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名人是不媚俗的?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政府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

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代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

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

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

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被租让给法国。

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威下四散飘零。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

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

“中华七子”命运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949年金秋的北京。在这块曾被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土地上，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惨痛的悲剧。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国力蒸蒸日上。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跃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响遏行云。

“不能将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中国***人代表中华民族喊出了洗雪耻辱的最强音！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表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邓小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坐落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6月30日23点59分，英国蓝底米字国旗和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英治港旗缓缓降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零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盛开着紫荆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交接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轮船起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香港的地点。

两年之后，中华民族以又一个洗雪耻辱的时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12月19日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灯火通明。23时58分，绿色的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像帆一样滑落，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和绿色带有莲花图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准时升起。中葡两国政府在这一刻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澳门回归之夜，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举行家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家中对联高悬：“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横批“澳门回家”。

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说：“父亲期盼骨肉团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新世纪梦想：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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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1946)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 。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 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 ，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 。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此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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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臧克家

这篇文章记叙了闻一多先生的主要事迹，表现了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熟读课文，想一想，我们应该学习闻一多先生的什么精神作者是从怎样的角度选取材料和确定记叙重点的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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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红烛>>赏析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这首诗写于1923年。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闻一多要问诗人们，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矛盾！冲突！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不误”。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可以说，闻一多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算，没错，怎么不算呢？女人自傲是本钱，但，自有度（对什么样的男友采取罢了）。奖励概念就是给予“惊喜”，这份情感非常厚菲（有分量），同时，也给自己也带来几分喜悦。不知你的女朋友也给你“奖励”（惊喜）否？、、期待你的回复喔。

Slowtime | 慢时光

文/图蘼

“整天嘻嘻哈哈，穿五颜六色的衣服，染五颜六色的头发。”

这或许是大多数人对大张伟的印象。

所以也有很多人觉得他不着调，做什么都不认真。

在参加《跟着贝尔去旅行》的时候，他也因此被骂，被喷。

但没有人知道，节目组找上他的时候，骗他说这是 旅游 节目，没想到去到却发现是冒险的。

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很不开心，也因此被很多人误解，但录完回来他就写了一首欢乐的歌曲，叫《阳光彩虹小白马》。

有人在这首歌曲下评论说：

“如果你哪天摔倒了，苏打绿会把你温柔的扶起来，五月天会叫你坚强的站起来，而大张伟会躺下来问你在玩什么。”

这就是大张伟，他不是不认真，只是他喜欢在玩乐中追逐梦想，也在玩乐中消除焦虑。

很多人说他肤浅，但他只是在做最真实的自己。

很多人说他不认真，但他只是不把自己的努力大加宣扬而已。

但你了解他的话，你才能知道，在他那嘻嘻哈哈不着调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通透浪漫的心。

年少成名

1983年，北京大杂院里出生了一个只有两斤多的男孩，父母为他取名张伟。

因为身体瘦弱，他从小就只能趴在窗台，羡慕的看着同龄的小伙伴们出去跑出去疯。

因为家境普通，父母都要工作，他只能一个人在待在家里，对着那台老电视机不停的研究。

也是从这台电视机里，他爱上了音乐。

凡是听多了的，他都会唱。

上了小学，大张伟被选中进了童声合唱团。

因为看出来孩子在音乐上的天赋，父母就格外支持他。

但玩音乐很烧钱，一个音响都要七八千，他的父母白天要在工厂上班，晚上还要出去摆地摊卖馄饨、煎饼，经常忙到凌晨才回来。

大张伟说：“为了我搞音乐，家里倾家荡产了三四回。”

为了对得起父母的付出，大张伟只有加倍努力。

小学时他凭借一首《小小少年》，就拿下了区歌唱比赛一等奖。

之后还得过北京市少年独唱第一名和俄罗斯儿童声乐比赛第二名。

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高天赋的他也因此被选入央视银河少年团。

成了王菲、蔡国庆的小师弟。

上初中时，还被以特长生的身份保送到重点中学面试。

可就在他觉得自己刚玩出了点名堂的时候，命运就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青春期， 他变声了，倒嗓了 。

面试没考上，他只好去了普通的中学。

那段时候，大张伟异常的难过，成绩不好，现在就连唯一的特长都玩不了了。

1994年，摇滚风开始席卷整个中国乐坛，让大张伟觉得，原来还能这么唱歌。

那他也能唱。

于是大张伟买了当下最火的摇滚唱片，并捣鼓出了一些门道。

才14岁的他，就找了同学王文博与大他几岁的郭阳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

他们几个整日待在一块，天天练，天天唱。

一次偶然的机会，麦田守望者乐队吉他手大乐听了他们唱的歌，问他们：“你们愿意去酒吧演唱吗？”

而就在这个酒吧里，付翀听了他们的演唱，当下就决定签下他们，并成立了 中国第一支未成年的摇滚乐队——“花儿乐队”。

1999年，花儿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幸福在旁边》就卖出了五十万张。

而专辑里的19首歌全是大张伟写的。

其中，《放学啦》这首歌还被收录进《中国火Ⅲ》的专辑里，和窦唯、张楚、唐朝乐队这些摇滚大哥并列

而大张伟因为年少成名，还被《智慧少年》杂志评为全国“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大家都追逐着花儿乐队的身影，他们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台下次次激烈狂热，台下的粉丝一个比一个卖力尖叫。

他们成了摇滚乐队的一个新的代表。

名和利来了，骂声和抑郁也来了

可后来大张伟却发现，事情渐渐偏离了自己所认为的轨道。

一次，当花儿乐队正在舞台上激情演唱时，大张伟却发现，前排的很多歌迷竟然用手堵住耳朵，眉头皱起。

就好像在看一个 “脏了的裤衩” 一样。

大张伟才意识到，原来台下的他们觉得很吵，原来他们只是因为流行、随大众才来的，他们不是真的喜欢。

那一刻，大张伟觉得很挫败，也很扫兴。

恰好那个时候，在流行音乐和网络音乐的冲击下，摇滚乐走向了下坡路。

于是大张伟决定不做摇滚乐。

可他的经纪人付翀却不允许。

两人打起了官司。

官司结束之后，大张伟失去了之前所有歌曲的版权，还欠下了一大笔违约金。

本想挣钱不让父母这么辛苦的他，这时候却负债累累。

可大张伟却没放弃，既然欠钱，那就想办法挣钱还呗。

于是他开始分析这几年的流行歌曲，分析它们的旋律，分析它们的歌词。

在他的一阵研究下，《嘻唰唰》诞生了。

短短几天，这首歌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彻响在大街小巷中。

大张伟也因此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站上了无数商演的舞台上。

他赚到钱了，也火了，可谩骂声却随着而来。

很多人怒骂他放弃了摇滚，不再是那个一心做音乐的人了。

之后，《嘻唰唰》更是被爆出抄袭日本歌曲《K2G奔向你》。

这件事打的大张伟措手不及，他多次解释说自己不是故意的，自己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

可没有人相信，他也只能接受。

他公开道歉、赔偿，再补买版权。

如今你再搜会发现，《嘻唰唰》这首歌成了改编歌曲。

可他不服，他想证明自己。

于是他创作了《穷开心》，和《嘻唰唰》一样爆红网络。

可听众有时候并不那么健忘，关于之前抄袭的骂声还是不断。

2009年，因为解约、抄袭各种压力，花儿乐队解散了。

在告别演唱会上，他们在舞台上哭着唱《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那个昔日在舞台上并肩作战，一起疯一起闹的组合散了，分开了。

如今只剩下自己一人孤孤单单的飞，遇到再狂的风，再大的雨，也只能一个人独自承受了。

从解约到抄袭再到乐队解散，这接二连三的风波让大张伟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出门，不说话，就待在房间里，谁也不理。

没人能想到，那个在舞台上一直嘻嘻哈哈的人，却独自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默默流泪。

也是之后大张伟在节目中自爆，大家也才知道，原来他竟然和抑郁纠缠了十几年。

他说：“我写的歌，都是在给我自个儿疗伤。因为我写这些歌的时候，是为了我在唱的时候，起码对于我来说是开心的。”

在2018年的综艺节目《幻乐之城》中，大张伟演绎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病》，他是一个病人，从小就只有一个表情：微笑。

不管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无论再受挫，他永远在微笑。

连好朋友也对他说：“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他却辩解道：“我是真正的快乐，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确实苦，但是我觉得我只要一直笑，就好像真的能快乐一样。”

可是说完，他却哭了。

表演结束后，王菲说：“大张伟在演绎他自己。”

这个节目是演出来的，可故事却是真的。

如果所有人都理解你，那你得普通成什么样

后来，回忆起那段抑郁的时光，大张伟还说： “当你到最低谷，任何一个好事出现就都是让你往上的。”

2013年，好事出现了，他在《百变大咖秀》的舞台上再次爆红。

只是在这个的舞台上，他不再是那位音乐天才，而变成了模仿鬼才。

他模仿着朴树、毛阿敏、许巍、蔡琴、易中天、罗大佑等，凭借多变的造型和唯妙唯俏的模仿，让他成了全能模仿王。

后来，他出现在越来越多的综艺舞台上，成了名副其实的综艺王。

甚至还有人调侃说：“这年头，不请大张伟都不好意思叫综艺。”

2014年，他的歌曲《倍儿爽》再次爆火，而他也带着他的这首歌走上了春晚的舞台。

但随着而来的同样是无数的争议。

很多人说张大伟现在的歌都是口水歌，很肤浅。

从《嘻唰唰》之后，大张伟听到了太多这样的词了：没有营养、口水歌、肤浅、媚俗。

可他却丝毫不管这些评价，因为他觉得做人、做音乐，首先是要真实。

他说： “所有的低俗都是那些自以为高雅的人定义的，只有那样他们才会觉得与众不同。

但在我眼里，你明明不是这样却装作这样，才是真正的低俗。”

他不理会别人的质疑和谩骂，依旧在舞台上笑着闹着。

但离开喧闹的舞台后，大张伟却很安静，也很沉默。

一次，在《天天向上》的焦虑指数测试中，让所有喜爱大张伟的人都陷入了担忧之中。

满分21分的测试卷，大张伟竟然得了19分。

汪涵十分诧异地问他：“大张伟你怎么了？”

这时候大家也才知道，大张伟一直都不开心。

可是不开心就哭呗，为什么一直强迫自己笑呢？

大张伟说：“我不高兴的时候看了一本书，教你怎么治愈不开心，里面的方法我试过一遍，就一种有用，那就是 不高兴的时候也笑，笑着笑着就自然而然心情好了。 ”

他用笑容掩饰着所有的悲伤，于是大家都觉得他是快乐的。

一次，在《天天向上》的节目上，同样被别人嘲讽无数遍的《阳光彩虹小白马》，被几位民乐大师改编演奏了。

那一刻，大张伟心里五味杂陈，半天说不出话来，只能用笑来掩饰，可笑着笑着，他的眼里就泛起了泪光。

他说： “如果所有人都理解你，那你得普通成什么样。”

在今年湖南卫视的五四晚会上， 大张伟演唱了一首《热血燃》。

伴随着音乐声，大张伟说：“很多人认为我不做摇滚乐了，可是我一直在做摇滚乐，可是他们没有听见。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有一个美丽的克，它叫朋克。”

看着他在舞台上为大家热血地演唱着，就好像回到了二十年前，那里同样有一个男孩，为了梦想，为了音乐，在舞台上燃烧着。

他们都不理解没关系，问心无愧就足够了。

我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日夜

最近，大张伟因为爱情观上了热搜，引发35亿人阅读。

大家都说： 大张伟太浪漫了，如果和他谈恋爱肯定很幸福。

在节目上他说的这段话，打动了无数人：

对于感情的事，大张伟很少在公众面前说过。

只有别人问到了，他才会说自己结婚了。

对象是他的经纪人刘迎，两人谈恋爱很低调，结婚也很低调。

但只要每次被拍到他和她老婆一起的照片，都会被公众吐槽他们不般配。

说她老婆不漂亮，身材不好。

可大张伟依旧不在意，她漂不漂亮，身材好不好都没关系，我喜欢就行。

感情是我的，你说什么都没用。

下一次出现，又是十指紧扣。

要知道， 幸福，不是和一个全世界最好的人在一起，而是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那才是全世界。

2018年，大张伟还写了一首歌，叫《只想和你共度时光》。

这首歌少了一份以往快节奏的欢笑逗趣，多了一份赤诚笃定的深情浪漫。

歌词里写着：

大张伟多次在节目上表达他的爱情观，而每次都能让人感动。

在《我家那闺女》中，大张伟将伴侣放在人生排序的第一位。

在《我们的师父》节目中，大张伟说：“一见到她之后，就感觉整个春天的花都开了，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亮的。”

在《乐队的夏天》中，他说：“冷酷的人之所以一直冷酷，是因为没有碰见他喜欢的人。”

而他碰见了，就愿意将所有笑容、所有花都献给她。

这叫爱情，也是浪漫。

我比很多音乐人要努力得多得多

韩红曾说过： “大张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他的歌听着闹腾，但其实和旋还是保持在很高的水准，他没有丢掉音乐性，他真不是在玩儿。”

或许很多人都觉得大张伟整天上综艺，整天不着调，就觉得其实他没多认真。

就像一个歌迷在他的歌曲里评论里说的那样：“等你钱挣够了，听你认真写的歌。”

大张伟回答她说： “错了，我现在的歌也是认真写的，只是你一直没听懂。”

在十四五岁就曾在无数个深夜里伏笔写下无数经典歌曲的人，会放弃他的努力和认真吗？

当然不会。

不熟悉的人都在误解他，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努力和勤奋。

一次，汪涵在录节目的时候，看到大张伟顶着一圈黑眼圈，问他：“昨晚又熬夜做音乐了？”

大张伟却开心地笑着说：“天亮前，写了一首歌。”

你只看到了舞台上的大张伟，但你不知道的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他也熬了无数个通宵。

大张伟其实也说过： “我比很多音乐人努力要多很多倍的。”

其实大张伟就像鸭子一样，虽然表面上一直在慢悠悠的游动。

但在你看不到的水底下，它的脚却一直在扑楞。

他说： “能被别人看见的努力，都是肤浅的努力。”

作家刘同曾说过：“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而大张伟就是如此。

在喧嚣闪亮的舞台背后，藏着太多的努力与坚持。

其实， 大张伟才是活得最通透的那个人，他在告诉世人，他不想成为大家想让他成为的人，他只想做他自己。

而他也一直在用他的歌表达他的态度，只是很多人不理解罢了。

2019年12月，大张伟发布了20周年的新专辑《20是件美好的事》。

专辑封面延续他的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编曲也融合了《花痴花蜜》、《花儿》、《静止》，这都是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

今年，在《相信未来》的第一场义演上，大张伟自弹自唱了一首《泡沫》。

在镜头前，他很认真的说：“这首歌我很少唱，但是因为今年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所以我要把这首歌献给各位。”

大张伟一直是大张伟，是那个对音乐怀抱初心的大张伟。

　　额，那重写个

　　点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人物之虚实一讲到《三国演义》这部名著，大家一定会想到刘备、诸葛亮、曹操及臭名迢远的刘禅。在《三》中，作者把刘备写成仁义、宽厚、忠义，凡事“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的理想君主；诸葛亮写成贤能之人，智慧的化身，堪称“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曹操写成奸诈、阴险、自私的人，堪称“一代奸雄”；刘禅写成一位昏庸无能，白白断送刘备江山的第一罪人。但事实上，这些人物是否真的如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一样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从总体线索看，罗贯中是根据“尊刘贬曹”这思路去写《三》的，是尊从当时大多数人民希望有一贤能君王能统治天下，把这些思想寄要托于《三国演义》上。那么，历史上的刘备、诸葛亮、曹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根据《三国志-先主传》中所载刘备是比较粗豪的，车胄、蔡阳都是刘备杀的，督邮是刘备鞭打的，而鞭打的理由仅仅是求见不许，显然罗贯中是为了把刘备塑造成一名仁义君主的形象，而把事实给扭曲了。还有的就是刘备的“哭”，罗贯中就为给刘备塑造形象，无时无刻不写刘备的哭：“请诸葛亮，哭得衣襟尽湿”、“护庶民，刘备又是大恸”、“尊爱将，边哭边摔子”、“脱虎口，哭拜新娘子”、“白帝托孤，更是泪流满面”。作为当时群雄相争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刘备，竟如此多哭，这只能说是软弱无能，和人民理想的仁义君主扯不上半点关系，反而把刘备的“诡计”给写了出来，给完美的刘备抹上黑。最具体的是刘备投江欲自尽和摔子，在那种万分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候，刘备不想办法反而装腔作势地要投河自杀。他知道将士们不会让他跳下去，自然有人把他抱住。可刘备这一哭，加上一个假动作，可把人心给完全收买了。再说摔子一事，人家赵云拚死救回阿斗太子，你刘备却把他摔在地上，这显然是太过份，但他这一摔一哭却又发挥它收买人和的作用，拢络民心，又折服了一批贤臣良将，心甘情为他争天下。就是因为刘备如此多哭，民间上就流传一句话：“刘备，刘备哭出一片天下来”。作者一再写刘备的哭，本来用意是要写刘备的仁慈，而实际起到相反的效果。

　　罗贯中写刘备，除了写他的仁义，宽厚，还有的就是能识人才，这以三顾茅庐具体表现出来，刘备第一眼见到孔明，见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已经对孔明很有好感，觉得他有才能，可以说刘备识人才，以貌取人。这一点在遇到庞统时看出，“统见玄德，长揖不拜。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乃问统曰足下远来不易？统不拿出鲁肃、孔明书投呈，但答曰：“闻皇叔招贤纳士，特来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来阳县，缺一县宰，屈公任之”。由此可见，刘备只因庞统的貌丑，便不重用，他可知贤才求主，必求良主而事，绝不会把他的才能胡乱拿出来显示的（据民间传说，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也曾经求见刘备，他也因瑾貌丑而不重用，致使瑾投东吴）

　　如果有人问我谁是《三》中刻画得最完美的人物，那我会说：“《三》中刻画得最完美的人物非孔明莫属”，这位蜀国的第一功臣，为蜀国的基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至死方休，其精神在三国时代无人能比，他的智慧更无人能及，不出隆中能知天下事，运筹惟握于战场，他的决定永远是对的，但没想到，在街亭之战中，他做了一生人唯一的错误---错用马谡。虽然作者没把这件事删去，以提高孔明在人民心中的完美形象，但这更使孔明的真实性提高，至少他不是“神”。那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是不是完全符合史实呢？其实有一处就写得不太好，有虚构成份。那就是说魏延后脑生有反骨那段，诸葛亮对魏延的功劳不单没奖赏，还要叫刀斧手把他捆起要斩他，当刘备问他原因时他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诸葛亮的这番话完全是强词夺理，当时要是不杀韩玄，黄忠就要死，根本谈不上什么忠不忠；如果说献长沙是不义，，你派兵去给攻打它，更是不义。所以诸葛亮不过强加魏延一个罪名，其根本原因是脑后生有反骨，如果说魏延生有反骨就要反，那马谡又生有什么骨竟敢违抗军令状，你诸葛亮又为什么看不出？况且，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有会见造反的骨，说起来也太荒唐，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罗贯中为了神化诸葛亮而添加的一些游戏之笔。但总体来说诸葛亮形象的真实与远非刘备形象可比。

　　《三国演义》中，有一位这奸诈的，残暴的、阴险的、狡猾的，性格每与备相反的奸雄。他，就是曹操。罗贯中对曹操这一形象是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种种恶德的代表，如“一讲曹操，曹操就到”表现出他的阴险，防不胜防。到近几十年，才有人对他形象作出平反，郭沫若认为曹操是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这是第一次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有了改变。

　　《三》中的曹操，有很多杀贤人，不听贤臣进谏的描写，如杀华陀，逼死荀彧，借罪杀杨修，拒谏等等；其实，一位如此残暴的君主，怎能统治中国北方呢？所以，曹操应是有眼光，有见地，善于识人用人，同时又带一点奸诈，多疑而已。郭嘉、张辽，荀或、张郃等都是当时的英雄好汉，良禽择木而栖。曹操不是有其优点，他们那会肯为他卖命。大家之所以憎恶曹操，其主要是因为罗贯中写他杀吕伯奢，其实，曹操并没有杀吕伯奢，据正史《魏书》所述：曹操投靠伯奢后，伯奢的家人来打劫曹操，出于自卫，曹操把他们杀了。这就说明，曹操的反面形象是罗贯中所塑造出来的。

　　最后，我要说说的就是刘禅，这位被喻为昏君代言人的刘禅，被古今多少人的唾骂，就连诗人也用诗来讽刺他，在《登楼》一诗曾写到“可怜后主祠庙，日暮聊为梁莆吟”说李豫当政像当年的刘禅。其实，刘禅如果真是一名绝对昏君，那在诸葛亮死后，他还做了二十九年皇帝，又作何解解呢？再说，诸葛亮、姜维的北伐都是经过刘禅批准的，说明他并非偏安巴蜀、希求苟安的昏庸之主。所以，我认为刘禅的确只能算一个守成不足的“庸主”，至于作者为何写刘禅写得那么昏，应该是想突出诸葛亮的重要性吧！

　　嗯，还有一篇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和版本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是整个《三国演义》研究工作的基础。代表们就此开展的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罗贯中的生平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时间。会上主要提出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元初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于元代。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最重要的根据是南宋末年著名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名单中的高克柔应作高柔克， 即创作《琵琶记》的元代著名戏剧家高则诚；罗贯中参照元代广泛流传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而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代的一些《三国演义》刊本也明确地题署“元东原罗贯中演义”或“元东原罗贯中编次”。有的同志为此说提供了旁证，指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钱塘罗贯中本者，南末时人”；明王圻《稗史汇编》中的“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一句，从文字、训诂、语法、逻辑等方面来看，“宗秀”应为“宋季”之误，则王圻也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年人；此外，《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某些细节描写，正好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某些制度和风尚，书中还有不少元代的“俗近语”。由此可见，《通俗演义》是元代作品。有的同志还进一步推论，它大约完成于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即至正元年(1341)到十一年(1351)之间，这段时间，罗贯中大约是四十岁至五十岁。

　　第二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说《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的罗本即罗贯中是可信的，他由于敬佩赵宝峰“道行于时，匡济斯民”的品格和其渊博学识而自居门人也是很好理解的；列入名单的三十一人，按照门人相互之间“序齿”的通例，是按年龄长幼的顺序排列的，第十一位的罗本处在第六位的向寿(约生于1310年)、第八位的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的王桓(1319年以前生)之间，那么， 可以推算他的生年约在1315一1318年，卒年也可相应订为1385—1388年；至于名单中的高克柔，可以肯定不是高明(字则诚，著有《柔克斋集》)。这些同志再参照其他材料，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洪武四年(1371)之后；其时，罗贯中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通俗演义》的写作，而初步实现了安定统—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他完成这部巨著。有的同志还探讨了罗贯中与施耐奄的关系，认为施耐奄于1363年前后盘桓于苏州、钱塘，而罗贯中那段时期正流寓于杭州等地，1366年还在慈溪出现，他们的相遇是很可能的；罗贯中既参与了《水浒传》的写作，又独力 完成了《三国志演义》。

　　第三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文学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是新安虞氏在至治年间(1321一1323)新刊的五种平话之一，全书约八万字，是五种话本中篇幅最长，写得较好的一种， 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文笔也还相当粗糙、简陋。而《通俗演义》篇幅约八十余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它的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有的同志还进一步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部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因此，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之所以托名罗贯中，又在其名字前面冠以“元朝”字样，乃是有意把此书的时代提前，借以抬高它的声价；而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二)如何看待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

　　1980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出版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章培恒、马美信同志在该书前言中，对书中的小字注十分重视，把其中的“今地名”作为考证《通俗演义》成书时代的主要依据。他们认为，小字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因此，《通俗演义》写作“当至迟在元末而非明代之后”。在这次讨论会上，代表们围绕着小字注，讨论了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小字注是否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主要有三种意见：

　　(1)认为小字注大部分出自罗贯中之手，其中有的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由抄者加添的。有的同志还指出：“此书的夹注不象后世评点家那种有纲领有计划的产物，倒象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兴之所至，信笔所加的结果。由于缺乏全盘考虑，加上掌握知识的局限，才造成全书中夹注的不平衡、不匀称、不统一以及不精确的状况。”

　　(2)认为小字注和《通俗演义》的正文均出于庸愚子之手。他一方面惯于在正文中照抄《三国志》原文，不加改动，一方面又抄录裴注来解释其中难懂的词语，此外，他还借鉴了《资治通鉴》，并杂抄了不少胡三省的注文。

　　(3)认为小字注不是《通俗演义》作者本人的手笔，而是远在作者之后的某人所作。理由有四：其一，有些注文与正文矛盾；其二，不少注文破坏了正文的艺术效果；其三，许多注文完全可以写入正文，不必单独存在；其四，许多注文补充的材料当是被作者所舍弃的。

　　以上三种意见有一点相同：都认为小字注出自一人之手。

　　第二,小字注中的“今地名”可否作为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间的根据主要有五种意见;

　　(1)认为通过“今地名”来考索成书年代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全书二十多条“今地名”除两条显然讹误，两条系沿用宋代地名外，其余均为元代地名，可证《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

　　(2)赞成通过“今地名”来考索成书年代，但认为书中的“今地名”，有的是罗贯中把宋元及其以前的地名误记为“今地名”有的则是明初的地名，可见《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

　　(3)认为注文是远在作者之后的某人所作，因而根据“今地名”来考证《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是靠不住的。

　　(4)认为要判断这样一部巨著的成书年代，不能仅凭几个“今地名”就下结论，而应对全书进行细致的研究；至于“今地名”多为元代地名，是因为明代中叶的庸愚子有意伪托元人罗贯中之故。

　　(5)认为“今地名”包含唐、宋、元、明各代的地名，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因此，不应该用它来考索成书年代。

　　(三)关于毛本《三国演义》

　　从版本源流的角度来看，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毛本的评改究竟成于何人之手一些同志根据毛纶《声山别集》、褚人获《坚瓠补集》、李渔《笠翁评阅第一才子书》的记载，认为这一工作是由毛纶、毛宗岗父子合作完成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毛纶虽然已经着手对《三国演义》“条分节解”，但充其量只能说他对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起了先驱者与推动者的作用，由于毛纶中年失明，故此书系统的评点工作是由毛宗岗独力完成的。

　　第二，毛本《三国演义》的“金圣叹序”是否伪托一些同志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考证和分析，指出该序不可能出自金圣叹之手，而是毛宗岗伪托金圣叹的，所谓“第一才子书”的说法也是由毛氏提出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这篇序当作金圣叹的作品而加以引用，这其实是一种误会。

　　第三，怎样评价毛本同旧本的关系一些同志认为，毛本不仅在文学上优于旧本，而且使《三国演义》在创作方法上向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在其评语中也表现出一定的人民性和批判精神，从而大大地加强了《三国演义》一书的流传和影响，提高了《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的同志则认为：“毛氏父子所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改错。”“毛氏父子所加于《三国演义》的污秽不去，则罗贯中真实的思想面貌终难呈现于读者面前。”还有的同志认为：毛本虽则在艺术上更加成熟，人物形象更加一致而丰满，但却强化了封建正统的气息。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这个问题，是此次讨论会上争论最为激烈、意见最为分歧的一个问题。除以往提出的“正统说”、“忠义说”、“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反映三国兴亡说”和“讴歌封建贤才说” 等五种观点之外，新提出的主要有“悲剧说”、“仁政说”、“农民愿望说”和“分合说”等四种观点。而且即使是以往的几种旧提法，有人也作了新的解释，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悲剧说。

　　这是此次讨论会上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种说法。此说论者认为，在《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大批艺术形象中，曹操和刘备，包括他们所代表的集团，不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始终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曹操被刻画为一个千古不朽的奸雄形象，一个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集中代表，贪欲和权势欲的象征。他的身上几乎概括了剥削阶级的全套统治手段和全部本质特征。而残暴狡诈和雄才大略的紧密结合、“奸”与“雄”的高度统一则是他最显著的标志。这一形象乃是恶德的实体、个性化了的社会存在，是作家所处历史环境的直接映象。与此相反，刘备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则是对理想道德的追求，他幻想在尘世中实施“仁政”，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以曹操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和以刘备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理想象征之间的激烈交锋，构成了《三国演义》一书最基本的矛盾冲突。

　　不幸的是，以曹操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却最终战胜了以刘备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追求。《三国演义》为人们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左右形势，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鲜廉寡耻、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战胜了孝悌礼让、忠诚信义等理想观念；暴政强奸了仁政，兽性代替了人性；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不得不让位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市侩原则。这不单是三国时期的历史现实，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所以《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历史悲剧，它因之而成为民族历史的启示录，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二)仁政说。

　　此说论者认为，《三国演义》一书有着极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个倾向性集中地表现在“尊刘抑曹”上，以前不少论者把这一点作为《三国演义》的主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强烈倾向并不等于就是它的主题。透过“尊刘抑曹”的表象，我们看到的乃是于对仁政的歌颂和向往，对于暴政的批判和鞭挞。《三国演义》对刘蜀的“尊”和“拥”，反映了挣扎在封建制度残酷现实之中的人民对仁政的热烈拥戴；对曹魏的“抑”和“反”则反映了人民对暴政的深恶痛绝。这不仅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也是《三国演义》一书在思想倾向上的民主性、进步性的具体体现。

　　(三)农民愿望说。

　　此说论者认为，我们分析《三国演义》的主题，不能也不应当离开这部作品形成的历史。尽管《三国演义》是以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为该书所作的注为主要的素材和依据，也就是说主要是以正史为素材和依据，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它更多地受到讲史话本、元杂剧以及宋元以来大量流传的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尊刘抑曹”的倾向正是在这样长期流传、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尊祟刘蜀集团、神化关羽、宣扬忠义和正统， 并不全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不是什么市民思想，它所反映的实际上还是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所谓的“忠义”、“仁政”以及书中表现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都应当说是这种愿望的内容之一。但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思想相当复杂，我们难于具体地概括它丰富的内涵。

　　(四)分合说。

　　此说论者认为，分析一部作品的主题，应当力求从作家思想的主观与作品题材的客观这两者的统一中去寻求。从作品本身来看，它所表观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乱、战争濒仍的时代，客观上描绘了从汉末到晋初这样一段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的历史。作品所精心描绘的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实质，都是一场为争夺帝位、而其实质即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斗争。所谓的“忠义”、“正统”之类的思想，统统都是处于从属地位被编织在进行统一战争的整体结构和整个的矛盾冲突之中的；其次，从作家的主观来看，由于罗贯中生活的元末明初与东汉末年有惊人相似之处，处于这样一个分裂动乱、群雄并起的时代，他目睹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惨状，自然回忆起中国历史上那一段动荡剧变的分裂时期，于是他吊古伤今，写下了寄托着自己的悲愤和理想的《三国演义》，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厌恶战乱渴求统一的思想倾向来。《三国演义》正是这种倾向的艺术表现。它总结了自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地从统一走向分裂，同时又不断地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这种普遍的、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