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思潮，浪漫主义作家对新文学做出哪些重要贡献

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思潮，浪漫主义作家对新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创造社，他们主要倾向于欧洲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同时也受“新浪漫主义”（包括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文学思潮的影响。开启了新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创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刊物。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同时又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后期转向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

学院派，指的是起源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而后流行于欧洲，盛及到十八、十九世纪的各个美术学院的绘画风格。学院派重视的规范，包括题材的规范、技巧的规范和艺术语言的规范。由于对规范的过分重视，结果导致程式化的产生。学院派排斥一切粗俗的艺术语言，要求高尚端庄，温文尔雅，反对激烈的个性表现，讲求理智与共性。

代表人物是法国18世纪的画家普桑，安格尔、大卫等画家也被当做是学院派的代表人物。当然，安格尔和大卫也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是学院派最后的捍卫者。

所以你的这个问题有点问题，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出现的时期是在19世纪，都是既新古典主义之后兴起的流派，而且从艺术主张上与新古典是对立的。他们并没有构成对学院派的影响，学院派最后的捍卫者们都是坚守新古典主义的营垒的画家，并没有接受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些流派在学院派们眼中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而19世纪后半期印象派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现代主义运动迅速席卷了欧洲，学院派这个流派也就随之消亡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没有来得及对它构成影响。

而新古典主义，其实遵循的就是学院派的传统，可以说大卫在绘画中融入了政治色彩，算是一点对学院派历史题材绘画的改变，而安格尔，在创作思路上则没有任何的创新，只是继续把间接画法的技术发展到一种变态的精密程度，这未必是一种好的影响。

　　凤凰涅盘》是《女神》中的代表作，也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诗篇。郭沫若堪称“五四”时代最早感受到历史转型、祖国新生、民族觉醒的时代气息的诗人，这首《凤凰涅盘》正是一首时代的颂歌。诗人把祖国比喻成凤凰，借助于对凤凰传说的改造与新阐述，诗人郑重宣告民族在“死灰中更生”纳新时代已经到来。1920年1月，《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破例以整版的篇幅连续发表这首长诗，它宣告，《凤凰涅盘》“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

　　《凤凰涅盘》是《女神》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作之一，写于五四运动高潮期。虽然，诗人当时留学日本，远离祖国，但是，凭着他满腔的爱国热忱，他同故国所保持着的密切联系，他的深厚的艺术修养，他的丰富的想像力和敏捷的才思，终于创作出了《凤凰涅盘》这样的浪漫主义杰作。他曾告诉过人们他这首诗写作的具体过程： “《凤凰涅盘》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成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那首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作战。”(《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还曾明白地告诉读者：“我的那篇《凤凰涅盘》，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革命春秋》)“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我的作诗的经过》)。

　　作品分析

　　“凤凰”，我国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吉祥之物。古籍上说：“凤凰火精，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从之。”(见《康熙字典》)最初殷民族曾将凤凰作为氏族图腾。题中的“涅盘”，不是寂灭，而是新生，是经过剧痛和死亡之后的新生；含有永生不死之意。

　　长诗由一个“小序’’和四章组成，结构缜密完整，可以说是戏剧化的诗或诗化的戏剧(有人称《凤凰涅盘》为诗剧)。郭沫若一动手创作，就显示了他诗人和戏剧家兼而有之的才能。“小序’’是一段优美的散文。诗人娓娓动听地叙述了一个富有浪漫主义和东方民族色彩的传说。这传说能立即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想象，也使《凤凰涅盘》在一种引人人胜的艺术氛围中自然而然地开始。这是诗人的一种精心的构思。

　　（一）精神特质

　　诗作运用诗剧的形式，分五个部分。题目中的“涅盘”是梵语．指佛的死亡．引申为死而复生后达到的超脱生死的境界，在本诗中则象征着民族的死后再生。

　　1．序曲

　　诗人把凤凰自焚的时间背景选在了“除夕”这一辞旧迎新的特定时刻，以“枯槁”、“消歇”的景物象征生命的枯竭，以此奠定了全诗“哀哀”的氛围。体现了凤凰对古国、对旧生活的哀恋之情，显露了时代的先驱者因袭的负荷之重，也更让人深刻感受到他们非自焚更生不可，这为下文打下了坚实的感情基础。

　　“序曲”，诗人以第三人称的笔法为我们展示了凤凰准备自焚的情景。一方面凤凰生活其间的山河“浩茫”、“阴莽”、“凛冽”，醴泉干涸，万物枯槁；另一方面，凤凰却在为自焚而忙碌：在“火光熊熊，香气弥漫”之中，“低昂、悲壮”地“起舞”、“歌唱”，准备经受一次 “死”而后生的严峻考验。这种阴暗中透出亮色、凄凉中显出雄伟的景象，有声有色地写出了凤凰涅盘前的悲壮情绪和大无畏的精神。诗人在“序曲”中，以整饬的诗句(内涵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对仗、韵律的艺术特点)，古朴的语言，具体而细致的描绘，加上选择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的辞旧迎新的“除夕将近的夜晚”，以及我们民族传说中的“丹穴山”，创造了一种意境，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透过它，我们不难看出，古老的中华民族，在五四运动以前，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践踏，蒙上了一层腐朽、衰败的尘垢；只有经过一场革命烈火的洗礼，才能重现光辉。诗的象征意义就这样蕴含在诗的意境之中。从整体上看这首很现代化的诗，在这里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序曲”的结尾出现了一群与凤凰相对立的、“自天外飞来观葬”的“凡鸟”，诗人巧妙地揭示了整个矛盾冲突的端倪，也为后面“群鸟歌”埋下了伏笔。这是诗人构思精妙的又一表现。

　　2．主曲

　　“凤歌”、“凰歌”和“凤凰同歌”是长诗的第二章，也是全诗的主曲。诗人以第一人称的代言体，使矛盾冲突通过独白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凤歌》是对命运的诅咒，凌厉、粗犷、悲壮，充满着愤激和反抗。“凤”既坚强，又冷静理智。他正视现实，深深地感到旧世界“冷酷”、“黑暗”与 “腥秽”。“凤歌”采用屈原《天问》的表达方式对宇宙和人生的奥秘提出了种种疑问。同追问关于宇宙与人类起源一类的本原问题一样，每一个大时代的开端都以重新构建价值体系为先声，都要一遍遍地思考宇宙的起源和人生的意义所在这些本原性命题。压抑不住的求知欲望和对真理的探索，就这样与冷酷的、悲怆的现实构成了尖锐的矛盾。

　　《凤歌》的第二段表达了“五四”时代的“天问”。诗人再生屈原的神魂，注入世界优秀文化的乳汁。铮铮宣告中华民族的更生。这里，不再有屈原当年的无奈，而是充溢着凤凰王者般的神圣、“目空一切”的气魄、打破一切旧套死后再生的勇气与决心。抒情主人公捶胸顿足地叩问天地、大海，但是，天亦好，地亦好，海洋亦好，都没有也不可能回答。这一段表达了先驱者的无助与孤独，突出了旧的世界的腐朽。在诗中，诗人警示世人：“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就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旧世界的可怕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阴秽腐朽，更在于它有着极其强大的同化力。从而进一步表现出凤与这个世界决绝的信念。

　　接着，诗人从东南西北的空间角度表达了一种无归宿感。这里“东西南北”并非方位上的确指，而是互文。这时要表达的意思是宇宙中四处都是 “屠场”、”囚牢”、坟墓”、“地狱”没有一块净土。表达了对阴秽与黑暗的旧世界的否定。

　　“凤歌”排山倒海，势如破竹，诗人将生活、时代的问题拉阖到一个广博的背景——宇宙来，气势宏大。从宏观上、整体上揭露和诅咒旧世界，也多少表露了诗人内心一种探求真理而不可得的苦闷。

　　“凰歌”，细腻、低抑、真切。在“凰歌”中，诗人充分发挥了比喻这种手法的妙用。诗人将凤凰的处境比作茫茫大海中前不见灯台、后不见海岸的一叶“孤舟”，这孤舟“帆已破，樯已断，楫已飘流，柁已腐烂”，而且驾驭这孤舟的是疲倦的呻唤中的“舟子”。又将凤凰“缥缈的浮生”比作“黑夜里的酣梦”，“睡眠当中的一刹那的风烟”。一切旧传统、旧束缚以及自身内一切因袭的影响，被诗人强烈地诅咒为“环绕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贯串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从这一系列艺术形象所构成的画面中，人们不难体味出：旧中国黑暗腐朽到了何种程度，人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已失去了应有价值；烧毁旧中国、旧我，创造新中国、新我，已经刻不容缓。“凰歌”着重从历史的回顾和切身的经历中，进一步揭露和控诉旧世界。“凰”悲叹“五百年来”生活中的“羞辱”和 “污浊”，眼泪“倾泻如瀑”，“淋漓如烛”。她深感自己的处境苦痛、险恶，不由得呼天问地，发人深思地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这缥缈的浮生，到底要向哪儿安宿’’探求人生“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究竟在哪里？她很自然地追忆自己青年时代曾有过的 “新鲜、甘美、光华、欢爱”。这种对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传统的缅怀，既是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的有力揭露，更是对未来的热切渴望。因此，尽管现实“只剩下些悲哀、烦恼、寂寥、衰败”，尽管凰也有人生如梦的淡淡悲凉，但可贵的是她并不悲观、颓丧。在这“涅盘”的庄严时刻，她感到“一切都已去了，一切都要去了”。一场熊熊的圣火，将烧毁旧世界，而自己也将得到永生不死。

　　如果说，《凤歌》是对外在世界的质问和诅咒，那么《凰歌》则是自我解剖。从历史和时间角度表达无法“安宿”的缥缈感。“缥缈的浮生”，在本章前三段中重复出现三次，刻意强调没有归宿的感觉。

　　凰以“孤舟”比喻个体生命，一连串意象都是从“孤舟”上衍生开来。诗人写出了一种绝境，没有方向的、破烂不堪的小舟，倦了的舟子，都进一步加强着“浮生缥缈”的感觉。接着，诗人从周围的环境入手，对先驱者做了一个定位，“我们只是这睡眠中的，一刹那的风烟！”这“风烟“要将周边的睡眠唤醒是何等的困难啊！在此诗人勇敢地剖析了更生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失败以及先行者面对强大黑暗的孤寂和悲怆。

　　至此，诗人借助“凰”的歌吟，对身边的宇宙做了总结性的描绘：“环绕”表现空间里充斥行尸，“贯串”突出时间历程中满是走肉。

　　《凰歌》末段以对逝去了的“年青时候”的追恋反衬现实中的绝望。四个“哪儿去了”的质问，答以七个斩钉截铁的“去了”，义无反顾，坚定决绝。

　　“凤”和“凰”的个性色彩尽管不一样，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都是诅咒黑暗追求光明的歌，都是内在美好愿望与外在肮脏现实，内在的美好追求与因袭重担之间猛烈撞击时进发的电闪雷鸣。这是五四前夕中国典型的时代气氛，这是包括诗人在内五四青年一代沸腾燃烧着的激愤感情以及自我解剖精神的体现。

　　《凤凰同歌》简短有力，以不规范的句式，表现了凤凰与“身外的一切”、“身内的一切”——旧我分手的坚决果敢的情绪。把死亡表现得超凡脱俗，悲壮得令人心神悸动。

　　总之，三段主曲气魄宏大，无论是捶胸顿足的否定世界，还是珠泪涟涟地解剖自我，都体现出了五四时代特有的否定精神，一是对恶劣命运、旧中国的否定，二是对在现实中可能产生的麻木情绪的强烈否定。

　　3．变奏曲

　　“群鸟歌”写得相当精彩。这一章一共六节，每一节都是四行；第一句都以“哈哈”开头，口气轻佻，如同小丑，富有讽刺意味；而前三行诗句完全相同，勾勒了“群鸟”共同的幸灾乐祸的卑劣心理和形而上学的思想。“群鸟”只知道凤凰的“死”，不愿也不可能知道凤凰在火中得到新生，比以前更加华美。因而它们对凤凰的嘲笑，也就变成了一种很可笑的自嘲。第四行诗，一语破的，道出了它们各自的个性特点：黩武、专横、狡猾的本质和世故、奴性与驯民的思想。这一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描写，使得这一章诗同样含着哲理的意蕴。“群鸟”在诗人讽刺的笔触下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们实际上是在我国五四运动这一伟大变革到来时，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客、官僚、驯民、奴才和无耻文人。正如雨果所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论文学》)诗人以鲜明的爱憎、独特的艺术构思，刻画了“群鸟”的反面形象，揭露了它们的灵魂，鞭挞了它们的丑态，这亦反衬出了凤凰的坚贞华美的高尚品质。从戏剧角度看“群鸟歌”使矛盾冲突外在化、具体化，这一发展到没有丝毫调和余地的矛盾冲突如何解决呢？这是长诗形象完整性和思想深刻性的关键。

　　这是凤凰将死未生之际的小插曲。序曲末段明示“一群的凡鸟”，可见群鸟是庸众的象征。在“群”和“个体”的对立中凸现了先驱者的孤独。这一部分，每段歌词格式都相同，仅有最后一句不同，由此也可见群鸟人云亦云没有个性。此段与上下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是谐谑的变奏，庄严与无耻，高尚与卑微，美与丑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既是对现实庸众的嘲讽，又写出了“个”所面对的巨大压力。与前文的“风烟”，形成了有机的呼应。

　　4、高潮曲

　　重点词语解读：

　　“鸡鸣”意味新生力量必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所以风凰更生了。光明、宇宙也更生了。“昕潮”、“春潮”、“生潮”代表了“生”的主调．是风凰更生的前奏。

　　“凤凰更生歌”是全诗的高潮。这一章包括“鸡鸣”和“凤凰和鸣”两部分。“鸡鸣”在全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一唱雄鸡天下白”，“鸡鸣”宣告新的光明的到来，新的“宇宙”、“凤凰”的诞生。“鸡鸣”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片生机盎然、万象更新的景象。这是“凤凰和鸣”的典型环境，亦是诗人心目中经过五四革命烈火洗礼后的中华民族的形象体现。

　　新生的“凤凰”，尽情地“翱翔”、“欢唱”。“凤凰和鸣”中的每一节诗都排比重叠，回环反复；诗句简短有力，节奏轻快，如同欢乐的圆舞曲。诗人饱含激情地赞扬了烈火中更生的“凤凰”比以前更为华美。全诗在一切都十分和谐和光彩夺目的景象中，在凤凰翩翩起舞、引吭高歌的喜剧氛围中结束。 1921年《女神》初版中，《凤凰涅盘》的副题就是“‘菲尼克司’的科美体”，即“菲尼克司”(凤凰)的“喜剧”。是的，这的确是一曲壮美的喜剧。

　　郭沫若在“凤凰更生歌”中反复地咏唱：“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这里，“一切的一”是指众生推至个人，“一的一切”是指个人遍及众生，即凤凰与众生融为一体，我和你、他，都融为一体，统统更生了。“一切的一”也指万类推至个体，“一的一切”也指个体遍及万类，即无论在何种美好的境界里，都有着我存在，而我身上也具备着所有这些(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热诚、挚爱、欢乐、和谐、生动、自由、雄浑、悠久)“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操。可以看出，这里有“泛神论”思想的痕迹。但“泛神论”在这里已成了郭沫若通向全新的理想社会的“一座桥梁”了。诚然，诗人从个性彻底解放思想出发的理想社会带有朦胧的特点，带有“物我无间”的无差别境界的唯心色彩，这是远在日本留学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郭沫若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但在黑暗腐败的旧中国，他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预言了新中国的诞生，给人以美好的希望、胜利的信心，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凤凰涅檠》的结局，光明的中国代替黑暗的中国，美好的事物经过烈火的锻炼更加美好，充分显示出郭沫若惊人的思想深度，即彻底革命的观点和朴素辩证法思想。这是同时代诗人无法与之并比的，是郭沫若虽然不是第一个写新诗的人，却成为新诗开拓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更生歌》集中体现“五四”时期“泛神论”的思想。“泛神论”流行于16世到18世纪的西欧，主张神即自然界，“神”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中。郭沫若概括为“泛神就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并推导出“我即是神”的观点。“一切的一”中的“一”便指大自然普泛的本体 (神)，“一的一切”中的“一切”指由“一”的本体衍生出的自然万物。这一段表达了一切都融为一体，物我无间的生命与万物的大和谐境界。

　　“火”象征着给一切带来新生的时代精神，像“神”一样在人类和自然万物中无所不在。

　　“凤凰和鸣”的大量反复，给人以震撼力，这是无法压抑的情感喷发的高潮。特别在放声朗读时，会有这种感觉，会有一泻千里的爽快。诗人也说：“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指本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诗语的定型反复，是受华格讷歌剧的影响，是在企图着诗歌的音乐化，但由精神病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灵感’吧”

　　于是，诗人以百余行的篇幅分别礼赞了“光明”、“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雄浑”、“生动”、“自由”、“恍惚”、“神秘”、“悠久”等反映时代精神的范畴。每段格式相同，仅在固定位置替换上不同的中心词汇，一唱三叹，反复无穷，是民族新生的时代颂歌．给人一气呵成之感。“欢唱”使人想起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结尾的大型合唱“欢乐颂”，反映了“五四”时代没有一点儿阴影的大欢乐和新生感。

　　这首诗创作的年代(1920年)正是五四运动波澜壮阔的时候，郭沫若正是借助于《凤凰涅盘》写作，使“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因而诗人称：“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凤凰涅盘》正走这种狂放的激情的产物，它的奔放的想象、纵横捭阖的气势以及高超的艺术感染力，都源于诗人个体的郁积与民族的郁积汇合在一起，最终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

　　但是诗人并不是一味地喧嚣和浮躁。此诗的几个部分充分体现了诗人在总体构思上对诗歌的调子和节奏的控制。类似于交响乐的几个乐章，从快板、轻柔的柔板、小步舞曲到进行曲的几种调子的转换和交织，使整首诗舒缓跌宕，起伏有致，并为最终的大合唱做好了完美的准备。

　　《凤凰涅盘》是历史青春期的颂歌，它反映了一个青春的时代，同时它也只能产生于那个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的“欢乐颂”是任何诗人包括他自己都无法再重复的。所以，八年后在收入《沫若诗集》时，诗人自己曾对《凤凰更生歌》作了较大的删削，文字固然简练了许多，节奏也流畅了，但那种一发而不可收的压倒一切的气势也丧失殆尽，艺术感染效果反而不如初稿。

　　（二）《凤凰涅盘》的艺术特征

　　《凤凰涅盘》是新诗史上第一首杰出的浪漫主义抒情长诗。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1浪漫主义特征

　　（1）神话传说的运用

　　作者既在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代表着纯洁、高尚、美丽的凤凰形象中找到了恰当的喻体，又吸收了阿拉伯古老神话传说中“菲尼克司”满500岁自焚更生这一喻体的框架。两个民族的神话传说中的形象，经过诗人的再创造，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好象征，启迪他创造新的艺术世界。

　　（2）丰富的想象与夸张的形象和语言，大大增强了此诗的浪漫主义色彩。

　　想象与夸张摆脱了对生活原型的依赖，似乎呈现了一种不合理性，但更强烈地显示了生活的本质，融入诗人感情色彩的真实性，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如作品中对于宇宙的夸张的描绘：“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表达了诗人对黑暗中国的愤怒和诅咒的感情。

　　（3）多元化地吸取中外艺术养分并进行融汇创造，形成了一种壮美雄丽的浪漫艺术风格。

　　《凤凰涅盘》以其雄放的姿态独步五四诗坛，以其浑厚高昂的歌声震动中外，不仅内容上完全崭新，体现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而且适应内容需要，创造了一种现代化的自由诗体，创造了一种壮美雄丽的艺术风格。

　　在作品中，有歌德诗剧中的庄严，有瓦格纳音乐中的华丽，惠特曼抒情诗中的雄放，海涅歌声中的柔婉，庄子散文中的汪洋恣肆，屈原骚体中的流动和对比。在这广泛的吸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人继承了屈原《离骚》、《九歌》所代表的悲婉豪放的美学传统，为新诗的风格开拓了一条悲壮豪放的美学之路。郭沫若对于我国古典诗歌的造诣是很深的，尤其喜爱屈原、李白、苏轼等人的浪漫主义诗词。我们从“凤歌”中，就明显地看到郭沫若受到屈原《天问》的启发。他当时在日本留学，也受到欧美著名诗人的影响，“凤歌”和“凰歌”特别明显地表现了惠特曼式的火山爆发般的激情。但是，他并不拘泥因循我国古代和外国某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而是兼采众长，自铸新词。

　　统观全诗，我们不难发现，他不因激情汹涌彭湃而像惠特曼《草叶集》那样过于狂放散漫；相反它却显得十分典雅谨严：结构浑然天成，布局恰到好处，音韵铿锵流畅，节奏有张有弛，甚至连每个段落都写得十分整齐，很容易使人想到我国古代五、七言诗和民歌，想到歌德、海涅的某些诗作。郭沫若自己曾说过：“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的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令我满意。”(《三叶集》)又说，雄丽的巨制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罕见。《凤凰涅盘》这种具备壮美雄丽艺术风格的自由体新诗，是郭沫若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新诗史上的全新创造。宗白华先生当时在致郭沫若的信中称赞：“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诗味甚浓。不像现在有许多新诗一读过便索然无味了。所以白话诗尤其重在思想意境及真实的情绪。”(《三叶集》)

　　2《凤凰涅盘》壮美雄丽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诗的语言分不开的。

　　“凤歌”、“凰歌”中，诗人选择了“铁、漆、血”这些闭口音的词和 “悲哀、烦恼、寂寥、衰败”这些词义相近的词，揭示了“凤凰”的内心世界，抒发了诅咒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和与之告别的强烈情感，唱出了更生前的“凤凰”悲壮沉痛的情绪。当我们读到更生后的“凤凰”的歌唱的时候，诗中出现的是“欢唱”、“翱翔”，是“新鲜、净朗、华美、芬芳”。这些开口音和词义美好的词语，整个儿地造成一种高昂、热烈与和谐的情调。新世界的美好光明与旧世界的黑暗丑恶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生的“凤凰”对新的中国的高昂歌唱与新生前对旧中国的悲痛控诉在诗中做了遥相呼应。这样，便有力地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憎与变革的理想，形成了一种既雄壮又华美的艺术风格。