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汉文化

　　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元代的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夔门天下雄。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熊猫世界的趣，恐龙世界的奇，是今日旅游者领略的最大感受。从线路上看，有西北线的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有北线的剑门蜀道，有东线的三峡风光，有南线的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们都用武侯祠这个名称来代称这几处遗迹。诸葛亮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万世云霄的崇敬，“武侯祠”这一称谓，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从武侯祠出发，沿着当年刘备入蜀的路线，可以陆续拜谒大邑子龙庙、德阳庞统祠、绵竹诸葛祠、绵阳富乐山和蒋琬墓、昭化费祎庙和剑阁翠云廊，北出汉中可到沔县定军山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们尽可以领略历史淘尽千古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铁马金戈变为渔樵江渚的沧桑变化，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三峡风光的雄奇壮丽，举世闻名，再加长江支流大宁河小三峡的青幽神秘，身临其境，自会使人们充分体会到妙如仙境的峡中神韵。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峡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当我们领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我们对于洪荒远古的无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丰富文化遗存，如丰都的鬼城、忠县的石宝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宝库白鹤梁，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冲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当我们巡行三峡之中时，会对巴蜀人为什么从来向往走出夔门做出自身心灵的阐释。

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制度，相当于是一个经济团体，有点类似于什么商业联盟之类的，所以他们的盟主也是一个只会精打细算没有深谋远虑的主，而蜀国更像一个宗教团体，类似于古罗马时代的教团，所以二爷死的时候无论如何刘备也会南征的，所以诸葛亮明知道没有胜率也没有直接劝阻，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势力的性质，所以这样的团体是有信仰的，刘备和诸葛亮这两个先后的一把手也是必须要拥有十足的人格魅力来凝聚这股势力。 

其中，蜀汉末年这批战死二代们，很多并无战斗能力，即便诸葛瞻、张遵这样的将领，也是最后无奈时候赶鸭子上架。他们最后的死与其说是战死，不如说也是自杀型战斗。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结果，知道必败必死，却还是义无反顾。我觉得刘谌和他们没有本质不同，都是面临死局时候做出的坚定选择。 

但东汉一亡，三国里蜀汉就是最接近正统的政权，蜀地也就成了想要兴复汉室的人们最后希望了，再加上蜀汉国力比较弱，诸葛亮治理之下的政府也比较廉洁，投机钻营之人在蜀地也就没什么油水可捞。只说先帝仁德，诸葛公断，更因为蜀汉才是正统啊。吴魏怎么说都立国不正，君臣不能一心原因在此。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后世各种逐鹿的情况，几次改朝换代至少明面上都有大义的理由，大家心里还没有适应后世的史观。 

而魏晋吴都属于得国不正，其实大臣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也很难有那种死节的想法，毕竟已经背叛了一次，换个主也没啥。但蜀汉不一样，一直还是举着大义的旗帜。刘备军团，起于患难之间，群体多为草根抑或不得志的人，多为义而聚之，魏、吴是群豪利息交集而成的集团，吴的成分是江南望族推举孙氏这个外来豪强的集团，魏则是在汉帝国基础上不断进行中央集权的集团，尤其是魏建国后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完全是为了平衡豪族利益而设计的政策，几个集团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不一样，结果自然也不一样。

事实上，蜀汉立国的时候，时代已经经历过了桓灵昏聩时代，黄巾乱世等等天灾人祸，人心早就已经开始厌恶汉朝了，只有读过书的少部分氏族还在遵守着礼教道义想着复兴汉室。在百姓的心里，皇帝姓什么无所谓，只要过好日子就行了，而汉朝早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失了民心。再说割据川地的蜀汉，坐拥川地的老氏族们其实是厌恶以刘备为代表的“外来户”的，只不过经历了武侯治理下的蜀国百姓日子有些好转而暂时忘却，可当大敌来临（邓艾大兵压境），以谯周为首的益州派立刻就选择了投降，丝毫不与刘氏江山有什么留恋……这就是当时的时代。 

总而言之，像姜维，以及其他的一些为蜀国战至最后一丝力气的将领们，自然应该值得我们铭记，在大背景下，投降就是主流的思想（因为诸葛、蒋、费相继去世后益州派就是主要力量），当姜维自刎之后，所有的魏军恨而剖其腹后，又以大将军之礼厚葬了姜维，足以看出这是来自于所有人发自内心的钦佩，为国死战直至到最后一口气！而这些将领有如此的气节，用最后的鲜血去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理应值得人们去铭记。

　李白之所以描绘得如此动人，还在于融贯其间的浪漫主义激情。诗人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他对自然景物不是冷漠的观赏，而是热情地赞叹，借以抒发自己的理想感受。那飞流惊湍、奇峰险壑，赋予了诗人的情感气质，因而才呈现出飞动的灵魂和瑰伟的姿态。诗人善于把想象、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进行写景抒情。言山之高峻，则曰“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状道之险阻，则曰“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诗人“驰走风云，鞭挞海岳”（陆时雍《诗镜总论》评李白七古语），从蚕丛开国说到五丁开山，由六龙回日写到子规夜啼，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创造出博大浩渺的艺术境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透过奇丽峭拔的山川景物，仿佛可以看到诗人那“落笔摇五岳、笑傲凌沧洲”的高大形象。

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是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即盛唐土壤的哺育、屈原楚辞的影响、道教思想的支配以及诗人奇特的人生经历。

李白是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风的集大成者李白的诗风个性张扬、雄奇飘逸、有吞吐天地、囊括寰宇的气势李白的诗歌主观色彩浓厚,要入京求官就高调地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上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常用大胆的夸张和惊人的幻想来表达他喷薄而出、一泻千里的感情如《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高度夸张的比喻,赞叹飞瀑从高处腾空而下的壮观的景象,也展现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气概。

在深入了解李白的生平思想与各个时期的诗作之后,笔者认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四点重要因素：

一、盛唐土壤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诗歌也不例外李白在诗歌上取得巨大成就是与盛唐的土壤密不可分的换言之,唐朝的政治、经济全面繁荣及由此形成的盛唐气象是李白浪漫主义诗风存在和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特定的时**育着特定的气象——政治上的开明、文化上的博大包容,使得大唐帝国孕育着一种乐观、自信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

李白就是生活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所谓 “时世造英雄”,当时的文化氛围,正是李白得以成长的沃土他那追求理想的精神,个性张扬的气质,雄奇飘逸的诗风,特别是他那吞吐天地的气势,无疑就是唐朝政治经济全面繁荣昌盛在精神领域的真实写照风格是时代的产物,可以说李白浪漫主义风格正是盛唐气象的反映。

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与唐朝特定的文化大背景有着必然的深刻的联系繁荣昌盛的社会带来了文学百花齐放的美景,造就了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诗歌中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发展、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种广阔的文化空间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对盛唐诗人的心理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李白重传统,更勇于创新,善于吸取诸家精华,这不仅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对他诗歌的语言风格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陈子昂扫荡齐梁诗风的文学改革就对李白影响极大——“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文学主张正是陈子昂文学革新的深化。

李白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于是一朵最绚丽的浪漫主义文学奇葩,适时地开放在盛唐肥沃的土地上。

二、屈原楚辞与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诗风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洋溢着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其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风格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李白毫不隐瞒地表达了对屈原的追慕,诗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在《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一诗中写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可见其早晚之年都不离怀才报国之思就创作思想而言,李白与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风格,毋庸置疑,是一脉相承的。

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总能隐约约可以看到屈原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子——两者皆擅于通过意象的运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褒贬之情；为了增加诗歌的浪漫主义气息,两位诗人都注意了神话传说的运用,并通过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感受但相比较之下,笔者认为李白的意象比屈原更加丰富从他们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李白对屈原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常常以神话、传说的题材和象征、比喻的手法来反映现实如《远别离》、《梁甫吟》都是借神话传说反映社会现实；《登高丘而望远海》、《古风》等篇,则是借古讽今；《蜀道难》也以雄奇的笔墨和丰富的想象,写出蜀地的奇险,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起来并在同一首诗作中体现——无疑,李白是继承和发扬了屈原高超的艺术创作技巧这种技巧的最大特征就是既写实又夸张,二者泾渭分明却又紧密相连,互为映衬如李白《古风》第十九首：“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诗中写到安史之乱,但并不对它多着笔墨,而是在升天神游的美丽幻想中,突然低头见到了被叛军蹂躏的洛阳,诗人的情感急转直下,浪漫的幻想亦告破灭这首诗与屈原《离骚》中写他听了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准备去国远游,在想象中翱翔于天际之时,忽然居高临下地看到危机四伏的祖国,便再也舍不得离去,思想从想象回到了现实不难看出,这两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曼妙的仙境与苦难的现实融为了一体。

李白继承了屈原那种对理想不息地求索精神,一生不懈地追求报效国家的机会,以实现“济苍生”的抱负这种理想成为他一生追求目标的基石受屈原影响,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

三、道教思想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与盛唐时期风靡一时的道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道教思想对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道教思想造就了李白丰富离奇、想落天外的想象力,并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提供了构筑“神仙世界”所需要的大量意象。

李白从小生活在道教气息浓郁的蜀中地区,深受道教思想的熏陶,他不仅深信道教,而且还曾授了道录,做了一回道士道教带给李白一种热烈迷狂的情绪在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两道独特风景——文采绚丽瑰灿、想象驰骋丰富特别是道教“存想思神”这一思维方法,对李白那超越时空、沟通人神的奇特想象力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盛唐,笃信道教者众,但真正深得其中三昧的,李白是最独特的一人他不仅虔诚地相信道教的修炼方法：“我去采菖蒲,服食可延年”（《嵩山采菖蒲者》）；真诚地相信道教所描绘的那个仙境：“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杂诗》）；而且,他还真正相信自己就是一个从天上贬谪下来的“谪仙人”,把自己摆进了神仙的队伍这种将自己的全部都融化在道教“存想思神”之中的迷狂与激情,这使李白诗歌的想象显得极为真诚也只有李白这样天真虔诚地“存想思神”,才可能有如此瑰丽神奇的想象,才有可能有如此美丽且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

不可忽视的是,道教也为李白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的意象空间如李白所写的那样：“仙人游碧霞,处处笙歌发”——道教世界里,仙人们腾云驾雾,上天入地,而且还一路仙乐嘹亮,真是令人飘飘欲仙、无限向往长期处于这种环境的熏陶,必然会刺激李白的想象力,并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表达提供了构筑“想象世界”的大量意象,如大鹏、巨螯、高山、急流、大江大河、仙境、梦境等李白在《游泰山》一诗中就以神仙自诩：“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阙……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而诗中的许多意象如“王母池”、“天门阙”、“织女”等也都与道教离不开无疑,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了李白飘逸洒脱的个性现实生活的黑暗龌龊使他更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给李白安上了神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使他的诗歌增加了恍惚飘逸、光怪陆离的神异浪漫色彩。

四、奇特的人生——现实与理想激烈冲突的喷泉

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儒家思想和道教、游侠本不相容,但李白却把三者结合为“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但是,李白这种人生理想过于高傲自负和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浪漫思想与严峻现实的矛盾,常使李白陷于悲愤与失望之中于是,李白身上那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就幻化为一首首或狂放不羁或悲愤激昂或自命不凡的浪漫主义诗歌。

一方面,儒家思想对李白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安社稷、济苍生”是他的政治抱负这从他早年的诗歌《送外甥郑灌从军》中可看出这一理想：“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被赐金放还后他仍高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见他的抱负气概是何等的豪迈另一方面,李白的儒家思想,经自身变形走样,已带有他鲜明的个性色彩李白曾师从“任侠有气,善为横纵学”的赵蕤,对形成他的纵横家思想、豪放不羁的性格和诗风有所影响。

李白空有一腔热血和一身才艺,为理想而不懈奋斗,却失败得一次比一次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摆在李白的面前,激愤之情于是喷涌而出： “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 理想屡遭挫折,失败打击接踵而至,所以李白的诗歌交织着自信与绝望、追求与颓放、眷念与怨恨、崇高与庸俗等思想感情的复杂矛盾,代表作有《行路难》三首、《梁园吟》、《将进酒》等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现得是何等的自信,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却显得十分迷茫；“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忧愁悲愤何等深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又是何等的旷放洒脱这些都是李白的崇高理想与黑暗现实相撞击后而迸发的心灵喷泉,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它们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矛盾,又有折射了李白内心深处交织缠绕的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

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李白就是这样：怀抱着理想四处奔走,遇到的是嘲笑和冷漠,感到的是压抑和幻灭现实社会给李白带来了矛盾和痛苦,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努力去探索和发掘其中的美,用他的神来之笔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浪漫主义诗歌。

杜甫称赞李白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 “飘然思不群”就是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最贴切的评价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李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不愧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道永恒而亮丽的彩虹。

总的来说李白的诗风不离开豪放 飘逸 离奇大胆的夸张。

李白的诗歌都具有浪漫主义风格，而在蜀道难之中，最能体现其浪漫主义诗风的就是运用了大胆的想象，大量的运用夸张。神话传说手法为我们描述了蜀道的艰险。

就是一唱三叹，分别描写了蜀道之难，蜀道之艰和蜀道之险。低端一上来跟我们用了夸张的手法，以及叙述了蜀道来历。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挠欲度愁攀援。

这段在叙述蜀道之间的过程中，描绘到了他的那种萧瑟孤寂的感觉。但见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子规啼夜月，秭归这个印象就是体现了哀怨的感觉。

第三段写的是现实之难战争之难。杀人如麻案给我们展示了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

《蜀道难》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代表作品。此诗袭用乐府旧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展开丰富的想象，艺术地再现了蜀道峥嵘、突兀、强悍、崎岖等奇丽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借以歌咏蜀地山川的壮秀，显示出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充分显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和热爱自然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