遗、右补阙。诗清逸可诵,多飘泊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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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早年家贫。举贞元九年明经科,十九年书判拔萃科,曾任监察御史,因得罪宦官及守旧官僚,遭到贬斥,后转而依附宦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以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与白居易同为早期新乐府运动倡导者,诗亦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其实,无论是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还是诗歌艺术,元稹都远不能与白居易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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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逢(806-876),字陶臣,今山西永济人,武宗会昌元年进士。官宏文馆学士、尚书郎,后出为巴州、蓬州、绵州刺史。持论鲠切,以谋略高自标显。终秘书监。诗多草率而成,未免失之浅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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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韬玉(生卒年不详),字中明,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应进士不中,僖宗中和二年赐进士及第。曾从僖宗入蜀,依附有权势的宦官田令孜,官工部侍郎、神策军判官。诗以七律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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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迪(716-),关中(今属陕西)人。官蜀州刺史及尚书省郎。早年与王维友善,同居终南山,相互唱和。现存诗多为五绝。常描写幽寂的景色,思想倾向与王维的山水诗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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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涣(688-742),字季陵,祖籍晋阳(今山西太原),其高祖迁今山西绛县。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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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约743-782),字正已,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少居庐山,师诗僧皎然。大历五年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杭州司马。晚年辞官隐居湖南衡山,自号衡岳幽人。其诗多为应酬之作,多表现消极避世思想,个别作品对社会现实亦有所反映,一些写闺情的诗也清婉可诵,是大历十才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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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约767-830),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出身寒微。大历十年进士。曾作过县尉、县丞、司马一类的小官,又从军到边塞,晚年退居今陕西西安市。擅长乐府诗,与张籍齐名。其以田家、蚕妇、织女、水夫等为题材的诗篇,对当时政治的腐朽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作了不同程序的反映,语言也较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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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德舆(759-818),字载之,今甘肃秦安人,一说为陕西略阳人。少有文名,曾官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因与李林甫不合,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诗多而无甚特色,只有少数乐府诗为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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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祜(生卒年不详),字承吉。清河(今属河北)人,一说河南沁阳人。早年寓居苏州,后至长安,为元稹排挤,遂至淮南。爱丹阳曲阿地,隐居以终。诗以宫词为最有名,深得同时代诗人杜牧的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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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岛(779-843),字阆仙,一作浪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初落拓为僧,名无本,后韩愈劝之还俗。屡考进士不中,曾任长江主簿,人称贾长江。是有名的苦吟诗人,以追求清奇、冷峭的意境著称,又重炼字。与孟郊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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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频(818-876),字德新,今浙江建德人,宣宗大中八年进士,历官秘书郎 、南陵尉、武功令、侍御史,终建州刺史。诗以写山水、别情为主要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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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鄙人,西部边地的人民,故称为西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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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昌绪(生卒年不详),今浙江杭州市人,余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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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越州永州(今浙江萧山)人,武则天证圣元年进士,曾任礼部侍郎、太子宾客、秘书监等。自号四明狂客,与李白、张旭等人在长安称“饮中八仙”。工书法,尤善草隶,诗多祭神乐章和应制之作,偶有小诗清新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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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675-750),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曾官常熟县尉,金吾长史。善草书,性好酒,世称张颠,也是“饮中八仙”之一。其草书当时与李白诗歌、裴文剑舞并称“三绝”,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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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翰(约687-735后),字子羽。晋阳(今山西太原)人。睿宗景云元年进士。任过仙州别驾,后贬道州司马。任侠使酒,恃才不羁。诗多古体,苍凉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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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生卒年不详),字懿孙,襄州(今湖北襄阳)人。天宝十二年进士,曾官盐铁判官、检校祠部郎中。其诗多登临纪行之作,多写抑郁怨愤之思,不事雕琢,而清新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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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方平(生卒年不详),今河南洛阳人。天宝时名士,却不乐仕进,寄情山水、书画,诗亦有名,擅长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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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中庸(生卒年不详),本名淡,字中庸。今山西永济县人,大历时进士,曾任洪州户曹参军,与卢纶、李端等为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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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况(约725-约814),字逋翁。苏州海盐(今属浙江)人。肃宗至德二年进士。曾官著作郎,因高刺权贵,被贬为饶州司户。后携家隐居润州延陵茅山,自号华阳真逸。善画山水,诗平易流畅,比较注意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严羽称其有盛唐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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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余(生卒年不详),字可久,越州(今浙江绍兴)人,敬宗宝历二年进士。曾官秘书省校书郎。其诗辞意清新,描写细致,为张籍所赏识,内容则多写人具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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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畋(约824-882),字台文,荥阳(今属河南)人,武宗会昌年间进士,历任中书舍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等职,曾镇压过黄巢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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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亻屋(844-约914后),字致尧(一作致光),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今陕西西安人。昭宗龙纪元年进士。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黄巢入长安,随昭宗奔凤翔,升兵部侍郎、翰林承旨。后以不附朱全忠补贬斥,南依闽王王审知而卒。其诗多写艳情,词藻华丽,有香奁体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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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陶(约812-885前),字嵩伯,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一作岭南人,又作剑浦(今福建南平)人。举进士不第,寄情山水,自称三教布衣。宣宗大中年间避乱入洪州西山学神仙,后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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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泌(930-),字子澄,今江苏江都人。曾任句容尉,南唐后主时官中书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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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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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秋娘,杜牧《杜秋娘诗序》云: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奇妾,后奇叛来,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娘为皇子傅母。皇子壮,封漳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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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涛 字洪度,生于大历五年,卒于大和六年(即公元770-832年),享年63岁。原籍长安,幼随父居成都,八九岁能诗,十六岁入乐籍,脱乐籍后终身未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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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味道 赵州栾城人。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人谓之苏李。弱冠擢进士第,累转咸阳尉。裴行俭引管书记,延载中,历凤阁舍人、检校侍郎。证圣元年,出为集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圣历初,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前后居相位数载,多识台阁故事。神龙时,坐张易之党贬眉州刺史,还为益州长史卒。诗风清正挺秀,绮而不艳。多咏物诗。代表作为《正月十五夜》、《咏虹》、《和武三思于天中寺寻复礼上人之作 》等,其中《正月十五夜》写元宵夜景,火树银花加之秾李游伎,更有明月行歌,令人不禁悠然神往,不愧佳作。另外《咏虹》诗对虹的描写刻划亦颇值得称道。有集十五卷,今编诗一卷(全唐诗上卷第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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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希夷 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华,落魄不拘常格,后为人所害。希夷善为从军闺情诗,词藻婉丽,然意旨悲苦,未为人重。后孙昱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所称赏。代表作有《从军行》、《采桑》、《春日行歌》、《春女行》、《捣衣篇》、《代悲白头翁》、《洛川怀古》等。其中《代悲白头翁》一诗写花开花落,时光掷人;昔日红颜美少年,今成半死白头翁,由此发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以及“宛转娥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之感慨。其用词与意境与《红楼梦》中甄士隐对跛足道人的《好了歌》的解注之词“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以及黛玉的《葬花词》“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的用词与意境何其相似,然其辞气不弱于后者,年代上则早之几百年,由此足见希夷洞察世事之深,文学造诣之高。所谓曲高和寡,尺泽之鲵难量江海之大,希夷之初不为人重亦难怪也。集十卷,今编诗一卷(全唐诗上卷第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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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世南 字伯施,余姚人。沉静寡欲,精思读书,至累旬不盥栉。文章婉缛,见称于仆射徐陵,由是有名。在隋,官秘书郎,十年不徙。入唐,为秦府记室参军,迁太子中舍人。太宗践祚,历弘文馆学士、秘书监。卒谥文懿。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手诏魏王泰曰:“世南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中无复人矣。”其书法刚柔并重,骨力遒劲,与欧阳询、楮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其诗风与书风相似,清丽中透着刚健。因是近臣,故侍宴应诏的作品较多。代表作有《出塞》、《结客少年场行》、《怨歌行》、《赋得临池竹应制》、《蝉》、《奉和咏风应魏王教》等。其中后三首咏物诗(即《赋得临池竹应制》、《蝉》、《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分别写竹、蝉和风,紧紧抓住对象特点,刻画得相当传神,例如《蝉》诗写蝉饮清露,栖(梧桐)高处,声因高而远,而非是依靠秋风,寓意君子应象蝉一样居高而声远,从而不必凭借、受制于它物,世南描摹状物、托物言志之功夫可见一斑矣。集三十卷,今编诗一卷(全唐诗上卷第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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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谓 字正言,河南人。天宝二年登进士第,乾元中为尚书郎,大历间官至礼部侍郎,三典贡举。其诗诗风清正,多饮宴送别之作。代表作有《早梅》、《邵陵作》、《送裴侍御归上都》等,其中以《早梅》为最著名,《唐诗三百首》各选本多有辑录。“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疑白梅作雪,写得很有新意,趣味盎然。诗一卷(全唐诗上卷第一百九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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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 系前蜀太后也。成都徐耕,生二女,皆有国色,能为诗,蜀王建纳之。姊为贤妃,娣为淑妃。王衍即位,册贤妃为顺圣太后,淑妃为翊圣太妃。咸康元年,衍奉太后太妃同祷青城山,凡游历之处,各赋诗刻于石。其诗不仅能点出所游历胜景的妙处,还跳出所咏实物的囿限,浮思联翩,虚实相生,令人不禁悠然神往,诚才女之作也。十六首诗中《题金华宫》、《玄都观》(一)、《三学山夜看圣灯》(一)等皆是佳作,尤以《三学山夜看圣灯》(一)为最善。“磬敲金地响,僧唱梵天声。若说无心法,此光如有情”将观圣灯之景有声有色地呈现于人前,写得十分高妙离俗。有诗一卷(全唐诗上卷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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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良史 徐州张建封从事。其五言诗词语清丽超逸,讲究对仗,十分工整。诗多写景,同时寄寓思乡和隐逸之情。诗七首,都是佳作,尤以 《春山夜月》、《宿蓝田山口奉寄沈员外》两首为最善。《春山夜月》中“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是很有名的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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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护 字殷功,博陵人。贞元十二年登第。终岭南节度使。其诗诗风精练婉/ca>

回答者:htytc - 助理 三级 7-30 18:13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非常感谢!!!!!!

长安十年

唐代的长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京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全城除去城北的皇宫和东西两市,共有一百一十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坊,坊与坊之间交叉着笔直的街道。它自从五八二年(隋文帝开皇二年)建立后,随时都在发展着,到了天宝时期可以说是达到极点。里边散布着统治者的宫殿府邸、各种宗教的庙宇、商店和旅舍,以及公开的和私人的园林。唐代著名的诗人很少没有到过长安的,他们都爱用他们的诗句写出长安地势的雄浑、城坊的整饬、统治阶级豪华的生活和日日夜夜在那里演出的兴衰隆替的活剧。杜甫在他三十五岁时(七四六)也到了长安,但他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这些耀人眼目的事物上;他一年年地住下去,在这些事物以外,还看到统治集团的腐化和人民的痛苦。他在一首赠给张垍的诗里说他多年漫游所得的结果是“适越空颠踬,游梁竟惨凄”;他在洛阳经历了许多人间的机巧;如今他到了长安,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个官职。他和佛教的因缘不深,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访道是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无论是家庭的儒术传统或是个人的要求都促使他必须在政府里谋得一个工作的地位。他的父亲由兖州司马改任距长安不远的奉天(陕西乾县)县令,也许是使他西去关中的附带原因。不料在长安一住十年,他得到的并不是显要的官职,而是对于现实的认识,由此他给唐代的诗歌开辟了一片新的国土。

这时的政治正显露出日趋腐化的征象。李隆基作了三十多年的皇帝,眼看着海内升平,社会富庶,觉得国内再也没有什么事值得忧虑,太平思想麻痹了他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这个年过六十的皇帝,十几年来迷信道教,不是亲自听见神仙在空中说话,就是有人报告他在紫云里看见玄元皇帝(即老君),或是某处有符瑞出现,使他相信他将要在一个永久升平的世界里永生不死。同时他又把自己关闭在宫禁中,寻求官感的享乐,终日沉溺声色,过着骄奢无度的生活。他把一切政权都交付给中书令李林甫。李林甫是一个“口有蜜腹有剑”的阴谋家。他谄媚玄宗左右,迎合玄宗的心意,以巩固他已经获得的宠信;他杜绝讽谏,掩蔽聪明,以完成他的奸诈;他忌妒贤才,压抑比他有能力的人,以保持他的地位;并且一再制造大狱,诬陷与地不合作的重要官员,以扩张他的势力。因此开元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比较正直的、耿介的、有才能的、或是放诞的、狷洁的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遭受他的暗算与陷害。杜甫所推崇的张九龄、严挺之都被他排挤,离开京师,不久便先后死去;惊赏李白的天才、相与金龟换酒的贺知章也上疏请度为道士,归还乡里;随后李邕在北海太守的任上被李林甫的特务杀害,左丞相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不久也被迫自杀;与李适之友好、后来与杜甫关系非常密切的房琯也贬为宜春太守。这时的长安被阴谋和恐怖的空气笼罩着,几年前饮中八仙的那种浪漫的气氛几乎扫荡无余了。李林甫以外,政府里的人物不是像王,杨国忠那样的贪污,就是像陈希烈那样的庸懦。——杜甫初到长安,漫游时代的豪放情绪还没有消逝,他在咸阳的旅舍里度天宝五载的除夕时,还能和旅舍里的客人们在明亮的烛光下高呼赌博。但等到他和长安的现实接触渐多,豪放的情绪也就逐渐收敛,这中间他对于过去自由的生活感到无限的依恋。一种矛盾的心情充分地反映在他长安前期的诗里: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致使他常常有这样的对句:上句说要脱离使人拘束的帝京,下句紧接着说不能不留在这里。尤其是从外面回到寂寞的书斋,无论在风霜逼人的冬日,或是望着渭北的春天,他终日只思念着李白;孔巢父从长安回江东时,别筵上他也一再托付他,向李白问讯。他这样怀念李白,就是羡慕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告别。

唐玄宗终日在深宫里纵情声色,对于外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模糊,从一个精明有为的帝王变成一个糊涂天子。他有时偶然想到人民,豁免百姓的租税,但那些贪污的权臣的横怔暴敛比他所豁免的要超过许多倍。七四七年,他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李林甫最疾恨文人和艺术家,因为这些人来自民间,不识“礼度”,他恐怕他们任意批评朝政,对他不利,于是摆布阴谋,让这次应征的举人在考试时没有一人及第。揭晓后,他反而上表祝贺,说这足以证明如今的民间没有剩余的贤能。玄宗也只好这样受他蒙混。杜甫和诗人元结(七二三——七七二)都曾经参加过这个欺骗的考试。杜甫本来把这次考试看成他唯一的出路,并且以为一定能够成功,不料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在诗里一再提到这件伤心事,等到七五二年李林甫死后,他更放胆说出他几年来胸中的悲愤: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指李林甫专权);

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这是杜甫在李林甫的阴谋政治里遇到的打击,同时他私人的经济情形也起了大变化。他父亲可能在奉天县令的任上不久便死去了;他在长安一带流浪,一天比一天穷困,为了维持生活,他不能不低声下气,充作几个贵族府邸中的“宾客”。当时有一小部分贵族承袭着前代的遗风,除去在他们的府邸园林中享受闲散的生活外,还延揽几个文人、乐工、书家、画师作为生活的点缀。他们在政治上不会起什么作用,可是据有充足的财富,随时给宾客们一些小恩小惠。宾客追随着他们,陪他们诗酒宴游,维持自己可怜的生计;有时酒酣耳热,主客间也仿佛暂时泯除了等级的界限,彼此成为“朋友”。杜甫就作过这样的宾客。他除此以外,还找到一个副业,他在山野里采撷或在阶前种植一些药物,随时呈献给他们,换取一些“药价”,表示从他们手里领到的钱财不是白白得来的。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这些“友朋”中最重要的是汝阳王李琎和驸马郑潜曜。他写诗赠给他们,推崇他们,说他们对待他是——

招要恩屡至,崇重力难胜。

——《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

但实际的情况却在另一首诗里说得清楚: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他写出这样辛酸的诗句赠给韦济。韦济也不是怎样高明的人物,他在七三四年把乌烟瘴气的方士张果举荐给玄宗,逢迎皇帝求长生、迷信道教的心意。七四八年由河南尹迁尚书左丞。在河南时他曾经到首阳山下尸乡亭去访问杜甫,可是杜甫已经到长安去了。他到长安后,常常在同僚的座上,赞颂杜甫的诗句,这可以说是当时在长安唯一因为诗而器重杜甫的人。因此杜甫也就把他心里的悲愤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写成《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首诗一开端就说出他在这腐化的社会中感到的真实,“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随后他述说他早日的抱负和今天的沦落。这是杜甫最早的一首自白诗,也说明他的穷困从此开始。诗里还叙述了他内心的冲突:他想东去大海,恢复他往日自由浪漫的生活,可是又舍不得离开终南山下的长安。事实上,他在七四九年的冬天也回过故乡一次。他在洛阳城北参谒那时已经改名太微宫的玄元皇帝庙,欣赏吴道玄在宫中壁上画的《五圣图》,并且写出一首诗,对于玄宗过分地推崇道教表示不满。他在洛阳没有住多久,又回到长安。

玄宗在七五一年(天宝十载)正月八日到十日的三天内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杜甫正感到无路可走,于是趁这机会写成三篇《大礼赋》,把《进三大赋表》投入延恩匦①。想不到这三篇赋竟发生了效果,玄宗读后,十分赞赏,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成为他长安十年内最炫耀的一个时期。他在一天内声名大噪,考试时集贤院的学士们围绕着观看他。可是这个幸运一闪便过去了。考试后他等候分发,却永无下文,这也是李林甫在从中作祟。他只好长期地等待,等到第二年的春天他又回到洛阳小住时,他绝望地向集贤院的两个学士说,仕进的前途没有多大希望了,只有继承祖父的名声努力作诗吧。

但他并不完全断念。七五四年又接连进了两篇赋:《封西岳赋》和《赋》,他在这两篇赋的进表里仍旧是渴望仕进,把他穷苦的生活写得十分凄凉。同时他也不加选择,投诗给那些他并不十分尊重的权要,请求他们援引。他写诗给翰林张垍、京兆尹鲜于仲通、来长安朝谒的哥舒翰,左丞相韦见素。这些诗都是用排律写成的,具有一定的格式:首先颂扬他们的功业,随后陈述自已的窘况,最后说出投诗的本意,说得又可怜、又迫切,排律里堆砌的典故也掩盖不住他凄苦的心情。从这里我们看到,杜甫一方面被贫穷压迫,一方面被事业心驱使,为了求得一个官职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他四十岁后,不但穷,身体也渐渐衰弱了。七五一年秋天,长安下了许多天雨,到处墙屋倒塌,杜甫在旅舍里整整病了一秋,门外积水中生了小鱼,床前的地上也长遍青苔。他的肺本来就不健全,这次又染上沉重的疟疾。他病后到友人王倚家中,向王倚述说他的病况:

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

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同年冬天,他寄诗给咸阳华原两县县府里的友人说他饥寒的情况: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王倚和咸华两县的友人,既不是权贵,也不是文豪,却是些朴实无名的人。当杜甫运用典故写出一篇篇的五言排律呈给权贵请求援引时,他也向这些朴实而平凡的人用自然活泼的语言述说他的病和他的饥寒。这时杜甫已经起始吸取民间的方言口语,把它们融化在他的诗句中,使他的诗变得更为新鲜而有力。

在权贵和无名的友人之外,这里我们要提到三个人,这三个人在杜甫的长安后期丰富了他的生活,慰解了他的愁苦,并且都是他终生的朋友。他们是高适、岑参、郑虔。

高适在宋州和杜甫李白别后,浪游数载,最后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里作书记,七五二年的下半年随哥舒翰入朝,到了长安。岑参(七一五——七七〇),这个与高适齐名的诗人,从七四九年起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任书记,在七五一年秋天随高仙芝来长安,七五四年初又随着封常清去北庭(新疆吉木萨尔)。郑虔则从七五〇年起在长安任广文馆博士。在这时期内,三人中与杜甫来往最久、交谊最厚的是郑虔;至于杜甫与高岑的聚合则集中在七五二年秋他们三人偕同储光羲、薛据共登慈恩寺塔的那一天。

慈恩寺在长安东南区的进昌坊,东南经过一些庙宇便是曲江,人们若是登上寺内七层的高塔,俯瞰这渭水与终南山中间的名城,从它山川的背景上便会更清楚地看出它雄浑而沉郁的气象,这正如岑参在登塔时所写的:

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

——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这天共同登塔的人每个人都写了一首诗(只有薛据的诗失传了),这些诗大半都表达出一种共同的感觉,人们登上高处,就好像升入虚空,与人世隔离了。杜甫的诗却不然,他并没有出世之感,他说: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他在秋日的黄昏望见秦山破碎,泾渭难分,从无语的山川里看出来时代的危机;随后他像屈原似的用借喻法写出对于唐太宗的怀念与对玄宗的惋惜:

回首叫虞舜(指唐太宗),苍梧(指太宗墓)云正愁;

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指玄宗与贵妃在温泉的游宴)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这正是号称治世而乱世的种子已经到处萌芽的时代。李林甫专政,奸臣弄权,把开元时代姚崇、宋璟培养的一些纯良政风破坏无余。边将们好大喜功,挑动战争,在开元末年和天宝初年还能在边疆的战场上获得一些胜利;可是后来就不同了,在七五一年的一年内,鲜于仲通争南诏,高仙芝击大食(阿拉伯),安禄山讨契丹,结果无一不败。为了补充兵额,人民担负着极大的征役的痛苦,有时杨国忠甚至遣派御史分道抓人,套上枷锁送入军中。玄宗把政事交给贪污的宰相,把边防交给穷兵黩武的将官,人民受着纳租税与服役的残酷剥削,同时生产力也就衰落下去了。

长安北渭水上的咸阳桥连接着通往西域的大道,统治者用暴力征发来的兵士开往边疆都要从这里经过。杜甫曾经亲自看到过士兵们出发时的情景,他们的父母妻子拦道牵衣,哭声震天。他问一个兵士到哪里去,那兵士说,他十五岁时就到过北方防守黄河要塞,好容易盼着回来了,如今满头白发,又要开往边疆营田,准备和吐蕃作战,抛下家里的田地反倒没人耕种,可是县官又来催租,真不知租税从哪里凑得起来。杜甫看着这凄惨的景象,听着这悲凉的谈话,再也遏制不住他心头的痛苦了,他写出他第一首替人民说话的诗:《兵车行》。在这首诗里他提到生产力的减少: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提到统治并驱使人民,有如鸡犬,同时对于租税一点也不放松,最后想象出西方战场上的情况是: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时杜甫正在四十左右,他四十以前的诗存留下来的并不多,一共不过五十来首,其中固然有不少富有创造性的诗句,但歌咏的对象不外乎个人的遭遇和自然界的美丽与雄壮。随着《兵车行》的出现,他的诗的国土扩大了,里边出现了唐代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兵车行》以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他一再地对于侵略性的战争提出疑问。他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又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

在这政风腐败、边疆失利、民生渐趋凋敝的时代,玄宗奢侈的生活却有加无已。春天带着贵妃和杨氏姊妹从南内兴庆宫穿过夹城游曲江芙蓉苑,冬季到骊山华清宫里去避寒;贵妃院和杨氏五宅日常享用的丰富,出游时仪仗的隆盛,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进食”时一盘的费用有时能等于中等人家十家的产业。至于斗鸡、舞马、抛球……那些外人难明真相的宫中乐事,给民间添了许多传说,给诗歌传奇添了许多材料,但是这中间不知隐埋着多少人民的血泪。杨氏姊妹荒*无耻的生活,使杜甫难以忍受了,他毫无顾忌地写出《丽人行》,描画她们丑恶的行为。

这是杜甫在长安真实的收获:他的步履从贫乏的坊巷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名阁、互竞豪华的曲江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他由于仕进要求的失败认识了这个政治集团的腐败,由于自身的饥寒接触到人民的痛苦。

在个人的贫穷与时代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的时期,却有一个朋友能使他暂时笑破颜开,有时甚至恢复早年的豪兴,这个朋友是我们前边提到的郑虔。郑虔懂得天文地理、国防要塞,还精通药理,着有《天宝军防录》、《荟萃》、《胡本草》等书;能够写字、绘画,作诗,曾题诗在自己的画上,献给玄宗,玄宗在上边题了“郑虔三绝”四个字。他并且理解音律,潇洒诙谐。天宝初年为协律郎,有人告发他私撰国史,被贬谪。七五〇年回到长安,玄宗给他一个闲散的、无所事事的职位,广文馆博士,后又改充著作郎。可是他的著述和作品并没有一件流传下来,只是《全唐诗》里存有他一首并不高明的五言诗《闺情》。他多才多艺,却缺乏崇高的品质,安史乱中,被敌人捉到洛阳,虽然没有显著地投敌,可是也和敌人发生些不清不白的关系。但他在杜甫的朋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安史乱后,郑虞被贬为台州司户,杜甫怀念他的诗都十分动人,可以与怀李白的诗并读。他和李白对于杜甫的生活与性格都发生过一些影响,如果说李白曾经使杜甫的胸襟豪放,那么郑虔则以他的聪颖启发了杜甫的幽默感。杜甫贫困到不能忍受时,他有时发出悲愤反抗的声音,有时也消极地用一两句幽默来减轻痛苦的重担。这是一种逃避的心情,这心情杜甫在郑虔的面前最容易流露,在多么困苦的境遇里,只要见到郑虔,他便能在诙谐的言谈中暂时得到安慰。七五三年八月,长安霖雨成灾,米价腾贵,政府从太仓里拨出十万石米减价粜给市民,每人每天领米五升,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天。杜甫也属于天天从太仓里领米的人。可是他得到一点钱就去找郑虔,二人买酒痛饮,饮到痛快淋漓时,杜甫仍不免有这样深沉的、悚然的感觉——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醉时歌》

这说明那久已收敛的豪情虽然能够得到一度的发作,但眼前的饥饿毕竟是铁一般的现实,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

这年,从前和杜甫在山东一起游猎的苏源明也到了长安,任国子监司业。他和杜甫、郑虔常常在一起饮酒论文,成为亲密的朋友;后来苏郑在七六四年(代宗广德二年)先后死去,杜甫在成都听到这个消息,作诗哀悼他们,一开端就这样说:

战旧谁怜我?平生郑与苏。

——《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

七五一年(天宝十载)以前,杜甫在长安和长安附近流浪,并没有一定的寓所,居住的多半是客舍。七五一年以后,他的诗里才渐渐提到曲江,提到杜陵,他的游踪也多半限制在城南一带。长安以北直到渭水南岸是禁苑,供皇帝游猎;城南是山林胜地,许多贵族显宦在那里建筑他们的别墅园亭,从城东南角的曲江越过城外的少陵原、神禾原,一直扩张到终南山。那一带的名胜,如樊川北岸的杜曲、韦曲、安乐公主在韦曲北开凿的定昆池、韦曲西的何将军山林,以及皇子陂、第五桥、丈八沟、下杜城……这些地名都在杜甫长安后期的诗中出现了。由于“寸步曲江头”和“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那样的诗句我们可以揣想,杜甫在七五一年后已经在曲江南、少陵北、下杜城东,杜陵西一带地方有了定居,并且此后也起始自称为“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或“杜陵布衣”。至于他的妻子从洛阳迁到长安,大半在他有了定居以后,七五四年的春天。

他的长子宗文可能生于七五〇年,次子宗武生于七五三年的秋天,至于后来在奉先饿死的幼儿这时还没有降生。一家数口来到长安,他的负担更重了,加以几年来水旱相继,关中大饥,他在杜曲附近虽然有些微薄的“桑麻田”,也无济于事。这年秋天雨不住地下,四海八荒被一片无边无际的雨云蒙盖着,延续了六十多天。物价暴涨,人们也顾不得将要来到的冬寒,为了解除目前的饥饿,都把被褥抱出来换米。杜甫在这无望的景况中,举目泥泞,不能出门,索性把家门反锁起来,一任孩子们不知忧虑地在雨中游戏。院中的花草都在雨中烂死了,只有他在阶下培种的决明子格外茂盛,绿叶满枝好像是翠羽盖,开花无数正如他身边所缺乏的黄金钱。

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的家属在长安没有住满一年便住不下去了,秋雨后,他不得不把妻子送往奉先(陕西蒲城)寄居,奉先令姓杨,或许是他妻家的同族。他本人仍然回到长安。同时他的舅父崔顼任白水尉,白水是奉先的邻县,从此他就常常往来于长安奉先白水之间。

到了七五五年的十月,除去中间回了几趟洛阳,他在长安已经整整九年,也许是他上左丞相韦见素的诗发生了作用,被任河西县尉。当时的县尉,可以说是使一个有良心的诗人最难忍受的职位。高适任封丘尉时,有几句诗写县尉的生活非常沉痛: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高适《封丘作》

杜甫在长安与高适重逢,也曾经为他欣幸,因为他脱身县尉,再也用不着鞭打人民了。如今他绝不愿蹈高适的覆辙,去过逢迎官长,鞭打人民的生活,他虽然贫困,虽然四十四岁了还没有一个官职,他却不加考虑便拒绝了这个任命。他辞却河西尉,改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任务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锁钥,职位是正八品下。

他决定接受这个职务后,又到奉先去探视一次妻子。这正是唐朝成立以来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与人民所受的剥削都达到前此未有的高点的时刻,随着频年的水旱成灾,人民的生活比起开元时代好像翻了一个大筋斗,贫富的悬殊一天比一天尖锐。杜甫在十一月里一天的夜半从长安出发,当时百草凋零,寒风凛冽,手指冻僵,连衣带断了都不能结上。他如今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官职,可以说是长安九年内不断地献赋呈诗所得到的结果,他一路上便把这些年的生活总括起来检讨了一遍。他想起他在长安内心里常常发生的冲突,他本来可以像李白那样,遨游江海,潇洒送日月,但他关心人民,希望有一个爱护人民的政府,他把这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所以他舍不得离开长安,他觉得自己好像倾向太阳的葵藿,本性不能改变。如今头发白了,身体衰弱了,当年以稷契自命,如今获得的职务只不过是在率府里看管兵器。至于他所倾向的“太阳”呢?——他走过骊山下,天已破晓,他知道,玄宗正在山上的华清宫里避寒,在歌舞声中尽情欢乐,把从民间搜刮来的财物,任意赐予,他追究这些财物的来源是——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赴奉先咏怀》

而杨贵妃与杨氏姊妹饮馔的丰美,使他不禁想起长安街头的饿殍,心头涌出来这千古的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赴奉先咏怀》

门内门外,而咫尺之间竟有这么大的不同,想到这里,他或许会感到这个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他当时并不知道,安禄山已经起兵范阳,而唐代的社会从此便结束了它的盛世,迈入了坎坷多难的时期。他转北渡过渭水,到了奉先,一进家门便听见一片号眺的声音,原来他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邻居都觉得可怜,做父亲的哪能不悲哀呢?但是杜甫的悲哀并不停滞在这上边,他想,他自己还享有特权,既不纳租税,以不服兵役,如今世界上不知有多少穷苦无归与长年远戍的人,他们身受的痛苦不知比自己的要多多少倍!想到这里,他的忧愁已经漫过终南山,弥满天下了。

他把从长安出发到奉先这段路程的经历和感想写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一篇杜甫划时代的杰作,里边反映出安史乱前社会的实况,反映出杜甫内心的矛盾与他伟大的人格;这也是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从这里我们知道,杜甫无论在思想的进步上或艺术的纯熟上都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

他再回长安,在率府里工作没有多久,安禄山就打到洛阳,在七五六年正月自称大燕皇帝,杜甫在长安沦陷前的一个月离开了长安。

孤篇胜绝全唐: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

唐宋的话分好几个阶段 一、初唐时候仍旧六朝诗风的延续,靡靡之音,较活跃的诗人都是隋末的遗老,如卢思道、虞世南等。而卢思道的则是标准的宫体诗:

洛战花烛动,戚里画新我。隐扇羞应惯,含情愁正多。

轻啼温红粉,微睇转横波。更笑巫山云,空传暮雨过。

不知道你说的抒情算不算这种

2沈佺期的《杂诗》三首之一可算是边塞诗。写征夫与思妇相互怀念之情较传情、真挚。深沉缠绵,构思精巧。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

可怜闺里日,长在汉家营。

**今春意,良人作夜情。

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3王绩诗表现隐居生活,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对生活无热情。王绩还写一些抒情诗,愤世、混世诗篇,如:《过酒家》

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

此诗写在隋末,写愤世混世感情,表现老庄思想,在酒醉中排遣愤懑,是王的思想表露。

4初唐四杰里面的:王 勃 五 律 《送杜少甫之任蜀川》

《滕王阁序》

杨 炯 五 律 《从军行》

骆宾王《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勘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二、盛唐的话 边塞诗是主流 抒的都是些爱国什么的情

一般边塞诗传统文题,主要反映征人思妇的感情,如《燕歌行》

咏怀诗,反映个人早年坎坷的人生遭遇,《别韦参军》

政治诗,反映民生疾苦及对人民同情《封丘县》、《东平路遇大水》

三、晚唐的话 狠明白的 李杜诗···太多了···他们两个的随便挑 一个浪漫一个现实 就看你要哪种情了·····

#一定要是唐宋的吗?如果不是的话 强烈推介《西洲曲》 古代诗体韵接无懈可击的完美诗篇

《古诗十九首》也同样都是经典之作

《上邪》比较普遍 不过是魏晋时期前后的(帮你把内容附加了吧,比较短··呵呵··)

:上邪!我欲与君相思,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公元1008年(大宋大中祥符元年),东京。 刚入腊月,东京城就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漫天的雪花夹杂着年的味道纷纷扬扬地飘洒了三天,待到雪霁天晴,京都人来不及欣赏这瑞景就急不可待地冲上大街小巷,开始置办年货了。在此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挤了一天,等到太阳落山时,人们抱着购置的撒佛花、韭黄、生菜、兰芽、胡桃等当下的时蔬,以及爱吃的薄荷还有哄孩子的饴糖泽州饧等陆陆续续地回家了。 腊八是年前第一个会让孩子们记住的节日,因为今天可以能法定地吃上美味,但是在美味来临之前还要付出一定的耐心——大人们要在今天按照习俗祭祀祖先与众神,罗列肉鱼、五谷、果蔬等供品,又行揖跪拜,忙活了大半天终于等到厨房冒起了炊烟,手捧饭碗眼巴巴地瞅着锅底的炉火,趁人不注意狠狠地填上几把柴火……终于,七宝粥(七宝五味粥,非八宝)熟了,满院的香气引得麻雀也停止了歌唱,努力地观望着……和孩子们一样高兴的,还有庙里的小和尚们,说是盛哉佛祖的成道日,实为妙哉那美味的“腊八粥”。 士庶人家腊月里忙得不可开交,富贵人家则多了一些闲情雅致,特别是一到下雪的日子,浪漫开始作俑,堆雪人、塑雪狮、装雪灯哄娃们取乐,若感觉浪漫不过瘾,还会约上几个江郎才子,骑着毛驴,浩浩荡荡,踏雪寻梅,饮酒赋诗,向晚置雪中一把篝火,或歌或舞,浪漫至极。 年已越来越近,商场里的商品花样也越来越多起来,春联类的物品显然此时最为畅销: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此外还有茄干、葫芦干、马齿苋以及麦芽糖等除夕时上供用的物品。这个时候也是丐帮最为忙碌的时候,无论人家贫富,一年下来或多或少有些积蓄,又冲年节吉祥之气,多少会给些施舍。丐帮多是真正的“一无所有”者,虽然靠乞讨解决温饱,但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职业,过了年节,丐帮子弟都转会转行,靠自己劳动过活。看来,丐帮是临时经济困难者的避难所。 腊月是民间一年来最为热闹的一段时间,瓦市的欢腾与街衢的喧嚣让久居皇宫里的人们心往神之,瞅个万岁爷上班的时间,几个王子、公主贿赂了禁军教头,偷偷溜出宫去玩个天昏地暗。万岁爷也觉得宫里过于冷清,于是在腊月三十这一天组织了一个国家级的活动——呈大傩仪以驱鬼,参加仪式的有千余人,皆是皇家御林军,全副武装,煞是威风,仪式还有演艺界名流助阵表演钟馗、土地神、灶神等等,这着实让皇宫热闹了一把,当然为了显示皇宫的威严,队伍还拉到京城里转转,让老百姓见识一下什么是国家仪礼。到了晚上,皇宫里爆竹焰火山呼,惊天动地,引得诸多好事者都跑到阁楼里或者在皇城根下遥望这盛世的场景。还好,京城没有禁燃,富裕人家都在自家院门外燃起了成堆的焰火,娃们则三五一群地比试谁的爆竹更响,更有甚者跑到了河里,炸起冰块以决胜负。各家都生起了火炉,全家老小围炉而坐,男人们饮酒抒怀,畅想未来;女人们或缝或补,叙叙家常;在户外玩累的孩子们不时地在大人身旁串来串去或者有的手捧刚才用爆竹炸冰来的鱼趔趔趄趄来请功,引得满堂大笑,其乐融融。至午夜,京都依然没有倦意,没有春节晚会的春节依然欢嚣如注。 正月初一(元旦),三更过后、五更来临之时,刚刚睡下的人们就被室外响彻天空的爆竹声惊醒,顿时再无倦意,起来换上新衣开始拜天地、祭祖先、互相拜年。同僚亲朋之间拜年时,要赠送名片(名刺)。如果自己不能亲往朋友家拜年,要派人骑马到每一位朋友家,连呼数声,留下一张名片,表示已前来拜年。今天全国放假三天,难得有如此黄金假期,京城准备了大量的娱乐活动。但见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人山人海,原来开封府特许在假期中可以依法赌博(关扑),其玩法其实很简单,以掷钱币定输赢,然后决定所押器物的归属,一般以几枚铜钱在地上或瓦盆中掷出,根据铜钱落地后正反面图案的不同组合分出双方的胜负。赌注通常是食物、水果、柴炭等等,别看是小注,要是一天手气好,赢的柴炭也够一年烧的了。无此雅兴者,可以去逛街,但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袜、靴鞋等店铺也都早已人满为患。若还有兴致,还可以去舞场歌馆,一睹今年贺岁大片风采。 皇宫也一改往日的冷清与威严,今天也变得热闹、亲切起来,原来是今日要举行团拜会。真宗皇帝御驾大庆殿,殿庭列法驾仪杖,在座的除了有皆冠冕朝服的文武百官,各驻我大宋使臣——大辽、夏国、高丽、南番、回纥、于阗、南蛮等之外,还有身披五彩带、胸戴大红花的作战英雄杨家诸将。团拜会在简短的工作总结后,于盛大的筵宴与乐舞中拉开了帷幕: 酒一行,筚篥领奏,后众乐合奏,以乐工歌唱为主;酒二行,依然以歌唱为主;酒三行,开 始上肉食,并开始大型节目百戏——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注、踢瓶、筋斗、擎戴 等;酒四行,由节目总导演致词,说一些吉利的话;酒五行,首先由乐器演奏者近皇帝宝座前独奏,皇帝视其精湛程度与以封赏,其次是儿童歌舞。酒五行后,演出中场休息,皇帝起身去后厅更衣,群臣也在大厅中稍坐,其间,皇帝赐群臣花或簪,这簪及花有严格规定,象征着皇帝对预宴群臣的恩宠及关怀。所有预宴者必须当场戴上,不得交给仆人或丢弃不戴。酒六行,是一场热烈而扣人心弦的体育娱乐活动——足球(蹴鞠),乐队伴奏。酒七行,由女童表演歌舞;酒八行,歌唱;酒九行,在歌唱的伴奏下上食物,以陕西小吃为主,吃腻了山珍海味的官员们,咋吃这特色小吃,再加之御膳房的精湛厨艺,再也无心留恋那舞台的灯光十色,外国大使们早已把碗盘清理光光如也,只得看着他人而面面相觑。百官餐毕,左右军表演角抵之戏。宴罢,臣僚皆簪花归私第。 元宵(元夕、元夜、上元)作为春节的一个尾声,显得格外不同,如果说除夕是狂欢节,那么元宵节便是情人节。上元之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鉄锁开。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星移汉转月将微,露洒烟飘灯渐稀。犹喜路旁歌舞处,踌躇相顾不能归”。迎着咋暖还寒的春风,上元灯节也就成了最有诗意、最为销魂的顷刻,多少爱情故事在此时上演,多少异性的倾慕在此时发生,“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的情人节,“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 “处处逢珠翠,家家听管弦。云车龙阙下,火树凤楼前”,“神灯佛火百轮张,刻象图形七宝装。影里如闻金口说,空中似散玉毫光”。观此良辰美景,余不禁幸哉此生,于是即兴赋诗一首:“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上元之后,浪漫随着春风叠踵而至,正月十八(收灯)是京都人探春的日子,但见东京城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繍,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踘踈狂,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真一派人间仙境! 浪漫、芬芳之中,春节已成为彼时的记忆,掂量着那盛世的狂欢,不忍忘却,于是余预将此著书录之,书名可为:东京梦华录。 另:悉闻西方有希腊国度者,曾置奥林匹克聚会盛于一时,举办之日,诸国均有代表参加,并令禁各类战事,实为展国威、振民奋、促和平之盛事,余将奏明吾皇,力促此事在今年于吾大宋国举行,届时,吾国蹴鞠队定能狂胜大辽国,以解吾憻渊之怨,实为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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