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口型
张派偏圆,梅派偏扁,基本呈“一”字型。
二、 发声、共鸣和音色
从发声位置来说,梅派以保持为主,有很多辙都在一个位置,张派以变化为主,一个辙往往要跨越几个不同的位置,所以说梅派在保持中变化,而张派在变化中保持。另外,由于两者的共鸣腔和着力点不同,梅派的声音听起来以亮、宽为主,而张派则是亮、宽、厚并重。
三、 行腔
梅派行腔中规中矩,有一种水波荡漾而又不会往外溢出的感觉;张派却总是出人意料,有麦浪效应,好象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似的。
四、 风格
打个比喻,梅派象冬天的树,含蓄而典雅,追求的是一种简约美;张派则象夏天的树,富于激情和浪漫,有一种性感美。
五、 尾音
这个用语言很难说清楚,梅派的尾音经常要往外“甩”一下,张派的尾音是振幅比较小的波浪音。(好象还应该有其他方式的尾音)
六、 气口
气口的设置是流派的标志之一,梅派的句子比较完整,气息均匀而绵长,偷气不象张派那么多;张派的气口设置更接近程派,一个句子里面常常要偷很多次,这种蜻蜓点水式的“点唱法”对胡琴的依赖性更大一些,托腔保调对胡琴的要求也非常高。
银甲青衣 - 韩红(电视剧《精忠岳飞》主题曲)
词:陈艺之、王自蹊
曲:王宗贤、唐季礼、陈艺之
银甲青衣 马长啸
万里孤月照
北虏燎原何以为家
赤胆为国头颅抛 铁血火中烧
桴鼓沙场丹心照
而今国耻仍未雪
红颜两颊 粉红笑嫣
心怀男儿志
巾帼英烈用血刻诗篇
一曲挽歌祭红颜
陶渊明写<挽歌>(转贴)
作者:陈翔鹤
在宋朝时候宋文帝元嘉四年,陶渊明已经满过六十二岁快达六十三岁的高龄了。近三四年来,由于田地接连丰收,今年又是一个丰年,陶渊明家里的生活似乎比以前要好过一些。尤其是在去年颜延之被朝廷使命去作始安郡太守,路过得阳时,给他留下了二万钱,对他生活也不无小补。虽说陶渊明叫儿子把钱全车去寄存到镇上的几家酒店,记在帐上,以便随时取酒来喝,其实那个经营家务的小儿子阿通,却并未照办,只送了半数前去,其余的便添办了些油盐和别的家常日用物;这种情形,陶渊明当然知道,不过在向来不以钱财为意的陶渊明看来,这也算不得什么,因此并不再加过问。
在身体健康方面,虽说陶渊明自四十一岁归田以后,即“躬耕自资,遂抱赢疾”,但在六十岁以前,他却仍然不断地参加部分劳动。只是当他满过六十岁之后,他才把锄头交给儿子,说“不成不成,手脚骨头都松了,使用不得力,这些事只好交给你们来作了!”此后即很少自己动手,只早晚间负手到田陇间去看看桑麻禾黍,一面温习温习自己心爱的诗篇。
这一年浔阳的秋天,来得似乎比哪年都早;每到早晚间,八月里的瑟瑟秋风便使人倍加有畏缩之感.这一天早晨,天刚一放亮,陶渊明便起来了。昨夜他在床上翻腾了一整夜。昨天在庐山东林寺给他的不愉快的印象实在太深了,这不能不逼使他去思考一些问题。因为他去庐山,本来是想同意远法师谈谈,同时也想在店里住上三几天,静静脑筋,换换空气。却不料一到东林寺,就遇见那里正在大办法事,来烧香的人,真有如穿梭一般,进进出出,十分闹杂。而尤其令他不愉快的,便是那盘腿打坐在大雄宝殿正中的慧远和尚的那种近于傲慢、淡漠而又装腔作势的态度。这与他平时的为人是完全两样的。他头戴毗卢帽,身披排色罗袈裟,前后左右还围着有一大群年青俊美的小和尚,手中各持着铜唾盂、白玉柄麈尾、紫丝布巾等类的东西,俨然是另一种达官贵人的派头。只见他半闭着眼睛,两手合十,一让香客们在他座前四礼八拜,脸上纹风不动,连一点表情都没有;真不知他是在睡觉呢还是在闭目养神。法会一会儿正式开始了,首先由僧徒们高声唪诵一通《无量寿佛经》,然后又由刘遗民来大念一遍他自己作的所谓“发愿文”,次即是由白莲社中的社友们一齐向慧远和尚顶礼膜拜;然后又由会众大声宣扬一阵“南天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佛号,便算散会。这时他才微微地动了一下眼皮,在钟鼓齐鸣中,喃喃念道:“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念毕这种神秘而又令人难懂的咒语之后,他什么也没有说,便下得座来起身入内了。对于那些匍匐在地面上的会众,连正眼都不曾看一眼,更不用说和气地来同大家打招呼了!这种毫不理会大家的态度,给陶渊明以一种大有“我慢”之概的印象。而这种“我慢”,又正是慧远本人对陶渊明所时常提起,认为是违反佛理的。
“渊明公,你看这个念佛法会怎样?”到禅堂里坐下喝茶时,刘遗民对他这样的问。还不等他回答,周续之接着便说:“真正是名山胜会,世间少有啊!我看渊明公还是加入我们白莲社的好。慧远法师不是说你加入之后,还是特许可以喝酒吗?”“对,对!还是加入的好。‘浔阳三隐’中有两位都已经加入,渊明公再一加入,那便算是全数了!”只听得张野、全铨、宗炳、雷次宗等陶渊明儒学中的朋友,当时所谓知名之士的,都一齐异口同声地来劝说。“让我再想想看。人生本来就很短促,并且活着也多不容易啊!在我个人想,又何必用敲钟鼓来增加它的麻烦呢?”陶渊明边说边立起身来,打算出去。“你不坐坐,吃过午斋,去同法师谈谈再走吗?”大家齐声说。“不用啦,今天人多,他也很忙,改天再来。”陶渊明记得自己昨天正是这样起身回家的。
虽说“背负炉峰(香炉峰),旁带瀑布”的东林寺离陶渊明的住处柴桑山的系里只不过二十多里地,可是陶渊明这次走起来却觉得比往常任何一次都吃力。他停停走走地一直到将近黄昏时候才回到了家。在喝过一碗稀粥之后,他便上床睡觉了。他一方面虽然觉得自己腿酸腰疼,疲乏不堪,但一方面想睡却又睡不着。而更可恶的是那种“铛、铛、铛。铛”的东林寺的钟声,于朦胧半睡中,还不住阴一下阳一下地在他耳边鸣响。“看来东林寺以后是不能再去啦,这些和尚真作孽,总是想拿敲钟敲鼓来吓唬人。最可笑的还有刘遗民、周续之那一般人,平时连朝廷的征辟也都不应,可是一见了慧远和尚就那样的磕头礼拜,五体投地!是不是这可以说明,他们对于生死道理还有所未达呢?死,死了便了,一死百了,又算得个什么!哪值得那样敲钟敲鼓地大惊小怪!佛家说超脱,道家说羽化,其实这些都是自己仍旧有解脱不了的东西。”陶渊明就像这样的想着想着,直翻腾了一整夜。
此刻,陶渊明是坐在他茅屋前面过道间的靠背胡床上面了。这还是他大儿子阿舒十多年前,在修盖这所草屋时替他出的主意:即是把房檐尽量放得宽些,简直有堂屋一般的宽,目的是好招待来拜访的客人。不想这样一来,陶渊明却得到受用了,因为他近年来除了爱在床上躺躺之外,就喜欢斜倚在这过道间的胡床上,有时读读书,想想诗,望望南山,听听松涛和想想。心事;有时也阎来找他谈天的邻居们研究研究收成,话话桑麻;如果当家酿黍酒新熟时,就同他们和和融融、喜笑颜开地喝上几杯。
昨天夜晚刚下过一点小雨。屋檐下的几颗柳树,虽然在中秋的微寒里已经不再茁长了,而且叶子已有点发黄,但早晨乡间的空气还是那般清新,简直分辨不出哪是篱边黄菊的芬芳,哪是田野间残稻的谷香。陶渊明情不自禁地深深呼吸了几口长气。他因昨晚不曾睡好,虽然觉得头有些发晕、口有些发苦、腰也有些发痛,但这一派远远近近的山光树影,薄雾流云,仍不能不使这位饱经忧患的老诗人,很自然地想要去停止一切不愉快的思考,好让自己安静一下。但秋天清晨的寒气又使得陶渊明不得不把身上的灰布单枪往紧里裹了一裹。“真正是秋天了呀!‘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阮嗣宗的《咏怀诗》可真正作得不错。还有呢,“感物怀殷忧,悄悄令人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像这样的好诗,恐怕只有他一人才能写得出来啦。我的诗似乎可以不必再写了,只消读读他的《咏怀诗》也满够味的。”陶渊明不自禁地想起了他平时最所心爱的阮诗来。他念着,念着,轻轻地频频地摇着头,好像是要把那些使人瑟缩的秋气赶跑似的。
就在这时候,一个身穿白布小褂,青布裤子的小孩,八岁左右,皮肤黑黑的,全身胖呼呼的,一蹦一跳地从后面跑出来了。“呀,我知道,我知道,爷爷昨天去庐山来着。总不带我去,我不答应。”他边说边扑到陶渊明的怀里来,用手去摸摸陶渊明的灰白胡子。“你走得动吗?我去的时候还是西头的王家叔叔用蓝舆抬我去的,回来自己走,可就不行啦,二十多里地就一直走到天黑。”陶渊明边说边抓住孙儿的两只小手,不让他去弄乱他的胡须。“我走得动,走得动,等下一回,你一定要带我去,我跟着你篮舆走,一大步一大步的跨。”“小牛,你等不到。以后恐怕我就不会再去庐山啦,哎,不会再去啦!”“干什么不?我就一个人也要去。庐山真好玩儿。我就喜欢模小和尚的脑袋。我摸他们,他们也摸我。上回我还同他们捉精蜒来着。真好玩儿。”“嗯……”’陶渊明觉得对孩子简直无理可说,便只得这样嗯了一声。
“哎,小牛,快下来!我不告诉过你,爷爷乘不起你吗?还是那样不听话!”这时那个陶渊明的小儿媳妇已托着一个茶盘走了出来。她约有三十左右,身体壮健,足穿革履,身着青衣,头发挽得高高的,眉目间颇带一点秀气。她一面嚷着,将茶盘放到矮矮的小白木几上,便动手去拉那个淘气的小孩。“不要紧,还乘得起,就让他这样吧!”陶渊明摸着小孙儿头上的两个丫角爱抚地说,同时又抬起头去绝了儿媳妇一眼,在他黑瘦清秀的方脸上不觉已露出了一点笑容。“这是南山上刚才折下来的秋茶,昨天夜晚才炒好,请爷爷尝尝,看可合口味?她恭顺地说了,随即斟出一杯碧绿的茶水递给陶渊明。“给我喝,给我喝,……”孩子又在撒娇了。“好,好.我们大家都喝。媳妇,你辛苦,也来喝上一杯。”陶渊明一面给孩子喝茶一面要媳妇再去取个杯子。“我不忙。昨天爷爷那样晚才回来,可把您累着了?要早知道您在庙里只坐一会儿就走,那便不该把篮舆打发回来了,老年人哪里走得了这样多的路!”“不,不,还可以。阿通呢,下田去了吗?”“哪里,他还睡着呢。稻子一收上坡,他就该睡懒觉啦。有事吗?我去喊他。”“没事,没事,让他睡着吧。年青人能睡得着觉总是好的。”陶渊明说到这里蹙起眉,轻轻叹了一口气,看来他又是觉得腰有些发痛了。
这个媳妇仍然在陶渊明身边站着没有走,似乎尚有所待。陶渊明又抬起头来疑问地望了她一眼。“昨天下午爹来啦,他还等了你老人家半天呢。”她关心地说。“找我可有事情?”“他把您的诗稿都拿走了。”听到这里,陶渊明在心内不禁也为之一惊。他间歇了一会才又追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拿去作什么用呢?”“据他老人家说,他找到一个什么字写得不错的书手,打算把您的诗拿去重抄一遍,装订起来,以留作传家之宝。等再过两天,我一定去把稿子要回来。……本来嘛,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怕有遗失。”她说罢将头低了下去,仿佛作了一件什么错事似的。“哦,原来这样,那就让它去吧。当然,如果把稿子失掉了也是可惜的。”“不!过两天我一定自己去要回来!”“好媳妇,你又何必这样性急呢,等过些时候再说吧。稿子又不比可以吃得的东西,你还怕些什么!”“哎,我本来就不愿意给的,可是他老人家执意要拿去,真是叫人为难。”“给了就算了吧。不用去管它。写着玩的东西,本来就不值得什么,哪用得着这样耽心!”陶渊明说毕,又望了儿媳一眼,同时有一种暖乎乎的感觉袭上心来。他简直没想到自己的家里,竟有人会这样的珍视他的诗篇。随着,这个**便拿起一个竹耙,走到篱笆外面去了。
至于说到对这位小儿媳妇的选择,陶渊明起初还是有所考虑的,因为新娘的父亲庞迭之曾经作过江州刺史刘弘的后军功曹,家里又广有田产,他恐怕她过得门来不能吃苦安贫。何况阿通又有一种粗声粗气的戆脾气。可是他的那个以爱管闲事著名的故人庞通之,却竭力向他担保说:“行!我说行就行。难道我自己的亲侄女儿都不了解?她念的《列女传》、《论语》、《诗经》,都还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呢。姑娘是个不多言多语的好姑娘,平时又很喜欢诗,你的许多诗她都能背得过来。……固然,老头儿有些俗气,讨厌,贪财好名。不过我们娶的是姑娘,而不是那个老头儿。”
过门后,问题果然出来了。首先是大哥阿舒的老婆对新娘感情不好,不肯再管家;等庞家姑娘动手管家了,她又嫌别人管得不好,太费。接着就吵着要分家(陶渊明的其他三个儿子,因为小孩多,早就自立门户了);这对庞迭之也出来说了话。于是,平素就很不喜欢生活关系闹得复杂的陶渊明,才决定让他们各自东西,而自己仍同阿通夫妇一同过日子。所幸他所租得庞迭之的三十多亩田,近三四年来收成也还不错,而阿通在庄稼上又是个全把式,孩子也只有小牛一个,再加上陶渊明和儿媳妇两个帮着薅薅锄锄,他们的日子总算勤巴苦做地渡过去了。
陶渊明是从三十岁起就开始过独身生活的。他的两个妻室都早已前后亡故,只有那个“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继室翟氏,他对她始终保持着一种优美和崇高的柔情。而阿通又正是翟氏所生的(老二、老三、老四也都与阿通同母),因此他对于这个有点戆脾气的小儿子便更加爱惜,不愿同他离开。一个独身生活过得太久的人,常常是有许多怪脾气的。比如说,不大注意室内清洁,不许别人动用他的东西之类,陶渊明也不例外。可是这种独身汉的生活习惯,到他五十六岁的那年,却被一场严重的痢疾破除了。这对陶渊明病倒床上,看看已入危境,于是这个庞家姑娘才不避嫌疑,大胆地前去看护他,亲自替他换洗衣衾,侍奉汤药。等到病慢慢好了,这个**才真正成为这一家之主。而陶渊明也才重新感到有人照顾他生活的家庭之乐。
近几年来,陶渊明又一连遇见了一些就连他自己也不大能理解的事情——那即是他不懂得为什么如像本州(江州)刺史那样的大官儿总爱来同他攀亲论友。首先是刺史王弘,接着又是刺史檀道济。而最使他不高兴的便要数檀道济来拜访他的那一次了。他带有许多兵马前来,吆吆喝喝,简直把一个栗里村闹得天翻地复;老乡们家家关门闭户,一直等他走了以后才敢探出头来。
陶渊明对于这个一州之长,自然是待之以礼。而檀刺史呢,在他高谈阔论了一阵什么贤者处世应当“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之后,竟至又说起打算要送他几百斛粳米和多少口猪羊这类的话来了。这使得“逃禄归耕”,一向不肯轻易接受人钱财的陶渊明,不禁觉得登时两颊有些发烧起来。因此他才拱了拱手,断然决然地说:“这决不敢当,决不敢当,粳米猪羊之类一定不能接受!我陶潜(这是他在刘裕夺取了晋朝政权以后所取的新名字)哪里够得上称什么‘贤者’呢!这并不是我故意装腔作势,只是由于个人的夙愿,不敢妄与那些借归隐为高,一心取得高官厚禄的‘贤者’高攀,如此而已!”话不投机半句多。知道谈不下去了,于是这个聪明的框刺史便拿出赳赳武夫的派头,立起身来大声地说:“到州里来坐坐吧。我一定大张筵席的招待你!”“好,再见。改天一定来拜访。”这样才结束了这次颇为不愉快的会谈。事过之后,陶渊明又不得不再三去向邻里们解释,说檀刺史是他自己来的而不是由于他的招请。“真正对不起得很,惊动了大家,惹起这许多麻烦。”“还好,还好,幸喜那些兵大爷们没有去捉我们的鸡鸭,”一个老乡说。“近几年来,催收赋税的衙役们好像对我们都要客气得多啦,想来是沾了你老人家的光!”另一个深谙世故的老人说,“哎,老邻居,我们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啊,哪里还禁得起这样的吵闹。我不图别的,只希望那些豪门大官儿们不要再到这儿来,让我们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就求之不得啦!看来诗还是作不得的,诌了几句诗,就会引起一些无聊的人前来麻烦!”像这样,陶渊明才算结束了他的“善后工作”。
就在从庐山回来第二天的当晚,经过一整天躺着休息之后,陶渊明的心情似乎已经平静得多了,腰虽然还有点疼,但头却已经不再发晕了。到用晚饭的时候,陶渊明又看见他儿媳端出两大盘风鸡和糟鱼来。“嘿,了不起,哪里来的这许多好东西?”陶渊明惊疑而又奇怪地问。“还不是爹带来的。两边都是老人家,真是收下不好,不收下也不好。”因为这个摸熟了陶渊明脾气的聪敏儿媳妇知道,如果公公一不高兴,他是连筷子也都不会去动的,于是她才这样惴惴然地解释说,同时更借着灯光去窥探陶渊明的脸色。近些年来,特别是在有了孙儿小牛以后,陶渊明对于儿媳的神态不觉已经变得柔和、温存得多了,有时还可以说有意去揣摩和投合她的心意。“总是这样时常的道谢他老人家。好,有了好菜,我们大家都来喝上几杯。阿通,你用大碗喝我的菊花酒,我喝糯米酒。媳妇儿也不能不喝。只有一个人喝酒就太没意思啦!”陶渊明的这种兴致,显然是为了要投合他儿媳的心意。
他们父、子、儿媳三人围着一张黑漆矮饭桌,席地坐下了,阿通平时不大爱开口,但喝起酒来,正同他种庄稼一样是个能手。他大口大口地喝着,在他晒得黧黑的圆脸上,也不时露出一种开朗的笑容来。
“你爸爸老啦,下不得田啦。不知道现刻家里可还有什么困难没有?你大哥三哥孩子多,想来一定是有困难的。你爸爸没本领,脾气又怪,不能够去升官发财,让你们弟兄书都读得很少,阿通尤其识字不多,这不能不算是我当爸爸的人的一种不到之处!”在喝过两杯之后,陶渊明不禁又发起平日所时常爱发的感慨来了。“干吗爸爸总爱说这一些,读书有个屁用!你看颜延之叔叔作了一辈子官,到头还不充军似的到始安郡去作个什么太守。依我看,还是地不哄人,你措多少锄就能有多少锄的收成!我就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读书人。大哥因为多读了几年书,说起话来就总有些酸溜溜的,让人家听不懂。我不高兴和他说话,好多人都不高兴和他说话。”阿通说罢,大大地喝了一口酒,咂了一咂嘴,又用他粗大的手掌去把嘴唇抹了一下。
“爸爸说话,你好好的听着不好吗?”那个知书识礼的媳妇正想制止丈夫的说话。
不,不。他说得对,说得很对!颜延之是个好人,就是名利心重,官瘾大了点。上回他来,还同我吵架呢。他把自己诗写得不好,归罪于公务太忙,没有时间去推敲。其实哪里是这样。他一天到晚都在同什么庐陵王、豫章公这一些人搞在一起,侍宴啦,陪乘啦,应诏赋诗啦,俗务萦心,患得患失,哪还有什么诗情画意?没有诗情,又哪里来的好诗!你看,我所认为好的他的那几首《五君咏》,还不是他官作得不如意的时候写的。除此之外,可就不大高明啦。不过他人总是个好人。讲义气,重朋友。一喝起酒来,便把什么俗情都忘却了。这不能不说他是颇懂得一点酒中真味的。哎,人一老了,就净爱去想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说不定他从始安郡回来,就不大可能再看见我了!”陶渊明用手理了理胡须,又满满的干了一杯。“因此,在这两天,我很想把那几首《挽歌》和那篇《自祭文》写完,好留给如像颜延之那样的故友们看看。”言下似乎不胜感慨。
“爸爸昨天上庐山见着那个慧远和尚没有?你不说要在那里住上两天吗,干吗当天就回来了呢?”庞家姑娘担心的问。
“见是见着啦,只是没有得着机会说话。他们正在做什么念佛法会。这位大法师,就欢喜装腔作势,净拿些什么‘三界不安犹如火宅’,生啦死啦的大道理来吓唬人。我就不喜欢听这些。”
“‘未知生,焉却死?”这是孔老夫子说的对呀。”儿媳妇又在运用她的《论语》知识了。其实这一句也正是陶渊明所时常引用的。
“简直乌七八糟,可恶得很!其实,眼睛里恐怕还是在望着那几个大钱上!”阿通在喝过两大碗酒之后,话也多起来了。
“话不能那样说。慧远和尚倒是戒律很严,不爱钱财的。我所看重他的就在于三件事情:第一,他写过五篇《沙门不敬王者论》,而且又博通大经,更懂得老庄的道理,讲起经来也还不是那样干巴巴的;第二,他不许可那个架子很大,拿富贵来骄人的谢灵运加入白莲社;第三,他竟敢去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贼头儿卢循‘欢然道旧’,一点也不怕得附逆之罪的名声。这些都是要有点胆量、修养、本领的人才能作得到的。不过我同他究竟还是两路人。关于生死的看法,我同他就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平时也不是不去思考这些。但说来说去还是二十多年前我在《归去来辞》里面说过的那两句话,“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慧远和尚再想同我辩论也辩论不出什么道理来。他写过一篇《形尽神不灭论》,我也写过三首《形影神》诗来回答他。我主要的意见就在‘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我虑。’这四句当中。尽,就是完结。凡事有头就有尾,有开头就得有个完结。这不是很自然的吗?何况人活在世上又多么的不容易啊。即以咱们家里的事来作个比喻吧,你们死过两个母亲,一个堂叔叔(敬远),一个堂姑姑(程氏妹),在我四十四岁的时候大火又烧掉了我们的房子,简直烧得个精光,在这段时间,几乎大半要靠向别人借贷口粮过日子。你们弟兄也挨过饥、受过苦。像这样,没个完结,行吗?从反面讲,再以你爹为例吧,好媳妇,你说说看,如果每个人都像你爹那样,养得肥胖肥胖的,终日忙着见官见府,买田置地,没个了结,恐怕也不见得就行吧?”陶渊明说罢便不自禁哈哈的大笑了起来,在他黑瘦的脸上不觉泛起了一层薄薄的酒晕。
“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好吗?这还是前两天羊松龄告诉我的,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瞎编。不过也真有趣,这很能说明一些道理,说明佛家道理的不大能说得通。”接着陶渊明又说。
“爸爸,讲,讲吧!我就爱听爸爸讲笑话。”
“好多人都说爸爸讲的笑话有意思.”
阿通和他的媳妇都异口同声地要求着。
“那就说一个吧。据说,有个寒门素士去找一位有名的和尚谈道。那和尚爱理不理的,待他非常傲慢。碰巧一个大官儿到庙里来了,而那个老和尚接待他时,却亦步亦趋非常谦恭。等到官儿走了之后,这士子便责问他,为什么接待客人竟会有两种不同的面孔?老和尚就用禅语来回答说,‘接是不接,不接是接!’这个士子听了实在不胜其债,于是就在他秃头上狠狠揍了几巴掌,说,“打是不打,不打是打!’打过后便飘然而去了。你们说有意思没意思?……”陶渊明讲完后,大家都哄堂地笑了起来。阿通笑得更其痛快,接连说:“该打,该打,打得好,打得好!”这时陶渊明早已经有些醉意阑珊了,他立起身来,而那个庞家姑娘就赶忙上前去搀扶着他,把他送入室内。第四,依照陶渊明平时的生活习惯,他总是爱在睡醒一觉之后又动手去作点事情,或者就斜靠在床上去想想在白天他所不大能弄得明白的事情;他这种爱躺在床上沉思默想的习惯,简直可以说已经成为几十年来的顽固习惯了。
今天夜晚,因为大家酒都喝得很高兴,风鸡和糟鱼的味道又很不错,所以隔壁阿通夫妇以及那个早就睡着了的小牛孙儿都睡得很香。等陶渊明一觉醒来,估计时间只不过三更左右。他感觉这几间草房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清静,清静得几乎连窗外飞虫的展翅声全都可以听得出来。同时,那桌上的一盏黯淡的某油灯也更衬托出这秋夜的萧索和静寂。秋夜是那样的静,静得简直有些令人难受。他半夜起身来,把灯光拨亮了一下。本来打算下得床来,将自己早已打好腹稿的三首《挽歌》和那篇《自祭文》用纸笔记了下来的,可是从牛肋巴和窗初间所攻进来的阵阵秋风,却使他接连打了两个喷嚏。同时他又感觉自己四肢无力,实在站立不起来。“果然人一到秋天便大大的不同了啊。脚软,站不起来,这不正表明我所有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么?”他心里这样的嘀咕着,于是便放弃了要下床去动纸笔的念头,决定只斜靠在床上,
依旧去推敲他那不知推敲过多少遍了的诗篇。
他从“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起,在心内一直默念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止,本来这三首诗写到这里,他认为便可完结了的,可是庐山法会的钟鼓齐鸣,慧远和尚在会上的那种淡漠自傲和专门拿死来吓唬人的情景,蓦地又在他的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嗨,不能够这样就算完结,还得同慧远辩论下去。再在这篇诗里面表示一下我对于生死大事的最终看法吧!”于是他在诗的末尾又加上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两句。“‘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不错,死又算得个什么!人死了,还不是与山阿草木同归于朽。不想那个赌棍刘裕竟会当了皇帝,而能征惯战的刘牢之反而被背叛朝廷的桓玄破棺戮尸。活在这种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之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好,这首诗,就该这样结束,不必再作什么添改的啦。”
陶渊明结束了《挽歌》之后,在他心里又默默地去推敲他那篇《自祭文》。这篇东西,因为酝酿时间相当的久,所以在他反复地吟诵了几遍,却仍然不曾发现有什么需得改动的地方。只是当他念到“……匪贵前誉,孰重后服,人生实难,死之如何?呜呼哀哉!”这最后五句时,一种湿漉漉、热乎乎的东西,便不自觉地设到了他眼睫间来。这时他引为感慨的不仅是眼前的生活,而且还有他整个艰难坎坷的一生。
“‘人生实难,死之如何’!难道这不是我对于生死一事的素常看法吗?哎,脚都站不起来,老了,看来是真正的老了啊!凡事得有个结束。明天得叫宠家儿媳妇回娘家去,请那位书手将我的诗稿多抄两份,好捡一份送给颜延之。他上回送我的二万钱,数目可真不算少呀。他不肯轻易送人,我也不是那种轻易收下赠物的人。”
想到这里,窗外的雄鸡,拍了拍翅膀,已高声啼唱起来了。
作者介绍:
陈翔鹤(l901-1969),他与诗人冯至等以“浅草社”、“沉钟社”重要成员而著称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不安定的灵魂》是他的代表作。
新中国,陈翔鹤很少写小说,主要从事刊物主编与文学研究工作。60年代初,他连续发表了《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两篇历史小说。他深厚的历史和古典文学的修养及老道的艺术笔法,再现了历史文人形象,栩栩如生。尤其小说塑造的中华传统文人那种刚正不阿的风骨,激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文坛上也出现了历史小说热。但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下,陈翔鹤的小说在“文革”爆发之前即遭受不应有的批判。浩劫年代,这位现代史知名作家含冤而死,但他的人格文品,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一)唐传奇发展初期。唐传奇的发展与唐诗不同步,诗歌方面所说的初、盛时期,在传奇方面都属于初期,也就是从志怪体向传奇体转变而尚未充分成熟的时期。
在初唐,有些小说还完全停留在志怪的范围,如高宗朝唐临的《冥报记》和郎馀令的《冥报拾遗》就是;也有些虽仍属志怪,但已稍有些新的迹象,如《梁四公记》(作者题燕国公张说,一作梁载言),述四个奇人在梁武帝面前占卜射覆,谈殊方异物及与僧人论难等活动,文中用类似汉赋的问答辅陈的结构把许多琐碎材料串缀起来,构成较大的篇制。
作于高宗调露初年的《游仙窟》,是一篇颇为特殊的初唐小说。作者张鷟,字文成,调露初进士,武则天时任御史,卒于开元中,当时有为人“傥荡无检”和为文“浮艳少理致”(《新唐书》本传)的名声。此文以第一人称自述于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十娘邂逅交结的故事。全文以骈文写成,又穿插了大量主客对答的五言诗,表现男女间的调笑戏谑,颇有色情倾向。对这一作品,现在有主张是传奇的,有认为是变文的,但实际上它的样式与两者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应该注意到,类似《游仙窟》的内容,在杂赋里早就出现过,如蔡邕《青衣赋》就曾描写作者与一“青衣”邂逅相遇并欢会一宵的故事,及次晨别后作者对她的思念。六朝时又有《庞郎赋》那样的俗赋,既有故事情节,又是骈文和五言诗杂糅的。而后,又演变为与《游仙窟》极其相似的敦煌《下女夫词》那样的故事赋。《游仙窟》所描写的内容和骈丽浮艳的文字及其杂用五言诗的结构,都显示了它与杂赋、俗赋的承接关系,可以说是继《梁四公记》以后(或大致同时)小说领域内又一次新的尝试。这篇小说在当时很流行,并传至日本,它对唐代传奇的孕育形成应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如今所见最早可归之于“传奇”的唐人小说,是《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
《古镜记》旧题王度(文中子王通之弟)撰,文字亦以王度自述的口吻写成,然《崇文总目》却著录为王通之孙王勔所撰,今人多信从前一说。其实,假托人物以虚构故事的写作方法盛行于辞赋,这种情况常易引起后人对作者的误会。如傅毅《舞赋》假托宋玉与楚襄王的问答,《古文苑》因而误题为宋玉的作品。从唐人传奇每不题撰者名的情况看,此作假托王度而遂误为王度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此文记一古镜制服妖精等灵异事迹,它以许多小故事串联而成的特点与《梁四公记》相似。但它始终以古镜为中心,故事性较强,不像《梁四公记》那么琐杂;结构上,以王度的叙述为主线,又穿插其家奴的叙述,其弟王绩的叙述,也远比《梁四公记》复杂而完整;它的描写也较具体生动,文辞华美,这些都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汪辟疆称之为“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唐人小说》),洵为确论。
《补江总白猿传》的作者已不可考。此文写梁将欧阳纥携妻南征,途中妻为猿精所盗。欧阳纥经一番历险,才终于在其他被窃去的妇女帮助下杀死猿精,救出妻子。而后其妻生一子(指欧阳询),貌似猿猴而聪敏绝伦。后欧阳纥被杀,江总收养此子,“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文中猿精预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故其写作年代当在欧阳氏尚贵盛时,即询子通于武后天授初被诛之前。又这篇小说向来被认为是“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其实也很可能是俳谐之作而并非有意诽谤。
从艺术技巧上看,此文较《古镜记》更加成熟。作者先以部人告诫“地有神,善窃少女”来渲染气氛,而后以纥妻于戒备森严的密室中突然失踪而“关扃如故”来制造悬念。欧阳纥初探巢穴时,仍不知盗其妻者是何“神物”,直到他二度入山,白猿中计被绑后才说明是头“大白猿”,而后又通过诸被盗妇女的叙述进一步描绘他的形象。全文描写生动,曲折有致,布局严谨。尤其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是以史家人物传记的格式来撰写志怪类故事,这对唐传奇基本体制的形成具有开创性意义。
大历末年陈玄佑所作《离魂记》也值得注意。小说写倩娘与表兄王宙相爱,父亲却将她许配他人,倩娘的生魂于是随王宙逃遁,身体则卧病闺中,后倩娘回家探亲时,二者重合为一。这篇小说脱胎于南朝《幽明录》中的《石氏女》,篇幅约长出一倍,虽仍属于短小之作,但突出了对爱情主题的渲染描绘,文辞也很优美,作为过渡性的作品,它预示着以后大量优秀爱情小说的兴起。
另外,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小说集,如牛肃《纪闻》、张荐《灵怪集》、戴孚《广异记》,都带有过渡的色彩。这些书多记神鬼怪异之事,但其中有些作品叙述详赡、篇幅曼衍、讲究文采,已非六朝志怪旧貌。而且在《纪闻》中,如《裴伷先》、《吴保安》、《苏无名》等篇,以史传笔法详尽曲折地描写了当时一些行事卓绝特出的人物,无诡异之事而叙述浓至,开辟了以传奇样式撰写人世故事的新境界。
(二)唐传奇发展盛期。自德宗建中年始,随着传奇样式的成熟,传奇创作进入了它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文人投入了小说创作,因而显著地提高了它的艺术性;
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人以歌行与传奇相互配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和元稹的《李娃行》),也刺激了传奇的兴旺;还出现了像李公佐、沈亚之那样坚持长期写作传奇、在文学史上专以小说著名的文人。以题材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讽世小说和爱情小说(包括神异性和人世性的)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尤其后者,可以说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
唐传奇盛期首先崛起的作家是沈既济(约750—797),德清(今属浙江)人,曾任左拾遗、史馆修撰,官至礼部员外郎,史称其“经学该明”(《新唐书》本传)、“史笔尤工”(《旧唐书》本传)。史书撰有《建中实录》,传奇撰有《枕中记》和《任氏传》。《枕中记》是一篇讽世小说,所写即著名的“黄粱美梦”故事:热衷功名的卢生,在邯郸旅舍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在梦中实现了他娶高门女、登进士第、出将入相、子孙满堂等等一切理想。一旦梦中惊醒,身旁的黄粱饭犹未蒸熟。于是他顿时大彻大悟,稽首再拜吕翁而去。
以讽世小说著称的作家又有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今属甘肃)人,元和中曾任江西从事。他撰有传奇四篇:《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谢小娥传》、《古岳渎经》。其中《南柯太守传》命意与《枕中记》略同,述游侠之士淳于棼醉后被邀入“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郡太守,守郡二十年,境内大治。孰料祸福相倚,先是与邻国交战失利,继而公主又罹疾而终,遂遭国王疑惮,被遣返故乡。这时他突从梦中醒来,方知前之荣耀蹉跌悉是醉后一梦,而所谓“槐安国”者,实乃庭中大槐树穴中的一个大蚁巢而已。
上述两篇小说,虽带有某种奇异色彩,但中心完全是现实的人生思考,而不是为了传述异闻。它们明显地反映出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佛道的思想影响,中唐文人那种沮丧迷惘的心理和逃离现实的愿望,因而初盛唐人热情追求的功名事业,在这里被描绘成一场大梦。《枕中记》写卢生梦醒之后说:
“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
《南柯太守传》也记淳于棼梦醒之后,“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这些与中唐诗歌有一致之处。由于作者对功名事业取否定的态度,因而也写出了士人沉迷于利禄、官场中勾心斗角以及世态炎凉的情形,具有较强的讽刺意义。
在艺术上,两篇小说均有结构谨严、描摹生动之长。不过《枕中记》偏向于史家的简洁文笔,《南柯太守传》则更为小说化了,其情节之丰富、细节之详赡,都胜于前者。作者把梦中的一切情景尽可能写得真切别致、饶有趣味,有力地反衬出现实人生与梦幻无异的主题;小说中安排淳于棼之友周弁、田子华于梦中出现,又写淳于棼醒后掘开蚁穴,所见泥士推积的形状与前梦所历城廓山川一一相符,更进一步渲染了幻中有实、似梦非梦的氛围,其手段是很高明的。
在爱情题材方面,沈既济的《任氏传》也标志了唐传奇进入盛期的显著特点。文中写贫穷落拓、托身于妻族韦崟的郑六,邂逅自称“伶伦”而实为狐精的任氏,娶为外室。韦崟闻知任氏绝色,依仗富贵去调戏她,甚至施以暴力,而任氏终不屈服。韦崟为之感动,从此二人结为不拘形迹的朋友。
后郑六携任氏往外县就一武官之职,途中任氏被猎犬咬死。郑六涕泣葬之,“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全文层次井然,叙事精工,对任氏的形象刻画尤其出色。《任氏传》不同于初期传奇特征有三:其一,小说更充分地使用人物传记的形式,使主要人物任氏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其二,以往小说中的神怪形象,作者所强调的是其诡异的一面,而在本篇中,任氏的形象更偏重于人性的一面;其三,以往的小说中,妖精作为仙佛的反面,大多以残害人类的面目出现,任氏却一反往常,率先以一个坚贞刚强、聪明可爱的狐精形象出现在文学创作中。总之,神怪题材在这篇小说中进一步向富有人情味、更接近现实生活的方向发展了。此后,李景亮所作的《李章武传》也有类似特点。作品写士人李章武与倡女王氏相爱,别后八、九年,李章武再度来寻访,王氏已因思念过度而亡,临终托人转告章武留宿一夜,是夜人鬼欢会,至晨恋恋不舍地吟诗酬唱而别,情景很感人。
《柳毅传》则是一篇既有奇异的情节、浓厚的神话色彩,又能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的传奇作品。作者李朝威,生平不详,其创作年代也难以确定,大抵是元和年内。故事是在戴孚《广异记·三山》的基础上增加爱情内容衍饰而成,但不仅是情节改造得更曲折,人物性格也完全改观。小说中的传书人柳毅,是个落第返乡的举子,他为在泾川牧羊的龙女传书,纯出义愤。当钱塘君将龙女救归洞庭,以威临之,欲将龙女嫁他时,他不屈于威武,严辞峻拒,表现出坚毅的品格。洞庭龙女初以父母之命远嫁泾河小龙,受到厌弃虐待,通过亲身经历,她转而追求爱情,抗拒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之命,“心誓难移”,终于获得了幸福。龙女的叔父钱塘君,更是一个作者倾注了心力的具有叛逆者气质的英雄人物,一出场,作者就给他安排了“千雷成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的惊天动地的场面。他敢于置上帝之命不顾,掣断金锁玉柱,飞赴泾川;他能无视传统伦常,吞下泾河小龙而为侄女另择佳偶;他是如此刚猛无畏,却又能折服于柳毅不假辞色的抗拒,在一个荏弱书生面前赔罪认错。在这篇极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爱情故事和三个主要人物形象中,寄托了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它因此长久以来受到广泛的喜爱。
由著名诗人元稹作于贞元末的《莺莺传》,则是第一篇完全不涉及神怪情节、纯粹写人世男女之情的作品,它在唐传奇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故事大略述张生寓蒲州普救寺,适其表姨郑氏携女崔莺莺同寓寺中。其时绛州节度使浑瑊死,军队发生骚乱劫掠。张生与其将领友善,庇护了她们母女。在郑氏所设答谢宴上,张生认识并倾心于莺莺。在婢女红娘帮助下,张生以诗求私通,始遭严拒,但最终莺莺不能自持,以身相许,二人幽会累月。后张生赴京应举、遂与之绝。一年多后,张生与莺莺已各自嫁娶,张生偶过其家,以表兄身份求见,莺莺赋诗拒之,二人遂“绝不复知”。文中又附杨巨源《崔娘诗》、元稹《会真诗》等。小说所述张生行事与作者元稹一一皆合,故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元稹自己的写照。
《莺莺传》其实很难简单地指为“爱情小说”,张生对莺莺,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具有诱惑性的“尤物”乃至“妖孽”,始而为其美色所动,主动亲近,最终却为了自身利益将她抛弃,而这种行为在小说中竟被称颂为“善补过”。但另一方面,在发表伪善的议论的同时,作者毕竟还是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彼此慕悦和自相结合的经过(这表明元稹对于其自身经历仍颇怀留恋),小说中的崔莺莺的形象,也是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她以名门闺秀的身份出现(实际其原型家庭地位较低),端庄温柔而美丽多情。她以传统礼教作为防范别人和克制自己的武器,内心却又热烈渴望自由的爱情,而终于成为封建势力和自私的男子的牺牲品。由于小说中包含着作者真实的经历,它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也就比一般作品来得真切;作者的文学修养又很高,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来描摹人物的体态举止,并以此呈现人物微妙的内心活动,让人读来确实很有美感。由于小说中存在着反映青年男女向往自由爱情的基础,它后来被改造为《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杂剧,小说本身也更为著名了。
这篇小说的缺陷,除了上述写作态度上的矛盾和由此造成的作品主题的不统一,从结构上来说,后半篇不仅记述了莺莺的长信,还穿插了杨巨源和作者本人的诗歌及张生“忍情”的议论等,也显得松散累赘。而这主要还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小说以外的各种因素(如《云麓漫钞》所说的情况等等)所造成的文体不纯现象。
这一时期写人世爱情的传奇名篇还有《李娃传》和《霍小玉传》。
《李娃传》的作者是诗人白居易之弟白行简(776—826),字知退,贞元末进士及第,元和间授左拾遗,累迁主客郎中。
小说略述天宝中荥阳公子某生赴京举秀才时恋上娼妓李氏,一年余资财耗尽,假母设计弃之,遂愤懑成疾,后沦为唱挽歌的歌郎。一次与人赛歌时为其父发现,责其玷辱家门,鞭打至昏死而弃之。生复得同伴相救,但浑身溃烂,沦为乞丐。
一日雪中哀叫,为李氏所闻,乃悲恸自咎,赎身而与生同居,勉其读书应举。生进士及第,授成都府参军。适其父任成都尹,乃父子相认。父感其事,备六礼迎娶李氏。十余年后生官至方面大员,李氏封汧国夫人。这个故事纯为虚构。在当时社会中,士人和妓女的爱情不可能有完满的结果,像李氏那样更异想天开。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回避了尖锐的现实矛盾,并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经常套用的一种模式。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人们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即希望久经磨难的情侣最终得到理想的结合,而读者也从中对人生得一种幻觉上的满足。
从小说艺术来说,《李娃传》具有相当高的成就。其一,它的故事情节比以往任何小说都要复杂,波澜曲折,充满戏剧性的变化,而结构非常完整、叙述十分清楚,很能够吸引人。其二,小说主要人物李娃的性格也比前出传奇作品显得丰富。她作为一个风尘女子,在荥阳生钱财花尽时,镇定自如地在一场骗局中抛弃了他,这是由其营生性质所决定;但当她目睹荥阳生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时,被妓女生涯所掩盖了的善良天性又立即显露出来,机智果断地对自己和荥阳生将来的生活作出安排。这一过程中,她的性格特征既有承接又有变化。其三,虽然小说本身出于虚构,但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有很多真实动人、描写细腻的细节,显现一种生活气息。其中关于东肆、西肆赛歌的描写,令人如见唐代城市生活的景象。
《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字子徵(一作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人,长庆初官翰林学士,后贬汀州、连州刺史,大和年间卒。小说写出身贵族而沦落倡门的女子霍小玉与士子李益相爱,自知不能与之相伴始终,只求李益与自己共度八年幸福生活,而后才另选高门,自己则甘愿出家为尼。然而李益后来却违背誓言,避不见面。小玉百般设法,求一见而不可得,以至寝食俱废,卧床不起。最后一黄衫豪侠强挟李益来见,小玉怒斥其负心无情,愤然死去。死后阴魂不散,使李益终生不得安宁。
唐传奇中以爱情小说最有情致,而《霍小玉传》尤为精彩动人。同样是写妓女与士子的爱情,《李娃传》情节曲折,故事趣味很浓,而《霍小玉传》的情节相对简单,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和表达感情的强度上,则要超过《李娃传》许多。沦落风尘的霍小玉热烈地爱上李益,与之立八年相守之誓,是在不幸的命运中想要抓住自己的生命的一种苦苦挣扎,然而这一点希望也被自己所爱的人破坏,使她坠入黑暗的深渊,这会令人感受到社会是何等不合理和无情。而同样是表现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李娃传》是通过幻想的“大团圆”来给人以虚假满足,《霍小玉传》则以悲剧的结局来激发人们的渴望,也更有感染力。还有小玉爱和恨都极端强烈的性格,也给人以震撼。下面是小说中写霍小玉与李益最后相见的一节: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
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
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多写士子与妓女的关系。这一方面与唐代社会的特点有关:在当时繁华都市中,青楼兴盛,士人常流连于此,因而产生许多风流故事;另一方面,也同南朝民歌的情况一样,由于婚姻关系通常并非因两情相悦而形成,所以文学中所表现的较为自由的恋爱,大抵是在婚姻以外。只是小说与歌曲相比,其表现的力量要强得多了。
在唐传奇的盛期,除了前面述及的讽世小说与爱情小说两大类型,还有不少写其他内容的作品,其中也有佳构。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兼及政治与爱情的历史小说。
陈鸿字大亮,贞元年间登太常第,大和三年为尚书主客郎中,白居易之友。他的《长恨歌传》是配合白居易《长恨歌》而作的,内容也大抵相似。不过小说中前半部分政治讽刺的意味要更明显,与爱情主题的矛盾也就更突出。此外,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记述谢小娥的父亲与丈夫行商在外,被人杀害,小娥寻访仇人为他们报仇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小说中别具一格。同为李公佐所作《古岳渎经》,写大禹治水时被锁龟山下的淮水神无支祁在唐世一现,此物形若猿猴,善于腾跃奔走,鲁迅等人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形成与此有关,因此这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有一定的价值。
这一时期的小说集,以牛僧孺所作《玄怪录》最为著名。
牛僧孺曾在穆宗、文宗两朝任宰相,是唐代著名的政治人物。
不过这部小说集的写作,是在他未入仕途时,应归于中唐时期。其内容如书名所示,多为神怪故事。但作者的意图,不在求见信、寓惩戒,而更有意于显露才藻,发挥想象,所以它的故事诡异多采,文辞典雅,比起前一时期的小说集有明显区别。其中有些故事如《张佐》等,受印度佛教故事的影响,尤其显得奇谲怪诡,出人意外。
(三)唐传奇发展后期。一般认为,传奇创作到了晚唐已经衰微不振,这样的说法有些简单化。从留存的作品来考察,晚唐时期,单篇传奇的数量确实是大为减少,特别是爱情题材显现衰落,但在文宗大和年后,尤其是宣宗大中初到懿宗咸通末(847—873)的二十几年里,传奇小说集的创作却十分兴旺,其中不乏富于文学趣味的作品。题材方面,豪侠小说和讽刺小说等取代爱情小说而兴起,也丰富了唐传奇的内涵。所以说,进入晚唐的一段时期中,传奇创作仍然维持着尚属繁盛的局面,只是成就不如前一阶段突出。到了唐末,小说集的内容变得琐杂起来,有些恢复到六朝志怪的面貌,有些转化为名人遗事佚闻的记载,失去传奇的结构和趣味,唐传奇这一文学样式于是宣告分化瓦解,走向衰微没落。
晚唐传奇小说集中,较重要的有薛用弱《集异记》,李复言《续玄怪录》、李玫《纂异记》、张读《宣室志》、裴铏《传奇》、袁郊《甘泽谣》和皇甫枚《三水小牍》等。
豪侠小说是晚唐传奇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当时,一方面藩镇各据一方,多蓄游侠之士,另一方面民众在动乱的生活中,也幻想有特异能力的人为他们主持公道,豪侠小说便顺应这样的形势和社会心理而兴起。这类小说又常和爱情故事纠缠在一起,更增添了它的浪漫气息。名篇如裴铏《昆仑奴》,写一老奴武艺高强,为其少主窃得他所爱的豪门姬妾,使二人如愿以偿;裴铏的《聂隐娘》和袁郊的《红线传》,均写身怀异技的女子因知遇之恩,为主人排难解纷的故事。这些小说中所赞扬的侠义人物,都是从个人经历的关系上“知恩图报”,这反映着民间的一种道德观。
最著名的豪侠小说,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下来的《虬髯客传》。它的作者,以前一般认为是杜光庭,其实杜所作《虬须客》实为《虬髯客传》的删节本。宋代类书《绀珠集》中有裴铏《传奇》的节文,其中“红拂妓”一条显然出于《虬髯客传》,所以这篇小说有可能原来是《传奇》中的一篇,后来别出单行,而又佚去作者之名。小说中写隋末天下纷乱,杨素的宠妓红拂慧眼识英雄,私奔李靖,二人在客店中又遇到意在图王的“虬髯客”。后虬髯客见到“李公子”即李世民,知天下有主,又不甘称臣,遂远去海岛称王。这是一篇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同时写三个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风采,在彼此映衬中更显得生气勃勃。所以“风尘三侠”的典故广传于后世,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更难忘记这三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再则,小说于英雄豪迈之气中,穿插儿女之情的旖旎,读来尤觉深有情趣。
对豪侠小说,过去往往评价不高。其实,这种小说作为平庸人生和卑琐人格的反面,代表着人们对于自由豪迈的人生境界的向往,有其独特的价值。
晚唐传奇中还出现了许多具有讽刺性的作品。中唐时期以《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为代表的讽世小说,着重于表现作者对人生的理解和解脱的愿望,而晚唐的这类小说则是有意识对作者所不满社会和政治现象加以讥刺,两者有所不同。最明显如李玫的《徐玄之》脱胎于《南柯太守传》,而突出描写蚁国君臣昏愦糊涂、是非不分,勾勒出当时政治现实的缩影,并以蚁国的最终毁灭喻示了唐王朝行将崩溃的前景。
又如张读的《杨叟》,写会稽富翁杨叟因“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而得“失心”之疾,需食活人之心。其子拜佛求之,于山中逢一胡僧,许予己心,但求一饭。饭毕,僧却跃上高树,将杨子嘲笑奚落一番而化猿跃去。文中对那些既利欲熏心又崇信佛教、想要求佛来杀人助己的富翁,讽刺极为锐利。
晚唐传奇中讽刺作品的抨击范围很广,也很大胆。虽然艺术性强的作品不多,但它既是晚唐讽刺小品的先声,也是后世讽刺小说之滥觞,很值得注意。
爱情题材虽说在晚唐传奇中显得衰落,但毕竟还是出了几篇较好的作品。如皇甫枚的《步飞烟》,写身为豪门姬妾的步飞烟为追求爱情而遭毒打致死,较生动地刻划了她“生得相亲,死亦何恨”的坚强性格。另外,像薛调《无双传》写一对青年男女在社会动荡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很动人。
唐传奇作为文学史上开始进入成熟阶段的短篇小说,难免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譬如史传为传奇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营养,但同时传奇也就往往采用史传的简洁笔法,而省略必要的交代和细致的描述,有时更用归纳的方法写人物,这对小说而言,其实是不合适的。又譬如《云麓漫钞》说士子欲以传奇显“史才、诗笔、议论”,确实唐传奇作品中普遍存在议论成分,有的还夹有众多诗篇,这也造成小说文体的不纯。
但尽管如此,唐传奇毕竟展开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通过虚构的故事和虚构的人物,它比以往的任何文学样式,能够更自由更方便更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趣味,由此而言,它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传奇这种文言小说样式在宋代一度衰落,到元、明又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较唐传奇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的创作,并被改写为白话小说。事实上,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与传奇体有很大关系。
由于唐传奇的兴起本身与民间文学有一定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民间的素材,这使得文人创作同大众的爱好有所接近,这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在众多的传奇作品中,我们看到追求自由的爱情成为中心主题,而妓女、婢妾这类低贱的社会成员成为作品歌颂的对象,这里面就反映着大众的心理。所以它为后世面向市井民众的文艺所吸收。最显著的是在元明戏曲中,大量移植唐传奇的人物故事进行创作,诸如王实甫《西厢记》源于《莺莺传》,郑德辉《倩女离魂》取材于《离魂记》,石君宝《李亚仙诗酒曲江池》取材于《李娃传》,汤显祖《紫荆记》取材于《霍小玉传》等等,不下于数十种。可以说,唐传奇为中国古代一大批优秀的戏曲提供了基本素材。
唐传奇也形成了独特的散文体式。较之六朝骈文,它是自由的文体;较之唐代“古文”,它又多一些骈丽成分和华美的辞藻。这些特点从小说的要求来看未免过于文章化,但对后代散文却不无有益的影响。
青衣和花旦可以通过扮演的角色性格区分,青衣性格端庄,花旦性格活泼。
1、青衣扮演的都是端庄、严肃、有威严的女性,青衣也叫正旦,青衣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扮演的角色大多穿着青色的衣物,主要以唱功为主,扮演角色的年龄从青年一直到中年,如果是老年角色的话会由老旦扮演。
2、花旦扮演的是性格活泼,不喜欢受约束更加感性的女性。以墨点破其面者为花旦,不重唱功,但是重念白和做功,不同于青衣扮演庄重的女性和老旦扮演年迈的女性,有着浪漫主义思想的女性,也有扮演性格较为泼辣、行为比较不羁的女性,经典花旦剧目有《凤还巢》、《花田错》等,近代京剧大师苟慧生擅长花旦。
青衣代表人物
梅兰芳(1894—1961),出生于京剧世家,8岁学戏,11岁登台,擅长青衣,兼演刀马旦。在五十多年的舞台实践中,梅兰芳对旦角的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化妆等各个方面都有创造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
他功底深厚,文武兼长;台风优美,扮相极佳;嗓音圆润,唱腔婉转妩媚,创造了为数众多、姿态各异的古代妇女的典型形象。梅派代表作有《宇宙锋》、《贵妃醉酒》、《断桥》、《奇双会》、《霸王别姬》和《穆桂英挂帅》等。梅兰芳曾率京剧团多次赴日本、美国、苏联演出,是把中国戏曲传播到国外、享有国际声誉的戏曲表演艺术家。
以上内容参考-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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