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浪漫主义音乐杰出人物舒曼的生平经历是怎样的?

欧洲浪漫主义音乐杰出人物舒曼的生平经历是怎样的?,第1张

德国作曲家舒曼(1810.6.8~1856.7.29)生于德国一偏僻小城茨维考。父为书商且酷爱文学,母为著名外科医生之女,舒曼为其末子。8岁从圣玛利亚教堂管风琴师学习音乐。9岁开始作曲。14岁立志当钢琴家。但他父亲却希望他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舒曼也喜读歌德、拜伦、霍夫曼等人的文学作品,并尝试作诗。1826年父逝后,舒曼即遵母命于1828年入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在大学期间,对所学课程甚感枯燥乏味,却以很大的精力在课余从莱比锡著名钢琴教师弗里德里希·维克学习钢琴,并陆续出版了一些钢琴作品等。他还到瑞士、意大利等地旅行,在法兰克福聆听了当时最著名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演奏,决心致力于钢琴表演艺术。1830年他回到莱比锡,住在维克家,一面继续向维克学习钢琴,一面与指挥家海恩里希·多恩学习作曲理论,并由维克出面去说服舒曼的母亲,终于得到其母的首肯,弃法律而改事音乐。1831年投稿于芬克办的《音乐报),开始了文笔活动。他在一篇评论中盛赞了当时还默默无名的肖邦,并向人们宣告:“先生们,请脱帽吧!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位天才!”1832年为求钢琴技艺的进步,增强手指的灵活性,用自己设计的机械方法练琴,以致扭伤食指,医治无效,遂被迫放弃成为钢琴家的理想,转向以钢琴创作为主的作曲生涯。1833年为维护和促进新艺术的发展,舒曼与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莱比锡创办了《新音乐报》,舒曼出任主编。他托借想像中的“大卫同盟”中的两个盟员弗罗列斯坦和约塞比乌斯之名,亲自撰写评论文章阐述自己的艺术思想。1837年舒曼与其老师维克的女儿克拉拉私订终身,遭到维克的坚决反对。1838年为扩展《新音乐报》一事赴维也纳时,舒曼发现了舒伯特《C大调第九交响曲》的遗稿,带回莱比锡,由门德尔松指挥首演。他与克拉拉的婚事诉诸法律后,于1840年终成眷属。爱情获胜的喜悦,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创作热情异常高涨,仅1840年这一年,他就写了著名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妇女的爱情与生活》与歌曲138首,舒曼自称这一年为“歌曲年”。1841年,在克拉拉的勉励下,转向管弦乐的创作,创作了第一交响曲《春天》。1842年与克拉拉一起研究海顿和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曲,致力于室内乐的创作。1843年任门德尔松创办的莱比锡音乐院的作曲和钢琴教授。1844年抑郁症加剧,在哈尔茨山疗养无效,于同年12月迁居德累斯顿。康复后恢复了创作力。1848年爆发了欧洲中产阶级革命,舒曼热烈响应,创作了歌曲《拿起武器》《自由之歌》《黑、红、金》《英雄颂》等。1849年,舒曼创作了钢琴曲集《森林情景》等许多富于独创性和个性鲜明的音乐作品。1850年被杜赛尔多夫交响乐团聘为指挥。其间作有《第三交响曲》等作品。后因精神病的困扰,引起乐队和合唱人员的不满,不得不中途辞职。1853年与克拉拉一起赴荷兰旅行演出时,经约阿希姆的介绍与勃拉姆斯相识,并撰写了介绍勃拉姆斯的著名论文,也是他音乐评论的绝笔之作。然而病况不断恶化,1854年2月,他避过家人,只身出走,投入莱茵河,幸被渔夫救起。同年3月入波恩近郊恩德尼希的精神病院疗治,2年后于该地病逝。享年46岁。

舒曼(1810~1856)

与舒曼恋爱时的克拉拉

  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争论很久的问题,就是诗歌到底需不需要加上标点,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不一定,需要视情况而定,法律诗歌也是这样,有关的解释如下:

  诗歌的标点符号其实也是一种写作工具,有时要用,有时可不用,具体要看实际情况。

  如果并不影响诗意的表达,完全可以不用标点符号。但必须分行,因为分行已经表达了诗句之间的停顿、独立。

  当然不能不分行就一气连贯到底,造成阅读者的困难,也损害了诗歌的意境。

  有些诗体,比如阶梯诗,一加上标点符号,反而变得不好看,甚至不伦不类。

  网上思念(阶梯诗)

  

  夜哟

  渐渐深了

  今晚

  你会来吗

  久久地

  牵挂

  默默地

  守候

  我猜测

  或许

  你有事

  不能来了

  可是

  我仍然

  祈望

  有奇迹出现

  常常

  在独处时

  在脑海里

  勾勒你的形象

  往往

  在寂寞时

  回味那些

  亲昵的话语

  键盘

  谱写出

  心灵

  咏叹

  屏幕

  传递着

  网络

  情缘

  每次告别

  都有一种

  恋恋不舍

  难言的感觉

  携着思念

  带着惆怅

  不知道

  何时再相遇

  留有

  一份遗憾

  留有

  一份期盼

  心存等待

  心存希冀

  难道不是

  一种美丽

  但愿

  今夜都有梦

  相约

  在梦的路口

  假如

  我失眠了

  你呀

  会等我么

  这首诗,不用标点,谁会觉得对全诗的理解有什么困难和影响吗?不用标点,反而显得干净利落,含蓄有意味。

  再如下面的这首不加标点的诗:

  加了泪水的苹果片

  

  分别前

  送了她一个

  红色苹果型便签

  仅仅

  觉得它

  既别致又好看

  没想到

  她每天

  撕下那么一片

  认真地

  写上

  对我深深的眷念

  我问

  为啥

  这苹果片那么甜

  她说

  因为想要甜

  就用泪水加了点盐

  唉哟哟

  这样的苹果片

  再甜我怎么能下咽

  如果加上标点:

  加了泪水的苹果片

  

  分别前,

  送了她一个

  红色苹果型便签,

  仅仅,

  觉得它

  既别致又好看。

  没想到,

  她每天

  撕下那么一片,

  认真地,

  写上

  对我深深的眷念。

  我问:

  为啥

  这苹果片那么甜?

  她说:

  因为想要甜,

  就用泪水加了点盐。

  唉哟哟,(或用!)

  这样的苹果片,

  再甜我怎么能下咽!(或用……)

  全诗是不是显得很不利索,同时打破了阶梯诗的特殊结构美,感觉很不舒服。

  

  而以下这首诗,如果不加标点,有些地方就会表达不清:

  他走了

  

  是什么事,

  让他撇下你一去不归

  剩下你一个,

  在这儿偷偷地伤悲。

  

  哦,他的鞋子还留在这儿,

  不用去找,不必去追。

  他是和你开个玩笑,

  故意让你多掉几滴眼泪。

  说不定他就躲在不远,

  吃吃地偷笑你这个嗲妹妹。

  

  你干脆坏笑着离开,

  哼哼杨坤的小调《无所谓》:

  “我想我要我喜我悲,

  只见你沉默以对。

  如果那个人弥补,

  你寂寞的空位……”

  另外再加上一句:

  “无所谓,我要去酒店买醉。”

  

  不等你唱完,

  他一定会悄悄地返回。

  带着可怜的神情,

  加上满脸的惭愧。

  那时你可不能心软,

  骂他拧他捶他咬他直到他喊后悔!

  

  有时不用标点,甚至艺术效果会比使用标点更好。譬如下面这首诗:

  你我共舞

  

  在蓝色的月光下

  你我相随翩翩起舞

  

  激扬而舒缓的乐曲

  伴随着深情的悄悄话倾诉

  

  亲昵的凝望

  寄托无限的情愫

  

  多少喜怒哀怨共同品尝

  多少乐趣伴随情侣长途

  

  有什么能比这更浪漫

  有什么能挡住欢快的舞步

  

  朗朗乾坤习习清风

  惟愿你我携手朝朝暮暮

  “有什么能比这更浪漫 有什么能挡住欢快的舞步”,这两句可这样加上标点:“有什么能比这更浪漫,有什么能挡住欢快的舞步?”“有什么能比这更浪漫?有什么能挡住欢快的舞步?”“有什么能比这更浪漫?有什么能挡住欢快的舞步!”“有什么能比这更浪漫,有什么能挡住欢快的舞步!”“有什么能比这更浪漫?有什么能挡住欢快的舞步……”“有什么能比这更浪漫,有什么能挡住欢快的舞步?!”等。但我觉得还是排除所有这些用法,干脆不用任何标点,反而显得含蓄,可以任由读者体会想象。

  有些现代诗还有这样的写法,就是全篇不用标点符号,对诗句中间的停顿采用空格的办法,来代替标点。我下面的这首诗,在要停顿处空了半格位置,造成欲断还续、藕断丝连的感觉。这是我把空格也当作文字的补充写作元素,所进行的一种新的尝试。这半个空格,感觉甚至超过一个逗号的作用。不知您觉得怎么样?

  今夜,湖畔独行

  

  曾记得 那个夏夜

  淡淡的月色 微微的凉风

  

  我俩漫步在 这幽幽的湖畔

  低声笑语 传递心灵的交融

  

  短暂的沉默 无声的相视

  听到你的心 在快速悸动

  

  未曾 觉得夜的暗

  只是 觉得情的浓

  

  而今 往事已经如烟

  真切的记忆 压得有点儿沉重

  

  依然 淡淡的月色

  还是 微微的凉风

  

  月影 留在平静的湖里

  你 留在我不平静的心中

  

  总而言之,对于诗歌并无一定要加标点符号的要求。具体如何运用,我的看法是,根据诗的实际情况而定。不影响诗意,可加可不加时就不加;假如不用标点时会影响诗意的表达,或引起对诗意的误解,那就必须加上标点。

  一般来说,写作比较熟练的诗作者自己能够判断,究竟是加上标点好,还是不加好。假如一时难以判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写完后自己复读几遍,体味一下作怎样的选择,效果可以达到最佳。或者请诗友读完自己的诗再提出建议,也是一个好办法。

卢梭与法律浪漫主义谈起卢梭,人们不免想起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卢梭是个启蒙运动中的异类。启蒙高扬理性与科学的大旗,奠定了现代性的思想基础。而卢梭却象个闯入“启蒙”阵地的莽汉,要将启蒙大师们心爱的珍宝夺取打碎。卢梭痛斥“理性”,鼓吹感性与激情;否定文明与进步,高扬人的自然性。清明理性如伏尔泰,狄德罗的这些同时代启蒙大师,纷纷与卢梭划清界限,表明自己与卢梭是“天堂与地狱的分裂”。仔细考察卢梭的思想,其论述不及洛克,霍布斯精细;在现实制度中的可操作性较后者也大有逊色。卢梭真正影响人类历史是他的灵魂与气质。卢梭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哲人,一生也未摆脱“恋母情节”的纠缠,他也从不掩饰对女性的依恋与依赖。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梭具有一颗“女人心”,细腻而又善感,喜爱审美与自然:厌弃理性与功利,强权与压制。因此,一直不见容于以男性气质为主流的思想界,只有在温情脉脉的,充满女性气质的“沙龙文化”中,卢梭才找到共鸣与寄托。虽然卢梭也有批判与控述,激扬的一面,但他反对的从来都是那些充满男性气质的社会特征。“理性,强权,功利”,这都是卢梭挥舞利刃与之搏斗的东西。具有这种浪漫主义气质的人物与思想自古有之,但最早只是在文学运动中出现。通过卢梭,这种思想便与政治,社会哲学与法律思想联系在了一起。浪漫主义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标准,他更象是一种气质,一些具有类似这一气质的人被归为一类。浪漫主义气质的特点主要有○1善感性;○2激进的道德;○3“取消时间”;○4审美特征;○5追求变化;○6强烈破坏性;○7打动人心的特征;○8孤独的情感。从本质上讲,浪漫主义具有阴性特质,与女性主义的许多特征十分相似。同理,法律浪漫主义也并非一个十分确定的流派,而只是具有这种气质的法学家与法律思想的统称。他们强调用法律这种制度来改变现实,竟可能地缩短时间;相对忽视法律的统一,确定,理性与逻辑一致,而强调法律的多样性,灵活性,道德性;具有批判性与破坏性的特质。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法学家与法律流派在西方并非很多,流派如批判主义法学运动,后现代主义法学,女权主义法学运动;著名人物如萨维尼,昂格尔,弗兰克等。法律浪漫主义长期处于主流法学话语之边缘,这主要是因为现代性法律与法学思想肇始于主流启蒙主义运动,追求形式理性,统一性与确定性,逻辑上的严密自恰,并且相对独立于道德伦理等因素。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男性主义的法律,与女性主义的法律浪漫主义思想格格不入。因而,与卢梭的命运一样,法律浪漫主义在西方也是长期放逐于主流法学思想之外的边缘思想。但是,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卢梭与法律浪漫主义的命运有了另一种景况。在中国思想界,卢梭获得了远高于其他启蒙导师的地位,其思想被广泛宣传,作品几乎被全部翻译过来,尊荣备至,一时无出其右。这里面当然有用卢梭为无产阶级革命作辩护的考虑,但卢梭如此受欢迎,并非完全是政治需要可以解释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阴性文化。追求自然和谐,重感情,伦理道德,审美多于理性。这与卢梭的气质不谋而合,因此中国思想界在接受卢梭时毫无排异感,倍感亲切。同样,中国法学界在接受与卢梭气质一脉相传的法律浪漫主义时,也是顺手拈来,毫不排异。有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传统上并非是没有法律,而是“中国传统法律是女性法律传统”。因此,中国法律传统与卢梭,而不是洛克或边沁具有结构同源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我们在接受洛克,边沁时倍感艰难,与实证主义法学始终格格不入;但在接受后现代主义法学,批判主义法学时却毫无障碍。因为它们暗合于我们的“本土资源”。但是,就象西方早已开始反思法国大革命一样,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各种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狂飙突进”式运动之后,我们亦应当反思卢梭之类的浪漫主义情怀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具体在法学界,虽然我们对卢梭以及我们那温情脉脉的传统始终难以忘怀,但我们更应当清醒认识到,我们已经义无返顾地走上了法律现代化之路。现代化的法律,从其核心本质上讲,是一种确定,刚性,理性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律类型。现代性的法律,之所以呈现出这种样式,与现代工商社会日益理性化的发展分不开。现代性的法律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相对最有效的功能,它的本质特征与表现形式,正是对于现代工商社会,而不是其他社会类型,具有最大合理性。既然我们走上了现代化之路,那么现代性法律的进路我们就无法退出。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当下正处于法治秩序建构的时期,最迫切的需要是建立,而不是批判。而法律浪漫主义从本性上讲,在对现行法律秩序进行批判,甚至摧毁时作用不小;但在承载建构功能时却略显不足。当然,法律浪漫主义在批判与反思主流法学话语时自有其功能,但它不应当成为当下中国法学话语的主流。考察历史趋势与社会需要,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并非是卢梭,而是洛克与边沁。

找恋爱对象主要是心理的感觉,感觉和对方在一起放松,舒服,心情愉悦,则是选择恋爱对象的首要的标准。不管彼此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自己感觉好就是最好的答案。

很多人都是选择同行做对象,因为这样俩人之间有更多的话题,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通过工作的接触,进而可以更好的了解对方的处事能力,工作能力和为人以及人际交往等等。同行业的对象俩人聊起来也没有很多的代购,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所处的环境都是一样的,通过工作可以带动生活得很多话题。

学法律的人,基本上在思路上,他们的调理都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语言的辩解度也是最高的,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会将这些东西带到生活中来,有些人在工作中和在生活中完全是判若两人,生活中柔柔弱弱,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但在工作中是一把一的工作能手,工作能力及做事能力极为的果断高明,而有少数人工作中一般,但在生活中是一个极为干练利索的人。

所以选对象不在于对方从事什么行业,也不在于以对方的工作性质来决定他她生活中的所有,每个行业都有它具有优势的一面,也有它劣势的一面,我们相对性的来判断,而不是做绝对性的下定论,但是从很多因素可以断出,学法律的人还是有很多的优势,调理清楚,思维能力强,辩解度好。

《《依法相爱》》这部作品中两个人糖分超标,主线是律政叙事,有了严肃的律政系的对比才显的感情戏更加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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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贝多芬去世之后13年,俄国诞生了一位音乐天才。

他的名字叫做: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又译:柴科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被后世称为:十九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和“旋律大师”。中国乐迷亲切称之为“老柴”,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也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以及世界最伟大的古典音乐作曲家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至今仍然频繁的出现在舞台和多种文艺场合之中。

耳熟能详的有:《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

1840年5月7日,柴可夫斯基出生在矿山工程师兼官办冶金工厂厂长的家庭之中,在距离莫斯科1000公里的votkinsk小镇度过童年。听上去,这样的家庭与音乐没有任何联系;其实不然,柴可夫斯基从小就学习了钢琴的弹奏,而且,骨子里似有一种悲伤情绪缠绕着他;有一次他弹完钢琴后一直在哭泣,然后大声嚷道:有音乐,有音乐!但周围根本没有音乐响起,他指着自己的头说:远离我!远离我!

柴可夫斯基跟所有的音乐天才一样,很早就表现出了音乐天赋,在他1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音乐,那时还不懂得音乐理论的他,留下了一首:我的天才,我的天使,我的朋友的浪漫曲。他写这首曲子的时候是在学生时代,并不是在音乐学校而是在圣彼得堡的法学院;10岁到19岁,他在具有严格纪律和枯燥条文的法律学堂之上,竟然能够写出流畅浪漫曲调。

从法律学堂毕业之后,他得到了一个体面的工作,在司法部任职。他原本可以成为一名法律人才,得到比较好的待遇;可是,他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两年之后,21岁的他,进入到了俄罗斯音乐协会音乐学习班(1862年改建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系统的学习音乐。1863年,23岁的他,毅然决然的辞去司法部的职务,做了一名自愿献身音乐事业的音乐人。

十一年之后,柴可夫斯基完成了第一钢琴协奏曲。他带着这部乐曲,拜访了尼古拉·鲁宾斯坦(1835-1881年。俄罗斯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音乐教师,是此人说服著名波兰钢琴教育大师莱谢蒂茨基与其一起创办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在音乐老师面前,柴可夫斯基带着几分自信的弹奏起了这首协奏曲,并希望得到鲁宾斯坦的意见和建议。

开始的时候,柴可夫斯基弹奏了第一乐章,但是,鲁宾斯坦没有说一个字,没有一点评论。柴可夫斯的自尊心似乎被打击,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那是多么的愚蠢和不能容忍,一个人为他的朋友准备了食物,他的朋友吃了,但没有说一句话,说点什么吧!看在上帝的份上,即使不表扬,请发表点意见!”柴可夫斯继续写下了当时自己的心理活动:“我鼓起勇气,增强自己的耐心,一直弹奏到最后。沉默了许久之后,他(鲁宾斯坦)终于开口评价整个协奏曲,他觉得这首协奏曲完全没有价值,提出很多修改的意见”。柴可夫斯基最后写道:“我不会修改任何一个音符!”,然后义愤填膺的走人。

不仅是事业上受到挫折,在爱情和婚姻上,柴可夫斯基的运气似乎也不太好。1877年7月。27岁的柴科夫斯基和АИ米柳科娃结婚,可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合,是米柳科娃以自杀相威胁之后的被迫,柴科夫斯基为此极为痛苦,想跳河自杀却未能成功。这样的婚姻当然不幸福,米柳科娃对柴可夫斯基并不了解,因而不久二人离异。

柴可夫斯基也并不是全都不幸,他遇到了一名忠实的粉丝,并得到了友谊和经济的支援。1876年,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之间建立了通讯联系。这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安慰。梅克夫人是一位颇有文化教养的富孀,非常喜爱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两人在频繁的通信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梅克夫人从1877年开始,每年给予柴科夫斯基以优厚的经济资助,使柴科夫斯基有可能辞去音乐学院的教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音乐创作之中,解决了创作与教学之间的矛盾。同时抚慰了因不适当的婚姻带来的心灵创伤和精神负担。

从1877年开始,摆脱物质和精神束缚的柴科夫斯基,在10多年间,成为他在创作上获得辉煌成就的时期。他的第4、第5、第6交响曲,以及标题交响曲《曼弗雷德》,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玛捷帕》、《黑桃皇后》、《伊奥兰特》,舞剧《睡美人》、《胡桃夹子》、《天鹅湖》以及《小提琴协奏曲》、《意大利随想曲》、《1812序曲》以及许多浪漫曲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没有得到鲁宾斯坦认可的协奏曲,后来献给了汉斯·冯·比洛,由他带去美国。1875年10月25日,在波士顿首次演奏,之后的一个月又在俄国演奏,尼古拉·鲁宾斯坦最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首协奏曲成为音乐会上的热门曲目。音乐家基辛说他自己经常用这首曲子来试钢琴,因为开头的和弦太棒了!

莫斯科大剧院1875年委托柴可夫斯基创作《天鹅湖》,故事取材于俄罗斯古老的童话,由别吉切夫和盖里采尔编剧,是柴科夫斯基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原编导在创作上的平庸以及乐队指挥缺乏经验,致使1877年2月20日首演失败。直到1895年,此曲在彼得堡的演出,才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柴可夫斯基38岁到53岁期间,专门从事音乐创作,曾多次去西欧各国及美国旅行和演出。1893年6月,53岁的他,非常自豪的荣获了英国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这一年,好事坏事一齐来,10月28日,他在圣彼得堡亲自指挥其《第六交响曲》的首次演出。

可是,在演出9天之后,即1893年11月6日,柴可夫斯基逝世,终年53岁!

怎么会死得如此突然,到底是死于啥原因呢?

当时的官方报道:柴可夫斯基死于霍乱。

霍乱是什么病?

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19世纪是霍乱流行的世纪,从1817年到1896年,全世界共有5次大规模的霍乱暴发,流行范围从印度扩展到亚洲其他地方和欧洲,然后又进一步殃及非洲和美洲,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霍乱是在当时如同癌症一样是不可救药的;而且,死亡快,属于瘟疫,显然比癌症更可怕。即便到了现代社会,每年估计有300万~500万霍乱病例,有10万~12万人死亡。病发高峰期在夏季,能在数小时内造成腹泻脱水甚至死亡。

如果说柴可夫斯基死于霍乱,在19世纪,不算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在此后的80多年间,官方一直没有改口,坚持说他死于霍乱!

可是,质疑之声,从他死时就已经开始了,后来一直没有间断过。

质疑声音最具代表性的描绘是:“多么奇怪呀!柴可夫斯基死于霍乱;但是,人们却可以接近他的尸体,毫不阻拦!”据当时的怀疑的记者留下的记载说,柴可夫斯基死的时候,有16个人(医生护士和亲属仆人)围绕着他,最不可思议的是,在他死后还允许列队瞻仰遗容的人,低下头来亲吻这一位死于严重传染疾病的人的脸庞。他的尸体停放了两天,任人凭吊,有关当局并没有采取惯常的预防措施。

霍乱不比非典的传染性弱,死亡之后,绝不可能让任何人接触尸体的。

即便是在19世纪,这样的忌讳也是被医学界和民间普遍接受的常识。

怀疑归怀疑,人们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也不知道内幕,所以只有疑惑,没有内幕揭示。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名叫做亚历山大奥尔洛娃的女学者,从前苏联移居美国之后,根据她掌握的有关材料披露了——柴可夫斯基根本不是死于霍乱,而是死于自杀!

好好的,为什么要自杀?

从历史得知,柴可夫斯基在1893年,正是获取最高荣誉的一年。

春风得意的人会自杀么?

如果,这个自杀,不是老柴情愿的,而是被迫的,是被法庭判决的呢?!

会有这么黑暗的内幕?是什么法庭判决了这位天才作曲家死刑呢?

在西方,有一个法律术语,叫做:袋鼠法庭。

所谓袋鼠法庭,用现代人的观念来衡量,即非正规的法庭。也指私设公堂或不合法律规程和正常规范的审判。其来源有多种说法。一说此语首次以书面形式出现于淘金热时代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二说这类情形涉及澳大利亚早期的开矿或者非法侵占矿藏(jumping mining claims)事件。澳大利亚素有袋鼠之乡的称呼,因而这类诉讼与袋鼠扯上了关系。当然袋鼠法庭并不是为袋鼠而设立的司法机关。袋鼠法庭有两个类型:一种是专门歪曲法律原则和公正精神的模拟法庭游戏;另一种则是不负责任、没有权威、根本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法庭审判。法官们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充满了不可预料的变化,往往突然从一个事件迅速转向另一个事件。这样的审判往往是速战速决,可以与袋鼠非同寻常的跳跃能力媲美。最新版《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对此语的解释是:私设的公堂或非正规的法庭,多用于惩罚同伙者。

这样的“袋鼠法庭”,在欧洲比较流行。19世纪的俄罗斯也比较流行。

在信奉“正义”的某些早期法律人员的口中,“袋鼠法庭”被称为“荣誉法庭”。

据亚历山大·奥尔洛娃女学者提供和掌握的研究材料,是出席过“荣誉法庭”的一个见证人伊丽莎白·卡尔洛夫娜·亚科比提供的。她是当时俄国参议院的公诉人尼古拉·亚科比的遗孀,而尼古拉·亚科比则是柴可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帝国法学院的同班同学!

审判这位天才作曲家的“袋鼠法庭”,原来是由柴可夫斯基10到19岁之间读过书的帝国法学院毕业的部分同学组成的。这个法庭据称是半官方的机构,它于1893年判决柴可夫斯基服毒自杀。毒药是由法庭提供的!

根据当事人的叙述,法庭的组成间接涉及到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沙皇——

1893年10月28日,柴可夫斯基正在圣彼得堡亲自指挥演奏《第六交响曲:悲怆》时,一位地位显赫的贵族斯坦博克·图尔莫尔公爵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了一封发泄愤怒的控告信,信中声称柴可夫斯基腐蚀他的侄子,引诱他侄子搞同性恋。

原来,是这样的丑闻!

——这在十九世纪是绝不会被世人容忍的行为。

这封信交给了在司法界有点名望的尼古拉·亚科比,要他亲自交给沙皇。亚科比手握控告信很为难。尽管当时不少人知道作曲家在搞同性恋,但出于对他的崇拜都抱有宽容态度。亚科比知道,沙皇非常尊敬柴可夫斯基和他的音乐,如果公开这件事情不仅对于俄国,对于全世界将是一桩丑闻,也会给俄国皇室带来耻辱。因此,亚科比收到控告信后,决定组成一个“荣誉法庭”来处理这件事情。这个法庭最后由亚科比本人和另外7名原圣彼得堡帝国法学院的毕业生组成。

的确是学友们成为了柴可夫斯基的实际审判者!

1893年10月31日,在亚科比的办公室,审判小组人员会晤了柴可夫斯基,经过长达5小时的激烈争吵和辩论之后,这个“法庭”作出了要求柴氏“自杀”的判决,以挽回帝国法律学院和沙皇的面子,不因此造成丑闻性质的负面影响。估计“法庭”权衡了利弊,因为此事一旦捅出去,按照正式法庭的审判,根据当时的法律,柴氏的行为将被认为是一种犯罪,会被判处坐牢或者流放西伯利亚。如此一来,将使得国家和本人的名誉同时扫地。实质上,法庭是用体面的死亡惩罚,来换取名誉扫地的判刑惩罚。

俄国一代音乐天才,就这样死在了53岁最辉煌时刻。

如果不死,柴可夫斯基一定还会有更好的作品问世吧!

事情似乎又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后来已经没有证据了。奥尔洛娃女学者于1938年在莫斯科市外的柴可夫斯基的档案室里,看过别的一些资料,还有可以说明柴可夫斯基自杀的大量的证明材料,可是后来全都从克林档案室中不翼而飞了!

年头太长,谜案也就变成悬案;渐渐的,不为世人所知道了。

100多年之后,世人的观念发生极大转变,同性恋得到西方国家率先认可。

李安的《断臂山》在美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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