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与徐志摩：一波三折的人生（一）

说起民国女子，很难饶过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她被人们忽视。

她本人被誉为“ 民国小公主 ”。

“第一个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

泰戈尔评价她：“ 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评价她的小说作品“ 很谨慎地，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沈从文认为她的小说是“ 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的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呻吟，却只是沉默。”

徐志摩称她为：中国的曼殊菲尔。

作为民国社交名媛，她的一生绕不开三个男人：

曾被鲁迅骂的抬不起头的陈西滢是他的丈夫；

浪漫诗人徐志摩是她的蓝颜知己；

来自英国的诗人朱利安是她的地下情人。

她的名字叫： 凌叔华 。

在《不容青史尽成灰》的作者刘绍唐看来：“ 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文坛曾流传一句趣话，叫做“ 嫁君要选梁实秋，娶妻先看凌叔华 ”。可见凌叔华在文人圈子里有多高的美誉度。

凌叔华的一生，活的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风生水起。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1895年和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名字被列于北京孔庙的石碑上，这资历使他得以进入翰林院任职。他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天津知府、顺天府尹等要职。

据说溥仪大婚那天，凌家上下都收到了喝喜酒的请柬。

清王朝结束后，由于他一直受袁世凯赏识，他成为约法会议员、参议会参政。此后他渐渐功成身退，隐居北京，过完自己几乎没有坎坷的一生。

凌叔华是凌福彭与第三房姨太太李若兰的第三个孩子，家中共有15个孩子，她排第十。

父亲妻妾成群，各个姨太太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凌叔华在彼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过的是猫一天狗一天的憋屈日子。

她很早就从母亲和周围女性的经历中体味到了高墙之内新旧女性难言的凄凉和孤独。对大家庭妻妾子女间的纷繁扰攘，闺阁绣帏中的风云变幻，自小体验独深。

六岁的某一天，因为绘画天赋，命运得到惊人逆转，一跃成为父亲宠爱的掌上明珠。

父亲安排她自六岁起主攻绘画，师从宫廷画师王竹林，后来又拜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宫廷画家缪素筠为师， 她的绘画能够不时得到齐白石等大师的指点，从此成为凌府众多孩子（包括男丁）中唯一能随凌父出门见客的孩子。

在绘画以外，康有为教她写字，怪才学者辜鸿铭为她讲古文和英语。

1921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与即将毕业的谢冰心同学一年，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

当时，她给到燕京大学讲授“新文学”的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信誓旦旦地说：

“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做一个学生不？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之后，受周作人提携，凌叔华以 " 瑞唐 " 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白话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一举成名。

大学时期的凌叔华，其画艺已们熟到能够妙手回春，"偶一点染，每有物外之趣"的程度。

1924年5月，印度大牛诗人泰戈尔访华，燕京大学英文系主任陈源负责接待，一帮文化界头面人物商讨要搞个不落俗套的茶话会，地方也得别致，干脆去借官宦凌家著名的大客厅。

所以，她的父亲听闻后也赶紧让佣人们重新把客厅装修一新，还特意预定了各种食饼，还有自磨的杏仁茶做饮料，让整个家充满了艺术气息，颇有韵味。

作为女主人的凌叔华自然是热情洋溢，落落大方，衣着得体，风华绝代，招待着每一位客人。

那天，凌叔华和泰戈尔聊了许久，聊到诗歌和绘画，她还得到了诗人的建议：“ 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找善、找美，找人生的意义，找宇宙的秘密。”

她的谈笑自如，举止优雅被徐志摩与陈西滢看在眼里，两人同时都注意到这个平时在学校就有名的大才女，今日聚会，好感甚佳，难免动了心，两人以后便经常往凌家跑。

徐志摩开始了和凌叔华的通信。半年时间里，两人书信就“不下七八十封信”。

徐志摩给凌叔华的信里写道：

“ 我一辈子只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的出路是有一个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

随着接触机会的增多，这些年轻人的交往越来越深入，凌叔华和徐志摩的关系更是越走越近。

徐志摩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

而凌叔华也在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亲笔题词“献给爸爸”。

他们互相酬答，互相欣赏。

的确，这个时间段的徐志摩追求林徽因未果，跟陆小曼也还没发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更不可能和张幼仪复婚。

但凌叔华是聪明的。

面对徐志摩这个暧昧不定的多情种，她更清楚自己想要走出旧家庭，三妻四妾的旧社会陋习，绝不能在自己身上重演。

不得不说，在男女情事上，凌叔华是智慧的，这智慧堪比林徽因的决绝。在她看来，与多情无染、做个远观的局外人，坚持自己的精彩纷呈，才是女人最好的结局。

她的不凡在于文学和绘画的造诣，还在于在她身上找不到有任何“污点”的证据，来证明她与爱人、情人之间的秘密。

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与徐志摩有感情。正如晚年的凌叔华写信给陈从周说道：

“ 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

最终，他选择了陈西滢，在凌、陈结婚后的两个多月，徐志摩也和陆小曼结婚了。

于凌是个理性且自尊的女子，不愿当林的替代品。而敢爱敢恨、热情奔放的陆小曼，却告别了自己养尊处优的贵妇生活，飞蛾扑火般投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

凌叔华与徐志摩的一段情，只可说是婚前情，原是无可厚非的。

徐志摩视凌叔华为最可信托的人，将一只藏有记载他与林徽因、陆小曼关系的日记及文稿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并戏言他出国若有不测，让凌以此为他写传。以至于徐坠机身亡后，凌叔华落到几方面向她索要文件的窘境。

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 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

“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然而，林徽因否认私存了些日记，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

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胡适、林徽因在八宝箱事情上都落下不够坦荡的名声，凌叔华倒是一脸无辜，留给世人一副单纯、厚道的印象。

徐家人也一直保持着对她的好感，直到后来徐志摩去世了，他的父亲徐申如还托吴其昌带话给凌叔华，希望能给徐志摩的碑题字，悲痛下的凌叔华在徐志摩的碑上题写：

冷月照诗魂！

1931年凌叔华在《晨报·学园》发表了深切悼念徐志摩的《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来表达自己的深切哀痛。

这让徐家人也甚是感激。

凌叔华这么早毅然抽身一份暧昧，也就顺势遁出了后人的众说纷纭，这是何等明智之举！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在诗文、戏剧、史学、考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有定评，自不待言。而徐志摩由于某些政治和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当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反对者而予以否定的。他的诗歌在解放后除了于个别评论文章中略见一鳞半爪外，直至1981年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成集子发行。

徐志摩的诗歌出现在"五四"之后的中国诗坛上，时间大约为1922年。1931年11月19日，他搭乘的飞机不知何故（有一说是因浓雾所致）撞到了济南的开山上，人机俱毁。是时，年仅36岁。

徐志摩曾和胡适、陈西滢、闻一多等人一起创办过《新月》诗歌月刊。闻一多先生关于新格律诗的"三美"理论，被公认为是"新月派"诗歌特色的标志。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他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位诗人和作家来说，确乎太短暂了，而他竟留下了大量的著译，单单诗歌就有近150首之多！这些诗歌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给我国新诗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曾向港英当局举报并最终破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件。他怒目黑暗腐朽的社会，同情人民遭受的苦难，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赞美列宁，认为"他的精神竟可以说是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近百年内是不会消灭的"。但又声称"我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欢呼升起在冬宫的红旗，讴歌"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志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他又抨击十月革命，呼吁"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列宁忌日-- 谈革命》）徐志摩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因为毁誉双方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许多证据。

鲁迅先生有段为人熟知的名言："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切。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① 今人重新审视古人，不是看他说的、写的、做的是否符合当下的政治标准和社会需求，而是看他对所处时代和整个历史做了些什么。用化学分析的手段做文学鉴定，于判断文学遗产的取舍是极为有害的，那将使今天的学术研究趋于简单化、庸俗化、泡沫化，最终沦为过眼云烟。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不能在新月派、徐志摩、徐志摩的诗歌之间划上等号。新月派是由一群作家、理论家在其文章、诗作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和艺术风格，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本身也是复杂的，其主要成员的政治态度亦不完全一致，并且不断分化，最终道路各异。徐志摩虽是新月派的骨干，但他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处世态度、文学主张与创作道路。他既不等同于闻一多，也不是胡适的附庸。徐志摩的诗歌不仅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人生、理想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能够代表新月派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的。对他的诗歌，最好还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具体分析，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要以偏概全，再犯"捧杀"和"骂杀"的旧疾。

内容复杂 思想矛盾

徐志摩的诗歌共有四本，即《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以往论及徐志摩的诗歌，多半是仅对其艺术技巧作部分肯定，而对其内容则往往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实际上，徐志摩诗歌的内容也很有细加分辨的价值，不少诗的思想性还是值得肯定的。譬如：

干什么来了？

这"大无畏"的精神？

算是好男子不怕死？--

为一个人的荒唐，

为几元钱的奖赏，

闯进了魔鬼的圈子，

供献了身体，

在乌龙山下变粪？

--《俘虏颂》

诗中嘲笑、讽刺那没有头脑、糊里糊涂替主子卖命送死的俘虏，锋芒实指那些不顾人民死活，一味用士兵的躯体和生命去争夺自己的地盘，谋取私利的各地军阀，反内战的立意显而易见。《大帅》一诗，更是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军阀的凶残暴虐："大帅有命令：以后打死了的尸体再不用往回挪（叫人看了挫气），就在前边儿挖一个大坑，拿瘪了的兄弟往里掷，掷满了给平上土，给他一个大糊涂，也不用作记认，管他是姓贾还是姓曾！也好，省得他们家里人见了伤心：娘抱着个烂了的头，弟弟提溜着一只手，新娶的媳妇到手个脓包的腰身！"剪取这样一幅凄惨可怖的画面，诗人多少也表露出对不断挑起战祸，陷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官僚、军阀的憎恶，对违反人道主义的暴行的愤恨。

徐志摩先后留学过美国和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繁华的物质生活，上流阶层富有闲散的生活景况，英国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给年轻的徐志摩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理想的狂热触发了他创作的欲望，"诗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以后，他在《诗刊弁言》中阐述对诗的认识时说，"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也许正是抱着这种希求，同时受国内"五四"爱国运动浪潮的激荡，他满怀英国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告别使他深深眷恋的康桥，欣然登程返回祖国。

对于徐志摩的思想核心，似有必要剖析一下。他宣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② 不难看出，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徐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对爱、自由的追求和美的享受都包括在内）。"③ 据此，我们也有理由断言：徐志摩的人道主义也是资产阶级的。注脚就是他的"宣言"。

"五四"之后的中国，一方面是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流派的文学社团大量产生，一方面是广大人民仍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景况十分悲惨。严酷的现实与诗人那玫瑰色的理想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对峙。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先生！先生！》、《谁知道》、《灰色的人生》、《叫化活该》（见《志摩的诗》）等一些作品就深切地记录了诗人这时的思想轨迹。他清楚地看到：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

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

"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

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叫化活该》

面对形容惨淡的底层民众，目睹人民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诗人精神感到十分压抑、愤懑。他要呐喊，要开放他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要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由于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这使得徐志摩在直面人生，用"半干的墨水"移情寄慨时，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在他眼里，"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的。"绝望、残毁、荒唐、沉沦、惆怅、凄冷、徘徊、破碎这些字眼大量出现于他的笔下。他伤心"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他诅咒"谁敢说人生有自由，星光在天外冷眼瞅，人生是浪花里的浮沤"；他忽而高呼，要用"自剖的一把钢刀"，"劈去生活的余渣，为要生命的精华"，忽而又流露出厌世遁世的情绪，宣扬"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都将"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散见于徐志摩诗集里的这些"残破的花样"，反映了诗人头脑中的矛盾，思想上的混乱。对处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祖国和民众，他怀有怜悯心。《庐山石工歌》附录中就有这样的记叙："那时我住在小天池，正对着鄱阳湖，每天早上太阳不曾驱净雾气，天地还只暗沉沉的时候，石工们已经开始工作，浩唉的声音从邻近的山上度过来，听了别有一种悲凉的情调。……尤其是在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时痛苦人间的呼吁，……那浩唉的声调至今还在我灵府里动荡，我只盼望将来有音乐家能利用那样天然的音籁谱出我们汉族血赤的心声！"

徐志摩热爱弥尔顿、拜伦、耶稣、尼采、甘地、罗兰、托尔斯泰和哈代。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永恒的是"（Everlasting Yes）的哲学观点特别为徐志摩所推崇。他说："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叶》的末尾，我还有勇气来对付人生的挑战，郑重的宣告一个态度，高声的喊一声：Everlasting Yes!"Л·契尔卡斯基在其论著《中国新诗》中，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永恒的是'的思想是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衣裳哲学'，这种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和全部历史表现为种种外部的衣着、标志，其后掩盖着神的永恒本质。《旧衣新裁》的"永恒的是"一章表达了成为诗人极端的个人主义表现的饶有兴味的思想。"针对徐志摩的"宣告"，Л·契尔卡斯基分析道："徐志摩如此拚命抓住卡莱尔的名言不放的原因也就在于：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永恒的是'与这位英国哲学家描写的'黑暗的沙漠'无大差别，这句名言成了这位中国诗人的灵魂的屏障，他的护照和进攻武器。"对照这些材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徐志摩在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为寻求自由、爱、美而歌唱的内容。尽管他信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出发点也多半源自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立场，但他的这部分诗歌对帮助后人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不应忽视，也不能抹煞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诗人，尤为难能可贵。当然，徐志摩还算不上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没有给他安上政治的显微镜，帮助他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洞察到社会痼疾的病根。他虽然有感于军阀混战，人民涂炭的残酷现实，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无怪乎他的诗常常发出无病呻吟、人生无常、世事无望的悲鸣，消极、颓唐、绝望的情绪时有所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西窗》一诗，甚至明显地影射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攻击创造社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这样的诗虽然在徐志摩笔下为数寥寥，却也多少说明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政治上的偏见、立场上的动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除去这些政治诗，徐志摩还有一些被公认为最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抒情短章，如《沙扬娜拉》、《车眺》、《再别康桥》。这部分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文字清雅秀丽，意境幽谧恬淡，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请看：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寥寥四句，使人恍若身临其境。用"水莲花"比附素以贤惠闻名于世的日本女子，美丽动人，形神贴切；用"不胜凉风"来描绘告别之际躬身还礼的日本女郎，更增添了这形象的温柔和娇羞之态。那一声声轻柔甜润的"珍重"，悱恻动人地蕴藉着友人们（或许是情人）因愉快的相会，而带来的依依惜别之情。小诗没有正面塑造人物形象，没有具体叙述活动场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内容，仅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普通的告别语，就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确实不同凡响。最后，诗人摹日语"再见"之音道了一声"沙扬娜拉"，再度渲染了这似水的柔情，吟咏出一个意蕴幽深的回音。那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也是一首流传很广、久唱不衰的抒情歌谣。美丽的康桥（即剑桥），曾在诗人的生活中占据过重要的地位。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创作欲望都是在这里形成的。那"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不仅在他"心头荡漾"，更有一种梦幻般神奇的力量，催使他神思飞扬，异想"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烂里放歌"。与众不同的是，诗人别离如此钟情的康桥，既不是"泪洒相思地"，也不是慷慨陈辞，放歌而去，只是像来时一样，悄然无声地走了。唯余一片淡淡的云彩裹藏着诗人无限的柔情，默默地飘浮在异国他乡的天际。这是多么缥缈、超脱的意境啊！难怪他后来的妻子陆小曼说他"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味。"

还需指出，徐志摩也写过一些无聊、颓废、色情的诗。如《猛虎集》第一首《我等候你》，描绘的是一个痴情的男子等候情侣赴约时的内心活动，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你明知道，我知道你知道，

你这不来于我是致命的一击，

打死我生命中乍放的阳春，

叫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

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

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

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

妒与愁苦，生的羞惭

与绝望的惨酷。

毋须多作剖析，这种情调很不健康，也不是一个真正想追求幸福、美满爱情的男子应有的。到此为止，这首诗已不能称之为优雅的小夜曲了。可接下来的内容更是糟糕，诗人肉麻地表白：

痴！想磔碎一个生命的纤维/ 为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 想博得的，能博得的，至多是/ 她的一滴泪，/ 她的一阵心酸，/ 竟许一半声漠然的冷笑，/ 但我也甘愿！即使/ 我粉身的消息传给/ 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 一支地穴里的鼠，一支虫，

我还是甘愿！

如此庸俗低下、自作多情的唠叨，既无意境，亦无美感，唯一可见的，倒是诗人日趋枯窘的思想，日渐消沉的意志。这也说明，一个诗人，不管他有多么娴熟的艺术技巧，多么睿敏的创作灵感，一旦在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失去方向，畏缩退避，躲进象牙之塔，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沉溺在个人感情的小沟里孤芳自赏时，就必然陷于迷途而不能自返，再不会写出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徐志摩也摆脱不了它的制约。

徐志摩好像一颗彗星，伴随着一道亮光就迅速而永久地消逝了。他的夭折对中国新诗坛究竟是福是祸，历来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对此，捷克的汉学家普契克有一段评论很有意思，特辑录在此，也许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无补益。普契克写道："谁知道他能成为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情？但飞机中途失事，遇雾撞到了山上，于是这位未来能够给当代中国以语汇和韵律的人就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是唯一能建树这样的功勋的人。也许他的遭遇总的说来不是一件不幸？也许命运比我们对一个如此早逝的人的痛惜更为明智？因为谁能知道，从水上飘浮的柳絮，溪上小桥的绿影到马达轰鸣的工厂这段漫长的道路，一个人有没有力量走过？走过之后，能不能依然是位诗人？他有没有力量去征服十八世纪？从描写情人的扇子的格律诗，到刻划为了糊口而一天十二小时用瘦弱的肌肉同整个世界进行英勇超人的斗争的人力车夫，他能不能一越而过？……

（徐志摩擅长写）需要用语言表达一种情绪，即当一个人看到土地开始散发芳香，在废墟里，在草丛的荫影下出现一些僻静的角落，从那里传出切切的私语和朗朗的笑声时，他所感受到的情绪。（但时代）还需表达出另一种情绪，即游行队伍的天崩地裂般的呼喊声。但是这一切他不愿照老样子去写。他应该找到新的形式、新的语汇、新的形象。"④

瑕瑜互见 面貌各异

作为一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尊崇闻一多关于诗歌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观点。他熔铸中国古典诗词、散曲、民歌的精华，兼取欧洲浪漫派诗人的风格样式，积极、认真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清新的诗风。崇拜者，叹服那情感炽热、韵律谐和、文采照人、意味隽永的诗句，誉其为"一手奠定文坛的健将"；反诘者，则揭其生搬硬套、晦涩模糊、支离破碎、矫揉造作的痼弊，贬其为诗坛"小丑"。

平心而论，徐志摩的诗确实存在着过于雕琢形式，刻意追求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且越至后期，越趋于极端。如何看待这种特别强调艺术的现象，是分析、研究其诗歌艺术风格的关键。

艺术品的产生，本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要创造艺术品，自然就得讲究艺术性，力争使作品的内在思想和表现手法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特别是文学作品，较之其他艺术样式更为直接、详尽地传递着作家的思想感受，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因此，在肯定文学作用的前提下，注意提高文学技巧和形成风格流派，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理直气壮的。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强调过头就容易走向反面。孤立地谈艺术，将艺术凌驾于思想内容之上，甚至认为追求艺术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最终和全部的目的，这就在客观上把严肃的创作活动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结果，势必降低、削弱以至完全改变了作品的社会价值。所以，我们通常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提法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不从作家所处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本人遭遇出发，简单笼统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不仅毫无说服力，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例子：蜚声世界文坛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曾是一个渴望战斗的鼓手。他的《自由颂》响彻愤慨的吼声：

唉，无论我朝哪儿观看，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锁链，

还有致人死命的法律的羞辱，

和奴隶们的吞声饮泣；

到处都是被偏见的浓雾

笼罩着的邪恶的权力。

然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观点的人，常常爱引用他的另一首诗以为佐证，

不是为了生活的骚扰，

不是为了私欲，

也不是为了战斗，

我们生来是为了灵感，

为了甜蜜的声音和祈祷！

稍一推究两诗形成的历史背景，便不难明白其原委：普希金写后一首诗时正受到沙皇和宪兵司令的特别"保护"。普列汉诺夫据此论证：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⑤ 我体会普氏的意旨是：在大夜弥天、风雨如磐的险恶环境中，诗人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标语牌，有时可能是言不由衷的，骨子里或许含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内蕴。如果确是这样的话，那么其进步性就不当被漠视。自然，这种软性抵抗难免流于消极。请看徐志摩后期的一首诗，

雁儿们在云空里飞，

看她们的翅膀，

看她们的翅膀，

有时候纡回，

有时候匆忙。

…… ……

雁儿们在云空里彷徨，

天地就快昏黑！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没有天光，

孩儿们往哪儿飞？

…… ……

--《雁儿们》

该诗样式别致，格调殊众，艺术上颇有特色。二、三两句采用叠置的手法，同样的内容，音值却增长一倍，语气加重，印象亦深，与后两句诗互为照应，融洽得体，不仅能吟咏，也很好看，不失为一种新颖独特的诗歌体裁。可惜的是，这首身段美丽的小诗，思想性却十分贫乏。看来看去，只见些许淡淡的、莫名的惆怅织在字里行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茅盾语）

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样式，都是人们为了多层次地表达细腻的思想感情，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的作用是相近的。然而，各种艺术都自身的局限性，没有一种艺术能够完全取代另一种艺术。就说"诗"与"歌"吧，这两个词常常联合使用，足见它们的关系之亲密。但细论起来，还是各有讲究的。诗是作者运用语言的艺术手段，将热烈跳荡的情感编织成思维形象，以引起阅读者心灵上的波动与共鸣，达到怡情寄慨的目的。歌则依靠高低、长短、强弱有机组合的旋律音响构造出听觉形象，即使没有歌词，单凭旋律，听众也能从中感受到某种情绪氛围，获得美的享受。闻一多强调诗要具有"音乐美"，乃是借用音乐的术语，把单纯词、复合词、词组看作"音节"，要求在一首诗中，每一行音节的数量变化要有规律可循，有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诵耐听，富有音乐性。这个理论高出前人，自有其价值。但是，"诗"与"歌"毕竟各自为一门艺术，不承认这点，漠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创作中就会走弯路，事倍功半。著名的《伏尔加船夫曲》沉雄浑凝，蕴含着俄罗斯民族对沙皇统治的深深不满，是一首富于反抗精神的纤夫之歌。徐志摩模仿它写了一首《庐山石工歌》，除了"鄱阳湖低庐山高"，"电闪飞大雨暴，天昏地黑上山去"几句话外，通篇就是"浩唉"的语气词堆砌。虽然作者饱蘸浓墨，精心设计，大量地使用了感叹号，仍不能产生类似《伏尔加船夫曲》那样粗犷激越的艺术感染力。因为船夫曲中的"嗨哟"通过不同音色、不同节奏、不同音量的对比交替，一下子就能强烈地震撼听众的心灵。而《庐山石工歌》中的"浩唉"，没有模进、变奏、转调、加花这些音乐特有的艺术手段作支撑，仅靠感叹句或三节一句、两节一行的不断反复，仍然是静止的文字，无法达到音乐那样具有强烈动感的效果。难怪不少人认为，《庐山石工歌》还不如它的附录来的动人哩。以此为鉴，多少也能看出，即使是诗这个比较讲究形式和技巧的文学品种，光有激情和技巧，轻视思想性的凝练与开掘，同样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艺术品。毋须否认，徐志摩对白话诗技巧的探索、创新，还是很有成就的。这首先表现为他的诗形式多样，风格清新。《一条金色的光痕》用的是硖石土白，与诗中农妇的形象相吻合，读来淳朴感人，乡情浓郁。《毒药》、《白旗》有感于时事，觉得负载不堪忍受，人的天性遭到滚油般的煎熬，面对恶毒的红尘世界，诗人也报以利刃、狞笑和毒药。两诗都是散文体，自由的体式与充实的思想内容十分协调，相得益彰。《谁知道》以坐车人与拉车的"褴褛老头"对话的方式，为那个像夜一样暗沉沉、黑黢黢、遍地是坟，人鬼不分的社会镌刻了一幅肖像。坐车人慌乱、惊恐的心情同拉车人呆滞、麻木的神态互为反衬，对比强烈，气氛阴森。全诗不拘格套，句子或长或短，韵脚时有时无，完全服从内容需要，毫无雕琢之痕，较好地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其他形式的还有《庐山石工歌》为号子风；《梅雪争春》、《人变兽》都是四句一段，每行字数相等的方块诗；甚至阶梯式、民歌体、自由体、无韵诗等都在他笔下出现过。从题材、体裁上分析，有颂歌、牧歌、打夯歌、风景诗、恋曲、打油诗、讽刺诗、抨击词、忏悔录、悼亡辞……无论那种题材、体裁的诗，徐志摩写来均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时见佳作，如有神助。这对一个创作时间仅十年，学诗起步又很晚的人来说，堪称一绝。

感情奔放，多用口语，是徐志摩诗歌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吟诗赋曲，古往今来皆视为雅事，故列位于"六艺"之首。即或有几位感时伤事、愤世嫉俗的士林豪杰，临到落笔成文之际，一腔怒火怨气，也都化为雅丽的辞章，绝少有以野语村言入诗的。纵观徐志摩的诗，清丽恬淡、雍容典雅、晶莹蕴藉、浓妆淡抹等抒情小品，固然琳琅满目，而嘲讽讥刺、冷峻犀利，以至凄声哀鸣、恶毒诅咒、歇斯底里的诗作，也屡见不鲜。

写诗要有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作不出好诗，更不可能成为优秀诗人。徐志摩的感情岂止丰富，诗兴勃发时就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其结果，自然形成了瑕瑜互见，良莠交织的"残破的花样"。这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有着他那样经历的诗人来说，是非常自然，不足为奇的。问题是，今人目睹他留下来的"残破的花样"，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从其诗作的文本原义出发，根据"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联系新文学的成长道路，对徐志摩和他的诗作给出公允的评价，这该是毋须多证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说起徐志摩，大约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耳熟能详的著名诗歌《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继而想到的，是他和林徽因的爱情。

徐志摩和林徽因在康桥下，在烟雨迷蒙的伦敦邂逅了。山河不可逆转，岁月不可回流。从此闻风柔软，看雨生情。

康桥见证过他们的相拥，记住他们多情的回眸。

花季少女情窦初开，多情诗人浪漫儒雅。这场深刻缠绵的爱恋美丽至斯，雨雾之都的伦敦也让人心生旖旎，让人几乎忘记他们的相逢，注定要别离。

彼时的徐志摩，已是个有两岁孩子的父亲。

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炽烈爱焰，与对结发妻子张幼仪的冷酷无情形成强烈的对比。

徐志摩是个有“单纯信仰”的人，那就是“爱，自由和美”。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对张幼仪可以绝情至此。

他与张幼仪结婚之前从未见过，婚后也不愿正视她。对于她，徐志摩可以说甚至连责任都没有，只是单纯的传宗接代的义务而已。

遇见林徽因，使徐志摩彻底地认识到，自己不想也不能再继续这样没有爱的婚姻。于是不顾正怀孕的张幼仪，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

当时的张幼仪为了徐志摩，只身来到异国他乡，唯一熟识的，只有对她冷落无情的丈夫。可是他却在这时递来一纸无情的离婚书。

徐志摩见张幼仪不答应，竟一走了之，留下她一个从中国乡下走出的平凡妇女，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接触过社会名流，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孕妇在国外独自彷徨。

徐志摩对于张幼仪以及他们之间的婚姻，可以说是很渣了。

娶妻生子，却从未尽过当丈夫当父亲的责任与义务。甚至是漠然无情到，张幼仪生二胎，他也只在办离婚手续时才出现。

所幸并未渣到底。不爱她，愿以自由偿还自由，解除这段无爱婚姻的束缚。

风雨之后，才有彩虹。张幼仪如果没有离开徐志摩，不曾在这么绝望的时候涅槃重生，又怎有后来的辉煌？

可见，没有爱情，女人也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虽然徐志摩在对待张幼仪的态度上缺乏善良，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

可见，社会和家庭都不能谅解的离婚，对于徐志摩来说，无疑是种解脱。

奉行单纯的理想主义，“单纯信仰”的他，认为没有爱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的人格的，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浪漫的徐志摩是一个需要靠爱情喂养的男子。

林徽因最终还是选择了梁思成。失意的徐志摩遇见了同样婚姻不幸福的陆小曼。

或许同是天涯沦落人，或许徐志摩本身就是一团火焰，他与招摇，妩媚，热烈，叛逆的陆小曼一旦相遇，就如同天雷地火，一发不可收拾。

陆小曼为了徐志摩与丈夫离婚，流掉腹中胎儿。而徐志摩也是不顾家人亲友的误解和反对，执意要和陆小曼在一起。

他们的爱情不顾一切，可谓惊天动地，波澜壮阔，历经千般磨难才终于修成正果。

婚后生活正如蜜里调油，如胶似漆，两人恩爱非常。

可是这种甜蜜并没有维持多久，徐父不喜欢陆小曼，因此切断了徐志摩的经济来源，徐志摩不得不同时身兼多职维持家庭开销。

后来，应胡适之邀北上，可是陆小曼只愿意留在上海。徐志摩不得不多次往返两地。

同样是婚姻，面对无爱的张幼仪，徐志摩可以淡漠到丢下妻儿前往英国读书，不闻不问。而面对陆小曼，他却能奔波劳碌，辛苦赚钱只为维持陆小曼庞大的日常开销。

这应该是每个姑娘都很想要的，爱我，就要对我巴心巴肺，对其他人狼心狗肺了吧。

起初我读徐志摩，总不能接受他对张幼仪，冷酷到连起码的善良都没有。他固然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对爱情的信仰，可是对于张幼仪，终究太过绝情残忍。

可是离婚后的两人相处反而融洽，通信更勤。社会上的人反而不明白了。

直到今天读了胡适的《追悼志摩》，才理解，有什么好不明白的呢？他的“单纯信仰”是“爱，自由和美”，如今他与张幼仪不受责任羁绊，不用勉强自己去爱，没有了爱，就有了自由。因此能平心静气地说话通信。

徐志摩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就是离婚和再婚。无论是离婚，还是再婚，都说明了这是个以爱情为养分的男子。他不能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同样，因为爱情，他不顾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因为爱情，他甚至付出了自己的性命。

徐志摩北上赴林徽因的讲座时飞机失事，一颗文学巨星陨落，震撼了整个文学界，多少人为之悲痛惋惜，过了好久仍不敢相信。

有人说，徐志摩是因为林徽因才出事的，如果他不去看林徽因，就不会出事。也有人说，他为了陆小曼辛苦奔波，仅半年就往返北京上海8次。

不管怎么说，徐志摩终是离开我们了。

他离开的方式这样惨烈，这样匆忙。他是个诗人，连死，也像诗里说的那样: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的故事

推荐阅读：徐志摩作品：《再别康桥》、《沙扬娜拉》、《雪花的快乐》

林徽因作品：《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别丢掉》

凌叔华作品：《酒后》

      徐志摩出身于浙江海宁的一个富庶之家，现代新月派代表诗人、散文家，原名章垿[xù]，字槱[yǒu]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徐志摩用过很多笔名，值得一提的是，他用过一个笔名叫“云中鹤”，著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在小说《天龙八部》中虚拟的一个角色也叫云中鹤，四大恶人之一。金庸笔下的云中鹤极为好色，传闻是金庸暗讽自己的表哥徐志摩太过风流。徐志摩是徐家的长孙独子，从小就过着富裕优渥的生活，从来不需要为经济烦恼，他只要好好读书，尽情恋爱即可，因此这位大诗人除了在文学上颇有成就之外，复杂的情感经历更让人津津乐道。正如鲁迅在《伤逝》中所传达出来的，爱情不能建立在沙滩上。也许富裕的经济条件，正是浸润徐志摩“为爱而生”的土壤。正因为不需要为经济烦恼，他才能尽情的去了解、追求爱情，也许这才是他风流的原因之一吧。比如说鲁迅，就不可能像徐志摩这样，沉迷于情爱，他要努力挣钱，养活自己的小家庭，还要将钱寄给故乡的母亲与朱安，作为长兄的他，也许还要接济一下兄弟姐妹，此外，还要支持支持文坛新人。鲁迅的精力除了挣钱，还要关心国家大事。

        徐志摩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1915年，当时政界的风云人物张君劢（音读mài，意思是努力）为自己的妹妹张幼仪提亲。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清末民初的实业家，徐家世代经商，亦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富商之家。张幼仪和徐志摩可谓是门当户对，政商结合。（历史上这样政商联姻的很多，比如蒋介石和宋美龄）二人婚前从未谋面，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对于张幼仪一直是嫌弃的态度，说她是“乡下土包子”，婚后从没正眼看过张幼仪。婚后除了履行基本的婚姻义务，遵从父母抱孙子的心愿之外，对其不理不睬。但张幼仪却对徐志摩应该是挺有感情的，曾经乘船万里出国去与徐志摩团聚，当她见到徐志摩的时候，徐志摩依然对她态度冷淡。在张幼仪怀了次子两个月后，徐志摩依然对她置之不理，反倒马上要离婚，张幼仪不答应，于是便将张一人撇在异国他乡。在张幼仪生下孩子，徐志摩依然和她办理了离婚手续。张幼仪也是一位非常传奇而励志的女性，离开徐志摩之后，她努力学习，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理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颇有成就。回国后，她还尽心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被徐的双亲认作义女，并将她与徐志摩的儿子抚养长大。后来她移民到香港，在年迈之际，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苏纪之医师。

        有关她与徐志摩的爱情，她曾这样说：“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可以肯定地说，张幼仪是最爱徐志摩的，因为她对徐志摩的爱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甚至不管徐志摩爱不爱她。

        如果说徐志摩是一个多情而浪漫的人，那么他对于自己的妻子张幼仪无疑是冷漠而残酷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渣男”。张幼仪于他来说，也许只是个传宗接代的工具，满足他父母的心愿。当然，这其中也有时代的悲剧。

       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结识了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有颜有才的女子，那就是林徽因。林徽因出生于浙江杭州，中国近现代杰出的诗人、作家和建筑师。传闻《再别康桥》就是写给林徽因的。二人经常书信来往，相互被彼此的才华与谈吐所吸引。与林徽因相识之时，徐志摩已为人父，在徐志摩的影响下，林徽因对新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徐志摩则认为，与林徽因的相遇，激发了他创作新诗的热情。他们还一起组织新月诗社活动，有很多共同语言。在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期间，两人共同担任泰戈尔在中国的翻译。之后徐志摩还陪同泰戈尔去了日本，写下了《沙扬娜拉》。后来林徽因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诚结为秦晋之好。诗人的感情从来都是浪漫而丰富的，但林徽因的性格中似乎多了一丝理性，她后来说道：“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当时的“交际花”陆小曼。胡适曾这样评价过她，“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在那个年代，交际花应该是个中性词，陆小曼出身书香门第，曾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擅长戏剧，会唱昆曲，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曾经师从刘海粟，举办过个人画展。但当时陆小曼已为人妇，她的丈夫是一名军官，叫王赓，也是徐志摩的朋友。陆小曼一直觉得王赓为人木讷，不够浪漫。而此时出现在眼前的徐志摩，仪表堂堂，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满足了陆小曼对爱情的一切幻想。两人热恋期间的书信收录在《爱眉小札》中，缠绵悱恻，甜腻齁人。两个人你侬我侬，陆小曼不惜与王赓离婚，徐志摩也与张幼仪离婚，这段感情，受到多重阻力，几经波折，终于喜结连理。后来请梁启超作为两人的证婚人。一般证婚人的言词都是祝福新人的美好之词，但梁启超的证婚词却别开生面，以下是原文：“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

       其实他们的爱情如果放在今天，应该不会引起那么多轩然大波。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二人对爱情的浪漫追求。陆小曼从小生活优渥，备受家里宠爱，可以说一个在溺爱中长大的女孩子，甚至在那个年代的离婚，都得到家里的理解。而徐志摩亦是富家公子哥儿，从来没有为生活奔忙过。也许这就是同频共振吧，相似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两人同样浪漫的性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妥妥的“恋爱脑”吧。

       二人婚姻初始，较为美满，只是陆小曼在家里的做派经常让徐家人不满，比如在家里，陆小曼会娇嗔的让徐志摩“公主抱”，将自己抱下楼。会唱昆曲的女子，说话应该也是嗲声嗲气的。后来陆小曼生病染上了抽鸦片的习惯，身为已婚妇人，依然贪玩、娇懒，引发徐志摩的父亲极大的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婚后每天，陆小曼都要穿上当时最时髦的衣服，坐车去听戏唱戏，挥霍无度。断了家里的经济来源后，徐志摩为了满足妻子的生活需求，不得不在几个大学兼任教师，同时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经常乘坐飞机飞来飞去。

       1931年11月，徐志摩搭乘飞机去北京参加林徽因的演讲会，由于大雾，飞机遇难，徐志摩也不幸逝世。自从徐志摩逝世后，时人将很多责任推到陆小曼身上，指责她大手大脚，花费无度，陆小曼默默忍受外界对她的批评和指责，从此不再出去应酬交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整理出版徐志摩的遗作。

        徐志摩的生命中除了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还有一位红颜知己：凌淑华。在徐志摩生前，曾将一个装有重要信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后人称为”八宝箱”，其中有一本《康桥日记》，记载了徐志摩在康桥的生活以及与林徽因的感情经历。徐志摩去世后，三个女人围绕“八宝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林徽因借助胡适的力量，拿到了八宝箱里的《康桥日记》，读完之后发现不全。于是又去找胡适，希望他从凌叔华处要回。1932年1月，胡适收到了凌淑华送来的后半本《康桥日记》，胡适读完后感叹“此中果然有文章”，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京闹的满城风雨，闹的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胡适从日记中读到了他不曾知道的东西，他大概明白了林徽因想拿到这本日记的真实原因，于是胡适并没有马上把这后半本日记交给林徽因，胡适自己“收藏”了一段时间。林徽因接连去信，最终在胡适处要回日记以后，拒绝再交出来。这本日记内容究竟如何，终不得天日，最终也淹没在旧时光中了，成了文坛的又一个秘密。凌叔华同样也是当时极有才华的女子，从小就展露出不凡的绘画天赋。在写给周作人的拜师信中，她这样说道：“如果你不同意，就是阻止了这个世界了解中国女性的所思所想。”而她的书房也作为文化沙龙的场地，曾吸引了当时的很多文坛名人，被称为“**的大书房”。后来才有林徽因的文化沙龙：“太太的客厅”。时住在林徽因隔壁的冰心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太太的客厅》，似乎意有所指，讥讽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后来林徽因从山西考察回来，送给冰心一瓶山西老陈醋。文人之间的斗争很有趣，尤其是女文人。

      在林徽因的生命中也有三个重要的男人，分别是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林徽因非常理性的认识到徐志摩浪漫爱幻想的性格只适合恋爱，不适合婚姻。梁思成的踏实稳重，才是婚姻的理性选择。梁思成是清末著名改革家梁启超的儿子，是著名的建筑师，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著有《中国建筑史》，这是我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善、系统的中国建筑史。婚后二人夫唱妇随，一起为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林徽因逝去后，一位名叫林洙的女子经常来到梁思成家，帮助他整理著作，文革期间，她与自己的丈夫离异划清界限，后来与梁思成结为夫妻。

        金岳霖是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终身未娶，一直住在林徽因家隔壁，一生恋着林徽因。在林徽因的追悼会上，他为她写了著名的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在林徽因去世多年后，有一天，金岳霖大摆宴席，邀请人们前来吃饭，众人不知何故，金岳霖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他一直用他的理性执着的爱着林徽因。但金岳霖曾与一名外籍女子同居（详情可看杨步伟的《杂记赵家》），据说这位外籍女子受不了自己的男友总是爱着另一个女人，最后生气回国了。

         林徽因的诗歌写得也是蛮好的，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浸润，语言清丽，感情真挚。比如《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别丢掉》。

         凌叔华的短篇小说《酒后》可读。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现代诗人、散文家。汉族，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中文名： 徐志摩

　　别名： 徐章垿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地： 浙江海宁市硖石镇

　　出生日期： 1897年1月15日

　　逝世日期： 1931年11月19日

　　职业： 诗人，作家

　　毕业院校： 杭州一中

　　信仰： 佛教

　　代表作品： 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

　　笔名： 南湖、诗哲、海谷等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悠悠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阴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十八首之一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　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注：写于1924年5月陪泰戈尔访日期间。这是长诗《沙扬娜拉十八首》中的最后一　首。沙扬娜拉，日语“再见”的音译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