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急用,谢谢

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排除几个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定义。第一，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风格概念。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风格的观念，之所以不能成立，乃是因为，不管以什么样的风格术语来界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们发现两者其实难于区分，或者，后者只不过是前者早已拥有的某些风格的强化或变调而已。人们早已指出哈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那些区别性特征（如“不确定性”、“内在性”等等），根本不能成立。以风格或语言来界定后现代主义，还会导致某个作品的某些部分是现代主义，另一些部分则是后现代主义的荒谬结论（例如认为《尤利西斯》的意识流部分是现代主义，而其戏拟或滑稽模仿部分则是后现代主义，又比如认为埃森曼的建筑语言是现代主义的，但其空间却是后现代的，等等）。正如查博特（C B Chabot）所说：“我们对现代主义缺乏一个充分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解，使得许多为后现代主义所作的论辩变得似是而非，许多被冠以后现代之名的东西，都直接来自早先的〔现代主义〕作家。”1）

第二，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个时期概念或一个艺术运动的概念。因为，其一，它首先错误地将现代主义视为一个有时间性的艺术运动（比如从1860年到1960年），这种错误会产生将“所有”1960年以后的艺术都视为后现代主义的荒唐结论；其二，它不是建立在一种庸俗的社会决定论之上（比如在詹明信那里），就是建立在某些断言“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的启示录式的独断论之上（比如博德里亚，以及大多数低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又如查博特所说，“人们甚至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一定数量的人们显然相信，文化在某个时刻的断裂已经出现，其标志可以从我们文化活动的整个范围内被察觉到。然而，似乎很少人在其根本性质与假设中的断裂的时间达成共识，更少人在如何最充分在刻画它对于我们的文化产品的影响的问题上有相同的意见。”2）这种独断论不仅不能成立，而且以其先知般的口吻为人所恶。桑托尔（F F Centore）就指出：“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官方的国教，一种新的救世神话，具有普世的有效性，每一个好公民都必须遵守。事实上，不追随这一自由共识的人犯下了叛逆罪。以诸如激进的解释学、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为名，当下的正统教义教导人们现代世界（1600－1945），已随着上帝的分崩离析与客观科学一道，永远地过去了。应该代之以一种更具流动性的不定形的过程的世界，因此它呼吁一种更加激进的解释模式。它坚持每一种东西只是现实的一个隐喻或象征，而现实并不存在。每一种事物都是历史的功能；所有的文化与宗教都只是时间性的、暂时的与神话的。创世的不是上帝的言，而是解释学 ——中途与终结当然也不例外。”3）

第三，后现代主义不是西方当代艺术的现实，它只是、并且始终只是一种观念形式，一个批评概念或美学概念。这一点特别值得一提。某些天真的后现代主义者相信，我们“已经进入”某个划时代的时期，在这儿，一切皆“后现代”了。而在中国，由于一些更加天真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的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介绍，以及自始就乱轰轰的“后现代理论研究”，以至于在日常意识中，人们产生了“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我们该怎么办？”式的无端焦虑，或是“我们应该绕过现代直接进入后现代”式的乌托邦狂想。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绝非西方一种社会现实，甚至不是一种思想现实。说它不是社会现实，是因为，正如贝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尽管与19世纪下半叶相比，经济、技术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仍然保持一样：私人资本对集体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尽管政府干涉经济事务的意义不断增长，追求最大利润仍是社会生产的驱动力。因此，我们在解释当下变化时务须小心谨慎，不能幼稚地把它们估价为划时代的转变的迹象。”4）说后现代主义甚至不是一种思想事实，是因为：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后现代主义就一直处于西方有识之士的批评与反驳之中。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一天也没有作为一种“思想现实”存在过，而是始终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着。正如查博特所说：“他们〔后现代主义者〕假设我们事实上正在目睹某种真正的后现代文化的出现，而我想质疑这个假设。在我看来，某些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事实上是现代主义本身内部的一种晚近的发展或衍变，这种说法至少具有同样的有似真性。我已经提出了一些论据来支持我的论点：（1）还没有令人满意的与普遍接受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存在；（2）被称作后现代的许多东西其实直接来自现代主义；（3）对它的存在的大多数论辩主要都是通过对现代主义的枯竭的概括，特别是通过一种忽视了其作为第二级别的概念的性质的概括，来获得其最初的似真性的。”5）

最后，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个媒介概念或艺术样式的概念。因此，比方说，我们不能说架上绘画是现代主义的，而装置艺术（installation）、视像艺术（video art）等等，却是后现代主义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野不是媒介或材料，或具体样式的分别，而是观念的分别。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我们得稍微绕一个弯。

我们已经说过，对“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以及“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的文化的出现”的断言，往往伴以对现代主义的死亡宣告。某些更为中立的作者，似乎更愿意提出“现代主义已经失败了吗？”这样的问题。例如加布利克。他在同名著作的开篇就问：“现代主义——这个一直被用来描述过去数百年的艺术与文化的术语——似乎正在走向终点。只要我们愿意认为一切皆得为艺术，创新似乎已不可能，或者甚至已不可取。我们在我们背后留下了一个成功与引起共鸣的创造性的阶段，还是一个贫乏与衰落的年代？现代主义已经取得成功了，还是已经失败了？既然多元主义已处于狂暴的境地，那么后现代主义为自由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空间，还是它只是黑格尔称之为坏的无限性的东西——它断言理解了一切，事实上却只是一种掩盖其意义的匮乏的虚假的复杂性而已？” 6）

加布里克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概括为如下问题：“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社会而艺术？”他说：“任何一个试图面对现代主义的全部现实的人，即使到现在，仍然会陷于它的赞美者（那些捍卫抽象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与它的诽谤者（那些相信艺术必须为一个目的服务或相信艺术必须有用于社会的人）之间的交叉火力之中。”7）

加布里克解释说，在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高度现代主义阶段，艺术为了拯救其本质，非常有意识地割断了与其社会停泊处的联系，并撤退到自己的阵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发生的艺术的“解人性化”，更多的是对艺术家在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社会中的精神痛苦的一种回应。正如康定斯基所说，“‘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短语事实上是一个唯物主义（materialism）时代所能维持的最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对唯物主义以及对一切都应该有用和实用价值的要求的无意识的抗议。”为了反对唯物主义价值观，而且也由于随着现代社会的宗教的崩溃而来的精神崩溃，早期现代主义者转向内部，转而离开世界，从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自我及其内心生活。既然有价值的意义不再可能从社会世界中找到，他们就转向他们自己来寻找这种意义。在20世纪早期的艺术家的思想中，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个独立的纯粹创造的世界，它拥有自身的精神本质。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晚期现代主义开始吐弃不断增长的自我指涉的形式主义的例子，这种形式主义否认抽象艺术在社会框架中有任何持不同政见者的功能或意义。在经过了一个大多数前卫艺术家激烈地从社会主题或效果中脱离出来阶段后，许多艺术家开始对明星体制与狭隘的形式“运动”感到厌恶。“他们开始问自己一些大问题。当他们从他们的画布与钢铁材料上抬起头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政治、自然、历史和神话。”（Lucy Lippard，美国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批评家）许多艺术家开始寻找绘画与雕塑的替代物，因为两者都可能为市场体制的机会主义与无情提供操练的对象。他们发展出了新的模式，诸如概念艺术、反形式艺术、大地艺术、过程艺术、身体艺术与行为艺术等等。非物质性与非恒久性是被用来化解艺术的物质化的主要策略，这样它们就不再是“珍贵的东西”，也不再是吸引市场的东西了。8）

显然，我们已经来到了当代艺术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些一方面旨在摧毁现代主义（如格林伯格）的狭隘性，另一方面又试图保持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的当代艺术（即概念艺术、反形式艺术、大地艺术、过程艺术、身体艺术与行为艺术等），究竟属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下的定义。我们已经在本书“导论”中界定了现代主义。在那里，我们回答了现代主义不是一个以媒介为转移，而是一个以观念为旨归的概念。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当代艺术中这些批判性的艺术样式，仍然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惟当这些艺术符合这样的条件：即当它们坚持艺术作为一种分化了的文化领域的自主，同时，坚持形式限定（或视觉质量）的概念与党派性的时候。而当它们放弃这些概念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是现代主义。因此，当代艺术中的这些新样式（还要包括装置艺术与视像艺术）属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当人们放弃那些现代主义的前提之时，人们就必然会提出接下来的问题：那么，它们是后现代主义吗？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总结阿多诺、贝格尔与哈贝马斯关于当代艺术的思想时曾经指出，假如我们更近一点来观察当代艺术状况的审美维度，我们将会看到同样的反分化（antidifferentiating）冲动在起作用。当代艺术中的大量概念艺术、反形式艺术与行为艺术，使我们感到焦虑，因为“它背离了我们对于边界的感觉；在公共事件与私人事件之间，现实情感与审美情感之间，艺术与自我之间不再具有分别。”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可以被部分地看作是对于彼得·贝格尔所说的历史前卫艺术的一种非乌托邦的突降法。这一后现代主义背离边界的强烈倾向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高级与低级艺术之间，文化与垃圾之间，以及博物馆的神圣空间与世俗的世界之间的差异的崩溃。特别是在建筑中（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力最尖锐的领域），查尔斯·詹克斯所说的“激进的折衷主义”意味着不同风格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差异的中断，同样也是“严肃的”建筑一直来优越于一种更为大众化的与粗俗的地方性的建筑（诸如那些罗伯特·文丘利在为拉斯·维加斯的辩护中大为赞美的建筑）的等级制的崩溃。9）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差别位于何处。但这仍然不是界定后现代主义的恰当时候。只有等到我们听一听那些以“后现代”自命的人的说法后，我们才能弄清楚，他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是什么。然后，我们才有望给后现代主义下一个较为贴切的定义。

尽管公开的后现代主义者蔑视理论或只是不屑于理论，但是一些人的思想，例如罗伯特·文丘利论建筑的思想直接针对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理论，因此对于解开这一新变化的基本踪迹是有帮助的。詹克斯以相似的方式并且更广泛地涉足理论领域。另一个****是奥利瓦（Oliwa），他是80年代初在欧洲、90 年代初在中国颇有号召力的“超前卫”（trans-avant-garde）理论的鼓吹者。还有许多自我评论与接受采访的艺术家，如谢尔曼（Sherman）、杰夫·孔斯（Koons）、史坦巴哈（Steinbach）等等，都公开声称后现代主义立场。如果人们留意他们所说的话，如果人们能检验一下所有这些领域中的艺术活动的多样性，人们当能说明他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究竟为何物。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指出了后现代主义的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反前卫。后现代主义对关于艺术地位的沉思极其漠视，即使说不是抱有敌意的话。在这一点上，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不会有误，或者甚至是反智的。后现代主义经常自嘘最提倡宽容；但它绝不能容忍任何意识形态的贡献或末世论（乌托邦或解放的蓝图）。它质疑不断创新的追求，瓦解最好的艺术骑士乃媒介、表现手段与图像学等等的英雄的信念。相反，它同意艺术不是一种志业而是许多职业当中的一种。其合法性位于生产卖得特别好的商品。它不会等待反叛或超越。它坚持与社会的平均成员的最近距离的接触。审美的维度必须得到重述，要么以一种使人眼花缭乱的赝品的形式出现（令我们想到由市场提出要求的风格化了的设计艺术），要么以一种艺术家的自发表现的形式出现（这些艺术家使用颜色、声音、言词，否认完美的可能性，只想提呈一种似曾相识的对现实的模仿）。在一个没有中轴的世界上，在一个价值的真空中，根本的目标就是要为了快乐的原因而自由地“创造”。模仿画与戏拟成了见证当下文化垃圾的最合适的手段。而其来宾卡则是不知羞耻的折衷主义。10）

其次，后现代实践是高级文化的堕落，但却是一种有意的堕落，有意将自己下降到低级文化的水平。它想要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它使得它更具消费性，因此它利用叙事、熟悉符号与简单形式的种种好处。它的主要形式是态度与价值的多元化，人们可以任意地加以选择。社会现实在各个层面上都被当作异质的、片断的与偶然的东西加以肯定。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今天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拥有法官的权力，因此艺术已经没有任何使命，而只是某种消遣。前卫艺术的所有原则都遭到质疑。绘画只意味着指向某种转瞬即逝的东西，而不作能否被记住的断言。图像学通常是陈腐的东西或只与人类的施虐受虐狂者的噩梦相关，它没有指称框架，因此也无法记住任何东西。观众对图画的需求要么以无视审美质量的匆促的爆发来适应，要么以模仿古典前辈的大师手法来满足。直截了当的折衷主义导致了对艺术尊严感的不信任和这样一种信念：一切都不过是商业化了的展出。R·朗哥（R Longo）的图像经常借自杂志、报纸与**剧照。绘画应该始终是一种使用适当手艺的操作，以便使画家与对任何严肃思想漠不关心的幼稚的受众联合起来。它应该像一件礼品一样好懂，并且应该，正如奥利瓦所说，欢呼“快乐的虚无主义”。谢丽·莱文妮（Sherrie Levine）不断自我重复的照片复制，马克·科斯塔比（Mark Kostabi）不断重做莱热（Leger）的操作，孔斯对所有市场图标的复制，王子（Prince）的时髦的风格化了的图像，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并不是说这些艺术家之间没有不同之处。但是，所有这些作品都是由乱轰轰的现成品寄生性地加以复制而成的。11）

在建筑领域，平均趣味则深深地植根于地区的（民族的）传统之中，因此很容易将后现代主义误认为复活主义。但是，后现代主义的产品可以由以下事实得到鉴别：不同风格，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被加以折衷主义地并置在一起，并通过现代主义的技术与最新的材料得到强化。立柱、柱廊、拱门重新复活了，空间里填满了树木花草与小喷泉，断断续续的线条受到欢迎，色彩被邀请跟形状相合作。建筑亦须有叙事：它采用过去的象征性符号，试图变得有趣而又热烈，这样就能皆大欢喜地受到观众的喜爱。在这一光谱的一极有C·摩尔（C Moore）与他那些对遥远习语（比方说长廊）的俗丽的重塑，或是S·蒂格曼（S Tigerman）的“雏菊之家”，一幢模仿阳具与阴道的大楼；另一极则是明显精致的建筑〔如P·埃森曼（P Eisenman）、H·霍莱恩（H Hollein）与J·斯特林（J Stiring）〕。他们激进地复活了现代范式，但却并不完全任其发展。他们的策略是一种“双重代码”，但是他们也赞赏有意识的手工制作，并嫁接以异质性、多样性，并通过小心界定的语义学（semantics），使高技术臣服于与大众接受者的情感联系。

莫拉夫斯基尖锐地指出，艺术的骆驼很难穿过这一针眼，假如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主要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个遵奉者与受欢迎的人（比方说适应平均需求与趣味）的话。他怀疑科斯塔比、比得罗（Bidlo）、莱希（Lersch）与其他一些人——他们寄生于各种各样微观或宏观的引语中，不断生产悖论与仿作，对他们作品的空洞丝毫也不感到脸红——是否是一些吹破牛皮的艺术家。他的怀疑在一本名为《了结》（Endgame, 1986）的书中终于得到了证实。波士顿当代艺术研究所出版了此书，它评论了布莱克纳（Bleckner）与哈莱（Halley）的画，还有所谓的综合媒介雕塑家孔斯、奥特森（Otterson）与史坦巴哈，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艺术家虽然清晰地意识到他们身处其中的文明的与文化的语境，却赞成普遍存在的商业主义拜物教。他们清楚地知道并且乐意屈服于商业街的需要与再生产工业。快活地处理成品成了外在的催促与艺术游戏的主要动机。购物，正如史坦巴哈公开承认的那样，是当今最好的旅游与窥*方式。孔斯的真空吸尘器可以被解释学一种文化真空的象征。对这些艺术家来说，他们制造这些商品，既没有任何忧郁，也没有任何愤怒或讽刺，他们只是普遍的商品化的一种符号而已，因此非常接近最广义的客户的期待与欲望。12）

莫拉夫斯基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及其实践者的典型姿态，以及对他们所培育的肯定性与无差异性，当然持坚定的批判立场。后现代主义艺术被指控为抛弃了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的雄心，它对审美价值的顽强的追求，它对文化与社会影响负责的良心，以及它的解放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的作品，并鞭策它达到最高的艺术成就。莫拉夫斯基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既是艺术的批判，也是政治的批判。那样一种宣称崇高的无差异性并从艺术家的工作室与画廓以外的任何事物都隔离出来为主体原则的文化，只能产生平庸与无关紧要的艺术——同时却强化了商业主义精神。因此，莫拉夫斯基论证道，后现代主义在压抑人类对于生存的富有悲剧色彩的复杂性的敏感方面，在消灭人类对于超验与改善的追求方面，在把快乐主义的工具性提高到最高的、事实上是唯一的价值的立场方面，犯下了罪孽。

莫拉夫斯基的第二条战线瞄准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激进的反基础主义，以及对现代传统的所有方面所抱有的敌意。莫拉夫斯基不允许被拒绝的现代遗产的一个部分，就是对于揭示并把握现实的深切需要；正是这种现实奠定了插曲般的与碎片般的东西的基础并赋它们以意义。还有就是现代主义对于奠定人类价值与伦理原则的同样深深的关切。莫拉夫斯基怀疑后现代哲学家的方案的真诚性，特别是其可行性。他坚持认为后现代哲学家无法说明他们的假设；有意无意地，他们使他们的景观“绝对化”并偷偷地贩运他们自身的“绝对价值”的私货。现代哲学通常有意识地并公开地从事的工作，并因此也是向论辩与批判性质疑开放的工作，后现代哲学却偷偷摸摸地和迂回曲折地做了，并阻挡了自我批评与自我纠正的机会。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景观。莫拉夫斯基的刻画不一定是后现代主义的全貌，但的确抓住了要害。总结我们在各章中提到过的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与批判，我们可以给后现代主义下一个定义：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60年代，并于70与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这种放弃表现在拒绝现代主义艺术作为一个分化了文化领域的自主价值，并且拒绝现代主义的形式限定原则与党派原则。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

重述神话项目，邀请世界各国著名作家进行基于神话题材的小说创作，它不是对神话传统进行学术研究，也不是简单的改写和再现，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风格创作，并赋予神话新的意义。涉及到25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小诺贝尔丛书”。已加盟的丛书作者包括诺贝尔奖、布克奖获得者及畅销书作家，如简妮特·温特森、大卫·格罗斯曼、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多娜·塔特、齐诺瓦·阿切比、密尔顿·哈托姆、伊萨贝拉·阿连德、迈克尔·法布何塞·萨拉马戈、阿尔贝托·曼戈尔、AS拜特、卡洛斯·富恩特斯、斯蒂芬·金以及中国作家苏童、李锐、叶兆言、阿来等。这是一场远古神话在当代语境下的复苏。配合这场行动的中国作家作品有苏童《碧奴》、叶兆言《后羿》、李锐《人间》、阿来《格萨尔王》等。这是一场世界范围的联合行动，通过对所涉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远古神话的现代语境下的重述，赋予其新时代的意义，寄托更深刻的文化和生存内涵，对现代人们在物质膨胀，精神匮乏的时代里产生的精神家园的缺失给予疗伤，通过神话的重述，让人们产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国家意识，更有利于世界的稳定和区域的健康发展。

文 / 赤叶青枫

西西里是意大利的浪漫之岛，《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教父》、《天堂**院》、《碧海蓝天》等诸多经典影片都是以其为背景的拍摄而成。如今，又一部与西西里有关的**问世，名为《谎言西西里》，只是这部**并非欧美影片，而是一部国产片。

《谎言西西里》由曾帮赵薇打造《致青春》的关锦鹏监制，曾执导彭于晏的代表作《翻滚吧！阿信》的林育贤担任导演，李准基、周冬雨、阮经天、热依扎、邢佳栋等人领衔主演。另外，本片还吸引到在《海云台》、《海盗：下海的山贼》等韩国著名影片中展示了自己摄制美学的金荣浩、凭《黄海》得到韩国青龙**灯光奖的黄顺玉作为灯光导演加盟本片，如此阵容鼎盛的国际主创团队无疑令影片品质有了一定保证，再加上这是今年七夕当天内地上映的唯一一部爱情片，因此令人不禁更加期待。

而事实上，影片本身也没有让人失望，上海与西西里等地的风景令人沉迷，而片中那对异国爱侣之间以谎言为内核的“谎言见证真心，守护见证真爱”的凄美浪漫爱情故事更是令人感动。

在这样一个故事里，前半段令人心疼的是周冬雨饰演的女主人公小悠。本以为只是和男友暂时生离，结果却变成了死别。她人前强装镇静地上班、和同事饭局，连俊浩葬礼都不出席，人后却崩溃到整个人如行尸走肉一般失魂落魄。看得出，周冬雨这次演得分外卖力，几场哭戏爆发力尤其惊人，较好地演出了小悠失去男友后的种种非正常状态，颇能引发失（过）恋人群的共鸣。

而在影片的后半段，更打动人心的是李准基饰演的男主人公韩国男孩俊浩。原本以为他与小悠虽是真心相爱，但二人感情和其他普通情侣相比也不会有太大分别，但随着剧情的逐渐展开，当你看到他为了小悠所做的点点滴滴的所有事情后，只怕很多人会唏嘘感叹“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原来爱一个人可以深情如斯，原来处心积虑编造的那么大的谎言只是为了让小悠在真正面临生死诀别时不会太过伤心难过，原来他一直默默守护在她身旁，用尽自己生命最后一点光与热陪她度过人生低谷……这样的爱，虽然虐心，但也足以称得上伟大，再由李准基用他那特有的韩式方式去演绎，动情处更是如韩剧一般催人泪下。

能让男女主人公有如此发挥空间一前一后如此分别赚人热泪，导演林育贤和编剧胡蓉蓉等幕后主创功不可没。他们打破了爱情**常规的叙事模式，先以女主角为中心交代故事的大致原由，再在影片后半段以男主角的视角来重述这个爱情故事，如此一来，令这个原本略显平淡的故事奇峰突起，跌宕感与曲折性较大地增强，凄美浪漫的氛围也变得愈发浓烈。

一般情况下，爱情里的谎言最是伤人，严重时足以令这份感情毁灭，可是在《谎言西西里》中，言虽假，情却真。说一个谎言，圆一个谎言，他们爱的多么“危险”，可是谁又忍心拆穿？虽然最终还是难免死生契阔，阴阳永隔，但是那份感人真爱，足以回味一生。

重述的回应策略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技巧，指的是在与他人交流时，将对方所说的话或观点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达出来，并确认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对方的意思。这种策略常常用于解决沟通中的误解或不清楚的情况，以确保双方都在理解同一个事情或概念。

重述的回应策略的好处在于可以帮助双方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意思，避免误解和沟通障碍。对于发现沟通中出现的问题或者对方的困惑，采用重述回应策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对方，增强双方的互信和合作。

例如，当你和同事或客户进行沟通时，可以使用重述的回应策略来确认自己是否理解了他们的需求或问题。你可以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达对方所说的话，并询问对方是否正确理解了他们的意思，以确保自己清楚了解了对方的需求和想法。

　埃德加·爱伦·坡，被尊崇是美国浪漫主义运动要角之一。爱伦·坡是美国的短篇小说家先锋之一，并被公认是推理小说的创造者，甚至被视为科幻小说的共同催生者之一。下面是我搜集整理的诗人爱伦坡的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诗人爱伦坡的简介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作家、诗人、编者与文学评论家，是第一位众所周知、仅以创作一职糊口的美国作家，并因此长期陷于经济困难与不顺遂之中。他的短篇小说大致分为三类：恐怖故事、谋杀疑案和科学难解之谜。他开创了侦探小说的先河，被称为“侦探小说之父”。1849年10月7日，爱伦·坡逝于巴尔的摩，得年四十岁，死因不明，各类说法甚多。他的著作亦时常现身于文学、音乐、**与电视等流行文化中。爱伦·坡生前的各处居所则多被保留为博物馆至今。

诗人爱伦坡的文学风格

　爱伦·坡的恐怖小说带有浪漫主义的特色。纵观爱伦·坡的恐怖小说创作，其故事主题大都“揭示了人类意识及潜意识中的阴暗面”，这—点显然迥异于同时代的其他浪漫主义作家。爱伦·坡以恐怖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深入刻画与呈现了非现实状态下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试图“以非现实、非理性的表达方式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因顿”。他借助想象奇特、恐怖怪异的故事情节，通过夸张、隐喻和象征等修辞手段表现人性的危机，激起读者浓厚阅读兴趣的同时，震撼心灵，发人深省。

　爱伦·坡恐怖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还体现在他独特的创作风格上。与爱默生、惠特曼等主流作家乐观自信、热情洋溢的格调不同，爱伦·坡通过展示死亡与丑恶来表现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灵感，以象征、隐喻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对人性的理解。他的恐饰小说常常置景于深渊、城堡、暗室、暴风雨或月光之下，人物备受孤独、死亡意识与精神反常的折磨，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宛如噩梦一般。爱伦·坡文笔考究，运词精当，通过构思设计惊险奇绝的情节，在恐怖小说中向读者极力描绘了一个个常人难以想象的怪诞事件和恐怖场景，制造意境，渲染气氛，准确达到作品预期的艺术效果。

　爱伦·坡的创作原则是其“效果说”理论，他选择“死亡”作为其文学创作的主题是由他的这个创作原则决定的。坡认为，无论是创作诗歌还是小说，作家必须讲究效果的统一，必须时刻想到预定的结局，要使每一个情节变得必不可少。他在《评霍桑的“故事重述”》中曾经这样阐述自己的创作原则：“聪明的艺术家不是将自己的思想纳入他的情节，而是事先精心策划，想出某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效果，然后再杜撰出这样一些情节——他把这些情节联结起来，而他所做的一切都将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实现在预先构思的效果”。使“每一事件，每一描写细节，甚至一字一句都收到一定的统一效果，一个预想的效果，印象主义的效果”。他强调作品对读者所能唤起的情绪和产生的效果。在“创作的哲学”中，他认为，故事的首要目的是要在情感上扣住读者的心弦，产生最激动人心的效果。

　死亡主题是通过谨严紧凑的结构和作品的简洁而表现的。爱伦 坡的作品形式精美，技巧圆熟。爱伦 坡在《评霍桑的“故事重述”》里，强调了作品的简洁和统一效果。在写作中，他还平萍理留情节和结构的高度简洁，小说中通常只有两个，最多三个人物，也没有离题的枝节和无关的装饰品。在他看来，一位技巧高明的文学家在写作之前，必须成竹在胸，深思熟虑，为实现预期效果而选择和组织情节，并且不应该有一个词的意向直接或间接与预先的构思无关。为更好地揭示死亡主题，他坚决排除与主题不相关的情节，要求作品必须有精美的艺术形式，必须体现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原则。他认为，为了保证效果的统一，首先要考虑的是作品的长度。他说，一首诗或一篇小说不能过长，要让读者能“一口气读完”。否则，尘世间的杂事就会干扰读者的阅读和欣赏，破坏作品效果的统一性。为此，他精心地设计结构，以求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诗人爱伦坡的社会评价

　在他短短一生写下的不少作品中，文学评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时文坛上，除了詹姆斯·罗塞尔·洛威尔之外，几乎无人可与抗衡。洛威尔一向不轻易赞扬别人，却把坡誉为“最有见识、最富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当代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称“坡的文学评论确实是美国文坛上空前的杰作”。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坡早年当报刊杂志编辑时，为了换取稿费，他也写了许多糟粕，因此至今留存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精华。

“暗恋”以浪漫的爱情场面开场，给人一种和谐的美，同时也为悲剧奠定了基调。在这段“约会”逐渐展开的同时，作者和导演的思想便开始在江滨柳和云之凡这两个人身上展现。一句“回家真好”牵引出了剧情的时代背景和日本侵华的控诉，恋家而又不能回家的情感静静地涌进观众的内心。江滨柳和云之凡皆因战争而离开养育自己的家乡，相遇上海。“回家”勾起了江滨柳的念家情结和爱国之情。是战争让国人远离家乡、颠沛流离、四处躲避，是战争让相知相爱的人无奈而痛苦地分离。江滨柳对战争的控诉以及对新中国的期待，对历史的记忆，是老一代人的切身体会，是编剧和导演给当代观众打的一针强心剂。物质生活的丰裕是不能淹没国耻的，居安思危，我们的血管里留着同样的血液。“有些东西是无法忘记的”，这是云之凡胜山高胜海深的爱的关怀也无法抹去的，踩着无数先驱用脊梁铺就的这片天地，我们没有理由让沉痛的历史在精神世界离消失。柔缓而深情的音乐，便是导演温馨而沉重的告诫。剧中的“导演”不满意“江滨柳”和“云之凡”的表现，愤怒地要求重拍，这是因为“导演”亲身经历过那段沉痛的历史，经历了那段苦恋，他想通过拍戏去找回失去多年的心灵的慰藉，找回自己的那片“桃花源”。然而现代社会里出生成长的演员根本无法理解、体会，他们不能进入真正的角色，是因为他们的心里已经让那段国耻被尘封，这比江滨柳与云之凡的别离更加悲哀，这是现代文明发展的真正“悲剧”。编剧和导演不仅通过江滨柳来表现国悲，更是通过“导演”这位真正的江滨柳来提醒接受者应该有自己的“桃花源”。然而，彭导演在剧中对原剧离两处台词的改动不是很慎重，“淡水河”的历史意义是“湘江河”的亲切感永远无法代替和比拟的。

　　当这种“悲”正在随剧升华的时候，“桃花源”剧组插足进来，让“悲”转换为“喜”。然而两个剧组的争执不休，幽默的情调，戏剧性的变化并非真正的喜，它是一种更大悲剧的开始。混乱的场面就像纷乱的世界，编剧在营造这种乱时以台湾的社会状况为背景，而导演营造的乱则与编剧在另一个点上合成一条平行线。他们营造这种乱无疑是想从乱中寻找一条线索，将“悲”藏在“喜”中，让“喜”中暗存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入现代人的心脏，将“悲”很自然地嵌进接受者的心灵世界。老陶滑稽的动作，带进一种喜剧风味，春花与袁老板的出场更是将喜的浪潮推向更高的高点。这正是编剧和导演的用意，这种喜是另一种悲。表面上看，懦弱的丈夫有苦难言，言不达意，三者又都不言而明，这种混乱在演员惟妙惟肖的表演是给了观众一种“喜”，但编剧设置这种“喜”是在表现当代婚姻家庭的一种悲。丈夫软弱，妻子不忠，外人色欲熏心，从而家庭失和，各自为利而欺骗、背叛，这是喜吗？这是悲，当今社会人伦的悲。袁老板的小恩小惠和花言巧语让有夫有家的春花倾心，背叛夫君，私通犯科；深爱妻子而又怨气十足的丈夫又怕失去妻子而不愿捅破那张早已破裂的纸。编剧和导演以今入古，又对现代这种悲哀的人性作了嘲讽和批判。这种现代婚姻中女性势利而轻情的观念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文明的悲剧，和古代的男权主义无何区别，这是一种观念的悲哀。

　　面对这种悲，编剧设置了老陶在现实无法转变的情况下，被逼离开，像陶渊明一样去寻找世外桃源，一片心灵和精神的慰藉。淡蓝的灯光逐渐变为淡黄，由晨光开始，老陶便不惧激流，带着寻找“大鱼”的希望向上游撑去。

　　当这种悲在喜中快让观众忘却的时候，编剧便让这一幕嘎然而止。“暗恋”剧组打断了喜，重新回到悲。从悲情的二胡声中将观众又一次延续着悲，不能忘却。下面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呢？编剧和导演始终让这方小舞台展现着大千世界的万物之态。江滨柳病重于床，云之凡送的围巾再度勾起他的遗憾和痛苦。然而无知而纯真的护士与江滨柳格格不入的对话，又引起一幕闹剧，闹后依旧是一种悲，新时代的女孩无法体会老一代人的情感观念，两个时代的人无法逾越着一条鸿沟。正是这条鸿沟又将悲剧延伸。江滨柳对云之凡始终念念不忘，在生命的最后登寻人启事，期待着这份苦等几十多年的恋情重新相遇。而女护士却连一周前分手的男友面貌都想不起来，这种两代人爱情观念的对比是怎样的一种悲。江滨柳悲在苦恋不来，而女护士却悲在漠视被世人称为永恒主题的爱情。这种毫无责任心的爱情观也是当代社会发展下产生的，这依旧是一种文明的曲解，这种虚伪的社会将是一种不和谐的基调，这种情感观将使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的链条断裂，这种幼稚的心理将是一种民众心理的弱化，这种不负责的态度将决定着这个民族走向一个黑暗的低谷。

　　江太太对江滨柳关怀倍至，而江滨柳却置若罔闻，心中恋着的依旧是那四十年前一别未见的云之凡，梦中梦到的也是云之凡，这也是一种爱情之悲，这依旧是一种婚姻观念造就的悲剧。爱与被爱的爱情心理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多遗恨与悲哀。这种旧时代的婚姻观念对女人是悲呢，还是对男人是悲，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编剧和导演就是通过江太太的祈祷与江滨柳的梦境的对比，将这个问题展现给观众，引起一种新的思考。

　　当然，悲在此幕中更体现在江太太口中的韩大哥身上，虽然只是简单提及，但编剧却是用心良苦。韩大哥与江滨柳都是大陆人，因战乱而到了台湾，最后却因为海峡两岸关系而无法回到大陆，同一个民族却莫名地产生了一种沉痛的隔阂。这不得不使人想起余光中先生《乡愁》中那种恋家却不能回家的悲情。而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的逐渐得到和平的缓解，韩大哥能到大陆了，所以总往大陆跑，哪怕就是去吃一顿大餐就回来，这是喜啊，这是悲后之喜啊。但因台湾始终没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依旧有很多人无法回到大陆的怀抱里重温母怀之暖而有变成了催人泪下的悲。一家人始终不能和睦地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幸福地享受晚宴，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这是历史的悲剧。

　　“导演”再一次叫停彩排，因为表演无法达到他想要表达的效果，他再一次痛苦地回忆起当年的兵荒马乱，再一次陷入战争崛起的大坑。而演员们则认为他要求太高，且工作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可谁又能真正体会到他的那种爱情与国情交叉的感受。现代人忘却了那段沉重的历史，这才是编剧和导演所要表达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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